在《死於威尼斯》中，激|情導致了那一切曾使古斯塔夫·馮·阿辛巴赫顯得出類拔萃的品質的崩潰——他的理智、他的自製以及他的講究。隨後，疾病進一步削弱了他的這些品質。在小說末尾，阿辛巴赫徒然剩下一重身份，即成了霍亂的又一個受害者，他的最終的墮落，正表現在他居然屈服於這種為害當時眾多威尼斯人的疾病。但當《魔山》中漢斯·卡斯托普被發現染上結核病時，卻被認為是一種人格提升。漢斯的病將會使他變得比他以前任何時候都更為出類拔萃，更加善解人意。在前一部小說中，疾病（霍亂）是對暗戀之愛的懲罰，在後一部小說中，疾病（結核病）則成了愛的表達。霍亂是一種致命的疾病，回過頭來看，它使複雜的自我簡單化了，把自我降格為對帶病環境的屈服。而結核病卻使人有個性，使人從容地面對這一環境。

正如霍亂病人死後的情景，過去，在結核病人死後，作為一種慣例，常常要焚燒死者的衣服和其他一些物品。「那些野蠻的義大利人差不多快乾完他們魔鬼般的勾當了，」在濟慈死於西班牙廣場附近那個小房間里后兩個星期，他的友伴約瑟夫·瑟文於一八二一年三月六日從羅馬寫信說：「他們燒掉了全部的傢具——現在他們正在刮牆皮——換新窗子——新門——甚至換新地板。」然而，結核病之所以令人感到恐怖，不僅在於它像霍亂一樣是一種傳染病，還在於它似乎是https://ｒｅａｄ•９９ｃｓw.com一種隨意而為、不可理喻的「污染」。人們寧可相信結核病是遺傳的（想想吧，濟慈一家、勃朗特一家、愛默生一家、梭羅一家和特羅洛普一家反覆出現結核病），也寧可相信結核病顯示出結核病患者具有某種與眾不同的特別之處。以類似的方式，人們舉出證據說，存在著易患癌症的家庭，癌症中可能存在著一種遺傳因素，而全然不顧這一信條，即嚴格說來，癌症是一種能夠侵襲任何一個人的疾病。染上霍亂或斑疹傷寒的人不會問：「為什麼是我？」然而，「為什麼是我？」（其含義是「這不公平」）這個問題，卻是眾多得知自己患上了癌症的人提出的問題。

就前現代對疾病的看法而言，人格的作用被局限於患者患病之後的行為。像任何一種極端的處境一樣，令人恐懼的疾病也把人的好品性和壞品性統統都暴露出來了。然而，對流行病的常見的描述，側重於疾病對人格的毀滅性影響。史家們越是不受這種先入之見的左右，即疾病是對邪惡的懲罰，那他的描述就越發有可能濃墨重彩於該流行病的擴散所昭示出來的那種道德腐敗。即便該流行病不被認為是上天對某個群體的審判，但只要從結果一路追溯到源頭，它勢必就變成了上天對該群體的一種審判，似乎它啟動了道德和風尚的不可阻擋的崩潰。修昔底德談到公元前四三〇年雅典爆發的鼠疫如何造九-九-藏-書成了混亂和無法無天（「及時行樂的作風取代了榮譽感與得體的舉止」），又如何腐化了語言本身。薄伽丘對一三四八年大鼠疫的描述——見《十日談》前幾頁——所持的觀點不外乎是：佛羅倫薩的公民們行為太不檢點。

曾使結核病顯得如此有趣——或如通常表述的那樣，如此浪漫——的東西，同時也使結核病成了一道符咒，一種奇特恐懼的來源。與過去那些波及感染區每一個成員的大流行病（腺鼠疫、斑疹傷寒、霍亂）比起來，結核病被認為是這麼一種疾病，它使患者與其區社隔離開來。無論結核病的發病率在人口中有多高，結核病——如當今之癌症——都似乎總是個人的一種神秘疾病，是一支可以射中任何一個人的致命的箭，它一個接一個地挑選出犧牲品。

與這種描繪在流行病引發的驚恐中忠誠和愛情如何分崩離析的充滿輕蔑意味的文字不同，有關現代疾病的描述——在這類描述中，上天的審判落在了個人頭上，而不是整個社會的頭上——似乎過於忽視這一事實，即人們是多麼可憐地被告知他們將不久於人世。致命的疾病一直總是被視為一種對道德人格的考驗，但在十九世紀，誰都極不情願讓誰通不過這種考驗。那些有德之人在滑入死亡之路時只是變得更加有德而已。這已成為小說中描繪結核病患者的死亡時採用的慣例，與之相配套，是對結核病的鍥而不捨的靈性化，以及對結read.99csw.com核病的恐怖景象的感傷化。結核病為那些道德沉淪者提供了一種獲得救贖的死法，如《悲慘世界》中的年輕妓|女芳汀，或者為那些有德之人提供了一種獻身的死法，如塞爾瑪·拉格勒夫《幽靈戰車》中的女主人公。甚至那些極有德行的人，當染上這種疾病而命在旦夕時，他們的道德境界就飛升到了新的高度。在《湯姆叔叔的小屋》中，小愛娃在她生命最後的幾天里懇求她的父親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釋放他的奴隸。在《鴿翼》中，米莉·希爾一旦獲悉她的追求者原來是一個財產追逐者后，就立了一份遺囑，寫明把財產留給他，隨後就撒手人寰了。《董貝父子》中說：「從某種潛在的、自己還不十分明了——如果說不是全然不解的話——的情理中，［保羅］感覺到，他對那兒幾乎所有的物和人，都萌生出了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溫情衝動。」

在十九世紀的疾病中，梅毒是另一種聲名狼藉的病災，它一點也不神秘。感染梅毒，是一個可預測到的後果，通常是與梅毒攜帶者發生性關係所致。因此，在所有那些附著于梅毒之上的充滿犯罪感的性污染幻象中，不存在一種獨特的被認為特別容易感染該病的人格類型（如結核病曾經被認為的那樣和癌症當今被認為的那樣）。梅毒人格類型是指那些已染梅毒的人（易卜生《群鬼》中的奧斯瓦爾德，《浮士德博士》中的阿德里安·勒菲昆恩），而不是那些有可能感染的人。梅reａd.９９ｃsw.coｍ毒起著一種天罰的作用，它意味著（對不正當的性關係和嫖妓行為的）一種道德評判，而不是心理評判。結核病這種曾經一度如此神秘的疾病——正如當今癌症之神秘——卻令人想到要對該疾病作更深刻的評判，既是道德評判，又是心理評判。

一個人的心靈背叛了他的肉體。「我的頭和肺在我不知曉的情況下達成了一個協議。」卡夫卡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致馬克斯·勃洛德的信中談到自己的結核病時說。或者，一個人的肉體背叛了他的情感，如托馬斯·曼後期的小說《黑天鵝》中那個上了年紀的女主人公，她天真地愛上了一個年輕人，錯把實際上是癌症這種絕症癥狀的大出血當作了月經的重新來臨。肉體的這種背叛，被認為有其自身的內在邏輯。弗洛伊德「開口講話時……顯得很漂亮」，威爾海姆·賴希回憶道，「可後來，正是在這個部位，在他的嘴部，癌症擊中了他。我對癌症的興趣也正始於此。」這種興趣，使賴希就致命性疾病與受該疾病羞辱的患者的人格之間的聯繫，提出了自己的一種看法。

不管結核病如何被歸因於貧窮和不健康的環境，人們仍然認為，要感染結核病，某種內在的癖性是不可或缺的。醫生們和門外漢們都深信存在著一種結核病性格類型的人——正如當今人們深信存在著一種易患癌症的性格類型，這種看法遠非局限於民間迷信，它以最先進的醫學思想的面目出現。與當代那種據認為https://read.99csw.com易患癌症的性格類型的怪物——那些不動感情、克制和壓抑的人——比起來，十九世紀的想象力所揮之不去的那種易患結核病的性格類型，是一種由兩種不同的幻象混合而成的混合體：這種類型的人既充滿激|情，又感到壓抑。

古代世界對疾病的思考，大多把疾病當作上天降罪的工具。這種上天的審判，要麼降臨於一個群體（在《伊利亞特》第一部中，阿波羅為懲罰阿伽門農誘拐克萊斯的女兒而讓阿凱亞人染上鼠疫；在《俄狄浦斯王》中，因底比斯國王所犯罪行，鼠疫席捲了底比斯王國），要麼降臨于某個單獨的人（菲羅克忒忒斯的腳部惡臭的傷口）。而為現代幻象所包圍的那些疾病——結核病和癌症——則被視為自我審判的一種形式，自我背叛的一種形式。

對那些不被這麼感傷地加以描繪的人物來說，疾病被看作是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最終行善的機會。至少，疾病的不幸能夠擦亮人的眼睛，使他看清一生中的種種自欺和人格的失敗。伊凡·伊里奇用謊言來掩蓋他的沉痾——他患了癌症，卻對妻兒隻字不提——而這些謊言使他意識到他整個的一生無非是一個大謊；在他彌留之際，平生第一次，他變得誠實了。黑澤明的電影《生之欲》（一九五二）中，那個年屆六旬的公務員在獲悉自己的胃癌已到晚期后，辭去了工作，投身到鄰近一個貧民窟的事業，反對他曾為之效勞的衙門。只有一年可活了，渡邊想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想擺脫平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