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中，疾病是以上天的懲罰、魔鬼附體以及天災的面目出現的。對古希臘人來說，疾病要麼是無緣無故的，要麼就是受了報應（或因個人的某個過read.99csw.com失，或因群體的某樁罪過，或因祖先的某起犯罪）。隨著賦予疾病（正如賦予其他任何事情）更多道德含義的基督教時代的來臨，在疾病與「受難」之間漸漸形成了一種更緊密的關聯。把疾病視為懲罰的觀點衍生出疾病是一種特別適當而又公正的懲罰的觀點。亨利森《克萊西德的遺囑》中的克萊西德的麻風病以及《危險的關係》中的德·梅托耶夫人的天花，都暴露出了美麗的撒謊者的真實面目——一種最不經意的顯露。

不再把疾病視為對那種客觀存在的道德人格的應有的懲罰，而把它當作內在自我的發泄，這看起來似乎不那麼有道學氣。但結果卻證明，這種看法有同等的道學氣和懲戒性，甚至有過之。那種認為疾病是人格之表達的浪漫觀點，不可避免地與那兩種現代疾病（過去的結核病，現在的癌症）一起被引申開去，從而斷定人格可以誘發疾病——這是因為，人格沒有向外表達自己。激|情由此轉向內部，驚擾和妨礙了最幽深處的細胞。

早期浪漫派想以超出他人的更強烈的渴念，以及對渴念的渴念，來尋求優越感。那些無力去把這些充滿活力和健全衝動的理想化為現實的人，被認為是結核病的理想人選。當代浪漫主義卻信奉與此相反的信條——即，他人才是有強烈渴念的人，而自己（這些敘事作品總是以第一人稱出現）則少有渴念，或乾脆全無渴念。那種不動感情的現代浪漫自我，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小說中有其先驅者（萊蒙托夫《當代英雄》中的畢巧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的斯塔夫羅金）；不過，這些先驅者仍然還是英雄——率性魯莽，心有塊壘，自暴自棄，為自己感覺的無能而痛苦（甚至他們那些陰鬱的、僅僅耽於自我感覺的後裔們，如薩特《噁心》中的羅昆廷和加繆《局外人》中的默而索，也似乎困惑于自己的感覺無能）。充斥於美國當代小說中的那種處世消極、九-九-藏-書情感漠然的反英雄形象，是刻板乏味的人，或者是耽於淫樂而又無情的人；他們不自暴自棄，而是謹小慎微；既不情緒波動，不魯莽衝動，也不殘酷無情，他們只不過與世疏離罷了。依據當代有關癌症的神話，他們是癌症的理想人選。

在十九世紀，疾病之適於患者人格如同懲罰之適於罪犯的觀點，被疾病乃人格之顯現的觀點所取代。疾病會受到意志的挑戰。「意志顯示自身為有機體，」叔本華寫道，但他否認意志本身會出問題。要從疾病中康復，就得依靠意志，意志「為了收復［身體的］反叛勢力而獲得了專橫的力量」。比叔本華早一代，有一位名叫比夏的偉大的醫生，他曾採用過類似的意象，把健康比作「諸器官的平靜狀態」，而疾病則是「諸器官的反叛」。疾病是通過身體說出的話，是一種用來戲劇性地表達內心情狀的語言：是一種自我表達。格羅德克把疾病描繪成「一種象徵，一種內部發生的事態的外現，是那個『它』上演的一場戲劇……」https://read.99csw.com

結核病人或許可能是一個反叛者或一個不適應社會的人；癌症人格則被以簡單得多的方式加以看待，而且帶著居高臨下的憐憫意味，人們將其視為生活的一個失敗者。拿破崙、尤里西斯·S·格蘭特、羅伯特·A·塔夫特和休伯特·漢弗萊都患有癌症，其患病原因被診斷為政治上的失敗和鴻鵠之志的委頓。而對那些雖死於癌症卻較難歸類于失敗者行列的人，如弗洛伊德和維特根斯坦，則有另外一種診斷法，說他們患上癌症，是對他們終生否棄本能的那些行為施加的可怕懲罰（幾乎沒有人想得起蘭波也死於癌症）。與此形成對比的是，那種偏愛濟慈、愛倫·坡、契訶夫、西蒙娜·韋伊、艾米莉·勃朗特和讓·維戈的疾病，則既被當作神明的顯現，又被當作對失敗的裁決。

當過度的情感得到肯定時，它們就不再被類比為一種可怕九-九-藏-書的疾病——那樣類比，是為了貶低它們。相反，疾病被看作是豐富情感的表達。結核病是這麼一種疾病，它使強烈的慾望表露無遺；不管結核病患者自己是否情願，結核病都顯露出患者自己不願表露出的東西。人們不再在溫和的情感與過於強烈的情感之間進行對比，而是在隱蔽的情感與那些被顯現出來的情感之間進行對比。疾病透露出患者本人或許都沒有意識到的那些慾望。疾病——以及患者本人——成了需要破譯的對象。這些隱蔽的慾望現在被看作是疾病的誘發因素。「欲而不為，疫疾生焉，」布萊克寫道——此為其大胆放肆之《地獄箴言》中之一則。

根據前現代有關均衡人格的理想，情感發泄理當有所節制。行為與行為的潛在不節制性之間，存在著界限。因而，當康德把癌症當作修辭手段使用時，癌症就似乎變成了情感過度的一個隱喻。「對純粹實踐理性來說，激|情無異於癌症，而且通常無可救藥，」康德在《人類學》（一七九八）中寫道，並補充說，「激|情是……不幸的情態，它孕育出眾多的邪惡。」這使人聯想到古代在癌症與妊娠之間建立的那種隱喻性關聯。當康德把激|情（這就是說，極端的情感）比作癌症時，他無疑利用了前現代有關這種疾病的看法以及浪漫派出現前對激|情的一種評價。不久，人們將以肯定得多的方式看待激烈的情感。「世上再也沒有誰像愛彌爾那樣不善於掩飾自己的情感，」盧梭說——他把這句話當作一句讚美之辭。

「病人自己創造了自己的病，」格羅德克寫道，「他就是該疾病的病因，我們用不著從別處尋找病因。」「桿菌」在格羅德克所開列的那份純粹「外在病因」的名錄中高居首位——隨後是「寒冷、暴食、暴飲、勞作以及其他種種病因」。他堅持認為，「正因為察看我們的內部會引起不快」，所以醫生們情願「以預防、消毒等方式來對付外部病因」，而不正九*九*藏*書視那些真正的、內在的病因。卡爾·梅寧格最近表述道：「疾病之誘因，部分來自外界對患者的影響，但更多地則來自患者對待世界的方式，來自他對待自己的方式……」這種荒謬而又危險的觀點試圖把患病的責任歸之於患者本人，不僅削弱了患者對可能行之有效的醫療知識的理解力，而且暗中誤導了患者，使其不去接受這種治療。據認為，治療主要取決於患者的自愛能力，這種自愛能力已經受了痛苦的考驗，或已遭到了削弱。凱瑟琳·曼斯菲爾德於一九二三年去世前一年，在《日記》中寫道：

不論是有關結核病的神話，還是當今有關癌症的神話，全都認定患者自己對患上疾病負有責任。不過癌症意象更具懲罰性。考慮到存在著藉以判斷人格與疾病的那些帶有羅曼蒂克意味的價值，那麼，患上一種據認為是因激|情太多而導致的疾病，還有一些榮耀可言。然而，對一種據認為源自情感壓抑的疾病而言，通常就只剩下恥辱了——這種輕蔑感，在格羅德克、賴希以及那些受他們影響的眾多著作家的觀點中屢見不鮮。那種把癌症當作是因表達無能而患上的一種疾病的觀點，把罪咎歸之於癌症患者；它聊表同情之心，卻也同時傳達出輕蔑之意。在奧登寫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一首詩里，有一位吉小姐，她「從那對恩愛夫妻身邊走過」，「躲開自己的目光」。接下去的詩句是：

曼斯菲爾德不僅認為「自我」是致使她罹病的病因，而且認為，只要她能治好「自我」，她就有可能治好已入膏肓、毫無指望的肺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