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這類誇張的幻象經常被附著于那些作為群體性災難的流行病上。在最近的兩個世紀，那些最經常被當作邪惡之隱喻使用的疾病，是梅毒、結核病和癌症——這些疾病被想象成顯然屬於個體的疾病。

就梅毒是一種腐化道德和損害身體的傳染病而言，它在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的反猶主義的辯論言論中，變成了一個常用的比喻。威爾海姆·賴希在一九三三年指出：「對梅毒的非理性恐懼，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政治觀及其反猶主義的主要來源之一。」但儘管賴希意識到《我的奮鬥》令人厭惡地一再提到梅毒，從而把性和政治的恐懼影射到這種疾病上，他卻從未想到他自己反反覆復把癌症作為現時代的各種災禍的隱喻來使用，又把多少東西影射到了癌症上。實際上，作為隱喻，癌症可比梅毒延伸到更廣的範圍。

正如弗洛伊德有關「本能」的匱乏經濟學的理論一樣，十九世紀產生（並一直延續到我們這個世紀）的那些有關結核病的幻象，反映出早期資本主義對於積累的態度。人們那時只擁有有限的能量，得「用在刀刃上」（在十九世紀的英語俚語中，性高潮體驗被說成是「丟了」，而不是當今所說的「來了」）。能量，正如儲蓄，會因胡亂支出而耗盡、耗空或用完。身體將因此而開始「銷蝕」自身，患者將「耗盡」。

在對癌症的描述中，處於支配地位的那些隱喻事實上並不是取自經濟學，而是取自戰爭語言：每一位醫生，每一位留意的患者，全都熟悉這種軍事術語，即便他們或許不習慣這種軍事術語。於是，癌細胞不徒「增生」而已；而且，它們具有「侵犯性」（正如某本教科書所表述的那樣：「惡性腫瘤即使生長非常緩慢，也在入侵［其他身體組織］。」）。癌細胞在推行「殖民化」，從其最初所在的腫瘤，一直推進到與腫瘤相距甚遙的身體其他部分，它們先是建立一些小小的前哨（「微小轉移」），儘管這些前哨的確切位置不能被偵察到，卻肯定存在。身體的「防衛陣地」的力量不足以消滅那種已建立自己的血液供給線、由數十億破壞性細胞大軍組成的腫瘤。不管外科手術的介入如何「猛烈」，不管對身體地形進行多少次「掃描」，緩解大多是暫時的；預計「腫瘤入侵」將捲土重來，或者，那些搗蛋的細胞將最終集結起來，對肌體發動新一輪的進攻。

梅毒不僅被看作是一種可怕的疾病，而且是一種羞恥的、粗俗的疾病。反民主派人士用它來描述平等時代的瀆神行為。在為自己一直沒有完成的一部評論比利時的書所作的筆記里，波德萊爾寫道：

疾病是懲罰這種觀點由來已久，對癌症來說，此類觀點尤其興盛。有九_九_藏_書一些說法，如與癌症「抗爭」或「征服」癌症；癌症是「殺手」疾病；癌症患者是「癌症犧牲品」。表面看來，癌症似乎成了罪犯。但癌症患者也被弄得像是犯了罪似的。廣為人們接受的那種有關疾病的心理學理論把患病和康復的最終責任全都加在不幸的患者身上。不把癌症僅僅當作一種疾病來治療，而是當作惡魔般的敵人來對待，這種成見使癌症不僅被看作了一種不治之症，而且是一種羞恥之症。

作為一個隱喻，梅毒的功能有限，因為這種疾病本身不被看作是神秘的；只是可怕而已。病毒的遺傳（易卜生的《群鬼》），性冒險帶來的風險（查爾斯–路易·菲利普的《蒙巴那斯的布布》，托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這些，都充滿了對梅毒的恐懼。但沒有神秘。梅毒的病因是清楚的，而且被認為是單一的。梅毒是一件最恐怖的禮物，由一個可能對自己的梅毒一無所知的傳送者「傳給」或「帶給」一個對傳送者毫無疑心的接受者。與此不同，結核病卻被看作是一種神秘的折磨，病因也多種多樣——這就像當今，一方面每個人都承認癌症是一個懸而未決的謎團，可另一方面又大多承認癌症的病因是多重的。眾多的因素都被認為應對癌症負責，諸如環境中誘發癌症的物質（致癌物）、基因構成、免疫力和抵抗力的降低（因先前患過病，或遭受過情感折磨）、性格傾向等。許多研究者認為，癌症不是只有一種，從臨床上說，有一百多種不同的癌症，每一種都得單獨研究，而最終探索出來的治療方法將是一系列不同的療法，每一種療法對應於一種癌症。

但對癌症的那種理解，卻支撐著那些與此迥然不同、明顯充滿野蠻色彩的治療觀念（經常從醫生和患者嘴裏聽到的一句流行於腫瘤醫院的俏皮話是：「比起癌症本身來，治療要糟糕得多。」）。根本就不可能有嬌慣癌症患者這回事。既然患者的身體被認為受到了攻擊（「入侵」），那惟一的治療方法就是反擊。

像精神錯亂一樣，結核病被理解成一種偏執：是意志的失敗，或是情感過於強烈。不過，不管結核病如何令人望而生畏，它總能喚起同情。就像當今的心理疾病患者一樣，結核病患者被認為是十分脆弱、充滿自暴自棄的衝動的人。十九世紀以及二十世紀初的醫生們致力於使結核病患者恢復健康。他們開出的處方與當今開給心理疾病患者的開明處方異曲同工：宜人的環境、遠離壓力和家人、健康的飲食、鍛煉以及休息。

對癌症的治療也具有一種軍事風格。放射療法使用了空戰的隱喻；患者被放射線所「轟擊」。化學療法是化學戰，使用了有毒物。治療的目的是「殺死」癌細胞（同時希望不危及患者本人的性命）。患者被告知，甚至三番五次地被告知，治療具有令人不快的副作用（「化療的痛苦」是一種屢聞不鮮的說法）。健康細胞的被損害或毀壞在所難免（確實，用來治療癌症的某些方法本身就能引發癌症），不過，只要能拯救患者的生命，對身體的幾乎任何損害都被認為是正當的。當然，這種療法經常不見效（正如以下這句話里包含的那種意思：「為拯救本蘇克，我們不得不摧毀它。」）。除了身體，一切都考慮到了。https://read.99csw.com

賴希的語言具有無與倫比的自身連貫性。隨著癌症的隱喻用法獲得了可信度，癌症越來越被看作是賴希當初所認為的那樣，是一種宇宙病，是肌體所接納的所有那些破壞性的、異己的力量的象徵。

在麻風病肆虐時期，它也曾引起類似的大得不相稱的恐怖感。在中世紀，麻風病人被看作是一個社會性文本，從中可以看出社會的腐敗；是道德的一則勸諭，是腐化的一個象徵。沒有比賦予疾病以某種意義更具懲罰性的了——被賦予的意義無一例外地是道德方面的意義。任何一種病因不明、醫治無效的重疾，都充斥著意義。首先，內心最深處所恐懼的各種東西（腐敗、腐化、污染、反常、虛弱）全都與疾病劃上了等號。疾病本身變成了隱喻。其次，藉疾病之名（這就是說，把疾病當作隱喻使用），這種恐懼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於是變成了形容詞。說某事像疾病一樣，是指這事噁心或醜惡。在法語中，描繪被侵蝕的石頭表面時，依然用「像患麻風病似的」（lépreuse）這個詞。

當今有關癌症多種成因的觀點，與以前那種長期流行不過現已失信的有關結核病的觀點，有相似之處，這就暗含著這麼一種可能性，即癌症終究只有一種，而且正如結核病一樣，它將被發現只存在一個主要病因，可由同樣的一套治療方案來控制。實際上，正如路易斯·托馬斯所觀察到的，所有那些病因已被查明、並且能被控制和治愈的疾病，最終都被證明只有一個生理原因——如雙球菌之於肺炎，結核桿菌之於結核病，維他命缺乏之於糙皮病——因此，極有可能，將來也會為癌症找到類似的單一的東西（即單一的病因和單一的治療方法）。一種疾病只有通過種種不同的病因才能夠作出解釋，這種觀點正好體現了看待那些尚不清楚病因的疾病的思考方式的特徵。正是那些被認為具有多重病因的（這就是說，神秘的）疾病，具有被當作隱喻使用的最廣泛的可能性，它們被用來描繪那些從社會意義和道德意義上感到不正確的事物。

癌症成了那些擁有極其可怕的能量的東西的一個隱喻；這些能量最終將損害自然秩序。在托馬索·蘭多菲創作的一部科幻小說故事里，那艘太空船被稱作「癌症女王」（在結核病隱喻的範圍內，難得找到這麼一位作家，他居然會為一艘無畏級戰列艦想象出「癆病女王」這個名稱）。當癌症還沒來得及被當作潛伏于自我深處的某種心理之物而好歹對付過去時，就被大加誇張，並被投射進了一個隱喻，來喻指最強大的敵人以及最遠大的目標。因而，尼克鬆為了與肯尼迪當初所許下的把美國人送上月球的那個許諾一決高低而誇下的那個海口，恰好是「戰勝」癌症的許諾。兩者都是充滿科幻小說色彩的冒險。與設立太空計劃的立法相對應的，是一九七一年通過的《聯邦癌症法案》，該法案並不去正視那些能使造成污染的工業經濟得到控制的切實可行的決議——它只有一個大目標：治療。

結核病曾是一種效勞于某種具有羅曼read.99csw.com蒂克色彩的世界觀的疾病。如今，癌症所效勞的，卻是一種過於簡單化的世界觀，一種有可能轉變成狂想症的世界觀。癌症經常被認為是妖魔附體的一種形式——腫瘤是「惡性的」，或者是「良性的」，像是各種勢力——眾多的癌症患者被嚇破了膽，忙不迭地去尋找信仰療法師，好祛除身上的妖魔。以團體的形式支持諸如苦杏仁苷之類有危害性的秘方的主要社會組織，是一些極右團體，對這些團體的充滿偏執狂色彩的政治來說，一種有關癌症奇迹治療法的幻象，以及一種對不明飛行物之存在的信念，是不無用處的補充（約翰·伯奇學會發行了一部長達四十五分鐘的影片，片名叫《無癌的世界》）。對那些思想更複雜一些的人來說，癌症標志著受到傷害的生態圈的反叛：是大自然對一個邪惡的技術統治的世界的報復。那些拿給普通公眾看的粗略的統計數字，諸如百分之九十的癌症是「因環境造成的」，或者因飲食不當和吸煙而患癌症去世的人占癌症患者死亡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五，既喚起了一些不切實際的希望，又引發了毫無理智的恐慌。伴隨著這種數字遊戲的（任何此類有關「所有癌症」或「所有患癌症而死亡的人」的統計數字都難以站住腳），是一長串我們原先用之不疑、現在卻被發現有致癌性的產品的清單，如煙捲、染髮劑、熏肉、糖精、用激素餵養的家禽、殺蟲劑、低硫煤等等。X光是致癌的（原本用來救治人的東西反倒成了致人于死地的東西）；同樣，來自電視機、微波爐和熒光鍾面的射線也是致癌的。正如梅毒一樣，當下的一次無知或隨意的行為——或暴露［在有害射線中］——都可能造成未來的悲慘後果。同樣，眾所周知的是，眾多產業工種的產業工人的患癌率很高。儘管隱藏在這些統計數字背後的導致癌症的確切原因尚不清楚，然而，有一點似乎是清楚的，那就是許多癌症可以預防。但是，癌症並不僅僅是工業革命所帶來的一種疾病（例如阿卡狄亞地區也存在癌症），也肯定不僅是資本主義的一種罪孽（俄羅斯人的工業生產能力有限，但其污染卻甚於我們）。當今廣為流傳的把癌症視為工業文明的一種疾病的觀點，與那些極右團體的「無癌的世界」（如同一個沒有破壞分子的世界）的幻覺一樣，在科學上都站不住腳。兩者都建立在一種錯誤感覺上，即癌症分明是一種「現代」疾病。

用來描述癌症的語言讓人聯想到一種不同的經濟災難：不受節制的、畸形的、混亂的增長導致的經濟災難。腫瘤有能量，而不是患者有能量；「它」失控了。根據教科書的說法，癌細胞是一類排除了那種「限制」生長的機制的細胞（由於一種所謂「接觸限制」的機制，正常細胞的生長是「自我限制的」）。癌細胞的生長是沒有限制的，它們會以一種「混亂的」方式不斷地生長和蔓延，破壞身體的正常細胞、構造和功能。

隨著癌症意象延伸進了越來越宏大的戰爭圖式，隨之產生了其他變體。正如結核病被表現為意識的精神化，癌症被理解為是對意識的沉壓或消弭（被一個無知的「它」所沉壓或消弭）。就結核病的情形而言，患者是在消弭自己，使自己變得優雅，回歸到核心，即那個真實的自我。就癌症的情形而言，那些非智性的（即「原始的」、「幼稚的」、「隔代遺傳的」）細胞大量增生，患者於是被那個非我所取代。免疫學家把身體的癌細胞歸類為「非我」。

早期資本主義認可按計劃花銷、儲蓄、結算以及節制的必要性——是一種依賴於對慾望進行理性限制的經濟。結核病被描繪成了這麼一些意象，它們囊括了十九世紀經濟人的種種負面行為：消耗，浪費，以及揮霍活力。發達資本主義卻要求擴張、投機、創造新的需求（需求的滿足與不滿足的問題）、信用卡購物以及流動性——它是一種依賴於慾望的非理性耽溺的經濟。癌症被描繪成了這麼一些意象，它們囊括了二十世紀經濟人的種種負面行為：畸形增長以及能量壓抑，後者是指拒絕消費或花費。ｒead.9９cｓｗ.ｃｏm

結核病是源自病態的自我的病，而癌症卻是源自他者的病。癌症依據科幻小說的故事情節而逐步展開：是「異己的」或「突變的」細胞的入侵，其力量比正常細胞要強大（如《盜屍者的入侵》、《難以置信的萎縮人》、《疙瘩》、《物》中的情形）。一個常見的科幻小說情節是：發生了突變，要麼是外太空的異形物來到了地球，要麼是人類自身中偶然發生了異變。癌瘤可以被描繪成已經大獲全勝的一種突變，而突變現在成了有關癌症的一個主要意象。作為癌症的一種心理起源說，賴希所提供的這幅意象——能量受阻，不被允許向外釋放，因而只得返回自身，迫使細胞處於瘋狂狀態——已經成了科幻小說的創作素材。而賴希提供的另一幅意象，即大氣中存在著死亡——所謂死亡，乃指一種致命性的能量，它在蓋革計數器上可觀測到——則顯示出科幻小說中有關癌症的意象（癌症是這麼一種疾病，它由致命性射線所導致，又以致命性射線來療治）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癌症的集體夢魘。起初是這麼一種恐懼，即擔心自己暴露在原子射線中，會導致下一代的基因突變；但是，隨著統計資料開始顯示廣島和長崎兩地的倖存者及其後代中癌症患病率大大偏高，這種恐懼就被另一種恐懼所取代了。

梅毒被看作是一種被動地感染上的疾病，是一種純屬偶然的災難。結核病曾被看作是一種活力方面的疾病，意志方面的疾病，癌症現在也被這樣看待。對精力和情感的焦慮，對它們造成的災難的恐懼，全都被附著于這兩種疾病。患結核病，被認為顯示了活力的缺乏或活力的誤耗。「太缺乏活力……體質上也太弱。」——狄更斯在《董貝父子》中如是描繪小保羅。維多利亞時代關於結核病是一種低能量（以及被強化的敏感性的）疾病的觀點，在賴希關於癌症是一種未發泄出來的能量（以及情感麻痹）的疾病的觀點中得到確切的補充說明。在一個創造性似乎無所限制的時代，人們擔心自己缺乏足夠的能量。在我們這個因經濟發展而導致破壞性的過度生產以及官僚體制日益強化對個體的控制的時代，既存在著一種對太多能量的恐懼，又存在著一種對能量不允許被發泄出來的焦慮。

中世紀對瘟疫的體驗，擺脫不了道德污染這類頑固的觀念，人們總是在瘟疫肆虐地區之外尋找一個替罪羊（全歐洲範圍內對猶太人的前所未有的大屠殺，發生在一三四七年和一三四八年，而一旦瘟疫結束，大屠殺就立刻停止了）。而就現代疾病而言，就不那麼容易把替罪羊從患者本人身上分離出去。但隨著這些疾病變得越來越個體化，它們同樣也吸納了傳染疾的一些隱喻（那些僅僅被看作是流行病的疾病，作為隱喻，越來越read.99csw.com派不上用場，譬如人們幾乎全然遺忘了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間的那場流行性感冒，就是一個明證，在那場流行性感冒中，死去的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四年間死去的人還要多）。如今，說癌症是因「環境」所致，就如同過去——現在仍是如此——說癌症是因情緒失調所致一樣，都已成為老生常談。過去，結核病被認為與污濁有關（弗羅倫絲·南汀格爾認為結核病是「因居所齷齪空氣所致」），而現在，癌症被認為是整個世界的污染導致的一種疾病。結核病曾被看作是「白瘟疫」。現在，由於人們對環境污染的敏感，他們開始認為，存在著一種癌症「流行病」，或者是癌症「瘟疫」。

隨著細菌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被確定為疾病的載體，軍事隱喻在醫學中第一次獲得了廣泛使用。細菌據說能「入侵」或「滲透」。然而，這種以包圍、戰爭等詞彙來描述疾病的言談方式，因癌症而在今天獲得了一種令人吃驚的明確性和權威性。不僅該疾病的臨床過程及其醫學治療被如此描述，而且該疾病本身也被視為敵人，整個社會將對其發起進攻。近來，針對癌症的戰爭聽起來像是一場殖民戰爭——政府為此投入同樣巨額的資金——在殖民戰爭進行得並不順利的那十年間，這種軍事化的修辭也似乎放起了回火槍。對治療效果的悲觀主義看法在醫生們中間逐漸抬頭，儘管自一九七〇年以來，化學療法和免疫療法已取得巨大進展。那些負責報道「對癌症的戰爭」的記者們，時不時地提醒公眾要區分官方的夸夸其談與實際存在的嚴酷事實；數年前，一位科普作家發現，美國癌症學會宣稱癌症可被治愈，治療方法業已取得進展，令人「聯想到在美國陷入越南戰爭泥潭以前的那種越南戰爭樂觀主義」。然而，對環繞癌症的那些浮詞巧語持懷疑態度是一回事，而對眾多孤陋寡聞而又執意認為癌症治療方法並無顯著進展、癌症並非真能治愈的醫生表示支持，又是另一回事。美國癌症機構的庸人們不知疲倦地歡呼即將到來的對癌症的勝利，而眾多癌症專家卻持一種職業悲觀主義態度，他們說起話來，倒像是那些陷入漫長的殖民戰爭泥潭中的充滿厭戰情緒的軍官們——在有關癌症的這種軍事修辭中，此乃兩種孿生的變體。

值得注意的是，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賣力地推廣這套癌症心理學理論的賴希，居然也在生物圈裡發現了某種與癌症對等的東西：

流行病通常被用來作為描繪社會混亂的一種修辭手法。從「腺鼠疫」（pestilence，即腹股溝淋巴結鼠疫）這個名詞派生出「致命的」（pestilent）這個形容詞，根據《牛津英語辭典》，它的比喻意義是「對宗教、道德或公共安寧有害的」（第一五一三頁）；另一個派生詞「傷風敗俗的」（pestilential）的意思是「道德上有害的或惡劣的」（第一五三一頁）。對邪惡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被賦予了如此之多的意義）則被影射到世界上。

結核病和癌症不僅一直被用來表達有關污染的恐怖幻象（如梅毒一樣），而且被用來表達有關力量、虛弱以及有關活力的一些相當複雜的情感。在超過一個半世紀的時間里，結核病為雅緻、敏感、憂傷、柔弱提供了隱喻性的對等物；而那些似乎冷酷、無情、損人利己之事，則被類比為癌症（因此，波德萊爾於一八五二年在《異教徒學校》一文中指出：「對藝術的瘋狂激|情，是吞食其他一切的癌瘤……」）。結核病是一個曖昧的隱喻，既可以意指災禍，又可象徵高雅。癌症卻從來就只被看作災禍；在隱喻意義上，癌症是一種內在的野蠻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