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常常被用作隱喻，來使對社會腐敗或不公正的指控顯得活靈活現。傳統的疾病隱喻主要是一種表達憤怒的方式；與現代隱喻相比，它們相對來說缺乏內容。以「政體」內部之感染這一常見的隱喻形式為本，莎士比亞發明了許多隱喻變體——不用費神在「傳染」、「感染」、「膿腫」、「瘡」、「潰瘍」和我們稱作「瘤子」的那種東西之間進行細分。由於目的無非是抨擊，所以疾病只被分為兩類：一類雖然痛苦卻可治愈，另一類則可致人于死地。特殊的疾病被拿來充當一般疾病的樣本；任何疾病都沒有自身獨特的邏輯。疾病意象被用來表達對社會秩序的焦慮，而健康則是人人理當清楚明了的東西。此類隱喻對現代那種認為存在一種特定的主導疾病的觀念沒有影響，在這種現代觀念中，健康本身成了頗有爭議的東西。

不過，到那時，也許再也沒有人想把可怕之物比作癌症，因為癌症隱喻的趣味恰好在於，它指涉的是一種負載了太多神秘感、塞滿了太多在劫難逃幻象的疾病。我們關於癌症的看法，以及我們加諸癌症之上的那些隱喻，不過反映了我們這種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們對死亡的陰鬱態度，反映了我們有關情感的焦慮，反映了我們對真正的「增長問題」的魯莽的、草率的反應，反映了我們在構造一個適當節制消費的發達工業社會時的無力，也反映了我們對歷史進程與日俱增的暴力傾向的並非無根無據的恐懼。我寧可這樣預言：遠在癌症隱喻以如此生動的方式反映出來的那些問題獲得解決之前，癌症隱喻就已經被淘汰了。

十九世紀早期發明了治療結核病的一種方法，即前往氣候更適宜的地方旅行，但醫生所建議的旅行目的地卻矛盾之極。南方、山區、沙漠、島嶼——地點儘管各不相同，卻恰好有一個共同點：離棄城市。在《茶花女》中，當艾爾弗雷多贏得了維歐萊塔的芳心后，就隨即把她從邪惡、不健康的巴黎遷到了有益於健康的鄉下：立刻，她就康復了。而當維歐萊塔離開鄉村，重返城市，就等於放棄了幸福——在城市，她的厄運已經註定，結核病重新回到她身上，她死了。

就把癌症當作隱喻使用的情形來說，尤其如此。使用癌症隱喻，就等於是在說，這個政治事件或這種政治狀況是一種徹頭徹尾的邪惡，是一種無法改變的邪惡。這樣，它就大大提高了指責者的本錢。希特勒在平生第一本政治小冊子里，即寫於一九一九年九月的那篇反猶主義的諷刺文章里，指責猶太人「在各民族中」製造了一種「種族性結核病」。那時，結核病仍保持著它作為一種由患者自己的任性所致、患者理當自負其責的十九世紀疾病的強大影響（回想一下雨果曾就隱修生活與結核病所作的對比）。但納粹黨徒們很快就把他們的修辭現代化了，而癌症意象的確更適合他們的目的。正如整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有關「猶太人問題」的那些演講所表述的，要治療癌症，就非得切除癌瘤周圍大量的健康組織。對納粹來說，癌症意象需要一種「激進」療法，與那種被認為適合於結核病的「溫和」https://read.99csw.com療法形成對照——此乃療養院（這就是說流放）與外科手術（這就是說焚屍爐）之間的區別。猶太人也被等同於城市生活，並成了城市生活的一個隱喻——這樣，納粹的修辭就與浪漫派的所有那種陳詞濫調遙相呼應，後者曾經把城市視作使人衰弱的、純粹智力性的、道德上受了污染的、不健康的環境。

諸如結核病和癌症這樣的大病，人們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人們用它們來提出有關個體健康的新的重要指標，用它們來表達對社會的不滿。伊麗莎白時期的隱喻被用來表達對某種終究會波及個體的總體失調或公共災難的不滿，與此不同，現代的隱喻卻顯示出個體與社會之間一種深刻的失調，而社會被看作是個體的對立面。疾病隱喻被用來指責社會的壓抑，而不是社會的失衡。它們時不時地出現在浪漫派把心與腦、衝動與理性、自然與人工、鄉村與城市對立起來的奇談闊論中。

馬基雅弗利援引結核病，是把它當作一種只要及早發現（在癥候幾乎尚未顯露之時）就可被治愈的疾病。只要有一種恰當的預見性，那麼疾病的進程並非不可逆轉；對政體內發生的混亂來說，也是如此。馬基雅弗利提供的這個疾病隱喻，與其說是關於社會的，還不如說是關於治國術（被看作是一種治療術）的：正如要控制惡疾，少不了深謀遠慮，要控制社會危機，亦需要先見之明。它是一個有關預見的隱喻，也是對預見的呼籲。

這並非最後一次，革命暴力的正當性被置於這一基礎上，即社會患上了某種惡性的、可怕的疾病。在現代政治話語中，疾病隱喻的誇張透露出一種懲罰性的觀念：這並不是說疾病是一種懲罰，而是疾病被當作了邪惡的標誌，某種將被懲罰的東西的標誌。

在現代，政治修辭中對疾病意象的運用，包含著另外一些假定，這些假定可就不那麼溫和了。現代有關革命的思想削弱了疾病隱喻的那種古老的、充滿樂觀色彩的用法，因為它基於以下這麼一種判斷，即現存的政治境況處於始終如一的嚴峻狀態。約翰·亞當斯在一七七二年十二月的日記中寫道：

馬里內蒂在一九二〇年斥責共產主義時說：

在一九一九年，曼德爾斯塔姆寫下了對帕斯捷爾納克的讚美之辭：

對馬基雅弗利來說，是預見；對霍布斯來說，是理性；對沙夫茨伯里來說，是容忍——所有這些基於某種醫學類比的思想，全都關乎這一問題，即合宜的治國術能夠防範致命的混亂。社會被設想為大體上是健康的；疾病（混亂）大體上總是能被控制的。

疾病隱喻被運用到政治哲學里，是為了以強化的效果來呼籲人們作出理性反應。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看重醫學智慧的這麼一個方面，即當某種惡疾尚處於相對容易控制的階段時，及早根治甚為關鍵。疾病隱喻也可以被用來敦促統治者去獲得另一種先見之明。一七〇八年，沙夫茨伯里勛爵寫道：

把某種現象描繪為癌症，就是在煽動暴力。在政治話語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慫恿宿命論，使「嚴厲」措施正當化——同時，它也極大地強化了這一廣為流傳的觀念，即癌症必定是致命的。疾病隱喻從來就不是清白的，但可以說，癌症隱喻是其中極其惡劣的一例：它暗示種族大屠殺。癌症意象並不是某種特定的政治觀的專有物。托洛茨基曾把斯大林主義稱作馬克思主義［肌體上］的癌瘤；去年［一九七七年，即「四人幫」垮台的次年——譯者］，在中國，「四人幫」除了成了別的一些東西外，還成了「中國的癌瘤」。約翰·迪安在向尼克鬆說明水門事件的原委時說道：「我們內部潛伏著一個瘤子——位於總統直屬機構附近的某個地方，它正在長大。」阿拉伯人的論辯文章里慣用的那個隱喻——在過去二十年裡，每一天，以色列人都可以通過電台聽到——是把以色列說成是「位於阿拉伯世界的心臟部位的一顆瘤子」或「中東的瘤子」，而當一九七六年八月黎巴嫩的基督教極右勢力圍攻塔爾扎塔的巴勒斯坦難民營時，一位官員卻把該難民營說成是「黎巴嫩軀體上的一顆瘤子」。對那些希望發泄憤怒的人來說，癌症隱喻的誘惑似乎是難以抵禦的。因此，尼爾·阿奇森在一九六九年寫道，斯蘭斯基事件「曾是——現在也是——捷克斯洛伐克國家和民族的軀體上一顆碩大的瘤子」；西蒙·雷斯在《中國皮影》中，談到「毛主義的癌瘤，它正在一點點侵蝕中國的面容」；D·H·勞倫斯把自瀆稱作「我們文明中隱藏得最深、也最危險的癌瘤」；在對美國發動的越南戰爭最感絕望的時刻，我也曾寫下這樣的句子：「白種人是人類歷史的癌瘤。」

沙夫茨伯里的觀點是，容忍一定量的非理性（「迷信」、「狂熱」），是理性的，而嚴厲的壓制措施卻可能使混亂惡化，而不是使其得到整治，實際上把本來不過令人厭惡的東西惡化成了一場災難。對政體不應該過度施以藥石；不應該為每一種混亂都尋找到一劑葯。

從此，政治事件大多開始被定義為史無前例的，激進的；到後來，則無論是民眾騷亂，還是戰爭，事實上全都逐漸被看成了革命。正如人們可能料想到的，現代意義上的疾病隱喻並不是伴隨美國革命而進入其全盛階段的，而是伴隨著法國大革命——尤其是在保守主義者對法國大革命作出的反應中。在《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九_九_藏_書（一七九〇）中，愛德蒙·伯克把法國大革命與早些時候的戰爭以及民眾騷動作了一番對比，認為法國大革命具有一個全新的特徵。在此之前，不管發生怎樣的災禍，「國家的……機構，不論怎樣被毀壞，卻依然存在」。但是，他對法國人說，「你們目前的混亂，像中風一樣，毀掉了生命本身的源泉。」

比較一下癌症隱喻和壞疽隱喻，將不無啟發。壞疽具有與癌症相同的一些隱喻屬性——如它是無中生有的，它擴散，它令人厭惡，等等——它似乎可以負載在被辯論家挑中的任何事情上。的確，它曾經被用在了一場重大的道德論戰中，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爆發的那場反對法國在阿爾及利亞使用酷刑的論戰；那本旨在揭露這種酷刑的著名的著作，書名就叫《壞疽》。不過，在癌症隱喻與壞疽隱喻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首先，對壞疽來說，病因是清楚的。它是外來的（壞疽可由外部擦傷惡化所致）；而癌症被認為是神秘的，是一種具有多重病因的疾病，既可以是內部的病因，又可以是外部的病因。其次，壞疽並不是那種遍及全身的病災；它經常導致截肢，卻不經常導致死亡；而就絕大部分癌症病例而言，癌症被認為導致死亡。是癌症一直保持著最偏激的疾病隱喻的地位，而不是壞疽，也不是瘟疫（儘管像阿爾托、賴希、加繆這些彼此非常不同的作家做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嘗試，想把瘟疫當作最陰森、最具災難性的事物的隱喻）。正因為癌症隱喻如此偏激，它才尤其帶有偏見——對偏執狂患者來說，對那些想把戰爭轉化為聖戰的人來說，對宿命論者（癌症=死亡）來說，對那些執迷於非歷史的革命樂觀主義（即認為惟有最激進的變革才可取）的人來說，這可是一個頂呱呱的隱喻。只要如此之多的帶有軍事色彩的誇張之辭仍附加在癌症的描述和治療上，那用它來隱喻「熱愛和平」，就尤其不合適了。

在整個十九世紀，疾病隱喻變得更加惡毒，荒謬，更具蠱惑性。存在著一種與日俱增的傾向，把任何一種自己不贊成的狀況都稱作疾病。本來被認為像健康一樣是自然之一部分的疾病，成了任何「不自然」之物的同義詞。在《悲慘世界》中，雨果寫道：

畢夏在一八〇〇年把生命定義為「抵抗死亡的那些功能的彙集」。生與死之間的這種對比，將轉換成生與病之間的對比。疾病（被等同於死亡）成了生命的對立物。

秩序是政治哲學最早關切的東西，如果把城邦政體比作有機體是行得通的話，那把國家的失序比作疾病，也行得通。那些把政治混亂類比為疾病的古典表述方式——自柏拉圖以降，一直到霍布斯——把關於均衡的古典醫學（以及政治）觀念作為自己的預設前提。疾病源自失衡。治療的目標是恢復正常的均衡——以政治學術語說，是恢復正常的等級制。大體來說，這種診斷總還是樂觀的。按理，社會是永遠不會患上一種不治之症的。

葛蘭西在一九一六年的《社會主義與文化》一文中譴責

正如古典的城邦理論緊步四體液說的後塵一樣，現代政治思想也為現代有關疾病的觀念所補充。疾病等於死亡。伯克援引了中風（以及「一種腐蝕記憶的惡性潰瘍」）。重點很快轉移到了那些令人厭惡的或具有致命性的疾病上。此類疾病不能控制，或不能治療；它們只能被攻擊。在雨果以法國大革命為素材創作的小說《九三年》（一八七四）中，被送上斷頭台的革命者郭文為革命開脫責任，儘管革命造成了流血，這當中也包括自己行將面臨的處決：

癌症隱喻將離棄城市這一主題擴展了。當城市事實上還未被看作是致癌環境前，城市自身就已被看作是癌症——是一個畸形的、非自然增長的地方，一個充斥著揮霍、貪婪和情慾的地方。在《活的城市》（一九五八）中，弗蘭克·利奧伊德·賴特將早期城市與現代城市作了一番比較，認為早期城市是一個健康的肌體（「那時的城市無害於健康」）。他說：「看任何一個大城市縱橫交錯的平面圖，就是在看纖維瘤的縱橫交錯的切片。」

這位頭一批加入法西斯黨的義大利作家攻擊共產主義的原因，是認為其邪惡，而邪惡同樣是義大利共產黨那位未來的創始人攻擊某種資產階級文化觀念的理由（「［它］確實有害，尤其是對無產階級，」葛蘭西說）——因為它矯揉造作、學究氣、死板、了無生氣。一直以來，人們都習慣於援引結核病和癌症［作為隱喻］，來譴責那些具有壓抑性的習俗和空想，壓抑力量被想象成某一種環境，它或使人喪失活力（結核病），或使人喪失靈活性和衝動（癌症）。現代疾病隱喻使一個健全社會的理想變得明確，它被類比為身體健康，該理想經常具有反政治的色彩，但同時又是對一種新的政治秩序的呼籲。

現代極權主義運動，無論是右派的，還是左派的，都一直特別——而且赤|裸裸地——偏向于使用疾病意象。納粹宣稱，血液中混有其他「種族」血統的人，都像是梅毒患者。歐洲猶太人一再被類比為梅毒，類比為必須予以切除的癌瘤。疾病隱喻是布爾什維克論戰時常用的手法，而所有共產主義論辯家中最有天賦的托洛茨基是最大量地使用這些隱喻的人——尤其是在一九二九年他被逐出蘇聯后。斯大林主義被他稱作霍亂、梅毒和癌症。對政治中的那些人物形象僅採用致命疾病加以描繪，這賦予了疾病隱喻一種更為突出的特徵。現在，把一場政治事件或一種政治狀況比作一種疾病，就是在把罪惡歸咎於它，為它開出懲治的藥方。九九藏書

當馬基雅弗利使用某個疾病意象時，其假定前提是：該疾病可治愈。「癆病，」他寫道：

霍布斯的觀點決無宿命色彩。統治者有責任、亦有能力（通過運用理性）去控制混亂。對霍布斯來說，謀殺（「外部暴力」）是一個社會或機構消亡的惟一「自然」方式。而因內部混亂——類比為疾病——而歸於消亡，則是自殺，而這大可避免：它是意志導致的一個行為，或更確切地說，是意志的失敗（這就是說，理性的失敗）導致的一個行為。

在政治哲學的主流傳統中，把國家失序類比為疾病，是為了以此來敦促統治者追求更為理性的政策。「儘管造化所限，一切終歸消亡，」霍布斯寫道：

當然，有可能，在今後的時間里，有關癌症的那種話語會發生變化。當癌症最終被弄清，當治愈率大幅升高，癌症隱喻就必定發生重大改變。隨著新的治療方法的進展，它已經在改變。隨著癌症治療中化學療法越來越取代放射療法，一種有效的治療方法（一種效用已獲證實的補充療法）似乎有可能在免疫療法中找到。在某些醫學圈子裡，觀念開始發生轉變，這些圈子裡的醫生們致力於強化身體對癌症的免疫力。隨著治療語言由侵略戰爭的軍事隱喻變成描述身體「自然防衛」的隱喻（稱作「免疫防衛系統」，或完全拋開軍事隱喻色彩，稱作身體的「免疫能力」），癌症將部分地非神秘化；至此，才可能把別的事物比作癌症，而其意不再是提供某種具有宿命色彩的診斷，也不再是呼籲人們採取一切措施打擊某個致命的、陰險的敵人。到那時，把癌症當作隱喻來用，在道德上也許才行得通，而不像現在這樣。

然而，在二十世紀後期，一個人怎麼可能在道德上做到嚴謹？當有太多的事需要嚴肅對待，當我們感到了邪惡卻又不再擁有一套宗教的或哲學的語言來理智地談論邪惡時，我們怎樣才能做到嚴謹？為了去了解「極端的」或「絕對的」的邪惡，我們於是尋求合適的隱喻。然而，現代的疾病隱喻都不過是些廉價貨。那些真正患病的人聽到他們的病名常常被人當作邪惡的象徵拋來拋去，這於他們又有何助益？只有在最為有限的意義上，一個歷史事件或一個歷史問題才像是一種疾病。而癌症隱喻卻尤其顯得粗糙。它不外乎是一種慫恿，慫恿人們去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亦不外乎是一種引誘，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熱，也誘使人感到惟有自己才是萬般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