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例來說，「左」與「右」這個塑造了二十世紀政治生活大格局（同時也模糊了對它的理解）的頑固的隱喻，它根據各種政治態度和社會運動與「左」和「右」的關係，使這些態度和運動分化和兩極化。「左」與「右」這對術語的出現通常可追溯到法國大革命，追溯到一七八九年國民大會對席位的安排，那時，共和派和激進派坐在大會主席的左側，而保皇派和保守派則坐在右側。然而，歷史記憶還不足以說明這個隱喻何以能如此令人驚訝地經久不衰。它之所以能在政治話語中一直延續至今，似乎更可能是因為人們感到它適合於對那些取自有關身體空間方位——左與右，高與低，前與后——並用來描繪社會衝突的隱喻的現代世俗想象，它是一種隱喻實踐，的確為那種把社會比作身體——一個由「大腦」很好控制著的身體——的由來已久的描繪方式增添了某種新的東西。也許是因為這個隱喻可用來使壓制正當化，所以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來，它一直是政治領域的主導隱喻。較之把社會比作家庭，把社會比作身體更能使社會的權威秩序顯得不可避免、無可更易。

細胞病理學的創始人魯道夫·菲爾紹以政治隱喻來談論身體，為這個隱喻的逆向使用的傳統提供了一種罕見的具有重大科學意義的例說。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那場生物學論戰中，菲爾紹發現採用「自由國家」這一隱喻，將有利於提升他關於細胞是生命基本單元的學說的重要性。不管有機體的結構多麼複雜，有機體畢竟只是「多細胞構成的」——就如同是「多公民構成的」；身體是「共和國」或「聯合共同體」。在那些集科學家和修辭家於一身的人里，菲爾紹顯得頗不合常規，這倒不是因為他的那些隱喻的政治見解——以十九世紀中葉的標準來看，這些見解具有反權威色彩，而是因為他把社會（無論是否是自由社會）比作身體，與那些把社會比作複雜的、統一的系統（例如機器或企業）的方式相比，顯得不同尋常。

我寫作那本書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發想象。不是去演繹意義（此乃文學活動之傳統宗旨），而是從意義中剝離出一些東西：這一次，我把那種具有堂吉訶德色彩和高度論辯性的「反對釋義」策略運用到了真實世界，運用到了身體上。畢竟，我的目的是實九-九-藏-書際的。因為，我一再傷心地觀察到，隱喻性的誇飾扭曲了患癌的體驗，給患者帶來了確確實實的後果：它們妨礙了患者儘早地去尋求治療，或妨礙了患者作更大努力以求獲得有效治療。我相信，隱喻和神話能致人于死地（例如，它們使患者對諸如化療一類有效的治療方式產生一種非理性的恐懼，而強化了對諸如食療和心理療法這類完全無用的治療方法的迷信）。我想為患者和照料他們的人提供一種方法，來消除這些隱喻，這些障礙。我希望勸說那些心懷恐懼的患者去看醫生，或用稱職的醫生替換那些不稱職的醫生，只有他們才能給予患者適當的照料。要正視癌症，就當它不過是一種病而已——儘管是一種重病，但也不過是一種病而已。它不是上蒼降下的一種災禍，不是老天拋下的一項懲罰，不是羞於啟齒的一種東西。它沒有「意義」。也未必是一紙死亡判決（有關癌症的那些神秘說法之一是：癌症=死亡）。《作為隱喻的疾病》不僅是一篇辯駁文字，而且也是一篇告誡文字。我勸說道：讓你的醫生告訴你實情；做一個知情的、積極配合的患者；為自己找到良好的治療方法，因為良好的治療方法的確存在（夾雜在那些廣為流行的不適當的治療方法中間）。儘管不存在包治一切癌症的那種靈丹妙藥，但超過半數的癌症病例以現有的治療方法就能治愈。

軍事隱喻有助於把某些疾病打上恥辱的印跡，推而廣之，就殃及了患者本人。正是發現了癌症患者所蒙受的污名，我才動筆寫了《作為隱喻的疾病》。

疾病本身一直被當作死亡、人類的軟弱和脆弱的一個隱喻，而城堡意象則有一個長久的前科學時代的譜系。約翰·多恩在感到死之將至時，寫了一組有關疾病的著名詠事詩——《緊急時刻的連禱文》（一六二七），把疾病描繪成入侵的敵軍，圍攻身體城堡的敵軍：

不過，在公共健康教育中，更粗略一些的隱喻卻保存下來了，疾病常常被描繪為對社會的入侵，而減少已患之疾病所帶來的死亡威脅的種種努力則被稱作戰鬥、抗爭和戰爭。在二十世紀早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旨在加大對公眾進行梅毒知識的教育以及戰後加大對結核病知識的教育的那些運動中，軍事隱喻一度甚囂塵上。可以舉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義大利進行的反結核病運動中的一幅海報為例，上書「Guerra alle Mosche」（「對蒼蠅開戰」），顯示蒼蠅攜帶的那些疾病的致命危害。蒼蠅本身被描畫成朝無辜居民投擲死亡炸彈的敵機。這些炸彈上分別刻著一些銘文，一曰「Microbi」（細菌），一曰「Germi della tisi」（結核菌），另一則籠統地稱為「Malattia」（疾病）。一具身披黑色帶帽披風的骷髏騎在最前面的那隻蒼蠅背上，像是乘客或者飛行員。在另一幅海報上，寫著「有了這等武器，不愁戰勝不了結核病」，上面繪有一個死神形象，被數柄利劍釘死在牆壁上，而每柄劍上都刻著一句銘文，分別代表read.99csw.com對付結核病的一種措施。其中一柄劍上寫著「清潔」，另一柄則寫著「陽光」，餘下的分別是「空氣」、「休息」、「適當飲食」、「衛生」（當然，根本看不出這些武器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戰勝——即治療——結核病的真正武器是抗生素，而它直到差不多二十年後，即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才被發現）。

於是我動手寫那本書，寫得很快，被一種福音教徒般的熱情和那種對留給自己生活和寫作的時間可能所剩無幾的焦慮所激勵。我寫作該書的目的是減輕不必要的痛苦——正如我近來偶爾翻閱尼采《曙光》一書時從中看到的一段文字所描繪的那樣：

某些部位比其他一些部位更脆弱：多恩說大腦和肝臟能抵禦那種「反常的」或「叛逆的」、「像炸藥一樣頃刻間讓心臟四分五裂的」熱病的攻擊。在多恩的那些意象中，入侵者是疾病。現代醫學思維興起的時間，據說是當粗略的軍事隱喻變得具體之時，而這隻可能發生在菲爾紹細胞病理學所代表的一種新的細察方法取得進展之時，發生在對疾病是由特定的、可辨的、可見的微生物（藉助顯微鏡）所致這一問題獲得更確切的了解之時。只有當入侵者不被認為是疾病，而是導致疾病的那些微生物時，醫療才能真正開始變得有效，而軍事隱喻也才獲得新的可信度和確切性。自那以後，軍事隱喻越來越融入到對疾病臨床狀況進行描繪的各個方面。疾病被看作是外來微生物的入侵，身體以自身的軍事行動來對付這種入侵，例如調動免疫「防衛」系統，而藥物則是「攻擊性的」，如大多數化療語言中所說的那樣。

十二年前，當我患上癌症時，尤使我感到憤怒的，是看到該疾病的惡名聲怎樣加劇了癌症患者的痛苦——但這也使我從因醫生對我的疾病的不祥預測而使我感到的那份恐懼和絕望中擺脫出來。我的病友們，即我在第一次住院期間一起聊過天的那些病友們，像我後來作為門診病人穿梭於美國和法國數家醫院接受為期兩年半化療時所結識的那些病友一樣，都一致表露出對自己所患癌症的厭惡，並引以為恥。他們似乎深陷在有關他們疾病的種種幻象中而不能自拔，而我對此卻十分冷靜。我發現，其中一些觀念無非是現已完全失去可信度的那些有關結核病的看法的翻版。結核病曾一直被情感化地加以看待，被認為是對個性的一種提升，而人們看待癌症時卻帶著一種非理性的厭惡感，視之為對自我的一種貶損。加諸于癌症之上的，還有一些類似的有關責任和人格構成的不實之詞：癌症被認為是這麼一種疾病，容易患上此病的是那些心理受挫的人，不能發泄自己的人，以及遭受壓抑的人——特別是那些壓抑自己的肝火或者性|欲的人，這就正如結核病hｔtｐｓ://ｒeａｄ.9９cｓｗ.ｃom在整個十九世紀以及二十世紀初（事實上是直到發現治療方法前），一直被認為是那些感覺超群、才華出眾、熱情似火的人易於感染的疾病一樣。

這些對比——即現在我們全都自認為已經超越的有關結核病的那些神話與至今仍為眾多癌症患者及其家人深信不疑的有關癌症的那些迷信之間的對比——使我萌生了要去寫作一本有關那些圍繞癌症展開的神化描述的小書的計劃。我不認為，在那些描寫某人怎樣獲悉自己得了癌症、怎樣哭泣、怎樣掙扎、怎樣被安慰、怎樣受苦，又怎樣鼓起勇氣等等的故事之外，再增添一篇以第一人稱寫作的故事，會有什麼用處，而我寫作此書卻想有所用處——儘管我的不外乎也是這麼一個故事。在我看來，一種敘事似乎比一種思想的用處要小。若是為了那種敘事的快|感的話，我寧可從其他作家那裡去尋找；儘管立刻浮現在我頭腦里的，是文學作品中有關結核病這種有吸引力的疾病的更多的例證，我卻發現了現實生活中被診斷為癌症的人，他們並不生活在諸如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阿諾德·貝內特的《萊斯曼階梯》和貝納諾斯的《鄉村牧師日記》等文學作品的世界中。

談到隱喻，我過去指的正好是我所知的那個最早、最簡潔的定義，即亞里士多德《詩學》中的那個定義（第一四五七頁）。「隱喻，」亞里士多德說，「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說一物是或者像另一不是它自己的物，這是與哲學和詩歌一樣古老的智力活動，也是包括科學方面的認知在內的大多數認知和表達得以從中滋生的土壤（我承認，十年前當我寫作那篇反對疾病隱喻的辯論文章時，為戲仿一下隱喻性思維的充滿誘惑的魔法，一開篇就使用了一個草率的、華而不實的隱喻）。當然，沒有隱喻，一個人就不可能進行思考。但這並不意味著不存在一些我們寧可避而不用或者試圖廢置的隱喻。這就像所有的思考當然都是闡釋。但這並不意味著反對「闡釋」就一定不正確。

以前是醫生們發動「bellum contra morbum」（對疾病的戰爭），現在是全社會https://read.99csw.com發動這場戰爭。把戰爭轉化為對大眾進行意識形態動員的時機，這的確使得戰爭觀念變成了一個有用的隱喻，可用於一切形式的、其目標是打敗「敵人」的那些改善運動。我們曾經向貧窮開戰，現在轉而「向毒品開戰」，同樣還有一些針對具體疾病，例如癌症的戰爭。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對軍事隱喻的濫用，可能在所難免，這個社會越來越限制著道德原則訴求的廣度和可信度，在這個社會裡，如果一個人的行為不服從於對自我利益和贏利的計算，則會被認為愚不可及。而戰爭是碩果僅存的少數幾種被認為不應該以「現實」眼光加以看待的行為；所謂「現實」眼光，即是說，著眼于付出和實際結果。但在那種傾其所有的全面戰爭中，付出也是傾其所有的，毫不猶豫的——戰爭被定義為一種緊急狀態，犧牲再大，也不過分。不過，對疾病的戰爭還不僅僅是呼籲人們投入更多熱情，對研究工作傾注更多資金。該隱喻還提供了一種看待疾病的方式，即把那些特別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來的「他者」，像現代戰爭中的敵人一樣；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發生這樣的轉變，即把錯誤歸咎於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認為是疾病的犧牲品。犧牲品意味著無知。而無知，以支配一切人際關係詞彙的那種無情邏輯來看，意味著犯罪。

自我寫作《作為隱喻的疾病》——以及從癌症中康復（這使我的醫生們當初所持的那種悲觀主義顯得狼狽不堪）——后十年裡，對待癌症的態度已經發生改變。身患癌症，不再是那麼見不得人的事了，不再被看作「被毀個性」（借用歐文·高夫曼語）的頭號扮演者。人們更自在地談到癌症這個詞，而在訃告中，對死於癌症的人的死因的提法也發生了改變，不再像以前那樣動不動就說死於「久病不愈」。儘管歐洲和日本的醫生們仍習慣於首先向癌症患者家屬透露診斷結果，並建議他們對患者本人保密，但美國的醫生們差不多放棄了這一規定。的確，向患者坦言病情，現已屢見不鮮。這種新出現的對癌症的坦誠，部分源於那種強制性的坦誠（或曰古典禮儀規則的缺失），正是這種強制性坦誠使我們能夠通過電視或報紙頭版的報道，知曉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患上了直腸道–結腸道疾病或生殖道–尿道疾病——在我們這個社會，談論原本不該直呼其名的那些疾病，正越來越成為一種美德。在一個愛打官司的社會，醫生們對訴訟的恐懼，也可以解釋何以出現了這種變化。比起十年前，人們之所以現在不那麼恐懼地、當然也不那麼神秘地對待癌症，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癌症已不再是最恐怖的疾病了。近些年來，曾經加諸癌症之上的那些負擔因另一種疾病的出現而緩解了，這種新出現的疾病被填充了大得多的恥辱感，其損毀個性的能力被認為強得多。看起來，似乎社會需要某一種能轉化為邪惡的等同物的疾病，並諉過於其「犧牲品」，而若社會同時為兩種以上的疾病所困擾，則不那麼容易做到這一點。https://read.99csw.com

對基於這種頗有影響的籠統描述層面的有關身體的隱喻性思考，若勾勒其歷史的話，還應包括眾多取自其他藝術種類以及工藝，尤其是建築的意象。有些隱喻是無法加以解釋的，如聖保羅把身體說成是神廟的這種充滿佈道色彩的詩意說法。另有一些聽上去則不乏科學意味，如把身體比作工廠，是身體在健康表象下運作的意象，或把身體比作城堡，這一身體意象則凸顯了災難。

在西方醫學肇始之時，在古希臘，用來描述身體整體性的那些重要隱喻，都取自於藝術。此類隱喻之一是「和諧」，數個世紀后，它被盧克萊修挑出來嘲弄了一番，認為此一隱喻解釋不了身體包含本質性和非本質性器官這一事實，或者甚至解釋不了身體的物質性——這就是說：死亡。以下是盧克萊修廢置音樂隱喻的那段詩文的結束部分——這是我所知的對有關疾病與健康的隱喻性思考進行攻擊的最早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