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對艾滋病臨床證據的這種較為糟糕的讀解，現在主導著有關艾滋病的爭論，這意味著術語上正在發生變化。能影響對艾滋病的理解方式的那些官員們已作出決定說，不該再在用來定義艾滋病不同階段的那些不同的首字母縮拼詞中尋找虛幻的慰藉（這從來就算不上是什麼慰藉）。近來關於重新確定術語的提議——例如將ARC一詞淘汰——並沒有觸動按階段建構艾滋病的理解方式，而是額外地強調了艾滋病病程的連續性。「完全成熟的疾病」現在更被視為不可避免的了，而這強化了那種業已存在的宿命論。

因為那些把癌症當成邪惡的同義語的隱喻偽飾多得難以計數，患上癌症就被許多人認為是可恥的，因而是某種必須隱藏起來的東西，也被［患者］認為是不公平的，是自己的身體背叛了自己。癌症患者苦澀地喊道：為什麼是我呢？對艾滋病來說，這份恥辱還與犯罪的污名掛上了鉤；此等丟臉的事，［患者自己］當然是心知肚明的。沒有人會尋思：為什麼是我呢？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南部非洲以外的艾滋病患者大多知道（或自以為知道）自己是怎樣感染上艾滋病的。艾滋病並不是一種似乎隨意攻擊的充滿神秘色彩的病痛。事實上，就目前大多數艾滋病病例來說，患艾滋病的人被發現正好是某個「高危群體」的一員，某個被社會所蔑視的群落的一員。艾滋病把艾滋病患者的身份給暴露出來了，而這重身份本來是對鄰居、同事、家人、朋友隱瞞的。但同時，它又確定了一重身份，並且，在美國最早嚴重感染艾滋病的高危群體即同性戀男子中，它還是艾滋病患者群落的一個創造者，同時又是孤立艾滋病患者、使其處於被騷擾和被迫害中的一種體驗。

在更早的由郎中進行醫診的時代，郎中在對病人進行檢查后隨即就給出診斷結果，只要郎中願意，他就可以隨即給出診斷結果。但如今，檢查意味著化驗。要化驗就要花時間，考慮到有效的醫學化驗不可避免地具有工業特徵，那麼，花去的時間可能長達幾星期：對那些認為自己是在等待死刑判決或開釋判決的病人來說，這是極度折磨人的拖延。許多人因恐懼化驗結果，恐懼自己的名字被列入使自己日後陷入受歧視或更糟糕境遇的另冊，或出於宿命論（這樣做又有什麼用呢？），而不願去做化驗。自我檢查的好處已經眾所周知，它能在那些常見的癌症處於早期階段時就發現它們，如果在它們還沒有惡化前就及時進行治療，那它rｅａｄ•9９csｗ.cｏｍ們就大有可能不至於危及性命了。然而，若一種疾病被認為不可改變、無可救藥，那對它的早期檢測，則似乎毫無用處。

從一開始，對艾滋病的構建就依託了那些把人劃分為不同類別的觀念——患者與健康者，ARC患者與AIDS患者，他們與我們，可同時又暗示要立刻抹消這些劃分。不管把注下在哪一邊，預測的結果聽起來總是充滿了宿命色彩。因而，艾滋病專家和公共衛生部門的官員經常就那些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惡化成一種「完全成熟的」的疾病的幾率所發布的公告，就似乎主要是對公眾輿論進行控制的活動，是以數個步驟將這個噩耗一點點傳達給公眾。過去五年間對那些顯示出可被歸類為艾滋病的癥狀的人［在顯示出這類癥狀的所有人中間所佔］的百分比的估算——也許估算得太低了，在我寫作此書的時候，該數據是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三十五——總免不了附上這麼一句斷言，即「大多數」（隨後使用的詞是「幾乎全部」）被感染者都將最終發展成艾滋病患者。因而，關鍵的數字不是在相對短的時間里可能發展成艾滋病患者的感染者的百分比，而是在HIV感染（被描繪為終生的，或不可逆的）與最初癥狀出現之間的最大間隔。隨著跟蹤研究艾滋病的年頭越來越長，艾滋病病毒感染與發展成艾滋病之間可能的時間間隔也越來越長，據現在（對這種流行病的研究不過七年）估計，間隔大約為十到十五年。這一數字想必將會繼續修改升高，它大大地維護了艾滋病作為一種無情的、必定致命的疾病的定義。

與性行為過錯相關的傳染性疾病總能激發起人們的恐懼，擔心容易被傳染，激發起人們的怪誕的幻覺，即擔心在公共場合經由非性|交途徑被傳染。在美國海軍艦隻上，門的球狀把手被卸除了，安裝上了彈簧門，而二十世紀頭幾十年裡美國的公共飲水器上配裝的那些金屬水杯也失去了蹤影，所有這些，都是因「發現」梅毒的「無辜傳播傳染」而導致的早期的影響；好幾代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都得到這樣的警告，讓他們［在使用公共衛生間時］在自己的光屁股與公共抽水馬桶墊圈之間墊上紙，從這裏也可以看出那種有關梅毒細菌通過臟物傳染給無辜者的恐怖故事的痕迹——這些故事曾一度廣為流傳，至今對此深信不疑的也仍大有人在。每一種令人恐懼的流行病，但尤其是那些與性放縱有關的流行病，總在該流行病的假定攜帶者（這通常只是指窮人，而在美國，則指有色人種）與那些被界定為「普通人口」的人們之間——做這種界定的人是衛生專家和其他官僚——劃出一條先入為主的界線。艾滋病在該疾病版本的「普通人口」（即那些自身不注射毒品或不與注射毒品者發生性關係的異性戀的白人）中復活了一種類似的對傳染的憎惡和恐懼。像梅毒這種危險的他者的疾病或染自危險的他者的疾病一樣，艾滋病被看作是對那些業已蒙受污名的人的折磨，其折磨的程度遠甚於梅毒。不過，梅毒並不被等同於某種類型的死亡，那種經歷漫長痛苦之後的死亡，如癌症當初就被想象成的那種情形，如今日艾滋病被設想成的那種情形。九*九*藏*書

像其他一些引起患者羞恥感的疾病一樣，艾滋病常常是一個秘密，但患者本人除外。當某人被診斷為患癌症時，他的家人通常向他隱瞞診斷結果；而被診斷為艾滋病的患者則至少同樣經常地向自己的家人隱瞞診斷結果。正如患有其他被認為不僅僅是一般身體疾病的嚴重疾病的患者一樣，患艾滋病的人被引導來進行全身治療，而不是特定疾病的治療，這后一種治療既被認為無效，又被認為太危險（貶低能夠提供治療手段的有效的、科學的醫學，認為這些治療手段僅僅用於特定疾病，並且可能帶來危害，這是近來流行的一種自以為高明的謬見）。儘管外科手術和藥物常常能治愈癌症，但某些癌症患者至今仍在做這種危險的選擇。而某些艾滋病患者則受老一套的迷信和聽天由命的想法所左右，拒絕進行抗病毒的化療，而這種化療即使不是靈丹妙藥，也被證明是有些效果的（如抑制艾滋病綜合征的惡化，防止某些常見的癥候性疾病），他們不去尋求治療自己的機會，而是常常拜倒在某些「另類療法」的大師腳下。但把已經衰弱不堪的身體交託給長壽飲食法的那種身體凈化，對治療艾滋病來說，其作用和放血療法即多恩時代可資選擇的那種「整體」治療法相差無幾。

艾滋病並不是一種單一的疾病，而是一種綜合征，包括一長串似乎沒有盡頭的促發性或「癥候性」的疾病，它們共同組成了艾滋病（這就是說，患者一旦出現這些病症，就被認定染上了艾滋病），這使得艾滋病與甚至諸如癌症這樣非常複雜、多形態的疾病比起來，更像是一個被定義或被建構的產物。的確，那種認為艾滋病必定是不治之症的觀點，部分取決於醫生們決定把什麼定義為艾滋病——以及決定把什麼作為艾滋病的早期階段。而這種決定，依賴於這麼一種觀點，其原始隱喻色彩不亞於那種有關「完全成熟的」（或「已充分發展的」）疾病的隱喻。「完全成熟」意味著艾滋病已處於無可挽救的致命形態。不成熟之物勢必變為成熟之物，花|蕾勢必盛開（雛鳥勢必長得羽翼豐|滿）——醫生們所使用的這種植物學或動物學隱喻使得發展或演化成艾滋病成了規則、規律。我並不是說隱喻創造了艾滋病的臨床概念，而是說，比起僅僅認可這一概念來，隱喻還做得更多。它對尚未被證實或尚不能被證實的臨床證據的某種解釋提供了支持。對一種僅在七年前才被確認的疾病下結論，說一旦感染此病，就有生命之虞，或甚至說凡患有被定義為艾滋病的那種疾病的人都在劫難逃，這個結論未免下得太早了（如一些醫學作者所推斷的那樣，艾滋病患者驚人的高死亡率顯示出那些極易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人死得早，也大多死得快——這是因為其免疫力被降低，因為其易受感染的遺傳體質以及其他一些可能的併發因素，而不是因為某一種必定致命的感染的惡化所致）。把艾滋病構想為不同的階段，是運用「完全成熟的疾病」這一隱喻的必要方式。然而，這也稍許弱化了該隱喻所暗示的那種不可避免性。那些有興趣在那種必定致命的感染可能產生的結果兩邊下注的人，或許可使用那種標準的三分法——HIV感染，艾滋病相關綜合征（ARC）以及AIDS——來考慮以下兩種可能性的一種或兩種：不那麼糟糕的一種是：並非每個被感染的人都會從HIV感染階段向前「進發」或「發展」；而較為糟糕的一種是：每個被感染的人都會發展成艾滋病患者。九-九-藏-書

染上艾滋病被大多數人認為是咎由自取，而艾滋病的性傳播途徑，比其他傳播途徑蒙受著更嚴厲的指責——尤其是當艾滋病不僅被認為是性放縱帶來的一種疾病，而且是性倒錯帶來的一種疾病時（我這裏想到的當然是美國的情形，在九-九-藏-書美國，人們近來被告知，異性間發生性關係時傳播艾滋病的可能性極小，幾乎不可能——人們這樣說，倒好像非洲不存在似的）。一種主要通過性傳播途徑進行傳染的傳染病，必定使那些性行為更活躍的人冒更大的風險——而且該疾病也容易被看作是對這種行為的懲罰。梅毒如此，艾滋病甚至更是如此，因為不僅濫交，而且某種特別的被認為反常的性「實踐」被點名更具危險性。通過某種性實踐而感染艾滋病，更被認為是故意的，因而也更是咎由自取。通過共用被污染的注射器針頭而感染艾滋病的癮君子，被看作是在進行（或完成）某種漫不經心的自殺。醫學意識形態強調抗生素包治百病的作用，助長了這麼一種虛幻的信仰，即認為所有的性傳播疾病相對來說並無大礙，那些濫交的同性戀者聽信了這一信條，實踐著那些狂熱的性生活習慣，以此看來，他們可以被視作是獻身於這一信仰的享樂主義者——儘管現在很清楚，他們的行為無異於自殺。那些因諸如血友病和接受輸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人，儘管無論怎樣也不能把感染的責任怪罪在他們本人身上，卻可能同樣為驚恐失色的人們無情地冷淡疏遠，認為他們可能代表著一種更大的威脅，因為他們不像那些業已蒙受污名的艾滋病患者那樣容易被識別。

就前現代醫學而言，疾病被描繪為似乎是一種直覺經驗，是外部與內部的一種關係：身體內部的某種類似不適的東西將顯露在身體表面，肉眼可以看得見（或在身體表面以下，這時就要靠聽診或觸診），當身體內部被打開以便檢視（如在外科手術和驗屍中）時，這一內部不適就被確認。而現代醫學——也就是說有效的醫學——卻顯示出在身體內部能觀察到什麼這一問題上遠為複雜的概念：觀察的對象不僅包括疾病的結果（如受損器官），而且包括疾病的病原（微生物），而觀察所依據的是更為精細的疾病局部解剖學。

相信所有「攜帶」艾滋病病毒的人都終將惡化成艾滋病患者，這導致了一個明顯的後果，即某人一旦被檢測為陽性，就被視為艾滋病患者……只不過他暫時還沒有惡化成艾滋病患者而已。這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正如任何死刑判決一樣。不那麼明顯的是，這些人常常被看作是好像的確患有艾滋病。HIV檢測為陽性（這通常是指檢測出艾滋病病毒的抗體，而不是艾滋病病毒）越來越被等同於患有艾滋病。從這種觀點看來，被感染就意味著患病。「被感染但未患病」（「Infected but not ill」）這一寶貴的臨床醫學觀念（身體「攜帶」眾多感染物）正在被生理醫學概念所取代，不管這些生理醫學概念是否在科學上站得住腳，它們都有利於復活那種損害他人名聲的非科學邏輯，並使得「被感染卻仍健康」（「infected-but-healthy」）的臨床醫學觀念在術語上衝突起來。以這種新觀點來看，患艾滋病，會產生很多實際後果。一旦人們獲悉某個人HIV呈陽性，那他就會因此失去工作（儘管在美國以這種理由開除僱員是非法的），而當人們發現自己HIV呈陽性時，則竭力掩蓋它。HIV檢測為陽性，對那些從事特別崗位的人來說——這種人將會越來越多——會帶來甚至更具懲罰性的後果，政府已勒令對這些人進行強制性檢測。美國國防部宣布，凡HIV被發現呈陽性的軍事人員都將被從「敏感、重要的工作崗位」免職，因為有證據顯示，只要一感染此病毒，那麼即便沒有出ｈｔｔｐs://ｒｅaｄ.９9csw•cｏm現任何其他癥狀，也會對為數不少的病毒攜帶者的智力產生微妙的影響（其引用的證據是，一些HIV檢測呈陽性的人在神經科測驗中得分較其他人低，這可能反映出病毒感染導致的智力損害，儘管大多數醫生認為這極其不可信，或認為智力損害也可能是因人們得知自己HIV檢測為陽性而引起的——如被質詢時官方所承認的那樣——「憤怒、壓抑、恐懼和驚慌」所致）。當然啦，現在，一旦某人HIV被檢測為陽性，那他就毫無資格移民任何別的地方了。

患癌症有時也被認為是患者本人的過錯，他們沉溺於「不安全」的行為中——酗酒者易患食道癌，抽煙者易患肺癌：這是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懲罰（這不同於那些被迫從事不安全職業的人，如石油化工廠的工人易患膀胱癌）。在疾病原發器官或系統與某些人們被勸說應戒除的特殊行為之間，尋找出了越來越多的聯繫，例如近來對結腸癌和乳腺癌與攝入大量動物脂肪之間的關係的猜測。但與癌症有關的那些不安全的生活習慣，是患者意志軟弱的結果，或是缺乏節制的結果，或是依賴合法的化學製品（儘管這類製劑有害）的結果——其他一些疾病也被認為與不安全的生活習慣有關，甚至包括心臟病這種直到目前為止幾乎未曾蒙受指責的疾病，現在也更多地被看作是為飲食和「生活方式」的過度付出的代價。導致艾滋病的那種不安全行為還不僅僅被判定為嗜好而已。它是放縱，是犯罪——沉溺於非法的化學製品和被認為是反常的性行為。

當因疾病而引起的極度心理折磨蔓延到身體的每個部分時，本來有效的治療也就變得不可能了，因為「本來不過是大病的一個次要方面、一個癥狀的東西，現在變得如此強烈，以致醫生不得不集中力量來治療這個次要方面或癥狀，而不是治療疾病本身」，而這樣做的結果就無異於放棄治療：

就先前任何一種具有傳染性的流行病而言，傳染病等同於被登記在冊的病例的數目。而艾滋病這種流行病如今則被認為不僅包括這個數目，還要算上那些雖已感染但顯然仍處於健康狀態（即看起來健康，實則已在劫難逃）的人，他們的數目要大得多。這種統計一直在做，而且一直反覆在做，越來越大的壓力迫使人們去識別這些被感染者，給他們貼上標籤。以最新的生理醫學測試手段，有可能創造出一個終身為賤民的新階級，即未來的艾滋病患者。但現代醫學檢查手段的勝利帶來疾病觀念的極度膨脹，其結果看起來也似乎是向醫學必勝信念產生以前的過去時代的倒退，那時，疾病是數不勝數的，是神秘的，而由重病發展到死亡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不像現在，雖然存在醫學上的失誤或失敗，但這一過程被認為是可以改變的）。就艾滋病而言，人們在還沒有患艾滋病前就被認為是艾滋病患者；艾滋病產生了似乎數不勝數的大量癥狀——疾病；艾滋病無葯可治，只能以緩和劑來苟延殘喘；艾滋病給人帶來早於身體性死亡的社會性死亡——艾滋病就這樣恢復了類似前現代的某種有關疾病的經驗，如多恩在《連禱文》中所描繪的那種情形，其中寫道「每一種使肌體或肌體功能處於紊亂狀態的東西，都不外乎是一種病」，我們染病的時間，是當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