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爾夫提出這種假設的共享經驗（「我們與你看到同一些屍體，同一些被毀壞的房子」），表明她相信這類照片帶來的震撼不能不使有良好願望的人團結起來。果真如此嗎？毫無疑問，伍爾夫和這封長信的匿名收信者，並非兩種人。儘管他們被各自性別的情感和行為造成的由來已久的取向所阻隔，但是就像伍爾夫提醒那位律師的，他絕非那種標準的好鬥男性。他的反戰意見與她一樣，是無可罝疑的。畢竟，他的問題不是你對防止戰爭有什麼想法，而是你對我們如何防止戰爭有什麼看法。

死去的平民和被粉碎的房屋的圖像，可用於加強對敵人的仇恨，就像設在卡達的阿拉伯語衛星電視台「半島」所做的那樣。該電視台在二〇〇二年四月份每小時重播傑寧難民營被摧毀的畫面。這些鏡頭對世界各地許多收看半島電視台的觀眾有極大煽動性，至於他們已經不打算相信的任何關於以色列軍隊的事情，該電視台則隻字不提。相反，若是影像所提供的證據有悖于那些受珍視的虔敬行為，就會一概被指是在鏡頭前刻意安排的。如果照片提供自己一方犯了暴行的證據，則標準的反應便是，照片是捏造的，絕沒有發生過這種暴行，屍體是另一方用貨車從城裡停屍間運來扔在街頭的，或者，沒錯，確實發生過，但那是另一方自己乾的。因此，佛朗哥的民族主義叛軍的宣傳頭目堅稱，是巴斯克人自己往下水道放置炸藥（後來的版本則說，那是巴斯克土地上生產的炸彈），於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摧毀了他們自己的古城和前首都格爾尼卡，以便在國外引起憤慨並加強共和派的抵抗。因此，居住在塞爾維亞或國外的塞族大多數派，直到塞族包圍薩拉熱窩結束時，甚至在結束后，也依然堅稱是波斯尼亞人自己在一九九二年五月發動恐怖的「領取救濟品大屠殺」和一九九四年二月的「集市大屠殺」，向他們自己的首都市中心發射大口徑的炮彈或埋地雷，以便為外國記者的鏡頭創造令人不寒而慄的場面和為波斯尼亞博取更廣泛的國際支持。

在伍爾夫出版《三幾尼》之前十四年（一九二四年，也即德國全國總動員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十周年），拒服兵役者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出版了《反戰之戰！》。這是作為休克療法的攝影：一本有一百八十多幅照片的相冊，照片主要取自德國軍事和醫療檔案館，其中很多在戰爭期間被政府審查官認為是不可發表的。這本攝影集開篇是玩具士兵、玩具大炮和每個地方的男童都喜歡的其他玩物，結尾則是在軍人墓地拍攝的照片。在玩具與墳墓之間，讀者做了一次痛苦的照片之旅，瀏覽四年的毀滅、屠殺和墮落：一頁頁都是遭嚴重破壞和大肆洗劫的教堂九*九*藏*書及城堡、被夷平的村莊、被摧毀的森林、被魚雷擊沉的客輪、被震碎的車輛、被絞死的拒服兵役者，半裸的軍妓、毒氣襲擊后陷於垂死痛苦中的士兵、骨瘦如柴的亞美尼亞兒童。幾乎所有《反戰之戰！》中的場面，都慘不忍睹，尤其是田野里、道路旁和前線戰壕里一堆堆屬於不同軍隊的士兵的腐屍。但是這本旨在使人恐怖和消沉的書中最難以忍受的畫面，無疑是題為「戰爭的面孔」的部分：二十四個特寫鏡頭，展示士兵臉部的巨大傷口。弗里德里希沒有做出一個錯誤假設，也即假設這些令人肝膽倶裂的照片會自己說話。每幅照片都有一段四種語言（德語、法語、荷蘭語和英語）的激昂的說明文字，每一頁都無情斥責和奚落軍國主義思想的邪惡。弗里德里希對戰爭宣戰，立即遭到政府、退伍軍人組織和其他愛國團體的譴責（在某些城市，警察搜查書店，而公開陳列這些照片則被起訴），但得到左翼作家、藝術家、知識分子以及無數反戰聯盟的擁護者的讚揚，他們預言這本相冊將對輿論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至一九三〇年，《反戰之戰！》已在德國賣了十版，並被譯成多國語言。

在伍爾夫眼中，就像在很多反戰辯論家眼中，戰爭是通稱，而她所描述的影像，則是無名的、通稱的受害者。馬德里政府發出的照片，似乎不大可能不加說明（或者，也許伍爾夫根本就假設照片應自己說話）。但是反戰的理據，並非依賴有關何人、何時、何地的資料；殘酷屠殺本身的專橫就是鐵證。對那些認定某一方是對的，而另一方則是壓迫的和不公正的，因而戰鬥必須繼續下去的人士來說，重要的恰恰是何人被殺和被何人所殺。對一個以色列猶太人來說，一張有關耶路撒冷市中心「斯巴羅」義大利餐廳襲擊事件中一名兒童被炸碎的照片，首先是一名猶太兒童死於巴勒斯坦自殺式炸彈襲擊的照片。對巴勒斯坦人來說，一名在加沙被坦克炮彈炸碎的兒童的照片，首先是一名巴勒斯坦兒童死於以色列炮火的照片。對好戰分子來說，身份即是一切。所有照片都有待說明文字來解釋或篡改。最近的巴爾幹戰爭爆發時，在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埃西亞人戰鬥期間，一個村子遭炮擊，死於炮火的兒童的同一批照片，被塞族和克族各自拿到宣傳簡報會上傳閱。只要把說明文字改一改，兒童的死亡就可以一再被利用。

伍爾夫提議說，讓我們來測試這一「溝通困難」，辦法是一起來細看戰爭的影像。這些影像是被圍困的西班牙政府每周兩次發出的照片；她註明寫作日期是「一九三六至三七年」。伍爾夫說，讓我們比較一下「當我們細看同樣的照片時，我們的感覺是否一樣」。她繼續說：

「接著是擺在我們面前這張桌上的照片，」伍爾夫在談到她向讀者和那位幽靈似的律師提出的思想實驗時說。一如她指明的，那位律師是夠資深的，其姓名後有「皇家律師顧問」頭銜——當然，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個真實人物。接著，想象從一封在上午送信時間抵達的信封里抽出一疊鬆散的照片。它們展示殘缺不全的成人和兒童的屍體。它們展示戰爭如何造成疏散、毀壞、分離，如何夷平已建立的世界。「炸彈把一邊炸開一個缺口，」伍爾夫在談到其中一幅照片里的房子時說。城市景色當然不是肉做的。不過，被剷平的建築物幾乎像大街上的屍體一樣有說服力。（喀布爾、薩拉熱窩、東莫斯塔爾、格羅茲尼、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之後下曼哈頓的十六英畝土地、傑寧的難民營……）瞧，這些照片說，這就是事實。這就是戰爭千的。還有那，那也是戰爭乾的。戰爭撕裂、撕爛。戰爭撕開、掏出內臟。戰爭燒焦。戰爭使入身首異處。戰爭帶來毀滅。

伍爾夫在這本書開頭所要挑戰的，正是這個「我們」：她拒絕讓她的對話者把「我們」視為理所當然。但是，在花了幾頁篇幅從女性主義觀點談論之後，她便放下了「我們」。

誰是此類震撼性的照片所對準的「我們」呢？這「我們」顯然不僅包括一個為其生存而戰的小國或一個亡國的民族的同情者，而且範圍應廣得多，包括那些只是名義上對某場正在另一個國家發生的骯髒戰爭表示關注的人士。照片是一種手段，它們把那些也許會被享有特權者或僅僅是安枕無憂者寧願忽視的事情，變得「真實」（或「更真實」）。

不因這些照片而痛苦，不被它們嚇壞，不努力去消除造成這大災難、大屠殺的原因——這些反應，在伍爾夫看來，是道德怪物的反應。而她說，我們，這些有教養階級的成員，並非怪物。我們的失敗是想象力的失敗，同情心的失敗：我們未能把這一現實牢記心中。

屍首不全的照片確實可被用於更生動地譴責戰爭，就像伍爾夫所做的那樣，也許還可以短暫地把戰爭的部分現實帶回給國內那些完全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士。然而，認為戰爭在這個如此分裂的世界將變得不可避免甚至有其合理性的人，也許會回答說，照片沒有、完全沒有為放棄戰爭提供證據——除了為那些不再覺得勇氣和犧牲之類的概念有任何意義和任何可信性的人士提供證據。戰爭的毀滅性——還不是完全毀滅，因為完全毀滅已不是戰爭而是自殺——本身不能成為反對發動戰爭的理據，除非你認為（就像有些人確實認為的那樣）暴力永遠沒有正當性可言，認為武力永遠是、並且在任何環境下都是錯的——之所以錯，是因為，就像西蒙娜·薇依在她那篇關於戰爭的卓越論文《伊利亞特，或武力之詩》（一九四〇年）中所說的，暴力把任何服膺暴力的人變成物。不，那些在特定環境下認為除了武裝鬥爭別無選擇的人士反駁說，暴力可以把某個服膺暴力的人升華為烈士或英雄。httｐs://ｒｅaｄ.９9ｃsｗ•ｃom

很長一段時間里，有些人相信如果可以用逼真的畫面呈現恐怖，則大多數人最終將會明白戰爭的兇殘和瘋狂。

—九三八年六月，弗吉尼亞·伍爾夫出版了《三幾尼》,對戰爭的根源做了勇敢的、不受歡迎的反思。這本書寫于出版前那兩年間，當時她與大多數好友和作家都對西班牙日益囂張的法西斯主義氣焰感到憂心忡忡，而這本書實際上是對倫敦一位著名律師一封信的遲到的答覆。那位律師問道：「你對我們如何防止戰爭有什麼看法？」伍爾夫在開頭即辛辣地指出，他們之間也許不可能有真正的對話。因為，儘管他們屬於同一階級，也即「有教養的階級」，但是有一條鴻溝隔開了他們：那律師是男人，而她是女人。男人製造戰爭。男人（大多數男人）喜歡戰爭，因為對男人來說「戰爭中有某種光榮、某種必要、某種滿足」，而女人（大多數女人）並不如此感覺或享受。像她這樣一位有教養的——意思是享有特權的、生活富足的——女人是怎麼理解戰爭的呢？她對戰爭誘惑的忌憚有可能跟他一樣嗎？

第二年，戰爭便爆發了。

伍爾夫援引的這些照片，實際上並沒有展示戰爭——這樣一場戰爭——干下的事情。它們展示的是發動一場戰爭的特殊方式，這種把平民當成目標的方式在當時通常被稱為「野蠻」。佛朗哥將軍所運用的策略，即轟炸、大屠殺、酷刑和殺害及摧殘囚犯，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作為指揮官在摩洛哥運用的策略如出一轍。那時，對統治勢力來說更可接受的是，他的受害者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臣民，膚色更黑，還是異教徒；現在，他的受害者是同胞。像伍爾夫那樣只在照片中閱讀一般厭戰觀點所證實的事情，等於是迴避與西班牙這樣一個有歷史的國家的接觸。這等於摒棄政治。

但是，這些記錄非作戰人員被殺而不是軍隊衝突的照片，真的能夠激起人們對戰爭的譴責嗎？不用說，它們還可以促進共九*九*藏*書和派更大的戰鬥性。難道這不就是它們的用意嗎？伍爾夫與那位律師之間的一致性，似乎完全是預設的，這些可怖的照片無非是在證實一種已獲大家認同的意見。如果那個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抗擊窮兵黷武及服膺教權勢力的法西斯主義，為捍衛西班牙共和國做出最大貢獻？」，則這些照片可能會加強他們相信那場鬥爭的正當性。

今天誰會相信戰爭可以廢止？誰也不相信，哪怕是和平主義者。我們只希望（迄今都是徒然）停止種族滅絕，依法懲處那些嚴重違反戰爭法的人（因為戰爭是有法可依的，作戰者必須遵守），以及通過談判達成其他辦法來替代武裝衝突，從而制止某些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們終於明白歐洲給本身帶來的毀滅，但要讓人相信這次大戰的餘震所催生的和平決心是多麼強烈，可能並不容易。在一九二八年「凱洛格—白里安公約」這一紙上狂想剛簽署之際，譴責這樣的戰爭似乎並非完全無益或無意義。在公約中，十五個主要國家，包括美國、法國、英國、德國、義大利和日本莊嚴地放棄戰爭作為國策手段，就連弗洛伊德和愛因斯坦也捲入這場辯論，一九三二年以公開信交流意見，題目叫做「為什麼打仗？」。伍爾夫的《三幾尼》是在轟轟烈烈地對戰爭進行了近二十年譴責的尾聲時出版的，它以其獨創性（這使它成為她所有著作中最不受好評的），把焦點集中於被認為是太明顯或不適合提及、更不要說深思的事情：戰爭是男人的遊戲——這部殺人機器是有性別的，這性別就是男性。然而，伍爾夫版本的「為什麼打仗？」儘管夠大胆，但她在表達對戰爭的反感時，其辭令、其總結卻未能擺脫陳詞濫調充滿重複的語句。戰爭受害者的照片本身，就是一種辭令。它們反覆強調。它們簡化。它們煽動。它們製造共識的幻覺。

事實上，現代生活提供了無數機會，人們可通過各種方式利用這些機會來看待——從遠處，透過照片這媒介——他人的痛苦。有關暴行的照片，可以引發相反的反應。要求和平。要求復讎。或在源源不絕的照片資料的補給下，僅僅是茫然地意識到正在發生可怕的事情。誰會忘記《紐約時報》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該報為美國的新戰爭而做的每日專輯《一個受挑戰的國家》的頭版上半版刊登的三幅泰勒·希克斯拍攝的彩色照片？這三幅相聯的照片，展示北方聯盟士兵挺進喀布爾途中在壕溝里捉到的一名穿制服的塔利班士兵的命運。第一幅：仰天被兩名俘虜他的人沿一條石子路拖著走——一個抓著他一隻手臂，另一個抓著他九*九*藏*書一條腿。第二幅（鏡頭很近）：被團團圍住，當他雙腳離地面被提將起來時，眼神充滿恐懼。第三幅：死亡時刻，腹部朝上，雙臂攤開，雙膝彎曲，全身赤|裸，腰以下血淋淋——他正被一群圍過來殺他的士兵幹掉。要消化每日刊登在報紙上的大量實錄，你得有足夠淡然處之的心態：你所見的照片隨時有可能使你失聲痛哭。而你不應因為像希克斯這類照片所喚起的憐憫或反感而分神，忘了詰問還有什麼樣的照片、哪些人的殘酷、哪些人的死亡沒有被展示出來。

要傳達這些照片造成的內心騷動，最快捷、最乾脆的辦法，是指出我們難以完全看清對象，因為照片呈示的東西已血肉模糊。伍爾夫由此快速地奔向她的結論。我們的確有些相同的反應，「不管我們背後的教育和傳統如何迥異，」她對那位律師說。她的證據我們」——這裏的「我們」是女人們——極有可能用和你相同的話做出反應。

一九三八年，也即伍爾夫的《三幾尼》出版之年，法國大導演阿貝爾·岡斯在其新版的《我控訴》的高潮中，以特寫鏡頭拍攝了一些面目難辨得可怕的士兵，這些在法語中被稱為「破嘴臉」的前作戰人員，大多數過著隱遁的生活（岡斯曾予更早的時候，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拍攝了他這部無可匹敵的反戰電影的原始版本，用的是同一個神聖的片名）。跟弗里德里希書中最後部分一樣，岡斯的電影以一個新的軍人墓園結束，不僅提醒我們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那場被吹噓為「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中，數百萬年輕生命怎樣被軍國主義和愚蠢所葬送，而且增加了這些死者對歐洲政客和將軍進行神聖審判的分量一要是這些死者知道二十年後另一場戰爭又一觸即發，他們一定會進行這樣一場審判。「起來，凡爾登的死人！」電影中的主角，那個精神錯亂的退伍軍人喊道。他用德語和英語重複他的呼喚你們白白犧牲！」陰鬱的遼闊平原，吐出一群群人，這是一支由悠悠晃晃的鬼魂組成的大軍，他們身穿腐爛的制服，面目模糊破碎，他們剛從基里出來，擁向四面八方，在已經被調動起來準備迎接一場泛歐新戰爭的民眾中引起恐慌。那瘋子對著落荒而逃的一群群人高喊：「讓你們眼裡裝滿恐怖，只有這樣才能阻止你們！」生者以烈士之名獎賞他，接著他便加入死去的同志們的隊伍：無動於衷的鬼影陰魂，潮水般蓋過畏畏縮縮的未來作戰人員和明日戰爭的受害者。末日恐怖景象才可以阻止戰爭。

當問題涉及到觀看他人的痛苦時，任何「我們」也不應被視為理所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