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是認定他們的話語有錯。有一度，我認為，政治和道德的現實正如共產黨的辭令所表達的一樣簡單。法國人是「法國殖民者」，美國人是「帝國主義侵略者」；阮氏政權是「傀儡政權」。可那又是什麼樣的個人古怪口味和糟糕氛圍致使我猶疑不決呢？難道，是因為我過去對這種語言的不當性的深信不疑嗎？作為政治早熟的孩子，我最初接觸到這樣的語言，是讀《政黨通訊》和科里斯·拉蒙特和韋伯斯關於俄國的大作時。那時我是北好萊塢高中的低年級學生，為華萊士競選會工作，參加了美蘇友誼協會的愛森斯坦電影放映活動。但是，不管是美國共產黨的無知欺騙還是20世紀40年代政治同路人的哀切情辭都與此毫無關聯，這裡是越南，1968年春。可是，詞語一旦遭受背叛，要再嚴肅地看待它們就很難了。只是在近兩年裡（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越戰的衝擊），我才能再度啟齒「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這些詞。十五年來，雖然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在這個世界上是一個不間斷的事實，但這些詞本身在我看來就是不可取，是死的、不誠實的（是不誠實的人手裡的一個工具）。近來的語言決策中包含許多東西：與我的歷史性記憶、我的審美感覺、我關於未來的想法之間的新的聯繫。我又開始使用這些馬克思主義或新馬克思主義語言素材，這幾乎算是一個奇迹，一種對那歷史性喑啞的意料之外的寬恕，一個新的機會，重新叩問我已經放棄理解的問題。

現在我更經常自己出來散步了，只要不是太熱。我試著迎合人們向我投來的目光，享受著自己模糊的身份。因為我不會說越南話，只能回望他們並微笑，這樣的情形對我來說是種保護。一開始我曾有點吃驚，但現在再也不了：獨自走在這裏竟然這樣舒服自在！即便我在遠離賓館的偏僻街區里迷了路，也是如此。雖然我知道，在我身處城市的另一處，可能會發生這樣不愉快的小事：無法說明自己是誰，也看不懂路牌標示，但我仍覺得十分安全。除去統一賓館周圍的幾個街區以外，河內的外國人一定相當少。我在街上還沒有看到越南人以外的人。但我仍在這些人中間走著，沒有人伴護，好像我有十足的理由這樣徜徉在河內的人群中，同時希望他們所有人，直至最後遇到的那個蹲在路緣石旁賣橫笛的老人，都能理解我，並以他們友善的方式忽略我。河內給人的禮貌和非暴力的印象非常令人震驚，這不僅是與任何美國大城市相比，與金邊和萬象相比也是如此。這裏的人那麼歡快、單純地聚居著，很顯然不喜爭吵。即便街道上最為擁擠的時候，也很少有鬧嚷的聲音。雖然我看到許多個子很小，營養狀況不算太好的兒童和嬰兒，但我還未聽到過有人哭。

扮演角色（他們的或我們的）涉及語言的風格化：說的都是一些簡單陳述句，所有的話語不是講解性的便是提問性的。每件事都在一個層面上。所有的話都屬於同一類語彙：鬥爭、轟炸、朋友、侵略者、帝國主義、愛國者、勝利、兄弟、自由、統一與和平。雖然我有強烈的衝動想要抗拒他們對語言的扁平化處理，但我已經意識到，如果我想說出對他們有用的話來，我就必須也這樣說話，只是可以稍微緩和一些。這麼做要求你使用一些含義更豐富的當地習慣稱謂，比如「傀儡軍隊」（指西貢政府的軍隊）、「美國運動」（他們說的是我們！）。還好，對於其中一些關鍵詞，我已經很習慣了。去年在美國時，我已經開始說「前線」（而不是越共）、「黑人」（而不是黑鬼）和「解放區」（而不是民族解放陣線控制下的區域）。但在他們看來，我說的遠不能算對。我注意到當我說「馬克思主義」，而我們的翻譯卻翻成「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他們也許會說起「社會主義陣營」，而我幾乎不可能說出「社會主義國家」以外的詞出來。

將心比心，這樣超越個人情感的姿態很難令訪客相信。當然，我也不能完全把我自己對人類作為的慣常理解放到一邊。在那兩個星期里，我不斷地設想著關於越南人的心理性問題，同時又意識到這樣的問題充滿著隨意的西方道德猜想。比如，「自我」對越南人意味著什麼？即便這樣的問題是有意義的，我發覺，它也不具備我們所熟悉的許多富有表達力的形式。北越人似乎平靜得令人驚訝，雖然他們除了戰爭很少談論別的事情，但他們的話語中卻出奇地不帶憎恨意味。即便在他們使用共產黨誇張的怒斥式語言時，聽起來也有點兒恭順和平淡。他們談論暴行，他們歷史的本質，語氣是淡淡的哀傷，仍舊帶著驚訝。他們的態度好像在說，這樣的事情真的會發生嗎？法國人真的將那些參加過罷工的帶著手銬的種植園工人給開膛了嗎，就像我們在革命博物館展出的照片中看到的那樣？為什麼美國人不會為他們在這裏的所作所為感到羞恥？在河內一個小「博物館」參觀一個美國近三年來在越南使用的種族滅絕性武器的匯展時，這個未出口的問題一直回蕩在整個行程中。真的，我想，他們不太理解。畢竟，當一個建立在恥辱中的文化正被另一個建立在深重積孽中的文化所攻擊時，這種不解是你能預料到的。

但是，在以儘可能直白又易於招人攻擊的方式表明過我對越南人（人民、社會）的敬仰之後，我應該強調，所有這些都比不過這一條：北越是正義國家的典範。你只要回憶一下現政府犯下的更多臭名昭著的罪行：比如，對托洛茨基派的迫害，1946年處決了其領袖；1956年強制性地將農業集體化，其殘暴和不公性最近被一些高官們承認。不過，一個外國人應該努力避免將一切話語都與這些可悲的事實聯繫起來。在得知現在北越的每個人都屬於至少一個「組織」（通常是幾個）時，一個非共產黨訪客很可能猜想，越南人被嚴格管制著，被剝奪了個人自由。隨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近兩個世紀里上升到主導地位，歐洲人和美國人都認為公共組織中的成員身份會讓你變得「非個性化」，並將實現個人生活的自治奉為人生最有價值的目標。但是在越南，「非個性化」的威脅並不是這樣產生的。在這裏，當人們沒有以常規的集體形式互相聯繫在一起時，他們才會覺得自己被「非人化」和「非個性化」了。而且，一個獨立左翼分子很可能在越南人每次提到「黨」時都有點退縮。（1946年憲法允許多元化政治團體的存在。他們有一個社會黨和民主黨，它們出版各自的新聞周刊，在政府中都有代表。但在中央委員會有著將近一百位代表的勞動黨，工人的黨派，才是「黨」。它治理著國家，它推舉的候選人在選舉體制中是極受歡迎的。）但在一個不了解多黨派民主的新獨立國家裡，一個單一政黨對政府的優先選擇權所引起的反應是應當有分歧的，而不是習慣性的反對。我遇到的幾個越南人主動說起了一黨統治的危險性，並聲稱，儘管這些危險存在，勞動黨已經證明了它是有能力通過對人民具體的、地區性的要求做出回應，來執掌政權的。對越南人來說，「黨」就意味著從胡志明到黨校里出來的年輕幹部的卓有成效的領導。胡志明1930年創建了獨立國家和政黨。那些年輕幹部們則冒著炮火來到村莊里，向村民演示如何修建掩體，或者自願去大山中和苗、芒等少數民族一起生活，教他們讀書寫字。黨就是一支由有技術、道德高尚、幾乎不拿工資的公僕組成的龐大隊伍，教導人民，與他們一起工作，共渡難關。當然，黨作為公僕隊伍這樣一個概念也不能使得越南的政體杜絕可怕的濫權。但它也沒有排除這樣的可能性：目前的政體施行仁政，大部分時間里，都能做到真正而充分的民主。

正如黑格爾所說的，歷史問題就是思想問題。我近來在河內停留期間所做的心靈之旅使得這條宏大原理的真諦清晰而具體地呈現在我面前。我現在想來，在那裡，在北越，那表面上顯然是一次被動的接受歷史性教育的經歷，實際上是對我自己思想之極限的一次積極挑戰。

當然，在這種合作身份中，存在一種微妙的禮讓態度。我們沒有單個或者一道被問起我們為什麼得到這次邀請。我們受到的推薦（來自此前到訪過這裏並繼續享有越南人的信任的那些美國人）和前來的意願（這麼遠的路、自己出錢，並且冒了回國后受到追究的風險）似乎把鮑伯、安迪和我的努力置於同一水平之上。這裏沒有人問我們為反戰運動具體做些什麼事情，或者要求我們說明我們的活動道理何在。看來，他們認為我們每個人都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雖然我們的越南主人知道我們都不是共產主義者，並且他們似乎也沒有什麼關於美國共產黨的幻想——「我們知道我們共產黨的數量在美國不大，」一個政府官員不動聲色地說——可沒人問起我們的政治信仰。我們全都是朋友。

現在，我想，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歷史和心理學之間的區別。我忽略了心理學世界。（我昨天所指的「成人」世界。）他們完全生活在歷史的世界中。

說到底，一個人在訪問北越時所遭遇的困難反映了西方后工業社會中瀰漫的信任危機。越南人不僅僅確實擁有在世界這一邊的那些思慮重重的人們已不再相信的美德。他們還匯融了那些我們認為互不相容的美德。比如，我們認為戰爭從本質上是「非人化的」。但北越作為一個為武裝鬥爭而徹底動員起來的軍事化社會，同時又是一個十分文明的社會，十分崇尚溫文爾雅和內在修養。潘講給我聽的一個關於越南人重視內在修養的例子最令人吃驚。那是1954年河內從法國人手中被解放出來時，他們對待被集中起來的成千上萬的妓|女們的做法。她們被交給婦聯負責，婦聯在鄉村為她們建立了康復中心，她們在那裡度過了被精心護養的最初幾個月。她們聽童話故事，學做兒童遊戲，並被放出去玩耍。「這樣，」潘解釋說，「是為了喚回她們的童真，重新建立她們對男人的信任。你想，她們看到過人性那樣可怕的一面。使她們忘卻的惟一方式就是讓她們重新做回小孩子。」只有在經過這個被哺養的階段后，她們才被教以讀書寫字，教以一樣讓她們能夠自立的手藝，並被贈以嫁妝來增加她們最終嫁人的機會。無疑，一個能想出這樣的治療方式的民族確實具有一種與我們不同的道德想像。正如越南人的愛之內涵有別於我們，他們的恨之本質也與我們不同。當然，越南人在某種意義上是恨美國人的，但不是像美國人那樣恨，如果我們也被一個強權施於等量的懲罰時。北越人真誠地關心上千名被俘虜的美國飛行員的福利，提供給他們高於越南人平均量的待遇。「因為他們比我們高大，」一個越南軍官這樣對我說，「習慣上吃的肉也比我們多。」北越人真的相信人心是善良的（「每個國家的人民都是好的，」胡1945年說，「只是政府壞。」），相通道德淪喪者永存的人性復歸的可能性。他們死敵，甚至包括美國人也都有這種可能性。儘管越南人傳播這些思想時所用的句子有些刻板，但你也不可能不對他們的用心之誠感到信服。

第一個跡象是，我在和人們交談時，感覺變舒適了：不僅是和英，我們的導遊隊長——我逗留期間和他講的話比和任何別的越南人講的都多，而且在和別人說話時也是如此，無論是年輕女民兵、工廠工人、學校教師、醫生還是村領導。我們與這些人相處不過一個小時，此後便再沒見過面。我不再老是想著他們語言的局限（我知道，這些，很大一部分應該歸為話語的「抽象化」或「模糊化」，西方人到每一個東方國家都會得出這樣的評價），也不再想著我自己表達語彙的衰減，而是變得對越南人說話方式中的差異敏感起來。作為一種開端，我能夠在宣傳話語和一般話語之間做出區分了。我也學會了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去關注那些不斷被重複的話語，發現標準化的語彙也遠比我想的要豐富得多。

但是我也被這種善意的輕信所吸引。我喜歡走到河內任何一個地方，人們都那樣瞪著，甚至是直愣愣地盯著我們的樣子。我感到他們在欣賞我們，對他們來說，看見我們是一種愉快的經歷。我今天問英，他認為街上的人們意識到我們是美國人了嗎？他說大多數人不知道。那麼他們以為我們是什麼人，我問。也許是俄國人，他這樣回答。事實上，有幾個人還對我們喊出了俄語的「同志」和其他俄語單詞，雖然大多數人不會衝著我們的方向說什麼。他們平靜地瞪視，指點，然後和旁邊的人討論起來。修說我們閑逛或者看電影的時候，那些人的議論大多數都是表示善意的詫異——他們那麼高。

在這樣的情形下，「人民的戰爭」的概念不僅僅是一句宣傳口號，而是具有真實而具體的內涵，正如現代的社會策劃者最希望看到的那樣，是分散式的。人民的戰爭意味著這個國家裡每一個有行動能力的人都全部地、自發地被調動起來了，每個人都準備著接受任何任務。它也意味著把國家分成數不清的，自給自足的小社區，它們能在封鎖和孤立中生存，能做出決定，並繼續為生產做貢獻。比如，在地方層面上，人民要去解決敵人轟炸后留給他們的任何問題。

可是，現在還可能這樣去感覺美國嗎？這是我經常與越南人爭論的問題。他們一再對我說，我必須愛美國，就像他們愛越南。正是愛國主義促使我反對我的國家的對外政策。我想要保護我的國家的榮譽，我珍視它勝於一切。他們所說的話里蘊涵著真理：所有的美國人——哎呀——相信美國是特別的，或者應該是這樣。可我知道我感覺不到越南人歸於我的這種正面的情感。憤怒和失望，是的。愛，不。以我和他們溝通的幼稚語言（我使用得已經相當熟練了），我這樣解釋：現在很難愛美國，因為美國正在把武力輸出到全世界。人類的利益高於任何個別民族的利益，在今天，一個有正義感的美國人應當首先是個國際主義者，其次才是愛國者。有次我在作家聯盟，當我提到這一點時（不是第一次，所以我的語調可能有點悲傷），一個年輕詩人用英語令人安慰地回答說：「我們是愛國者，這令我們快樂，你的愛國主義卻令你受到折磨。」有時，他們似乎理解，但更多的時候，他們不理解。也許正如我已經說過的，困難在於他們非常喜歡美國本身。看來，越南的人民理所當然地這樣認為，美國從各方面來說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最富有、科技最先進、文化最活躍、最強大，甚至最自由。他們不僅對美國抱有無窮的好奇——英幾次說起他多麼希望戰爭一結束便去訪問美國，而且真誠地仰慕美國。我先前已經描述過那些詩人和小說家對美國文學的熱忱。範文同很景仰地提到「你們的《獨立宣言》」，胡志明1945年9月2日宣布越南人從法國人手中獨立的時候，引用了它。黃松，最大的日報《人民報》的編輯說到他對美國的「喜愛」時，當著我們稱讚「你們的自由傳統」使得像「靜坐」和「宣講會」這樣有創新的政治舉動成為可能。他說，美國，擁有著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無法媲美的可能性以及好處。

文化差異是最難估測和克服的事情。一種始於態度、方式，進而成為實質的差異。（那些給我帶來震動的東西里，有多少是亞洲特質，有多少是越南特質，我在初次來到亞洲的行程中不大可能弄清楚。）顯然，他們這裏對待客人、陌生人、外國人，更別提敵人時，採用的是一種不同的方式。此外，我也深信，越南人與語言的關聯也是不同的。這種差異不應該僅僅歸因於我所說的句子，比起平常不需要翻譯來轉達時，已經緩慢簡單許多。因為，即便在和某個講英語或法語的人交談時，在我看來，那也好像是嬰兒的交談。

當然，拒絕給旅行預設一個職業化的目的這一最初的想法並不是導致我困惑的惟一原因。一定程度上，我的怨懟是直接且不可避免的，是被移位到另外一種文化之後的誠實的反應。我也應該提一下的是，在這種時候，很少美國人會獨自去越南。為了方便越南人，通常的做法是組團前往。有時是兩個，大多數情況下是三個、四個或五個行前不認識的人湊在一起。我是作為三個人當中的一個到北越去的。在四月末相聚柬埔寨之前，我沒見過兩個同伴——記者安德魯·科普開恩德和康奈爾的數學家羅伯特·格林布拉特，後者在為反戰運動做一份全職工作。但這次旅程需要我們毫不鬆懈地保持並非完全自願的親密狀態，那種適於戀愛或突發性危機的狀態，並且要不停頓地保持上至少一個月。（我們受到的邀請是兩個星期。可由於耽擱和聯絡不暢，我們花了十天的時間從紐約途經巴黎和金邊到了河內，然後只剩下一星期的時間，就要踏上回程。）自然，和同伴的相處佔去了我相當大一部分的注意力。如果我是獨自出行，我可能已經到了越南人中間：作為一種義務，更可能是一種榮幸。在這種突然降臨的親密情境中，學會與兩個陌生人友好而明智地相處是一種實際需要，即便，或者更何況，他們是我久仰的人，比如安迪·科普開恩德，我拜讀過並很欽佩他的作品。現在，身處對三人來說都很陌生的世界一隅，見不到別的以英語為母語的人（除去來的路上在寮國逗留的四天里遇到的一個美國新聞總署的官員和一個美國記者，還有在我們到達后的第二個星期開頭來到河內的四個由「爭取民主社會學生會」贊助的美國大學生），我們被進一步拉近到了一起。（我和羅伯特·格林布拉特都沒有來過亞洲；安迪·科普開恩德五年前來過，造訪了西貢、孟加拉、菲律賓和日本。）由於這樣的因緣際會，我們似乎不可避免地要花上大量的時間去交談，充滿感激，病態般熱烈地交談。

如果他們對美國的看法最初看來是那麼不可思議，繼而又天真動人，那麼越南人對自己國家的感情似乎就十分奇特，甚至是危險了。但在行程接近尾聲時，我開始感到不那麼疏離了。對他們的愛國主義純潔本質的發現，讓我看到這樣一種情感不可以等同於沙文主義。當然，我十分清楚為什麼越南人期望我的態度實際上是這樣難以做出。自從二戰以來，美國的愛國主義話語權就掌握在反動分子和野蠻人手中。通過壟斷話語權，他們已經成功地將熱愛美國的理念等同於偏執、狹隘和自私自利。但也許一個人不能這麼輕易放棄。當作家聯盟的主席，唐泰邁在對鮑伯、安迪和我致的歡迎詞里說「你們就是真誠的美國人的形象」時，我為什麼要感到有些畏縮呢？如果我感到，那些搖旗的軍團士兵、愛爾蘭警察和會投喬治·華萊士一票的小鎮汽車推銷員才是真正的美國人，而不是我——我害怕我的一部分正是這麼想的，難道這不算是懦弱、淺薄和不真實嗎？為什麼我（我們）不認為我自己（我們自己）是一個真正的美國人呢？帶著更多一些純粹的遠見——但是，一個人將不得不把自己滲漏的絕望情緒轉化成公眾的悲傷——也許，一個關心人類其餘96%人口，關心這個行星的生態未來的美國知識分子也會愛美國。可能沒有任何嚴肅的激進變革在美國會有前途，除非它能使被玷污的愛國主義思想重獲力量。在北越停留的最後幾天里，我的一個想法就是我想嘗試一下，看是否可行。

當然，我並不後悔來。來到河內至少是一種義務，對我來說也是關乎自我肯定和政治肯定的重要舉動。我現在還未能苟同的是，這也是一出小小的政治戲劇。他們在扮演他們的角色，我們（我）必須扮演我們的（我的）。那種沉重感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劇本完全是他們寫就的，戲也是他們導演的。雖然，這事本來就得這樣——這是他們的國家，他們的殊死抗爭，而我們是志願者、臨時演員、配角，保留著退出舞台，安全地坐到觀眾席上的選擇——但我還是覺得，這讓我在這裏的行為顯得相當順從，而整場演出顯得有點悲哀。

比如，古巴革命的平民主義態度。我記得很清楚，古巴人是不拘禮節的、衝動的、易於熟絡起來的亢奮而滔滔不絕的談話者。這些九-九-藏-書也許不總算是美德，但在一個成功而穩固的革命社會中，它們似乎是。在越南，一切都是正式的、測量過的、有控制和計劃好的。我期望這裡有人會不那麼謹慎，談談他的私人生活、他的情緒，跟著「感覺」走。事實正相反，每個人都十分禮貌，可不知怎的有點乏味。這種態度與越南人給人一種無性文化的印象相符。從我留意到的一切，從這個星期我在河內看到的三部電影，和我昨晚讀的那本英譯小說，我得出了這種印象。（我問修的時候，他確認說，越南戲劇和電影中沒有接吻；顯然在公園和街道上也沒有。我還未看見人們哪怕是隨意地互相觸摸。）正如古巴所證明的，一個國家不必採取清教徒的生活方式來實行社會主義。很可能，越南人對性和談論私人感情的態度早在馬克思主義革命者的理想主義到來之前，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了。不過，他們的確讓一個像我一樣的西方新激進分子感到不舒服。在我們看來，革命不僅意味著導致政治經濟的公平合理，而且也要釋放或激活個體（包括社會）的各種能量，包括性|欲。這就是古巴革命所包含的意義，儘管有老派的正統共產黨官員一波一波的干預，這些官員其時正受到菲德爾的挑戰。

即便我沒能通過那項能否使自己對越南人有認同的測試，那我實際上證明了什麼呢？或許我還未經歷過這樣普遍意義上的來自一個道德社會——或革命社會——的抑制，無論是實際上的還是想像中的，只此現在一例。或許我只是在說，我發現了北越一些不和諧的地方……而我確實喜歡越南人，與他們應答往來，相處很好，在這裡有時很快樂。難道這些不全都要歸結為一個荒唐的抱怨和願望嗎？一個真正的孩子，我的抱怨：這裏的人沒有讓我很方便地觀察他們；一個願望：越南人向我清楚地「展現」自己，以便我不會將他們看得模糊、頭腦簡單、天真？現在我回到了我的出發點上。存在於我和他們之間的壁壘感。我不理解他們，他們不理解我。現在沒有判斷（至少我真的相信沒有）。

越南人最終擊敗美國侵略的影響不難預見。大部分影響都是對目前狀況的徹底改進：一切轟炸的停止，美國軍隊從南方撤出，阮氏傀儡政府的垮台，民族解放陣線主控下的政府上台，而這個政府，有一天，但不是不久以後（根據民族解放陣線目前的領導地位），會和河內政府聯合起來，這樣這個分裂的國家最終會重新統一。但你卻只能大致猜測這次失敗對美國的影響。這也許會是我們國家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不管是好是壞。也許，這可能什麼意義都沒有，只是一次對錯誤投資的停業清理，好讓那集軍事、工業於一體的統治集團可以放開手腳去進行別的更順風順水的冒險。美國的事態可能會走向兩條道路中的任何一條，在我看來似乎不容過分樂觀。如果，美國至少還有一線希望的話，那麼這個國家期盼激進變革的人民不應該選擇在1968年這個錯誤的時機失去信心。

當然，北越在第一夜是不真實的。但接下來的日子里，它仍然是不真實的，至少是無法理解的。固然，那晚關於戰時河內最初的幻覺般的體驗被白天里更具日常性的體驗所糾正。統一賓館縮回到正常的大小（你甚至可以據此想像它的前身，法國殖民時期的大都市酒店的形貌）；從那由騎車人和行人組成的沉默人流中，顯現出來年齡不一、面貌各異的個體來。小湖區附近有樹陰的街道成為日常遊逛之地，我們常常散步到那裡去，不用導遊的帶領，只要不是太熱，只要我們三個人里的一個、兩個或三個有個把小時的空閑。雖然它與我僅熟悉的那一類城市，美國和歐洲的城市相隔那麼遠，那麼不同，但河內在我很快就具有了一種古怪的親近感。但捫心自問，我不得不承認，這個地方是太陌生了，除去「在一定距離外」的時候，我真的完全不懂它。

由於國際商會航班常見的意外事故，我們在去河內前已經在萬象停留了四天，住在同一家酒店，走遍了城裡我們剛才駛過的每個地方。雖然已經被它的骯髒惡劣所震撼，但現在看來，我們當時還沒有充分領略到這一點。當然，它原先也是這樣，只是我們沒看到。與它在西歐更微妙細緻的處理方法相比，美國向東南亞輸出的只是它文化中最墮落的一面。在世界的這個角落，美國威力的標記無須粉飾和掩藏。雖然，一個美國人在一趟北越之行后，至少十天戒絕《時代周刊》和《新聞周刊》無論如何總是有用的，可是我想，他還是必須讓自己做好準備經受一次大的文化衝擊——逆向文化移位，如果他在離開河內之後見到的第一個環境是萬象這樣的地方。

當然，我很高興地了解到，一些越南人不是沒有意識到，歸入「社會主義陣營」有其弊端——比如，文化疏離和知識界的褊狹。但想到這一點又不無悲哀：他們在懷有這樣的意識的同時，又十分清楚地意識到，越南就其本身來說就是一個封閉而狹隘的國家。和我們交談過的博士、作家和學術研究人員都提到了被隔離的絕望感覺。一個教授在講述完1954年來的科研院所的成長之後，說：「但我們仍然無法把握世界其他地方開展著的研究工作的趨勢。我們得到材料很遲，也不充足。」雖然講起從法國人被趕走之後取得的進步時，人們很自豪，但是他們常常對我們抱有歉意地說，越南現在仍然是一個多麼「落後」的國家。然後我便意識到，他們對我們來自世界上最「先進」國家這一點是多麼清楚。他們對美國的尊敬就在於此，不管有沒有說出聲來。

就拿「尊敬」這一概念來說吧。「我們尊敬你們的諾曼·莫里森」，在他們對我們在河內和鄉村的每次訪問發表的歡迎致辭里，這是經常出現的一句話。我們得知英寫了一首廣為傳唱的歌曲《獻給愛米莉的歌》。愛米莉是諾曼·莫里森最小的女兒，他把生命祭獻在五角大樓前時，把她帶在身邊。在作家聯盟，有人為我們朗誦了一首優美的詩（之前我已經讀過了它的英語和法語版本），叫做《莫里森的火焰》。沿著危機重重的路線向北緯17度線運送給養的卡車司機們很可能會在他們的遮陽板上貼上一張諾曼·莫里森的像，也許旁邊還貼有一張阮文追的像。那是一個西貢青年，他因去南越時曾密謀刺殺麥克納馬拉，幾年前被處死。一開始訪客們很可能被這種對諾曼·莫里森的崇拜所感動，同時又覺得不自在。雖然人們的個人情感是樸實真誠的，但卻似乎有些過頭、濫情，令人想起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文化中常見的樣板英雄式的偶像。可在諾曼·莫里森的名字被第二十次提起時（人們總是稍帶羞澀但滿含敬意地提起，顯然想要對我們，這些美國人，做到友好而大度），我開始理解越南人和諾曼·莫里森之間十分特定的關係。越南人相信人們的生命，以及它的意志，是由英雄的生命和意志所滋養和維繫著的。在一種精確的意義上，諾曼·莫里森確是個英雄。（越南人沒有像我原先懷疑的那樣，高估了他為美國的良心而犧牲的實際影響。對他們來說，遠比這一事件的實際效果重要的是，他的行為的道德成就，作為一次超越自我之舉的完滿性。）因此，在他們宣布對他的「尊敬」，並稱其為「恩人」的時候，他們十分準確地傳達了心中的情感。諾曼·莫里森對越南人而言具有真正的重要性，如此重要，以至他們不能理解這一點：他對我們，他們的三個「美國朋友」來說，並不是同等重要的思想滋養。

我對這個地方的全部認識都來自一個美國人帶到河內來的非常複雜的自我。至少這個美國人，我，有時委屈地覺得，我（我不會代表安迪和鮑伯）在這裡是在大把浪費我們越南主人的時間。英本來應該把這些天的時間用來寫音樂。潘可以重讀莫里哀（在進入和平委員會做全職工作之前，他教授文學）或者去看他十幾歲被疏散到鄉下去的女兒。修，他的職業是記者，可以用越南通訊社那種令人生畏的文體寫出有用的文章來。只有作為書記員的東例外，跟著這三個人出來玩，圍著人高馬大而遲鈍的外國人忙碌，很可能比書記員的工作要好玩些。在越南人看來，我們在這裏過得如何呢？我們理解的時候他們知道嗎？我們不理解的時候他們知道嗎？我特別想到了英，他顯然很精明，遊歷過歐洲很多地方，可也是所有這些人中的一個，他們全都微笑著和我們交談，奉承我們（「我們知道你們的鬥爭很艱難，」今天有人這麼說），向我們解釋。我怕他們不知道那些不同之處。他們只是太大度、太輕信了。

7月初我在巴黎和一些5月里上過街壘的熟人一起談話時，留意到他們與我目前的狀態頗為類似。我發現他們並沒有真正接受革命的失敗。我想，他們不夠「現實主義」的原因，在於他們的思想仍被那些新感覺所佔據。在那幾個星期里，那幾個寶貴的星期里，大批的平日里多疑且憤世嫉俗的都市人、工人和學生，都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大度、熱忱和真誠彼此相待，人們從中體驗到一些新感覺。於是，在這一點上，那些年輕的街壘志願者是有理由不承認他們是完全失敗的，也有理由不完全相信事情又恢復到了5月前的常軌上去了（如果沒有更糟的話）。實際上，他們的態度是極為現實的。這些品嘗過那種新感覺的人——從這個社會加諸愛與信任之上的種種限制中得到短暫的解脫——不再是和以前一樣的人了。對他而言，「革命」才剛剛開始，還在繼續。因此我發現，在北越時發生在我身上的轉變並沒有隨著我返回美國而消失，而是仍在繼續。

在其非常出色的電影《遠離越南》中，戈爾達這樣沉思（好像我們聽得到他的聲音，看到他坐在一個散漫的電影攝像機后）：也許這樣不錯，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各自在心中造一個越南，尤其當我們不能親身去那裡的時候（戈爾達曾經想在北越拍攝那個故事，但簽證被拒）。戈爾達的觀點——用不同的句子重複了切的箴言：要打擊美國霸權，革命者有義務去創造「兩個、三個和更多的越南」——在我看來是完全正確的。過去四年來，我一直在創造和忍耐的是那個存在於我皮下、心中和頭腦里的越南。但我思慮多年的越南卻根本沒有豐|滿起來。它只是一個模子，裏面灌注的是美國內容。我的問題是，沒有去更多地感受自己的內心。我的問題是，現在我（比戈達爾幸運）短暫地逗留越南，卻不知怎的，未能建立起我與越南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一致性所暗含的那種智性和情感上的關聯。

當然，最後，一個美國人沒有辦法將越南交織到自己的意識里。它可以像指引方向的星星一樣在遠處閃爍，它可以是撼動我們腳下的政治地面的地緣性震動的發源地。但是越南人的美德肯定不是美國人能夠直接效仿的。它們甚至很難說得清楚。而這個國家接下去還要進行的革命必須以美國話說出來，而不是以一個亞洲農民社會的語言說出來。激進的美國人從越南戰爭中受益，而一個明晰的道德問題也不無裨益地提供給他們轉移不滿情緒，揭露體制中矛盾的機會。在因美國背叛了其理想而萌生的個人孤立的幻滅和絕望之外，越南提供了一把通向系統批判美國的鑰匙。在這種使用方案里，越南成為一個理想的他者。但這樣一種地位，只是使文化上已經如此相異的越南，更加遠離了這個國家。因此便有了去到那裡的任何具有同情心的人面臨的任務：去理解那些因受到阻礙而無法理解的東西。當美國激進分子訪問越南時，所有的事情都發生了疑問——他們對社會主義、對革命，對愛國主義、對暴力、對語言、對禮儀、對愛欲必然的美式態度，更別提他們身份中更普遍的西方特色了。我可以證明一點，最起碼，自從我去過北越后，世界似乎變得比之前要大得多了。

在去河內訪問之前，我通過自己的想像與之相連的那個越南，在我到那裡后，被證明是不現實的。最近幾年來，越南已經作為一個經受苦難，具有英雄主義的「弱者」的典型形象駐紮在我的意識里。但實際上，我終日思慮的依然是美國這個「強者」——美國力量的輪廓線、美國的殘酷、美國的自以為是。為了最終能直面越南的真相，我必須忘記美國，甚至，更有野心的做法是，突破作為美國人的那一個我派生其中的總體上的西方感覺力的界限。但我一直明白，我只不過是對越南現實做了一次簡短的、業餘的考察而已。任何從我的行程中得來的真正嚴肅的東西都將把我送回到起點：作為一個美國人，一個沒有派屬的激進分子，一個美國作家的困境。

也許，如果說我是在欺騙，懷揣最好的意圖，努力讓他們輕鬆點的話，他們也許在為我們做同樣的事情。這就是我即便知道也無法超越表層面具去發現他們的不同的原因嗎？英有著最個人化的權威，行走和坐下時都帶著一種迷人的「美式」懶散，有時會顯出憂鬱而困惑的樣子來。（我們已經知道他的妻子自從50年代初被法國人俘虜並折磨了一年之後一直病著；他還有幾個年幼的孩子。）修則在孩子氣的舉止和下級官員的沉穩派頭之間搖擺。他有時會傻笑。潘有著最和藹可親的態度；他說話的時候似乎總是上氣不接下氣，可他又喜歡說話。他也是我見到的越南人當中少數的幾個體態豐|滿的人之一。東看上去總是很熱切，有點緊張的樣子，他從不說話，除非你問他問題。還有什麼呢？潘是年紀最長的，我想。今天我們才很驚訝地獲知，英有46歲了。即便知道越南人普遍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年輕十歲（尤其是男人，他們從來不禿頂，甚至頭髮都不變白），還是不能減輕我們的驚訝程度。

當我在這裏聽到越南人講的這些習語時，我還是不禁要感到，它們是一種官方語言成分。它們再次成為一種陌生的談話方式。我現在說的不是這一語言的真實性（這些單詞指向的現實），那個我的確認同，而是它預設的感覺情境和程度。通過越南人的談話方式，道德和審美之間的鴻溝令人痛苦地顯現在我面前。就我所能察覺的，越南人具有一種生動的、強烈的審美意識，即便在被迫過著極端艱苦，物質匱乏的生活之時。比如，不止一次，人們很自然地表達了對美國炸彈破壞了越南鄉野之美的憤怒和悲傷。有人甚至提到了「許多美麗的名字」，像雪松瀑、匯合城等，都被美國人「在南部施行了野蠻手術」。但是，在越南，主導的思維和談話方式是無保留的道德說教性的。（我懷疑這對越南人來說是相當自然的，一種先於任何共產黨話語的道德體系嫁接物的文化特徵。）或許，這也是一種普遍趨勢，審美意識發達之後，做出的評判就會複雜化和高度限定化，而道德意識的固有特性卻是簡單化，甚至是過分簡單化，聽起來刻板而老套——至少在被翻譯后。這裡有一個委員會（有人在賓館里留下一封信箋），負責與南越的知識分子保持聯絡，叫做「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迫害南越知識分子委員會」。走狗！難道他們不是嗎？在今天越南的通訊社的新聞簡報上，美國士兵被稱為「殘酷的暴徒」。這些稀罕古雅的詞彙讓我不禁發笑，他們就是這樣的，從遭受橫衝直撞的鐵鳥般的汽油彈突然襲擊的無助農民的角度來界定。可是，撇去個別稀罕的詞不說，這樣的語言令我感到不適。不管是因為我遲鈍還是遊離，我在同意無保留的道德評判的同時，又羞於面對。我相信它是正確的。但同時，沒什麼可以讓我忘記，在比越南複雜得多的事件中，它們是怎樣被表述的。可是，我想要他們對怎樣的複雜性作出反應呢？難道，客觀地說來，他們的鬥爭，不是正義的嗎？當他們需要調動每一份力量去對抗美國巨人的時候，還有精力來關注這種微妙之處嗎？……不管我得出什麼結論，看來都歸結到我對他們的施恩心態。

我欺騙的根源在於：當我在這個我正在訪問中的關於道德童話的二維世界中，為我的（他們的）事業奔走的時候，卻在嚮往著那個在美國時生活其中的三維的、富含質感的成人世界。我相信它。

不過，我的敘述讓越南人聽起來比他們實際上要庄肅，而實際上尤其值得注意的卻是，他們追求這些目標時表現出來的優雅態度。在談話中，越南人是低調的，即便在公共集會中，他們也言辭簡潔，不帶太多的勸告成分。當一種熱情的意識缺乏我們所知的種種熱情的跡象時，比如焦慮和哀切，就很難讓人識辨了。你意識到這些人正在經歷他們意識中最興奮的時刻，四分之一世紀的持續鬥爭中的高潮。在力量對比極為懸殊的情況下，他們已經令人難以置信地打敗了法國人。（法國人最早把凝固汽油彈帶到越南。1950年到1954年間，法國戰爭預算的80%是美國人支付的。）現在，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們證明了他們能夠承受任何美國人施加的懲罰，作為一個民族仍然團結著，繁盛著，而國民解放陣線正在南方平穩地收復和控制領土。但在大多數時候，持同情態度的觀察家只能由猜測推斷出這種興奮的情緒——不是因為越南人沒有情緒起伏，而是因為他們習慣性的情緒表達技巧，一種保存情緒能量的文化準則。我們被告知，在轟炸密集的鄉村，農民們很普遍的做法是，每天去稻田時帶上棺材，如果有人死去，他可以被馬上掩埋，而其他人可以繼續勞作。在撤離的學校里，孩子們每天早晨離開臨時宿捨去上課時，要把個人物品和床具打成小小的包裹，整齊地堆放在最近的泥土掩體中，以防白天有飛機來轟炸，臨時棚屋被燒毀。每天晚上他們從掩體里拿出包裹，解開，又把宿舍搭起來。……不止一次，看到越南人以這樣令人難以置信的淡定面對事實，我想到了猶太人在接受他們長期鬥爭和苦難的歷史性命運的時候，他們那更具破壞性的、更引人注目的方式。也許，作為一個苦難的民族，越南人優於猶太人的一點正是任何以農民為主導的文化之於一個已經成型的城市資產階級文化的優越之處。不像猶太人，越南屬於這樣一種文化，它的各種心理類型還沒有達到高度明晰的程度（迫使他們去反思彼此）。這個優越之處也在於，越南人擁有歷史，儘管主要是受迫害的歷史，卻泊定在一塊土地之上，人民以國土來確定自己的身份，而不是簡單地（因此更複雜地）泊定在一個「身份」之上。

通常，人類類型的改變（也就是說，人類關係的質量的改變）進行得很緩慢，幾乎是無法察覺的。不幸的是，現代歷史既然這樣危急，我們不能滿足於坐等自然改變的進程。因為這個社會強烈的自毀傾向，我們也許沒有足夠的時間。即便西方人抑制自己不去毀掉自己，那麼他按老樣子繼續下去，也會使得世界上其他的人生活得十分艱難，很快就無法忍受。他們佔世界的大部分，有20多億人。他們既不是白人，也不富有，更不是像我們一樣的擴張主義者。只是有可能，通過使更多的人意識到自己具有已被這種文化的價值觀所模糊和歪曲的情感和行為能力，將歐洲和美國盛行的人性的特定歷史形式加以重鑄的過程才能夠加快一點點。

「朋友」的定義於我，起初是某種尷尬和不安的緣由，現在卻似乎變得可以理解了。這是發生在我身上的變化的又一個跡象。最開始，他們的友好盛情既讓我感動，有時甚至落淚，也讓我覺得拘束，而現在，我終於能平靜地欣賞，回應起來時也更加真誠、自如。我顯然沒有理由懷疑越南人言不由衷，或者把他們的態度歸為天真。因為，畢竟，我是一個朋友，為什麼他們這麼認為就是天真和輕信呢？我不再為他們超越自己作為美國受害者的處境和我們作為敵邦公民的身份的能力而驚奇，而是，開始具體地想像，越南人在他們歷史的這一段，如何能把我們這些美國人當成朋友來歡迎？我意識到，不要為我們每到一處所受的鮮花和小禮物而感到窘迫，這是很重要的。在逗留期間，我們做任何事情都不允許自己付賬，甚至包括我https://read.99csw.com要的那麼多的書，還有每隔幾天就給在紐約的兒子發的報平安的越洋電報（儘管我堅持至少這些費用應該我自己來付）。漸漸地，我明白了這樣拒絕或者對主人的大方饋贈感到有壓力，是小氣的做法。

雖然我曾經，並且現在仍強烈地反對美國對越南的侵略，但在接受四月中不期而至的去河內的邀請時，還是非常肯定地想，這一趟回來后我不會寫東西。我既不是記者，也不是政治活動家（雖然我慣於在請願書上留名並且參加過反戰遊行），更不是亞洲問題專家，只是一個頑固的、術業無專攻的作家，迄今也未能通過小說或散文來表達自己演變中的激進的政治信仰，以及作為一個美帝國公民的道德存疑，我懷疑自己對這樣一次行程的記述能否為已經足夠響亮的反戰言論添加什麼新內容。而為反戰言論助威是現在作為一個美國人惟一值得去寫越南的理由。

我並未期望北越之行輕鬆自在，或者發現越南人就像歐洲人和美國人一樣。但我也並未料到自己會如此困惑，如此對在那裡的經歷充滿懷疑，並且無法沖淡對自己的無知的強烈反應。我對這個國家的了解，局限於作為美國意識中最醜陋東西的越南：「意志」的原則、自欺欺人的暴力傾向，以及用技術方法解決人的問題的無情威信。我對美國意志的風格有所了解，因為我在不同的時間住過西南部、加利福尼亞、中西部、新英格蘭，近幾年則住在紐約，並且十年來我觀察著它對西歐的衝擊。我不理解，並且一點思路都沒有的是，越南意志的本質——它的風格、範疇和微妙之處。布雷頓區分了真正的革命鬥爭中的意志的兩種形式：「革命的耐心」和「呼喊」。但沒有抓住一個民族的具體特質中某些東西，你是無法去面對這些的。而那正是我發現在北越如此難以做到的。不管我把沒能和越南人進行令人滿意的溝通歸結為我的還是他們的局限，結果同樣無望。到第五天的時候，如我的日記選摘中所寫的，我準備放棄了，放棄自己，同時也放棄越南人。

當然，我可以生活在越南，或一個與其類似的道德社會，但是無法不失去大部分的自我。雖然我相信，組成這樣一個社會將大大提高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生活（並因此支持這樣一個社會的到來），我想像它將在各個方面使我的生活窮竭。我生活在一個不道德的社會中，這種社會使人感覺粗鈍，扭曲大多數人向善的能力，只給少數人的消費提供寬泛得驚人的智性和審美愉悅。那些不能欣賞（從兩種意義上講）我的愉悅的人，從他們那方面來說，擁有全部的權利來認定我的思想為驕縱的、腐敗的和頹廢唯美的。我，從自己這方面來說，不能否認這些愉悅的無限豐美，以及我對它們的沉迷。今天下午我忽然想起塔列朗（Talleyrand）的句子，貝托魯奇用作他優美而悲傷的電影之開首語的那句：「沒有在革命以前生活過的人從來不知道生活的甜美。」我把我所想的告訴安迪，他知道這部電影，承認與我心有戚戚。我們在河內遠離賓館的一塊地方散步，就我們兩個，談起了——略帶懷舊地？——舊金山的搖滾樂隊和《紐約時報書評》。

此外，統一賓館的飯食也讓我感到困惑。每頓午餐和晚餐都有幾道魚和肉做的美味菜肴（我們只吃越南食物），每當我們吃完任何一道在上菜大盤裡的菜時，服務員就會立刻出現，給我們再添上一份。而今夜99%的越南人都將以豆腐和米飯作為晚餐，一個月才有幸吃上一頓魚或肉。當然我什麼都沒說。如果我建議我們不應該吃超過百姓平均量這麼多的食物，他們很可能會感到困惑，甚至是受了侮辱。顯然，豐盛和（在我們看來）自我犧牲式的友好是東方文化中待客之道的準則。我真的期望他們違背自己的禮儀觀嗎？但是，這令我煩惱……使我氣悶的還有，即便很短的距離，他們也要開車帶我們去：和平委員會租了兩輛車，是伏爾加，無論我們要去哪裡時，司機就開來等在賓館門前。我們那天去參觀的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在河內的辦公室離賓館只有兩個街區。一些目的地不過十五二十個街區遠。為什麼他們不讓我們走路？我和鮑伯、安迪私下裡都同意這樣更舒服些。他們是否有這樣一條規定：只給客人最好的？可這種禮貌，在我看來，應該從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中廢除。或者，我們必須坐車去，是因為他們認為我們是虛弱無力的外國人（西方人士？美國人？），同時還需要被提醒別曬到太陽？想到越南人可能認為走路是與我們的身份（官方的客人，名流之類）不符時，我便不安。不管他們是出於什麼原因，這個問題他們都不會讓步。我們坐在難看的黑色大車裡，在擁擠的街道上慢慢前行，司機一個勁地按喇叭讓行人和騎自行車的人當心，讓路……最好，當然是，他們會借或租給我們自行車。可我們雖然不止一次給英暗示，很顯然他們不會把這一請求當回事。當我們討論起這個問題時，他們至少會覺得好笑嗎？或者他們只是覺得我們傻乎乎沒禮貌還蠢笨？

然而，我想，道路並沒有完全阻塞。當然，大多數人不太可能直接醒悟到他們自己代表的這一人類類型的狹隘性，更不可能去理解它是那麼專斷和極端貧乏，亟需變換。但是他們確實知道別的事情：他們不快樂，他們的生活壓抑、乏味、苦澀。如果這種不滿沒有被疏通，並通過剝奪其社會、政治、歷史維度的治療性意識來加以修復的話，那麼，西方現代文化中廣泛流傳的這種莫名的不快將會成為一種真正認識的開端——我指的是認識到那將同時導向行動和自我超越，認識到那將導向一個全新版本的人性本質出現在世界的這個地方。

我問自己的這個問題，儘管答案令人沮喪，但卻是至關重要和最有成效的，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因為我來這裏不是為獲取信息（至少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和其他任何近年來關注越南的人一樣，我已經知道得很多；我不可能指望在兩個星期里就收集到比現有的更多更有意義的信息。從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紐約時報》上關於他1965年12月到1966年1月的訪問報道（後來擴充成了一本書，《河內：戰線之後》），以及首批訪問北越的反戰運動人士斯道頓·林德、湯姆·海頓合著的《另一面》，到菲利普·德維萊爾和讓·拉庫蒂爾的法新社評論，到我回來后一直在讀的瑪麗·麥卡錫最近的文章，關於河內和北越大部地區在抱同情態度或者相對客觀的局外關注者眼裡呈現的面貌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細節生動的敘述。任何人只要想，就能知道這個國家在1954年法國人走後的成就：醫療系統的擴展、教育的重組、初級工業基地的建立、多樣化農業的開端。更容易獲知的事實是：美國連年來在北越除河內市區（這裏也受到殺傷炸彈和碎片炸彈的打擊，那些炸彈不毀壞建築，卻能把人炸死）外的人口集中區施行的無情轟炸，摧毀了幾乎所有1954年以來建造的新學校、醫院和工廠，還有大部分橋樑、劇院、佛塔、天主教堂和大教堂。就我個人而言，幾年來，讀到的報道和觀看的新聞短片已經匯聚成了一個關於形形色|色的越南印象的大文件夾：汽油彈燒過的屍體、騎在自行車上的百姓、茅屋村落、被夷為平地的城市南定和府里，河內人行道上滾筒狀的一人位防彈棚、學校的孩子們頭上用來阻擋碎片彈的黃色厚草帽。（難以置信的恐怖，在電視、《紐約時報》和《生活》雜誌提供的圖片和統計數據里顯示出來，你都不用煩勞自己去查找威爾弗雷德·伯切特那黨派鮮明且直白的書，或是羅素基金會國際戰爭罪法庭收列的檔案。）但與這些印象的發源地的遭遇並不是一次簡單的體驗。親眼見到並觸及它們令人產生一種既興奮又麻痹的感覺。將具體的事實與心中的印象聯結起來至多只是一個機械累積的過程。而對於要從遇見的越南官員及普通百姓那裡打探新信息的任務，我也沒有準備得很充分。親歷越南對我來說將只是一次無甚意義的行程，除非我能促成自己的某些覺醒和體悟。而這恰恰是最艱難之處，因為我所能仰仗的只是自己那存在文化局限，並且被移置的感覺力。

我們的角色是：越南抗戰的美國朋友。（在我們前面，已有大約四十名與美國反戰運動有關聯的美國人造訪過這裏。）河內之行是一種回報或惠贈。我們因我們主動付出的努力而受到款待和感謝。然後帶著一種更深厚的團結一致感回到家裡，去繼續我們各自的反對美國現行政策的努力。

在這裏，感覺到與越南遠離是多麼古怪啊，在美國時的每一天，越南都存在於我的頭腦中。即便那像靈魂或思想的創口一樣被我隨時攜帶著的越南，沒有被我在河內的見聞所勾銷，它似乎也並不與此時此地非常協調。3月31日到達后，我們沒有受到過轟炸，雖然在美國偵察機飛臨的時候，我們和別的所有人一樣，每天至少要鑽一次防空掩體。那些老百姓被屠殺、村莊被燒毀、莊稼被毒害的地方，我們不給去。（不是因為軍事保密的考慮，因為先前的美國訪客被帶到過轟炸區，而是出於對我們的安全的考慮：美國現在轟炸的地方，轟炸幾乎日夜輪轉。3月31日以來投放在北緯19度線以下區域的炮彈的每日噸位超過了「有限的轟炸暫停」之前投放在全國範圍內的噸位。）我們看到的僅僅是一個清秀、四下同樣貧瘠，然而整潔的亞洲城市。我們看到體面可愛的人物，生活在物質匱乏中，應對著對他們的精力和耐心提出的最為嚴苛的要求。我們駕車做短途行駛去到的鄉野中，被夷平的小鎮和村莊構成了一片對過去的生動寫照，一個全然被接受的環境，人們在其中繼續忙碌，為勝利而工作，進行著革命。我對這一派平靜感到意外。在美國時想起越南，似乎很自然地就想到毀滅和受難。但在這裏不是的。在越南，也有平靜的、拚命苦幹的現在，訪客必須要把自己和這些聯繫起來，而我沒有。我想要他們勝利，可我不懂他們的革命。

比如，在我看來北越人的一個缺點是，他們不是夠格的憎恨者。還能有什麼別的理由來解釋他們事實上這樣喜歡美國的奇怪事實呢？石博士在和我們交談時每每提及的一個話題就是他對美國在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十分景仰。（這樣的話，出自一個深受這種科技製造的殘酷而精良的武器之摧殘的國家的內閣部長之口。）從前幾天我回答過的提問來看，我懷疑，越南人對美國政治的興趣和通曉程度超出了必要和有利而為之的程度，不僅僅是為了對敵的知己知彼，而是出自於對美國單純的迷戀。這些提問是關於內布拉斯加初選、林德賽在哈萊姆的影響，以及美國學生的激進主義的。這裏的政府人士和專業人員都有收音機，經常收聽「美國之音」，而且一定也在聽到美國版本的戰爭報道時暗自發笑：這個星期，「美國之音」否認了在西貢有任何正式的軍事行動在進行。但同時，他們看來對美國的政治程序相當敬仰，甚至對美國作為世界超級大國面臨的問題抱有一點同情。詩人給我們朗誦關於「你們的沃爾特·惠特曼和你們的埃德加·愛倫·坡」的詩文。今晚在作家協會有人問我是否知道阿瑟·米勒。當我回答是，並遞給他一份剛剛有人給我看的一本越南版的《推銷員之死》時，他羞澀而愉快地漲紅了臉。「說說你們的諾曼·梅勒，」一個年輕的小說家問我，並隨即說抱歉，因為梅勒還未被譯成越南語。他們也全都想知道我寫什麼樣的書，並要我答應回美國后給他們寄一些。「我們對美國文學非常有興趣，」有人重複道。河內現在出版的翻譯小說很少，但在今年很少的幾本中，有一本是美國短篇小說選集：馬克·吐溫、傑克·倫敦、海明威、多蘿西·帕克，外加幾個1930年代在東歐頗受歡迎的「進步」作家。當我提到美國人不認為霍華德·法斯特和阿爾伯特·馬爾茲和集子中的其他作家同屬一個等級的時候，一個越南作家使我確信，他們知道這個。問題在於，他們的書實在很少，他們主要的圖書館，在河內大學里的，被炸毀了。河內現在有的大部分美國文學書籍都是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的選編本。「在與我們有正常聯繫的社會主義國家裡，我們找不到當代美國作家，」他說著笑了笑。另一個旁聽我們談話的作家也咧嘴一笑。

不幸的是，對我的誓言的第一次考驗出人意料地早早到來。5月17日晚我們離開河內，其後的幾個小時里，考驗便來臨了，而我立刻就失敗了。我希望會有一些措施來保證，那些來北越的訪客在離開后的前幾天里，有一個適當的「著陸」過程。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北越民主共和國的前度客人遭遇了一系列殘酷突擊。出河內才三十分鐘，就看到這樣戲劇化的一幕：國際監督委員會中喝醉的波蘭人都圍坐在飛機前部一張桌子旁分發著一副色情撲克牌。當我們在萬象的小機場第一次降落時，看到停機坪上滿是標記著「美國航空」（中情局專用的航空公司）的飛機，它們每天從這裏起飛到愛國陣線控制下的寮國北部的村莊投放汽油彈。接著就是乘計程車進入萬象，美國河畔之城（這是安迪對它的戲稱），美帝國骯髒的軍事基地。奴顏婢膝又放肆的寮國人力車夫想強要車費，一個上了年紀的女遊客，一個舉止怪異的嬉皮士，或一個美國士兵搖晃著從美國商人或者寮國政府人員駕駛的凱迪拉克里上來下去。我們經過了為美國大兵們放映色|情|電|影的電影院、「美國式的」酒吧、脫衣舞廊、就像是直接從時代廣場搬來的賣平裝書和雜誌的商店、美國大使館、法國航空公司和扶輪國際社的每周聚會標牌。在瀾滄酒店，萬象的一座「現代化」賓館的大堂里，我們買了幾份《新聞周刊》和《時代周刊》，以了解我們不在的兩星期里，在我們的世界里發生了些什麼。幾分鐘后，鮑伯、安迪和我坐在酒店有空調的雞尾酒吧里覆著厚厚的紅色塑膠的長凳上，喝得醉醺醺的，猛灌紅酒，無助地瞪著眼睛，急切又難以置信地翻閱雜誌。我們開始講歇斯底里的笑話，安迪又更加誇張地講起關於龍騎士和唐托的接連不斷的笑料來，自從行程開始以來，這一直是我和鮑伯的一大樂趣，只是現在笑話不再好笑了。我們討論著出去買些大麻（在這裏還有什麼別的好做？），又決定不去，主要是因為我們都猶豫著不想上街，因而變得更沮喪。半夜，我們都感到非常噁心。當黎明在失眠四個小時後到來時，我從房間的窗戶看出去，正是平坦的、幾乎乾涸了的湄公河。河床是一條無人守衛的邊界線，線的那一邊是泰國，這一邊，是重要得多的美國殖民地、軍事基地，許多飛機每日從這裏起飛去轟炸我們剛剛離開的國度……就這樣，越來越遠，我們遠離了北越。

猶太人經受苦難的方式是直接、激動人心和有說服力的。從響亮的宣言到冷淡的自嘲，猶太人無所不用。他們企望得到別人的同情。同時，表現出一種對爭取別人同情之困難程度的絕望。猶太人的頑強，以及奇迹般的生存才能的源泉在於，他們對一種複雜的悲觀主義的屈服。也許，在我來到越南時，潛意識裡希望看到的就是某種類似於猶太人（亦即西方人）的公開的、富於表現力的受難方式。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一開始我把越南人經歷類似的悲劇歷史時採用的十分不同的方式當成了愚鈍和天真。

是這種智力上的、對於多樣性的貪婪食慾使得我沒有能力進入，至少是部分地，北越單一的現實嗎？我懷疑是這樣的，它已經做到了，正如我迄今為止面對越南人時困惑而沮喪的反應所顯示的。也許我只適合保持一個舒適的距離，從一個遠離他們和他們的鬥爭的地方來分享一個民族的革命理想——又一個來自不會戰鬥，只有激進同情心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志願兵。不過，在我放棄以前，我必須弄清這些感覺是否得到正確的解讀。我有一種衝動，遵照古老嚴苛的條例去做：如果你不能把自己的生命投入你的心（或頭腦）所在的地方，那麼你的所思所想便是騙人的。但談論欺騙和虛偽還為時過早。如果測試的是看我能否把生命投入越南（即便只是想像性的投入），那就不是現在，而是當我對這個國家有一點不那麼菲薄的了解之後。

越南是一種建立在恥辱中的文化。在越南人的表現里，恥辱說明了你所看到的和沒看到的大部分事情。而我成長於一個建立在罪孽之上的文化中的事實也定然是我如此難以理解他們的一個原因。我猜想，罪孽文化很典型的一點是，利於產生智性的懷疑和道德上的複雜性。因此，從罪孽的觀點來看，所有建立在恥辱中的文化的確都是「天真的」。在恥辱文化中，道德要求的表述明確得多，而集體行為和公共標準的存在也具有一種內在的有效性，這是我們所不擁有的。

想到在北越時我曾經有過關於愛國可能性的心理暗示，我非常希望不要不加掩飾地反應，不那麼道德說教，不要滑回到疏離的老姿態里去。過了一會，我的憤怒中最強烈的那部分確實消退了。因為美國人容易把這種憤怒導向美國的帝國象徵上去，但這種憤怒不僅僅是建立在他們內心固有的排斥之上的（這種排斥只會引發噁心的反應），而是建立在這樣一種絕望的信念之上：擁有現在的形式和指導目標的美國勢力是不可戰勝的。但現在事情也許不是，很可能不是這樣的。比如，越南人，就不這麼認為。而且他們更大胆的判斷，的確是應該被嚴肅以待的。畢竟，除了越南人自己以外，還有誰能預測到1965年2月7日，這個弱小貧窮的國家能夠抵抗住美國軍事力量那令人恐懼的、殘酷的毀滅性攻擊呢？但是他們做到了。三年前，文明社會同情越南人，知道他們不可能與美國人抗衡，那時人們反對戰爭的口號是「越南的和平」。三年後，「越南的勝利」是惟一可信的口號。正如河內的人們告訴我的，越南人不想要任何人的憐憫。他們想要團結一致。「悲劇」屬於約翰遜和美國政府，關於美國人繼續戰爭，黃松這樣說。「在戰爭結束前，還有許多的困難，但我們會保持樂觀，」他補充說。對於越南人，他們的勝利是一個「必然的事實」。

我對於越南人如此積極而又教條化地闡述他們歷史的方式的第一反應就是：頭腦簡單（又是「幼稚」）。我必須提醒自己，對歷史的理解還有著超出我想當然範圍之外的目的：客觀性和完整性。這是要致用的歷史，說確切點，是要用來生存的歷史。這是一種感知的歷史，不是知識分子的超然的關懷範疇。過去以現在的形式延續，而現在又在時間中向後延展。當我在黑板上和牆報上看到這樣的話「美國海盜侵略者」時，我看不到這樣的對美國人的標準化稱呼里有任何隨意性，或一點點的稀罕意味（我曾經那麼覺得）。最早的外族入侵者正是海盜。因此，過去的法國人、日本人，現在的美國人，以及任何對越南的侵略者也都是海盜。

公私領域明確界限的缺失也使得越南人與他們的國家形成一種在我們看來必定奇異的關係。對越南人來說，熱愛他們國家的每一寸土地，這是公開的。你無法再誇大他們極度的愛國熱情和他們對每個地方的強烈依戀。我注意到，大多數人，很快便主動告訴你他的家鄉在哪裡，那些生在南方的人，因為多年被禁止回去，所以語氣裡帶著憂傷。我記得英描述過他在下龍灣叔叔的漁船上度過的童年。那是法國殖民時期的一處名勝。（英回憶起1920年代末他還是小男孩時，保利特·戈達德去那裡度假時，他是如何地激動。）但當英接下去講到灣上現在已被嚴重炸損的壯麗的岩岸時，他停了下來，幾乎有點抱歉地說了好像是這樣一句話：當然，你們的落基山脈一定也很美。

要平靜地去愛，毫不含糊地信任，毫無自嘲地去希望，勇敢地行動，以無窮的力量之源來承擔艱巨的任務，是不簡單的。在美國這個社會裡，很少有人能稍微想像一下所有這些可以達成的目標，即使只是他們的私人生活。但在越南，美國認為理所當然的公私之明確界限沒有得到明確地強調。越南人這種公私不分明的特點也使得他們在進行革命時，採用了敏於行、訥于言的風格。通過對比，對於公私之別的強烈感覺在西方可能部分地解釋了伴隨每一個革命姿態的許多有趣的言論。在我們的社會中，言說也許是私我個性的最複雜和成熟的表達。在這種高調的指導下，言說成為一種雙刃的活動：既是一種積極的進攻，也是一種嘗試性的接受。談話經常證明著我們情感的貧乏和禁忌；它繁盛起來，替代了人們之間更多有機的聯繫。（人們真的相愛時，或真誠地接觸時，他們傾向於沉默。）可是在越南文化中，人們還沒有發現談話那最後的破壞性意義，沒有測量到語言那微妙曖昧的源泉，因為他們不像我們那樣體驗到「私我」的隔絕狀態。言語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十分平常的工具，一種聯繫他們周圍的環境，更是引導情感和愛的方式。九九藏書

從頭幾天來看，我想那是無望的。有一道壁壘我無法跨越。令我始料未及的是，越南人作為異國人是那麼的不同，我們要理解他們是不可能的，而他們要理解我們也是完全不可能。不，我這是在推諉。事實是：我覺得我實際上能理解他們（除去完全理解他們簡單化的措辭）。但在我看來，事情似乎是這樣，我的意識確實包含了他們的意識，但他們永遠無法包含我們的。和我比，他們也許更高貴、更英勇、更大度，但我心中所思所想要比他們多——很可能就是這一點阻礙了我，不能做到那麼有德行。儘管我崇敬越南人，併為我自己國家的行徑感到羞恥，但我仍然自覺像是一個從「大文化」來的人在訪問一個「小文化」。我的意識，滋長於「大文化」之中，是一頭有許多器官的怪物，習慣了被喂以川流的文化商品，又受到了冷嘲的感染。雖然認為自己並不缺乏道德上的嚴肅性，我仍避免嚴肅性的喪失。我知道如果沒有容納矛盾和悖論的空間，我會覺得受到了限制，更別提岔題和消遣了。因此，我的意識那饕餮般的習慣使我在面對最崇敬的人時無法自在，同時，懷著對美國的全部憤怒，還將我與我所譴責的東西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真的是「美國朋友」啊！

從河內回來，我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凈化。這裏的生活看來更醜陋卻也更有希望。要說明什麼是有希望的，也許不該輕率地去援引雜亂的革命理想。不過，低估這個社會中脈動著的、瀰漫著的對於激進變革的渴望則是錯誤的。越來越多的人確實意識到了我們一定要有一種與人相處的更加大度、更加仁慈的方式。而要產生這樣的心理轉變需要劇烈的社會大變革。要為激烈的社會變革做好智識的準備，需要的不僅僅是誠實通透的社會分析：比如，更好地了解世界上加固美國目前霸權的那些政治和經濟力量的分佈現狀；一種同樣有用的武器是對地緣心理和歷史的分析：比如，從更多角度透視西方社會經由宗教改革到工業革命再到后工業社會逐漸成為佔優勢地位的人類類型。幾乎所有人都認同，這不會是人類演化的惟一方式。但只有極少數歐洲人和美國人真的自然地認為一個人還有別的方式，或者想像他們是什麼樣子。畢竟，他們或多或少就是這樣，又怎麼能做到呢？跨越自己是很難做到的。

這些公共準則中最顯著的一條便是體面，一般說來，就是一種關懷，要在和所有人的交流中保持嚴格的道德格調。如果沒有在柬埔寨和寮國看到一些事情，我可能會把這種關懷簡單歸結為亞洲特色。與他們相比，越南人的舉止要體面和保守得多，甚至有點故作正經了，他們的穿著也更為謹慎。不管天氣有多熱，你在越南的任何地方都看不到有男人（像柬埔寨和寮國一樣）穿短褲或者不|穿襯衫。就算是衣衫破舊，每個人也都穿得整齊乾淨，從脖子到腳踝都遮在衣服下面，女人和男人一樣穿著長褲。並且，他們把整潔看得很重要。在那豐，人們領我們看他們的兩間磚混公共廁所，這是村子里第一個這樣的設施，一天前剛剛蓋好。人們的自豪不僅僅與衛生和方便有關。新的廁所是一種道德的勝利。「全部的東海之水也洗不凈敵人留下的穢跡。」無疑，北越人看待美國人三年的侵略時也懷著同樣的痛苦：又一次，非常可怕地，他們的國家被玷污了。關於整潔和污穢的道德隱喻在所有文化中都普遍存在。然而，我覺得在越南，它尤為強烈。在越南最著名的文學作品，18世紀的史詩《嬌》中，隱喻的力量得到十分有力地表達。（這首詩在學校里被條分縷析，在廣播里朗誦，幾乎每個越南人都能大段地記誦。）故事開始時，主人公嬌是個年輕姑娘。一個年輕男子看到她便愛上了她，偷偷地但很有耐心地追求她，可是家庭責任讓他來不及解釋就離開了。她以為自己被拋棄了。在一次家庭危機中，為了替父還債以免去牢獄之災，她把自己賣給了一個富人做小妾。二十年後，她受盡折磨和屈辱，做過妓|女，又逃出來當了尼姑，終於回到家中，與她愛的男人再度相逢。他求她嫁給她。最後的一幕是他們的婚禮之夜。嬌告訴她的丈夫，雖然她深愛他，並且從未喜歡與別的男人的性生活，但他們不能圓房。他聲明，他對長期的分離中她的不幸遭遇毫不在意。可她堅持她是不潔的。正因為他們彼此相愛，他們才必須做出這樣的犧牲。最後，出於對她的愛和尊重，他同意了。詩篇在對他們婚後生活和諧歡樂的描述中結束。在西方人看來，這樣一個幸福的結局根本算不上幸福。我們寧願在他們團圓之後，讓嬌死於結核病，倒在愛人的懷裡，而不會安排他們在一起度過克制的一生。可是對越南人來說，即便是今天的越南人，這個故事的解決方式也是令人滿意和合理的。在我們看來他們「封閉」、守口如瓶和不善表達，我想，可能只是因為他們是一個十分講究的民族。

事實上，越南最顯著的一點是，他們處理幾乎所有問題時的積極方式。高等教育部部長布教授就不帶任何反諷意味地說道：「美國人教了我們很多。比如，我們明白了教育所必需的不是美麗的建築，比如河內嶄新的工藝學校，1965年升級戰開始時我們就不得不丟棄它。當我們進入叢林，建立起分散式學校時，教育質量得到了提高。我們喜歡吃好的東西，穿鮮艷的衣服，這是自然，但這三年裡我們知道了，一個人沒有這些也能做很多事情。我們不認為那些是基本必須的，當然同時也很重要。」河內的大學被迫撤離到了鄉下的一點好處就是，大學生們得自己建蓋自己的校舍，學會了種植自己的食物（每個撤離的學校和工廠都形成了一個新的社區，他們被要求不要依賴近處的村莊，而是做到一種維持基本生活所需的水平上的自給自足）。通過這些考驗，「一個全新的人」出現了。不知怎地，越南人欣賞他們的境遇之財富，尤其是它對人的品格的影響。當胡志明說轟炸增強了人民的「精神」力量時，他的意思不僅僅是一句僵化的道德說辭，裏面還包含了這樣的觀點：戰爭促使人們的道德水平有了一個永久性的提高。比如，在越南，對於一個家庭來說，被趕出家園，家財盡毀（許多家庭藏有十個世紀前的古董）一直被看作是最壞的運氣，可是現在這事已降臨在成千上萬的家庭中，人們已經從被奪去所有的經歷中發現了肯定的一面：你變得越來越大度，不再那麼被「身外之物」所牽絆。（這是《談小姐的森林》，我看的一部電影的主題。在影片的結尾，為了搶修一條受到轟炸的卡車路線，一個老農自願砍掉了兩棵他花了一輩子時間養起來的樹。）又比如，轟炸也提供了一個機會，使得人們學得更鎮定，更有條不紊，鍛煉了指揮才能。每個大小村莊都通過一個選舉出來的團隊，做出自己對轟炸的報告。而在河內和海防，是由來自每條街道的居民們組成的代表團來做出詳細的報告。我記得，在我們視察河內被轟炸的區域時，接到了這樣一份報告，出自關安街（離賓館兩公里遠）「調查組」組長之手，他是一位老教育工作者，自從被街坊們推舉來做這個工作后，已經學會了一整套的工作新技巧。戰爭使人更加聰明，也使得智識的應用更加大眾化，因為每個人從根本上講都面臨同樣的任務：保衛國家，趕走侵略者。在整個北越，自助和合作已經成為社會和經濟生活的常規模式。這聽起來可能有點像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採用的常規模式。但北越不只是一個更弱小、經濟上更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深受一些標準制約因素之害：殖民地統治所形成的過於單一的經濟、文盲、疾病、在文化起源上先於主要人口並難以同化的部落民族（越南有六十個「少數民族」）。毫不誇張地說，它還是一個被鋼鐵、有毒化學物質和大火所砍斫、毒害和夷平了的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給自足幾乎是不夠的——如果越南人不具備在災難中養育自己的驚人能力的話。

即便和猶太人比起來，越南人充滿苦難的集體生存體驗也算是異常單調的。歷史就是一次漫長的受難過程：就越南而言，就是一出一出淪為強權犧牲品的事件組成的鏈條。而他們最自豪的一點，用導遊的話來說，就是人民成功地保持了「越南特質，即便我們與超級大國中國毗鄰，又經過了80年法國人的全面統治」。也許只有這樣屢遭厄運卻存活下來的受難者民族，才能形成如此敏銳而個人化的歷史關懷。而這種異常生動的歷史感——感到同時生活在過去、現在和將來——必定是越南人力量的重要源泉。

除此之外，制約還在於，我們被還原到了孩子的狀態：被安排好的日程、被領著走動、被解釋事情、被過分關懷、被盛情款待、被友好地監護。更可惱的是，不是作為個別的小孩，而是作為一群小孩。四個從和平委員會來的男子領著我們四處看，扮演著我們的阿姨和老師的角色。我嘗試找出他們的不同，但是不能。我擔心他們也看不到我的不同和特別之處。很多時候，我發現自己在努力取悅他們，想要給他們一個好印象，拿到班上最好的成績。我表現出一副聰明、有禮貌、合作、不複雜的樣子。這麼做，不僅使我覺得自己是個壞孩子，而且，因為自己既不是小孩，也不是現在表現出來的這個簡單易懂的人，我覺得自己有點像個騙子。（即便這個開朗、單純的人也許是我樂於成為的人，也絲毫不能減輕我的自責。）

一個到訪者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這項工作，以其全部的謀略來看，其首要目的還是保護性的——一個社會為存留下來而採取的手段，其次才表露了一種革命的遠見——一個決意激變的社會的工具。但這兩個目的，我想，是分不開的。戰爭似乎比1954年到1965年間的任何一次社會主義經濟改革都更加深刻地使越南得到了民主化。比如，戰爭粉碎了越南社會中最堅實的幾大關節之一：城鄉之關節。（農民依然占越南人口的80%。）當美國轟炸開始時，150多萬人口離開河內、海防和其他中小城市，分散到了鄉村裡，現在他們在那裡已經生活好幾年了。僅河內一地的人口已從1965年前的一百萬降至不到20萬。有幾個越南人告訴我，這次大遷徙已經引起了人們態度和感覺力的顯著變化，不僅農民從混雜的移民人群里學到了都市的習慣和品位，而那些從河內和海防來的人，原先對村落里普遍存在的十分原始的日常生存狀態一無所知，現在卻發現生活在鄉村簡樸的物質條件下和社區思想中，自己變得健壯起來。

由於什麼都缺，越南人被迫把他們擁有的每樣東西都拿出來用，有時還派多種用途。這種機動靈活性部分地源自傳統；比如，越南人把竹子派上了多得令人驚訝的用場：房子、橋、灌溉設施、腳手架、扁擔、杯子、煙筒、傢具。當然，這裏面也有新的發明。由此，美國人的飛機實際上變成了空中礦床。（供應遠未停歇。我們停留河內期間，3月31日以來，越南人摧毀了十幾架一天飛來好幾次的無人駕駛的協和式飛機；在北緯19度線以南，轟炸比「有限的轟炸暫停」之前任何時候都要密集，他們因此繳獲了更多的飛機。）每架被打下來的飛機都被很有條理地拆開。輪子被切下來做成大多數人穿的涼鞋。發動機上任何完好的部件都被加以改造，重新用做汽車發動機的部件。機身被拆卸開來，金屬被熔化后做成了工具、小機器部件、外科手術器具、電線、自行車輪輻、梳子、煙灰缸，當然還有那作為送給客人禮物的著名的刻有數字的戒指。飛機上每一個螺栓、螺帽和螺絲釘都得到了利用。美國人扔下來的其他任何東西也都被如此以待。在我們參觀的幾個小村子里，掛在樹上召喚人們集會或鳴響空襲警報的鍾是一個沒有被炸毀的炸彈外殼。我們被帶去一個位於傣族小村子里的醫務室，那裡的手術室自轟炸以來就遷到了一個岩洞中，我們看到手術室的遮護篷其實是一把張開的降落傘。

儘管北越人沒有提出宣傳不足的問題，但使你絕望的是，這種宣傳只是以一種遲鈍的、可憐的、令人難以信服的方式傳達著這個1954年建立起來的社會的最可敬的品質。任何人去查詢在河內的外文出版社以英文和法文出版的關於北越的出版物（關於教育、公共健康，婦女的新角色、文學和戰爭犯罪等等），不僅無法了解到任何關於北越人民的社會的微妙特質，而且肯定會被這些文本言過其實、尖刻而過分泛化的風格所誤導。在行程將結束時，我向幾個政府的人提到，外國人讀到這些書和出版物，可能沒法形成一個與北越真實面貌相符的印象。我解釋說我的總體印象是，他們的革命被其語言出賣了。雖然聽我說的幾個越南人看來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們指出我不是第一個這樣對他們說的外國人——我感覺他們還遠不知道如何去解決它。（我了解到範文同在三年前的一次講話中批評了他稱之為「修辭的病害」在政治幹部中非常流行，並呼籲對越南語言進行「改善」，但他給出的惟一具體措施就是讓人民少談政治，花更多的時間去閱讀越南古典文學。）

不僅是在歷史中，而且是在主題單一的歷史中，不管走到哪裡，人們提到它時總是或多或少地用到相同的詞語。今天，在導遊帶領下參觀歷史博物館的漫長遊程中，我們充分領略了一點：四千年連續的歷史，有兩千多年處在異族入侵者統治之下。越南人反抗異族統治的第一次勝利發生在公元後40年，是由兩個女將軍，征氏姐妹領導的。我們的博物館女導遊補充說，這比貞德還早了一千多年，似乎在暗示我們聽到女將軍這樣的事情時沒有表示出恰當的驚訝。我開玩笑地回了一句：那麼說你們有兩個貞德哦。她微微一笑，接著介紹：「這兩姐妹的傳統一直保持到現在。在今天的鬥爭中，許多女人已經顯示了她們的價值。」說的時候一本正經，不帶半點詼諧口氣。英，我們已經知道他是北越最著名的作曲家，寫了一首關於兩姐妹的歌，河內和附近的許多寺廟都是為紀念她們而建的。……如越南人所理解的他們的歷史，其中只包含了一種情節，被一遍遍地播放。個別的歷史性身份消解在有教育意義的等量物中。美國人=法國人（1787年起派傳教士進入越南，1858年開始正式侵略）=日本人（二戰）=「北方封建諸侯」。保衛國家的將軍們發明了游擊戰爭的基本戰術，這種戰術後來在1946年和1954年被武元甲將軍成功地運用在抗擊法國人的戰鬥中，現在則被用來對付美國人。在一個房間里，察看了一次戰鬥的軍事地圖之後，我們了解到，在對抗1789年馬楚王朝一支20萬人的軍隊入侵時，轉折點是一次春節奇襲。在她藉助地圖和立體微縮圖景，對938年和1288年發生在白藤江上，終止了其他抵抗戰爭的偉大戰役進行詳細描繪的時候，我覺察到奠邊府戰役採取的戰略與其不容置疑的相似性。（某天晚上我們看了一個小時的關於奠邊府戰役的電影，部分是實況，部分是重拍的。順便提一句，今天是那場勝利一周年的日子，但我在河內沒有看到任何歡慶跡象。）

一切都在我周圍，當然，可我感覺自己處在一個玻璃盒子里。自從來的那天起，我們要去了解一切，就得通過英和其他人與我們商量后安排好的「各種活動」。原則上，我們想要看所有的，每一件。而事情正是這樣進行的——雖然，個人的興趣也得到了迅捷的照顧。（在我的請求下，我們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觀看一部在河內最大的電影工作室攝製的影片；因為鮑伯想要去會見幾個數學家，於是便安排了一場與河內大學六位數學教授的會面，我們都不去。）我們真的看了做了很多：每個上下午至少都安排了一場參觀，晚上常常也有，儘管我們午飯、晚飯時間各有一個半小時，還被勸說在午飯後休息到三點，那時一天最熱的時候才過去。換句話說，我們到了專門與外國人打交道的老練的官員手裡。（是的，即便是我越來越喜歡的英。他尤其是。）好吧，我明白這是不可避免的。還有誰能來管我們呢？但即便在這種安排里，我們也不能有所超越嗎？我不認為我可以。我滿腦子想的是我們這種境況下的禮節，這些使得我不能相信我眼前看到的是這個國家原本面目的一個真實樣例。這意味著，這樣的旅程並不能教給我關於革命社會一些有用的東西，正如我猜測的一樣，除非我能甩得開，像昨天一樣，我質疑了我有沒有表達一個激進政治觀點的權利。

難道越南真是這樣一個例外的地方嗎？這個問題我沒法回答。但我的確知道，北越雖然肯定不是香格里拉，卻是一個真正異乎尋常的國家；北越人是一個非凡的族類。雖然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任何尖銳的鬥爭，極度嚴重的危機，常常會激發出一個民族最優秀的品質和空前的同胞情誼。但越南人的非凡卻不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越南人的可敬之處比這個要深沉。越南人是「完整的」人，不像我們這般「分裂」。不可避免地，這樣的民族容易給外來的人以十分「簡單」的印象。但當越南人在被掠奪的時候，他們的簡單決不是那種我們所同情的「簡單」。

我忍不住要將我在古巴人（無論他們的社會地位和職責大小）身上看到的這種隨意的平等主義拿來與這個社會中鮮明的等級製做比較。這裏的人沒有半點奴性，但他們知道自己的位置。我注意到，一些人給予另一些人的尊敬總是得體的，很清楚，這是出於這樣一種感情：因為某些人比別人更重要、更有價值，在現有的少得可憐的物質條件下，應該享受到多一點的舒適。於是，我們在第三天被帶去倉庫拿橡膠涼鞋，每個人還做了條越南褲子。修和潘帶著某種適當的自豪，告訴我們說這是一個特別倉庫，為外國人（外交使節、客人）和政府要員而備的。我想他們應該九-九-藏-書認識到這種設施的存在是「非共產主義的」。不過也許我是在這裏顯示我是多麼地「美國化」。

他們的構架是以時間為序的。我的既是以時間又是以空間為序的。我不斷地觸及跨文化比較問題，這是我大部分提問的背景。可因為他們並不知曉這樣的背景，所以他們似乎被我問得有點糊塗了。比如，昨天，和那個和藹的、受過法式教育的高等教育部長，謝光寶教授在一起，我想要他解釋一下1954年之前的法式大學預科課程和越南人自己設計取代它的方案有什麼區別時，是多麼難。雖然他聽到了我的問題，但他就是答非所問。他想做的講解只是：大致介紹一下越南人的教育系統（幼兒園加上十個年級），再提到1954年之前各類學校是多麼少，而自那以後建立的新學校是那麼多（除了一個從法國人那裡繼承下來的優秀醫科學校，幾乎所有的大學層級的教育機構都是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來的），引用一下識字的人的上升比率，並告訴我們從那以後，越來越多的老師已經被培養出來，年輕人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徑，年紀大的人也可以報名參加成人教育班。當我們在河內，同衛生部部長范玉石醫生在他的辦公室里交談時，當我們在和平省薇豐一個小村莊遇到一個年輕醫生時，同樣的事情又發生了。他們先是說明，在法國人統治時期，大部分越南人享受不到任何醫療服務的情況，接著就急於告訴我們從1954年之後，有多少的醫院和醫務室建立起來，多少醫生被培養出來，並詳細描述1954年以來採用的方案已經使瘧疾得到了控制，幾乎完全杜絕了吸食鴉片的現象。但當我們想知道越南人的醫療是完全西化的，還是如我們所懷疑的，採用西方技術，但結合了中醫的草藥、針灸等方法時，他們似乎很吃驚。他們肯定覺得我們很淺薄，甚至可能把這樣的問題看成是我們拒絕與他們緊密急迫的鬥爭保持完全的情感一致的一種方式。也許，因為安迪、鮑伯和我並沒有和越南人一起經歷歷史，所以，這種歷史性觀照確實限制了我們的理解。要獲得對越南人努力建構的事物的深度洞察，就必須把他們告訴我們的與我們已有的知識和觀點聯繫起來。但我們所知的，當然，就是他們不知的。因此我們大多數問題是冒失的，他們卻以不懈的禮貌和耐心來回答，不過有時言辭含糊。

也許難題始自於此。對於去北越的邀請，我腦子裡沒有確定任何方向和目的。如果當時我對自己此行的無所助益（對我或對別人）抱定一些清晰的認識的話，我也很可能會比較容易地把我之所見加以篩選和分類。又如果我能偶爾提醒自己我是個作家而越南是個素材的話，我也很可能把一些令我困惑難受的事情摒除掉。然而，到那裡后開始的一段日子里，我似乎一直處在一種深沉的沮喪中，大部分精力都用來控制自己的鬱悶心情不要突破忍受的極限。現在我回來了，既然回來總得寫寫北越，我不後悔當初的決定。正因為我沒有給自己設定任何角色，也就無法掩蓋自己的無知，免除一些個人的不快，這樣才大智若愚地促成了我這一趟旅程最終的發現。

一樁能夠使你領悟到新感覺的事件總是一個人能擁有的最重要的體驗。現在，這也是一種道德上的當務之急。我想，我非常幸運，我的無知、我的同情心和對自己不滿意的習慣，合在一起，使我在五月北越之行的尾聲獲得了這樣一次體驗。（雖然我現在明白，就歷史而言，這些新情感無疑是十分古老的，但我個人從未體驗過，也無從名之，更沒有相信過。）現在，又一次，我遠離越南，想要使得這些情感在這裏以一種合適而可靠的形式持續下去。這聽起來很難。不過，我覺得需要的可能就是不懈努力，「堅持下去」。這樣的體驗就其本身來說，是會變換形態的。它是無法抹去的。

還有，對在越南這樣的社會中的西方訪客來說，除了一般的信任問題之外，還可能在面對任何對越南人的深層肯定反應時會加倍小心。你開始為越南人的道德之美，更別提他們的儀態之美，所感動的那一刻，內心就會有一個嘲弄的聲音將其稱為虛偽的多愁善感。可以理解的是，你會害怕屈從於對越南這種地方的一種次等同情，這種同情缺乏任何心理的和歷史性的理解，成為尚古主義的觀念形態的又一例證。資本主義國家裡的許多人的革命政治只是穿上了新衣的舊保守派文化批評：擺出反對過於複雜的、虛偽的、失去生氣的都市社會的姿態，被在一個分散式的、非強制性的、熱情的社會中，憑藉有限的物質原料過著簡單生活的簡單民族的思想之豐富給噎住了喉嚨。正如18世紀的哲人將描繪出的理想田園置於太平洋的島上或者美國印第安人之中，而德國浪漫主義詩人認為它可能存在於古希臘，20世紀末紐約和巴黎的知識分子們則傾向於將它安放在第三世界國家具有異國特色的革命社會中。如果我所寫的某些東西讓人想起的是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將土地革命理想化的那套陳詞濫調，而這是我所不想寫成的，我將這樣回復，陳詞濫調就是陳詞濫調，真理就是真理，而直接的經歷嘛，是一個人要冒很大危險才能駁斥的。最後我只能坦率承認，抱持這些自疑想法，我發現，通過親身體驗，北越是這樣一個地方：在許多方面，值得被理想化。

現在，面對越南人的大方出手，我變成了一個更加得體的接受者，面對他們詳備周到的禮數，我是一個更好的聽眾，但變化不止於此。這裏面，還有更深一層的東西有待理解。通過與越南人更多的接觸，我發現他們的禮貌與「我們的」很不相同，這不僅是因為他們禮數多。在美國和歐洲，講究禮數（不論程度如何）常常暗含一絲不真誠的意味，稍嫌勉強和做作。在我們，禮數意味著人們都贊成實行的一種和藹的行為和做法，不管他是否「真的」想那麼做，因為他的「真實」情感也許不夠文明大度到足以保證一個正常的社會秩序。從定義上來看，禮貌從來都不是真誠實在。它證明了社會行為和真實情感之間的分歧。也許這種分歧，在這裡是關於人的處境的一條信念，卻正是培養出我們的反諷嗜好的事物。反諷成為揭示真相，全部生活真相的要點。也就是說，我們所說所做的既是又不是我們所想的。我起初對越南人身上反諷的缺席感到不快。但如果我放棄，至少是想像著放棄對反諷之不可無的深信：越南人忽然便變得不那麼難以解讀了。他們的語言也不是那麼局限而簡單化。（因為要表述一個反諷真相，你需要許多話。而沒有反諷，就不需要這麼多。）

每個人都這麼說，「我們知道美國人民是我們的朋友。只是現任美國政府是我們的敵人。」我們遇到的一個記者把我們的努力稱讚為「捍衛了美國的自由和聲譽」。雖然我尊重這種高貴的姿態，卻為他們的幼稚而氣惱。他們真的相信自己所說的嗎？他們難道完全不理解美國嗎？我心裏不禁要把他們看成孩子——美麗、忍耐、英勇、經受苦難卻十分頑強的孩子。我知道我不是個孩子，可這出河內之行的戲要求我扮演這樣的角色。我們在公園裡經過的士兵、年長的佛學學者和賓館餐廳服務員的臉上，都顯出同樣羞澀而稚嫩的微笑來，如同我們今天參觀河內市外一所撤空的小學時，那些列隊歡迎我們的孩子們臉上的笑容。而我們也這樣朝他們微笑。每到一處，我們都會得到一些小禮物和紀念品，而在每次參觀的結尾，鮑伯都要拿出一捧反戰徽章出來分發（真慶幸他竟然記得帶上了一袋）。他駁雜的收藏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去年五角大樓十月遊行時得來的巨大的藍白徽章，我們把那些留給特別的場合。在我們別上他們的紅的和金色的小徽章，而他們戴上我們反戰大徽章的那一刻，我們怎能不感動呢？又怎能不是欺騙呢？

不過，我並不是想說這些境遇因素導致了我在敘述對越南的初步印象時陰鬱消極的調子。我不想把這歸咎於作為一個臨時湊合卻又不能分離的三人組合中的成員在一片新土地上所面臨的壓力和煩擾，對此嚴肅的解釋在於我自己能走近越南人的方式是那麼有限和困難。四年來我因為我的國家政府一手造成的越南人民的極端苦難而悲憤不已，現在我親身來到了這裏，不停地被賜予鮮花、禮物、讚美辭令、茶和似乎過於泛濫的美意，我覺得這樣並不能比置身萬里之外時了解得更多。置身河內的情況遠比我所期待的要神秘、難解。我發現自己不可避免地擔憂和疑惑起來，我到底有多了解越南人，越南人又有多了解我和我的國家呢？

我花了一段時間，才意識到越南人在給我們看他們經受的難以言說的苦難時，是真的感到拘謹和羞怯。即便在描述美國人的暴行時，他們遲疑著要不要強調——似乎不這樣就不太好——美國人對越南的戰爭造成的全面恐懼並不是在整個北越都隨處可見。他們說，必須看到，那只是「發生在我們的南部同胞身上」。我們聽到1965年2月7日以來的平民傷亡的統計數據：遇害的人中60%是婦女兒童；20%死亡和傷情嚴重的人是老人。我們被帶去參觀那些原來居民不下兩萬，甚至多達八萬的城鎮，現在那些地方沒有一幢建築物是立著的。我們看到照片上的屍體被彈片打成了篩子，被燃燒型武器燒成了炭。（除了凝固汽油彈，美國人還在越南投放了白磷彈、鋁熱彈和鎂彈。）我們短暫地會見過一些悲慘的「升級戰」受害者，他們當中有一個24歲的姑娘，她的丈夫、婆婆和孩子們在同一次襲擊中喪生；還有一個年長的女修道院院長和兩個修女，她們是河內南邊一座天主教修道院在轟炸中的倖存者。可是，我們的越南主人看來一點不急於讓我們看到暴行。在我們參觀一個又一個的廢墟時，他們似乎更樂於告訴我們，那些沒有傷亡的例子，比如和平市郊外那座170個床位的新醫院被炸毀的那次。（這座醫院在1967年9月的第一次轟炸來臨之前就撤空了，之後又受到幾次轟炸，當然再沒住過人。）越南人樂於給人和他們實際上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平和的、能獨立生存的、樂觀的社會。胡志明甚至在1945年8月後的一次講話中，列舉了一個五點方案，要讓「生活樂觀起來」：每個人必須（1） 通曉時政，（2） 會素描和繪畫，（3） 懂音樂，（4） 進行某項體育運動，（5） 至少懂一門外語。由此，說到越南人的樂觀，我指的不僅是他們相信他們會贏的不變信念，而且在於他們把樂觀主義當作一種認識方式來信奉，在於全社會的重點都放在持續提高之上。

這些全都是越南風格的組成部分。這種風格看來被一種幾乎原則化了的避開「厚重感」、避開不必要的複雜性的傾向所引導。沒有人不承認越南人在安排大規模行動時的細心巧妙，武元甲將軍非凡的戰略頭腦就是一個例證。但是，當要表達什麼或者做出姿態的時候，直接和明了仍然是其規則，不需要任何更深層的造作。我的印象是，越南人真誠地認為生活是簡單的，這是一種文化心理。他們也相信，生活是快樂的，儘管考慮到他們的現狀，這有多麼令人難以相信。快樂要在那已經十分異常的生活表象之下才能被察覺到：在於人們面對令人腰酸背痛的長時間勞作，面對每日里自己和自己所愛的人死去的可能性時，持有的那份淡定和絕無自憐的態度。存在主義式的苦惱和疏離就是沒有出現在越南人當中——也許部分是因為他們沒有我們這樣的「自我」和我們被賦予的隨意流淌的罪惡感。當然，一個訪客很難在表層觀念上接受這些。我剛來越南的日子里花了大量時間來思考，越南人那表面的心態平衡的「背後」有什麼？深深植根于越南文化中的那種庄肅自重、儒家風範和無私品格，對於來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手持心理解構工具的訪客來說，是很難辨識，很難完全相信的。越南人的纖小身形和純然平和的心態一上來就能把人高馬大的粗笨型美國人弄得十分緊張。越南人以一種不可動搖的個人尊嚴來行為處事，我們總是傾向於將其懷疑為天真或裝模作樣。他們看來是這樣膽略非凡，勇往直前，並且抱有崇高而勇敢的生活理想。我們生活在一個以不相信英雄主義努力為其特徵的年代，因此，對這個國家裡大多數人在生活中抱有的意識，不管他們是否被這樣的生活嚇倒，我們都將其視為陳腐和乏味。但在越南，你卻遭遇到這樣的局面：整個民族都抱有一種信念，勞倫斯稱之為「難以捉摸並持續終生的英雄主義衝動」。受過教育的美國都市人，浸染著英雄主義精神之衰微的情緒，定然十分難以察覺是什麼激勵著越南人，也十分難以把他們關於解放國家長期而堅韌鬥爭的「已知」歷史檔案與關於這個民族你所能真正「相信」的事物聯繫起來。

這裏的人們說法要簡單得多：這隻是一個需要靈活頭腦的問題。用越南人的說法，美國在人力、武器和資源方面壓倒性的優勢，以及他們的國家遭受到蹂躪的國土之廣，都構成了一個明確的「問題」，但卻是一個他們滿心期望可以憑著他們無限的、「創造性的」專心工作來解決的問題。我們所到之處，都看見人們為了使北越維持下去，正在付出量度驚人的辛苦勞作。勞動，似乎均勻地分佈在這個國家的整個層面——就像那些巨大的木條箱，不加衛護地躺在河內許多街道的人行道旁（「這是我們撤空的倉庫，」英說），躺在鄉村公路上；又像那些露天堆放在鐵道旁的工具和材料，以便在轟炸過後能馬上開始修理鐵路。雖然越南人這樣情願用鐵鍬和鎚子一寸寸地修復他們的國家，在依次處理的過程中，他們的安排還頗具雅意。比如，B52炸彈在玉米地中炸出的彈坑通常是在襲擊后的幾天，由農民們來填滿。可我們看到過幾個大坑，是由2000到3000磅的炸彈製造的，如此之大，要填滿它所需要的人工和時間令人望而興嘆。於是，這些坑就被改做了養魚塘。雖然，越南人現在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修復被炸毀的場所和設施，興建保護更完善的新建築這樣持續而無盡頭的工作中，但他們對未來考慮得很多。考慮到戰後對於熟練技術人員的需要，越南人沒有動用教師、教授和20萬大學和職業學校的學生。事實上，1965年後，註冊高等教育課程的學生人數在持續增長。建築師們已經為戰後要建造的全新城市繪好了藍圖（包括河內，越南人預料美國人在最後撤出之前，會將其夷為平地）。

也許一個美國激進派人士從越南革命中能學到的東西並不多，因為越南人作為異族與我們太不相同了。相比之下，我認為他可以從古巴革命中學到的東西要多得多，因為——尤其從這點來看——古巴人要更像我們。也許這很可能是一個錯誤，我忍不住將越南人和古巴革命相比較。對古巴革命的了解，來自我1960年曾在古巴停留三個月的經歷，加上近期去那裡的朋友關於它的進展的報告。（我很可能理解不了這裏的任何事情，直到我把古巴排除在思想之外。可我無法忽略一個在我看來與此次有可比性的體驗，它於我是可以理解的，並且可以藉由想像進入。）幾乎所有的比較都偏向于古巴，而不利於越南，比較的標準是：對於美國激進主義來說，它是否有用，是否有指導意義，是否可模仿。

因此，雖然，處在被侵略狀態下的「左」派革命社會的准軍事精神特質，無疑強化了目前越南人對自己嚴苛要求的形式，但其基本形式卻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尤其在於儒家思想中，它與越南文化中的佛教徒影響截然不同。在某些社會裡，這兩種傳統被實踐證明是尖銳對立的，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可在越南，我懷疑，卻不是這樣。大多數越南人，當然，除了大批的天主教徒，都是佛教徒。雖然我們看到大多數老人在佛塔中祈禱，但是大量的儀式也會在家中舉行（我們看到許多人家裡有佛舍）。除此之外，顯然還存在大量佛教觀念的世俗延續形式。無論在越南延續著的是什麼樣的佛教精神——它的宿命論、它的智性遊戲、它對仁慈的崇尚——看來都與儒家思想帶有自律氣質的精神相當和諧。越南人的行為反映了儒家思想：個人的健康與幸福都有賴於養成正確而合理的行為規範。而同樣被完全遵循的是荀子的儒教觀點：「凡禮儀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儒家認為一個民族要依靠其聖人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越南人對胡志明，他們詩人領導人的敬仰。但只是一定程度上。胡的生日是一年一度北越人表現他們對胡的感情之從容合度的主要機會。「我們愛戴我們的領袖，」去年胡過生日時，《學習》月刊評論說，「但我們不會將他神化。」他們沒有把他當成形象高大得超越實際的英雄，或全能的領袖。我遇到的人說起他時好像是在說起某個他們認識的人，他們感到他是一個真實的人，這種感覺令他們為之觸動和著迷。關於他的羞澀和謙虛有無數的逸事在流傳。人們發現他很有魅力，甚至有點古怪。他們說到他時都會感動地回憶起他在流放時期度過的艱苦歲月，以及整個三十年代在中國的監獄里受過的苦，並且為他的虛弱的體質而擔憂。胡大叔，不是什麼特殊的頭銜，雖然聽起來有點奧威爾的「老大哥」的意味，卻是平常的稱謂。任何年紀的越南人都可以用它來稱呼那些比你長一輩，又不是你叔伯嬸娘的人。（瑞典人也有同樣的用法，但只是給小孩或者少年人用來稱呼不認識的大人，中年人不會用它們來稱呼老年人。）越南人對於胡志明是一種親切的愛戴與感激，是一種情感高潮，它存在於一個弱小而受困的國家中視彼此為一個大家庭之成員的人民之中。事實上，幾乎所有越南人崇尚的美德——比如勤儉、忠誠、自我犧牲和性方面的忠誠——都是以家庭為根據，以家庭為它們的主要隱喻的。這一點也可回溯到儒家思想——因為與佛教截然不同，佛教推崇僧侶式的離群索居和棄絕家庭關係紐帶——並且背離了越南文化中的儉樸和「清教主義」，而這些被認為是相對的新事物、革命者意識形態的嫁接物。（被認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越南社會主義似乎十分含混而方便，並且全都是陳詞濫調。）雖然到訪者傾向於把這個國家異常嚴整的紀律性大都歸功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但這卻很可能是相反的一回事：社會主義者的道德要求從越南人原本對高度道德化的社會和個人秩序的尊崇中獲取了根據。

「充分利用」的原則不僅用在具體的事物上，還用到了思想上，領會到這一點，促使我不再呆板地為越南人話語中智識意味的薄乏而感到鬱悶。正如每樣實在的物體都得造得能用上很長時間，每種思想也是。越南的領導人擅長的是經濟而簡潔的智慧。就拿我們經常聽到的胡的一句話來說：「沒有什麼比獨立和自由更寶貴的了。」直到我把這話聽了許多許多次之後，我才開始真的思考起來。而我一思考，就想，是的，它真的說明了很多。像越南人一樣，你確實可以在很長時間里以這個簡單的句子作為精神指向。越南人把胡看成是一個實幹的人，而不是思想家。他的話是拿來用的。同樣的標準被應用在關於越南鬥爭的意象營造之上，就其視覺效果和意境來說都不夠出色。（當然，實用的原則不會在所有的情境中都一樣起到很好的作用，越南視覺藝術的低水平就是一個例證，不過海報除外。談到藝術，在目前的越南，與繪畫、電影、小說和舞蹈的窘迫現狀形成對比的是詩歌和戲劇。在我看來，它們是僅有的相對成熟的藝術形式。）把每樣物品都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的原則也許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為什麼北越至今還有相當多的斯大林像，掛在一些（但不能說是全部）政府機關、工廠和學校的牆上。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偉人頭像組合中，斯大林通常都是排在右邊的那個人物。越南人缺乏時間和動因來進行關於象徵的爭議。這四件套的作品是在1954年現政府掌權時安上去的，是一種向那些「社會主義陣營」里的大read.99csw.com國和挂名領袖表達禮貌的形式。北越人十分清楚這些圖像在1968年已經過了時，許多越南人在我面前表現出對蘇聯的內外政策，甚至蘇聯人品格的十分有保留的看法。（胡志明的頭像很少出現在公共建築物上，他幾年前直截了當地拒絕了列寧獎章。）不過，無論越南人，尤其是在河內的越南人，對於蘇聯是怎麼想甚至私下裡是怎麼說的——蘇聯人在和美國人合作，他們沒有真正地支持越南的鬥爭，他們已經放棄了真正的社會主義和世界革命的理想，他們動不動就變成醉鬼和粗野的人——他們都還沒有讓這些舊圖像過期作廢。至少現在它們還被保留著，作為對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團結統一之理念的致禮。

戰爭還通過摧毀大部分有限的物質財產，限制越南人可以利用來進行各種分工生產（我指包括從工業到藝術的各種生產）的社會空間，將越南民主化了。這樣，越來越多的人都在同一水平——純手工的水平上進行生產。鄉野中撤退學校里每幢矮小的建築都是以最簡單的方式建造出來的：泥牆，草頂。而連接每幢建築的那些幾公里長的整齊壕溝都是費力地從紅色黏土中挖出來的，以備在受到襲擊時把孩子們轉移出來。無處不在的炮彈掩體，遍布在河內每一個村莊，每條公路的每一段，每塊耕過的地里。它們都是住在附近的人們，在他們的空閑時間，一個一個地搭建起來的。（從1965年以來，越南人已經挖了5萬公里的壕溝，為1700萬人口修建了2100萬個炮彈掩體。）有天晚上很晚，在我們從北部回河內的路上，我們參觀了一個分散式工廠，安置在山腳下一所簡陋的棚屋裡。幾百個女人和小夥子在煤油燈下操作機器，而十幾個男人單用鎚子在加寬一個毗鄰的小山洞，用來存放最大的機器，躲避炮彈的轟炸。在北越，幾乎每件事情都必須藉助最少量的工具，用手工來做。我們不用急著去奇怪中國和蘇聯的援助到哪裡去了：不管有多少援助，都不夠。在這個國家裡，醫院的基礎設備如消毒器、X光機、打字機，基本工具如車床、鑽頭和電焊機這樣的物資都匱乏到了可憐的地步。這裏看來有足夠的自行車和半導體收音機，可是各類書籍、紙張、筆、電唱機、鍾和相機都很稀缺。即便最樸素的消費性用品都幾乎不存在。衣服，也只有很有限的供應。一個越南人如果有兩套衣服和一雙鞋就很幸運了。按比率分攤，每人每年可分到六米長的棉布。（棉布只有幾種顏色，並且所有的衣服都是一樣的剪裁：女人是黑褲白上衣；男人是棕色、灰色和米色褲子和棕色或白色襯衫，從不系領帶，夾克衫也很少見。）即便是政府高官的衣服也是磨損的，染著暗色漬跡，且因為洗得太多而發亮。石博士，前傀儡皇帝保大的堂親，在投身革命與之共患難以前，曾是越南最富有的地主，他說自己兩年裡沒添過任何新衣服。雖然沒人餓死，食物仍非常短缺。產業工人每月定量是24公斤大米；而其他人，包括政府最高官員，每月只有13.5公斤。

說明這些早期疑難的最簡便的方法，我想，就是從五月三號到達后我在第一個星期里記下的日記里摘抄幾段來。

事實上，問題在於，越南已經成為我作為一個美國人的自我意識中如此重要的事實，要將其摒除在腦海之外是十分困難的。初到此地的第一感受，有點荒謬地近似於會見一位喜愛的影星，此人幾年來在你的幻想生活中扮演一個角色。然而一見之後，你發現真人原來要矮小許多，不及那份生動與姿色，且多有不同。最有說服力的是那些最不真實的體驗，比如我們到達的那晚。坐在遲遲從萬象起飛的國際控制委員會的小飛機上，我一路緊張過來，直到幾小時后飛機降落在夜色下河內嘉蓮機場，才大氣舒出：終於活著回到了地面上。因此幾乎沒有去想：我不知道自己身處何地，正與哪些人在一起。手擁鮮花，我穿過幽暗的著陸區，努力想要弄明白前來迎接我們那四個來自和平委員會，正在微笑著的男人的名字。如果我們的飛行和著陸具有一種幻覺的特質，那麼，那晚剩下的部分看來就像一個廣闊的后投影，時間、規模和行動都經過了超真實的縮與放。起先是我們在荒涼的機場大樓里等行李、笨拙地與越南人交談的那幾分鐘或一小時。後來，我們被分散到三輛車裡，開進黑暗中時，我感受到去往河內的車程中引擎的律動。離開機場一小段路后，汽車沿著凹凸不平的土路顛簸前行，接著便來到紅河之上取代被炸毀的鐵橋而建的普東橋，戰慄著緩緩推進。可一到橋那邊，車子就開得太快了，直駛進河內，在人影模糊的自行車流中粗暴地衝出一條通道，穿過昏暗的街，停在我們的賓館前面。賓館的名字叫Thong Nhat（統一），意味著越南的再度統一。有人說，那是一座巨大的建築，風格不甚明確。十多個人坐在簡樸的大堂里，大部分不是東方人，彼時並不太容易分辨。我們被領到了樓上，看了我們的大房間，之後便到一個廢舊而空曠的餐廳里吃夜餐，成排的吊扇在頭頂上緩慢地轉動。「我們」的越南朋友在大堂等我們。我們見了他們，就詢問他們是否介意陪我們出去走走，那時已經很晚了。於是，我們就出來，興奮得有點腿軟，大街上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人了。我們經過了一輛輛停在帳篷之間的卡車。他們說，那些帳篷是給那些「流動的作坊」和「分散的工廠」過夜的。我們走到了小湖區的獨柱寺塔，在那裡徘徊了一會，聽了一些在我看來乏善可陳的越南古代傳說。回到賓館后，英，顯然是那幫和平委員會的人當中領頭的，溫和地勸我們去休息。他解釋說，河內人很早就起床和吃早飯（自從轟炸開始后，大多數店鋪早上五點開門，幾個小時后就關了），第二天恰好是佛祖的生辰，他們上午八點會過來帶我們去一個佛塔。我記得當時我不情願地對越南人和我的同伴道了晚安；到房間里花了一刻鐘擺平了罩在床上的高拱頂的白色蚊帳，終於沉入到艱難、不安然而快樂的睡眠當中。

但是，這份要在苦難中不惜代價求生存的決心，卻顯然將其自身審美觀、自身的獨特而偏執的感覺力強加給了那些並不是有意識地受生存法則驅動的人。越南人的歷史感，首先是對歷史相似性的理解。這很自然地反映在他們的話語的相似性上——在他們說起他們的感受時，我們應當聽取。我意識到在西方文化中，多樣化的價值是多麼被大加珍視，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在越南，顯然，某樣事情不會因為前面已經有人做過（說過）而發生貶值或者變得不那麼有用。相反，重複卻能賦予價值。這是一種明確的道德習性。因此，我們從拜訪過的大多數越南人那裡得到的關於越南歷史的簡要概括，幾乎就和那些茶、香蕉、對我們（被認為）所代表的那部分美國人民的友誼的稱頌之詞一樣，只是儀式的一部分。

無論如何，我注意到「民主」這個詞在越南頻繁地被提起，遠遠多於我訪問過的其他任何社會主義國家，包括古巴。越南人說民主在他們的文化中有深厚的根源，尤其在十分獨立的農村習俗中。（一句古老的諺語這樣說：「國王的律法也要順從村莊的律法。」）即便在過去，石博士說，政權的形式——國王和官員們是權力的代表，而它的內容卻是村民生活的傳統——是民主的。不管這種說法是否經得起客觀考量，越南人認為自己的國家是，而且一直是民主化的，這一點很有意思。北越是我知道的惟一一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儘管所有別的事情擺在那裡，它的人民還是經常稱讚美國的「偉大民主」。（正如我業已指出的，越南人顯然在學習馬克思主義思想和批判理論時不夠先進。）在評價北越公共機構的本質以及他們所扮演的提升或壓抑個性的角色，所有這些，謎團也好現實也好，都一樣要加以考慮。一種機構的生命力不能通過對其結構藍圖的考察來評定。在不同情感的支撐下，相同的結構也會具有十分不同的品質。比如，如果愛進入了社會關係的實質，那麼，人們與一個政黨之間的聯繫就不需要是非人性化的。雖然，我的第二天性傾向於把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懷疑為壓抑而刻板的（如果不是更糟的話），但我關於北越的政府權力被濫用的大部分先入之見實際上是抽象的。當我身處越南時，這些抽象的懷疑，就被我的親眼所見給駁斥和否決掉了：北越人真誠地愛戴他們的領袖，而更令我們難以想像的是，政府也愛人民。我記得範文同在說到越南人在四分之一世紀里所經受的苦難、他們的英雄氣概、從容態度和純真信念時，話音是那麼親切而辛酸動人。一生中頭一次看到一個總理眼含淚水稱讚他的人民的道德品質，修正了我關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關係的觀念，激起我對於平常可能被我僅僅理解為宣傳策略的某些事情的更複雜的反應。

在這樣的時刻里，我也會感覺自己像是從美國來的訪客，雖然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感覺。這顯然是因為我畢竟是如此美國化，骨子裡就是這個國家的公民，認為它的一切都是最偉大的。一個弱小國家的人民的自謙（也許是自傲）態度實在令我感到尷尬。他們對美國的強烈興趣是如此顯見而真誠，如果不回應他們就太粗魯了。可不知怎地，我有些掃興，因為他們這樣的做法似乎有欠妥當。我現在領悟到，他們與美國這種出人意料地複雜而又天真無邪的關係，是如何覆蓋了鮑伯、安迪和我與單個的越南人之間的每次相見的。但我沒有那種洞察力和道德根據去把我們剝露至自己「真實的」情形，超越憐憫之外。就我在政治上的同情立場而言，也許對我，對別的和我一樣的人來說，除去投入某種模式化的身份（作為一個「美國朋友」），沒有別的方法來到這裏，沒有別的方法去避免變得自我隱沒、被動、感傷，或者屈尊俯就；正如美國人，包括我自己，沒法不比一般越南人高出六英寸一樣。

無須明言，今天的標準和《嬌》中提出的標準已然不同。可是，性的自我克制，仍然是大受推崇的。在今天的越南，女人和男人在一起工作、吃飯、打仗和睡覺，卻沒有出現任何性誘惑的問題。現在，越南人了解到西方人在性方面有不同的標準。英告訴我越南人的夫妻之間很少見到不忠於對方的情況，即便在戰爭引起的長期分離狀態下。他又說他知道婚姻中的忠誠在西方「不是普遍的」。帶著一絲自嘲，他提到第一次去歐洲時，在俄國，聽到人們在聚會上互相講著「不體面的」笑話時，他是多麼吃驚。現在，他告訴我，這個問題不是那麼困擾他了。以他們無可救藥的禮貌方式，越南人得出結論，我們處理這些問題的方式不同。因此，安迪、鮑伯和我在鄉村旅行時，不論住宿的條件多麼原始，空間多麼狹小，我們總是被安排在分開的房間（或被隔開的空間）里。但其中一次，鮑伯在從河內出發的前一天生病了，因此有一個護士與我們同行。我注意到這個年輕漂亮的護士與我們的導遊和司機這些男人一起睡在一個房間里……性的自我約束，我想，在越南必然被看作是理所當然的，越南人要求個體保持尊嚴，為了普遍利益而把自己置於別人的處置之下，而這僅僅是這個總的要求的一個方面。與寮國和柬埔寨形成對比的是，處在派生於佛教和印度教折中混合影響下的「印度的」和「南方的」氛圍中，越南卻成為一個悖論：一個有著相似的嚴酷熱帶氣候的國家，卻恪守著一個溫帶或寒帶氣候下的國家的傳統價值——辛勤勞作、自我約束和嚴肅正經。這些「北方的」氛圍無疑是那些「北方封建諸侯」的遺留影響。（我猜這種氛圍在這個國家的南部可能不那麼濃重。河內人說西貢人更隨和、更情緒化、更有魅力，但不那麼誠實，性方面要放縱些——總之，都是那些北方人對南方人的一套慣常評價。）

在我逗留期間記錄的前半部分日記中，還有與此相似的內容，夾雜著一頁頁關於我們每次訪問和邂逅的詳細記錄。我的日記採用了嚴格的新聞報道式文體，包含了大量事實詳情、體貌描寫和談話內容概述，傳達出一種熱切而不複雜的專註關懷。但是穿插其間的主觀評論，比如我上面引用的部分，卻表露出別的意味：我的回應中表現出來的稚嫩和單薄。

但深究一下，這些我們幾乎每日必聽的關於歷史的背誦也只是越南人的一個總體偏好中的一個徵候。這個偏好就是，他們慣於把所有的信息都納入歷史性話語。我注意到，當我們在討論或者問及這個國家的現狀時，我們得到的每一番解釋都是圍繞某個關鍵日期展開的：通常是1945年8月（越南革命勝利，胡志明建立了政府），或者1954年（法國人被逐出境），或者1965年（「戰爭升級」的開始，這是他們對美國轟炸的稱呼）。所有的事情不是在某件事情之前就是之後。

對於一個來自建立在巨大浪費基礎上的社會的訪客，去觀察一個建立在「充分利用」原則上的社會日復一日的運轉機制，得出的印象是尤為深刻的。這裡有一種邪惡的辯證關係：強大的浪費型社會把它的垃圾、它征來的失業無產者、它的毒藥、它的炸彈傾倒在一個弱小到幾乎沒有還擊能力的節儉型社會之上，而這個社會的公民，那些有倖存活下來的人們，都四處撿拾垃圾，以此製造出自己的日常用品和自衛武器。

尤其讓人難以把他們區分成個體來看待的是，在這裏，所有人似乎都用同樣的方式說話，說著同樣的事情。這樣的印象被我們每到一處受到的一成不變的友好待客的儀式所加強。一個光禿禿的房間、一張低矮的桌子、幾把木頭椅子，或許還有個沙發。我們握手，然後圍著桌子坐下，桌子上放著幾盤熟過頭的香蕉、越南煙、潮乎乎的餅乾和一碟中國產的紙包糖果，還有幾個茶杯。有人介紹我們。他們告訴我們他們的名字。我們又握手。停頓。無論我們到哪兒（工廠，學校，政府部門，博物館），他們那群人里的發言人，總會和藹地盯著我們，微笑起來，說「朋友們……」，然後便開始他的歡迎致辭。有人從一個帘子後走出來，開始倒茶。

也許我感覺如此安全，是因為我沒有把越南人十分正式地看成是「真正的人民」，根據我來自的那個地方的嚴酷的觀點，「真正的人民」是危險的、易激發的，和他們在一起，你從來都不夠安全。我希望不是這個原因。我知道我可不會喜歡越南人變得刻薄，染上壞脾氣。正如我如此喜歡河內的深沉恬靜，身處越南人之中，我也確實想念某種暴躁屬性，某種不需要太多，但能夠賦予他們情感閾值以廣度的情感。

越南人的文明概念與我們所習慣的那個不同，這意味著對誠實的含義的一種替換。越南人理解的誠實，與被西方世俗文明幾乎置於一切價值觀之上的誠實的概念，很少有相似之處。在越南，誠實是個體尊嚴的作用。一個越南人，通過誠實的行為，加強和鞏固他個人的尊嚴。而在美國社會中，真誠常常恰恰意味著個人尊嚴及顏面的喪失。它意味著沒有了羞恥感。差別是嚴重的。美國文化認同一種經驗主義的、描述性的真誠概念，它以一個人的話語反映他內心潛藏的想法和情感的準確和充分程度來度量一個人是否誠實。越南人的誠實概念則是有規則的，約定俗成的。我們的目的是要在一個人的言與行與內心世界之間建立起正確的聯繫和對應（假定講話者所說出的真相在道德意義上是中性的，或者，因為講話者承認的意願，這真相被賦予了中性的，甚至是值得稱讚的道德意義），而他們的則是要在說話者的言和行和社會身份之間構建恰當的聯繫。誠實，在越南，意味著按一個人的身份來行事；誠實是一種道德理想模式。

越南——至少是官方自我觀照下的越南，可能會令世俗的西方人吃驚，它是一個十分道德化，也就是心理化的國家。不過，這樣一個判斷完全建立在我們關於人類能有多少美德的現有的寬鬆標準上。我記得，我們開車去河內以北的山區省份和平兩天行程中的頭天下午，在鄉野某處稍作停留，去參觀一個美國飛行員的墓，當時我感覺受到了當面的冒犯。我們下車在高草叢中走了大概50碼遠，英告訴我們這是一個F105戰鬥機的飛行員的墓，大約一年前一個農夫用來複槍擊落了它。飛行員沒來得及彈射，飛機就在這個地方撞毀了。一些村民從廢墟中把他的屍體挖出來。我們來到一片空地上，看到的不是一個簡單的墓，而是一個高高的墳岡，上面裝飾著幾塊飛機發動機的殘骸，還有一片扭曲了的機翼，像一個宮廷大臣的塑像，墳前還有鮮花，頂上豎著一塊木牌，上書飛行員的名字和卒日。我在那裡站了幾分鐘，焦慮不安，簡直不能理解這自發的埋葬行為。面對現場的景象，以及這裏還有人照管的跡象，我大為震驚。後來，和我同車來的這個省的管理委員會副主席解釋說，這個飛行員是用「一口上好的棺木」埋葬的，這樣他在美國的家人戰後可以過來帶他的屍體回去，聽到這裏我簡直無法忍受了。怎麼會有人做這樣令人驚訝的事情？這裏的人們，他們的父母妻兒都被這個飛行員以及他的戰友給害死了（一架F105的裝載量是四罐集束炸彈，能殺死方圓一公里內的所有無遮蔽的生靈），怎麼能夠安靜地拿起鐵鍬，精心地為他築墓呢？他們是什麼感覺？他們是不是意識到，無論他客觀上犯下什麼樣的罪行，也和他們死去的同胞一樣，是一條本不該死去的、珍貴的、不可替代的生命呢？他們會同情他嗎？他們原諒了他嗎？也許這樣的問題是誤導性的。很可能，這些村民只是覺得埋葬飛行員是一件美好的（他們可能會說是「人道的」）事情，就這件事情來說，這是一種凌駕並轉變了他們個人情感的準則。

接著，忽然，我的體驗開始改變。逗留此地的前半段時間里一直折磨著我的心理麻痹開始緩解，而越南人作為一個真正的民族，北越作為一個真實的所在，開始成形在我的視野中。

也許，我所說的一切都只是作為一個演員（他們）和一個旁觀者（我）的區別。可那是一個大差異，我不知道怎麼把它們連通起來。我與越南人的團結一致性，儘管真誠實在，卻只是一種在遠距離處形成的道德抽象物。到達河內后，我產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感覺，不太愉快地意識到這樣的團結一致性將總是一種道德抽象物，與此同時，我還必須保持著團結感。對我——一個旁觀者來說，這裡是單色的，我覺得因此受到了壓抑。

因此，要猜測範文同在5月16號的下午與我和鮑伯、安迪進行的一小時交談中表現出來的熱情是否真誠，或者總理在我們離開他的辦公室，送我們出前門，越過卵石車道走到等我們的車旁之前，是否「真的」想擁抱我們，都是毫無意義的。他在越南人看來是真誠的：他的行為是有光彩的，是友好而善意的。而在他們已經說不之後，去詢問越南人是否「真的」痛恨美國人，是十分不恰當的。而如果他們說的是真話，你卻還想知道他們為什麼不痛恨美國人，也是不恰當的。越南人的文化中一個基本的構成因素便是這種不尋常的，優美的姿態。但這種姿態不能以我們的道理闡釋為某種故作的、戲劇化的姿態。越南人做出的姿態並非一種超越他的真實個性之外的表演。通過種種姿態，一些行為得以按照他所認同的準則來完成，他的自我就是這樣構成的。在某些情況下，個性可以完全以一個單一而獨特的姿態來定義：因為，一個把事情做得比以前好的人，可以把自己毫無保留地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上，在這個水平上，這樣的行為是一種可以經常做到的事情。（在越南，道德志向是一種真理——一種已經得到確認的真實，而我們不可能這樣來確認，因為我們的心理準則是「典型性」和「前後一致性」。這種對比清楚地顯出，在越南這樣一個社會中，政治的和道德的說教所扮演的角色是大不相同的。我們歸之為「宣傳鼓動性的」和「操縱性的」大部分話語對越南人來說具有一種深度，而我們對此卻不夠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