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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美國現狀(1966)

III

美國現狀(1966)

我自己的經歷和觀察可以證明重新定義的性革命和重新定義的政治革命之間具有深刻的一致性。作為社會主義者和吸食某些麻醉品(完全是以嚴肅的精神用它來探索個人的意識狀態,而不是作為自我安慰和依賴)並不是水火不容的。探索個人的內心世界和改造社會空間並不矛盾。有些青年人認識到需要改造的是現代美國人和其仿效者的整個個性結構。(當然,老一輩人如保羅·古德曼、埃德加·Z·弗里登伯格(Edgar Z. Friedenberg)很早以前就已經提出這一點了。)這種改造也包括西方的「男子氣概」。在他們看來,對於制度的一些社會主義調整改造,和通過選舉或其他方式而來的更優秀的領導人,不會真正改變任何事情。他們是正確的。
(1966)
5. 我認為這屆政府的外交政策可能導致更多、範圍更廣的戰爭。我們的全部希望以及對美國好戰與偏執的主要遏制,就是西歐的疲弱和非政治化,俄國和東歐國家中對於美國和另一次世界大戰真實的恐懼,以及我們支持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腐敗和不可靠。領導一場沒有盟友的聖戰是十分困難的,但是美國太瘋狂了,居然試圖要這樣做。
7. 對這最後一個問題,我的回答比較長。


簡要地回答其中一些問題:

一年前,萊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在一篇謬誤百出但頗為有趣的題為「新變種人」的文章中,提醒人們注意,青年人新的生活方式意味著故意模糊性別差異,表明將出現一種新的青年男性荷爾蒙。那些留長發的流行樂團和他們廣大的青少年樂迷,以及從伯克利到東村那一小部分狂熱的時尚精英,被混在一起作為我們現在生活的「後人文主義」時代的代表。在這個時代里,我們見證著「西方男性的激進變形」,「對男子氣概的反叛」,甚至「對傳統男性力量的拒絕」。在菲德勒看來,這種個人習俗的變化,顯示出「對於反清教徒式生活狀態的系統信奉」,是值得哀嘆的。(雖然有時在他典型的兩者兼可的方式里,菲德勒似乎隱約地喜歡這一發展,但他看起來主要還是在悲嘆。)但他為何沒有明說呢。我想,這是因為他相信這樣的生活狀態動搖了激進政治和其道德觀的根基。傳統意義上的激進(某種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或是無政府主義)意味著仍然認同傳統的關於工作、節制、成功和建立家庭「清教徒式的」價值觀。菲德勒認為,青年人這種新的生活方式,從根本上是反政治的,他們的革命精神不過是一種幼稚而已。菲力浦·拉夫(Philip Rahv)、歐文·豪(Irving Howe)和馬爾科姆·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以及其他不少人也這麼看。一個青年人,如果他既參加了全國學生統一行動委員會或者上了北極星潛水艇又或是與康納·克魯斯·奧布萊恩(Conor Cruise O'Brien)看法一致,又吸食大麻,還是雙性戀,同時也敬畏上帝,這在他們看來是矛盾的,是一種倫理欺騙或是精神上的怯懦。
同樣,我也不會嘲笑這一小部分青年人對於東方的崇拜(或者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說,對非白人世界的智慧的崇拜),九九藏書不管這種風氣是多麼的不成熟、沒見識。(但是,菲德勒暗示,因為東方的思維模式是「女性化」和「被動的」,所以拋棄男子氣概的青年人才會為他們所吸引。還有比這更無知的嗎?)他們為什麼不能在別處尋找智慧呢?如果美國是西方白人文明的頂峰,正如不管是左翼還是右翼的人都宣稱的那樣,那麼西方白人文明一定出現了可怕的問題。這是個令人痛苦的真相,我們沒人願意承認這一點。比較而言,指責這些年輕人,批評他們「沒有參与過去的建設」,是「逃避歷史現實的人」要容易得多。不過,菲德勒如此關心的並不是真正的歷史,而是我們的歷史。他將我們的歷史與「人類的傳統」和「理性的傳統」等同起來。當然,要以真正的世界歷史觀來評價這個星球上的生活是很難的,這樣的努力讓人頭暈目眩,看起來像是自尋死路。可是,從世界歷史觀的角度來看,一些青年人(用他們的髒話、迷|幻|葯、長壽飲食、達達藝術等)批判的局部歷史看起來並不那麼令人欣悅,也並不是那麼不言而喻地值得永存。事實是,莫扎特、帕斯卡、布爾代數、莎士比亞、議會政府、巴洛克風格的教堂、牛頓、婦女解放、康德、馬克思和巴蘭欽(Balanchine)的芭蕾都無法挽回這個文明對世界所造成的損害。白人文明是人類歷史的毒瘤。正是白種人和其意識形態與發明,將其所到之處原有的自主文明一舉根除,擾亂了地球上的生態平衡,現在甚至威脅到了生命本身的存在。比起蒙古游牧民族的威脅,西方「浮士德式」的人用他的理想主義,出色的藝術,對智性冒險的見地以及那要吞噬世界、征服一切的精力,所造成的破壞更讓人驚恐,而這樣的危險損害還沒有結束。
不過,我並不是說,約翰遜的外交政策是來自某個握有權力的黨系的一時奇想,雖然他們確實加強了總統的權力,使國會毫無作用,操縱著公眾的意見。約翰遜只是太有代表性了,而肯尼迪則沒有。如果存在同謀的話,就是(或曾經是)那些迄今主要被東海岸的富豪選出的較為開明的國家領導人。對於在這個國家普遍流行了幾代人的自由目標,他們達成了不穩定的默許——而這一表面的共識是因為分散的選民主要只關心地方事物,對政治毫不關心。如果今天把《權利法案》作為新的法律進行全民公決,那它的命運可能和紐約民權委員會一樣。在這個國家,大多數人和戈德華特(Goldwater)的信念相同,而且一直如此。不過他們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一點。希望他們還是不要發現的好。
首先,美國的權力從其範圍來說並不妥當。而且,美國的生活質量也是對人類發展可能性的侮辱;美國的空間污染,由於小型機械、汽車、電視和盒子一樣的建築,使人們的感覺淡漠,讓大多數人變成陰鬱的神經質,更讓其中最優秀的思想鬥士和敏銳的自我超越者變得惡劣乖張。
美國不僅有現代社會中最殘忍的奴隸制,而且(與其他的奴隸制度,如拉丁美洲和英國殖民地中的相比)其獨一無二的司法體系根本就一點都不把奴隸當人看。
不用說,美國並不是這個地球上的惟一一個暴虐、醜陋又不幸的國家。這還是個程度的問題。剛開始,當白人手中拿著來複槍,抵達這片土地的時候,只有三百萬印第安人在這裏居住。今天美國的霸權威脅的不read.99csw.com再是三百萬人,而是無數像印第安人一樣,從沒聽說過「美利堅合眾國」,更不知道它那神話般的帝國——「自由世界」的人。美國的政策還是由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幻想所掌控的,雖然一度由於大陸的疆界而受到限制,今天美國的命運已經左右了整個世界。要德行取得勝利,還要剷除更多的紅皮膚印第安部落。就像經典的西部片表明的,只有死去的紅皮膚印第安人才是好人。對於那些生活在特殊且經過精細整合的氛圍中的紐約及其周圍的人來說,這可能聽起來頗為誇張。不過只要越過哈德孫河,你就會發現,不是一些美國人,事實上是所有的美國人都這麼認為。
(周麗華譯)
這就是一些青年人意識到的事情,雖然他們可能無法形諸于文字。我再次強調,我認為他們是正確的。我不是說這種看法會為很多人所接受,也不是說他們可能會改變這個國家的很多事情。但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可以讓自己的靈魂得到拯救。從愛默生、梭羅到梅勒(Mailer)、巴洛斯、利奧·西拉德(Leo Szilard)、約翰·凱奇、朱迪思和朱利安·貝克,美國一直不乏憤怒而想要拯救自己靈魂的人。在現實狀況如此惡劣,確實無法忍受的時候,救贖就成為幾乎世俗的、不可避免的目標。
是的,我確實在青年人的行為中看到了不少希望。如今,在這個國家你惟一能找到的希望就是這些青年人正在做的——製造混亂。我指的不僅是他們對政治重新產生的興趣(以抗議和社區行動的方式,而不是理論),還包括他們跳舞、穿衣、髮型、騷動和做|愛的方式,還有他們對於東方思想和儀式的尊敬。此外,相當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對於吸食麻醉品的興趣,當然,這不包括列瑞(Leary)和其他一些人對這一點可怕的低俗化。
1. 我不認為約翰遜現在的所作所為是為「我們的制度」所迫的。比如說,他每晚都是自己決定第二天在越南的轟炸目標。但我覺得,在我們實際的制度中確實存在嚴重的問題,以至於總統可以毫無顧忌地實施一個不道德的、輕率的外交政策,而讓來自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強烈反對根本無足輕重。法律上的制度將宣戰的權利授予國會——顯然這不包括帝國主義的冒險和大屠殺式的遠征。這些最好還是不要公開宣布。
我不這麼認為。以菲德勒特別提到的因素,性別界限的拉近來說,這正是性革命自然合適的下一階段(也許是它的消解)。性別界限的拉近超越了將性作為人類活動一個損壞而分開的區域的認識,超越了關於「社會」壓抑著性的自由表達(通過罪的概念)的發現,揭示出我們生活的方式和通常的個性選擇幾乎完全壓抑了愉悅的深度體驗和了解自我的可能。「性自由」是個膚淺過時的口號。解放了什麼?解放了誰?對老一輩人來說,性革命是一個有意義的概念。你可以支持或者反對;如果你支持的話,這個概念仍然局限在弗洛伊德主義和其衍生的基準內。不過,正如菲德勒的一個學生煩悶地衝口而出的,弗洛伊德就是個清教徒。馬克思也是。青年人的眼光能超越弗洛伊德和馬克思沒什麼不好。就讓教授們去管理這的確寶貴的遺產,負責所有虔誠的義務。如果青年人不再對老一輩的權威九-九-藏-書致敬,也不用沮喪。
以下重印的是我自己的回應,發表於1967年《政黨評論》的冬季刊。同一期雜誌還有來自馬丁·杜伯曼,麥可·哈里頓,湯姆·海頓,耐特·亨特夫,H·斯圖爾特·休斯,保羅·雅各布斯,湯姆·卡恩,利昂·H·凱澤林,羅伯特·洛威爾,傑克·路德維希,傑克·紐菲爾德,哈羅德·羅森堡,理查德·H·羅威爾,理查德·施拉特和黛安娜·特里林的回應。
作為一個國家——與殖民地不同——美國主要是由歐洲過剩的窮人建立的,並在少數厭倦歐洲者(Europamüde,19世紀40年代的文學流行語)的手中得以強大。不過,就算是最窮困的人也知道由社會精英創立,自上而下的「文化」和久已成為習俗的「自然」。這些來到美國的人,將這裏的原住民文化完全視為仇敵,逐步將其無情消滅,而這裏的自然,一種原始的力量,也是敵人,它沒有被文明,也即人類的需求所改變,所以必須戰勝它。在他們「贏得」美國之後,新的窮人一代代接踵而至,這片土地開始按照那些在工業化時代初期,背井離鄉、文化貧乏的窮人對於美好生活的俗麗幻想發展起來。美國看上去就是這樣。
最後一個比較,我希望不會太牽強。猶太人在19世紀初期離開聚居區,從此成為註定要消失的民族。但是,他們融入現代社會的一個副產品是在藝術、科學和世俗研究方面創造力驚人的勃發——這是強烈但受限的精力的轉化。這些創新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並不是像我們經常說的那樣,是被異化的猶太人,而是一些被作為猶太人異化的人。
對於美國這個國家的一切感想都是,或者應該是,以意識到美國所擁有的權力為前提的:美國是地球的主要威權,人類生物學和歷史學的未來都掌握在它那「金剛」的巨爪中。今天的美國,羅納德·里根當上了加州州長,約翰·韋恩在白宮裡大嚼豬排,正和門肯(Mencken)描述的野胡國(Yahooland)非常相似。主要區別在於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發生的改變比起20年代發生的要重要得多。如果你的精神堅強的話,你可能有時會親切地嘲弄美國的野蠻,但卻覺得美國的天真有點可愛。不過,美國的野蠻和天真在當今都是致命的,比例失調的。

在我看來,支持這種后弗洛伊德、后馬克思主義的新激進主義雖然可以理解,但卻愚蠢。因為這種激進不僅是一種思想,同時也是一種體驗。如果你沒有個人體驗,只是以局外人的眼光去看,這種激進看起來確實雜亂不堪,毫無意義。看著青年人閉著眼睛,隨著迪斯科震耳欲聾的音樂胡亂跳動(除非你自己也在跳),看著留著長發的示威者手裡同時拿著鮮花、寺鈴和「離開越南」的標語牌,看著說話含糊不清的馬瑞奧·薩維歐九九藏書你很容易對他們生厭。我們還要認識到,這一小群天分過人、具有遠見的青年人,意外死亡率很高,個人身心所受的壓力,付出的代價都極大。他們中也有許多冒牌貨、懶鬼和瘋子,但是他們中的優秀分子那複雜的慾望——既參与又「疏離」;既讓人看著、覺著動人又依然善良;既從容而有愛心,又具有戰鬥力和效率——正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當然,要引起共鳴,你首先要相信,如我所指出的那樣,現在美國的狀況已經是糟糕透了。人們很難看到這一點,因為惡劣的情勢被美國切實提供的舒適和自由掩蓋了。所以,我們也可以理解大多數人都不相信情況確實十分嚴重。因此,他們帶著友善但本質上疲倦而世故的表情對這種激進給予評價,將青年人的誇張舉動,視作文化潮流演進行列中一個讓人吃驚的項目而已。他們那哀傷的神情告訴你:我年輕的時候,也是個激進分子。什麼時候這些孩子才能長大,認識到我們已經認識到的事實:世界永遠不會真的改變,只有變得更壞?
我對美國抱的希望沒有像對猶太人那麼大。在我看來,這是一個註定要毀滅的國家。我惟一祈求的是,美國崩潰的時候,不要把地球上的其他一切都拉下水。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在其長期巨大的痛苦中,美國正孕育出它最敏銳的一代少數派。他們是正派敏感的青年人,卻被異化為美國人。他們對那些憂心忡忡的老一輩說的陳腐事實(雖然這些是事實)不感興趣。更多的老一輩人應該聽聽青年人的聲音。
4. 我認為白人統治的美國沒有切實給予美國黑人平等的權利。只有一小部分美國白人,大多是受過良好教育,家境富有,幾乎沒有和黑人有過長期社會接觸的白人才這樣認為。這是一個激|情澎湃的種族主義國家;在看得見的將來,它還會是這樣。
當然,準確地說,這些人並不知道他們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可這不是借口。事實上,正是它讓一切成為可能。難以清除的美國式道德主義和暴力信仰不是類似青春期延長的精神疾病的雙重癥狀,預示著最終的成熟。它們構成的是一種成熟而堅定的民族精神疾患,和所有的精神疾患一樣,它也是以對現實的有力否認為基礎的。至今為止,它一直行之有效。除了一百年前南方的部分地方,美國從不了解戰爭。當美國和俄國在古巴的海岸邊發生摩擦,可能導致世界末日的那一天,一個出租汽車司機對我說:「我,我不擔心。上次打仗我服了役,現在我過了徵兵的年齡了。他們沒法再找我了。不過我支持他們現在就打。我們還等什麼?把它解決了吧。」因為戰爭總是發生在那裡,而我們總是勝利,為什麼不丟炸彈呢?如果只要按一個電鈕,那不更好。美國是個奇怪的混合體——既是一個相信世界末日的國家,又是一個有點小事就過分擔憂的國家。一般的美國民眾可能懷有約翰·韋恩式的夢想,但是他同樣也有簡·奧斯丁筆下的伍德豪斯先生的氣質。
外國人稱讚美國人的「活力」,將我們無與倫比的經濟繁榮和藝術及娛樂的活躍輝煌都歸功於它。但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源頭惡劣的活力,讓我們付出了太大的代價。這種超越自然,與人性不相符的活力,使我們每個人無比亢奮。這種活力基本上來自因長期文化疏離而引致的暴力、捉摸不定的怨恨和焦慮,大致上是必須被強烈升華的。它主要升華成低劣的物質主義和貪慾,狂熱九-九-藏-書的慈善事業,愚昧的社會道德純凈運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禁酒令),還升華成醜化鄉村和城市面貌的驚人天分,少數令人討厭的人的饒舌和煩惱:藝術家、預言家、狗仔隊、怪人和瘋子。還有自懲性的神經官能症。但是,不加掩飾的暴力還是會不時出現,讓一切陷入混亂。
格特魯德·施泰因曾說過,美國是世界上最陳腐的國家。無疑,它是最保守的。改變對它而言意味著最大的損失(一個人口佔世界百分之六的國家佔有著世界上百分之六十的財富)。美國人知道沒有退路:「他們」想要把所有的一切都從「我們」這裏拿走。而我認為,美國該得此報。
關於這個國家有三個事實。
美國是建立在一場種族屠殺的基礎上的。立國的基礎是毫不置疑白種歐洲人對技術落後的有色人種原住民進行種族滅絕,以奪取美洲大陸的權利。
6. 美國政府與知識分子分裂的意義?簡單地說,就是我們的政府領導人是真正的野胡,表現出野胡的一切特徵,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堅持忠貞於國際上一切具有理性的人的同盟)沒有那麼盲目。而且,此刻他們公開自己的不滿和失望也沒有什麼損失。但是,我們也要記住,和猶太人一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政治也有一套經典理論,認為國家具有壟斷的權力,希望那些當權的人是開明的人,會公正地使用權力,所以他們是「當權派」自然而謹慎的盟友。正如俄國的猶太人知道在沙皇的官員那裡他們還有一線生機,而與那些哥薩克的搶匪和酒醉的農民打交道則全無機會(彌爾頓·希默爾法伯(Milton Himmelfarb)業已指出這點),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自然也更希望能影響政府的「決定」,而不是影響大眾不穩定的「情緒」。只有當大家清楚地看到,事實上政府自身充斥著哥薩克人和農民的時候,才會有現在這樣的決裂。到(如果)一個精神健全、認為葉夫圖申科「有趣」的人替代了白宮裡那個驚擾民眾、當眾出醜的人,美國的知識分子就不會這麼失望沮喪了。他們絕大多數都不是革命者,就算他們想成為革命者也不知道該怎麼做。基本上他們不過是領薪水的教授,如果我們的制度比現在運行得好一點點,他們也會和其他人一樣融入其中的。
1966年夏天,《政黨評論》的編輯向一些人寄發了一個問卷調查,以下便是我對這一調查的回應。問卷的開頭是這樣的:「目前對於美國生活的發展方向存在不少焦慮。事實上,我們有理由擔心,美國可能正面臨一場道德和政治危機。」在這些謹慎的措辭之後,問卷要求被調查者圍繞7個具體的問題來作答:1. 誰入主白宮是否重要?或者我們的制度中是否存在某些因素會讓一個總統變成如今的約翰遜?2. 通貨膨脹問題有多嚴重?貧窮問題呢?3. 美國政府與知識分子之間的分裂有何意義?4. 白人統治的美國是否已切實給予美國黑人平等的權利?5. 你認為我們的外交政策可能會把我們帶向何方?6. 你認為總體上美國將會如何?7. 你覺得現今年輕人的活動中存在希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