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有時在談論母親的著作時說，她在美學主義與道德主義、美與倫理之間左右為難。她的任何有眼光的讀者都會看到這方面的力量，但我認為更敏銳的評說會強調她著作中的不可分割性。她寫道：「我要冒昧地說，從一生深刻而漫長地接觸美學所獲得的智慧，是不能被任何其他種類的嚴肅性所複製的。」我不知道這對不對。但我知道她本人的每一根纖維都相信這點，知道她那近乎虔敬地堅持從不錯過一場音樂會、一次展覽、一出歌劇或一出芭蕾舞的態度對她而言是一種效忠嚴肅性的行為而不是一種沉溺，是她作為一位作家的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種品味，更不是一種癮。

在另一個短篇小說《訴說》中，她寫道：「我們知道的，多於我們能使用的。瞧我腦中所有這些東西： 火箭和威尼斯教堂、戴維·鮑伊和狄德羅、魚露和巨無霸、墨鏡和性高潮。」她接著補充說：「而我們知道的遠遠不夠。」我想，對她來說，生活的樂趣和了解的樂趣是同一回事。這就是我以仰慕者的身份從她的大部分著作學到的，包括從這本書。

她對一切都感興趣。確實，如果讓我只用一個字來形容她，那將是熱忱。她想體驗一切，品嘗一切，去一切地方，做一切事情。就連旅行，她曾經寫道，也被她視作一種積累。她的寓所可以說是她頭腦的內容的具體化，裏面充滿著幾乎擠滿的、品類令人吃驚地繁多的物件、藝術複製品、照片，當然還有書籍，無窮盡的書籍。她的興趣的範圍可以說是難以（至少對我來說）測度，無可比擬的。在她的短篇小說《中國旅行計hｔtｐｓ://read.9９ｃｓｗ.coｍ劃》中，她寫道：

我知道很多作家，他們盡其所能，在面對必死性時，至少以這樣一種幻想安慰自己，即他們的著作將會活得比他們更長久，以及活得比他們的親愛者——這些親愛者會在他們餘生信守記憶，不管這餘生還有多少——更長久。母親就是這樣的作家，寫作時用一隻想像的眼睛盯著後代。我應補充說，由於她對消亡懷著純粹的恐懼——哪怕是在她臨終時痛苦的最後日子，她也毫不含糊，毫不接受——作品活得比作者更長久這個想法並非只帶來些許安慰，而是根本沒有安慰可言。她不想離開。我不敢說我對她躺著等死時的所感所想了解有多深——三個月內相繼躺在兩個醫院病房的兩張病床上，身體幾乎變成一個巨大的痛處——但這至少是我可以確定的。

然而，即使在能夠這樣做的時候，我也非常清楚一個事實： 她最後這本書具有在別的情況下沒有的特殊重量。不可避免地，它將被視為一次總結，視為她的最後文字。她自己不把這本書視作她最後的文字這個事實，以及在疾病剝奪了她的作家身份之前（早在她逝世前，她的作家身份就已被可怖地剝奪了）她心中仍充滿各種寫作計劃尤其是計劃寫多個短篇小說和一部長篇小說這個事實，一點也不會改變這個印象。而這個印象是正確的；我認為，這本書收錄的隨筆和演說，頗能代表母親最關注的很多問題——政治的、文學的、知識的、道德的——儘管絕非所有問題。

我常常逗母親，告訴她，雖然她基本上不在她的著作中講自己，但她的讚賞性的隨筆——例如其中三篇最出色的，論羅蘭·巴特、論瓦爾特·本雅明、論埃利亞斯·卡內蒂——所包含的自我揭示也許比她想像的多。至少，它們是理想化的評論。這時，她便會笑起來，略表贊同。但我永遠無法確定她是否真正同意，現在依然無法確定。當我在也收入本書的《關於美的辯論》這篇文章中讀到「美是理想化的歷史的一部分，而理想化的歷史本身又是安慰的歷史的一部分」時，我又回想起我們這類談話。ｒeａd.9９ｃｓｗ•cｏｍ

做幹細胞移植是她最後的、也是微弱的生存機會。在做移植前，她常常提到她未能寫出她想寫的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其中一些已在她的日記和練習本里規劃好了。然而，當我有一次問她為什麼花那麼多時間寫文章推介別的作家，包括從她寫作生涯初期推介的納塔莉·薩洛特到列昂尼德·茨普金、哈爾多爾·拉克斯內斯和她生病那年推介的安娜·班蒂（這些文章也都收錄在這裏），她說這是一種責任，一度被她稱為「傳播福音的衝動」，而寫小說本身則給她帶來作為作家的快樂。但她永遠無法僅僅把自己視為作家，而在論班蒂的文章中她談到「好戰的閱讀」。我想，正是那個好戰九_九_藏_書的讀者，或她在別處說過的心中那個「世界改進者」，促使她寫大部分隨筆，而小說則被迫停滯。她當然很清楚。在她七十歲生日時，她對我說，她最渴望的是時間，她渴望有時間從事小說創作，因為隨筆寫作頻頻地、長時間地分散她的注意力。隨著她病情惡化，她常常以沉鬱的語調談到被浪費的時間。臨終前，在寫維克托·塞爾日時（此文也收錄在這裏），她認同她心目中這樣一個以前的時代，它具有「內省的能量、熱情的求知、自我犧牲的準則和巨大的希望」的特徵。這種絕不帶反諷意味的承擔，永遠使母親的詆毀者們苛責她。但是，反諷或厭世永遠不可能吸引一位在亞利桑那州南部和洛杉磯郊區度過整個少女時代、其家庭並不重視知識的嗜書如命、患哮喘病的女孩。她寫道：「當我在亞利桑那州做學童，等待成長，等待逃入更廣大的現實時，使我得救的，是看書……接觸文學，接觸世界文學，無異於逃出民族虛榮心的監獄、市儈的監獄、強迫性的地方主義的監獄、愚蠢的學校教育的監獄、不完美的命運和壞運氣的監獄。」

但是，母親懷著疑慮看待的並不只是她身上的行動分子。在這本隨筆集中，一如她經常在她的著作中所做的，她一而再地不是回到她作為作家的角色而是回到她作為讀者的角色。在她那篇論翻譯的文章《世界作為印度》中，她指出：「一位作家首先是一位讀者。我從閱讀中建立標準，再通過這些標準來衡量我自己的作品，也正是根據這些標準我看到自己可悲地不足。我是從閱讀——甚至早於寫作——而開始成為一個群體——文學群體——的一部分的，該群體的作家中死者多於健在者。」現在，她已加入死者。現在，她已變成她自己的仰慕者。儘管我希望——這希望之強烈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不是這樣。讀者，該交給你了。

她寫作是不是為了安慰自己？我相信是，儘管這更多是基於直覺而不是頭腦清醒的判斷。我知道，美對她來說是一種安慰，不管是在她充滿熱情和堅持不懈地read.99csw.com去參觀的博物館的牆上，在她無限推崇的日本寺廟內，在她晚上在家中寫作時實際上從未間斷地陪伴她的嚴肅音樂中，還是在她寓所牆上那些十八世紀繪畫複製品中欣賞到的美。她在同一篇文章中寫道：「被美折服的能力令人吃驚地頑強並在不管多麼分散注意力的惡劣環境中存活下來。」我猜，她在這裏一定是想到她生命中環境最惡劣、最分散她的注意力的遭遇，即她的疾病，她的兩次嚴重摧殘她但仍被她克服的癌症發作（顯然，這篇文章是在她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患癌之前寫的）。

可以說，她被引向一艘「虔敬船」。她擅長讚賞。本書另一篇文章《一九二六年……》是對帕斯捷爾納克、茨維塔耶娃和里爾克的一次沉思。在這篇文章中，她把三位詩人形容為陶醉於神聖的藝術譫妄中的一個神（里爾克）及其兩個俄羅斯崇拜者。關於兩個俄羅斯崇拜者，她寫道：「而我們，他們的書信的讀者，都知道他們也是兩個未來的神。」對母親來說，這種崇拜的恰當性是不證自明的，而她終生都在崇拜，直到她再也不能做任何事情——可以說，這已變成她的第二天性。這就是她那些讚賞文章的精髓。這也是為什麼，雖然她對她作為小說家的作品的珍視，遠甚於她寫的任何東西，但是她無法停止寫這類文章——一如這本書最後一次表明的。

我認為，她對極端嚴肅性的堅持不懈，使她屹立不倒，而正是這種嚴肅性使她的詆毀者們坐立不安。顯然，她自始至終都感到，放棄這種嚴肅性，放鬆下來，將意味著動搖。在她論卡內蒂的文章中，她贊同地援引他的話：「我試圖想像有人要莎士比亞放鬆。」母親知道如何玩輸贏遊戲。

我還能說什麼？就個人而言，當然有很多可說，但我不打算這樣做。因此，在這篇文章中，讓我也成為一個仰慕者而不是兒子，介紹她這本最後的隨筆集。這本隨筆集大部分是她在世時親自挑選和整理的。要是她能從血癌中獲得哪怕些許的延長生命的緩解，我敢說她還會對這本書作出補充，修改這些文章（她從來沒有出版過一本九-九-藏-書不做這些功夫的書），並且毫無疑問還會作些刪節。她對自己的著作極度自豪，同時無比苛刻。但是這類修改需由她自己來做，肯定不是由我這個仰慕者來做。未來幾年還會有蘇珊·桑塔格的其他著作出版——日記、書信、未結集的文章——而它們將由我和另一些人來整理。但不是在這裏，不是現在。這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有可能了解並充分按照她的意思來做。

她不知道的，是如何築起一道牆，使她自己與文學以外的承擔，尤其是與她從越南戰爭到伊拉克戰爭的所有政治介入隔開。雖然我非常欣賞她那篇關於阿布格萊布監獄的酷刑照片的文章（也收錄在這裏，連同論述所謂的反恐戰爭、以巴衝突和伊拉克戰爭的一些文章和一篇訪談），但我真希望這不是她著作中最後一篇重要作品。我希望……嗯，我希望她寫的是一個短篇小說。首先堅稱她不是以「作家身份」發表她的政治意見的人，是她本人，她還補充說「一位作家所能產生的影響純粹是附加的」，並說它如今「已成為名人文化的一個方面」。

母親逝世一年多了，每逢想起她，我常常會想起奧登悼念葉芝的偉大詩篇中那個令人驚詫的句子——那幾個字既概括了藝術成就有時可以帶來的小小不朽，同時又是如此異乎尋常地暗示消亡。奧登寫道，葉芝死了之後，就立即「變成他自己的仰慕者」。

親愛者、仰慕者、詆毀者、著作、工作： 暫且不去計較很快就會被扭曲或至少被修飾過的回憶錄，暫且不去計較很快就會被分散掉或派發掉的財產，暫且不去計較圖書館、檔案館、錄音、錄像和照片——顯然，一個人的一生所能遺留下來的，不外乎就是這些，不管在世時活得多好、多和善，不管在世時有多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