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哲羅姆做的是把希伯來語和希臘語翻譯成拉丁語。拉丁語當時是一種國際語言，並且在後來幾百年間也依然是國際語言。

在另一端，一個涉及達到完美掌握一種第二語言——碰巧是英語——的較新近的例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完美的施萊爾馬赫式的不本真的場景。我想說的是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軟體業中的一門蓬勃發展的生意，它現在對印度經濟變得非常重要。有這麼一些電話諮詢服務中心，僱用了成千上萬年輕男女，他們負責向打1—800電話號碼（也就是美國到處都有的免費撥打電話號碼）的人士提供技術協助或處理預訂事宜。這些全都已經會講英語的年輕人成功地競爭到電話諮詢服務中心這些令人垂涎的職位，以及完成了專門為消除印度腔英語而設計的艱巨的課程（很多人被淘汰），而他們的報酬按印度辦公室工作的標準可謂豐厚，儘管當然遠遠不及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美國運通信用卡、通用電氣公司、達美航空公司和那些連鎖酒店和餐館付給做該份工作的美國人——僅這個理由就足以使愈來愈多的這類任務被「外包」。還有，實際情況似乎是，印度人把這些任務完成得更出色，更少錯誤，而這是不奇怪的，因為他們實際上全都擁有大學學位。

這一窩複雜的問題，在翻譯家們中間常常簡化為那個長期爭論——關於直譯的爭論，它可追溯至希臘文學被翻譯成拉丁語時的古羅馬，並繼續困擾每個國家的翻譯家（兼且不同國家還有不同的民族傳統和取向）。有關翻譯的討論的最古老主題，是準確性和忠實性的角色。不用說，古代世界一定有些翻譯家，他們的標準是嚴格的字面忠實性（還有該死的諧音！）——納博科夫也曾在他譯成英文的《葉普蓋尼·奧涅金》中，以令人目眩的執拗捍衛這種立場。要不然，又如何解釋聖哲羅姆本人（331—420）的大胆論斷呢？他是古代世界（承接西塞羅首先提出的看法）最廣泛地在各種序言和書信中反思翻譯的任務的知識分子，他堅稱若要忠實地再現作者的文字和意象，將不可避免地犧牲意義和典雅。

每一種語言都是語言的一部分，而語言大於任何一種語言。每一部文學作品都是文學的一部分，而文學大於任何一種語言的文學。

以下這段話摘自哲羅姆為其翻譯成拉丁語的優西比烏斯《編年史》的序言。（他在三八一年至三八二年翻譯這本書，當時，他為了參加教會會議而住在君士坦丁堡——六年後他為了提高希伯來語知識而遷居伯利恆，差不多十年後他著手那個劃時代的任務，把希伯來聖經翻譯成拉丁語。）在談到這部從希臘語翻譯過來的早期譯本時，哲羅姆寫道：

在金字塔頂尖，是那些被視為經典的書： 必不可少或重要的雅俗共賞的知識，按定義是值得翻譯的。（在語言學上最有影響力的譯本可能是《聖經》譯本： 聖哲羅姆譯本、路德譯本、廷德爾譯本和欽定本）。如此說來，翻譯首先是使值得更為人知的著作更為人知——因為它有利於人們改進、深化和提高；因為它是來自過去的不可或缺的遺產；因為它是對知識的貢獻，不管是神聖的知識或別的。從更世俗的角度看，翻譯還被認為給譯者帶來益處： 翻譯是一種有價值的認知訓練——以及道德訓練。

我們關於文學（因此也是關於翻譯）的理念，必然是反應性的。在十九世紀初，為民族文學和民族語言的特殊性（那特別的「精粹」）而大聲疾呼似乎代表進步。十九世紀民族國家的地位，還因為當時人們意識到已產生一批偉大的「民族」作家而得到加強——在諸如波蘭和匈牙利這樣的國家，這些作家通常是詩人。確實，民族理念在歐洲小國帶有一種特殊的自由意志論的音調，這些歐洲小國仍生存於一個帝國系統的範圍內，但已在朝著民族國家的身份的方向邁進。

某些可能被視為僅僅是語言上的選擇，往往也包含道德標準，這就使得翻譯活動本身變成各種價值的載體，例如正直、負責、忠實、勇敢和謙遜。從道德角度理解翻譯家的任務，起源於這樣一種意識，也即翻譯基本上是一種不可能的任務——如果翻譯意味著翻譯家可以拿起一位用另一種語言寫作的作者的作品，然後完完整整、絲毫不損地把它變成另一種語言的話。顯然，那些不耐煩地等待以更好、更靈巧的翻譯機器的各種對等來取代翻譯家的窘境的人士所強調的並不是這點。

當然，我們大多數人都知道為什麼它被稱作英語。我國文學的歷史只不過二百余年，它是用你們有千年歷史的語言寫的，這實在是它的榮幸。

一位作家首先是一位讀者。我從閱讀中建立標準，再通過這些標準來衡量我自己的作品，也正是根據這些標準我看到自己可悲地不足。我是從閱讀——甚至早於寫九-九-藏-書作——而開始成為一個群體——文學群體——的一部分的，該群體的作家中死者多於健在者。因此，閱讀，以及有了標準，也就是與過去和與有別於我們的東西建立關係。閱讀和有了文學標準在我看來也就是必不可少地與翻譯文學建立關係。

我對於文學可以是什麼的意識，我對文學作為一項志業的敬仰，以及我把作家的志業等同於行使自由——所有這些構成我的感受力的元素如果沒有我從早年開始就閱讀的翻譯書，那將是難以想像的。文學是精神旅行： 旅行到過去……旅行到其他國家。（文學是可以把你載到任何地方的運載器。）文學是在一個更好的標準的指引下，批評我們自己的現實。

因此需要一種國際語言。而除了英語，有哪種語言更能勝任這個角色呢？

此刻我在英國，而英國是我發表這篇演說和我寫作的語言的誕生地。我將持一種簡單的觀點，也即我們不是像一句老俏皮話所形容的那樣，被一種共同語言分割。而在我國，我們並不是把我們大多數人所講的語言稱為「美語」（儘管我的著作法譯本的標題頁都註明「譯自美語」）。但是，美國有些人顯然不明白為什麼他們把它稱作英語。

這就是我們如今所理解的文學的本質——而我相信這是正確的理解——也即為各種各樣和必然是不純粹的動機而流通。翻譯是世界文學的流通系統。而我認為，文學翻譯尤其是一項倫理任務，而且是一項反映和複製文學本身的角色的任務，這角色就是擴大我們的同情、教育我們的心靈、創造內向、確保和加深這樣一種意識（連同其所有後果），也即其他人、其他不同於我們的人，確實是存在的。

歌德提出一個如此超前的概念，看似令人吃驚。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他不僅是拿破崙的同代人，而且他本人在不少方案和理念方面也是一個拿破崙式的人物——這些方案和理念可以說是拿破崙帝國在知識領域的對等物——則我們就不會那麼奇怪了。他的世界文學理念，令人想起拿破崙的歐洲合眾國的理念，因為歌德所謂的「世界」其實是指歐洲和新歐洲國家，這些國家的越境文學交通已頗繁忙。依歌德看，民族語言的尊嚴和特徵（與對民族的肯定緊密相連）完全可以跟世界文學的理念兼容，因為世界文學的理念是一個世界讀者的概念： 讀翻譯文學。

翻譯意味著很多東西，包括： 流通、運輸、傳播、解釋、（更）容易明白。我將以這個看法——或誇張，如果你這麼認為——開始，也即我們所說的文學翻譯，是指，可以是指翻譯那些確實是值得一讀的——即是說，值得重讀的——已出版的書籍的小小百分比。我必須指出，適當地考慮文學翻譯的藝術，本質上就是維護文學本身的價值。除了在為文學這門享有特權的進出口小生意創造庫存的過程中明顯需要翻譯家提供便利外，除了文學像一種競爭性的體育活動，在全國性和國際性賽事上比拼（有對手、有團隊和豐厚的獎金），而翻譯在這一文學建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外——除了從事翻譯所具有的商業上的激勵、競技上的激勵和遊戲性的激勵之外，尚有一種更古老的、坦白說是傳道式的激勵，不過，在這個自知不敬神的時代，指出這點是較困難的。

民族身份認同這一理念就像一個框架，語言的個別性圍繞著該框架黏附，傑羅姆與施萊爾馬赫之間的立場的分歧是由民族身份認同這一理念的分歧造成的。對傑羅姆來說，講另一種語言並不是成為另一種人。傑羅姆生活的世界，在很多方面與我們沒有什麼不同，是顯著地跨國性或國際性的。對施萊爾馬赫來說，講另一種語言是變成最深刻意義上的不本真。他寫道：

文學翻譯是文學的一個分支——或任何東西，但絕不是一項機械性的任務。然而，翻譯之所以成為一項如此複雜的工作，是因為它回應各種各樣的目的。首先，文學是一種溝通形式，文學的本質會提出各種要求；其次，就一部被視為重要的著作而言，它要求讓儘可能多的讀者欣賞；第三，從一種語言變成另一種語言，是困難重重的，而某些文本更是堅決拒絕屈服，這是因為作品中某些固有的東西，超越了作者本人的意圖和意識，而當翻譯程序啟動時，這些東西就會出現——這種特質，由於沒有更好的字眼，我們只好把它稱為可譯性。

一個個電話，都是由在班加羅爾或孟買或新德里的辦公大樓寬敞的辦公室里工作的年輕印度人回答的，他們坐在一排排小隔間里（「嗨，這是南希。您需要幫忙嗎？」），每個人都配備一台電腦，它們使他們點擊幾下就可以調來與預訂相關的資料，與快捷暢順的公路路線資料相關的地圖，以及天氣預報等等。

由於翻譯不只是一項每個民族都在做的活動，而且受制於民族傳統，因此在某些國家要求儘可能消除外國性的痕迹的壓力，會比在另一些國家大。法國尤其有一個強大的傳統，就是把翻譯作為改寫，寧願犧牲對文本的嚴格忠實。當我指出我某一本書的譯本存在著極其明顯的不準確時，我的法國出版商常常告訴我：「對，沒錯……但在法語里讀起來蠻好的。」當我聽說我的書或別人的書因譯者的努力，如今在法語里讀起來蠻好的時候，我就知道那本書已根據當代法國散文現行的約定俗成的做法（通常不是最嚴謹的做法）而被改動過了。但是，由於我的散文在英語中，其節奏和遣詞造句並非總是按約定俗成的來寫，因此我敢肯定這風格並沒有被譯進法語。被譯成法語的，只是感覺——並且只是部分感覺（因為在我看來感覺似乎主要是與我的散文中異樣的東西聯繫在一起）。

在傑羅姆之後約十六個世紀，但在施萊爾馬赫那篇關於翻譯的里程碑式文章之後僅一個世紀多一點兒，又有了在我看來是關於譯者的工程和職責的典範性反省的第三篇文章。這就是瓦爾特·本雅明寫於一九二三年的一篇叫做《譯者的任務》的文章，也是他翻譯的波德萊爾的《巴黎風光》的譯序。ｈttｐｓ://rｅad•９9cｓｗ•com

「南希」或「比爾」可願意做真南希和真比爾？他們幾乎都表示——有人採訪過他們——願意。他們想不想來通常整天都講帶美國口音的英語的美國？他們當然想。

但是，也許這個形象有一定道理。一座塔有很多層，塔的眾多住戶一個個層層疊著。如果巴別塔像其他塔的話，那麼較高層的便是較被覬覦的。也許，某些語言整整佔了最高那幾層，有大房間和居高臨下的大陽台。其他語言及其文學產品則屈居下層，天花板低，視野被阻擋。

對施萊爾馬赫來說，一個文學文本不只是其感覺。它首先是用來寫它的那語言。而由於每個人都有一個核心身份，因此每個人本質上只有一種語言。

雖然莎士比亞所用於寫作的這種語言，似乎已經與我是其公民的那個龐大而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的世界主導地位分不開，但是它最初崛起成為國際性的交際語卻是偶然的。其中一個關鍵時刻（我相信）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英語被採納為國際民航語言。為了使飛機安全地環行，那些駕駛飛機的人和那些指示他們飛行的人，必須有一種共同語言。一名義大利飛行員在威尼斯著陸時，用英語與控制塔通話。一名奧地利飛行員著陸那不勒斯時，用英語與控制塔通話。它還製造了一種嘖嘖怪事，就是一架義大利飛機從那不勒斯飛往巴勒莫，一名瑞典飛行員從斯德哥爾摩飛往馬爾摩，一名巴西飛行員從聖保羅飛往裡約——都得用英語與控制塔通話。我們已把這種現象視為理所當然。

更強大的，我想也是更決定性的，是電腦——另一種運輸形式： 精神運輸——的普及要求有一種主導性的語言。雖然你的介面上的指示所用的語言可能是你的本國語，但是當你上網和使用搜尋引擎——即是說，在電腦上作國際環行——就要求你懂英語。

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在很多重要方面既深陷於最陳腐的民族主義，又深陷於激進的后民族狀態。貿易壁壘的基本特徵可能會消失，貨幣可能會變成多國貨幣（像美元，它是幾個拉美國家的貨幣，當然還有歐元）。但是我們生活中有一個無法消除的特徵，它把我們根植于古老的邊界，這些邊界對先進資本主義、先進科技和先進帝國霸權（美式的）構成重重阻礙。這個特徵就是： 我們講如此多不同的語言。

這段自我辯解的矚目之處，是哲羅姆唯恐讀者不理解文學翻譯是一項多麼艱巨的任務。他在同一篇序言稍後宣稱，我們在翻譯中讀到的，將必然是原作的貧化版。

我第一次向自己提出譯本差的問題，是我十六歲開始在芝加哥看歌劇的時候。我第一次手裡拿著一個對照的譯本——原文在左頁（這時候我已略懂法語和義大利語），英譯在右——而譯本那公然的不準確委實令我吃驚和不解。（我要等到很多年之後，才明白為何歌劇歌詞的文字不可直譯。）除了歌劇，我在早年閱讀翻譯文學時從未問自己錯過了什麼。彷彿我覺得作為一位熱情的讀者，我的職責就是看透一個譯本的失誤和局限——就像我們重看一部心愛的電影時能夠看透（或目光掠過）蹩腳的電影拷貝上的刮痕。翻譯作品是一個禮物，對此我永遠心懷感激。如果沒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和契訶夫，我會是什麼——而不是我是誰——呢？

後來，在十九世紀，文學中的國際主義或世界主義在強國中已變成更進步的概念，帶有自由意志論音調的概念。進步將是文學從「地方」到「民族」到「國際」的自然發展。世界文學的概念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內廣為流傳，帶著反覆出現的夢想——夢想有一個國際議會，所有民族國家都平起平坐。文學將是這樣一個國際系統： 它為翻譯創造一個甚至更大的角色，使我們都可以讀彼此的著作。英語在全球的擴散，甚至可以被視為朝著把文學變成一個真正世界性的生產和交流系統的方向邁出根本性的一步。

施萊爾馬赫的問題繼續迴響。掌握第二語言到底是什麼意思？

在具體實踐的問題上，施萊爾馬赫的立場剛好與傑羅姆相反，宣稱譯者的首要職責是儘可能貼近原文，並知道譯文恰恰是要作為譯本來讀。把一本外國書本土化，等於是使外國書最有價值的東西喪失殆盡： 該語言的精髓，造就該文本的神韻。因此，如果一個從法語或俄語翻譯成德語的譯本讀起來就像用德語原文寫的，則德語讀者將被剝削了解異質性的權利，而異質性恰恰來自閱讀某些讀起來像外國的東西。

應付翻譯中這種固有的不可能性的最佳途徑是什麼呢？對哲羅姆來說，無疑是有辦法處理的，誠如他已在不同譯著的序言中一再闡述過的。三九五年，他在致帕馬丘斯的信中援引西塞羅，來肯定唯一恰當的翻譯是

古老的《聖經》時代的形象表明，我們生活在以語言作為象徵的差異中，這些差異層層疊著——如同弗蘭克·勞埃德·賴特所夢想的一英里高的公寓大樓。但是普通常識告訴我們，我們的語言分散不可能是一座塔。我們這分散成眾多語言的地理，與其說是垂直的，不如說是水平的（或看起來如此），有著眾多的河流和群山和深谷，以及環繞著大陸的浪濤輕拍的海洋。翻譯即渡海，把我們帶到對岸。九九藏書

但是，一個人可以本真地講不止一種語言嗎？

人們常常理所當然地認為，一個譯本的目標是使作品「聽上去」就如同譯文是用被譯成的語言寫的。

在我所稱的傳道式的激勵中，翻譯的目的是擴大一本被認為是重要的著作的讀者群。它假設，某些書明顯優於另一些書，假設文學成就以金字塔形式存在，有必要儘可能讓更多人讀到最接近頂尖的那些作品，而這意味著被廣泛地翻譯，並且只要有機會就儘可能頻密地重譯。不言而喻，這種文學觀假設，在哪些作品是重要的這個問題上，可以達成粗略的共識。這並不表示把這種共識——或正典——視為永遠固定和不可修改的。

為了做到這點，就要讓他們裝得自己也覺得自己像美國人。他們被指定使用美國姓名和他們的美國身份的簡略生平： 出生地點和日期，父母的職業，有多少兄弟姐妹，宗教教派（幾乎總是新教徒），中學，最喜愛的體育運動，最喜歡的音樂類型，婚姻狀況，諸如此類。如果被問到他們在哪裡，他們也都有答案。例如，如果客戶是從喬治亞州薩凡納打電話來預訂喬治亞州梅肯一家酒店的房間，並詢問從薩凡納駕車往梅肯的最快捷途徑，接線員可能就會說她或他在亞特蘭大。若是泄漏了他們是在印度的班加羅爾，則那位假南希或假比爾就會立即被炒魷魚。（管理人員會例行地、不被覺察地監聽所有電話。）當然，這些年輕人實際上都從未離開過家鄉。

不妨用英語替代拉丁語，再把它置於施萊爾馬赫論述的脈絡中： 他對拉丁語作為一種方便泛歐洲（讀成全球）的技術和科學交流所需的泛歐洲（讀成全球）的語言的讚賞，是極端保留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他對這語言作為主觀的也即文學的表達的媒介並不寄予多少期望。

對認為譯者的工作是完全重寫作品，以適合新語言的精神這一翻譯理念——被傑羅姆如此有力地闡述過——首次提出批評並且也許依然權威的批評的，是德國新教神學家弗里德希·施萊爾馬赫（1768—1834）寫於一八一三年的那篇偉大的隨筆《論翻譯的不同方法》。

我試圖用這些話支持的，大致就是上述觀點——把翻譯置於文學事業的中心。

幾年前我一位英國朋友，一位帶濃厚牛津劍橋腔的作家，帶著妻子和十多歲的女兒們第一次訪美，他們相信充分體驗美國的最好辦法是租一輛汽車到全國各地跑，從紐約至加州。某個大汗淋漓的夏日，他們在艾奧瓦州某地的一個加油站停車，在與那個孤獨的加油工人閑聊了一會兒之後，加油站工人問我的朋友：「你們是從哪裡來的？」「英國，」我的朋友回答，心裏很想知道那樣回答會引起什麼反應。「難怪，」加油站工人大呼。「作為外國人，你的英語講得實在棒。」

在同一封信稍後，這回他援引埃瓦格里烏斯——我們必須假設哲羅姆是在回答批評者，假設有許多批評者和吹毛求疵者——並頑強地宣稱：「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直譯會使意義變得晦澀。」如果不直譯會使翻譯者變成該書的共同作者，那也沒關係。「事實是，」哲羅姆在優西比烏斯譯本序言中說，「我解除了譯者的一部分職務，又解除了作家的一部分職務。」

舞蹈者所受的訓練，是要努力達到那個並非完全異想天開的完美目標： 堪稱典範的、沒有錯誤的表達。在文學翻譯中，由於必須回應繁複多樣的需要，故只有更好的譯本，而沒有完美的譯本。按定義，翻譯總是伴隨著原作喪失若干實質。所有譯本遲早都會暴露其不完美，最終被看作是臨時譯本，就連最堪稱典範的譯本也是如此。

英語的全球化已對文學的運氣——即是說，翻譯的運氣——產生可感知的影響。我猜，如今翻譯成英語的外國文學作品，尤其是來自被視為較不重要的語言的外國文學作品，要比譬如二三十年前少了。但用英語寫的書被翻譯成外語，則多得多。如今，相對於二十、三十、五十年前，外國長篇小說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是極其罕見的。昆德拉、加西亞·馬爾克斯、蘭佩杜薩、帕斯捷爾納克和格拉斯等人的著名小說，在美國曾是暢銷書。在五十余年前，托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曾雄居暢銷書榜第一位—hｔtｐs://reａｄ•９9ｃｓw.cｏｍ—這在今日是難以設想的。

我現在用一種新的國際語言作這次演說，估計它是三億五千多萬人的母語，並成為世界各地千百萬人的第二語言。

英語已成為一種統一了各種語言差異的共同語言。印度有十六種「官方語言」（實際上，還有更多方言），有鑑於印度目前的構成和多樣性，包括有一億八千萬穆斯林，印度絕不可能同意譬如說以主要語言印地語作為全國性的語言。可以成為全國性語言的語言，恰恰不是本國語，而是征服者的語言，殖民時代的語言。正因為它是外來的，異國的，它才可以成為一個永久地多樣化的民族的統一語言： 所有印度人可能共通的唯一語言不僅是英語，而且必須是英語。

我一些長期住在日本（大多數與日本配偶住在一起）的美國和英國友人告訴我，日本人一般都帶著極大的懷疑、甚至些許敵意看待那些能夠講日語而又不出錯的外國人。但是，隨著日本繼續接受和承認外國人存在於日本人中間不是一種怪現象或不幸或對日本民族精華的摻雜，這種偏見很有可能會慢慢消失。

施萊爾馬赫辯稱，「讀起來蠻好」不是翻譯優點的主要標準，但他的意思當然不是指所有翻譯，而僅指文學翻譯——也即被他很動人地稱為涉及「語言的神聖嚴肅性」的翻譯。至於文學翻譯以外的，他寫道：

電腦只是加強了英語在我們這個印度式世界的顯著地位。無疑，我們時代最有趣的語言現象是，一方面很多弱勢語言——即是說，人數非常少、與世隔絕、貧困的民族所講的語言——消失，另一方面英語取得獨一無二的成功，具有地球上使用的其他語言與它不可同日而語的地位。英語現時正透過以英語主導的媒體——這意味著，那是使用以帶美國腔的英語的媒體——和由於商人和科學家都需要用一種共同語言溝通，而在世界每個地區繼續發展。

南希，或瑪麗·洛、貝蒂、莎麗·珍、梅甘、比爾、吉姆、瓦利、弗蘭克——這些興高采烈的聲音都必須先接受指導員和錄音帶的數個月訓練，以掌握美國中產階級（而不是有教養的美國人）的腔調，以及學習基本的美國俚語、非正式習語（包括地區性的習語）和簡易的大眾文化指涉（電視人物和主要情景喜劇的情節和主角，多廳電影院最新的賣座電影、棒球和籃球比賽的最新得分，諸如此類），以便在與美國顧客的通話時間拖長時，這些閑聊不至於使他們結結巴巴，以及有辦法繼續扮成美國人而不被覺察。

關注文學中體現的語言的本真性，是對上述新理念的一種反應，並導致強烈提倡方言寫作或所謂的地區語言寫作。對民族身份這一理念的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反應，是歌德的反應，他也許是第一個思考世界文學這一方案的人，並且是在十九世紀初，也即民族身份這一理念被視為最進步的時候。

但是，誠如很多人指出的，全球化這一進程，給構成人類全部人口的不同民族帶來極不均衡的益處，而英語的全球化則沒有改變對民族身份產生偏見的歷史，而這造成的其中一個結果，是某些語言——以及以這些語言生產的文學——總是被認為比另一些語言更重要。一個例子。馬查多·德·阿西斯的長篇小說《布拉茲·庫巴斯的死後回憶》和《堂卡斯穆羅》和阿努伊齊奧·阿塞維多的《貧民窟》，是十九世紀末寫于任何地方的三本最好的小說，但是如果它們不是巴西人的葡萄牙語作品，而是用德語或法語或俄語寫的，則它們肯定會像十九世紀末的某部文學傑作現時可以享有的聲譽那樣出名。又或者如果它們是用英語寫的。（這不是一個大語種對小語種的問題。巴西顯然不缺乏人口，而葡萄牙語是世界上第六大最廣泛使用的語言。）我必須立即補充說，這些無與倫比的小說，都已被出色地譯成英語。只是，某個有修養、某個期待獲得只有小說才能帶來的那種銷魂的人，仍未——至少仍未——覺得需要讀它們。

在這個有人提出電腦——「翻譯機器」——很快就可以承擔大多數的翻譯任務的時代，我們所稱的文學翻譯繼續保留翻譯所具有的傳統意義。新的觀點認為，翻譯是尋找對等；或把這個隱喻修改一下，認為翻譯是一個問題，可發明一些辦法來解決。相反，舊觀點認為，翻譯是作出選擇，有意識的選擇，不只是好與壞、正確與不正確之間涇渭分明的簡單選擇，而是在更複雜的不同差異之間的選擇，例如「好」對「更好」、「更好」對「最好」，當然還有各種雜亂的說法，例如「落伍」對「趨時」、「粗俗」對「矯飾」以及「刪節」對「冗贅」。

施萊爾馬赫當然不是否認存在著用超過一種語言來講和寫的能力，而是假設大家都有一種「母語」，因而一個人與他可能講、甚或用來寫詩和用來理性地思考的其他語言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將不是「有機」的——「有機」是那個時代人們愛用的一個隱喻。顯然，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立場： 很多人都是掌握雙語的，以至多語的。例如在義大利，一個人不僅可以講托斯卡納方言（所謂的義大利語），而且可以講那不勒斯方言或羅馬涅方言。在魁北克，有知識的人都能同時講法語和英語。在舊時的奧匈帝國，現時被稱為奧地利、捷克共和國、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那些國家中大多數有教養的人，每天都講至少兩種語言，有時是三種語言。顯然，施萊爾馬赫的立場不只是描述性的立場。（他最深刻的關注，與他關於國家地位和民族地位的觀念有關。）在施萊爾馬赫看來，不是說一個人不能、而是說不應同等使用兩種語言。所謂的不本真，是假設一個人可以像棲息于自己的語言中那樣自如地棲息于另一種語言。

面對這麼多選擇，譯得好——或更好——便意味著譯者有廣博和精深的知識。這裏所九九藏書說的翻譯，是更大意義上的選擇活動。它是某些個人所從事的專業，他們是某種精神文化的傳遞者。深思地、謹慎地、靈巧地、虔誠地翻譯，是衡量翻譯家對文學事業本身的忠誠的一個精確尺度。

把這個問題置於當代脈絡中考慮，仍然充滿勇氣且意義重大。譯者應獲得多大程度的授權，用正在譯成的語言去改寫——也即再創造——原著的文本？如果逐字直譯的忠實性與在新語言中保留高度的文學價值是不可兼容的，那麼，一個負責任的譯本的自由程度應去到哪裡？譯者的第一個任務是消除文本的外國性，並根據新語言的準則來改寫嗎？沒有一位嚴肅的譯者不被這類問題困擾： 像古典芭蕾舞，文學翻譯是一種帶有各種不切實際的標準的活動，即是說，這些標準是如此嚴苛，以致註定要使有抱負的譯者感到不滿意，一種難以臻至之感。像古典芭蕾舞那樣，文學翻譯是一種保留劇目的藝術。被視為重要的作品，總是定期被重演——因為改寫本現在看起來似乎太自由，不夠準確；或譯本被認為包含太多謬誤；或文風似乎已過時，儘管該譯本的文風在當時的讀者看來似乎是透明的。

翻譯所提供的機會，並不是一個防守的機會： 對譯者自己的語言的現狀進行保存和防腐。相反，他辯稱，這是一個讓外語影響和修改譯入語的一個機會。本雅明寧可選擇能揭示外國性的譯本的理由，與施萊爾馬赫的理由是大不相同的。這不是因為他希望推廣個別語言的自主權和完整性。本雅明的思維，與任何民族主義的綱領截然相反。這是一種形而上的考慮，它源自他關於語言的本質的理念，根據這個理念，語言本身要求譯者努力施展其才能。

當「別處」變大，當我的閱讀——當然，永遠是英語——逐漸包括並非用英語原創的奇妙的書，當我進而閱讀世界文學，這個過渡幾乎是難以覺察的。大仲馬、雨果，一個接一個……我知道我如今在讀的，是「外國」作家。我那時並沒想到要思考使我閱讀這些更令人敬畏的書成為可能的那個中介。（問： 誰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俄國作家？答： 康斯坦絲·加尼特。）要是我在我閱讀的托馬斯·曼或巴爾扎克或托爾斯泰的某部小說中遇到一個笨拙的句子，我並不會想到要去探究該句子在德語或法語或俄語原文中是否同樣笨拙，或懷疑該句子可能是「劣」譯。對我那年輕的、開始閱讀的心靈來說，根本不存在壞譯本這種事情。只有譯本——它們為我破譯別的情況下我不可能接觸到、不可能拿在手裡或默記心中的書籍。就我而言，原著與譯本是同一回事。

我成長於美國西南部，我現在的年紀使我在成長過程中認為有一種用英語寫的叫做文學的東西，而美國文學是一個分支。在我孩提時代，對我最重要的作家是莎士比亞——作為一種閱讀經驗的莎士比亞（實際上是一種大聲朗讀的經驗），開始於我八歲時獲贈一本有精美插圖的查爾斯·蘭姆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我閱讀蘭姆的故事和閱讀許多莎士比亞戲劇，四年後我才實際觀看舞台上的莎士比亞戲劇和觀看由莎士比亞戲劇改編的電影。除了複述的或直接閱讀的莎士比亞戲劇，還有「小熊維尼」、《秘密花園》、《格利佛遊記》、勃朗特姐妹（最先是《簡·愛》，然後是《呼嘯山莊》）、《教堂和家灶》、狄更斯（先是《大衛·科波菲爾》和《聖誕歡歌》，然後是《雙城記》）和許多史蒂文森（《綁架》、《金銀島》、《化身博士》），還有奧斯卡·王爾德的《快樂王子》……當然還有美國文學作品，像愛倫·坡的故事集、《小婦人》、傑克·倫敦的小說和《拉蒙納》。但是，在那個遙遠的、依然引人深思地高雅的、文化上崇英的年代，我所讀的書大多數來自別處，某個更古老的別處，例如那遠方的、令人激動地充滿異國情調的英國，似乎是十分正常的事。

在把波德萊爾的法語譯成德語時，他告訴我們，他不想把波德萊爾譯得聽上去好像是用德語寫的似的。相反，他的職責是保留德語讀者可能會有的某種不同的感覺。他寫道：

每天我坐下來寫作時，都會驚嘆我有幸使用的這種有千年歷史的語言之豐富性。但英語給予我的自豪感，不知怎的，竟與我意識到另一種語言特權鬧不和： 我用來寫作的英語，是一種原則上人人都不得不——都渴望——明白的語言。

對施萊爾馬赫來說，翻譯——遠遠不只是服務商業、服務市場——是一種複雜的必要性。它有一個固有的價值，就是跨越語言邊界，使一個重要的文本廣為人知。另一個價值是把某種與我們所知不同的東西，也即與外國性本身聯繫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