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會有挑動。這點，也不應被否認。

此時此刻在這個國家談論和平，只會被嘲笑（就像在最近的奧斯卡頒獎儀式上）、被騷擾、被列入黑名單（一個勢力強大的連鎖電台對「南方少女」樂隊的禁播）；簡言之，被斥為不愛國。

武力有自己的邏輯。如果你發動侵略而別人抵抗，那麼，說服大後方相信戰鬥必須繼續下去，是十分容易的。一旦軍隊到了那裡，就必須支持他們。質疑究竟軍隊首先為什麼要開到那裡，就變得多餘了。

在這類環境下，道德原則的擔當者就像一個緊貼著行駛中的火車奔跑的人，高喊「停車！停車！」

軍隊開到那裡，是因為「我們」正被襲擊或受威脅。至於我們可能先襲擊了他們，這點並不重要。他們此刻正在還擊，造成傷亡。他們的行為方式藐視「適當」的戰爭準則。他們的行為像「野蠻人」（這是我們在世界這部分對世界那一部分的人們的稱呼）。而他們的「野蠻」或「非法」的行動，則成為發動新侵略的新理據。以及成為用各種新動力來壓制或審查或控告那些反對政府的侵略行徑的人士的新理據。

「按原則行事」這一信念告訴我們，我們毋須考慮按原則行事是否合算，或我們是否能夠指望我們採取的行動最終取得成功。

讓我們從風險開始。被懲罰的風險。被孤立的風險。被打傷或殺死的風險。被輕蔑的風險。

兩位具有象徵意義的犧牲者，被暴力和壓迫勢力所殺——他們向這些勢力提出非暴力的、有原則的、危險的反對。

按原則行事的前驅式人物的一般做法，是聲稱他們是一次反對不公正現象的最終必勝的造反行動的先鋒。

一個受傷而可怕的國家——以色列，正經歷其動蕩的歷史上最大的危機，這場危機是由以色列在打贏一九六七年阿以戰爭后奪取的土地上執行持續增加和增強移居點的政策造成的。歷屆以色列政府決定保留對西岸和加沙的控制，從而使他們的巴勒斯坦鄰居無法擁有自己的國家。這個決定，在道德上、人情上和政治上，對兩個民族都是一場災難。巴勒斯坦人需要一個主權國家。以色列需要一個有主權的巴勒斯坦國家。我們這些希望以色列生存的人，不可以、不應該希望它不顧後果、不顧一切地生存。我們特別應該感激那些有勇氣的以色列猶太人目擊者、新聞記者、建築師、詩人、小說家、教授等等，他們對生活在愈來愈殘酷的以色列軍事征服和移居吞併下的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痛苦進行描述、記錄、抗議和鬥爭。

對於幾乎所有的人來說，世界是我們實際上無法控制的世界。普通常識和自我保護意識告訴九*九*藏*書我們，要適應我們無法改變的事情。

火車上的乘客會受到感召而跳下車並加入地面那些人的行列嗎？也許有些人會，但大多數人不會。（至少，要等到他們穿上一套全新的恐懼盔甲之後才會。）

向雷切爾·柯里致敬。

戰爭中的每一次暴力，都被當成是一次報復而加以合理化。我們遭到威脅。我們在自衛。他們，他們想殺死我們。我們必須阻止他們。

我們應向由伊斯亥·梅紐欽在此代表的勇敢的以色列士兵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們拒絕在一九六七年的邊界以外服役。這些士兵都明白，所有移居點最終會被撤離。這些身為猶太人的士兵，恪守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紐倫堡審判設立的原則： 也即，士兵沒有義務遵守不公正的命令，那些違犯戰爭規則的命令——確切地說，士兵有義務不遵守那些命令。

我對這些拒絕在佔領區服役的士兵的敬意，強烈程度就像我相信現在距他們的觀點得到廣泛認同還需要很長時間。

符合一個現代社群的真正利益的，是公正。

恐懼使人們抱成一團。恐懼也使人們分散。勇氣激發各個社群： 一個榜樣就可以帶來的勇氣——因為勇氣也像恐懼一樣會傳染。但是勇氣，某些類型的勇氣，也可孤立勇敢者。

一個美國總統似乎相信他獲得成為地球總統的授權——並宣布不與美國站在一起的人是「恐怖分子」，這不可能是對的。

但是此刻——基於各種明顯的理由——我所感佩的，是在知道難以改變明顯的力量分配，知道難以改變一種宣稱不是以和平之名而是以安全之名行動的政府決策那臭味熏天的不公正和殘酷性的情況下，也仍然按原則行事。

與自己的部族步調不一致，踏出自己的部族、走進一個精神上更大但數目上更小的世界——如果疏離或異議不是你習慣的姿態或愜意的姿態，則這將是一個複雜而困難重重的過程。

我們之中，沒有人承受過這些勇敢的士兵正在承受的，他們之中有很多人進了監獄。

向奧斯卡·阿爾魯爾福·羅梅羅致敬。

如果邪惡確實是無可阻止的呢？至少在短期內是無可阻止的。而這個短期實際上可能是——實際上將是——非常漫長的。

譬如說： 抵抗一場犯罪的戰爭。譬如說： 抵抗對另一個民族的侵略和吞併。

在某些情況下，威脅也許是真實的。

除了這些值得我們熱烈地堅持下去的鬥爭外，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我們必須牢記在政治抵抗方案中，因果關係是錯綜複雜的，且常常是間接的。所有鬥爭、所有抵抗都是——都必須是——具體的。並且所有鬥爭都會有全球性的反響九*九*藏*書。

這些拒絕者所做的事情——他們現在有一千多人，其中有二百五十多人進了監獄——並不等於就能告訴我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可以怎樣締造和平，除了堅持要求解散移居點。這些英勇的少數派的行動，並不能促進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亟需的改革和民主。他們的立場不會緩和瀰漫于以色列社會中的宗教偏見和種族主義，或減輕受侵害的阿拉伯世界惡毒的反猶宣傳的傳播。它也無法阻止自殺性炸彈襲擊者。

譬如說，原則是： 壓迫和羞辱整個民族是錯的。有計劃地剝奪他們的安身之所和適當的營養，摧毀他們的聚居地、生計、教育和醫療保健權利以及彼此結交的能力是錯的。

你的抵抗行動可能無法阻止不公平現象，不應成為你不採取行動去做你真誠而深思熟慮地認為符合你的社群的最佳利益的事情的借口。

要求一個社會切實體現它宣稱的原則，這是一種烏托邦的標準，因為道德原則與實際情況是矛盾的，並且永遠如此。實際情況既不是全壞也不是全好，而是有缺陷、不一致、較差，並且永遠如此。原則使我們為我們在其中行使道德的種種矛盾困境做點什麼。原則使我們清潔我們的行為，使我們不容忍道德鬆弛、妥協和怯懦，使我們躲避煩亂： 那種內心的秘密折磨，它告訴我們，我們正在做的事情是不對勁的，並建議我們最好乾脆不去想它。

所以： 以色列成為壓迫者，並不符合以色列的最佳利益。

所以： 美國成為超級大國、有能力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它所選擇的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身上，並不符合美國的最佳利益。

我們的「團結必勝」或「贏家通吃」的精神特質： 合眾國是一個把愛國主義等同於共識的國家。托克維爾依然是迄今最偉大的美國觀察家，他談到這個當時嶄新的國家存在著前所未聞的順從，而過去這一百六十八年無非證實了他的觀察。

什麼榜樣？什麼事迹？一個摩門教徒也許會抵抗多妻制的廢除。一個反墮胎激進分子也許會抵抗使墮胎合法化的法律。他們也同樣求助於宗教（或信仰）和道德，來反對公民社會的法令。我們可以訴諸一種授權我們藐視國家法律的更高法律，利用它來替刑事罪行辯護，也可以利用它來替最崇高的正義鬥爭辯護。

第一個： 聖薩爾瓦多大主教奧斯卡·阿爾魯爾福·羅梅羅，他於一九八年三月ｒｅａｄ•9９ｃｓｗ.com二十四日——二十三年前——穿著禮服在大教堂主持彌撒時被殺，原因是他「直言不諱地主張公正的和平，並公開反對各種暴力和壓迫勢力」。（我援引奧斯卡·羅梅羅獎的介紹，這個獎今天授予伊斯亥·梅紐欽。）

但如果他們不是呢？

勇氣本身沒有道德價值，因為勇氣本身不是一種道德美德。惡棍、兇手、恐怖分子，都可能很勇敢。若要把勇氣稱作美德，我們還得加上一個形容詞： 我們說「道德勇氣」——因為也存在不道德的勇氣這東西。

力量、財富、火力的懸殊，甚或人口的懸殊，都不重要。有多少美國人知道伊拉克的人口是兩千四百萬，其中一半是兒童？（美國的人口，你應該記得，是兩億九千萬。）不去支持那些正受到敵人攻擊的人，看來像是叛國。

如果不是在這裏，也是在那裡。如果不是在此刻，也是在不久之後。在別處和在此地。

進而： 趁他們還沒有機會執行他們的計劃，我們必須先阻止他們。而既然那些想襲擊我們的人躲藏在非作戰人員之中，那麼平民的生命就不能受到我們的蹂躪的豁免。

讓我們不要低估我們正在反對的東西的力量。

拒絕在佔領區服役的以色列士兵，並不是在拒絕服從某一具體命令。他們是在拒絕進入不合法的命令一定會被濫用的空間——即是說，他們在那裡幾乎肯定會被命令去採取繼續壓迫和羞辱巴勒斯坦平民的行動。拆毀房屋、拔光果林、用推土機鏟掉鄉村市場攤檔、洗劫文化中心；而現在，男女老少平民遭槍擊和殺害的事件幾乎無日不有。以色列的佔領愈來愈殘暴，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它佔領前英屬巴勒斯坦百分之二十二的土地，而這是巴勒斯坦人要立國的土地。這些士兵相信，一如我相信，必須無條件從佔領區撤走。他們集體宣布，他們將不願「為了控制、驅逐、餓壞和羞辱整整一個民族」而繼續在一九六七年的邊界以外作戰。

我們被告知，按原則行事本身就是一種善。

這些做法是錯的，不管是由什麼挑動的。

但它仍然是一種政治行為，因為你不是為自己這樣做。你這樣做，不是僅僅為了站在正確的立場上，或取悅你自己的良心；更不是因為你深信你的行動將達到目標。你抵抗是作為一種聲援行為。聲援有原則和抗命的社群： 在此地，在別處。在現在，在將來。

反原則者大呼：「我正儘力而為。」所謂儘力，是指如果環境允許。

梭羅一八四六年為了抗議美國對墨西哥的戰爭而拒納人頭稅，並因此坐牢。他的坐牢根本無法阻止戰爭。但這次懲罰最輕、囚禁最短（非常著名的，僅坐一夜牢）的事件引起的反響，從未停止過，它激勵有原則的人繼續在整個二十世紀下半葉和我們的新紀元抵抗不公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要求關閉內華達試驗基地（核武器競賽的重要地點）的運動，未能達到其目標；該試驗基地的運作，並未受到這場抗議的影響。但是這場運動直接導致遠方的阿拉木圖形成一場抗議運動，那裡的抗議者最終成功地關閉了蘇聯在哈薩克的主要試驗基地，而他們宣稱內華達反核行動分子是他們的榜樣，並聲援內華達試驗基地所在地的印第安人。ｈｔｔｐs://rｅad.９９ｃｓw.ｃｏｍ

火車會停嗎？不，不會停。至少不是此刻。

我們是肉造的。我們可被刺刀戳穿，被自殺性炸彈襲擊者炸得稀巴爛。我們可被推土機壓碎，在大教堂內被槍殺。

效忠我們所認識的人、我們所看到的人、我們與之牢牢相連的人、我們與之同屬——就像我們會的那樣——一個恐懼的社群的人，總是更容易的。

向伊斯亥·梅紐欽和他的戰友們致敬。

那些勇敢的以色列猶太人，熱烈而積極地反對他們國家的現政府的政策，替巴勒斯坦人的苦難和權利說話，他們才是在捍衛以色列的真正利益。我們之中那些反對美國現政府之全球稱霸計劃的人，才是替美國的最佳利益說話的愛國者。

容許我在數百萬英雄之中，挑出不是一個而是兩個，僅僅兩個。他們是受害者——在數千萬受害者中。

不難想像，我們有些人會被說服相信戰爭是合理和必要的。尤其是一場被描繪成實際上將促進和平或改善安全的小規模、有限度的軍事行動；一場聲稱自己是在致力於解除武裝——誠然，是解除敵人的武裝——的侵略；然後，遺憾地需要調動壓倒性優勢的軍力。一次正式宣稱是解放的入侵。

藐視部族的見識是困難的，這種見識把部族成員的生命的價值，置於所有其他人之上。指出另一個部族的成員的生命與自己的部族的成員的生命一樣有價值，將永遠是不受歡迎的——將永遠被認為是不愛國的。

原則的長期命運： 儘管大家都自認有原則，但是當原則變成不方便時，原則往往會被犧牲。一般來說，一個道德原則會使一個人與公認的做法相悖。一旦該社群對那些挑戰它的矛盾的人——那些希望一個社會切實維持它宣稱要保護的原則的人——作出報復，這種相悖就會帶來後果，有時候是不愉快的後果。

以下是我所相信的對一個事九九藏書態的真實描述，而我是經過多年的沒把握、無知和痛苦之後才認識到的。

抵抗本身也沒有價值。是抵抗的內容決定其價值、其道德必要性。

我們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士兵。對我們大家來說，打亂隊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都不敢以一種不同的效忠理念招惹被冒犯的大多數人的不滿、譴責、暴力。我們都是在公正、和平、和解等標語的保護下，這些標語使我們加入一些志趣相投、儘管可能較小且相對無權勢的社群，動員我們參加示威、抗議和公民抗命——但不是上閱兵場和戰場。

讓我們不要低估我們反對的東西的力量。讓我們不要低估那些敢於對被大多數人的恐懼合理化了的殘暴和壓制提出異議的人可能遭到的報復。

美國外交政策巨大的新轉變有時似乎令人覺得，舉國上下對美國的偉大性的共識可能會激化為極端高調的必勝主義民族自大，最終將不可避免地通過像當前這樣的戰爭宣洩出來。這些戰爭得到大多數人口的同意，他們已被說服相信美國有權——甚至有責任——支配世界。

它提供了抵抗的榜模。抗命的榜樣。而抗命總是會受懲罰。

它無非是宣布： 夠了。或： 要有限度。耶什格武爾。

再次： 抵抗本身並沒有固有的優越性。我們賦予抵抗的所有正當性，都依賴於抵抗者確實是在以正義之名行動。而行動的合理性，既不依賴如此斷言者的美德，也不會因為如此斷言者的美德而加強。它始終依賴對某一確實是不合理和不必要的事態的真實描述。

第二個： 雷切爾·柯里，來自華盛頓州奧林匹亞的二十三歲大學生，她於二三年三月十六日——兩個星期前——在加沙地帶南部城鎮拉法（那是毗鄰埃及邊境的加沙城鎮）試圖阻止以色列軍隊幾乎無日不有的一次拆屋事件時被殺。她身穿明亮的霓虹橙色茄克衫，茄克衫上有「人盾」所用的、使自己容易被識別可能還使自己更安全的熒光漆條紋。柯里站在一名巴勒斯坦醫生的屋前，那座房子是拆毀目標。柯里是拉法八名美國和英國「人盾」志願者之一，她一直對著向她開來的一輛「D9」裝甲推土機的司機用力揮手，並以擴音器向司機叫喊，接著跪在那輛超大型推土機的路徑上……而推土機並沒有放慢速度。

在我們道德生活和道德想像的中心，是一個個抵抗的偉大榜樣： 那些說不者的偉大事迹。不。我不服從。

有計劃地壓迫和限制一個鄰近的民族，這不可能是對的。以為殺人、驅逐、吞併、建造隔離牆——一切有助於導致整整一個民族成為從屬者、使他們陷入貧困和絕望的手段——就可以給壓迫者帶來安全與和平，這肯定是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