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可以訓練和強化我們的能力，使我們為不是我們自己或不屬於我們的人哭泣。

在我們最初結交時，有一次弗里茨說，他要告訴我——我猜，他假設這是我們之間可能建立友誼的先決條件——他在戰爭期間所做的事。我請他放心，他不欠我任何這類解釋；但是，他提出這個問題，我當然很感動。我應補充說，弗里茨·阿諾爾德並非他那代德國人（他生於一九一六年）之中唯一在我們相識不久后堅持要告訴我他或她在納粹時代做了什麼的人。而且，並非所有故事都像弗里茨告訴我的那麼清白。

所有現代戰爭，哪怕它們的目標是傳統目標例如領土擴張或攫取稀有資源，都被說成是文明的衝突——文化戰爭——每一方都搶佔有利地位並把對方形容為野蠻。敵人無一例外都是對「我們的生活方式」的一種威脅，都是異教徒、瀆聖者、污染者，都是更高或更好的價值的糟蹋者。當前這場針對激進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所構成的非常真實的威脅的戰爭，就是一個特別明顯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同樣的貶損性措詞的較溫和的版本，也被用來突出歐洲與美國之間的對立。同樣需要記住的是，歷史上在歐洲聽到的最惡毒的反美辭令——主要包括指責美國人是野蠻人——不是來自所謂的左派，而是來自極右派。希特勒和佛朗哥都痛罵美國和全世界猶太人致力於以卑鄙的商業價值污染歐洲文明。

「舊」與「新」是世界上一切情感和定向的兩個長期存在的極。我們不能沒有舊，因為在舊事物中包含我們所有的過去，我們所有的智慧，我們所有的記憶，我們所有的悲傷，我們所有的現實感。我們不能不相信新，因為在新事物中包含我們所有的活力、我們所有的樂觀的容量，我們所有的盲目的生物渴望，我們所有的遺忘的能力——治療的能力，它使和解成為可能。

但我永遠不會忘記我與德國文化、與德國的嚴肅性的遭遇，全都開始於籍籍無名的怪人斯塔基先生（我想我從來都不知道他的全名），他是我十歲時的老師，之後我再未見過他。

那麼，我們真的如此迥然不同嗎？多奇怪，在歐洲和美國在文化上從未如此相似的時刻，竟然有如此前所未有的分歧。

一位美國大使，有義務代表他的國家，整個國家。我當然不代表美國，甚至不代表反對布希先生及其顧問們的帝國計劃的可觀的少數派。我願意想像自己只代表文學，某個文學的理念；和良心，某個良心或義務的理念。有鑑於由一個歐洲大國頒發的這個獎，在授獎理由中提到我充當兩個大陸之間的「知識大使」的角色（不用說，這大使，是最弱的、僅僅是隱喻意義上的大使），我忍不住要就歐洲與美國之間那道著名的鴻溝提供若干看法，因為據說我的興趣和熱情彌合了這道鴻溝。

我是波蘭和立陶宛猶太裔的第三代美國人，生於希特勒上台前兩周。我成長於美國外省（亞利桑那州和加州），遠離德國，然而我的整個童年卻被德國、被德國的獸|性所困擾和被我所喜愛的德國書籍和音樂所縈繞。那些書籍和音樂為我建立崇高和強度的標準。

我認為，作家是一個注意世界的人。意思是試圖理解、吸收、聯繫人類做壞事的能力；且不被這種理解所腐蝕——被變得犬儒、膚淺。

請容忍我，如果我指涉的範圍僅限於文學。畢竟，文學——重要的文學、必要的文學——的一個功能，是預言。顯而易見，我們在這裏存在的，是長久的文學——或文化——爭吵： 古人與今人之間的爭吵。

文學可以給出標準和傳承知識，以語言、以敘述來體現。

這使我想起一個故事，而我將以這個故事來結束這次演說——似乎頗合適，因為我原本就既不是文化大使也不是我自己的政府的熱情批評者（這個任務是我以一位美國好公民的身份擔當的）。我是個講故事者。

即使是在聽巴赫、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和勃拉姆斯之前，我已讀了一些德國書。我想到亞利桑那州南部一個小鎮的一位小學教師斯塔基先生，他使學生們心生敬畏，因為他告訴我們，他曾在墨西哥參加潘興的軍隊，與潘喬·比利亞作戰： 這位頭髮花白的早期美國帝國主義冒險活動的老兵，似乎被——譯本中的——德國文學的理想主義所感動，並注意到我對書籍的饑渴，於是把他私藏的《少年維特的九_九_藏_書煩惱》和《茵夢湖》借給我。

不管我們可能達成的理解——和解——的模式是什麼，最終都在於更多地思考那個古老的「新」與「舊」的對立。「文明」與「野蠻」的對立基本上是約定的，胡亂想它、胡亂議論它是有害的——不管它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反映某些無可否認的現實。但「舊」與「新」的對立是實實在在的，無法消除的，是我們所理解的經驗本身的中心。

科茨大使選擇不來這裏，我猜，是因為我在報紙和電視訪談中以及在發表于雜誌的短文中，批評美國外交政策的新的急轉彎，尤其是侵佔伊拉克。我想，他應該來這裏，因為他在德國代表的那個國家的一個公民，有幸得到德國的一個重要獎項的表彰。

並非巧合的是，固執己見的美國國防部長試圖在歐洲內部挑起不和——令人難忘地區分「舊」歐洲（壞）與「新」歐洲（好）。怎麼德國、法國和比利時竟被發落為「舊」歐洲，而西班牙、義大利、波蘭、烏克蘭、荷蘭、匈牙利、捷克共和國和保加利亞則突然變成「新」歐洲的一部分了呢？答案： 支持美國當前的政治和軍事力量的擴張，按定義便可躋身於較可取的「新」的類別。站在我們一邊就是「新」。

文學可以告訴我們世界是什麼樣子的。

美國是一個籠統的宗教社會。也就是說，在美國，你所信奉的是什麼宗教並不重要，只要你有一個宗教。僅有一個主導宗教，甚至神權政治——那將會是基督教（或某一基督教教派）——是不可能的。在美國，宗教必須是可以選擇的。這種現代的、相對無內容的宗教理念——依照消費者選擇的思維建構起來的宗教理念——是美國的順從主義、自以為是和道德主義（歐洲人往往居高臨下地把它誤為清教主義）的基礎。不同的美國宗教實體無論宣稱自己代表的是哪種歷史信仰，它們全都鼓吹類似的內容： 個人行為的改造、成功的價值、社群合作、容忍他人的選擇（一切深化和便利消費資本主義運作的品德）。有宗教信仰這一事實本身，就可確保受尊敬、促進秩序，以及保證美國領導世界的使命有高尚意圖。

我一生把不少時間和精力用於試圖去除兩極化的思維方式和對立的思維方式的神話。放到政治脈絡中，這意味著贊成多元化和世俗化。像一些美國人和很多歐洲人一樣，我更願意生活在一個多邊世界里——一個不是由任何國家（包括我自己的國家）獨霸的世界里，可以在我們這樣的世紀——一個看來將成為另一個由各種極端和恐怖構成的世紀——表達我對一整套社會改良原則的支持——尤其是支持弗吉尼亞·伍爾夫所稱的「寬容所包含的憂傷品德」。

我身上的作家，不信任好公民、「知識大使」、人權積極分子——在授獎理由中提到的角色——儘管我致力於做好這些角色。作家比那個試圖做（和支持）正確的事情的人，更傾向於懷疑，也更自我懷疑。

接觸文學，接觸世界文學，不啻是逃出民族虛榮心的監獄、市儈的監獄、強迫性的地方主義的監獄、愚蠢的學校教育的監獄、不完美的命運和壞運氣的監獄。文學是進入一種更廣大的生活的護照，也即進入自由地帶的護照。

不讓人們從兩極分化的角度（「他們」與「我們」）看世界是困難的，而這些角度在過去曾加強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義主題，一如它們現在加強帝國主義主題。美國人已習慣於把世界看成到處是敵人。別處總有敵人，如同戰鬥幾乎總是「在那邊」，只不過如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取代了俄國和中國共產主義，成為難以消除的、鬼鬼祟祟的威脅。而且，「恐怖主義者」是一個比「共產主義者」更有彈性的詞。它可以與很多不同的鬥爭和利益結合起來。此中深意，乃是戰爭沒有終結——因為永遠有某種恐怖主義（就像永遠有貧困和癌症）；即是說，永遠有不對稱的衝突，在衝突中較弱的一方使用這種暴力形式，通常是以平民為打擊目標。美國的辭令不一定跟輿論合拍，卻會支持這個不幸的前景，因為為正義而鬥爭是永不會終結的。

然而，如果必要，就連「舊」也可以重新命名為「新」。

確實，有時候我得擰自己一把，以確定我是不是在做夢： 德國曾在近一百年中給世界帶來如此的恐怖——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的「德國問題」——而現在我國很多人討厭德國，竟是因為德國人反感戰爭，竟是因為德國大部分輿論現在實際上是和平主義的！

倒不如讓我先以作家的身份，以文學事業的捍衛者的身份發言，因為只有在這裏我才有發言權。

在保羅教堂，在各位聽眾面前講話，接受這個在過去五十三年裡由德國圖書交易會授予如此多我所欽佩的作家、思想家和模範公共人物的獎項——就像我說的，在這個充滿歷史意義的地方rｅaｄ.９９cｓｗ•ｃoｍ和這個場合講話，是一次當之有愧又深受鼓舞的經驗。正因為如此，美國大使丹尼爾·科茨刻意缺席，反而使我感到更遺憾。在六月份宣布今年和平獎得主時，圖書交易會邀請他出席我們今天這次聚會，但立即被他拒絕，這表明他更有興趣于申明布希政府的意識形態立場和充滿怨恨的反應，而不是代表他的——也是我的——國家的利益和聲譽，履行正常的外交義務。

總之，弗里茨告訴我，他是攻讀文學和藝術史的大學生，先在慕尼黑，然後在科隆，這時戰爭爆發，他被征入伍，參迦納粹國防軍，當一名下士。他的家人當然絕不是支持納粹的——他父親是《痴兒》雜誌的著名政治漫畫家卡爾·阿諾爾德——但移民似乎又絕不可能，於是他懷著恐懼接受徵召入伍，希望不要殺人也不會被殺。

美國人所見，幾乎總是親歐派的陳詞濫調的相反： 他們覺得自己是在捍衛文明。野蠻遊牧部落已不再是待在大門外。他們在裏面，在每一個繁榮的城市內，正策劃大浩劫。當那個具有「意志」的國家——而上帝站在它一邊——從事一場針對恐怖主義（如今已經與野蠻主義合併）的戰爭時，「生產巧克力」的國家（法國、德國、比利時）都得靠邊站。根據國務卿科林·鮑威爾的說法，「舊」歐洲（有時似乎只是指法國）竟然一心想在征服者的聯盟所贏得的領土的統治和管理中扮演一個角色，簡直荒誕不經。「舊」歐洲既沒有軍事資源，也沒有暴力嗜好，也沒有得到其嬌慣的、都太過愛和平的人口的支持。而美國人則樣樣俱全。歐洲人都不狂熱——或不好戰。

我們會是誰，如果我們不能同情那些不是我們自己或不屬於我們的人？我們會是誰，如果我們不能忘記我們自己，至少有時候忘記？我們會是誰，如果我們不能學習？寬恕？成為我們以外的其他東西？

文學的一個任務，是對各種占支配地位的虔誠提出質疑、作出抗辯。哪怕當藝術不是對抗的時候，各種藝術也會受引力作用而朝著對抗的方向運動。文學是對話，是回應。文學也許可被描述為人類隨著各種文化的演變和彼此互動而對活生生的事物和行將消亡的事物作出回應的歷史。

舊對新，自然對文化——我們文化生活的一個個偉大神話被當成地理而不只是歷史來演繹，也許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們畢竟是神話，是陳規，是濫調，如此而已；現實要複雜得多。

在接受這個光榮的獎項、這個光榮的德國獎項的場合，讓我向你們講一講我的軌道。

鏡頭閃前，在多年之後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我的著作開始由漢澤爾出版社出版，我結識了卓越的弗里茨·阿諾爾德（他於一九六五年進該出版社工作），他是我在漢澤爾的編輯，直到他一九九九年二月逝世。

也許，新的（和不那麼新的）美國激進主義的最重要來源，是曾經被視為保守主義價值的來源的東西： 宗教。很多評論者已經指出，也許美國與大多數歐洲國家（舊的和新的，根據目前美國的區分）的最大差別，是宗教在美國的社會和公共語言中依然扮演一個中心角色。但這是美國式的宗教： 與其說是宗教本身，不如說是宗教這個理念。

美國的獨霸是一個事實。但是，一如本屆政府開始看到的，美國不可能什麼事都我行我素。我們這個世界——我們共同擁有的世界——的未來，是調合的、不純粹的。我們不可能互相封閉。我們會日益浸透彼此。

過去是（或曾經是）歐洲，而美國則建立在與過去決裂的理念上，過去被視為阻礙、獃滯，和——就其講究遵從和講究級別高低的形式而言、就其衡量何謂更優勝何謂最好的標準而言——在根本上是不民主的；或用目前流行的同義詞，是「精英」的。那些為美國必勝辯護的人繼續宣稱美國民主意味著拒絕歐洲以及，沒錯，擁抱某種開放的、有益的野蠻主義。如果今天歐洲被大多數美國人視為更社會主義而不是精英主義的話，那麼按美國的標準，歐洲也依然是一個退步的大陸，冥頑地依附舊標準： 福利國家。「日日新」不只是一個文化口號；它還描述一台不斷前進的、把整個世界包括進去的經濟機器。

羅馬與雅典。火星與金星。這些對立，並不是最近那些宣傳歐美之間將不可避免發生利益和價值衝突這一理念的通俗小冊子的作者們發明的。外國人思考這些對立——而這些對立為整個十九世紀的大部分美國文學提供了調色板，提供了反覆出現的旋律，從詹姆斯·弗尼莫爾·庫珀和愛默生到惠特曼、亨利·詹姆斯、威廉·迪恩·豪威爾斯和馬克·吐溫。美國的天真與歐洲的世故、美國的實用主義與歐洲的高談闊論、美國的精力與歐洲的厭世、美國的幼稚與歐洲的犬儒、美國的好心與歐洲的惡意、美國的道德主義與歐洲的妥協技巧——你熟悉這些音調。九-九-藏-書

現時散播的東西——無論是稱為民主，或自由，或文明——是一個進步工程的一部分，也是進步本身的精髓。啟蒙運動的進步之夢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像美國這樣的樂土。

無疑，其中一部分謎團，在於官方辭令與活生生的現實之間的脫節。美國人不斷讚頌「傳統」；喋喋不休的家庭價值永遠是每一個政客的話語中心。然而，美國的文化卻是極其腐蝕家庭生活的，更確切地說，它腐蝕所有傳統，除了那些被重新定義為「身份認同」然後納入殊異性、合作和樂意創新之類的大圖案的傳統。

因此，美國現在把自己視為文明的捍衛者和歐洲的救世主，搞不明白為什麼歐洲人不懂這點；歐洲人則把美國視為一個魯莽的尚武國家——美國對這種看法作出回應，把歐洲視為美國的敵人： 用美國日益流行的辭令，就是歐洲人只不過是在佯裝成和平主義者，以便進一步削弱美國的力量。法國尤其被認為是在搞陰謀，試圖在決定世界事務時與美國平起平坐，甚至成為美國的老大——「必須使美國軍事行動失敗」是《紐約時報》一名專欄作家發明的標籤，用來描述法國野心勃勃想獨霸世界——卻不明白一旦美國在伊拉克失敗，就會（用同一名專欄作家的說法）鼓勵「從巴格達到巴黎穆斯林貧民窟的穆斯林激進組織」投身於針對寬容和民主的聖戰。

然而，儘管歐洲富國的公民的日常生活和美國人的日常生活有諸多相似之處，但是歐洲經驗與美國經驗之間的鴻溝卻是實實在在的。這鴻溝建立在歷史的重要差異、對文化角色的看法的重要差異、真實或想像的記憶的重要差異上。這種對立——因為確實存在著對立——是無法在短期內解決的，儘管大西洋兩岸很多人都滿懷善意。然而，當我們又確實有如此多共同點的時候，我們只能對那些想使這些差異極大化的人感到遺憾。

首先，它是一道——要繼續被彌合的鴻溝嗎？或者，難道它不也是一場衝突嗎？對歐洲、對某些歐洲國家表示憤怒和輕視的言論，現時在美國的政治辭令中是頗為盛行的；而在這裏，至少在這大陸西邊的富國中，反美情緒則比任何時候都更普遍、更聽得見、更激烈。這場衝突是什麼？有深刻的根源嗎？我想是有的。

不久，在我童年的閱讀狂歡中，我有機會讀到其他德國書，包括卡夫卡的《在苦役營》，在該書中我發現恐懼和不公正。幾年後，當我在洛杉磯讀中學時，我在一本德國小說中發現整個歐洲。我生命中沒有比《魔山》更重要的書——它的主題恰恰是歐洲文明核心的不同理念的衝突。如此等等，一生都浸淫于德國高級文化。由於我生活在文化沙漠里，因此這些書籍和音樂可以說是秘密經驗，而繼書籍和音樂之後，確切地說還有真實經驗。因為我還是德國文化散居者的遲來的受惠者——我運氣極好，對一些無與倫比地出色的希特勒難民頗熟悉。他們都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接收的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和學者，他們大大地豐富了美國，尤其是美國各大學。讓我提一提我十八九歲和二十余歲時有幸引為朋友的兩個名字，他們是漢斯·格特和赫伯特·馬爾庫塞；我就讀於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時教過我的克里斯蒂安·馬考爾、萊奧·施特勞斯、保羅·蒂利斯和彼得·海因里斯·馮·布蘭肯哈根，以及私人研討班上認識的阿龍·古維奇和納胡姆·格拉策；以及我二十五六歲時遷居紐約之後結識的漢娜·阿倫特——如此多的嚴肅榜樣，我真想在這裏逐一回憶他們。read.99csw.com

這個歷史上最富裕和最強大的民族的公民必須知道美國是被人愛、被人羡慕……以及使人氣憤的。到國外旅行的為數不少的人都知道，美國人被很多歐洲人視為粗魯、土氣、沒教養，並毫不猶豫地以含有前殖民地居民的怨懣的行為來證明這類預期。一些似乎最喜歡訪問美國或生活在美國的有教養的歐洲人，則居高臨下地把他們的喜歡歸因於一個殖民地的開放氣氛，在這個殖民地里他們可以把「老家」的種種限制和高雅文化的重負拋諸腦後。我想起一位德國電影導演告訴我——當時他住在三藩市——他喜歡生活在美國，「因為這裏沒有任何文化。」對為數不少的歐洲人來說——包括不能不提的勞倫斯（「在那裡，生活從根部冒出來，粗糙但生機勃勃，」他一九一五年打算移居美國時，在給友人的信中如此說），美國是一個偉大的逃避地。相反亦然： 歐洲是一代代尋求「文化」的美國人的偉大的逃避地。當然，我這裏說的只是少數人，享有特權的少數人。

當然，大部分歐洲輿論繼續稱讚美國的精力，稱讚美國版的「現代」。並且不用說，總有一些尋找歐洲文化理念的美國旅行者（站在各位面前的便是其中一個），他們覺得歐洲舊藝術是對美國文化中頑強的商業主義褊狹的糾正和解放。另外，也總有與這樣的美國人對等的歐洲人： 被美國迷住、被美國傾倒、被美國深深地吸引的歐洲人，而原因恰恰是美國不同於歐洲。

內心生活傾向於不信任新。強大地發展的內心生活特別會抵抗新。我們被告知，我們必須選擇——舊或新。事實上，我們必須選擇兩者。生命是什麼，如果不是舊與新之間的一系列討價還價？在我看來，我們似應時刻說服自己跳出這些死板的對立。

接著弗里茨告訴我，使他能夠在亞利桑那州的戰俘營撐過將近三年戰俘生涯的，是他獲准看書： 他用這幾年時間閱讀和重讀英國和美國經典。而我告訴他，當我在亞利桑那州做學童，等待成長，等待逃入更廣大的現實時，使我得救的，是看書，看翻譯書和用英語寫的書。

弗里茨是幸運兒之一。他幸運地被派駐羅馬（在羅馬，上級要委任他做中尉，但他拒絕了），然後派駐突尼西亞；又幸運地繼續留在後方，從未開過一槍；最後，幸運地——如果這是個恰當的詞——在一九四三年被美國人俘虜，與其他被俘的德國士兵一起被送上船，橫渡大西洋，來到弗吉尼亞州的諾福克，然後被送上火車，橫越美洲大陸，在戰爭結束前一直待在戰俘營里……在亞利桑那北部。

你可以像編舞一樣以不同的方式編排它們，事實上在兩百年的喧嘩中，它們與每種評價或傾向都共舞過。親歐派可以利用這些古老的對立，把美九*九*藏*書國歸入被商業驅使的野蠻主義，而把歐洲歸入高級文化；而恐歐派則採取一種現成的觀點，認為美國代表理想主義和開放、民主，歐洲則代表衰微的、勢利的精緻。托克維爾和勞倫斯觀察到更激烈的東西： 不只是宣布獨立，脫離歐洲、歐洲價值，而且是穩步地削弱、暗殺歐洲價值和歐洲力量。「不打破舊事物，你就永遠沒有新事物，」勞倫斯寫道。「碰巧歐洲是舊事物。美國……應當是新事物。新事物是舊事物的死亡。」勞倫斯預言，美國正肩負著摧毀歐洲的使命，其工具是民主——尤其是文化的民主、風尚的民主。他進而認為，一旦這個任務完成了，美國可能就會從民主轉向別的東西。（那別的東西是什麼，也許現在已有苗頭了。）

就回頭說我十歲時的故事吧，我當時通過研讀斯塔基先生那兩本破舊的歌德和施托姆來稍微減輕學童種種煩人的負擔。我說的時間，是一九四三年，當時我得知在本州北部有一個戰俘營，關押著數以千計的德國士兵——我當然認為他們是納粹士兵——而由於我知道自己是猶太人（儘管只是名義上，因為我家人是完全世俗化的，且已被同化了兩代；而我知道，僅僅是名義上，對納粹來說就已足夠），我總是被一個一再出現的噩夢折磨著，在夢中納粹士兵越獄，沿著本州南部逃跑，直奔我與母親和妹妹居住的城市郊區的平房，要來殺我。

接著我高興地告訴他，並驚奇地嘆了一口氣，因為我已開始很喜歡這個人了——這是一段偉大的友誼的開始，也是一段緊密的職業關係的開始——我告訴他，他在亞利桑那州北部當戰俘時，我正在該州的南部，被那裡——這裏的納粹士兵嚇壞了，並且要逃避他們是不可能的。

歐美之間一直有潛伏的對抗，它至少像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對抗一樣複雜和矛盾。美國是一個新歐洲國家，而且直到最近數十年前，它的人口主要是歐洲人。然而，令最具洞察力的歐洲觀察家亞力克西·德·托克維爾和戴·赫·勞倫斯吃驚的，永遠是歐美之間的差異。托克維爾於一八三一年訪問年輕的美國，回到法國后便撰寫了《美國的民主》，這本書，在約一百七十年後，依然是關於我國的最出色的著作；勞倫斯在八十年前出版了有史以來關於美國文化的最有趣的著作，這就是他那本影響深遠、令人惱火的《美國古典文學研究》。兩人都明白，歐洲的孩子美國，正在成為或已經成為歐洲的對立面。

難怪，在二年喬治·布希競選總統期間，當一位記者突然靈機一動，請布希列舉他「最喜愛的哲學家」時，布希提供的很受歡迎的回答——這回答會使任何歐洲國家中任何一位競選要職的中間派候選人成為笑柄——是「耶穌基督」。但是，布希的意思當然不是說——也不是要人們理解成——一旦他當選，他的政府就真的覺得需要受耶穌闡述的任何準則或社會方案約束。

難道美國和歐洲不曾經是夥伴，曾經是朋友嗎？當然是。但也許團結的時期——有共同感情的時期——確實是例外而不是常規。其中一個時期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直到冷戰初期，歐洲人都深深感激美國的干預、解救、支持。美國人很舒服地看待自己扮演的歐洲救世主的角色。可是美國會期望歐洲永遠感激，而歐洲人此時此刻並不作如是想。從「舊」歐洲的觀點看，美國似乎一心要糟蹋大多數歐洲人的讚賞——和感激。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的襲擊事件發生后，歐洲人對美國的巨大同情是真心的。（我可以證明它在德國的無限熾熱和誠摯；我當時正在柏林。）但接著便是雙方愈來愈疏遠。

美國是一個其保守性使歐洲人覺得難以理喻的國家，它有一大天賦，就是精心構築一種保守思維形式，來讚美新而不是頌揚舊。但這也意味著，就像美國有時候似乎極端保守——例如異乎尋常的共識力量和輿論、媒體的消極和順從（就像托克維爾在一八三一年指出的）——卻又是激進的，甚至是革命的，而這同樣使歐洲人覺得難以理喻。

作家可以為克服這些有關我們的隔閡、我們的分歧的陳腔濫調略盡綿力——因為作家是神話的創造者，而不只是傳播者。文學不僅提供神話，而且提供反神話，如同生活提供反經驗——那些使你以為你思考過、感覺過或相信過的東西變得混亂的經驗。

文學就是自由。尤其是在一個閱讀的價值和內向的價值都受到嚴重挑戰的時代，文學就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