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扎加耶夫斯基稱為作家實在不甚妥當：一個詩人因為寫了必不可少的散文就被剝奪了這個更好聽的頭銜，顯然是不合適的。散文是一種比較啰嗦的文體，扎加耶夫斯基的散文當然也不可避免地比他的詩作多出了好多篇幅。但在文學經典的二分法系統中，詩歌的地位一向要高於散文。詩歌代表文學中最嚴肅、最能啟迪心智、最富有激|情和最令人渴慕的一個方面。「作者及讀者一直在尋求一部偉大的詩篇，夢想著能寫出這樣的詩，能讀到它，能親身經歷它。」親身經歷一首詩：使情操得到提升；心智變得深沉；靈魂得到片刻的救贖。

這些描述是為了讚美幸福的源泉，而非為了稱頌善於接納幸福的自我。作者有時只是描述自己所喜歡的東西，或引用自己欣賞的一首詩：這本書顯示了作者的喜好和同情。書中有對自己尊敬的朋友入木三分的刻畫，如亞當·米奇尼克，他是反對獨裁統治的一面旗幟（他在獄中曾在題為《從波蘭的榮譽史談起》的書中寫到了詩人齊別根紐·赫伯特等人）；作者在書中向這位流亡巴黎的波蘭老前輩、畫家、作家及在蘇聯約瑟夫·查普斯基集中營中關押過的英雄致敬。「他人即地獄。」不，是他人拯救了我們，扎加耶夫斯基在與這本書同名的一首點題詩中這樣宣稱。

這個評價的核心是一位小說家，即一個以移情為職業的人的智慧，而非詩人的智慧。（扎加耶夫斯基寫過四部小說，均無英譯本。）《兩個城市》中有一段名為「背叛」的戲劇性獨白：

題目也許會誤導讀者。《另一種美》明確地告訴讀者，扎加耶夫斯基雖然崇拜文學及其他藝術的偉大性，但他並不是什麼唯美主義者。詩歌應以更高的標準來評判：「那些把美看得比真更重的作家實在可悲。」我們必須讓詩歌遠離傲慢的誘惑，而這種傲慢正是詩歌怡然自得的本性中所固有的。

喚醒記憶——獲得真相——是《另一種美》中至高無上的價值標準。「滅絕猶太人的行徑我並沒有親見，」扎加耶夫斯基寫道：

當然，美與真都像是更為純潔的過去所留下來的易碎路標。當扎加耶夫斯基代表瀕危的真相與現在展開棘手的談判時，懷舊可視為論辯的缺失。儘管他沒有過去那種毋庸置疑的口吻和愛下結論的放肆，他仍決心要捍衛文學有「卓越」和「崇高」成就的信念——認為我們仍然需要用這些現在已經幾乎無法說出口的詞語來加以讚美的藝術特性。扎加耶夫斯基為此所作的最雄辯也最具概括性的辯護當屬他1998年在一所荷蘭大學進行的題為《卑劣與崇高》的演講。在演講中，他提出了這個看似幼稚的問題：文學的偉大性仍然可能存在嗎？

1945年10月，扎加耶夫斯基出生在具有中世紀風格的波蘭小城利沃夫。不久，三巨頭在雅爾塔會議上達成協議，把利沃夫割給蘇聯。隨後就是大遷移（及重新繪製地圖），扎加耶夫斯基一家也搬離了利沃夫。詩人在曾經屬於德國、現屬波蘭的格利維策市長大，那裡距離奧斯威辛僅三十英里。在他的第二本被譯成英文的散文集《兩個城市》中，扎加耶夫斯基這樣寫道：

說到偉大的波蘭作家，我們總是期望看到斯拉夫式的激|情。（波蘭人的這一特質或許需要有抒發的途徑。）作為靈魂滋養品的文學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里一直是斯拉夫人的特長。因此，扎加耶夫斯基對於詩歌的觀點會更近於雪萊而非阿什伯利，這也是不足為奇的，儘管他的詩歌語言平和而又婉約。湊巧的是，年輕一代的波蘭詩人不像英語國家的詩人那樣相信有自我超越的存在。而扎加耶夫斯基在談論起自己對於文學的宗教般的向往時——即渴望通過詩歌而生活在一個「更高層次上」——也總是採用一種溫和的自貶口吻。他最新的詩集名稱很有意思，叫《神秘主義入門》。因為人性的缺憾，詩歌所呈現給詩人和讀者的（充滿細膩感情和奔放靈性的）世界，在現實生活中只能偶爾體驗到。扎加耶夫斯基不無諷刺地說，詩「不能長存，尤其是現在流行的抒情短詩」。這些詩能給予人們的只是「片刻的激|情體驗」。散文卻要更為強壯和耐久些，這也許是因為看散文需花的時間更長。九九藏書

每一代人都會害怕、誤解和俯就後生小輩——這也是歷史與記憶等同的功能之一（歷史即被大眾認為應該記住的東西）。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獨特的記憶，隨著時間的流逝，記憶會不斷地模糊，並被賦予規範性，而年輕人並不買這個賬，因為他們正忙於編纂自己的記憶，以及屬於他們自己的標準。扎加耶夫斯基所刻畫的最感人的老人形象之一是斯蒂芬·肖曼，這是兩次大戰期間波蘭知識界的傑出人物（他認識斯坦尼斯拉夫·威基維茨和布魯諾·舒爾茨），從大學退休后，他過著孤寂、困頓的生活。扎加耶夫斯基在回憶中意識到，在落魄潦倒的肖曼及其妻子眼裡，他和那些文學圈子裡的朋友們一定像是傻瓜和野蠻人一樣，「是戰後教育體制、新學校、新報紙、新廣播、新電視調|教出來的」。這裏的規則似乎是這樣的：每一代人都將其後面那代人視為野蠻人。

波蘭作家的孤獨總是受到文學本身帶來的歸屬感的影響。1989年，米沃什到波蘭的賈基洛尼亞大學作了題為《以波蘭詩歌對抗世界》的著名詩辯演講。他對波蘭詩歌表示敬意：波蘭詩歌使他免於遭受到「僑居海外帶來的無益失望」。當他陷入「難以忍受的孤獨之中」時，「對前輩和後人的責任感」一直支撐著他。對於1911年出生的米沃什而言，波蘭作家永遠都逃脫不了對他人的責任感。按這個原則，持相反論點的明星作家貢布羅維奇用他的小說、他那極端利己主義和尖刻的《日記》，以及他引起極大爭議的辯論文《反對詩歌》舉出了關於理想主義在波蘭文學中的權威地位的例子，具有震撼力的例子。歷史甚至以缺席的方式存在，米沃什在新書《米沃什入門》中寫道：貢布羅維奇提出，除了對自己無政府主義的呼聲負責外無需對任何其他東西負責，他站在卑微、幼稚和粗俗者的立場上巧妙地高談闊論。但是讓人覺得反常的是對利他主義和高尚情操的崇尚卻在這樣的言論中興盛起來。

在《另一種美》中很少涉及到時間，那些真實故事也並不是按著時間順序編排的。但其中必定暗含著「地點」，它是詩人的心智與之對話的對象。這裏描繪的不是旅行者，甚至不是流亡者——大多數波蘭大詩人都去了西方，扎加耶夫斯基也不例外——這裏描繪的只是始終處於興奮狀態的城市人。在《另一種美》中，很少有起居室，更沒有卧室，卻有許許多多公共廣場、圖書館、火車。當他走出學生生涯后，寥寥無幾的「我們」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我」。有時他會提到寫作地點：扎加耶夫斯基目前住在巴黎，每年在休斯敦大學教一學期的課。「我正在巴黎街頭漫步，」有一篇的開頭這樣寫道。「此刻，我正在休斯敦聽第七交響曲，」另一篇中這樣寫道。人們始終可以看到兩個城市：利沃夫與格利維策，格利維策與克拉科夫，巴黎與休斯敦。

下面就是由該書譯者克萊爾·卡瓦納翻譯的這首點題詩《另一種美》：

扎加耶夫斯基習慣於因循傳統，偶爾也愛說教，他過於精明，過於看重普遍或尋常的智慧，因此不可能看不出周圍各種形勢的局限性以及自己持久激|情的本質。藝術作品可以使人變得崇高、深刻，得到改善。但是，扎加耶夫斯基警告說，想像力「如果忽略了無法融入到藝術之中的現實世界」的話，就會成為自己的敵人。

切斯瓦夫·米沃什辛辣地指出，「來自陌生的地區是一種特權，在那兒人們很難逃避歷史」——波蘭、愛爾蘭、以色列、波斯尼亞便是這樣的例子。這種特權刺|激和軋痛像扎加耶夫斯基這樣有「世界」文學水準的作家，既讓他們贏得崇高的聲譽，同時也使他們疲憊不堪。歷史意味著衝突。歷史意味著悲劇性的絕境——以及友人受到監禁和殺害。歷史意味著一個國家基本的生存權不斷地受到威脅。波蘭曾有過長達兩個世紀的歷史窒息期——從1772年第一次分裂開始——其後不久，自治國家的地位就終結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才恢復），一直到1989年蘇聯式統治的垮台。

雖然扎加耶夫斯基對於「歐洲文學的沒落」深感失望，但他仍不願對主觀主義盛行和厭惡「偉大性」這種情緒產生的原因做一些推測。資本主義與文化之間有著真正激進的關聯，它把偉大這個概念從藝術身上扯了下去，現今在文化進步人士和反動分子眼裡，大家都把這個概念普遍而庸俗地看作是一種「精英」式的假設。

《另一種美》是扎加耶夫斯基第三本被譯成英語的散文集。前兩本是由有篇名的短篇組成的，其中有的是雜文，有的是回憶錄。新書中的文章沒有標題（也無序號），篇幅或短或長。書中既有敘事，也有觀察，還有人物刻畫、思索、回想，作者的情緒和抨擊手法在不斷地高速變化，給人的感覺就像是在看一本詩集——至少是抒情詩，它充滿了一系列斷斷續續的激|情和程度不同的關注。

萬物皆在變化……而不變的是詩人的智慧。其實，簡單地說，就是智慧。

但是，一旦被喚醒，即使是真相也可能變得洋洋得意，自命不凡。因此，扎加耶夫斯基沒有跟著譴責那個1989年倒台的政權的種種不公正和施加的壓迫，而是強調了與邪惡作鬥爭帶給當年那個理想主義的「政治詩人」的種種好處，儘管這個職業詩人生涯的開端並不完美。他還描繪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自己在克拉科夫的持不同政見的學生和文學圈子裡的活動。（1968年，扎加耶夫斯基年方二十三歲。）在那些令人興奮的日子里，詩歌與社會活動如出一轍。兩者都能使人變得崇高；從事正義的事業，例如聽從詩歌的驅遣，能使人感覺強大。

扎加耶夫斯基對傳統準則的瓦解所提出的抗議並沒有任何解析的成分。然而他肯定知道，單單譴責這種瓦解是無用的（也是有失尊嚴的）。無人理會的虔誠有時會變得過分激烈：「沒有詩歌，我們與其他哺乳動物就沒有什麼區別。」書中很多地方都表達了類似的沮喪，尤其是當他禁不住把當今時代視為前所未有的墮落時，更是如此。他反詰道，「從前那些偉大而單純的藝術家，如喬托、凡·艾克、普魯斯特或阿波里奈爾，若被惡魔遣送到我們這個殘缺和庸俗的世界上來，他們又會怎麼做呢？」我不了解喬托和凡·艾克；但普魯斯特（死於1922年）和阿波里奈爾（死於1918年）真是「單純」的嗎？我覺得那場被稱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愚昧大屠殺時期的歐洲，要遠比「殘缺和庸俗」更可怕。

扎加耶夫斯基對於安寧、同情、忍耐，以及對於「平凡生活中的平靜與勇氣」等充滿誘惑的讚美，跟時下膜拜自我愉悅的潮流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宣稱「我信仰真理！」，以及在另一篇文章中宣告「善確實存在！」（看這些驚嘆號！）若不是過分樂觀的話——有一位美國評論家在書中嗅出了一絲過分樂觀的情緒——至少也是堂吉訶德式的狂想。這種文化中幾乎找不到能說明當代男性甜美的例子，我們從過去的文學中看到的形象都給人以幼稚、孩子氣和缺乏社會經驗的聯想：如《遠大前程》中的喬·葛奇里，《卡拉馬佐夫兄弟》里的阿遼沙。從這點上來看，扎加耶夫斯基在《另一種美》里塑造的人物決不是天真的。但他卻擅長於塑造複雜的天真和天才的天真，正如他在那首令人心酸的肖像詩《弗朗茲·舒伯特：新聞發布會》中所描寫的那樣。

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歷史——很難讓其作家完全從全民族的痛苦中脫離出來。以下是生活在一個年輕和註定要經受無休止恐懼的國家中的另一位偉大作家A·B·耶霍夏的感受：

下面是同一首詩在扎加耶夫斯基1985年第一個詩歌英譯本《震顫：詩選》中由雷納塔·戈津斯基翻譯的另一種譯文，名為《由別人創造的美》：

當然，歷史永遠不應大寫。扎加耶夫斯基回憶錄的指導思想就是他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經歷過不同的歷史時期，而事情到頭來總是向好的方向發展。這種好轉是適度的、有所欠缺的——而不是理想化的。事實是，每個人都會超越一箇舊的自我，通常還不止一個，只要活得不算太短的話。

書中最富有感染力的描述中，有不少是關於幸福的，一個欣賞獨處樂趣者的平凡幸福：散步、讀書、欣賞貝多芬或舒曼的音樂。《另一種美》中的「我」是謹慎、脆弱和真誠的——不帶一丁點自我保護式的諷刺。無論扎加耶夫斯基還是筆者都不願意看到另外的樣子。諷刺會毀掉很多其他的樂趣。「狂喜和諷刺在藝術世界里難得會碰在一起，」扎加耶夫斯基評論道，「當它們碰面時，其目的往往是為了互相詆毀；它們爭先恐後地想削弱對方的力量。」而他則毫不掩飾地站在狂喜這一邊。

已不再年輕的扎加耶夫斯基現在成了美國學生的導師。他竭力不讓上述那種絕望與不解在自己身上重演。他也決不會把波蘭的老一代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即自己那代人的「敵人」——那些真正的信仰者和叛徒——全寫成卑鄙怯懦者：他們並不都是魔鬼，正如他和他的朋友並非全都是天使一樣。至於那些「開始時效忠於斯大林式文明」，然後又轉變了的人，扎加耶夫斯基說：「我不會因為他們年輕時中過毒而譴責他們。我倒是傾向於讚美人性的寬容，它能給有才能的年輕人以第二次機會，一個重拾道德的機會。」

《另一種美》也可以部分看作是對放鬆歷史鉗制的思考：把自我從歷史的「猙獰、反覆無常」中解放出來。這在1989年以後，公共領域不再如此險惡的波蘭應該不是一件難事。但制度也許會比性情更靠不住。扎加九九藏書耶夫斯基的性情（即他與自己進行的那些對話）植根於一個英雄主義尚有可能的時代，那時，倫理道德上的嚴格自律仍受到敬仰，並受到多種國別文學的天才的推崇和祭獻。對於那些在艱難歲月里養成了堅毅品格的中歐作家而言，如何更好地適應這個道德標準逐步降低，藝術水準日漸拙劣的新低地，是他們共同的問題。

由於這是一本充滿符號和主題并行的書，扎加耶夫斯基可能會得到截然相反的評價。扎加耶夫斯基自己也承認，他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而這恰恰是最有價值的問題。《另一種美》中的冥思和故事為我們展示了一個敏感而偉大胸襟，那兒存在著公共世界與藝術需求、團結與獨處，以及人類之城和上帝之城這最初的「兩個城市」等種種矛盾。這些矛盾並沒有擊倒這位作家。這裏雖然有痛苦，但平靜總能不斷地降臨。這裡有憂傷，但也有別人的才華所帶來的讓作家感到堅強的歡樂。這裡有鄙視，但博愛的鐘聲遲早總會敲響。這裏也有絕望，但慰藉的到來同樣勢不可擋。

說自己那時年輕，其實就是認識到自己已不再年輕。扎加耶夫斯基的回憶會突然中斷，轉而說到身上顯現出衰老的跡象，死期已不遠了。猶如驚鴻一瞥般斷斷續續的敘事方法有以下幾個優點：一是使文章內容緊湊，節奏明快；再就是便於作者把筆墨集中在能發人深思或使人產生頓悟的故事上。敘事方法本身即給讀者上了一堂更為深刻的課，一堂道德課：如何能不帶絲毫自得地談論自己。當生活這所學校不再教授殘忍無情時，它就在教人同情。書中所有的故事都提醒我們，在具有一定長度和虔誠的生命當中，變化——有時並不是向壞處轉變——正如死亡一樣真實。所有寫作都是一種紀念。要說《另一種美》的獨特之處，那就是書中的回憶顯得格外流暢。想像——即讓過去在腦海中復活過來——總是恰到好處；它決不裹足不前，而是極其成功。喚醒記憶當然是一種倫理道德上的責任：即一種堅持領會真相的責任。這在美國就不那麼明顯了。在那裡，回憶錄是與創作有益的、具治療作用的小說聯繫在一起的，而對於像扎加耶夫斯基那樣一個來自四分五裂的困境的作家就完全不同了。

扎加耶夫斯基所記錄的成長過程可以描述為這種性情的釋放：找到了適度的開放、平靜和靈性。（他說只有當他感到幸福、平靜時才能寫作。）崇高——有誰能置疑1968年那代人作出的這個判斷——現在已經受到懷疑目光的審視。過度的激|情不再具有吸引力。他在宗教範疇的目標並不包括任何神聖的概念，而在已故傑西·格羅托夫斯基的作品中和由伏洛齊米爾茨·斯坦尼耶夫斯基負責的加茲恩尼斯戲劇中心，神聖的概念卻位居於中心地位。雖然這種對神聖的迷醉在波蘭的劇院里仍上演著——不過劇院，尤其是像這樣的劇院，常常讓人身不由己——它在當代波蘭文學中沒有立足之地。《另一種美》充滿了精神渴求的謙卑，它排除了狂暴，並且沒有誇張的犧牲姿態。用扎加耶夫斯基的話來說：「一個星期當中，並非每天都是星期日。」

從某種角度來看，每個人的一生都有可供借鑒的經歷和重大歷史意義。即使是貢布羅維奇都禁不住認為自己一生是可供借鑒的，這使得一些東西具有了說教的意味（這對於他的血統不啻為一種指責）。從他錦衣玉食的童年生活，從他早慧的文學名聲，從他命中注定的、無法挽回的僑居生活中，都可以找出具有說教意義的事例。何況，像他這樣熱愛文學並對古代巨匠滿懷景仰之情、渴望從過去的輝煌傳統中汲取養分的作家，不可能不把自己的生活——至少是早期歲月——視為某種具有代表性的命運。

耶霍夏所用的術語與扎加耶夫斯基的一模一樣，後者的第一本英文散文集就叫《團結，孤獨》，其中收錄了六篇寫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文章。孤獨能腐蝕團結hｔｔｐｓ://ｒｅａd•99ｃsw•cｏm；團結則使孤獨變質。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則被驅逐出天堂的家族版神話也許讓他覺得永遠都無家可歸。從他的作品中還可以看出，這個經歷也使他變成專業的城市愛好者——尤其是「美麗、迷人的克拉科夫」，他從不可救贖的格利維策來到這座城市上大學，並一直在這裏生活到三十七歲。

相信文學的偉大性的存在，表明一個人的讚賞能力依然完整。一旦讚賞的能力受到破壞，即變得憤世嫉俗之後，文學是否偉大的問題也就不復存在了。虛無主義與由衷讚賞勢不兩立，互相拆台，努力削弱對方的力量。（就如同諷刺與狂喜一樣。）

那個把藝術視為世俗年代中備受攻擊的精神價值載體的觀點，原本應該受到更為認真的推敲。然而，扎加耶夫斯基全無怨恨與報復之心，他胸懷廣闊，而且他清楚沒完沒了的抱怨和人們的自我文化優越感是多麼庸俗，因此他的立場與一般高雅文化衰亡論的職業哀悼者，如自命不凡的喬治·斯坦納之流，是截然不同的。（偶爾他也會感嘆世風日下，但他從不說冠冕堂皇的話，也不會自我標榜：這可稱得上是人性化的斯坦納主義。）

這是為詩歌所作的辯護，以及為善——或者更確切地說——為溫厚所作的辯護。

在扎加耶夫斯基的描寫中，人們發現大自然巧妙地隱藏在民族歷史的陳腐氣味當中。巴黎那乾脆、一流的天氣代表法國沒完沒了的好運氣，而克拉科夫疲憊、憂鬱的氣候則是波蘭無數次戰敗和其他傷痛的總結。詩人無法逃避歷史，他所能做的不過是偶爾在華麗的描寫中把歷史改變成神奇的地理罷了。「生不逢時」是中國一句古老的（或至少是格言式的）咒語。在我們這個過分新奇的時代，也許得改為「生不擇地」才能更令人扼腕。

書中滿是更為尖銳的對立：自己與他人，青春與衰老。作者動情地描繪了難以相處的長輩和性情乖僻的教授：這種愛戴老人的年輕詩人形象顯得格外動人。而其中對於自己在學生時代文學和政治上適度熱情的描述，也使此書迥異於時下大多數自戀式的、內容輕率的自傳。在扎加耶夫斯基看來，寫自傳可以讓人摒棄虛榮、推進自我認識的工程——可管它叫智慧工程——儘管這項工程永遠也完成不了，無論生命有多長。

記憶會被喚醒——也就是說，被掩蓋的真相能重見天日——這是一個相信在目前的社區生活中存在公正和哪怕有一點點正常的人所持有的底線。

這是怎樣一種激|情呢？（換言之，這是怎樣一種散文呢？）充滿思索、言語中肯；激|情四溢；凄婉悲愴；謙恭有禮；振聾發聵。彼時與此刻，此地和彼處——整部書都在鮮明的對比中搖晃和擺動著。（此即如此，但彼亦如彼。或是：我們以為會這樣，但卻看到那樣。）每個東西都是獨特的，都有其特殊的滋味、信息和隱喻。就連天氣也不例外：

波蘭作家亞當·扎加耶夫斯基的《另一種美》是一本充滿智慧、閃爍著才華的書。在這本書中，作者採用了多種文學體裁，包括成長回憶錄、札記、格言警句、花邊文字等，還有詩辯——即為文學的偉大這一思想而做的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