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另一個問題是語言。在保持蔑視的同時又將其顛覆，這是很困難的。這部小說試圖碰撞種族性自我歧視這根敏感神經，揭露，然後安撫它，不是用麻醉劑，而是用語言，這種語言是對我在首次美感體驗中發現的載體的模擬。因為那個瞬間滲透著太多的種族色彩（我對同學那個願望——在純正的黑皮膚上長出一雙藍色的眼睛——的反感；她對我心目中有關美麗的概念造成的傷害），我的掙扎在於寫作毋庸置疑的黑人獨有的東西。我還並不很清楚那是什麼，但無論是這種未知，還是橫在探索之路上的重重阻礙，都沒有使我停下追尋的腳步。

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認識了美麗、可愛、善良和醜陋，而儘管我以前必定經常使用「美麗」一詞，卻從未體驗過它帶來的震撼——衝擊力不下於它的事實是：我發現居然無人識得美麗，甚至，或者尤其是那些擁有美麗的人。

《最藍的眼睛》是我想就這個問題說點什麼而作的努力，我想說說，為什麼她不曾有，又或許永遠不會有，對自己已擁有的東西的感知；為什麼她渴望自身發生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她的這個願望隱含著種族性自我厭惡的暗示。二十年後，我依然驚奇於人們是如何產生這種想法的。誰告訴過她？誰讓她感覺做個怪人也比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要好？誰又曾注視過她，並且發現在美的天平上她顯得如此單薄，如此輕微？這部小說就是要逐漸移除這種譴責的目光。

六十年代，對種族美的重新聲明激起了這些思想，促使我思索這種聲明的必要性。為什麼——儘管遭到他人謾罵——這樣的美不能在族群中獲得認同？為什麼它的存在需要更廣泛的公眾輿論來支持？這些問題複雜不到哪裡去。然而，一九六二年開始構思這個故事，以及一九六五年開始寫作之時，對我而言，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不像後來迅速變得顯而易見及如今已然是的這樣。對種族美的維護不是為了回應在各類群體中頗為常見的對文化或種族缺點充滿自嘲和幽默read.99csw.com意味的批判，而是為了防止那種由外部注視引發的永恆不變的自卑感發生有害的內化。因此，我開始關注妖魔化整個種族的怪誕現象是如何在社會最柔弱和最脆弱的成員——兒童及女性——中間紮下根來的：隨意的種族歧視甚至可能引發災難，而在使之戲劇化的嘗試中，我選擇了一種罕見而非具有代表性的情形。佩科拉這一個案的極端性很大程度上源於一個傷殘並製造傷殘的家庭——不同於普通的黑人家庭，也不同於書中敘述者的家庭。但即便是個特例，我依然認為佩科拉的某些脆弱性在所有年輕女孩身上都有所體現。在探索來自社會和家庭的哪些侵犯可能真的會導致一個孩子崩潰的過程中，我安排了一系列有關排斥的情節，有些是日常的，有些是異常的，有些甚至是惡毒的，但我盡量不讓佩科拉遭受妖魔化的過程有共謀之嫌。這就是說，我不想讓那些糟踐佩科拉並對她的崩潰起推波助瀾作用的角色喪失人性。

有一個問題是，把小說重心放在對這樣一個又柔弱又脆弱的人物身上可能會將她壓碎，進而把讀者帶進「同情」這一安逸之所，而不是針對這種毀滅進行自我拷問。我的解決辦法——把敘述劃分成若干部分，迫使讀者自己重新組合它們——於我似乎是個不錯的點子，然而其成果並不令人滿意。此外，這種辦法也不怎麼奏效：很多讀者仍然只是被觸動了，卻沒有被震撼。

那麼，這個即將被共享的大秘密是什麼呢？是我們（讀者和我）都「有份」的事情嗎？一次植物的異常表現。也許是因為污染。抑或是事物自然秩序的某種跳躍：某年九月，某年秋季，某個金盞花沒有開放的秋天。那明媚、樸素、堅強、柔韌的金盞花。是什麼時候呢？一九四一年，由於那年非常關鍵（對美國來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所以恰好處於宣戰前的一九四一年的「秋天」就產生了一種「隱蔽的」影射。在人們期待金盞花會在一個叫作「秋天」的季節怒放到極致的溫帶地區，在美國參戰前的幾個月內，某件可怕的事情即將爆發。第二個句子更加清楚地表明，說話人，即那個知情者與敘述者是個孩子，正模仿坐在游廊或者後院里閑聊的成年黑人婦女的口氣展開敘述。開篇那句話擺出一種努力的姿態，試圖在對付這則驚人信息方面顯得像個成年人。這種孩子的視角改變了成年人透露這種情況時的優先順序。「我們以為金盞花沒有發芽是因為佩科拉懷了她父親的孩子。」它把花置於前景中，而把不倫、痛切而不可理喻的性導致的可怕後果隱入背景。這種突出「無關緊要」的信息而淡化驚世駭俗的內情的處理，一方面確立了視角，另一方面也給讀者以喘息的機會：孩子的說法是否可信，或者是否比成人的說法更可信。讀者因而受到保護，不必立刻直面那些慘痛的細節，同時又被挑起探求的慾望。這樣的創新，我認為，在於讓這個關於女性受到侵害的故事以對那些強|奸的受害者或可能的受害者——那些無人（一九六五年時一定不會有人）問津的人們，那些女孩們自己——有利的角度被講述出來。由於這個受害者不具備理解暴力或其背景的語彙，兩個一開始假裝成熟，實則輕信而脆弱的女友就不得不通過回顧往事，來幫她完成這件事，用她們自己的人生反思為她填補那些沉默的空白。因此，開篇的那句話起到了某種震撼的效果，即宣告那不僅是一個被共享的秘密，而且是對沉默的打破，對空白的填補，某種不能說的東西終於得以表達。這句話在某種植物微不足道的花期紊亂和一個黑人女孩毫不起眼的毀滅之間建立起了關聯。當然，「微不足道」和「毫不起眼」代表的是外部世界的看法——對那些女孩來說，這兩件事是她們花費了整個童年時代（包括以後）試圖弄清卻未能如願的信息震撼人心的儲藏所。如果說她們有所成功，那便是把探尋的問題轉交給了潛在的成年讀者，轉交給了內部聽眾圈。至少她們把這些疑難的沉重分量分配給了一個更大的觀眾群，使某個隱私的曝光正當化。如果讀者進入了開篇那句話所宣告的同謀關係，那麼這本書就可以被視作首尾呼應：「自然」的摧毀暗示著社會關係的摧毀，而社會關係的摧毀會對個體產生悲劇性的後果，構成文本群體的讀者也被牽連其中。九九藏書九九藏書

現在，回頭反觀表達性語言給我提出的種種問題，我對它們的流行和持續感到驚奇。聽到「文明化」的語言貶低人類，看著文化驅魔主義貶低文學，目睹在自我貶損的隱喻的琥珀中故步自封的我們自身——我敢說，如今我的創作跟當初一樣，面臨重重困難。

在這個例子中，「千萬別聲張」也是一種書面的修辭手法，但在這種情況下的特意選擇是因為它能體現說話者的情態，以及言說與表現某個特定的世界及其氛圍。再者，除了「鄰裡間」這層隱含義，除了對不正當的閑言碎語與驚心動魄的揭秘的暗示，這樣的「竊竊私語」中同時隱含著某種假設（從讀者的角度），即說話人身處內部，知道一些別人不了解的事情，而且會慷慨分享這些內部信息。我所致力於營造的私密，讀者與文本間的私密，可能會立刻啟動，因為這個秘密最好是要共享，至少也要被偷聽。突然的熟悉或者迅速的私密化對我來說至關重要。我不想讓讀者有時間疑惑：「為了讀這個故事，我需要做什麼？我需要放棄什麼，捍衛什麼，保持什麼樣的距離？」因為我知道（而讀者則不然——他或她得等到第二句話出現）這是個很可怕的故事，講的是人們寧可對它一無所知的事。

第一個句子打頭的那個短語「千萬別聲張」，在我看來有好幾層魅力。首先，這是一句熟語，兒時的我經常聽大人們這樣說，黑人婦女在閑聊中，htｔps://ｒｅａd.9９ｃｓｗ.ｃｏm在講故事，說軼事，在小圈子、家庭和鄰裡間傳播某人或者某事的閑言碎語時也經常用到這句話。這幾個字給人一種在密謀什麼的感覺。「噓，別告訴其他任何人」，還有「這個誰也別讓知道」。這是我們之間的秘密，僅限於我們之間，不要外傳。密謀關係既被維持又有所保留，既被堅守也被暴露。在某種意義上，這恰如寫作這本書的行為：把一種私人的傾訴公之於眾。為了充分理解那種處境的雙重性，我們有必要回想一下這部作品寫作時的政治氣候：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九年，那是黑人生活發生劇烈動蕩的年代。書的出版（相對於寫作）涉及到公開，而寫作則是秘密的泄露，那些我們共享並堅守的秘密，不讓族群之外的人知道的秘密。

這部小說源於我在童年時代與某位朋友的一次談話。那時我們剛上小學。她說她想擁有一雙藍色的眼睛。我環顧四周，在腦海中描畫她擁有藍眼睛的樣子，發現自己強烈地排斥想象中她一旦如願以償后的模樣。她言語中透出的惋惜似乎是為了喚起某種同情，於是我裝作很同情，然而事實上，她提出的這種褻瀆自我的想法讓我極為震驚，我對她感到「憤怒」。

彼時彼刻，我審視的肯定不限於容貌：還有午後大街上的寂靜、光線和懺悔的氛圍。無論如何，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懂得什麼叫美麗。我獨立地思考了這個問題。美不單單是眼中所見，它也可以是手中所為。

然而，小說的核心部位卻存在問題。我所建立的這個破碎的世界（用來補充佩科拉的遭遇），被那些童年時代碎片式的四季變換串聯在一起，每一次轉折都對毫不協調、內容貧瘠的白人家庭識字讀物進行映照。它以現在的形式並不read.99csw.com能有效地處理居於其核心的沉默：佩科拉「不在場」的空白。它本應有種形體——就像一聲爆炸或吶喊過後留下的空洞。這需要某種我所不具備的老練手法，而且需要對縈繞在她周圍的各種聲音進行巧妙的駕馭。她從來沒有看到過自己，直到她幻想出一個自己。她的幻覺成為某種獨立於書外的對話。

不出所料，《最藍的眼睛》初版時的遭遇跟佩科拉的命運不無相似：被遺棄、被蔑視、被誤讀。直到這一版終於贏回它的發表尊嚴為止，足足花了二十五年的時間。

同時，儘管我迫切需要某種女性表達，這種東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難以捕捉，我只好用女性形象來滿足自己，因為我無法確保那種屬於女性的潛台詞能貫穿作品始終，如開篇那句話所呈現的那樣（在「千萬別聲張」中透出的女性的流言、渴望和震驚）。這種掙扎導致的混亂局面在描寫寶琳·布里德洛夫的那個章節變得非常明顯，我在那一章動用了兩種敘述的聲音，寶琳本人和心情迫切的敘述者的聲音，我對這兩種聲音都不滿意。而現在，我覺得有趣的是，在我本以為最難變成女性口吻的地方這種語言的轉變卻輕而易舉：把白人對喬利的「強|奸」與他對自己女兒的強|奸聯繫起來。這種極端男性化的侵犯行為在我的語言中變得女性化，變得「被動」，而且，我認為，在失去了通常（或者曾經）被賦予的男性「羞恥的光輝」后，強|奸這種行為顯得更加令人厭惡。

我選擇的語言（朗朗上口、悅耳動聽、口語化），我對充分理解根植于黑人文化中的準則體系的依賴，為製造同謀和親密關係所作的努力（無需任何疏離和解釋性的結構），連同在體現某種沉默的同時又將其打破的企圖，所有這些都意在把美國黑人文化的複雜性和財富轉化成某種與這種文化相匹配的語言。

不久前，我竭盡所能在描寫手法上下工夫，想把自己的作品放置在某種具有種族特殊性同時又超越種族局限的文風中。這種文風不受種族等級和耀武揚威的優越感的束縛。現將部分描寫分析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