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沒聽唐棣說上兩句話，媽就要上廁所。我趁這個空當兒，趕快把媽的病情對唐棣說了說。那時還沒到要動手術的最後時刻，慘痛的打擊還只是一團不明的氤氳之氣，沒有形成具體的形狀，更沒有進入心的深處。我雖然十分焦慮，卻知道不能嚇著唐棣，免得她因為遠在他鄉、鞭長莫及而干著急。再者，就是我對她說得一清二楚，對事情又有什麼幫助？她還太嫩，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雖然我們都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可我畢竟是母親，我不也心疼她嗎？！

雖然媽什麼也聽不見了，但能聽見唐棣的聲音。這對她也是莫大的安慰，特別是在她就要住進醫院的前夕。

媽說：「好孩子，你就聽媽這一次話吧。」

我那時候根本不懂什麼是「手術的打擊」，以為就是手術中的硬傷而已。只要有一位高明的主刀大夫，又有適當的麻醉，還有什麼經得起經不起的問題呢？沒想到後來果然如他所料。

雖說是高幹病房，洗澡間還是很臟。想到媽走路已經必得扶牆，而廁所的牆上，灑著很多令人可疑的斑點。上面有沒有細菌？會不會讓媽傳染上別的病？同時我也怕媽會蹭一手臟。把媽安頓好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打掃廁所。根據媽扶牆時可能觸到的高度，先把那一圈牆面，還有洗臉盆、洗澡盆擦洗乾淨。留下其他的地方，等我歇過勁兒來再慢慢地擦。

那時媽虛弱得幾乎哭不動了，慟到深處，也只能滴幾滴清淚。

下午五點鐘左右才輪到我們，我攙著媽進了檢查室。檢查床並不很高，但我知道媽是上不去的。我用盡全力托著她，她還是邁不上檢查床。幸好下面等做檢查的一位男士和他妻子幫忙，一起把媽抬上了檢查床。連我一共三個人，還覺得相當吃力。媽自己也納悶兒：「我怎麼這麼沉呢？」

他開門見山地說：「不論從你母親的病情、年齡、身體狀況，或從手術準備情況來說，都是你母親的最後一次機會了。但以她八十歲的高齡來說，很可能下不了手術台。」

九月十六號，星期一。大夫醞釀了很久，我也期待了很久的最後方案終於出台了。

媽病重以後更加尿頻，可是那個上午，她一次也沒有提出去廁所的要求。過後我問她一個上午沒上廁所有沒有困難？她說沒有。肯定是她見我當時那樣為難，不忍再給我添亂。為了心疼我，她就連這個也能忍。

回到家裡已近中午，我趕緊做了一頓簡單的午飯草草吃下。吃完午飯，時間也就到了。還是媽先到廚房來叫我，那時我剛剛收拾完廚房。想來媽根本就沒有休息。她怎能靜下心來休息！見我每日里活動得如此緊迫，她大概也猜到事情不妙。

我本來以為媽的腳墊是治不好的，因為在美國的時候也曾用美國治腳墊的葯給她進行過治療，卻沒有什麼效果。現在家裡還留著媽那時沒有用完的葯，和她的一些遺物放在一起。

本以為上午就可以順利做完檢查，可是中途停電，不能做了。醫生讓我們下午再來。

那一陣，或者從那時開始，不，也許是從一九八七年媽得甲型肝炎后，我覺得我變成了媽的媽，而媽變成了我的孩子。

他說：「這不等於她經得起手術的打擊，誰也不知道手術中會出現什麼問題。年輕人比較容易經得起手術的打擊，老年人就很難說了。所以我們一般不考慮接受八十歲以上老人的手術。」

媽這樣說，我就沒轍了。

我也同樣欠著一屁股的人情債。自我再婚以後，媽自知之明地不再操持家務，我就成了一家之主。何為一家之主？就是樣樣都得操心，樣樣都得操練。開門要是真的只有油、鹽、柴、米之類的七件事，也太便宜我了。

我假裝沒有聽見她的話，躲避著她的話茬兒，也躲避著這句話的晦氣，不然我又如何回答她？這是一種閉著眼睛不看就算不存在的自欺，同時也是欺騙媽。我們都知道，按照民間的說法，病人身體發沉是不吉利的表徵。

趁著這個日夜相守的機會，料理了平日早該為她料理，卻沒有認真料理的一些瑣事。比如更換內褲上已經失去彈性的鬆緊帶；按照「腳墊凈」上的說明，為她治療腳墊等等。

我沒走幾步就被媽叫住了。我也曾閃念，是不是應該拔腳就跑。可是那和讓她看見我的淚水有什麼不同？我只好站住。

當時我並不知道，這是每位大夫在和病人家屬談判手術問題時的套話。這也難怪，見我那樣提問，他的回答只能模稜兩可。萬一手術出了問題，我要是賴上他們怎麼得九_九_藏_書了。

就在那一瞬間，我懂得了什麼叫孤獨！它一上來就把我打得落花流水，讓我生出無法抵擋的恐懼。

臨行前媽問我穿什麼衣服，我拿出她銀灰色的毛滌褲子，灰色絲織背心（雖然誰也看不見誰裏面穿了什麼，我還是喜歡配色），灰藍色細條紋格子的米色襯衣，藍色軟羊皮的淺口皮鞋。我深知媽不論什麼時候都講究體面。連我自己也挑了一件略具義大利風格的連衣裙和一雙白色的、適合跑路的低跟皮鞋。暗暗地希望這件講究的連衣裙，在注重包裝的現而今，給我一些辦事的方便。但我這份可憐的用心，根本沒有派上用場，照樣得豁出臉面磕頭作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連衣裙上也就浸著我的許多汗水。這件連衣裙到現在也沒有洗過，我就這樣收著它，好像收著與媽相關的最後一點可以摸得著的東西。

媽去世后我多次向他探詢可能造成媽猝死的原因，在一次談話中才知道他說的「一兩個月」指的是媽的視力。

回到家裡，已是暮色蒼茫，八點多鍾了。下車以後，媽沒有讓我攙扶，她說：「你去開門吧，我自己上樓。」我噔噔地跑上樓去，開了門后又下來接她。那時，她剛上了二樓的大陽台，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著，看上去和一般的老年人沒有什麼兩樣。但她的腳步里藏著勉強和虛浮，我覺得哪怕來一陣小風，她一歪就會躺下。也許因為天色已晚，她的臉色看上去灰暗暗的。

可要是這一次偏偏就聽錯了怎麼辦？

媽好像很滿意這個安排，從這個安排中她大概感受到了人們常說的那種「老來福」。以後，小阿姨再要給她洗澡的時候，她也不說不讓她洗，她說：「等你阿姨給我洗吧。」

俞大姐問：「您去看過了嗎？」

媽又說：「張潔這個人刀子嘴、豆腐心，凈得罪人。以後你們多勸勸她，讓她說話注意點。」

沒想到在美國去了幾次商店，也沒有選到對她合適的衣著，媽只好跟著我們一起穿球鞋、運動服。為此，我始終覺得自己說話不兌現，好像欺騙了她。不僅如此，由於我的不兌現，她在進關時說的那些話，似乎就變成了吹噓（儘管她此生大概再也不會見到那個海關人員）。因此上，她為之炫耀不已的親情似乎也只是她的一廂情願。這豈不是更慘？

八月三十號，星期五。一大早，諶容陪我到了天壇醫院，在醫院黨委書記帶領下到了綜合二病房，也就是高幹病房。和病房的主任大夫朱毅然討論了媽的病情，定好九月二號入院。

問題是我拿不了這個主意！

我不是推卸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事到如今，我不和媽討論還能和誰討論？誰讓媽生了我這麼一個到了這種節骨眼上，還得讓她自己來拿主意的女兒呢？我不但不能像一般人那樣，在這種時候對病人隱瞞起真情，讓病人情緒穩定以利治療，反倒讓她自己拿起筆來，在吉凶難卜的生死簿上給自己畫個勾。

這個錯誤的理解，也是我後來下決心手術的原因之一。

我說：「您當然躺著，您是病人，怎麼舒服怎麼著。」

病到那個地步，並且眼看就要上生死難卜的手術台了，媽卻沒有流露半點我要安慰、開導她的悲戚和惶恐。有好幾次，她甚至甩開我攙扶她的手，自己甩開膀子做正步走。我捧場地說：「媽還真行。」

萬一又是我錯了怎麼辦？

媽無法回報人家的情義，往往在我出國或去外地時開列清單一張，要求我按清單攜帶禮品，以答謝大家的幫助。

我不是沒有人可以商量，朋友們，還有先生，都可以提出他們的建議，但是大主意還得我自己拿。

俞大姐又問起我們要搬去的新房子，媽說：「挺好的。」

從核磁共振的片子上還看出，媽的神經中樞上有一個小囊腫，這可能就是她經常滲口水的原因。但醫生表示，這個囊腫沒有辦法解決。或即使有辦法，也太危險。僅僅為了解決滲口水的問題，沒有必要冒那個險。

我寫小說以後，媽幾次讓我給她裁剪襯衣，我不是今天推明天，就是明天推後天，到了也沒給她裁過。後來檢點媽的衣物，發現一件綢襯衣的兩側，有圓珠筆的劃線。沿著這兩條劃線，是兩道歪歪扭扭的手針縫線。可能那件襯衣肥得讓媽實在無法將就，只好自己動手把它縫瘦。媽的視力不好，只能縫出這樣的針腳。

剛住進醫院的時候，媽一大早就起床，把被子疊好，然後就坐到房間里的那把太師椅上去。她一輩子拘謹，自律極嚴。病成那個樣子，還想著醫院不是自己的家rｅａd.９９ｃｓw.ｃom，凡在不是自己家的地方，就習慣地克制著自己，居然可以做到不昏睡。朋友們來探望她的時候，她還問我：「我怎麼辦？坐在沙發上還是怎麼的？」

至此，我已將後事交代完了。

「麻醉這一關也很難過，很可能就醒不過來了。抬起額頁的時候，也可能對大腦造成損傷，手術完了人也許就沒意識了……當然，在腦外科手術中，切除垂體瘤手術算是較小的手術，和普通外科手術中胃的部分切除差不多。你要考慮好，如果你堅決要求手術，我們還是可以給她做的。」

我一輩子都沒聽過媽的話，而後的事實證明，都是我錯了。

任何一個母親，一旦到了自己的兒女談情說愛的時候，這輩子似乎就算過去了。

甲戈大夫在一旁說：「她只有一個女兒，還在美國。」

我便樓上樓下地找人疏通關係。媽坐在高幹門診室外的輪椅上，病懨懨地、愁容滿面地看著我跑上跑下地奔忙。心疼地對小阿姨說：「你阿姨還算有點地位的人，辦起來還這麼難。沒地位的人怎麼辦？住個醫院真難哪，把你張阿姨累壞了。」

一般來說，媽出門之前總是先上廁所，倒不是生理需要，而是有備無患的意思。這次要上廁所可能是為了準備做那長時間的檢查。

做完檢查差不多六點半了，總算中途沒有停電讓我們再來一次。

那件襯衣媽一次也沒有穿過。

媽說：「別、別、別，我一定要手術。我可不願意那樣活著。你不簽字，我自己簽去。」

他對媽腦萎縮的前景推斷更嚇得我滿頭虛汗，兩腿發軟。他說，就他所見到過的幾個病例，發展到後期病人不但六親不認，甚至吃自己的糞便，有一個還專門撿食垃圾等等。而垂體瘤的切除手術，據他說還會加劇腦萎縮的進程。

如此，每當我不在身邊，又發生了小阿姨也解決不了的問題的時候，媽總是求靠鄰居。幸虧我老是碰見好鄰居。

媽這才像在家那樣，躺到病床上去。

入院后，媽對自己的病情、治療，一直不聞不問，好像不是她生病一樣。是對我的無限信賴嗎，把她的性命全權交付給我？或許她明白，探討這個問題令我痛苦難當？抑或她知道自己的壽數已盡，問又何用？

回到病房，媽就盤問起醫生和我的談話。

我不曾考慮過在媽的合同醫院手術，儘管合同醫院的外科主任說他們能做這種手術，而且有四百多例手術經驗，我還是不放心由他來做。

媽到底看見了我的眼淚。

過去媽一走路腳墊就硌得她腳疼，這回我嚴格按照說明書上的用法，按時給她貼葯換藥，她的腳墊果然一天比一天小，最後竟完全消失了。

這些年我常常不在國內，即使在國內，也經常是忙著照顧我的先生，常常苦於沒有分身之術。特別在我們從美國回來以後，我對先生的照料更是鞠躬盡瘁。總覺得我和媽在美國盡享天倫之樂，先生卻孤守北京，似乎很對不起他，便想加倍償還這份心債。更何況我還欠著先生的大情，媽能如願以償地去美國和唐棣團聚，全仗先生辦理一切手續。如果沒有先生的幫助，媽很難如願以償。

幸虧有先生的司機幫忙，否則那樣偏遠而又交通不便的地方，光出租汽車費就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我不能老在醫生辦公室里哭個不休。我得趕快找個地方先把無法收住的眼淚排泄一下，不然我就沒法回病房去見媽。我拿起母親的核磁共振片子，說了聲：「謝謝大夫。」就走出了醫生辦公室。

即使媽的生命到了靠這最後的孤注一擲，來決定生死存亡的關頭，也還在為我著想。

媽好像知道自己要走了，再也無法呵護我了，不知把我這個永遠也長不大，老是讓人坑、讓她操心的老孩子託付給誰才好。

八月二十五號，八月里最後的一個星期天，又到了唐棣和我們通話的日子。過去每到這個日子，媽總是早早地就守在電話機旁，但是這一次，她卻身不由己地睡著了。

我在人世間闖蕩了五十四年也從沒感到，或者不如說從不在乎的孤獨，就在那一刻猛然地襲上我的心頭。

我說：「沒有。」

他又說：「老人的腦子，軟得都像嫩豆腐了。手術中需要把額頁托起，這一托，也許就能把腦子壓出窟窿。」

我說：「從我母親入院后的一系列檢查來看，她身體各部器官的功能不是很好嗎？平時身體也不錯，沒有生過什麼病。一九八七年得過一次黃疸性肝炎，治療了一個多月各項指標就恢復了正常，比很多年輕人恢復得都快、都好。」

媽辛酸地勸慰我：「事情都過去了，還提它幹嗎！」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為了安慰我，又說：「也可能是一兩年。不過不做手術也沒有什麼大關係，頂多就是失明。」

我料到媽會在醫生辦公室外等我，她若看見我眼睛里的淚水，那九_九_藏_書就什麼都明白了。所以出了醫生辦公室的門，我頭也不回地順著走廊向綜合二病房外走去。我用眼角的餘光向後瞥了瞥，果然見媽站在她的病房門口等我。

那時我剛剛換到新房子，我老是想，等我把新房子裝修完畢，再帶媽去看房子。這樣會與舊房子有個強烈的對比，可以給她一個驚喜。後來我一直後悔沒有帶媽看過新房子，雖然她的骨灰就放在我新房子的卧室里，我仍然會想，要是她的靈魂想回家看看，不認識路怎麼辦？

入院初始不過是做各種檢查，檢查結果是各部器官都沒有問題。我那時很樂觀，媽也很樂觀，以為不過就是垂體瘤的問題，只要扛過手術，我們還會有不算短的一段好日子。我還得寸進尺地想，經過這次手術，消滅了這個隱患，她的身體可能會更好一些。

誰能想到入院費了那麼多的時間，住進病房已是開過午飯的時間。我沒敢麻煩護士為我們備飯，就是對晚飯也沒敢寄希望，因為病房裡的飯一般說來都是兩天前預定的。臨時添丁，恐怕也是強人所難。這一天只好先用點心對付過去。

我真是太委屈媽了。

到了醫院還是等。檢查進行得很慢，每個病人的檢查，差不多都需要一個多小時。天氣又熱，鐵道兵總指揮部醫院簡直沒有什麼樹蔭可以在下面停車。我不過意讓先生的司機久等，就請他先回家休息，等媽做完檢查再打電話給他。

這可以說是媽一生中的最後兩次流淚。從此，到她清清明明地知道她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幾日可以盤桓，並且不動聲色地獨自懷揣著這個慘痛的隱秘走完她最後的人生時，媽再也沒有流過淚。

電話鈴響起來的時候，我在另一個電話機里聽見她同昏睡的掙扎。

我說：「我媽行。」

唐棣大叫了一聲：「姥姥！」

這真像押寶，不論押在哪一點都險象四伏。

俞大姐說：「沒事，有什麼事您儘管說。」

羅主任說：「您怎麼可以和病人談這個問題呢？」

不到山窮水盡的時候，媽從不願意求人什麼、欠人什麼。可是為了疼我，她也只好硬著頭皮干她不願意乾的事了。

俞大姐放下電話趕緊過來看媽。媽倒沒有什麼悲戚之情，俞大姐勸慰媽：「您別這麼說，很快就會好的。」

為了我，媽就是傾家蕩產也不會有半點猶豫。

媽怎麼好住室內沒有廁所間的大病房呢？那她只好上病房的公廁。公廁里沒有坐桶，她又不能蹲，也許還免不了排隊等候，她的病情越來越重，對廁所的依賴也越來越大。沒有一個可供她隨時使用，不受時間限制的廁所怎麼行？再說，大病房裡有我陪住的地方嗎？媽離了人是不行的。

下午近四點鐘的時候，神經外科主任羅世祺找我談話。

前不久我還就一生的婚嫁哭著對媽說：「媽，我從沒有聽過您的話，現在證明，都是我錯了。」

聽我這樣說，媽淺淺地、亦莊亦諧、有些調皮地笑笑。說：「念小學的時候，老師就是教我們這樣正步走。」

媽去世后，我聽對門鄰居俞大姐說，星期天，也就是九月一號這一天，媽給她打過一個電話，說：「我想見見你，跟你告告別。明天就要住院了，這一去不知道還能不能再見。」想不到後來果真一語成讖。

這次該不該聽？

這期間，我曾寄希望于媽的垂體瘤會像大夫期望的那樣，屬於密魯素瘤。那就不必手術，有一種進口的針劑就可治愈。可化驗的結果偏偏不是。真是天絕我了。

「看來我只能和她本人討論這個問題了。」

看來不是治不好，而是沒有認真治，讓媽的腳白白受了多年的罪。

媽不但昏睡，對身邊的事物有時也不大清楚了。老是把醫院說成學校，把大夫說成老師，還把我們的病房說成是家裡的客廳。我想這是因為她做了一輩子教師的緣故。她好像知道自己的意識已經不甚清楚，就更加反覆地說到醫院和大夫，而一旦出口，卻又變成學校和老師。可是我不能糾正她，我不願向她證實她心中的疑惑。

媽入院時穿的這套衣服，我收了起來。將來，不管由誰來給我裝殮，千萬給我穿上，不管春夏，無論秋冬。還有一件藍色海軍呢的長大衣，和一條純毛的蘇式彩條圍巾，是一九五八年我念大學的時候，當小學教員的媽給我買的。以我們家當時的經濟情況而言，花費這筆開銷可謂驚天動地的壯舉。

這一次通話，媽真是什麼也聽不見了。她急得高聲說道：「書包，你大聲叫一聲姥姥。」

給我辦喪事的朋友，請你們記住，這件大衣和這條圍巾到時候也要給我戴上穿好。我要把媽給我的愛一點不剩的全都帶走。

北京作協這樣一個窮單位，上哪兒去撥一萬元現款？幸好基建處當時有一部分為安裝新宿舍樓電話準備的現款，經徐天立同志特批暫借給我。

從美國回來以後，https://read.99csw.com著實給媽做了一些衣服。因為我們發現，不論在中國還是在美國，老年人很不容易買到稱心的衣服。媽到美國之前在電話里問我，應該帶些什麼衣服。考慮到我不在她身邊，而是托朋友把她帶來美國，她自己能安全抵達就不錯了，不敢讓她再有別的負擔，便豪邁地說：「什麼也不要帶，衣服到了美國再買。您就背個包，裏面裝上您的護照、機票就行了。」

醫院里晚飯吃得比較早，通常是下午五點鐘就開飯了。我們雖然自己弄著吃，但也遵守這個規矩。吃過晚飯，我就攙著媽在病房的走廊里散步。

我一嗅到這股味道就下了決心，我對媽說：「以後我再也不讓小阿姨給您洗澡了，我給您洗。」

我立時心亂如麻：「如果不做手術還能堅持多久？」我想到的是媽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多少日子。

九月二號，星期一。小阿姨和我送媽去住院。

我猜想媽之所以給我置辦這套行頭，可能覺得我已到了談情說愛的年齡，老穿補丁衣服會男朋友怎麼行？！可見她對可能加盟我們這個家庭的成員抱著何等美好的願望。她的這份心意，難道不也是為著那一個人的么？我的傻媽！

奇怪的是，自媽去世后很難入睡的我，突然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號，媽八十一歲生日那天早晨七點多鍾的時候打了個小盹兒，夢見我牽著媽的手，進了新家的大門，然後就給她脫下住在二里溝的時候她常穿的那件藍色皮猴，掛到二門外的衣架上去。剛要拉著她走進二門，我就醒了。我想，媽到底還是回到新家來了。不過我又想，她沒進二門我就醒了，到底來了還是沒來呢？

媽自己也說：「我這是小手術。」

想不到，這就是媽和她最愛的人，最後一次、最後一句對話了。

我相信冥冥之中，絕對有人為媽和唐棣安排了這個最後的機會。不論他是人、是鬼、是神，都會為媽對我們的愛所感動。

既然媽還有一兩個月的時間，而手術這條路也許還有希望挽救媽的話，我為什麼不背水一戰呢？

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得到的最貴重的衣物。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不是自己花錢買的最貴重的衣物。

也許我還是應該堅持不聽她的話？

造成這個誤會是因為我的怯弱。我聽了他的話就被嚇住了，連追問一句的勇氣也沒有：一兩個月究竟指的是什麼？

媽說：「我自己找大夫去。」到了這種時候，還是媽來充當我們這個家的主心骨。

那幾滴衰老的淚，掛在媽那被疾病折磨得變了樣的臉上，讓我倍感傷情。我強作歡顏地說：「瞧您說的！何至於傾家蕩產？您又發揮您的想像力了，我看您才應該當作家呢。再說了，買條命才一萬塊錢，比買間房子便宜多了。我現在為您花的錢，怎麼能抵得上您當初吃糠咽菜、等於乞討為生，拉扯我長大時花的哪怕是一分錢！更不用說您每月還有一百六十多塊錢的退休養老金呢，您根本花不著我們的錢。」

我留在檢查室里照看媽，她好像睡著了。有時她的手一顫一顫地想動，我趕緊提醒她：「媽，別動。」她聽見了我的叮嚀，果然就不動。這又說明她沒有睡著。

之後我給先生的司機打了電話。回家的路上，他繞過公主墳的燈光噴泉，我振作精神，好像什麼讓人心焦的事情也沒有，一再鼓動媽去欣賞她沒有見過的景觀，可是媽沒有顯出什麼興緻。到了這種時候，我還能指望媽對這個紛繁的，也許和她已經無關的世界有什麼興緻嗎？

多虧宋汎同志幫忙，通過北京市委出面疏通天壇醫院的關係，不然像這樣人滿為患的專科醫院，還不知要等到哪一天才能住進去。

陪媽住院以後，因為老是在她身邊轉來轉去，就嗅到她身上有股沒洗凈的汗味。我才想到，靠小阿姨給她洗澡是靠不住的。可見其他方面托靠小阿姨的結果大概都是如此，我更加為自己把媽大撒手地撂給小阿姨就走而內疚。

媽朗朗地應了一聲：「哎！」

他說：「一兩個月吧。」我的眼淚刷的一下掉了下來。世界上還有什麼打擊比這更為沉重？當你知道你所摯愛的人還有兩個月就要與你訣別的時候。

可能就是從這一天起，我和媽都英勇地打起精神，準備扮演一個明知凶多吉少，卻要顯出對前途充滿樂觀精神的角色。

主任大夫拿了媽的核磁共振片子，請王忠誠院長看過。王院長認為從病情出發，是非手術不可了。

朱毅然主任打算再給媽做一次核磁共振的時候，她掉淚了，癟著嘴說：「又要為我花錢了。」

媽像了卻最後的心事，周到地對俞大姐read.99csw.com表示感謝：「張潔太累，太苦了。我盡量不麻煩她，有什麼事凈找你們幫忙了。」

這話千真萬確。

我不能說美國的葯不靈，只能說中國人的腳墊和西方人的腳墊可能大不相同。他們走的是什麼路，我們，以及我們的母親走的是什麼路？他們的腳遭過什麼樣的罪，我們的腳又遭過什麼樣的罪？他們的醫生只能根據他們的腳設計適合他們的葯，他們的醫生怎麼能理解我們的腳有過什麼樣的遭遇？既然不能，怎麼能指望他們研製的葯能治好我們的腳墊？

我平時從沒有拿出過這麼多時間陪媽，只有在媽病成這個樣子的時候，才想到好好守著她，以為這就能守住以前不曾好好守過的媽。只是，晚了！

整整跑了一個上午，到十一點多鍾，總算住進了綜合二病房十六床。

我說：「您這麼嚇唬我，我不敢簽字了。」

之後，又和諶容回到北京作協，暫借一萬元人民幣作為入院押金。唐棣的錢即使馬上匯來也不能提取，美金匯款一定要在銀行里壓三個月才能兌現。

媽說：「沒有，等我手術完了就直接搬進去了。」

我不知道最後是否按他的意見辦事，但我知道應該先住進醫院。

媽也多次對我說：「進關的時候那個美國人上上下下打量我，挺奇怪地問我，你就帶這一個小皮包，沒帶任何衣物？我說，是呀，我外孫女怕我旅途不便，不讓我帶。到那兒以後，我外孫女給我買新的。」她的意思並不在於在什麼地方買衣服，而在於所有的旅客中，沒有一個人能像她那樣享有外孫女的這份體貼。這可不就是對她一生的最好報償？

從此媽更沒有穿過像樣的衣服。後來我有了經濟能力，卻沒能像她考慮如何裝扮我那樣盡心考慮過如何裝扮她自己。其實一個女人，不管老到什麼地步，也不會忘情此道。

既然每一次分歧的結果，都證明不聽她的話是我的錯，這次就應該聽她的話。

我說：「您簽字不管事。」

八月二十六號，星期一。我到鐵道兵總指揮部醫院去拿核磁共振的檢查結果，然後再到天壇醫院去找趙雅度大夫。他看了核磁共振的檢查結果，意見是儘快手術。

他問：「難道你沒有人可以一塊兒商量商量嗎？」

所以一回國我就張羅著給媽做衣服。城裡的大縫紉店，是不會接受老年人的活的，而媽進城量體裁衣也不方便，只好就近在個體戶的縫紉店裡量體裁衣。個體裁縫大都沒有受過正規訓練，做出的成衣非長即短、非瘦即肥，且手工粗糙。還趕不上窮困潦倒的時候，我為她手縫的那些衣服合體。

再一次掉淚，是因為聽說我向機關借了一萬塊錢付醫院的押金。媽說：「為了給我治病，你都傾家蕩產了。」

只有她對我們的愛，是永遠清醒著的。

等到媽無時不在盼望的，可以和我日夜廝守的時候來了，她卻抑制不住地昏睡。住院以後，每天只有吃過晚飯到七點多鍾的兩個多小時是清醒的。

先生的司機李志達送我們到天壇醫院。本以為經過上周五的聯繫，就能順利地辦好住院手續。沒想到醫務處說有錢也不行，非得有局級幹部的藍色醫療卡才能住進高幹病房。不知高幹病房裡住的那些港澳同胞是不是都有藍色醫療卡？

我無法瞞住任何時候都比我明白的媽，只有照實對她說：「不手術也沒什麼關係，頂多就是失明，我再請一個阿姨專門服侍您。我也可以充當您的眼睛。雖然大夫說在腦手術里這是最簡單的手術，只相當於普通外科手術里的切除盲腸，但您的年紀畢竟大了，何必冒這個險呢？」

到底哪些事？不說也罷。先生又是動過心臟手術的人，怎能讓他勞頓？而那樁樁件件，總有我也無能為力的時候。我照樣得求人，日子才能如常地過下去，所以我也有一個單子。這就使我在回程的時候像個馱禮品的驢子。我就向媽抱怨，甚至嫌媽事多，擺出一副被她添了麻煩的嘴臉。也不想想，那些原該是我乾的事，我卻沒幹，媽只好求人。求了別人，回過頭來還得求我。媽好難！

手術后媽奇怪地問：「我的腳怎麼不疼了？」

給媽洗澡，是我們共同的享受。每當我洗出一個乾乾淨淨、清清爽爽的媽，給她擦乾淨身上的水，換上乾淨的衣服，我就感到一種寧靜的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