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裏咯噔了一下，明白了這樣的時刻，不論我怎樣做，都不可能讓她不去想那即將到來的背水一戰。她想的肯定是她可能下不了手術台，丟下我一個人怎麼辦？

雖然我們常常爭吵，可我知道媽是為了我好。知道她是為了我好，也不一定就能採納她的意見，甚至沒有採納過她的意見。

而羅主任說就是手術成功，也只能解決失明的問題，對解決媽現有的病狀毫無意義。她合同醫院的外科主任更是說，手術只會加重腦萎縮的癥狀。

媽不提，是為了唐棣的前程；

就在這封信里，媽還寫道：「假如有一天我突然病了，或者死去，你千萬別回來，你回來也拉不住我。冒著坐飛機的危險何必呢。只要你聽姥姥的話，別回來，姥姥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

「不手術，最後瘤子會破裂、出血，除了失明還會造成卒中，從而影響生命中樞。那時再到醫院急診為時已晚，碰上一個對她病情不甚了解的值班大夫就更不好辦了。她現在的這些病狀，實際上就是垂體瘤壓迫植物神經造成的後果。」

其實媽並不想包辦、干涉我的婚姻，只是她對我要嫁的男人要求太高。凡是我為之受累、受苦、受罪，讓我生氣、要我無窮無盡地服侍的男人，哪怕他是天字第一號的男人，媽也不認為他是好男人。

我們的苦情為什麼老和這種燈光連在一起？現在，它又來了，像過去一樣地擠壓著我們。在它的擠壓下，媽顯得更加矮小、蒼老，也更顯得孤獨無援。想必我也亦然。

雖然我們常常與媽的意見相左，但真到決定大事的時候，基本上還是以她高興或不高興為原則。如果她不高興的事我們勉強做了，總覺得是個缺陷，即使我們得到快樂和幸福，也覺得不完滿。

我這一生也算碰到過不少難事，但都沒有像讓媽接受手術還是不接受手術讓我這麼作難，這麼下不了決心。

可是，不讓女人為之受累、受苦、受罪、生氣、服侍的男人，上哪兒找去？

「要是不手術呢？」

甲大夫說：「我們會考慮本人的意願。」

決定手術以後，我又開始陪床。我不敢想、又不得不想，也許這就是我和媽最後相聚的時日了。媽入院后每晚差不多要上五六次廁所，而我一旦醒了就難以入睡，各種各樣的煩憂立刻又會在我的腦子裡頻率極快地跳進跳出，所以體力消耗很大，有些晚上不得不讓小阿姨來頂替我。

可是手術后的一天媽突然對我說：「那天晚上，你哭得我心裏好難受啊。」

我何曾孝順過媽？！

「聽說額頁托起後會損傷大腦，手術后可能會變成什麼意識都沒有的植物人？」

祝大夫曾說：「老太太把全身的勁兒都使光了。」我想他也許錯了，到了這種節骨眼上，媽還能拼卻全力地護著我，而且如此的綿韌、深闊。

陳教授回答說：「兩個額頁同時托起也許有這種可能，你母親的手術只需托起一側額頁，而且又是右側的額頁，更不會有那樣的危險。」

其實媽是很剛強的人。或者不如說，她本不剛強，可是不剛強又怎麼辦？只好剛強起來。她的剛強和我的剛強一樣，不過是因為無路可走。

媽果真沒有什麼牽挂了嗎？其實何曾放心得下。說她沒有什麼牽挂，實則是要我別牽挂她：她去得無恨無悔，花開花落自有時一樣的無可遺憾、也無可挽留。

為了滿足媽四世同堂的願望，本不急著結婚的唐棣決定在一九九二年為姥姥結婚。

雖然媽沒有解釋過，但我現在猜想，很可能是因為我把她接到美國，讓她和日夜想念、想得大病一場的唐棣團聚了幾個月，是對她恩重如山了。更何況以後我還要帶她再去美國，她欠我的豈不更多？而她又不可能放棄看望唐棣的機會，所以時刻都在想著如何報答我的這份情義。

和媽相依為命五十多年，不論情況多麼險惡，媽從沒有對我這樣說過：「咱們倆坐一會兒。」

我體會到了心如刀絞的滋味。我甚至也聽見媽的心被慢慢撕裂時的鈍響。

媽不「提醒」，不等於她想像中的那把懸在我頭上的利劍就不存在，它時時都在她的眼前晃動著。可是，既然她已經決定不再讓我生氣，她就只好咬緊牙關不吱一聲。

過去媽老是為我們怎麼才能吃飽而憂心，這幾乎就是我們家的苦鬥史。

一向愛掉淚的媽，這時卻一滴淚也沒有，靜默著任我大放悲聲。倒是她反過來安慰我：「沒事，沒事！」

我規定媽必須吃的東西，她老是捨不得吃，老想省給我、留給我。就算不是省給我、留給我，也還是省著、留著，直到留壞了、留爛了，她還是留著。

為此我將心比心地問過甲大夫和王集生大夫：「如果是你們自己的母親，這種情況下你們是同意還是不同意手術？」

但是愛女莫如母。雖然我無法對媽說清，但她深知我心中的苦楚。她深知再不能增加我的精神負擔，不然我就要崩潰了。而對我最現實、最好的報答就是別讓我生氣，別給我再增加精神負擔。一點也不能了。不但不要給我增加精神負擔，還要想辦法讓我高興一點。這從她寫給唐棣的信上可以看出。媽去世后，唐棣把它們的影印件寄給了我。

我和媽也總是為了「吃」而吵架。

很不高雅。在我們的一生中，「吃」幾乎是最重的心思和負擔。

看上去，媽仍然是一位知深知淺、自尊自愛的老婦人。我什麼時候才能像她那樣面對人間的萬千風景？

甲大夫也動情地說：「你也是我的親人了。」

剛走到醫生辦公室門口，正巧甲大夫出來，我們便站在走廊里談話。

原來媽心裏什麼都明白，她不過是強忍著自己的悲傷，免得再增加我的悲傷就是了。

過去可不是這樣，媽的「提醒」有時真讓人火冒三丈。

然而媽要交代的豈止這些？

我盡量甩開這些憂慮，寄希望於我的直覺。不知道為什麼，我相信媽的手術一定成功。

我又接著熱熱鬧鬧地說下去。說著說著，她突然冒出一句：「跟前沒人了，你要吃得好一點。」

吃過晚飯，將近七點鐘的樣子，媽突然對我說：「咱們倆坐一會兒。」

媽果然在美國住了五個月，正像她所說的「住個一年半載……」我本來打算讓她在美國多住些日子，從一九八九年八月開始就請先生幫忙申請護照、辦理出國手續，這些手續一辦就是半年，到一九九〇年二月，媽才如願以償。這個速度堪稱世界之最。要不然媽還可以在美國多呆半年，那就真能像她說的「住個一年半載」；

對我和唐棣的愛，簡直把媽的心撕成了兩半。

跟媽一起生活了半個多世紀，常以為媽是膽小怕事的人。從記事起，就老是聽見她說：「小聲點兒，小聲點兒，別讓人家聽見。」到了生死關頭，卻見到了媽那不為人知，甚至也不為我知的大勇。

也許是窮慣了。我到現在也不習慣自己和媽、和女兒享受一個水平的待遇。唐棣沒有出國以前，這個問題還不突出，反正唐棣是我們共同的重點保護對象。唐棣走後，她就變成了天字第一號，先生是第二號。

媽深知我在各方面對她的依傍，沒有了她，我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可依靠的呢？在我漫長而又短促的一生里，不論誰給我的支撐，都不能像她那樣的窮其所有，都不能像她那樣無時無刻不在我的左右。

由於視力日衰，最後幾年媽給唐棣的信很少，但每封信里都表達了對我精神狀況的憂慮。

當時我僅僅以為媽是怕我為難，以她老邁的有病之身，自己承擔了自己手術的責任。

媽的手在我的手裡劇烈地抖動著，在這抖動的顛簸中我慌亂地迷失了心智。我迷亂地牽著她的手，像牽著一根系在我和媽或是媽和這個世界之間的，不論怎樣小心翼翼也難保不會隨時飄揚而去的遊絲。

我心痛得不知如何把局面維https://read.99csw.com持下去。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二號的信中寫道：

愛和孝順是兩回事。孝順除了犧牲、奉獻，還有很多技術環節上的問題。

其實媽堅決要求手術還有無法衡量的大愛在裏面——一旦她覺得再不能呵護我，不但不能呵護，反過來還可能成為我的累贅的時候，就寧肯冒著下不了手術台的危險，也不願那樣活著連累我。

我記得特別清楚的一次是我們從美國回來不久，秋天的一個上午，陽光很好的樣子。我站在媽的房間里，她穿著一件開身的寶藍色的小毛衣站在電視機前，一邊擺弄著柜子上的什麼，一邊對我說著這句話。媽常穿那件毛衣，因為合身，不像別的毛衣穿上去總是顯得臃腫。

「提醒」一次兩次還行，時時「提醒」，我就煩了。一煩，就會和她戧戧起來。一戧戧，就免不了生氣。我老是對她說：「媽，我也是五十多歲的人了。」

媽怎麼不明白，她能把我拉扯大，豈止「含辛茹苦」一類的字眼所能容括？我就是把自己的命搭給她，她也是受之無愧的。我用得著她的報答嗎？！

這個時候媽一定非常想見唐棣一面。

回到病房以後，我趴在媽的膝上，再也忍不住地大哭起來。她一動不動地坐著，好像沒有聽見一樣，似乎又進入了精神麻木的狀態。我還暗暗地想，幸虧她的精神已漸麻木，否則這生離死別的痛苦給她的刺|激就太大了。

媽去世前，我從不知道她給唐棣寫過這封信。

難得陳教授如此直言。

現在，當我讀這些信的時候，我感到非常驚訝：

媽果然只看望了唐棣一次，果然成了她「今生最後的一次機會，再沒有第二次了」。她沒有等到一九九二年我再帶她去看唐棣就走了。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去美國探望唐棣的時候，只能帶著她的一部分骨灰了。當我取道法蘭克福飛越大西洋，紐約已遙遙在望的時候，我默默地對她說：「媽，您就要再見到唐棣了。」可是她已然不能再用她的歡聲笑語來回應我的激動；

其實媽的「參政」和一般人的好事大不相同，她是怕我處事不慎、招災惹禍、吃虧上當。說到底，媽的「參政」是對我的守護。她老是不放心，總覺得我頭上懸著一把利劍，那把劍隨時都會掉下來扎在我的頭上。她得時時守護著我，按媽的說法，也就是「提醒」著我。

媽只是不放心把我一個人丟下。她老說：「我不能死，我死了你怎麼辦呢？」

陳教授說：「一般說腦軟化，並不是腦子軟了，而恰恰是腦子硬化的意思。怎麼能托出兩個窟窿呢？再說額頁托起的時候，是用墊了很多棉條的板子往起托，而不是用兩個手指去托。」

媽是為了我才分外愛惜生命，恐懼疾病的呀。

媽為什麼對甲大夫說「從今以後你就是我的親人了」？是把自身的安危託付給了甲大夫？或是替方寸大亂的我表達對大夫的信任？還是說從此以後，她的命運就緊緊地和甲大夫連在了一起？

我做出若無其事的樣子，把沙發拉到媽坐著的太師椅前，靠著她的膝頭坐下，握著她的手，先聲奪人地說些使她開心的話題。

我要是不把唐棣叫回來，萬一大事不好，我一定會為此而追悔無窮。儘管這是媽永遠不會說出口的願望。

…………

回想我這輩子跟媽吵的架，基本上是兩大類。一是不聽她的話，盡跟她不滿意九_九_藏_書的男人戀愛、結婚；再就是我老想讓她吃好，她老捨不得吃。

媽不提，是怕我為難，她默默忍受著。這，也許，可不就是，真的，死別。

媽去世后胡容告訴我，媽曾十分不滿地對胡容說過：「我都不讓她生氣，可是別人倒老讓她生氣……」她說的這個別人就是我的先生。縱觀世上的夫妻，哪兒有不致氣的呢？

我們後來安排媽到美國去，完全不是這封信的影響，而是時機使然。一個偶然的，也是特定情況下的機會，使我能在美國停留一年，這是媽探望唐棣最好的時機。

一九九〇年八月六號的信中寫道：

走廊里的燈光如此昏沉，一種離我雖已渺遠卻永遠不會忘懷的、關於燈光的記憶在我心裏涌動起來。

過去媽是很愛「參政」的。並把她的「參政」叫做「提醒」。從我的寫作、結交的人等，到往來的應酬，更不要說是戀愛結婚……有些意見我從未認真聽過，有些意見乾脆不聽，為此我們常常發生摩擦。

…………

儘管媽非常想念唐棣，但她知道條件尚未成熟，也從未表示過去看唐棣的願望。

媽果然在這封信之後又活了兩年多，應了她「再活兩三年沒問題」的話；

我想他們的意思是，對一個年過八旬的老人來說，好死不如賴活著，何必冒這個風險？醫生們又何必為一個已經沒有多少時日的老人大動干戈？如果手術失敗，甚至還得搭上自己的聲譽。

媽對疾病的恐懼倒不是因為貪生怕死，更不是留戀人間的榮華富貴。我們的生活何曾榮華富貴？一九四九年以後算是有飯吃了，但也只是吃了三十年社會主義的鹹菜，直到我有了稿費收入，生活方才有所改善。如此，她已經心滿意足。特別在搬到西壩河以後，暖氣燒得很熱，不像在二里溝，一到冬天，房間里冷得連毛衣、毛褲、棉襖、棉褲、大衣、圍巾、口罩都得穿齊戴好，那還凍得媽渾身直抖。她不止一次拉著胡容參觀西壩河的房子，說：「你看多好啊，比起過去的生活，真是天上地下了。」

所以媽要叮嚀的，首先還是這件事。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號，她在給唐棣的信中寫道：

手術確實成功了，可媽還是帶著沒和唐棣見上最後一面的遺憾去了。

媽不說「誰」跟前沒有「誰」了，她也不說「誰死了」，她說「跟前沒人了」。

「羅主任說，我母親的腦子已經軟得像豆腐了，手術時難免要把腦子托起來，這一托可能就會把腦子托出兩個窟窿。」

也曾閃念，要不要叫唐棣回來。

其實媽對疾病還是相當恐懼的。記得有一年她得了食道炎，她總以為得的是食道癌。在等待進一步檢查確診的時候，每天晚上等大家睡下后，就悄悄地坐起來拿塊饅頭一口口地嚼咽，以試驗她的食道是否已經堵塞。她永遠都不知道，我是如何用棉被捂著自己的嗚咽，看她坐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吞咽饅頭的。

當我後來看到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號媽寫給唐棣的這封信的時候，方知媽在活著的時候就想到了我們如今的悔恨，並早早為我們如今的悔恨開脫了我們的責任——

這不是在交代後事么？

但是，媽，您錯了。時間長了也好不了啦，您其實已經把我帶走了。

媽肯定想到，從此可能就是撒手一去，今生今世再也不能相見，她有千條萬條放不下心的叮囑，無比瑣碎又無比重要。她就是再活一世，就是把天底下的話說盡，也說不盡她那份操不完，也丟舍不下的心。事到如今，也只有揀那最重要的說了。

媽去世后，小阿姨對我說，手術前她問過媽：「姥姥，做手術您怕不怕？」

媽果然是在寫這封信之後的兩年去看望了唐ｒead.９９cｓｗ.ｃoｍ棣；

我實在並不孝順，我只是非常愛媽而已。

我從來不敢、不忍問媽一句怕不怕，也不敢就此撫慰媽一句話。我怕那會給媽增加更多的壓力。懵懂中我還覺得，這樣避而不談似乎就可以躲過這場大禍，可我還是沒能躲過。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號的信中寫道：

那幾天我不斷去找陳教授諮詢。

這樣的談話，自然讓人傷痛至極，可媽這要走的人，反倒能捂住那痛而至裂的心。這要使多大的勁兒？我都沒有這個力氣了，媽有。把全身的勁兒都使光了的媽還有。

這期間，什麼時候聽到、想到手術中可能遇到的意外，我隨時都去找陳教授諮詢。在陳教授的啟發、開導、幫助下，直到我這個腦子再想不出什麼疑問，才對甲大夫說，我考慮手術。

這真是個太不懂人情世故的提問。她怎麼能這樣問媽！

我們從美國回來以後，我發現媽有些不同。怎麼不同，我也沒去深想，聽了胡容的話才猛然想起，她不大「參政」了。

正像媽在信中說的，為了讓我高興一點，她甚至放棄了對我的守護，免得她的「提醒」與我的意見相左，從而使我心情不快或傷了我們之間的感情。雖然我們吵過就算，但她也不那麼幹了。

這是媽期待已久的消息，要照過去，媽一定會問長問短，高興地笑起來。可是這次媽卻沒有露出絲毫的興趣。

後來，我想過來又想過去，怎麼想都覺得，媽這三句話，可能把她想說的全都包容進去了。

媽不提，是為了安定我的心。因為她一提就等於「提醒」我，這一回她可能就活不成，否則為什麼叫唐棣回來，那不是要和唐棣訣別又是什麼？這一來可不就捅破了她和我都在極力掩飾的恓惶；

媽並不理會我的神態大異，硬起心腸往下說。好像再不說就沒有了說的時機，好像再不說就沒有了說的勇氣：「時間長了就好了，我不也孤獨了一輩子嗎？」

可是媽不提不等於我不想。我真的為了難！

天壇醫院的老專家陳炳煌教授正好也住在綜合二病房，準備做換胯關節的手術。見我急得團團亂轉，既無臨陣的經驗，又無人可以商量，更沒人可以幫著拿個主意，很是同情。他看了媽的片子、了解了媽的病情後主動對我說：「實話對你說，醫生既然肯做手術，就有相當大的把握，否則他是不會同意手術的。哪個大夫願意病人死在自己的手術台上？當然他要把醜話說到前頭，萬一將來出了問題，免得病人家屬糾纏不休。我的意見你還是簽字吧，再不手術你會後悔的。這是你母親最後一個機會了，現在她的身體條件還好，大夫對她的病情也比較熟悉，羅世祺主任是國內這方面首屈一指的專家。要不是看你這樣孝順母親、愛母親，以至讓我感動的話，我作為這個醫院的大夫，是不該給你出這個主意的。」

我想，媽不提，是怕提起來更加心痛；

他們的回答都是「不同意」。這更增加了我的猶豫。

我振作精神，繼續努力扯三扯四，想要岔開這個話題。可是媽又沒頭沒腦地冒出一句：「你也成人了，書包也挺有出息，我也沒有什麼牽挂了。」

「唐棣說她明年結婚，請咱們去參加她的婚禮。我要給您做一套緞子禮服，上身是中式短襖，下身是到腳腕的長裙……」

九月十七號，星期二。

身材矮小的媽仰著頭對甲大夫說：「我不願意那樣活read.99csw.com著，我堅決要求手術。」她的聲音不大，但頭腦清楚、咬字清晰。她從容不迫地安排了自己的結果。就在那一瞬間，我心慌意亂地看了媽一眼。

事實上，對於命運，人如何能考慮周全？人，更不要說我，要是能考慮周全，媽就不會沒命了。

唉，實在想不出一個兩全之計。

我拉著媽的手向醫生辦公室走去。

這兩年，媽常做安排後事之舉，好像她預感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

媽也曾兩次囑咐我：「我要是有個山高水低的，別叫唐棣回來。」不過那時候她還沒有顯出病態。

媽聽了以後，伸出右手和甲大夫握了握，說：「謝謝了。從今以後，你就是我的親人了。」

為什麼媽不再「提醒」我了？

一九九一年五月七號的信中寫道：

我想把唐棣給媽叫回來，可又怕嚇著她。那不等於告訴她，形勢險惡、凶多吉少，否則為什麼驚動唐棣？這會不會給媽造成壓力？而任何思想負擔都可能削弱她闖過這一關的力量和勇氣。現在後悔地想，還不如讓她有點思想負擔和壓力，那她可能就不願意手術。不手術的話她今天也許還活著，我還能天天看見她。

媽無所謂地說：「不怕，一點兒也不怕，是死是活由命了。」

媽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二號的信中寫道：

唐棣畢竟還是個孩子，沒有多少頂門立戶的經驗。我不也是這幾年才知道照顧媽的嗎？而且還常常顧此失彼，完全談不上體貼入微。如果把媽交給唐棣一個人，是有一定困難的，只有在我的陪同下，媽才有可能去看望她。

媽說這些話的時候，有一種把人生完全瞭然的平靜和從容，我卻感到分外痛楚。我那費盡心機壓在心裏的悲情，一下就衝破了本來就十分脆弱的堤防，洶湧泛濫、無可攔擋地沒過了我的頭頂。我再怎麼努力也維持不住為表示前途光明、信心有加、心情寬鬆而設置的笑容，趴在她的膝上大哭起來。

所以媽在住進醫院之後，從未主動提過唐棣。

媽並不知道，我雖然不聽她的意見，不滿意她的「參政」，可是我卻需要她的「參政」時時在我的身旁。

也許媽明明知道，就像往常一樣，這些話說也白說。這一件我不會落實，那一件我也不會照辦。可是她又不能什麼都不囑咐，撒手就走。

我對媽實在太殘忍了。

媽穿著唐棣在美國給她買的開身黑毛衣，這件毛衣媽去世後唐棣又要了回去，時常穿著禦寒。我想她也和我一樣，需要尋找一種仍然和姥姥相親相近的感覺。貼身是一套我們從美國回來后新買的睡衣。要不是因為住在醫院，我從家裡給她拿什麼她只好穿什麼的話，這些衣服她還捨不得穿呢。她老是存著、攢著，準備再到美國去看唐棣的時候穿。不過自從她住進醫院以後，就再也沒有表示過任何意願。有了一種萬事皆空的超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