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近代文史的專家們，抽空瀏覽一過，這本小書或許也可幫助他們，把他們概念中的「胡適」，整理得更有條理。因為它是一本辭簡意賅、夫子自道的「胡適學案」。

但是「胡適」這個名詞，除掉它的模糊的「歷史形象」（historical image）之外，究竟還有多少其他的實際涵義呢？「後世青年」既無金魚可看，也無小道消息可聽，要了解「胡適」，那就只有求之於「書」了。但是哪樣的「書」才能有效地提供他們所渴望的知識呢？《胡適思想批判全集》？《胡禍叢談》？《胡適與國運》？《胡適文存》、《文選》、《論學近著》……老實說，這些巨著都會使「後世青年」愈看愈糊塗，愈看愈不知道「胡適」是什麼回事。他們所需要的實在只是一本簡單明了、童叟無欺而包羅胡適學識、思想、生活、家庭背景等各方面的小書。如果這個文化需要，由於時代轉換而成為事實的話，那麼胡先生這本小小的《口述自傳》（也是他一輩子所編撰的最後的一本「上卷書」），對青年讀者的「實用價值」，也就會逐漸地上升了，因為它是一部最淺近的、最適合青年讀者需要的、胡適自撰的「胡適入門」。

在動手翻譯這本小書之前，我曾遵劉紹唐先生之囑，先寫一篇「導言」或「序文」。誰知一寫就陰錯陽差，糊裡糊塗地寫了十余萬言；結果自成一部小書，取名《胡適雜憶》，反要請周策縱、夏志清兩先生來為我作序了。

俗語說：「話說三遍如爛草！」讀書亦何嘗不然？縱是胡適著的書，讀過聽過三、五、十遍，也會變成一堆爛草，朱教授也就不要去「先睹為快」了。至於我這位無名作家，不管我寫的是怎樣地「瞎扯淡」，但是總歸是朱教授「尚未寓目」的閑文、閑書。他老人家如史席有暇，和娘子一起來翻翻「報屁股」，消遣消遣，那我的「瞎扯淡」，自然也就在「先看」之列了。余小子如不知輕重，把這句「朱子語錄」當真，而自覺「老子文章賽胡適」，那我豈不是一名天大的阿Q嗎？

「胡適之」雖然和「林語堂」一樣，今後永遠不能和「公司」競爭了，但是胡適終究是胡適。它是個中國文化史上的「客觀實在」。後世學人還會去繼續研究它的。

筆者說這句話，也是近一年來，面對海外中國知識界的實際現象，有感而發：

又如談政治罷。他曾一再公開地說：「C C反對我！」意思是說國民黨里C C系的領袖們，曾經反對他做總統。可是後來他又私下告訴我說：「C C在擁護我！」（筆者自己的1958年8月8日「日記」所載）這句話我就未嘗聽他在公共場所說過。htｔｐs://ｒeaｄ•9９ｃｓｗ.ｃｏm

適之先生和我們的「對話」還不是一樣的嗎？例如在胡氏著作里，我們就很難找到他對「律詩」說過一句好話。但是在「對話」里，他卻說做律詩要下幾十年的工夫。

上述這些雅俗共賞的「實用價值」——尤其是對後輩青年讀者的「實用價值」——倒是適之先生和筆者當年未曾想到的。現在筆者既然有感於時事而千慮一得地想起了，所以就補寫一點譯后的感想。

最近一兩年來，由於報章雜誌上，對胡氏生前一些有趣的小問題——如學位問題、戀愛問題等的討論，甚或辯論的關係，「胡適」往往又變成一些學術上和社交上談話的題材。在這些場合里，我也在無意中發現，那些自港台來美的「知青」——包括很多我自己的學生——對「胡適」這個命題已十分陌生。他們之間好多都能寫一手好的白話詩文；但是「胡適」與「白話詩」、「白話文」，究竟有多深的關係，他們就不知其詳了。至於什麼「實驗主義」、「杜威」、「羅素」……什麼「乾嘉學派」、「言字解」、「吾我篇」、「問題與主義」……那就更不必說了。總之那樣活生生的一位「天下何人不識」的「我的朋友」，現在已漸次被歷史的潮流淹沒了——淹沒得如此之速！

原來當孔子在宋國逃難時，聽到那位蓄意想謀殺他的貪官污吏司馬桓魋，在訂製一套預備將來「蒙主恩召」時自用的石頭棺材。這個石棺的製造工程太大了。造棺工廠鑿了三年還沒有鑿成。孔老夫子聽到這故事，氣得鬍子直飄，所以才說：「死後趕快爛掉算了！（還造什麼石頭棺材呢？）」

《禮記》的《檀弓篇》里，就有一段孔門弟子誤記「夫子之言」而引起抬杠的趣事。原來孔夫子曾說過一句「死欲速朽」（「死後就趕快爛掉算了」）的話。曾子聽到了，便以為老師在喪葬的傳統觀念上，發生了「修正主義」。但是孔子一生都在誓死推行他的「三年之喪」的教義，這一下來個早死早爛，豈不是自相矛盾嗎？所以諸弟子對曾參這位學長的「口述歷史」，不大信任。曾子急了，說：「我是聽老師親口說的啊！」（「參也，聞諸夫子也！」）大家還是不相信。曾子又舉出人證，說：「我是和老同學子游一道聽老師說的啊！」（「參也，與子游聞之！」）大家最後又去追問子游，才發現實在九_九_藏_書不是曾子在說謊，而是他的「錄音機」，出了毛病。

十八年過去了。兩年前我寫《胡適雜憶》時，印象中強調的還是這三點。可是最近一年來，我對我以前的看法，漸次覺得有修正或補充的必要。這不是近一年來，「胡適」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發生了變化，也不是我自己對胡氏的估價發生了什麼「今日」對「昨日」的挑戰；只是胡適之是位「實用主義者」，一輩子看重「實用價值」，因而以這本小書對一般讀者的「實用價值」來說，那它在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後，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倒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再者，筆者謀生海外，平時實在忙亂不堪。尤其是我所服務的紐約市立大學，由於紐約市幾度面臨破產而動蕩不安。日常課務與正規研究之外，雜務也多如牛毛，無法抽暇做太多的額外工作。晚間和周末雖可忙裡偷閒，略事翻譯，那往往也是在十分疲勞的情況之下執筆的，因而對譯文的推敲斟酌，也就得過且過了。偶然誤譯，亦或難免。所以當拙譯在《傳記文學》上連載結束之時，筆者原打算把譯文與原稿再逐字對校一遍。無奈俗務太忙，夜對熒光幕校書，往往也頭昏目眩，力難從心；一拖數月，還未能終篇。然竊思譯文中雖小誤多有，大錯應不會太多，甚或沒有。自我安慰一番之後，重校工作也就掩卷作罷了。讀者賢達，如發現譯文有欠妥之處，至乞不遺在遠，隨時惠教為幸。

其他的例子還多著呢。可惜當時我未留意把它們全部記下來，以後大半也都忘記了。可是每當我深夜獨坐，回譯胡氏自述時，昔年與胡老師的對話，往往又重浮腦海。想起來了，我就隨手在譯稿上寫個小眉批。等到一章譯完，我就把這些眉批稍稍整理一下，抄作「註釋」的一部分。有時下筆不能自已，就寫得老長老長的，簡直變成胡適春秋里的《公羊傳》、《榖梁傳》了。

這就是50年代里，大陸上舉國批胡的全盤經緯。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人人都知道「胡適是老幾」；所以毛澤東一聲令下，大家也就可以指著太平洋，大叫其「胡適算老幾」了。大家對「我的朋友」都有三分熟，寫起打差文章來，也就容易繳卷了。

在我寫那篇序的期間，我對這本小書的英文原稿已經有二十年未去碰它了。我想原稿既然是我以前一個字一個字整理出來的，縱是倒背我也可倒背若干，翻譯之前來寫篇序，也用不著先讀原稿再動筆了。所以只有在《雜憶》脫稿之後，我才又把英文原稿細讀一遍；距上一次的細讀，是整整的二十個年頭！

總之，胡適之先生是現代中國最了不起的大學者和思想家。他對我們這一代，乃至今後若干代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正因為如此，我們這些和他同時代的後學，耳濡目染之間，對他的九-九-藏-書觀察和認識也最為真切——至少比後世學人或外國專家，要真切得多。值此「胡適」大名一天天地向歷史的海洋下沉之時，我們和他老人家原先很熟識的人，乘大家記憶猶新之時，寫一點對他的觀察和感想，實在是義不容辭的。這也是筆者近兩年來，信手塗鴉，寫了幾十萬字的主要動機。如因拙作之付梓而引起時賢各抒己見，把我們大家都認識的胡適之先生的學術思想、政事文章，在他恩怨將盡之時，提出來公開討論討論，使他的學術地位，將來在中國文化史上，益得其平；這樣，則筆者不學，寫這兩本小書，就是拋磚引玉了。

他老夫子這句氣話，幾乎被曾子在「口述歷史」里，錄錯了音。如不經眾人臨時發覺加以改正，那麼儒家兩千年來的教條，便大大地不一樣了。後世的孝子賢孫們，不用說要省掉多少事；訂製玻璃棺材，也就犯不著了。

最近筆者接到老朋友朱文長教授的來信。他說他在看《傳記文學》的胡適自傳時，是「先看德剛，后看胡適」。驟讀此信，我會覺得是老朋友對我錯愛了。其實全不是那麼回事。因為像朱文長教授那樣，當年在大陸上受大、中學教育，今日流落在海外教書的「知老」，胡適這本小書上的哪一句話，他未看過——甚至聽胡氏親口說過——十遍八遍乃至更多遍呢？

二十年前我對這篇稿子的看法，大致有三點：一、它的內容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材料；二、它反映出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簡直沒有什麼出入——說胡適的思想前後一致也好，說胡適沒有進步也好；三、不過就寫作的體裁來說，他這部小書，倒不失為別開生面、自成一格的「學術性的自傳」。

適之先生是筆者所熟識的、最看重身後之名的一位前輩。他老人家的「身後之名」消逝得這樣快，該是他生前所未曾想到的罷。

還有我想在譯後補充說明的，便是胡適之先生這本自述，從頭到尾原是他老人家說給我一個人聽的。他那時想象中的「將來讀者」，則是美國大學里治漢學的研究生。因此我也就遵從他的意思，在章目結構、材料取捨上，以「美國研究生」為對象。同時我自覺我對這些可能的讀者，漢文底子和學習風尚，所知較深，因而在編稿時，有許多地方也是我替他硬性做主，其後才由適之先生查閱認可的。所以在那十余萬言原稿的背後，還有胡老師與筆者千百萬言的討論和對話。如果這本書的讀者，忽然從碧眼黃須的美國學生，轉變成黑髮無須的中國學生，那這些錄音背後的討論和對話，就可能比錄音稿上的正文更為有趣而「實用」了。

一般遣興讀者，工余飯後翻翻，也可大略體會出，胡適的「反動言論」和「毒素思想」的來龍去脈。至於它是毒草還是香花，胡適自己九九藏書並沒有「自賣自誇」，他只是「據實招來」而已。賢明的讀者們——不論批胡也好，擁胡也好，既批又擁也好——自然會各自做其正確的判斷。

如今二十年快過去了。在歷史上說二十年原不算長，但是便在這短短的二十年內，胡適之先生卻由一位嬉笑歡樂、妙語如珠的「我的朋友」，轉變成和韓文公、朱文公、王文成公等擠在一起的木頭牌位了。這爿後來居上的「胡文公神位」，究竟代表些什麼呢？這問題的答案也就隨著地球的旋轉而愈來愈模糊了。

記得筆者在1970年冬季至台時，蒙林語堂先生盛情召宴，我按時前往。在一家嘈雜的大酒店內，我問那位衣冠楚楚的總招待：「林語堂先生請客的桌子在哪裡？」他把兩眼一瞪，大聲反問我一句說：「林語堂是哪家公司的？！」失笑之餘，我心裏也在想，工商業社會的變動多大啊！

60年代之初，適之先生不慎因貪酒亡身而引起港台兩地皆哭的現象，也是同一個道理。他老夫子文壇祭酒，風雲際會五十年；最後撒杯人寰，含笑而去，死亦何憾？但是他的死，卻使我們的社會上頓時失去了一位老少咸欽、熱熱鬧鬧的大眾發言人，則生者奚堪？所以大家就望電視而墮淚了。

須知胡適之先生生前在中國享盛名，歷四十年而不稍衰。因此他的一生，簡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條金魚；它搖頭擺尾、浮沉上下、一言一笑……在在都被千萬隻眼睛注視著。稍有一點關於「胡適」的小故事，在報章雜誌上不是「頭條」，也是「花邊」。全國上下——尤其是茶餘酒後——對他都有極濃厚的興趣。

本來，「對話」（dialogue）比「講課」（lecture）更有價值，原是世界學術史上的通例。古代的聖哲如孔子、孟子、蘇格拉底、釋迦、耶穌、穆罕默德等等都是述而不作的。他們的哲學和教義，多半是當時聽眾和弟子們，從對話中筆記或默記下來的。蘇格拉底固有其有名的《對話錄》傳於後世，而儒教「經書」中的《論語》、《檀弓》等著作，又何嘗不是孔子的「對話錄」呢？而這些對話錄就遠比其他「經書」更有價值。主要的原因便是「對話錄」所記的往往都是些脫口而出的老實話，不像那些三思而後言的「講學」、「說教」等的官腔官調也。

最糟的要算是最近才從大陸上出來的一些「知中」了。我們偶爾聊起天來，他們所知道的有關「胡適」的舊聞就更少了。其中有些極有成就的科技專才，竟然對「胡適」和「胡適之」是否同一個人，也發生了疑問！

當然一個人的記憶是很容易發生錯誤的，甚至本稿的錄音和繕校都會有錯誤。朱熹就說過，記人言語最難。不得其意，則往往「以己意出九*九*藏*書之」。在本篇的英文原稿里，我也就不敢說，絕對沒有筆者「以己意出之」的地方。因為一切的「口述歷史」，往往都是如此的。甚至古聖先哲，亦所難免。

以前的娛樂場中有句俗話說：「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因而就「看胡適」（Hu Shih watching）這宗娛樂項目來說，它和「看梅蘭芳」實在是大同小異的。會看的專家和藝人們，便看其「門道」；一般遣興的觀眾和讀者，則看其「熱鬧」；而大家爭看的興緻則是一樣的。筆者不敏，當年在大陸上，夾在千百萬「知青」之中，爭看這場「熱鬧」，也是自七八歲就開始的。我想和我平輩或長一輩的中國知識分子，那時也是人人如此的。試問我們這一輩以前在大陸上受大、中學教育的人，哪一位不能對「我的朋友」，品頭論足一番呢？既然大家對胡適之都很熟悉，也各自有一套主觀的看法，那麼一旦「朋友」不要了，把老胡適拖出來咒罵一通，則人人皆可罵出一套來——罵得個痛快淋漓，罵得他狗血噴頭。

所以在這本小書里，我也不敢說，「吾聞諸夫子也」，是絕對正確的。縱使我能找出個「子游」來人證一番，我還是不敢說，我的記錄是沒有錯誤的。好在現在還去古未遠，適之先生的門生故舊，筆者的賢師益友，仍遍布五大洲，倘能不吝匡正，實在是感盼不盡的。

至於我自己的譯文，我也不敢說絕對沒有錯誤。這本小書上的文字，事實上是「複原」重於「翻譯」。在我們當初編撰英文原稿時，為顧慮到洋學生的漢學程度，所以對中國古籍的徵引，一般都是「削足適履」的。如今既然「複原」給中國讀者們看，就得重新「量腳做鞋」才對。對著英文原稿，按照英語結構，一句句地硬翻下去，似乎也大可不必。為著使譯文讀起來比較順口，並使古籍引證上比較明確易解，筆者乃于譯文上酌添字句；然為求盡量忠實于原稿，凡是譯文中為英文原稿所沒有的，我一概加個「方括弧」［］以標明之；或在腳註上加以說明，務使魚目不致混珠。縱使如此，筆者還是不敢說譯文與原文絕對一致也。

再者，胡氏生前提倡了一輩子，什麼「民主」、「自由」、「實驗哲學」、「不疑處有疑」、「不讓人家牽著鼻子走」……成筐成簍的大道理。雖然這些都不是胡適之享有專利的發明，但是當這些概念還在「反動」和「毒素」的階段時，大家都慷慨捐輸，把它們一股腦都寄存於「胡適」名下，變成胡適之的私產，而胡適也當仁不讓地據為己有。因而在胡氏含笑歸天之後，這些概念也就和「胡適的幽靈」結下了不解緣。有朝一日，時移勢異，毒草變成香花，胡適的幽靈借屍還魂，又成為後世青年仰慕的對象，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