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我鄉山區糧食產量不足，我們徽州人一般都靠在城市裡經商的家人，按時接濟。接濟的項目並不限於金錢，有時也兼及食物。例如咸豬油（臘油），有時也從老遠的地方被送回家鄉。其他如布匹、棉紗，等等，在城市裡購買都遠比鄉間便宜，所以也常被送返家中。

我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原來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個叫作川沙的小鎮經營一家小茶葉店。根據家中記錄，這小店的本錢原來只有銀洋一百元（約合制錢十萬文）。這樣的本錢實在是太小了。可是先祖和他的長兄通力合作，不但發展了本店，同時為防止別人在本埠競爭，他們居然在川沙鎮上，又開了一家支店。

徽州人四齣經商，向東去便進入浙江；向東北則去江蘇；北上則去沿長江各城鎮；西向則去江西；南向則去福建。我們徽州六縣大半都是靠近浙江的；只有祁門和婺源靠近江西。近些年來［抗戰前後］，最西的婺源縣，被中央政府併入江西。但是婺源與安徽的徽州有長久的歷史淵源，居民引以為榮，不願脫離母省，所以群起反對，併發起了一個「婺源返皖」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統領大陸前幾年，婺源終於被划回安徽；但是我聽說在中國共產黨治下，婺源又被划給江西了。

我是安徽徽州人。

現在再談談我們績谿縣。績谿是徽州府六縣之中最北的一縣，也可能是人口最少的一縣。在經商一行中，我們績谿人也是比較落後的。績谿人多半做本地生意，很少離鄉遠去大城市。他們先由雜貨零售商做起，然後漸漸地由近及遠。所以一般說來，我們徽州人實在都是很落後的。

不過在經濟的因素之外，我鄉人這種離家外出、歷盡艱苦、冒險經商的傳統，也有其文化上的意義。由於長住大城市，我們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個時代的風氣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於能在大城市內受教育，而城市裡的學校總比山地的學校要好得多，在教育文化上說，他們的眼界就廣闊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後，有些徽州學者——如12世紀的朱熹和他以後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紀的學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們之所以能在中國學術界佔據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httpｓ://ｒｅad.9９csw•com

徽州人另一項大生意便是當鋪。當鋪也就是早年的一種銀行。通常社會上所流行的「徽州朝奉」一詞，原是專指當鋪里的朝奉來說的，到後來就泛指一切徽州士紳和商人了。「朝奉」的原義本含有尊敬的意思，表示一個人勤儉刻苦；但有時也具有刻薄等批判的含義，表示一個商人，別的不管，只顧賺錢。總之，徽州人正如英倫三島上的蘇格蘭人一樣，四齣經商，足跡遍於全國。最初都以小本經營起家，而逐漸發財致富，以至於在全國各地落戶定居。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總可發現許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幾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其他如葉、潘、胡、俞、余、姚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當你翻閱中國電話簿，一看人名，你就可知道他們的籍貫。正如在美國一樣，人們一看電話簿，便知道誰是蘇格蘭人，誰是愛爾蘭人，誰是瑞典人、挪威人等一樣的清楚。

徽州在舊制時代是個「府」，治下一共有六個「縣」。我家世居的績谿縣，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縣。從我縣向南去便是歙縣和休寧縣；向西便是黟縣和祁門縣；祁門之南便是婺源縣。婺源是朱子的家鄉，朱熹原來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卻是他的祖籍。

九*九*藏*書徽州人的生意是全國性的，並不限於鄰近各省。近幾百年來的食鹽貿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壟斷了。食鹽是每一個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貿易量是很大的。徽州商人既然壟斷了食鹽的貿易，所以徽州鹽商一直是不討人歡喜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惡的對象。你一定聽過許多諷刺「徽州鹽商」的故事罷！所以我特地舉出鹽商來說明徽州人在商界所扮演的角色。

我家世代鄉居。故宅在績谿城北約五十華里。歷代都是靠小本經營為生的。我家第一個有志為學的是我的一位伯祖［胡星五］。他是個鄉紳兼塾師。在鄉里頗有名望，但是科場卻不甚得意。

所以一千多年來，我們徽州人都是以善於經商而聞名全國的。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勞，累積點基金，逐漸努力發展。有的就變成富商大賈了。中國有句話，叫：「無徽不成鎮！」那就是說，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那這個地方就只是個村落。徽州人住進來了，他們就開始成立店鋪，然後逐漸擴張，就把個小村落變成個小市鎮了。有關「徽州幫」其他的故事還多著哩。

我們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歲時便到城市裡去學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長輩或親戚的店鋪里當學徒。在歷時三年的學徒期間，他們是沒有薪金的；其後則稍有報酬。直至學徒［和實習］期滿，至二十一二歲時，他們可以享有帶薪婚假三個月，還鄉結婚。婚假期滿，他們又隻身返回原來店鋪，繼續經商。自此以後，他們每三年便有三個月的帶薪假期，返鄉探親。所以徽州人有句土語，叫「一世夫妻三年半」。那就是說，一對夫婦的婚後生活至多不過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們一輩子在一起同居的時間，實際上不過三十六個月或四十二個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read.99csw.com

徽州全區都是山地，由於黃山的秀麗而遠近聞名。這一帶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東南流的，最後注入錢塘江。因為山地十分貧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農產品只能供給當地居民大致三個月的食糧。不足的糧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購買補充了。所以我們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況下，為著生存，就只有脫離農村，到城市裡去經商。因而幾千年來，我們徽州人就註定地成為生意人了。

當然徽州人也有經商致富的。做了大生意，又有錢，他們也就可以把家眷子女接到一起同住了。

所以離鄉撇井，四齣經商，對我們徽州人來說，實是經濟上的必需。家人父子夫婦數年不見也是常事。同時家人的日用衣食以至於造房屋、置田產，也都靠遠在外鄉的父兄子弟匯款接濟。

後來他們又從川沙本店撥款，在上海華界（城區）又開了另一個支店。在太平天國之亂時，上海城區為匪徒所擄掠和焚毀，川沙鎮亦部分受劫。先父對這場災難，以及先祖和家人在受難期間，和以後如何掙扎，並以最有限的基金復振上海和川沙兩地店鋪的故事，都有詳盡的記錄。這實在是一場很艱苦的奮鬥。九*九*藏*書

據1880年（清光緒六年）的估計，兩家茶葉店的總值大致合當時制錢二百九十八萬文（約合銀元三千元）。這兩個鋪子的收入便是我們一家四房、老幼二十余口衣食的來源。

我們的村落［上庄］正與華南其他地區的村落一樣，是習於聚族而居的。洪楊起事之前，我們聚居的胡氏一族總人口在六千上下——當然也包括散居各地經商的族人在內——大半務農為生。但是大多數家庭也都有父兄子弟在外埠經商的——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一帶。

讓我先把安徽省最南部，徽州一帶的地理環境，做個綜合的敘述：

在這裏我也順便更正一項過去的錯誤記載。前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為拙著《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卷所寫的序言中，曾誤把我家說成是世居績谿城內胡氏的同宗。蔡先生指出「績谿胡氏」是有家學淵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紀之間清乾嘉之際，學者如胡培翚（1782～1849）及其先人們，都是知名的學者。這個在十八九世紀時便以漢學聞名的書香望族，其遠祖可直溯至11世紀《苕溪漁隱叢話》的作者胡仔。那位抵抗倭寇的名將胡宗憲，也是他們一家。但是這個世居績谿城內的胡家，與我家並非同宗。ｈｔｔps://ｒead.９９ｃｓw.c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