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偷運彈械接濟魯滌平的事既被發現，證之以其他軍事布置，夏、胡、陶三人乃覺中央處心積慮消滅第四集團軍的計劃已到最後關頭。而何鍵於此時親赴武漢告密，說中央部署已定，對武漢用兵如箭在弦上，第四集團軍似應採取自衛行動。夏、胡、陶三人得報，至為焦急，深覺「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乃未加深思，便對魯滌平動起手來。殊不知蔣先生半年來的各種布置，其策略便是激人成變，使中央有「討伐」的口實。夏、胡、陶三人的魯莽干法，正中了蔣先生的圈套。

我說：「你去南京必被扣留，你一失自由，戰禍就免不了！」但任潮是好人，他終於在四位元老的「蔣先生以人格擔保」的諾言慫恿之下，於3月13日自滬去寧。

最初，我想蔣先生既以跡近敲詐的手段，以剿共為借口，向商人籌得巨款，則調劉峙第二師去江西必可實現。孰知巨款到手以後，軍隊開拔仍杳無音信，實使我感到不妙。

我說，武漢事變是中央處心積慮要消滅第四集團軍所激成的。但是，千不該萬不該，是夏、胡、陶三人不應魯莽滅裂，掉入圈套，予中央以「討伐」的口實。今事已至此，夏、胡、陶等違法亂紀，中央自當治以應得之罪。我本人雖不在軍中，然我既為一軍的主帥，部曲違法，我也責無旁貸，現在我束身待罪，只要不打仗，我任何條件都可接受。但是，照我看來，蔣先生意不在此。他要造成黨政軍清一色的大計已定，斷難挽回。現在既然有這樣冠冕堂皇的借口，他必然要將第四集團軍徹底消滅而後已。

再者，此時蔣先生曾密遣湖北人，以同鄉之誼向第四集團軍中鄂籍將領，如十八軍軍長陶鈞、十九軍軍長胡宗鐸等暗中遊說，促其脫離所謂「桂系」。此種離間作風，頗為胡、陶等所不滿。他二人早日在桂，與我們李、黃、白相從有年，由幕僚擢升為第七軍中的指揮官，旋又晉陞軍長，可謂躊躇滿志。然飲水思源，他們對我們三人公誼私交均無反目之理，何況他們對蔣先生的作風都深為鄙棄呢？因此，胡、陶曾一再將中央離間的詭計據實告我，並痛罵蔣先生此舉為「無聊」。

此項條件，可說欺人太甚。第十五軍當時尚有十三四團兵力，人數雖少，然全軍激於中央蓄意消滅異己的公憤，士氣很旺，足堪一拼。我們乃決定先下廣東，剪除牽制，再和蔣氏周旋。部隊旋即由黃、白二人親自指揮兼程東下，我本人則自梧州遄返香港暫住。

另一件事也可證明蔣先生的居心叵測。1928年秋季，共產黨在江西已十分活躍。朱德、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江西被他們鬧得天翻地覆。江西省省主席朱培德束手無策。南京、上海的江西同鄉會也常向國民政府請願，乞加派軍隊進剿，但蔣先生置若罔聞。一天在南京，朱來訪我，說，屢請辭去江西省省主席既不準，請抽調部隊赴江西剿共又無下文，所以他擬向我「借」一軍或兩軍人，前往助剿。我告訴他說，我當然樂於調撥部隊，歸你指揮，可是我二人不能私相授受，軍隊是國家的，必須蔣先生髮一紙命令，方可調動。朱培德高興異常，立刻邀我一同去見蔣先生，請他頒發命令。

我知道中央已決意消滅第四集團軍，而武漢方面軍中無主，斷難和中央大軍相周旋。我乃決定自粵轉漢，親自坐鎮。如中央見制勝不易，事或另有轉機。

因此，我勸任潮千萬不可去南京，否則必被扣留無疑。因為他雖然未在廣西做過事，卻一向被目為「桂系」，和我李、白、黃三人有特殊友誼。而任潮又是在粵軍中起家的，廣東將領多為其舊部，他如在滬擔任調人，以渠在兩廣的德望和實力，蔣氏投鼠忌器，必不敢貿然對武漢用兵。他如輕易去南京而為蔣所拘押，則中央必以甘辭厚祿引誘粵籍將領陳銘樞、陳濟棠等背叛李濟深，如是則廣西頓失粵援，武漢完全孤立，中央大軍四面合圍，則第四集團軍必被全部繳械而後已。以故李濟深如不去南京，戰爭或者可免。如去南京，則適足以促成內戰，並危及其本身安全。ｒeaｄ•99cｓｗ.ｃｏｍ李濟深聽我分析后，極以為然，當即對我說，他絕不去南京。

4月初，中央大軍西進。夏、胡、陶也以夏威為總指揮，擬在武漢外圍抵禦。真是無巧不成書，夏威在出發赴黃陂的前夕，忽患白喉，乃臨時將前線指揮交李明瑞負責。李于黃陂召集前線指揮官開軍事會議。當各師長、旅長齊集后，李便即席宣布他主張服從中央，反對胡、陶。同時將與會各指揮官拘留，並立刻回師武漢。

我當時心裏想，這位無政府主義的吳先生，他對蔣先生的批評，確有深入獨到之處。不過對事對人毋乃太無責任感了。真是「逢君之好，長君之惡」，兼而有之。聽了吳的話，張靜江似有悒悒不樂之色，大家乃不歡而散。

蔣同時又派鄭介民秘密赴漢活動楊騰輝倒戈。楊騰輝原為林俊廷部下，嗣經我軍收編，委為團長，以戰功累升至師長。渠和胡、陶有隙，而和鄭介民有舊，故接受鄭氏建議，私下向蔣氏輸誠。

中央此時如器度寬宏，自覺不為已甚，乘此休兵，則和平原可立致。無奈蔣先生決心徹底消滅桂系，各路大兵已紛向廣西合圍，同時任命陳濟棠為廣西編遣區主任，迫令黃紹竑將我和白崇禧「解送」中央。前方部隊人員轉返廣西原籍的，一概不許黃紹竑收容。廣西現有的第十五軍只准縮編為一師一旅，多餘武器一概繳歸中央點收。在上列三項命令徹底執行后，黃紹竑可就任廣西編遣區副主任。

1929年發生的所謂「武漢事變」，事實上僅是蔣先生挾天子以令諸侯、志在消滅異己的許多戰爭之一而已。

李明瑞既倒戈，夏、胡、陶三人一陣驚惶，竟決意放棄武漢，向荊州、沙市、宜昌一帶退卻。劉峙等軍遂兵不血刃進佔武漢，蔣氏也親到武漢坐鎮，追擊夏、胡、陶等。夏、胡、陶等見大勢已去，幾經和蔣電議，乃於4月21日聯合通電下野。所余部隊（除李明瑞、楊騰輝兩師外），竟被蔣軍悉數包圍繳械。這一支對革命有特殊功勛的部隊，終以不能見容於蔣氏而橫被摧殘，言之可嘆。

我說：「中央如有誠意和平解決，則在上海談判和去南京談判，究有何區別？必要時，蔣先生自己也未嘗不可屈尊來滬。至於蔣先生以人格擔保一層，像蔣先生這樣的人，還有什麼人格可言，你們又何必騙任潮去上當呢？」

陳儀此時也來看我，這是我和陳氏第一次的私人談話。我也把這套理論說給陳儀聽。陳很感動，未發一言而退。

我說：「稚老，慢說你沒有自殺的勇氣，縱使你自殺了，戰爭還是免不了的。」

最後，吳稚暉生氣了，暴躁如雷，大肆咆哮，並大聲說：「我們不管了，我們不管了！你們有的是槍桿，你們去打好了！」

四位元老和我們足足談了兩天之久，第二天竟自上午11時談到夜半12時，結果還是不歡而散。吳稚暉因我一再阻止李任潮去京，簡直是氣憤填膺。最後還是李濟深軟化了，他告訴我說，以國事為重，抱著跳火坑的精神，去南京一行。

此後不久，一個早晨，有位中外聞名的銀行家朋友來訪我，說，上星期宋子文部長到上海召集金融界首要，籌借巨款。但是各行業負責人都以政府底定東南到現在已一年有半，每向商家籌款，總是有借無還，現今各行業頭寸短絀，實無法籌借。幾經磋商，終無結果而散。不久，宋部長即以國府蔣主席名義，請各行業首要到南京，並由國民政府以茶會招待。到會的共二十餘人，蔣主席親臨訓話。略謂：江西共軍猖獗的情形，料為各位所周知，現在政府急於調遣大軍前往痛剿，但開拔費尚無著落，所以才派宋部長去上海，請諸位幫忙，而你們推說頭寸短少，無錢可借。須知今日不僅江西有共軍蔓延，即在上海潛伏的共產黨也不在少數。你們如不肯幫助政府解決困難，一旦上海共產黨「暴動」，政府又何能幫助你們去鎮壓呢？說完便悻悻離去。

李濟深到此才知上當，乃企圖逃出南京。事實上，已無此可能。李的左右想秘密九-九-藏-書和法國駐上海總領事接洽，派一法國軍艦泊在下關江面，李氏才可乘人不備，馳車往江邊，躍上汽船，登兵艦駛往上海。但是李濟深認為此計不妥，因恐未抵江岸，已為蔣的密探用機槍射殺了，終將這計劃放棄。3月21日，蔣乃公開將李濟深幽禁于湯山。原來向李氏擔保的四位元老，到此也鉗口結舌，莫知所措。蔡元培一怒去滬，其他三人則常往湯山向李濟深撫慰，然究有何用。

吳仍舊說，只有任潮去南京，才可消弭兵禍。最後，他甚至說，如蔣氏不顧人格，自食其言，他便當蔣的面，在牆上碰死。

編遣會議無結果而罷，馮玉祥悄然離京后，蔣先生極為憤慨，一再向我表示要對付馮玉祥，並試探我的反應。後來並派吳忠信來向我疏通，以便對馮一致行動。我力持不可，認為黨內干戈千萬不可輕動，因共產黨日益坐大，日本軍閥虎視在側，我黨內如發生內戰，將予若輩以可乘之機。因此，我再向蔣先生晉言說，馮玉祥個性粗放，言語尖刻，是其短；而刻苦耐勞，善練兵，能與士卒共甘苦，愛國情熱，是其長。倘中央開誠布公，推心置腹，未嘗不可使其為國家建設而儘力。政府如更發動輿論界，提倡正義，明辨是非，引人為善，馮氏必能接受中央的領導，故對馮氏宜感之以德，千萬不可躁急從事。

當時在座諸人中，發言最多的是吳稚暉。一口無錫土話，措辭滑稽，令人發噱。他口沫橫飛，滔滔不絕地說，蔣先生個性倔強，自信力極大。勸大家不宜晉言。他尤其叮囑靜江先生要壓抑感情，不可常向蔣先生啰唆。與其明知無濟於事而強為之，徒引起無謂反感，實屬不智之舉。

我向劉、趙二人解釋說，此次武漢事件本為夏、胡、陶三人的輕舉妄勁，自應治以應得之罪，我本人也束身待罪，一切處罰我都願接受，只是不希望打仗。但是目前蔣先生顯然是借題發揮，目的在消滅異己，摧殘對革命有功的部隊。戰事一旦發動，則第四集團軍必全部瓦解無疑。第四集團軍的毀滅不足惜，然此例一開，蔣先生必將以同樣方法消滅其他部隊，第二、第三集團軍勢必遭受同樣命運。蔣先生為政不以德，一切以權詐武力為能事，則內戰必無已時。內戰不已，則外為日本帝國主義者造機會，內為中國共產黨造機會，國家前途實不堪設想。所以我希望馮、閻二總司令不可助紂為虐，應出來調停，講句公道話，消弭內戰的根源，為人為國也為己，請轉報三思之。

到了9、10月間，江西東南地區共軍攻城略地，噩耗頻傳。我迫不得已，再向蔣先生建議，請派遣其第一集團軍駐南京的劉峙第二師，前往助剿，以遏亂源。因劉氏籍隸江西，且為蔣先生的親信，況該師已擴充到五個團，實力雄厚，較朱培德的殘破的第三軍（共兩師，僅六個團）的實力，有過之無不及。調劉去江西增援，可謂人地相宜，必能得到蔣的同意。不料蔣先生竟說：「你們為什麼這樣恐懼共產黨？」我說：「我們絕不可將具有武裝的共產黨部隊與土匪等量齊觀。因他們有共產主義的理想，有鐵的紀律、嚴密的組織，有第三國際作背景，有刻苦、冒險、耐勞的知識分子領導，豈能目為土匪或烏合之眾？」蔣先生聽了我的話，忽然嚴肅地說，只要你相信我、服從我，一切都有辦法，不必如此焦急。至此，我就很坦白地說，現在社會上有一種不脛而走的流言，說「黨軍北伐，而政治南伐，黨軍可愛，黨人可殺」。我們如細推此語的涵義，實足發人深省。從前北京政府的官僚和軍閥，雖作惡多端，然尚畏人言。今日全國統一了，我們標榜以黨治國，凡人民對我中央政府設施有不滿的，則辦黨的同志動輒以文字宣傳作反擊，不說他們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官僚餘孽、買辦洋奴、奸商市儈，便說是土豪劣紳、地痞流氓。帽子滿天飛，務使人民大眾鉗口結舌而後已。須知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我中央政府如不正本清源，勵精圖治，使人民能夠安居九*九*藏*書樂業，而專以壓制人民為能事，則前途殊未可樂觀。如此則不獨我個人力量極其微薄，擁護總司令無濟於事，即有一百個李宗仁擁護總司令也無能為力。蔣先生聽后，默默不發一言，自然是忠言逆耳，不是他所樂聞的。這是我為共產黨問題，第二次向蔣先生陳述意見，而引起不愉快的情形。

當時，「三全大會」即將在南京開幕，各地代表正在赴南京途中，李濟深也自廣州率一批代表，於3月11日抵滬。有人因仰承蔣先生意旨，想請他出面調解。任潮遂來融圃看我。我乃向他解釋所謂「武漢事變」的前因後果，以及我個人的態度。

蔣先生企圖用武力消滅異己，遠在北伐剛完成時，似乎便已決定。1928年7月底，我自北平回到南京后不久，便在李濟深家裡聽到一則驚人的消息。李濟深當時住在南京鼓樓附近一座小洋房裡，渠因曾兼黃埔軍校副校長職，故家中常有黃埔學生出入。某次，有一位粵籍黃埔生去找他，並告訴了他一項特別消息。略謂：

當漢口戰事急轉直下之時，我自粵赴梧晤黃紹竑，籌商善後之策。白崇禧此時剛自華北化裝潛返廣西。因白氏在華北所指揮的全系唐生智的舊部，未予絲毫更改。1929年初，蔣即密派唐生智攜巨款前往活動其舊部叛白。白崇禧被迫離津，秘乘一日輪南下。然中央對白崇禧志在必得，乃密令上海衛戍司令熊式輝，待該日輪抵滬時，將白氏逮捕。如該日輪拒絕搜查，則令海軍炮艦將其擊沉。國際交涉，以後再辦。熊式輝原為賴世璜舊部，經白氏一手提拔至於高位，然式輝此時只好執行命令。這一消息幸為上海市市長張定璠所悉。張君系江西人，曾在白氏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任事，和健生有舊，乃將此消息泄漏予余妻郭德潔。德潔遂商諸第四集團軍駐滬辦事處同人，同往日本輪船公司交涉。由王季文搭乘另一南下日輪，在吳淞口外以信號使白氏的船停航，健生乃得換上此一日輪，徑駛香港。王君則乘白氏的船回滬。後來新聞界盛傳白氏藏於衣櫥內脫險，並非事實。

除朱氏所說的原因之外，我想蔣先生可能還另有顧慮。蓋由兩湖方面調部隊到江西剿共，如果成功，則我難免有「震主」之功，實非其所願。

我問李濟深，你看蔣先生所說的「新軍閥」是指哪些人呢？李答道，蔣先生向來說話是不算數的，不過隨便說說而已。我說，恐怕沒有這樣簡單吧？我們分析之下，俱覺驚異。從這些小事上，可以看出蔣先生是如何計劃以利祿引誘其部屬，從事消滅異己的內戰。

綜合那銀行家和張靜江等所說，蔣先生拿共產黨問題來恐嚇要挾黨內外的人，甚至西方友邦的心跡，實不辯自明。中國古語所謂「養寇自重」，正是蔣先生的作風。我於是恍然大悟蔣先生不願派兵往江西剿共的真正原因，真所謂愚而好自用，玩火自焚。

此時全國函電紛飛，中央系的報紙對武漢和「桂系」的詆毀不遺餘力。蔣先生並密派唐生智攜巨款北上活動白崇禧所指揮的第四集團軍將領李品仙、廖磊等背叛白氏；另外又派黃郛、邵力子等前往河南、山西，疏通馮、閻，共同對武漢用兵。馮、閻二人向來認為一、四兩集團軍是一家人，今日自相火併，他們也樂於坐山觀虎鬥，因而通電「服從」中央，以促成此一內戰。蔣乃益發決意用兵。

武漢此時軍中無主。胡、陶二人自成軍以後，自認為湖北人，每視第七軍為「客軍」，頗引起七軍中將領的不快，因此中央的反間計乃得乘隙而入。蔣氏原先即派俞作柏秘密活動第一師師長李明瑞輸誠中央，反對胡、陶。

見蔣時，朱培德即將我們私下商議的事委婉陳述。蔣先生聞言，似乎很覺奇怪，望了我一眼，說，用不著自兩湖調兵去剿，江西的軍隊一定剿得了。朱培德還在訴苦說，江西共產黨已有燎原之勢，不可忽視。蔣先生說，那只是一些土匪，為害不會太大。蔣氏此言大出我意料之外，因此我在一旁坐著，終場未發一言。兩人遂掃興辭退。和朱培德同車回寓途中，我問朱說，蔣先生為read.99csw.com什麼不要我自兩湖調兵呢？因按中國軍界的惡例，擁兵將領為保存實力，多不願輕易出兵助友軍作戰。今我一反常例，自動允許出兵，而蔣先生未加思索，即連聲說「不需要」，實令人不解。朱培德說，那沒有什麼費解，只是蔣先生不樂意我二人要好罷了。

我聽完張氏的話，便說，軍人以服從為天職，雖然站在黨的立場，也可晉言，不過若太逾越身份的話，反易發生無謂的誤會，而引起更不良的後果。

蔣校長此次（1928年7月杪）自平返寧道上，曾在蚌埠稍事逗留，並召集駐津浦沿線的第一集團軍中黃埔軍校出身上尉以上軍官訓話。訓話時，發給每人一小方白紙，並詢問大家，北伐完成後，軍閥是否已經打倒，認為已經打倒的，在紙上寫「打倒了」三字，若認為尚未打倒，則寫「未打倒」三字。各軍官不知校長的用意，為仰承其意旨起見，概按照事實，作正面的答覆。蔣看后大不以為然，遂再度訓話說，你們認為軍閥已打倒了，其實不然。舊的軍閥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軍閥卻又產生了。我們要完成國民革命，非將新軍閥一齊打倒不可。蔣氏最後更強調說，只有連新軍閥一齊打倒，你們才有出路，你們現在當連長的人，將來至少要當團長云云。

蔣說，馮玉祥自命老前輩，他會服從「我們」嗎？蔣特彆強調「我們」二字，以示我也有一份。

中央大軍數十萬已向上游移動，大戰迫在眉睫。這時馮、閻駐滬代表都來看我。馮的代表是其前參謀長劉郁芬，閻的代表是趙丕廉。

我說，馮玉祥一人易對付，但是馮氏統兵四十余萬，他下面的每一統兵將領都是一個馮玉祥。一個馮玉祥容易對付，無數個馮玉祥就難應付了。馮氏今日的作用，正如一串制錢上的「錢索子」。有這錢索子在，有事便拿著這索子，一提即起。一旦這索子斷了，錢散遍地，撿起來可就麻煩了。

任潮和蔣先生接談之後，才知中央已決意用兵，西征軍事正在積極部署。他的一切行動已有大批密探在跟蹤。同時南京放出空氣，所有李濟深的舊部，只要服從中央便官加一等。蔣氏並派粵籍黨人古應芬、孫科等，四處疏通各粵籍將領背叛李氏。至於蔣先生以前的諾言，則早已丟到九霄雲外去了。

稚暉又說，若說句粗話，蔣先生是個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黃袍加身，一躍而為國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流浪上海，為靜江先生送信跑腿時，自不可同日而語。最好大家信任他，由他放手去干，不必對國事濫出主張。做得好，固然是他分內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責任，免得推諉到別人身上。

又張靜江先生此時已任浙江省省主席，因關懷國事，常到南京去向蔣先生陳述意見。某次，他特地約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諸元老暨李濟深和我，到其寓所喝茶聊天。靜江忽然慨嘆地說，從前介石未和宋美齡結婚時，我凡向他有所建議，他莫不靜心傾聽，且表示考慮採納。今則態度完全兩樣了，大約已為宋美齡及其姐妹所包圍。昨日和介石談話，他忽然衝動，大發脾氣，說要做這件事你也不贊成，要做那件事你也不同意，動輒得咎，倒不如讓我辭職，讓共產黨來干好了。

蔣氏去后，與會者相顧愕然，一時無所措其手足，又不敢自行散會。幸而其中有一位發言道，政府派兵剿共，連開拔費也無著落，同人等應體念政府困難，同去限期籌足政府所需的借款。會場中人一致附和，乃請宋部長用電話報告蔣主席，才得奉命散會。會後，大家因蔣先生以共產黨「暴動」來嚇人，用心險惡，莫不搖頭嘆息。

吳稚暉說：「我們來滬之前，便曾和蔣先生談到任潮入南京后的安全問題。蔣先生表示，以人格擔保，不致使任潮失去自由！但是任潮如不去南京，中央便一定要對武漢用兵！」

我於3月25日乘輪抵粵。粵方將領陳濟棠、徐景唐等，對我還算客氣，並準備飛機，讓我直飛漢口。誰知春雨連宵，飛機無法起飛。乃暫時回桂，再作打算。

不久，蔣先生派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張靜江四位元老來融圃看我，並約李濟深同來融圃談話。他們一致勸任潮入南京做調人，任潮當然不敢答應。我遂將我原先向李濟深說的一番道理重述給四位元老聽。最後，我更強調說：「如果任潮去南京，犧牲了個人而能消弭了內戰，使十余萬袍澤免受屠戮，則此項犧牲才有價值；如犧牲了個人而結果適得其反，則個人即不應作無謂的犧牲。」

蔣先生既然對真正的敵人共產黨要養以自重，對黨內的異己就要設法鋤除了。他的第一個目標原是馮玉祥。

張又說，介石每拿共產黨來嚇人，很是奇怪。希望各位也常對介石晉言。尤其是兩位李先生，手握兵權。介石是很講現實的人，倒容易聽你們的良言。

此電報殊使我驚詫，他們三人為何未得我的命令便擅自行動呢？然我也深知蔣先生的作風，我如不離開南京，必被羈押。乃立刻化裝，和第四集團軍參議季雨農躲往下關一小旅邸中，于傍晚秘密搭寧滬三等車去滬。

先是，北伐完成之後，我為免使蔣先生多疑，所以常在南京居住。1929年初，武漢和中央不協的謠言又熾。我為消除此謠，特自武漢挈眷至南京以示無他。孰知2月21日早晨，軍政部海軍署長陳紹寬忽來成賢街寓所看我，並報告說，據海軍電台的消息，武漢方面已對湖南採取軍事行動，問我是否得到報告。我說，絕無此事，也毫無所聞。陳紹寬覺得很奇怪，稍談便匆匆離去。陳氏去后，我即查詢有無電報到來。當即發現有武漢急電一通，正在翻譯。譯出一看，才知夏、胡、陶三人已對湖南魯滌平採取軍事行動，要我得電后立刻離開南京。

我離家后不久，陳果夫、何應欽果然先後來訪。內子佯說我出去行街未歸。一日之內，陳氏、何氏來了數次。最後，余妻才告以我或已因公去滬。

到了上海，我在法租界海格路的融圃暫住。武漢對湘戰事已急轉直下，葉琪軍迫近長沙，魯滌平率所部遁往萍鄉。武漢分會乃呈請中央政治會議任命何鍵為湖南省省主席。中央方面則厲兵秣馬，準備討伐武漢。

俞作柏為人，貪污成性，野心勃勃。渠於1926年在廣州時，曾對鮑羅廷自稱為「廣西的蔣介石」，並指斥我李、黃、白三人為「不革命」。因此，渠殊不為廣西上下所喜。嗣後，我乃和黃紹竑商量，褫其兵柄，讓他擔任中央軍校南寧第一分校的校長。1927年夏，清黨事起，俞氏自己心虛膽怯，潛逃香港，使人勸其歸而乃不歸，紹竑乃解除其校長職務。俞乃受蔣收買，為其活動李明瑞反對武漢。

就在此時，蔣對武漢的戰事已急轉直下。蔣命劉峙等率大軍數十萬，西上直搗武漢。蔣本人也於3月底赴九江坐鎮。

蔣先生的初步辦法，便是利用湖南省省主席魯滌平及其第二軍暗中準備，以便他對第四集團軍用兵時，可收兩面夾擊之效。因魯滌平的防地處於武漢和兩廣中間，一旦有事，魯氏可切斷兩湖和兩廣間的交通。故在1929年2月初，蔣即秘密以大批彈械，取道江西，接濟魯滌平。這一秘密泄漏后，第四集團軍在漢將領夏威、胡宗鐸、陶鈞都發生恐慌。因中央接濟湖南彈械，盡可利用軍艦溯長江，轉湘水去長沙。值此承平時期，難道還有人敢攔路打劫不成？又何必偷偷摸摸，自江西陸路輾轉運輸呢？

蔣氏見我言之有理，且辭意堅決，遂不再多言。孰知他心中已另訂腹案，一變「近交遠攻」的策略為「遠交近攻」，對第二集團軍暫時用懷柔敷衍政策，掉轉槍頭來先對付第四集團軍了。

白氏抵粵后，適粵方將領陳濟棠、陳銘樞已背叛李任潮而分別就任南京所派廣東綏靖主任及廣東省省主席之職，有圖桂的打算。白崇禧乃又化裝潛回廣西梧州。我們李、黃、白三人遂在梧州重行聚首，都百感交集。不久，我們又相偕同往黃紹竑故鄉的容縣小憩，一面由黃紹竑出面，通電向中央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