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建議的內容其實很簡單。首先，英校也要教授母語--華人學華語、馬來人學馬來語、印度人學泰米爾語或其他幾種印度語文。華校生在小學里必須學英語或馬來語，到了中學，兩種語文都要學。馬來學校的學生在小學也得學英語，上了中學，如果學生喜歡的話，可以學第三種語文。這項建議完全符合人民行動黨中非共分子的要求。

我認定不管是否切實可行，唯一在政治上說得過去的政策，就是實行三語制度，以馬來語，即馬來亞未來的國語，作為共同語，並以英語作為國際貿易和科學方面所用的語言，同時規定華語是華人的母語，泰米爾語、印地語或旁遮普語則是印度人的母語。各政黨委員會主席由教育部長周瑞麟擔任，其他七名委員中包括一名馬來人，即地方政府部長哈密·裕末。在往後九個月里，我跟他們兩人一起工作，他們頗能接受我的意見。我們一起草擬了包含我的意見的報告書。報告書也建議重新編寫華校所有教科書。以前華校採用的教科書，都是戰前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所採用的。

柏立基也看到局勢已經惡化。9月26日他在呈給波靄的報告中這麼寫道："在選舉期間……有人發表過分的演說，攻擊政府……人民行動黨的集會也擠滿有組織的勞工和華校生；群眾的情緒被巧妙地挑動起來。這一切導致人們不再尊重合法當局，卻提高了那些……公開向政府挑戰者的威望。"

這是我當時心情的寫照。我想，這番話對說華語或方言的群眾是中聽的。

當時，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極為不利的一點，是無法理解華語和方言，更不用說掌握了。我講述了自己的經歷："我小時候進入英校念書，準備將來到一所英文大學深造，以便成為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我長大了，最後大學也畢業了，我終於發覺整套價值觀基本上是錯誤的。早在步人政界之前，我就有這樣的感受。"接著我引述尼赫魯說過的一句話。他說他由於母語說得不像英語那樣好而哭泣。"我可不是一個容易動感情的人。我不常哭，不拉扯自己的頭髮，不亂撕紙張，也不扯掉自己的襯衫，但是這並不表示我在這方面的感受不那麼深。我的兒子不準備進英校，他將不會成為一個典型的英國紳士。當然我希望他學懂英語，足以跟父親談談天氣以外的事。"

然而在一個多元種族、多種語言的社會裡，有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就是如何組織能夠發揮功能的立法議院和政府，又不至於淪為混亂吵雜的空想計劃。世界上，每一個存在已久的社區都有一種主要的語言，凡是移居這個社區的人都得學習這種語言；如果是到美國或加拿大，就得學英語，到魁北克則須學法語。1819年萊佛士開拓新加坡的時候，在第一份市區規劃圖裡，就劃分了幾個地區，讓不同的種族分隔而居，就連華族不同方言群也分開居住。接著英國統治者引進大批華人、印度人和馬來人，讓他們在不同的地區里使用各自的語言而不加干涉。

當時我並不曉得我和芝是多麼幸運的父母。後來，我才發覺一個人要能有效地運用兩種語文，他的智商至少要達到l10(三語的話則至少要有125)。精通英語和華語兩種語文，要比精通英語和另一種歐洲語言困難得多。學習兩種語文帶來的難題，在往後40年裡一直糾纏著我們的教育政策，即使到今天也找不到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也許永遠也找不到。

不過，三天後，工會請我當他們的法律顧問。工會的會員主要是印族日薪工友，他們多數在市區從事清潔和收集垃圾的工作。工會規模很大，有數千名會員。工會領袖是一個印度人，名叫蘇比亞。他斜視眼，精明能幹，沒有受過教育。罷工期間，發生了一些不幸的意外，他們訴諸暴力行動。我在答覆時表示我為能當他們的法律顧問感到榮幸，但是我提出條件，要他們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罷工。他們同意，結果幾次談判都富有建設性。

我跟共產黨統一戰線一同工作開始經歷一場火的洗禮。林清祥、方水雙等共產分子仍然認為同警察以至同政府衝突，是提高民眾的革命熱情，激起民眾更多仇恨的方法。我不能肯定他們是否九*九*藏*書知道，這麼一來，人民行動黨必定會被封禁，而共產黨領導的激進工會也會被鎮壓。有時，林清祥和方水雙似乎聽取我的意見，只採取憲制鬥爭的方法，跟資方展開長時間的談判，同時進行消極的抵抗，避免發生流血事件。然而他們的傳統和背景跟我大不相同，在他們心目中，一定有不同的鬥爭模式。

由於我在發言過程中讚揚過馬紹爾，因此他講起話來再度顯得搖擺不定，連他的支持者也給搞糊塗了。他說了以下幾句話，使人民行動黨不致信譽掃地。他說："人民行動黨里有好些負責任、正派和誠實的人。如果他們能清除黨內的共產分子和同路人--他們也知道黨內有這樣的人人-如果他們敢於負起自身的責任，那麼他們這個組織就可能會如他們所期望的，有一天領導這個國家贏得獨立。"我和他都沒想到這番話竟成了預言。

當主席力不從心地設法執行會議的條規時，方水雙要求代表新加坡巴士工友聯合會發言，主席拒絕。方水雙隨即直接對聽眾講話。當時會場里擠著一些林清祥的支持者，他們發出贊同的喧騰歡呼聲，表示彼此團結一致，同時藉此嚇唬主席。主席不得不就範。於是，林清祥和方水雙便控制了整個會場。

議院於7月22日休會。三天後復會時，進步黨議員林坤德試圖跑得比我和馬紹爾更快。他建議："讓我們……要求權力完全移交，好讓我們，也只有我們，為本身的事務和命運負起責任，英國政府無須再對我們負責。"接著他提出一項修正案，把馬紹爾動議中的"自治"一詞改為"獨立"。換句話說，他要求讓新加坡立刻"獨立"。這樣的愚蠢真叫人不敢相信。進步黨一向是主張以溫和的態度逐步走向獨立的，如今他卻突然耍起花招來，使進步黨看來比勞工陣線和人民行動黨還要激進。我說："今天我們真有眼福，看到老鼠變成獅子這麼奇特的一幕…我簡直不敢相信，一星期前某君在這裏說，我們沒有資格，也不適合告訴女王陛下的政府，她的代表應該接受本殖民地首席部長的意見，而在星期一……"

工潮此起彼落

他們的成功已獲得報償。到1955年8月，新加坡各業工廠商店職工聯合會的會員劇增到23000名，其中以華族青年占多數。聯合會中受英文教育的同夥--如今為五名印度人，包括蒂凡那、兀哈爾、詹姆斯·普都遮里和多米尼·普都遮里--則協助受華文教育者摧毀英國的殖民制度。他們的策略是滲透現有工會，再組織新工會。新加坡華文中學生聯合會事實上已經成為他們的附屬團體。他們的武器就是發動同情罷工。如果有任何機構發生糾紛，他們便恫嚇發動全體員工罷工。

在這樣的氣氛中，禮堂擠滿了宗鄉會館的代表和親共工會的活躍分子，維護華族語言文化的沙文主義者佔了上風。中正中學校長庄竹林(他後來出任南洋大學校長)反對修改中華歷史和地理教科書，他的反對意見受到熱烈支持，林清祥被迫放棄了主張把教科書改為具有馬來亞背景的建議。除此以外，其他對共產黨有利的提案全都通過。林清祥獲得了他所要的一切，而且也得到了說華語或方言的團體的傳統領袖的支持。

可是，8月18日那天，議長卻宣讀了總督的另一封信，表示除了議院閉會和解散的問題以外，其餘一切他將依照首席部長的意見行事。這封信也說，英國政府歡迎新加坡派出一個代表團，在適當的時候到倫敦商談憲制問題。馬紹爾宣稱，"這的確是新加坡的一個大喜日子，我們爭取自由的第一階段鬥爭就此結束。這標志著一個新時代--一個令人振奮的勝利從此開始"。馬紹爾一時興奮起來，他再度提出動議，由議長"……請求總督代表大家，感謝殖民部大臣對我們的願望表示同情"。我可不來這一套，我揚言退席。我需要時間研究這個感謝動議的含義。馬紹爾暴跳起來。不過，我的反對動議遭否決。

可是，馬紹爾卻不知道由於這番演講，尤其是他急於解決糾紛和避免衝突，以致把潘https://read.99csw.com朵拉的匣子打開了。新加坡每一個工人，每一個工會領袖，每一個共產黨幹部都曉得他們能夠利用政府，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也能夠利用政府來威逼僱主，獲取利益，並接管資方的權力。

我必須採取一個立場，使共產黨人不能責罵我是個沒有文化的中國佬。如果我在這個課題上走錯一步，就會敗在他們手裡。如果他們能夠證明我喜歡以英語而不是華語作為學校主要的教學媒介語，那麼，我就不可能使說華語或方言的社群恢復對我的尊敬和支持。

就在工會繼續醞釀罷工勢力日益壯大的時候，馬紹爾卻從一個政治危機搭上另一個政治危機。他頗得製造政治危機的訣竅。就在工潮和騷亂不斷發生期間，他卻為了要求多設四個副部長的職位，同總督柏立基爵士發生衝突。當總督只答應多設兩個時，他決定讓爭執公開化。他聲稱總督沒有權力漠視首席部長的意見，而且揚言如果總督在採取任何步驟之前拒絕跟他磋商，他就辭職。他要求英國給予新加坡完全自治的地位。緊急法令已於7月21日期滿，總督將有效期延長三個月，不過延長令必須在立法議院下屆會議上正式通過才生效。馬紹爾的交換條件是，英國"儘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讓新加坡實行自治。

這是要形成一個工人、學生和農民(在新加坡為數不多)的統一戰線，目的在於煽動工潮，把勞工糾紛變成政治爭端，加深階級仇恨和對白人的種族仇恨，激發民眾蔑視當局。新加坡各業工廠商店職工聯合會通過說華語或方言的會員發展成為八爪魚式的聯合大工會之後，林清祥和方水雙便把目標轉向新加坡海港局職員公會、軍港僱員聯合會和市議會工友聯合會。這些工會都屬於非共組織，但是它們的印族、馬來族和說英語的華族會員卻準備追隨新加坡各業工廠商店職工聯合會。他們現在才了解原來他們也可以利用華族工會的戰鬥精神和恫嚇發動同情罷工，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修正案終於被否決，要求立刻實行自治的原有動議獲得通過。時機恰到好處，殖民部大臣波藹一星期後就要來到，正好可以對他施壓。然而進步黨採取這個步驟，卻毀了自己，它再也不是一個穩健可靠的政黨了。如今在新加坡，不再有結合得緊密的右翼政治勢力或是走中間路線的政治勢力。由於勞工陣線接連發生危機，內部大亂，新加坡人民只得在共產黨人和人民行動黨中的非共分子之間作出選擇了。

"我們到這裏來，並不是以囚犯的身份面對指控，或是以囚犯的身份對所犯下的罪行負責。"我繼續以違抗的口吻說道："我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到這裏來，因此，我將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講話。"我重申人民行動黨的立場："我們是要以非暴力的方法摧毀殖民制度。我們發誓不採用暴力……我們不準備替殖民制度戰鬥，延長它的存在，或使它永遠存在。但是只要把權力交還給我們，我們就會同威脅到一個獨立、民主和非共的馬來亞的生存的共產黨人或任何其他勢力搏鬥。"

這個會議的目的，是要討論如何向政府提呈一份備忘錄，要求政府平等對待華校和英校。會議召開之前，已經規定開會那天不進行辯論，也不提出新議案，而是直接對有關建議進行表決。然而儘管事先小心安排，預防會議被|操縱，主席卻不敢對親共分子堅決執行會議條規，因此林清祥還是有辦法打破條規，違反主席的意願。他提出了一份備忘錄，不僅要求華校和英校具有同等地位，而且要求政府撥款興建華校，實行六年小學免費教育，承認學生有權成立自治會(也就是每一所中學都設立激進的新加坡華文中學生聯合會的分會)。他同意有必要修改學校教科書，以反映馬來亞的背景--這是馬共的正式政策，目的在於討好馬來亞的馬來人，因為馬來人佔了馬來亞人口總數的一半左右，如果得不到他們的支持，反對英國的殖民主義者的鬥爭恐怕無法取勝。此外，他要求讓華人自己修改教科書，政府不要插手。

在暴亂髮生之前，我向《悉尼每日鏡報》的通訊員解釋了人民行動黨溫和派面對的問題。根據《海峽時報》九_九_藏_書的報道，我說："在新加坡，無論誰想獲得說華語或方言的民眾的支持，可不能採取反共的立場。這裏的華人為中國感到異常自豪。如果要我在殖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作出抉擇，我會投票支持共產主義，絕大多數華人也會這麼做。"我是希望爭取到足夠的華人，同我們一起投票反對共產黨，支持獨立和民主。然而在我內心深處，我知道只要共產黨中國的成功繼續鼓舞著他們，這個目標就不容易達到。

各政黨委員會的建議，頗有成效，對華文教育有好處，對多元種族社會的和諧也有好處。局勢似乎逐步好轉，卻潛伏著危機，因為共產黨人勢將面對進一步的壓力，從而迫使他們採取行動。新加坡大約90％的華族成人，如果受過教育的話，都是華文教育。可是，自從1948年緊急法令頒布以來，華族兒童進入英校人數卻劇增。1950年華校生比英校生多了25000名，到1955年比數卻反過來，英校生比華校生多了5000名。馬來亞共產黨不知道確實的數字，但是他們看出這種趨勢，覺得非加以制止不可，以免招兵買馬的源頭斷絕了。這麼一來，保存華文教育的鬥爭，對共產黨人來說，關係比過去更加重大。

在語文和教育的爭鬥背面，是共產黨人也是非共分子爭取政治上的發言權和政治權力的另一場鬥爭。華族商人、宗鄉會館的領導人和中華總商會的巨頭都希望立法議院里能有他們的民選代表，能夠用流利的華語，而不是用不通順的英語替華人講話，希望藉此擴大他們的影響力和財富。他們過去曾經向林德委員會提呈一份備忘錄，建議立法議院採用多種語言，結果被拒絕。我們早在1954年11月人民行動黨正式成立以前，便支持過他們的建議。如今，中華總商會又一次提議把華語列為官方語言之-。

老鼠變成獅子

馬來亞共產黨很擔心政府對華校執行紀律。他們擔心政府的行動會使學生今後不再"被政治集團利用，以不合憲制的手段推翻合法政府"。更糟的是，通過報紙、雜誌、文學作品和電影，英文將在學生眼前展現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們將以雙筒望遠鏡觀察這個世界，而不是單靠一隻眼，以華人的望遠鏡看世界。我必須採取一個立場，使共產黨人不能責罵我是個沒有文化的中國佬。如果我在這個課題上走錯一步，就會敗在他們手裡。如果他們能夠證明我喜歡以英語而不是華語作為學校主要的教學媒介語，那麼，我就不可能使說華語或方言的社群恢復對我的尊敬和支持。

1955年年中，我把3歲半的龍送到南洋幼稚園，這所幼稚園是用華語教學的。一天，我和各政黨委員會的委員到學校參觀，他以為我到學校去找他，便拿起書包準備跟我一同回家去。他這個舉動逗得在場每一個人都笑起來。過後華文報刊登了一張龍在幼稚園上課情形的照片，使華人普遍知道他受的是華文教育。我深信，我也認定三個孩子應當接受祖先語言文化的教育，這無形中給了我一種憑證，使共產黨人無從指責我。我那兩個較小的孩子瑋玲和顯揚也跟著龍，先進南洋幼稚園，然後升人南洋小學。後來，龍和揚都考進公教中學，玲則繼續升上南洋女中。他們三人完全受華文教育，但因為在家裡用英語跟母親交談，所以他們講起英語來，跟講華語一樣流利。他們從6歲起就補習馬來文，因此也掌握了馬來語。

問題變得更棘手

跟馬紹爾過招固然很有趣，但是我手頭卻有更嚴肅的事情急須處理。中華語言、文化和教育的前途，仍舊是個嚴重問題。在這之前華文中學的騷亂暫告平息，各政黨委員會則"籲請"政府不要開除學生，也不要有關學校提出不應關閉的理由。這個委員會提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解決了一個嚴重的面子問題。政府無意中發現了一個好辦法，通過私下協商，使雙方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不至於在眾目睽睽之下把問題搞僵。如果公開商討的話，任何解決方案中只要有缺點，華文報就會加以報道，以致成為爭論、討價還價的課題和宣傳的得分點。

接著講話的是約翰·伊德。他是個外來白人，以進步黨候選人的身份贏得東陵區議席。由於九-九-藏-書當時的政治氣候是反對白人，他起來講話反而使我更容易應付。我在他講完后馬上站起來說，我覺得高興的是，我要答覆的是兩個英國人的質詢。要是馬紹爾的話，"他會更加小心地推敲每一個宇，而且會更加謹慎從事，更加了解當時形勢的艱難和危險，也會更加了解人民的希望、恐懼和抱負……

我所採取的憲制對抗方法，是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行事，跟共產黨人採取的方法大不相同，結果大有成效。但是，如果沒有共產黨人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以外行動，並採用暴力手段，我的方法就不會那麼有效了。我提出的抉擇不大會令人反感，因此英國人也就接受了。同樣道理，如果馬來半島不曾發生恐怖主義事件，使得英國人可能蒙受向共產黨人投降的恥辱，東姑拉赫曼也就絕不可能單靠在鄉間向人數越來越多的馬來人演說而爭取到馬來亞的獨立。共產黨所採用的方法，是無法被接受的。這麼一來，民族主義者訴諸逐漸侵蝕殖民地政府功能的憲制手段，就變成有效，而且能為殖民主義者接受。在戰前的印度，由於沒有共產黨的威脅，消極的憲制抵抗手段，要經過好幾十年才能收效。

1955年6月19日，市議會工友聯合會由於上一年提出的調整待遇要求沒有結果而揚言罷工。市議會警告說，工會會員如果罷工，它將發出停工通告，同時僱用承包商提供基本服務。雙方談判終告破裂。8月17日罷工開始。

然而這隻不過是八爪魚式的聯合大工會的一面而已。林清祥也要把華人許多傳統的宗鄉會館吸收過去。由於這些會館都附屬於中華總商會，他便設法爭取中華總商會會長陳六使的支持。陳六使沒有受過教育，是個家財萬貫的樹膠商人。他大力維護華族語文和教育，而且獨自捐獻的錢最多，在新加坡創辦了一所大學，讓整個東南亞的華校生都有機會受高等教育。他很仰慕新中國，只要共產黨人不損害他的利益，他願意同他們打交道。林清祥得到他的同意，在1955年6月6日那天，中華總商會和它的附屬宗鄉會館，以及林清祥的"教育委員會"聯合舉行大會。

波藹抵達新加坡，會見馬紹爾，然後續程到馬來亞。8月3日，立法議院議長向議院宣讀總督的一封信，聲稱殖民部大臣已經同首席部長討論過新加坡的問題，8月15日他從馬來亞回到新加坡之後還會跟首席部長繼續商談。馬紹爾被波靄撫慰后，看起來和說起話來都表現出同情的態度。他說："也許我們應該暫時把這件事擱在一邊，繼續進行一般的討論。"我不同意，而且指出從總督的信看來，他的立場自上次會談以來，並沒有發生實質的改變，"除了那一天，我們的首席部長變得更加兇猛以外"。我接著提出動議，阻止馬紹爾感謝總督的提案在議院通過。我得到議院的支持，馬紹爾氣得臉色發青。

各政黨委員會在報告書中，把中華總商會的備忘錄放在附錄的最前面，卻隻字不提它的建議。1956年2月周瑞麟在立法議院針對這份報告書發言時，沒有人提出異議。這份報告書是我們所能想到的最佳折衷方案，各黨代表都在上面簽了字。周瑞麟答應稍後在教育白皮書提交議院討論時，才針對這個課題展開全面的辯論。全面辯論於1956年4月5日展開，周瑞麟發表了一篇很好的演講。他事先跟我討論過講稿的內容，還把草稿給我看，我建議的幾個要點也加了進去。他說："推行雙語和三語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因為我們迫切需要在我們的學生當中，培養一種以新加坡為中心的意識和共同效忠馬來亞的精神。"

在立法議院那次會議上，各政黨那種無聊透頂和不負責任的態度，可說是它們的典型。馬紹爾提出有關動議時解釋說，這是關係到憲制的原則問題。他把總督和殖民主義大罵一通后，轉向我說，丹戎巴葛區議員"過去老是高聲叫嚷，搞得我不勝其煩"，但他"在公眾人士眼中，卻是反對黨領袖"。於是他要求我對他的動議表示附議。他提出這個要求，無形中否定了古德在僅僅兩個月前，也就是4月26日對人民行動黨的指責reaｄ.99ｃsw•ｃoｍ。當時古德指人民行動黨充當共產黨人的工具，而且心甘情願做他們的爪牙。當然，附議馬紹爾的動議是我的榮幸，我不能拒絕。我說："我覺得很難想象有誰不贊成這項動議。本地人民決心擺脫殖民地公務員的管轄，他們是一個歐洲強國的代理人，為8000英里以外的歐洲人的利益服務。但是，我認為解決之道在於政治而不是法律。"

這期間，新加坡的工潮此起彼落。從1955年4月7日到12月的九個月里，發生了260起罷工事件。不過，這些激進行動發展的結果卻對我有利。

中華總商會副會長葉平玉是個受英文教育的買辦式人物，在華僑銀行任職。他可不讓林清祥佔盡便宜，所以設法把大會壓縮成一個只由六個教育團體代表參加的會議。

這期間，林清祥和方水雙並非無所事事。他們繼續採取典型的統一戰線策略，我不久便對這種策略了如指掌。林清祥使自己獲選為一個華人教育委員會的主席，這個委員會代表16個工會和新加坡華校學生家長聯誼會。然而這隻不過是個開端。他手頭有一份人數更多的名單，凡是他能號召的人物和組織都列在上面。

由於許多家長也熱愛中華文化，對華校引進英文科目並不熱心，這使政府和人民行動黨中的非共分子面對的問題變得更加棘手。如果他們要政府負擔所有華校的行政費用，學校本身就必須在課程和紀律方面遵守政府的條例。

如今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卻給馬紹爾帶來麻煩。不出所料，在民眾的壓力下，他在1956年2月9日向立法議院提出這麼一項議案："本議院認為，為方便口頭辯論起見，英語、馬來語、華語和泰米爾語應當成為議院的通用語言；議院成立一個遴選委員會檢討各政黨委員會報告書，並提出必要的建議。"馬紹爾曉得他這麼做可能被指為不切實際。他說有一次一個馬來亞人告訴他："如果實行多種語言制度，你將把我們奉送給華人。他們會把我們淹沒。"他回答說："不過，先生，我們必須接受多數人統治的原則。華人占我們人口的76％。我們不要迴避這個問題。"這是馬紹爾的典型作風。他一半是個理想主義者，一半(也許超過一半)是個機會主義者，急於證明他自己比華人更具有華人色彩，從而使華人把他當作他們的鬥士，至少讓他再做一任。

不管真相如何，我的處境異常困難。雖然我不能也不會替他們辯護，但我也不能譴責他們，否則我們的統一戰線就要分裂。我面對極大的壓力。首席部長於5月16日召開立法議院緊急會議，真正的目的是利用民眾對工會的反感心理，孤立和申斥人民行動黨，同時使行動黨中的非共分子跟共產分子決裂。這一次，古德首先發難。他發表一篇強有力的演講，他把矛頭指向我："為了貪求權力…人民行動黨以及暗藏在他們當中的共產黨支持者和幕後人物，只希望看到暴亂、流血和工潮的發生。"他又說："如果尊敬的議員相信，民主自治應該是循序漸進的，那麼他就應該反對共產主義；如果他真的反對，就請他大聲、清楚地說出來，不要支支吾吾，也不要進行巧妙的詭辯。他是在暴亂髮生和人命傷亡之後才悲嘆暴力事件的發生。讓我問他一句：在暴亂髮生之前，他採取過什麼預防的步驟?他是否問心無愧?或者是，他已經無法控制坐在他後邊，指揮著行動黨的武吉知馬區議員(林清祥)?"

馬紹爾的預言

9月8日，柏立基爵士向波藹提呈報告說："曾經一度發生若干令人不安的粗暴事件，它的方式都是人們熟悉的，但是幾天之後突然停止。這是否應該歸功於李光耀，尚難確定，但事實可能如此。"雙方於9月7日達成協議。柏立基指出："跟一般預料的情形相反……罷工並未半途而廢，工會也爭取到資方相當大的讓步……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個是，市議會有其本身的弱點……第二個是，人民行動黨秘書長李光耀以工會法律顧問的身份，出面調停。事實上，他的調停對雙方都有好處。他個人的地位也可能因工潮解決而大為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