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都市社會與農業社會迥異。教育在純農業社會中為「浪費」；而教育在工商業社會中則為「必需」。小市民對「深文大義」之作品，在工作上無追求之必要；而小市民「讀書識字」則為謀生求職之必需。既讀書識字矣，則工余之暇，讀「說部」以自娛，民有所「需」，市有所「供」，則章回小說泛濫矣。

且看上引同回，寶玉見過妹妹之後，遵祖母之命去看過媽媽回來時的穿著，便從「古裝」變成「時裝」了。

志清並更進而申之，認為「除非我們把它（按：指中國白話小說）與西洋小說相比，我們將無法給予中國小說完全公正的評斷……一切非西洋傳統的小說，在中國的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我們不應指望中國的白話小說以卑微的口述出身能迎合現代高格調的口味……」（見夏著前篇中文版）

抑有進者，我國傳統「看的小說」，既以江南及沿海和內地日益興起的工商業城鎮中之小市民階級為基礎，而城鎮商賈四集，言語複雜（如古今馳名的「揚州鹽商」多半系安徽人），如此，則不管「聽的小說」或「看的小說」，勢必以流行的「普通話」（清代叫「官話」）為標準。《儒林外史》之語言，南京官話而夾以皖中皖北之方言；《水滸》則山東土話；《紅樓》脂本南京土話至多，程本則經校書人高鶚以北方官話校改之也。

滿人南侵，雖經「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而江南在全國經濟上之領導地位並未動搖；再經康熙六十年（1662～1722）與民休息的昇平之治，則十七八世紀間，我國江南手工業中小城鎮與夫小市民階級之興起，可能為全球之冠（更深入比較非關本題，故曰「可能」），有此小市民階級之基礎，「說部文學」始漸成氣候，「供需律」規範之也。斯時不但書賈之業大盛，與書賈血肉相關之職業批書人與職業作家乃一時俱起，「市場經濟」使然也。

一言以蔽之，我國明清以來，「白話小說」之發展為社會經濟發展之必然結果，非偶然也。由於城市經濟之發展，始促使「聽的小說」轉化為「看的小說」。十年辛苦不尋常，一百二十回中體例變動之軌跡固斑斑可見也。

曹雪芹祖孫三代寄居江南六十余年（1663～1728），原是「南人」，富而有暇，平時聲色犬馬之外，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而男女教育又均超人一等，其闔府上下，沉溺於時尚之小說，亦不難想象——大觀園中偷讀「傳奇」，即有明證。

可是在二者過渡期間的18世紀的中國作者，他們往往都從「聽的小說」的舊傳統動筆，但斯時個體「讀者」已逐漸比「聽眾」團體重要了，他們的筆鋒乃逐漸過渡，走入現代小說之形式矣。

西歐中小城市之興起，約始於十五六世紀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前後，小市民有此「精神食糧」之需要，西班牙空前名著之《堂吉訶德》始應運而生。《堂吉訶德》之前，西班牙非無小說也；《堂吉訶德》之後，西班牙更是作品備出，而《堂吉訶德》之所以一枝獨秀者，百年創作，沙裡淘金，千枝一秀之成果也。

此一論調，實為「五四」前後，我國傳統文明轉入西化的過渡時代，一般青年留學生，不論左右，均沉迷西學、失去自信、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態之延續——只是志清讀書滿箱，西學較為成熟，立論亦較當年浮薄少年更為精湛，其言亦甚辯而已；然其基本上不相信，由於社會經濟之變動，我國之「聽的小說」亦可向「看的小說」方向發展，如《紅樓》者，自可獨創其中國風格，而只一味堅信非崇洋西化不為功之態度則一也。

綜上所述，不過舉一反三。蓋新興社會科學中諸「法則」與「概念」，極多均可引入作研討新紅學之新方向。弗洛伊德之唯性論、馬列恩斯之階級分析說、社會學、倫理學、經濟學、心理學研究中之種種成果，均可引為借鏡。

蓋以耕耘為本的農業經濟大帝國之內，農民勞動力為從事生產之最大資本。農村三月閑人少！抽出時間讓富有勞動力之青年子弟入學讀書是為最大之浪費。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農民來說，在生產勞動上，無此必要也。子弟三人，有一人入學，則損失三分之一之勞動力。在機器生產之前，農民一人之勞作，尚不足夠供應三五人之食用，胼手胝足，自顧之不暇，哪得余資遣子弟上學讀書？

加以我國古代，啟蒙求學非為生產之必需，而為謀求進學、中舉、陞官而發財也。然升官發財，豈可幸致？為此希望極微之彩票而影響舉家衣食之犧牲，有實際生活體驗之農民不願為也。筆者近年返鄉，細訪農村，仍見有此反教育之現象，遑論千百年前！

元去明來，江南遂為國家經濟首善之區，中小城鎮俱已漸次都市化，手工業之蓬勃，古所未有。有此豐裕小市民之社會基礎，則大眾化之戲曲、小說乃應運而生。暇時每讀明人筆記，事例萬端，此信念乃益堅信不移。

為顧慮「聽眾」團體之情緒，則「聽的小說」之布局有時且九*九*藏*書有「說」有「唱」（提提精神，以免聽眾打瞌睡），有高潮，有起伏，以便當眾收錢（洋人叫pass the hat，用帽子收錢），或暫時收場，下次請早。

再者，以創作《儒林外史》而馳名後世之吳敬梓（1701～1754）亦以皖人而寄居南京，《外史》什九即成書于南京。敬梓亦紈絝子而有才華，少年豪縱，不事生產，不求富貴，而以憤世嫉俗、著書罵人為樂，結果雖非「淚盡」，然亦以中年貧病而死，頗類雪芹。

憶早年讀中國文學史如新興諸大家中之胡適、胡小石、胡云翼等人以及專論傳統小說之周氏兄弟——樹人、作人——等，無不以「說部」為「明清文學」之主流。

《紅樓夢》這部奇書，讀者們不論年齡大小、時代先後、地域差異多大、政治社會制度如何不同，讀後都會有不同的領悟。

19世紀末期之英國，由於經濟發展，而推動文教之前進，致使倫敦一城便紳士淑女（ladies&gentlemen）滿街，高帽衝天、長裙拂地。失意之士亦可潛往諸殖民地，其尊榮亦擬於當地貴族（見湯因比自述）——衣食足，禮義興，而「現在高格調的口味」遂與之俱來。狄更斯之屬四起，而「《小五義》型」之作品相形見絀，日久乃為時代淘汰之矣。19世紀之末，歐美「低劣」之「說部」，亦豈下一千六百部哉？只是過眼煙雲、經不起時代淘汰而已。當年我國歐美留學生但取其「高格調口味」者而讀之，于低劣草根作品不屑一顧，結果見賢思齊，乃崇洋、西化，而認為「一切非西洋傳統小說，在中國的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了——此種向善之心，亦文人之恆情也。

前文已敘明言情與社會小說古已有之，然何獨盛于都市小資產階級興起之後歟？說來亦無啥深文大義。

所以我國「古裝」的設計也確有其超越時代的「客觀的美」。時至民國，還有個酷愛古裝的留學生馬君武歌頌它是「百看不厭古時裝」。服裝設計師曹雪芹，他顯然與馬君武有同好，致使榮、寧二府的主子穿的幾乎（著重「幾乎」二字）都是「古裝」，賈寶玉這位貴公子初見表妹，便是個（夾雜少許胡服的）古裝公子。他的高雅華貴之像也被所有替他「造像」的畫家——從清末的版畫、石印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水彩畫——幾乎「造」出千篇一律的古裝之像。

你說寶玉因年經，初見林妹妹時還拖條「辮子」，長大了就沒有了。那麼，讀者賢達，您就錯了，賈公子在「怡紅院」一天到晚都拖著辮子呢！

戲曲、小說之興起，必以小市民之「需要」為基礎——否則只限於貴族之「梨園」、宮廷之「秘籍」（今日吾人于海外仍可欣賞巨冊繪圖足本殿版《金瓶梅》即屬後者之一種）；無小市民之社會基礎，則戲曲、小說便無大眾化之可能。吾人熟讀歐洲史，固知此理，中外皆然也。

如此看來，寶二爺不但在家中「不出門」時總拖著辮子——湘雲替他梳辮子也不是第一次了，他出得園去，和一些小戲子、小相公胡來時，也拖著辮子，並把辮子上珍貴的飾物偷偷地送人了。

賈寶玉拖辮子是肯定的了。問題是曹雪芹把他（她）們一切「古裝化」矣，為什麼卻捨不得把美男子寶二爺的「豬尾巴」割掉呢？須知雪芹雖愛「古裝」，他也愛他那18世紀清朝極盛時期高級社會裡的「時裝」，雖然這條「松花大辮子」的男人「時裝」，在我們有「現時觀念」作祟的讀者們看來是「七醜八怪」，但是縱在20世紀初元，它還是「美」得很呢。請聽「我的朋友」李宗仁先生剪辮子之前的回憶：

敬梓、雪芹同時、同鄉（雪芹南京人，說南京話，《紅樓夢》中辭例至多；敬梓安徽全椒人，寄居南京。全椒實南京之「郊區」也，口音相似。胡適每好說「我的安徽同鄉吳敬梓」，其實胡適的「徽州」土話，吳敬梓聽來，一句不懂也。而吳敬梓倒是曹雪芹的真正「同鄉」），二人又有同好，性格狂狷、反抗，亦復相同。雙方均中年「食粥」而死，也大同小異，可惜一南一北，正如莊周與孟軻，兩位才人，終無一面之緣。然二人均以不求之名而名垂後世，斯蓋當時知識分子風氣使然。清末文人有評梅巧玲、梅蘭芳祖孫之言曰：「所操至賤，而享名獨優！」

以故當我國農業經濟逐步進入都市化了的工商業經濟時，小說作者之體例乃逐漸由著重「聽眾」團體之反應，而轉向「讀者」個體之反應矣。

在此兩極分化之階段，夏氏昆仲（濟安、志清）以西洋觀點治中國小說，講學海外，桃李滿門，加以中英文字之掌握均屬上乘，「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兄終弟及，儼然海上山頭；兩本書出，竟成圭臬ｈttｐｓ://rｅaｄ•９９csｗ•coｍ，以海外「極右」崇洋之言論，與大陸極「左」普羅之教條相對抗，亦是「以一人而敵一國」，不才亦時為吾友志清之豪氣而自豪焉。

著稗官野史、寫言情小說，在18世紀的中國雖非至賤，終非高尚職業。文人學士才人如曹雪芹、吳敬梓者，竟願破產為之，蓋從所好，而群眾亦好之——亦如清末民初京戲界之票友，爾自好之，台下好之者亦眾也。

芹溪為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而社會科學家，諸「夫子言之」、「概念化」（conceptualize）之，使吾心有戚戚焉！淺通之、深索之，始知鑽研《紅樓》，亦固有「社會科學處理」之一道也。

其實賈公子原是曹霑筆下的旗人，他平時家居，頭上是吊著條辮子的。

李宗仁在20世紀初年，穿洋服、戴洋帽、上洋操，還覺得「豬尾巴」「十分神氣美觀」；我們的美學大師曹霑，在18世紀中葉，不肯在美男子寶玉頭上「割愛」，是十分可以理解的。這條嵌珠大辮子，在18世紀的曹雪芹看來，是其美無比呢。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還要把我們的大眾情人賈寶玉的頭上加上一條「豬尾巴」，那就不成話了。所以我們的紅樓畫家諸同志便全體動員，把賈公子的辮子割掉了。

須知維多利亞時代之英帝勢傾全球，倫敦一城便遍地黃金，其都市化之發展史無前例。經濟發展推動社會前進，其勢猛、其進速，世無其匹——吾人但知今日海外「五條小虎」經濟發展之速；殊不知較之維多利亞時代之英倫老虎，仍相去遠甚。

70年代「文革」以後，海峽兩岸文禁頓解。前「白馬社」舊人周子策縱，竟能重集海外同好，醵資於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於1980年間召開「第一屆國際《紅樓夢》學術討論會」，而徵文及於下走。予因將數十年久積心頭之「社會科學處理方法」以治「紅學」之法螺舉例再吹之，因撰拙文《曹雪芹的「文化衝突」》，以就正於同文，時以限於篇章，書未盡意。

所以我們敢說，《紅樓夢》實是我國小說走向現代化文學的第一部巨著。她沒有受外界——尤其是西方作品的任何影響；其格調之高亦不在同時西方乃至現代西方任何小說之下。豈非特作者曹霑，天才突出，花樣翻新，亦是傳統農業經濟之社會逐漸向現代化工商業都市轉移之自然成果。曹氏亦如百余年後繼起之胡適、魯迅，是時代潮流衝激下之英雄也。

其實「文化衝突」一概念，於時興「社會科學」上並不只限於兩族（滿漢）之間也。文化衝突亦有古今之時限。新史學上有所謂以「現時觀念」（present-mindedness）處理古事物之大忌，亦即時代不同而引起觀念衝突之一種也——斯于「美學」則尤為顯而易見者。雪芹之撰《紅樓》放諸主角服飾之設計，此一「衝突」即彰明較著，而每為一般讀者乃至為紅樓男女「繡像」之藝術家所忽略，舉例以明之：

一個讀者個體，他從小到老、從華南到華北、從小學到大學、從國內到海外、從大陸到台灣、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由於生活經驗的變換、知識接觸面的擴大，他每次讀《紅樓》也會「別有一番滋味」。

胡適之先生為一純文化史家，對社會經濟之發展而加於文化變動之影響既無興趣，亦無研究，渠每以「白話文」之易於推行、易於學習，實由於早已有通俗白話小說如《紅樓》、《水滸》等為之先驅。他說來似乎事出偶然，對推行白話，是「天助我也」，所以白話文一經渠提倡，則群眾以此等通俗小說為教科書，風行草偃，遂遍傳天下矣。殊不知白話小說之興起，實市場經濟之發展有以促進之，非我安徽老鄉吳敬梓、山東老漢施耐庵之才足以壓倒狀元滾滾、名士如潮之蘇杭才子也——經濟發展帶動社會發展之文化進步使然也。

入關百年後，滿人已泰半漢化，入境從俗，一切從漢家制度，唯獨纏足一項rｅａｄ•９９ｃｓw.ｃoｍ，以其太痛苦、太野蠻，而終未接受。曹氏本漢家子，而早入旗籍，從旗俗。入關恢復漢家舊儀，一切心悅誠服，獨對纏足一項，《紅樓》作者發生了心理上的「文化衝突」而無法處理。芹溪若使寶、黛、春、雲諸美盡纏其足，豈非人間慘事？而雪芹述筆之初，「脂硯」以次讀者或男或女，幾全系滿人，對此慘事，何能接受？

今日名重海外之蘇州才子夏志清教授，講學著書，英語之外，亦非用「江北話」不可。此非夏氏忘本，不愛其「吳儂軟語」——軟語吳儂，夏教授愛之深、慕之切也，舍之而用「江北話」著書者，亦市場經濟之發展使然也，設夏氏亦以其鄉賢之《九尾龜》文體述稿，則志清亦難免「賒酒食粥」矣。

《紅樓》第三回，黛玉初見寶玉時，且看這位「衙內」所穿的衣服：

大學時代，在防空洞再細讀《紅樓》，筆者便覺得它在文學之外實在也是一部社會史巨著——是反映我們那個兩千年未嘗有基本變動的儒家宗法社會的綜合記錄。

近年來吾友「滿洲國人」、「歸化」入「台灣籍」之劉添財君，每與「台獨作家」作血肉模糊之筆戰，然雙方戰書所用之文體，仿似《水滸》、《紅樓》為範本而相互肉搏之。設「台獨」諸子舍我江北土語不用，而用其「台灣（福佬）國語」以敵添財，則諸公固早已棄甲曳兵矣，「獨立」云乎哉？

金聖嘆（1608～1661）便是職業文學批評家之一代奇才，置金君於世界任何文學批評圈內，其才亦不多讓，金某如不中年被害，則渠在文學批評上之成就，當更不可限量。然何以17世紀中期，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姑蘇能出一金聖嘆，斯亦社會經濟發展之結果也。

所以中國白話小說，由於市場經濟關係，非精通「官話」（普通話）者，不能執筆也。

蒙人入主，中原諸省備受荼毒，獨于揚州及蘇杭一帶優渥有加，未遭嚴重損失，國史與私人記述記錄均詳。西人馬可·波羅亦親見之。

此一「兩極分化」之可悲者，則為雙方均否定傳統、爭販舶來而互相詆辱，兩不相讓。可悲之至者，則為彼此均對對方之論點與底牌初無所知，亦不屑一顧，只是死不交通，以為抵制，因此偶有辯難，均知己而不知彼，而隔靴搔癢矣。

總之，《紅樓夢》為我國近代最偉大之文學巨著，不可全以西洋「標杆」（yardstick）做測量之準繩也。誤以洋人之皮尺量我黛玉之「三圍」，而謬說林姑娘「一圍」及第，「兩圍」落榜，我終為瀟湘妃子不平也。

這一下，豈不糟糕？原來天下第一美男子、古今美女夢中的「白馬王子」，原來腦殼之後還拖了一條怪模怪樣的「豬尾巴」（pigtail），這成何事體？所以一切繡像畫家、水彩畫家——包括北京出版的英文版「紅樓插圖」和名家題詠的「紅樓月曆」，都「辛亥革命」起來，把美男子賈寶玉的「豬尾巴」剪掉了。

此種說書人之腳本，雖亦為「讀」書人所喜愛，然其撰寫體例與特色，則著重於「聽」眾也。「聽眾」情緒之反應，為著作者最原始、最緊要之考慮，至於個體「讀者」之如何反應，則初不在編書者慎重考慮之列也。

這一過渡期之名著以《儒林外史》開其端，而以《紅樓夢》定其型。經過「十年辛苦」撰寫的《紅樓夢》，前些回還有些傳統「聽的小說」的習氣，其後（包括高鶚的補綴）就完全是以「看的小說」現代化的新姿態出現了。

不信且看第二十一回，那個小無賴看到漂亮的表妹史湘雲剛梳完了頭、洗完了臉，他不但要使用湘雲用過的髒水，還要湘雲替他梳頭。那個爽快的丫頭湘雲不幹。

聖嘆死後之百余年，歷九_九_藏_書經雍正、乾隆兩朝（1723～1795），正值公曆之18世紀，亦清室之極盛時代，帝王與上層士大夫之沉湎於金石書畫、四庫典籍，而民間之沉迷於言情小說、悲喜戲曲，不特時人有紀錄明文，吾人亦可於想象中得之。斯時江南出版業之盛極一時，毋庸贅言；小市民之愛好讀品，亦舉手可得，讀小說自是一時風氣。

寶玉這位貴公子這時所穿的是一套傳統中國自唐及明的「古裝」。我國「古裝」經過兩千年以上的不斷改進，在設計上對「美」的研究，加上絲綢製造業在發展中的配合，真可說是登峰造極。它對一個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官僚大帝國中上層社會中士女的打扮，真是美不勝收——和邊疆的少數民族相比，我們實在是太高級了、太美了。

試問雪芹、敬梓之作，置於現代任何語言、任何說部之間，汝能因其以「卑微的口述出身」，便不能「迎合現代高格調口味」乎？雪芹為之，「食粥」而死；敬梓為之，老病窮愁，吾皖人以為「子弟之戒」！文學上接班無人，經濟發展未能突破有以致之也。

傳統「白話小說」不特語言之使用有其必然性，其文章體裁發展之規律亦隱然可見。清朝末季之章回小說多至一千六百余部（筆者不敏，幼年即讀過數十部），然就西方文學標準看來，除《紅樓》、《水滸》等數種之外，幾無可讀之篇。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讀洋書，以夷變夏，便以中國白話小說藝術成就之「低劣」為可恥（見夏著1967年出版的英文《中國古典小說導論》），並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適之明言暗喻，以稱頌「西洋小說態度的嚴肅與技巧的優異」。

憶某次筆者與一加籍同文共乘一國人自辦之國際航機往大陸旅行，見其糟亂，內心亦頗有崇洋自卑之心，而同行友人之見識則高餘一籌。渠以為機中之糟亂，航空公司固應負責，然乘客之低水平，亦是致亂之源，而乘客之低水平，則由於其平時家居生活水平落後有以致——斯真一語破的！

我國沿海城鎮之大規模都市化，始於《南京條約》后之五口通商。既有千萬麇集五口之小市民，章回小說泛濫至一千六百余種，則亦是市場商品興旺之常情，不足怪矣。

16世紀之初，西、葡兩國中分天下，沿海城鎮首先都市化，而平民文學亦隨風而起，非偶然也。然西、葡兩國好景不長，後來居上則英吉利也，法蘭西也。無十八九世紀西歐之重商主義、工業革命，即無蓬勃之西歐說部文學，可斷言也。文學為時代之產品，所反映者為當世之社會生活與人民心態。故治西洋文學史者，如對西洋史學與西方社會之發展狀況初不經心，而一味以文論文，則未有不緣木求魚者也。治中國文學史者，如對「中國社會發展史」毫無概念，只一味批卷子看文章而臧否作者，則批者縱滿腹洋文、全盤西化，亦終不免八股習氣也。

然唐詩、宋詞、元曲之後，何以異軍突起，章回小說頓成兩朝文學之中堅，時至清末，書目竟多至一千六百余種，直如野火之燎原，一發不可收拾？諸文學史家則均瞠目不知所對。晚近諸大家粗通漢籍、論文海外，竟以兩朝顯學比之歐西作品，直是糟粕之與珠玉，簡直不屑一顧，則尤為不可思議。

大學結業后，留學美國，亦嘗與愛好文藝之同學合組白馬文藝社自娛。斯時適亦僑居紐約之胡適之先生，曾戲呼之為「海外第三個中國文藝中心」。同仁每談《紅樓》，予亦屢提「社會科學處理之方法」（social science approach）應為探索《紅樓》方式之一。新紅學之考證派，只是研究者之起步，為一「輔助科學」（auxiliary science），而非研究學術之終極目標也。其時海內「階級分析」之說正盛極一時。「階級分析」亦「社會科學處理」之一重要方面也，偏好之，何傷大雅；罷黜百家，則托拉斯矣。

食色性也。「寶黛之戀」，兩千年來，何代無之？而「金玉之緣」，因「父母之命」而「終成眷屬」——在筆者這一輩以上的老人，除了「私奔」之外，亦絕無他途可循。結兩千年婚姻制度之總賬，曹霑真是第一支筆。

但為個體「讀者」著眼的「看的小說」，則上述一切皆可豁免，而重新設計布局矣。而此設計布局亦以千百萬「讀者」之興趣為依歸。若只顧「作者」雅興如敬梓、雪芹者，作者遂不免賒酒食粥矣。

同樣的，我國的「卑微的口述出身」之白話小說（如今日在大陸仍一枝獨秀的《小五義》）之不能「迎合現代高格調口味」，其取決於「作者」之水平者寡，而取決於「讀者」之水平者多也。然讀者水平之低，則「經濟發展」之未過關實有以致之也。

作為一個對社會科學才剛啟蒙的大學生，筆者在大學時代便體察出，社會科學上所揭出的「文化衝突」的概念，便是曹雪芹這位第一流天才服裝設計師，終使大觀園中諸姑娘、奶奶都變成「半截美人」的癥結所在。滿人天足，也可說痛恨纏足。康熙帝曾下詔禁止纏足，然終以入關不久，為使漢族九-九-藏-書臣民休養生息、「不願擾民」而中止。

志清昆仲在海外文學批評界之崛起，正值大陸上由「批胡（適）」、「反胡（風）」、「反右」、「四清」而「文化大革命」雷厲風行之時，結果極「左」成風，人頭滾滾；海外受激成變，適反其道而行之——由崇胡（適）、走資、崇洋而「極右」。乘此海風而治「極右」「時文」，適足與大陸上極「左」之教條相頡頏，因形成近百年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兩極分化」之局。

說書人時亦有其腳本，書商間亦以此腳本售諸少數市集讀書人以牟利。此但為少數有此需要者作有限度之供應，非今日市場經濟上之所謂通用商品（commodities）也。

吾人今日如試翻當前歐美子弟所閱讀、年出千種之色情、暴力小說（筆者家中地庫即藏有百余種），而喟然嘆曰：歐美當代以其卑微的、暴力色情出身的「紙背小說」，不合我中華《紅樓》、《水滸》讀者之「高格調口味」，豈不大謬哉？

爬格子、寫文章的窮朋友，你爬出來沒人看，你爬它做甚？爬出來，雖「賒酒食粥」，只要有人看，能膾炙人口，自得其樂，也就顧不得許多了——這就是阿Q之所以為阿Q，曹雪芹、吳敬梓之所以為曹雪芹、吳敬梓吧。

反觀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之查理·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以一失學失業、「塊肉餘生」、瓮牖繩樞之子，卻能以文筆高雅、天才橫溢，其年初逾雙十便暴得大名，一生榮華富貴，至死方休！

反之，若使晴雯、芳官、鴛鴦、琥珀……在粉白黛綠之間盡成「鳳陽」大腳婦人，豈不煞盡風景？因此，最佳辦法則唯有秉筆不書，馬虎了事。

筆者幼讀《紅樓》，亦嘗為「焚稿」垂淚，為「問菊」著迷。它是青年人情竇初開時的愛情寶庫，也是學習古今文學的初階——論舊詩詞，則盛唐而後、《花間》之前，芹溪之作品亦足以亂真；論白話文，則胡適、魯迅亦難望其項背。老實說，在筆者這輩「五四」以後出生的「作家」，它對我們都是新舊文學習作的啟蒙教科書。

我國社會經濟之都市化實始於南宋。殘趙雖偏安一隅，然其在工商業經濟上之成就則遠邁漢唐。其經濟中心則為運河南段、長江下游、太湖沿岸之三角地區。

須知世界各民族各自有其特殊的文化傳統、獨特的社會發展之取向——「經濟發展」（有別於「階級鬥爭」）實為推動社會文化變革之主要因素。「經濟發展」（由農業及小手工業向大企業式的經濟發展）之過渡期如不幸停滯，則一切社會變革均屬枉然。此一關如能順利闖過，則一切體制之現代化均可迎刃而解——文學不能例外也。

不才落筆至此，必須鄭重指出，值此文化過渡期間，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崇洋、學洋、西化……並非壞事。此一崇洋傾向，豈獨文學批評而已，政治改革猶然。試問當年政治革命時期，不論偏左、偏右，何一而非崇洋、學洋、西化也哉？胡適之說得好：「我們事事不如人！」吾豈好變于夷者也？吾不得已也！但是不論政治改革也好，搞文學批評、文學創作也好，崇洋、學洋都只是過渡期間的事，如一味認為非「洋」不可，則佛家所謂「著相」、革命家所謂「教條」，則不足取矣。

大學中期，膽大心粗，不自藏拙，竟於史系學刊上撰寫萬言長文曰《淺論我國腳藝術的流變》以申述之。大觀園中，諸姑娘、奶奶之「腳」，固均在詳細玩摩之列也。惜戰時印刷不易，拙文迄未流傳，終至遺失，迄今念之。

東西相較，何曹氏、吳氏命途之多舛，而狄氏則幸運若斯也？社會經濟之發展，推動一般讀者「高格調口味」有以致之也。

古人所謂「上國衣冠」，所謂「滿朝朱紫」、「襟袖飄香」……「裙拖六幅湘江水，鬢聳巫山一段雲」，都不是空吹的形容詞。它和「四夷」的服飾相比，那「上國衣冠」確是太高雅了。後來滿族入主中原，原曾有「易服」之議，可惜「美學」終於敵不過統治者的「自尊心」，而使「馬蹄袖」、「豬尾巴」把我們醜化了兩百多年。

需知戲曲、小說均為構成人類文明社會生活成分之一部，深受社會經濟「供需律」（law of supply and demand）之支配。戲曲、小說古已有之，然其「大眾化」（socialization）則有待于現代都市化工商業社會（urbanization）之崛起。有都市化之工商業社會，始有小市民階級之壯大；有壯大之小市民階級，始有小市民精神文明之「需要」，有此小市民之「需要」，始有應運而生之「供應」。

以故我國傳統小說實自顧慮聽眾情緒之「聽的小說」始，而以顧慮個體讀者情緒反應的「看的小說」終。

以舉國務農之大帝國，偶有城鎮，包括其國都，均為文盲麇集之農村市集而已，與現代經濟之都市化，在性質上則迥然有別矣。農民原亦有其精神文化之需要，此需要則由職業化之講書人、講古人、說書人及夏志清教授所謂之說話人（見夏著《中國古典小說導論》）以供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