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那些「寨」和「圍」在以前也都是一種宗族組織。不特此也，我們合肥那些所謂大族還有個總根，這個總根據說發源於江西省的一個小鎮叫「瓦礫壩」（「礫」字，合肥土音讀「折」）。

郭寄老在合肥的祖居距舍下才三英里（紐約市上只六十個街口），我早年便聽說郭府也是瓦礫壩老移民。至於鄭將軍和曹夫人遠祖是否亦來自瓦礫壩，我未及一問。但據我按比例推測，那天我們在郭府歡敘的十多隻「老母雞」，可能有一半為瓦礫壩之苗裔也。

這種干法，在大清帝國里是有腦袋搬家的可能性啊！然而相反的，我們李中堂卻慌了起來，趕快請客賠禮，才終使誤會冰釋。

這句話漫說是那個專制時代，就在今日國共兩黨治下，十三級以下的小幹部也是說不得的啊！他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撞了半天，那個小知縣火了，竟然拂袖而去，抹了李中堂一鼻子灰。

「唐家圩」是個什麼東西呢？我原先是在其中度過童年的小主人之一，卻不知其所以然。等到進了大學，學了歷史，抗戰末期返皖，步行通過黃淮大平原——尤其是通過一個據說是穆桂英挂帥的地方的穆家寨（后因穆氏式微，寨已換了主人，也換了名字）——我這個對社會史有興趣的歷史系畢業生，才頗有所悟。

楊振寧和我一樣，也是一位「合肥老母雞」，雖然他能講一口「京腔」的國語。在他獲諾貝爾獎之前，我們在普林斯頓便認識了。認識的原因，大概是我那口鄉音未改的合肥話吸引了他的好奇，我二人一敘，竟是抗戰初期的中學同班。當年為戰火所迫，他自北平、我從南京先後轉學故鄉。但是他父親是清華大學的名教授，所以他在合肥盤桓不久，便轉學到昆明去了，後來由統考考入西南聯大。我是個鄉巴佬，逃難時只好死守著學堂，在敵人的機槍聲中，穿著草鞋，翻山越嶺，逃到武漢。由所謂臨時中學改編成「國立安徽中學」，再次改成「國立第八中學」落戶湘西。後來我在湘西參加統考，考入中央大學。

瓦礫壩難民，填河築壩，終於找到了「這個地方」，也太富於傳奇性了。可惜他們沒有教主，也沒有個上帝，否則他們一定也會有感恩節（Thanks giving Day）、受難節（Passover）一類的宗教儀式出現——難民原不是好當的嘛。事過境遷，回首當年，感慨系之，便有種種的心靈反應出現了。ｒeａd•9９cｓｗ•ｃom

不過那晚振寧兄和我也談了很多——我二人談的卻是《傳記文學》。

在這段小故事里，這個小知縣的無禮，和這個總督大人的風度，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但是你如果知道他二人都是瓦礫壩難民的後裔，那也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

瓦礫壩難民不信上帝，上帝也不救急。所幸他們人多，人定勝天。當他們碰到一河難渡之時，他們乃每人找了一塊瓦礫，結果投瓦斷流，便造出個瓦礫壩來，才使他們自江西安抵合肥。

我們那個「唐家圩」，那時便已存在，因為地居要衝，居民住戶被張獻忠殺得一個不留。原主人姓啥名誰，誰也不知道——縱使他們或有姓名文件留下，那些自瓦礫壩逃來的難民貧農可能也是一個大字不識。他們搬進去暫住之時，只見死屍遍地，他們搬走死屍，拿起人家留下的鋤頭，干起老活，就當起「中農」來了。

前不久我們又在一位朋友家見面了，那也是我第一次拜見他的老太太——楊伯母。我見她老人家，她老人家見我，真備感親切，因為這老人所說的話和我母親所說的幾乎一模一樣。這在故鄉三萬里之外，是不易聽到的。

所以從各種史跡來推測，當年從一個不知何處的瓦礫壩集體逃亡、後到合肥集體定居的難民，一定是為數可觀的——從幾百人到幾千人之多。其逃亡故事很有點像三千年前，摩西教主率領猶太難民逃亡的《出埃及記》：當他們前有大海、後有追兵，正在絕境之時，忽然上帝指點，一海中分，現出條康庄大道來，才把他們渡了過去。

他們集體在合肥定居之時，也頗像美國摩門（Mormon）教徒在教主普里翰·楊（Brigham Young，1801～1877）率領他們在鹽湖城（Salt LakeCity）定居的故事一樣。他們數百人漂泊經年，楊教主忽然找到了鹽湖城，乃大呼一聲：「就是這個地方！」（This is the place.）他們就住下了，一住到今天，傳為歷史佳話、人世傳奇。

可是陳公今日縱使對我加倍發還，我對他二人那晚的對話仍然是一竅不通。

華裔人類學家許琅光教授曾寫過一本書叫《宗族、種姓與社團》（Francis L.K.Hsu，Clan，Caste & Club.Princeton，N.J.，1963.）來比較中、印、美三個社會結構之不同，而說明中國社會結構是以宗族為重心，不像印度人之側重宗教階級和美國ｈｔｔps://ｒｅad.9９ｃsｗ•cｏｍ人之注重「俱樂部」。

振寧告訴我，他在人民大會堂做七次學術講演，那一天是第七次，晚間無事，大家可以聊聊。

嗚呼，瓦礫壩究竟在江西的什麼地方，吾合肥佬不知也。但是傳聞異辭，故事卻多著呢。

以上便是當年瓦礫壩難民子孫的一支——也是代表性相當強的一支——三百年來興亡的簡史，其他各支的遭遇應是大同小異的。

振寧兄不棄，對德縜兒子將來學習的方向頗多指點。他們都是搞科學的，德縜的專業是電子工程，俗名「電腦」的科學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吧。據她美國同行對她的推許，認為她那點點電腦知識在美國相同等級工程師的薪金至少是十萬美金一年，而她在長春的每月工資只有人民幣九十元（約合美金二十五元）。所以我這位女工程師的妹妹似乎學得也還不錯。

我們的合肥佬，既然很多都是集體逃亡、集體定居的難民後裔，他們難免也保留些當年難民祖宗的遺風。這遺風所表現的一面，便是合肥佬一般都氣度甚大，不計較小節。這一點往往是其他地區的朋友們所不能及。

他們一直在等候原屋主歸來，以便物還原主。可是原屋主顯然已經死光了，永不歸來；他們乃在新朝註冊，取得產權，一住便住了兩百多年。直到19世紀50年代，他們又碰上了一次農民大起義。可是這次起義的新領袖，沒有張獻忠那麼凶。這些貧下中農乃自己組織起來，來個反起義，和起義北上的貧下中農拼殺起來。結果起義的被反起義的打垮了。反起義的頭頭們，從一字不識的貧下中農，數年之內，都變成了「淮軍將領」、「同治中興」的高幹，並把那些「敗則為寇」的王侯們的金銀財寶瓜分了，納入私囊，搬回老家，大修府第，猖獗一時。

我們姓唐的這群貧下中農，又怎麼扎了個「唐家圩」呢？這是中國社會史學上一個有趣的題目，說來話長，足夠寫篇博士論文。

筆者在美國參加了「旅美加安徽同鄉會」。會友中凡屬祖籍合肥而知道祖宗背景的，幾乎都說遠祖來自江西瓦礫壩。前年訪台，承現「國防部部長」鄭為元將軍和鄭曹蕙玲夫人召宴，嗣又與「旅台合肥同鄉會」鄉賢王秀春先生等十餘人，歡敘于「國防部前部長」郭寄嶠前輩家，一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歡樂無比。

楊兄和我這位幼妹究竟談了些什麼物理學，我已全部忘了。不忘了，那也是牛聽彈琴九九藏書——雖然我這位老哥當年考大學時，據朋友們替我在「教育部」所查原卷，物理也曾考一百分，但是被一些不講理的大主考硬扣成八十分，理由是我在湖南區考的統考，湖南區閱卷分數松，所以被扣了百分之二十。這一點我至今不服，還要繼續向陳立夫老伯抗議！英漢史地，您扣掉我二十分小子何敢吭一聲？但是數學、物理硬邦邦，怎可胡亂地打我折扣呢？

這次正好我的幼妹德縜亦在北京。德縜是學汽車製造的，她和丈夫朱子智都是大陸上自製的最神氣的「紅旗牌」轎車的骨幹設計師。二人都是高級工程師，子智更是長春第一汽車廠深圳分廠的總工程師，二人也都曾分別領隊出國訪問，到過日本和美國。

瓦礫壩在咱合肥前賢中被懷念了三百余年。很快地，他老人家就要在我們子孫的記憶中消失了。

我們北京之會，振寧兄對「我的朋友」胡適之、李宗仁雖很熟悉，但他對他老太太口中的「唐家圩的，唐家圩的」是怎麼回事則不甚了了，問我是怎麼回事。

據說李鴻章做兩廣總督新上任時，他屬下的司道知事等循例都得親來衙門遞「手本」「請訓」。這些請訓小官中居然有個小知縣是李的同鄉合肥人。李乃以鄉音向他開玩笑說：「你在這裏做縣官做了這麼久，地皮颳了不少吧？」誰知這個小知縣不太懂林語堂式的幽默，竟然頂撞說：「你當總督颳了多少大地皮，就不能讓我小知縣刮點小地皮呀！」

楊振寧這個物理學泰斗居然也是《傳記文學》的長期讀者，這倒使我頗感意外。在《傳記文學》二十五周年紀念之時，我得向「劉傳記」報告這個好消息。下次楊公蒞台，「劉傳記」對這位不平凡的讀者，應大請其客才對。

「唐家圩」這個古老而神秘的東西現在是在地球上消失了，也永遠不會回來。前幾年台北有位讀者寫信問我「家在何處」，我回她說：「……家在吳頭楚尾，欲飛還，怕繞空梁……」那時我還是估計得太樂觀了點，其實我這個「家」被挖土三尺，夷為平地，哪還有什麼「空梁」好繞呢？

不過，近三十年來，承振寧兄不棄，在不需「殺入重圍」的場合下，我們還是不時往還的。一次，他身懷大筆獎學金，代表「紐約州大」來招兵買馬，我代表「紐約市大」來接待這位施主，並多少求點情，還把我一個學生送入州大研究院去讀史學博士學位。

其實在我們那一帶扎圩子的也不只我們姓唐的一家，沈從文的丈人家張家也是一個。另外還有個「劉家圩」（出了個麻子寨主劉六郎，在台ｈttpｓ://rｅaｄ.９9ｃｓｗ.cｏｍ灣還有個銅像的劉銘傳）。除此以外還有個「周家圩」，合肥東鄉還有個「李家圩」出了個李鴻章……真是欹歟盛哉。

與振寧兄一夕之談，使我覺得這位諾貝爾獎得主，平時我們雖往來無多，但他對我這位小同鄉、老同學並不陌生——他知道二三十年我在幹些啥子——我寫的那些破銅爛鐵，他居然也看過，而多半都出自《傳記文學》。

瓦礫壩才是我們大多數合肥人遠祖之所自。至於我們族譜上那些什麼唐堯虞舜、老始祖、大名賢，都是修譜時撰譜序的文人胡吹的。在下的始祖不是什麼「周成王」、「小弱弟」、「封于唐」的皇族。我唐某人真正可考的老祖宗，原是在瓦礫壩耕田種地的老農民。這才是可靠的「信史」。

前年，大陸的名作家、其後出任文化部「尚書」的王蒙也曾問我，他四訪紐約，為何難得一晤，我也告訴他相同的故事。這是人際關係，活生生的事實嘛。社會學家如有興趣，把這現象概念化一下，也可得出某種某種的「定律」來。

德縜聽說我與楊振寧這位大名人有約，大為高興，一定要我也帶她去看看楊振寧，她除去要瞻仰這位諾貝爾獎得主的風采之外，還有另一個目的——要去「問問道」，因為她的兒子朱工今次高中畢業，在吉林省會考，考了個「解元」——物理第一名，全國統考也名列第七，在全國大學聯考中，免試升入北大或清華物理系，他選擇了北大。這在今日大陸統考那種瘋狂的競爭之下，簡直是不可想象的。兒子既然也學物理，那麼媽媽要向楊振寧請教，當然是順理成章的——在約定時間，我們就一起晤面了。

後來楊兄一舉成名，得了諾貝爾獎，成了個聞名世界的大偉人，交際圈一下擴大百十倍，應接不暇。這一來我們反而疏遠了。不是他貴易交，而是我這位小老鄉、老同學不想去找他了，理由很簡單：不想「殺入重圍」。像楊兄這樣的名人，到任何地方，圍他的人都是一圈一圈的，你想「一親芳澤」和他握個手，就得勇往直前去「殺入重圍」。花了這麼大的氣力「殺入重圍」，如果去和漂亮女明星接個吻，那還值得；「殺入重圍」去和楊振寧拉一下手，那我就不幹了。不幹，就疏遠了。

振寧在校時間太短，沒有參加逃亡，所有老師和同學的名字他都忘了，只記得「學生程度很整齊，老師陣容也很傑出」。我自己受惠極深而念念不忘的一些老師的名字如沈沅湘（數學）、沈蘭渠（化學，綽號「老猛」，合肥城關話「某」字說成「猛」字。沈老師是城關人，故httｐｓ://read•９9csw.ｃｏm有此雅號）、鮑哲文、張汝舟（國文）、施伯章（英文）、劉毓璜（歷史，現在還在南京大學教授歷史）……諸先生他已記不清了。

去歲我們北京之會，振寧還學他母親用合肥話說：「啊唐德剛，唐德剛，唐家圩的，唐家圩的。」（「圩」，土音讀「圍」）

張獻忠不是像今天左翼史學家所說的那麼可敬可愛——只殺地主，不殺農民。他是逢人便殺，不分貧富的。殺到後來無人可殺時，便宰殺自己的小兵以泄其殺人之欲。他從我們敝省過了一下，一路上便把老百姓殺得精光。

「圩」這種東西在河南叫「寨」，在陝西或許叫「圍」——毛澤東在長征途中，就曾打過這種「土圍子」——在我們江淮之間則叫「圩子」。它是黃淮一帶平原之上，動亂歲月里（中國歷史上，有幾年無動亂？），農民聚族而居、紮寨自保的一種東西。某年「穆柯寨」里出了女寨主桂英，她看中了鄰寨里一個漂亮青年楊宗保，一時芳心大動，乃帶領嘍啰一下把宗保擄來，強迫他做「午夜牛郎」，和一個又老又丑的女寨主結婚，那可能就是《穆桂英招親》這齣戲的本事了。

去年（1986年）6月初，一次我正擠入北京飯店擁擠的電梯自上而下時，忽然背後人叢中有一乘客伸手在我肩上敲了兩下。我回頭一看，發現竟是楊振寧教授。他住在五樓，我在三樓，他先入為主，便被擠在電梯的後面了。老友「異域」（！）重逢，「他鄉」（！）遇故知，十分高興。

今乘《傳記文學》四分之一世紀大慶，來「尋根」一番，倒不失為民族學（ethnology）上一宗有趣的研究。

話說大明帝國末年，由於政治窳劣，民不聊生，發生了農民大起義。這次大起義的頭頭之一便是陝西延安府人張獻忠（1606～1646）。這位張大王嗜殺成性，他于崇禎八年（1635）率軍攻入皖北，焚明皇陵于鳳陽，然後從鳳陽南下，自合肥、舒城、桐城、懷寧……一路殺向湖北、江西而去。沿途被他殺得赤地千里，天日無光。

我們那次逃難是舉校搬家的，全校老師和數千男女青年都穿著草鞋，踢踢躂躂地跑到後方去，十分羅曼蒂克。這些當年的草鞋青年，今都垂垂老矣。前不久還有老同學女詩人闞家蓂（匹茲堡大學名教授謝覺民的夫人）填詞憶往事，並寄給我要我狗尾續貂，「和」她一番。我「和」她些什麼歪詩，記不得了（據說家蓂還保存有原稿），但其中有兩句我還記得是：「三千小兒女，結伴到湘西。」這三千小兒女中，就包括了楊振寧當年的整個老同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