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知道什麼叫『二五減租』嗎？」叔倫問一窠看來聰明、實是糊塗的姑娘們。

文孫的二叔林仲才，則是「庚款留美」，回國后一直在「上海開廠」，有職工千人。北伐后南京地產漲價，他在南京「炒」了一陣地皮，蔚成巨富。三叔叔通，同濟大學畢業后留德，曾在克魯伯廠任實習工程師。三十年代由大學教授轉業兵工，入「軍委會」遞升為兵工署陸軍中將。林家莊內一批新式武器，尤其是德制「駁殼槍」二十余支，便是林中將以對抗「紅軍」為借口，取得軍委員執照運回的。

「三哥，」李蘭說，「你又不是替美國CIA工作，你問這些事幹嘛呢？」

「小瑩那時在什麼地方？」文孫問。

叔倫這位已有十二年黨齡的共產黨員，這次是自動請調，銜命而來的。武的任務是發展游擊武裝；文的任務則是發展地下黨的組織。他是本地區的「書記」。凡經他親自遴選訓練的前「政宣隊」老同志葉維瑩、曹文梅等七八人，今次都經過「張地委」介紹正式入黨；朱三媽、李七爹都志願列入「預備黨員」；李蘭、小和尚、王秀英、塗全勝等則加入「青年團」；張得標、李連發則由「新四軍軍部」加派「游擊隊正副隊長」軍銜為「外圍」。張書記認為「煙撣帚張三」的「問題比較嚴重」，暫不加委，借口是「先戒煙癮再說」。

「指導員不是也說過嘛。」小瑩補充了一下。

所以張叔倫認為他工作的當務之急，第一便是對「自衛隊」那批烏合之眾，加強「思想教育」；第二便是根據共產黨的「蘇區經驗」，抓「基層組織」，因為國民黨「干訓團」訓練出來的一些「鄉鎮幹部」已逐漸形成一種新官僚體系、新地主階層——他們不但與當地農民脫了節，與老地主（如林放鶴堂）也有尖銳的矛盾。這種新官僚、新地主，可能比舊官僚、舊地主更為可怕。

但是那心直口快的李場長倒未體會出教授的戒心，她說他們自「皖南事變」之後，整個組織是被趕到蘇北去了。但是他們領導幹部們，尤其是小和尚，卻常時回到縣城來，指導柳和集一帶基層群眾（像小茅匠那樣的同志），展開工作。小和尚那時才十三四歲，長得一年一個樣子，縣城中人沒人認識他，可是在柳和集，恐怕就有人認出了。

最嚴重的還是佃戶亦人丁興旺，耕地依舊而食用浩繁。加以「洋布」入侵，副業減少，漸漸地便弄得民不聊生。所幸「林二爺」自美國歸來，在上海設廠有職工千余，他竟替他本家的佃農搞出個意想不到的大出路——舍農從工，「跟二爺到上海廠里當工人」。

「我是『黑五類』，五毒俱全，應該遭受清算的。」

「餓死！……」這對文孫又是個晴空霹靂。

「連這個『小茅匠』都是個共產黨！」一次爸爸指著小茅匠告訴文孫。那時爸爸要在「老馬房」之後，添蓋一間茅草「披廈」，好讓帶傷歸來的兒子有一榻之地，所以找小茅匠來幫忙建造。

「實在不知道內容。」文梅笑得很難為情。

「我們的地下管道，消息靈通得很呢！」李蘭說，「不然我們怎麼知道你到美國留學去了呢？」

「我們這兒『三八式』老同志，哪個不知道你？哪個和你沒有朋友關係？」

「三哥，」李蘭笑著把三哥抱住，說，「你在招待所的伙食，就是他供應的嘛——你吃的招待所里的飯很合口味罷！」

「不只是『家鄉口味』呢，」李蘭調侃地說，「是林放鶴堂，林三少爺的口味呢！——好吃吧？」

就拿當時的中國標準來說罷。那時長江流域各城鎮，中學教員的薪金，平均每月銀元一百塊，年薪一千二百元。但是他們林家「文」字輩（文孫是「文」字輩的老三），如坐吃山空，靠地租過日子，他們每年所得，不可能超過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員」。

「就是這話呀，」張指導員說，「國民黨的混賬就在此呀！它能做的事太多了，但是它不做，卻拚命開倒車——你看我們此地什麼『省干訓團』訓練出來的一窠小混蛋，一個個做了土皇帝，一個個做了小地主，把你們的傳統大地主擠垮——他們買田買地、逃捐逃稅、重利盤剝，把捐稅軍糧，全套在大地主頭上。大地主垮了，他們也出不了個林二爺，把無地農民帶到上海去……」

聽完張指導員對林家經濟的分析，那位對林家情況一竅不通的「林三奶」，卻補充說，「他們林家」不只是自農村移植到都市去，也是從農村移向另外的農村。因為「大七少」在蘇州鄉下還有個農場。

「餓死？……」文孫心裏在想而口不敢言，乃換了個題目，問李蘭說，「邢小龍現在在本城嗎？我們快四十年不見了。」

三十年代中期某一農曆新年，他們四兄弟均回庄過年、祭祖。四人乃做個「析產」而不「分家」的「試分」——把全家田地房產，試分為五份。四兄弟各「一份」；未婚四妹「半份」；另留「半份」為莊園「維修費」。這樣一分，則四兄弟每人僅有水旱田六百四十市畝，或一百六十「擔」，約合一百零六「英畝」，而一百零六英畝，在歐美就只算個中農或小農了。

「林家莊」是個什麼東西？它像一棵已經移植到都市的果樹，還有點腐爛了的「根」，留在農村的泥土中就是了。日子久了，「根」爛完了，姓林的和農村也就脫離關係了。向愷然老師替林家莊看「風水」，說它是「離心沙水，子孫四溢」，倒頗有點科學根據呢。

「維瑩啦，」張指導員接著說，「你們林家如果沒有『抗戰』，你們的確『愈滾愈大』，但不是在『土地』上打滾——『轉變期』一過，有錢人的資本，就不會再在『土地』上投資了。鄉下佃農多麼窮困，你能榨出、壓迫出他們身上多少油水來！？」

但是他家究竟有多少「田地」、「世房」、「錢鈔」、「古董」……他也不太清楚——一九*九*藏*書切都得去問張老管家。張老管家是「紅頂子」時代留下的遺老。平時除掉林家在「修橋補路」、「義倉」、「義渡」、寺廟「香錢」、「紅十字會」等龐大開支，他如數家珍之外，他也未對任何人「清」過什麼「賬」。他自己薪金多少，也沒人知道。只是討厭他的「鄭奶奶」，有時揭他的底，說他大兒子是「頭號米商」；兩個小兒子都是美國「麻子電工」畢業的，抗戰前已在上海做資本家。

文孫的七叔、「小七老爺」或「大七少」林季成，清華畢業后入美國哈佛深造。回國后在交大兼過短期課程便改行做「進出口」。大七精通英語、法語、滬語、粵語，兼以為人倜儻，舞藝超群，馭車跑馬，均屬第一流，加以生意興隆、腰纏萬貫，是戰前春申江上、交際場中，有名的小開佳公子。但他畢生以「清華畢業」這一科名，最感自豪。所以在家中花園一角，請五侄婿老同學張崇直設計，建一水畔涼亭，自題其額曰「水木清華」。他並自美國攜回一盒上等「重蔭草籽」，在亭畔辟一美式草坪，自己設計一「水槍」為草地澆水。因此小和尚當年在林家莊落難時，除掉替張老管家「倒夜壺」之外，便是替小七老爺的「草皮」「打水槍」。小和尚討厭夜壺，卻熱愛水槍。

「三年自然大災害中，都餓死了唉！」李蘭說。

「那你們和小茅匠有無往還？」

「三哥，」李蘭笑著說，「關於我們的『黨』和『軍』，官樣文章，都沒什麼可談的。還是你們林家事有趣些，我們還是集中談你們林家和你老婆孩子的事吧——那些故事真談不完呢……」

「你知道哪個『生產大隊』嗎？」李蘭瞅著文孫開玩笑般地問。接著她又說：「就是胡小茅匠的生產大隊。小茅匠聽說你回來了，特地挖著送給小龍同志的。」

「哪有那麼容易！」李蘭也認真地說，「那時國民黨堅持要肅清蘇北魯南——內戰，解放戰爭正在最高潮，你縱使來了，組織上肯定信不了你……」

「……」文孫經李蘭這一反問，不免一怔。他立刻體會到坐在對面的那位精明強幹的女人，已不再是四十年前耳鬢廝磨的童年玩友，她是個「共產黨」！是個中級「共干」，領導數十人，威震一場的「李場長」——這一怔，對文孫真非同小可。

「……」小瑩未搭腔，只是微笑一下，但神情之中，多少也認為文梅所說甚是。

張指導員又感嘆地回憶起來說，當年把「林二爺」揍傷，把他的廠關了一個多月的工潮，他那時也是「地下指揮員」之一——那時他還年輕。想不到十多年後，他竟然訪問了工人的祖母趙婆婆。趙婆婆如知道張某曾教唆她的孫子「揍」林二爺，趙婆婆不也要把張某「活埋」掉嗎？

「七叔的『娘』，還住在那兒。」小瑩說。

「土地和資本不能過分集中，」叔倫說，「這是我們祖先維持社會安定的最聰明的發明。」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國的傳統農業經濟思想家，就是按照這條孔子思想路線來安排其經濟制度的。這種制度不算太壞。相反的，它還有維護淳樸的農業社會的許多優點，美國的民主大師傑弗遜，和十六七世紀來華傳教的耶穌會教士，都曾對中國的農業制度，讚不絕口呢！——雖然這一制度也妨害了中國工商業的發展。

「你們怎麼通消息呢？」

以下便是張叔倫在林家「賬房」，和「林放鶴堂家庭圖書館」中收集的「數據」：

一次東家林二爺自上海返鄉過年，趙婆婆帶了兩隻「風雞」和兩個幼孫到庄中向二爺拜年。林二爺見趙婆婆兩個幼孫眉目清秀、行動靈活，乃帶他們去上海廠內當學徒。誰知二爺這一無心之舉，竟改變了趙家一家的生活方式。兩個孩子在廠中進了補習學校，很快就（如趙婆婆所說的）「一筆滔滔了」。後來二人都做了「領班」，按月寄錢回來養家。二人每月所寄的數目，竟超過三個不識字的哥哥全年勞動所得的總和而有餘——兩個青年工人竟變成一個貧農家庭的「搖錢樹」。

新四軍政治部張叔倫少校直轄之下原有六個「臨時難民收容所」、一所「醫院」，隨張少校而來的地下組織，因而也有一個「書記」和七個「副書記」。昭覺寺這一支部，由張書記提名葉維瑩為「副書記」，小瑩因身懷六甲，不任繁巨，堅辭不就，並改推朱三媽或曹文梅擔任。但是張書記不許。他認為朱三媽是個最理想的工作幹部，但目前不能當領導幹部——她還需要有耐性的「思想教育」來改造。文梅的才能甚強，張書記則認為維瑩的「社會關係」，在目前比才能更重要，勸小瑩勉為其難。

這時文梅插嘴說她上次陪小瑩去林家莊，也在庄內住過三天。文梅的印象是，他們林家的生活「太闊氣」了；而他們的佃農如一個叫「霍大盆」的，實在是「太貧困」了——孩子們連褲子都沒得穿。

「今早我以為在座的全是生人，誰知道有這麼多老朋友呢？」

兄弟們不靠地租過日子，「析產」也就犯不著認真了。那點爛田土，就讓大哥去管管，做做「土財主」，充充「大老爺」算了，逢年過節，大家自都市歸來，脫去西裝、穿上土棉袍，磕頭、祭祖，正如上海「中西」畢業的「大七太」所說的，「真夠別緻」呢！

「……」文孫長嘆口氣，問道，「小聾子現在在什麼地方？」

以一個五百英畝的農場收穫所得，來供給場主的營業利潤和十來個全工和半工的工資，則其利潤不會太小，工資也不會太低。所以在那工商業相當發達的歐美國度里，城鄉之間的經濟差距，不會太大。

「革命嘛！解放嘛！」李蘭也嘆口氣，「沒那種精神，解放戰爭怎能勝利……」李蘭說著嘆了又嘆。

https://read.99csw.com他告訴李場長說，當他於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后第二年）從印度回國返鄉時，只見家鄉一片糜爛，荒田處處，民生痛苦達于極點。那時他父母便告訴他，家鄉到處都是共產黨。連最忠厚老實的趙全財和他的老婆（趙婆婆）的三個孫子，有兩個都當了共產黨。他另外在上海做工人的兩個孫子，也在搞罷工、搞工運。

「我當時便問服務同志：『哪裡來的這種名貴的東西？』他們說是鄉下『生產大隊』送來的。」

「他住在邢小龍同志家，說是小龍愛人的表弟。」

「你們那時如果私下通知我，」文孫認真地說，「我可前去加入你們，帶著老婆孩子，和你們一道『流竄』。」

「二五減租」根據張叔倫的解釋，又叫「三七五減租」，那原是國民黨訂的減租辦法——並未經過詳細調查研究的很空洞的辦法。

「你們和小瑩應該可以信任我嘛。」

「海外關係、美蔣特務——誰敢惹火上身？像我這樣大嘴巴，我也不講；他們要我和田軍『劃清界限』，我也不划。去他娘，像我這樣農村中貧農家庭、烈士家庭出身的『自來紅』，他們一些后加入革命的小『市平』，能把我怎麼樣？但是我不同他們打架——不像朱三媽，她打人『頭頭』的嘴巴，被人把老腿打斷，氣得去『投井』……」

「兒時夥伴，穿開襠褲的朋友嘛……」文孫說來不覺兩淚一溜而下，「……老朋友們，都還記得我呢……」文孫深受感動。

「林仲才在上海是個『剝削工人』的資本家，」張某心中感到十分矛盾地說，「但是在柳和集，他卻被當地貧農看成救人出獄的『觀世音菩薩』——我們對林仲才又如何評價呢？」張某也想不通。

據說林家的第一代大地主「紅頂子」，原是佃農出身，他深知佃農疾苦。一旦身為官僚地主，他並根據大清的風俗習慣，訂了很多「肥田不如肥佃」、「薄租多收」的「規矩」。他對佃戶的身家安全、生活狀況，都頗為關心。加以那時是洪楊大亂之後，農村田多人少，農民勤勞終年，不難溫飽，所以「紅頂子」竟被許多佃農，忠實地看成「恩東」，至少是極少有階級鬥爭的仇恨之心。雙方相處甚得。

有了這個堅強的領導班子，張書記如臂使指地運用起來，西山東區的農村，就逐漸變紅而永不褪色了。

叔倫強調說，一樁事如牽涉當事人「本身的利益」，則絕大多數人（包括你與我）都是「自私」的——只是各人「自私」的程度，頗有不同罷了。有絕頂的自私自利——所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也有輕微的自私自利。有心黑皮厚的自私自利，也有時感臉紅心跳的自私自利。二者的分野，就是「壞人」和「好人」相對的定義了。

「小瑩呀！」文梅調侃她說，「你到現在還說什麼『他們林家』——你這『少奶奶』都白做了，你應該說『我們林家』……」

「不止呢，」小瑩說，「聽說是減掉百分之三十七點五？……」

「維瑩啦，」叔倫特自告訴小瑩，「這個世界不是個單純的『好人』和『壞人』對立的問題。那是個『政治經濟制度的問題』，是個『不同階級對立的問題』啊。」

根據張叔倫的數據，李蘭說，你們林家這個「超級大地主」，完全是個「空架子」。按「轉變期中經濟成長規律」的發展，它會自然消滅的。縱使不通過「抗戰」、「解放」、「土改」這五關六將，它也是生存不下去的。

首受其惠的則是趙全財一家。全財已是林家的第三代佃戶。他祖父是個獨子，種七租田十擔，不但溫飽，甚至可說是豐衣足食。可是至第二代三子四女，十擔田就嫌不足了。全財雖是他家大房的獨子，他自己卻生了兩個兒子、五個孫子。他這一房僅分得佃田三擔（十二畝），養十口之家就很苦了。孫子們有力無田，徒喚奈何，這樣他們就變成貧、僱農了。

可是日月推移，林府人丁興旺，財產相形減少，加以朝奉、管家又上下其手，精打細算，佃東關係乃遠不如前。

「我們那時都在蘇北，」李蘭說，「國民黨把你的老婆孩子，和我們整個基層幹部，在『皖南事變』之後，都趕到蘇北去了。」李蘭唧唧地笑得好開心。她又說：「國民黨說我們是『匪』，我們這群男女『共匪』——包括你那八歲的兒子『小共匪』，都在蘇北、魯南一帶『流竄』！」

「少奶奶，」叔倫開玩笑地說，「我們研究農業經濟的，結論要根據統計數據嘛。」

林文孫博士聽到老友李蘭場長所敘述的，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也是抗戰第二年）共產黨在他家鄉搞地下組織的情形，不禁豁然而悟。

「指導員，」小瑩替他解釋說，「在上海辦實業，吸收貧農當工人，國民黨政府為什麼不做，偏要讓資本家去做——賺錢玩女人呢？」

「……」文孫嘆口長氣。

叔倫認為林文孫這位「公子哥兒」是位有情感、有正義感和有血性的「好人」。他所看到的社會上的不平和罪惡——例如男人欺侮女人的問題，富人壓迫窮人的問題——都只限於他耳聞目睹的小圈圈，是片面的，沒有看到全局，也沒看到徹底解決的方法。

叔倫對小瑩說，他們林家最受人詬病的便是「二爺」林仲才。他私德不修，到處玩女人。但是最能解決柳和集一帶農民基本問題的，還是林二爺的辦法——他如能帶三五百個柳和集一帶的貧農子弟，到上海廠里去當工人，則柳和集一帶的「農村問題」，便可以徹底地解決了。

「那個蘇州農場，不是個真正的農場呢，」叔倫說，「那只是一座上海資本家建在蘇州的別墅！」

「小茅匠呀，」文孫仰起頭來，笑著問他，「你也當了共產黨了嗎？」

「打起內戰來，」文孫深沉地嘆口氣，「情人、同胞，就那樣六親不認！？……」

「國民黨是代表地主利read.99csw.com益的，」叔倫說，「但是它在農村搞垮它原有的政治基礎，卻訓練出一批小地主、小貪官、小惡霸，它會自食其果的！」

「你說那時小瑩是小茅匠的『直接領導』，」文孫又問李蘭，「你們在蘇北，相去數百里，如何『領導』呢？」

「小茅匠不是還有個弟弟嗎？」文孫問。

「他們照例不應該死，」李蘭說，「軍屬嘛，那時小茅匠參軍在西藏。」

「張書記那時是我們山上山下的最高領導，」李蘭說，「也是最忙的人。」叔倫認為山下那個「自衛大隊」只是「烏合之眾」，「遲早要出大紕漏」。那時秋收季節已近，當地原先解體了的國民黨政權，已恢復了「鄉鎮建制」。日本人也搞出個偽政權，使原來的「三不管」的地區，漸漸地變成了「三管地區」，而三方面的目標都是在爭取「秋收」。等到他們由「三管」而「競爭」、而「摩擦」、而「衝突」、而「刀槍相見」，則地方農民就更要遭殃了。

「三哥……」小茅匠抹一抹頭上的汗，傻笑了一下，又去鋪茅草了。

「最倒霉的還是胼手胝足的貧苦農民，」叔倫告訴諸姑娘，「我們要把農民組織起來，來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

「但是小和尚回到縣城，住在哪裡呢？」文孫還是忍不住地問了一聲。

「這兒是我們的『根』，」李蘭說，「國民黨可以破壞我們的組織，但是國民黨挖不了我們的『根』。像小茅匠這樣的同志，國民黨抓又抓不得、殺又殺不得——『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國民黨對我們毫無辦法。」

「我有什麼家當呢？我是個真正赤貧的無產階級，」小瑩微笑著說，「我只嫁了個『大地主的兒子』就是了。」

「我以前在金大和洋人一起搞『農村調查』時，也是這麼想，」叔倫說，「現在看過林家賬房裡完整的資料，我的看法，也有改變。」

但是傳統中國，沒有傳統歐洲的「長子繼承製」——中國的家庭財產或「祖業」，例由諸子「均分」；而中國又是個「多妻制」的國家，愈有錢，則老婆愈多、兒子愈多。兒子一多，則偌大「祖業」，來個「諸子均分」，則各人就所得無幾了。老頭子做了一輩子的官，貪得萬貫家財，「三代」以後的子孫，也就是一窠窮光蛋了。所以傳統中國有句諺語，叫「一代做官，三代打磚」，指的就是這個現象。

「邢小龍！？」文孫不免又一怔，「那個在『春江大酒店』當打雜的『小聾子』也是你們的同志？我們是老朋友嘛——你們共產黨真無孔不入……」

「指導員，」小瑩說，「我看不止哎！」小瑩畢竟做過三天的「少奶奶」，她深知林家的底細呢。

「這種傳統大地主，現在雖已風燭殘年了，但是居然生存了兩千多年，實在也是有其生存之道的。」張叔倫感嘆地說，「在一個靠人力、獸力耕作的傳統落後的農業社會裡，一個『勞力單位』的生產量，最多只能養活五六口閑人。所以在傳統社會裡，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都是胼手胝足的農民。這種社會不能豢養百分之二十以上脫離勞動的閑人。我國傳統知識分子所謂『讀書人』，都是『脫離勞動』，肩不挑、手不提的『閑人』，靠農民豢養。因此在傳統農業社會裡，受教育的知識分子，不可能超過百分之二十——這是經濟條件限制的結果。一個國家，工商業落後，靠農業過活，則其文盲人數，必然在百分之八十左右——中國如此、印度如此，中古歐洲、近古俄羅斯，都是一樣……社會經濟問題，真是不單純啰！」叔倫說著感慨萬千，而諸姑娘對張指導員的話，則似懂非懂。

「以前搞土改時，清算過你的——現在你是中央指示要受『熱情招待』的『貴賓』了。吃點『冬鱔』算什麼！」

一個五百英畝的農場，在北美洲（包括美國和加拿大）、澳洲，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乃至中、西歐，都只算是個「中級農場」。在這種農莊中操作的全時自耕農和僱農，大致不會超過十幾個成年農民——農忙時臨時工除外。

叔倫認為中國的「大地主」與歐美的大地主不一樣。中國的大地主幾乎全是「官僚地主」——做官的人，以貪贓枉法方式所得來的金錢，向農村土地投資，謀求利潤。所以「土地」，則是傳統「官僚」的「儲蓄銀行」。現代儲蓄銀行中所發的「利息」，其性質便是傳統中國地主所收的「地租」。

在一九三八年的盛夏，在昭覺寺的小佛閣之中，當小瑩對張叔倫所做的地主家庭的「調查研究」提出以上的補充時，叔倫也對她的「補充」，提出理論性的「補充」，足使眾姐妹大為折服——雖然據李蘭的回憶，那時李蘭、朱三媽、塗全勝、王秀英她們和李七爹，對「張書記的話」，一句也未聽懂。

林放鶴堂，根據當地傳統通用土地單位，擁有良田八百擔。每「擔」合四市「畝」計，這家「超級大地主」有耕地三千二百畝。六華畝抵一英畝，則林家是個有耕地約五百三十英畝的稻作「農場」。

張叔倫這位美國專家所訓練出來的中國農業經濟的調查員，所收集的數據，便說明得很清楚。

「年輕點的同志，也未聽人說過？」

「他今早在看你的電影呢，」李蘭說，「田軍介紹他是『邢主任』，你未注意。」

這個「老茅匠」的兒子「小茅匠」是文孫兒時一起穿「開襠褲」的玩友，親如兄弟；這時正爬在屋上鋪茅草，忙得一身汗。

「維瑩呀，」叔倫告訴小瑩說，「你這位林三少奶奶的家當也很有限呢。」

「太好了！太好了！都是我三十年來，日夜所懷念的，」文孫說，「最初我以為只是『家鄉口味』呢。」

不過這項減租額，只適合於「小地主」。他們有些是百分之五十對五十，東佃對分的。九*九*藏*書林家這一超級大地主則不然。叔倫在林家百多年租賬上，竟沒有找到一莊田的租額是高到百分之三十七點五的，普通田莊租額，都遠低於此數。就以林家第一等的佃田，所謂「輔莊田」為例吧。它們在豐收之年，每「擔」田（四畝），可能實產稻穀二十「擔」。但對這些田，林家最高額只收所謂「七租」——每二十擔收七擔，低額則收「四租」，每二十擔只收四擔，遠低於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而這所謂「七租」「四租」，在每年夏初，所謂「嘴新」之時，東佃雙方討價還價，還可酌減。

「只有地主才能受教育，做知識分子，」文梅氣憤地說，「農民養活他們做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又回頭剝削農民，這種罪惡社會，不打倒，抗戰勝利也是枉然。」

後來二人遵祖母之命返鄉過年、祭祖，並「定親」，這一衣錦還鄉的盛舉，真使全鄉轟動。在柳和集乘民船上岸時，他二人皆西裝、革履、呢帽、呢大衣，老五還戴了副「金絲眼鏡」，二人皆手提皮箱，步履端莊，微笑點頭……真不知羡煞多少鄉親。托媒講「親」的更不計其數——趙婆婆更日夜笑口常開，帶著兩個孫子四處拜訪親友。到林家拜年時，張老管家也破例為他們開了「中客飯」，並要趙婆婆陪著吃。不用說他二人在家中的睡房，也都掛了青布門帘，使兄嫂都跟著分享風光。

「小龍還是老樣兒，就是老一點，」李蘭說，「他還保存了一張他和你夫婦一起拍的照片，預備今晚還給你……」

「你老婆、三少奶奶『動員』他加入革命的嘛！」李蘭站起來走過來拍拍文孫的肩膀，笑不可仰，說，「三哥，你對革命大有功勞呢！」

「『三八式』老同志全知道！后加入革命的，全不知道！」

什麼是「二五減租」？「二五減租」便是把地主出租的土地上，農作物的總收穫量提出百分之二十五給佃農。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五，再由東佃雙方平分——這樣則農民可分到百分之六十二點五，地主得百分之三十七點五，所以「二五減租」也叫「三七五減租」，二者是同一回事。

「他們知道不知道我和田書記的私人關係呢？」

「話要分兩面講，」叔倫說，「文梅的話，固然很對，但是推動中國進步、創造傳統中國文化，也都是知識分子乾的。」

所以要解決社會上一些不平的現象，不是單純的鎮壓、消滅壞人的問題，必須搜根，必須徹底解決。徹底解決之道，則是要變換這個現有「制度」；要變換這個現有「制度」，則必須消滅這個「制度」的「現有統治階級」。要消滅現有統治階級，則必鬚髮動現前的「被統治階級」，向現前的「統治階級」作「階級鬥爭」，爭取「解放」。

所以張叔倫這位農業經濟專家，說小瑩這位少奶奶和她丈夫的家當，抵不上一個中學教員。他們林家到再下輩——「明」字輩——如靠「祖業」吃飯，那就是「無產」階級了。

「二五減租」的理論根據，是一個在美國南部和歐洲農村也通行的「假設」。這假設便是「地主和佃農對出租土地上農作物的收穫，各分一半」。國民黨的留學生，留學歸來，便把外國這一套，也套到中國農業經濟上去。

所以國民黨這種「二五減租」，對傳統大地主不發生作用；財產有限的小地主，則抗不執行，而小地主則是國民黨鄉鎮幹部出身的階級背景，執法者抗法，所以無法普遍施行。

但是在中國可就不一樣了。且看這同樣面積的中國稻作農莊，養活多少人：

總之，照張叔倫的調查，林家這四兄弟，只有老大（文孫的爸爸）才靠收租過活。其他三兄弟皆「都市化」了。這點「鄉下地租」已不在他們計算之列了。正如大七說得好：「那幾筐稻，還不夠七爺『別克』一年的汽油錢！」

根據張叔倫的調查，這個林家莊內真正的超級大地主，只有一位——其他都早已「轉化」了。這位超級大地主便是小瑩的公公林伯章。伯章在日本法政畢業后，做了短期的「革命黨」。民國成立后，做了兩任「京議員」，成為「北洋軍閥的餘孽」。北伐之後，就退休在家中做「員外」做「地主」了。

至於制度，那分別就大了。一個好人如不幸捲入了壞的制度里去（例如傳統的封建制度），那你最多只能做個「清官」——清官事實上乾的也是一些「助紂為虐」的事，做壞制度的幫凶。例如目前那些腐化貪污的國民黨「鄉鎮幹部」，有很多都是有血性有正義感的青年。但是你一旦「身在廬山中」，視而不見，就跟著貪權好利的腐化了——人總是「人」嘛。大權獨攬、金錢在握、美女在抱，連孔老夫子、耶穌，恐怕都心慌意亂了，何況我輩凡夫俗子呢！？

至於「社會關係」，文梅和維瑩都知道，只有一半是真實的，另一半則是書記的借口而已。叔倫知道文梅的工作能力遠非維瑩能比，但是主要的還是「思想問題」——小瑩思想搞通了，而文梅則沒有切身的體驗，思想沒有深入她的靈魂，而當革命幹部，在叔倫看來，「思想戰線」，還是比重最高的。

「你說邢同志入黨是小瑩介紹的，」文孫不經意又問了一句似乎不應該問的話，說，「他那時留在縣城做什麼工作呢？」

「張指導員，」小瑩插嘴說，「我看他們林家不是『愈分愈小』，而是『愈滾愈大』呢！」

後來林二爺的上海廠中，由於共產黨搞工運，鬧起「工潮」來，廠長被揍傷，趙婆婆聞訊，乃帶「口信」告訴兩個孫子，他們如果也跟人胡鬧，恩將仇報和「二爺」為難，她便要開趙家祠堂門，把他二人「活埋」掉。

「小茅匠那時的直接領導，就是你的老婆呢！」李蘭說著笑成一團（這原是樁十分滑稽的故事嘛）。李又說：「田軍是我們那個地區的副書記呢。」

「……」文孫愣了半晌，感到尷尬，也有點犯罪感。

林家的主人便九*九*藏*書有四個已婚的兄弟和一位未婚的妹妹。按林氏堂規，未嫁或殘廢女子，在家庭「析產」時，應分得男子應得財產之一半。林家在「七七事變」時，四兄弟已生子女十餘人——包括文孫在內的堂兄弟七人，而文孫的三位嬸母（和一些不知名的二叔的情婦），甚至文孫的母親，都還在繼續「生產」之年。

因此「抗日戰爭」只是一種對抗國際「資本主義」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民族解放了而階級沒有解放，則抗日戰爭對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貧苦農民，便失去意義。所以為著中國人民的徹底解放，叔倫指示諸同志應以組織西山東區的貧農「地下網」為當務之急。只有這以貧農為主體的「地下網」，才是真正革命陣營里經得起任何大風大浪的礁石，任何反革命勢力都消滅不了的革命基礎和原動力。但是要組織好這個地下網，他們要有個顛撲不破的「革命指導力量」。

再者像林家這種大地主，東佃的關係是根據傳統帝王時代的習慣法——所謂「東頂東，客頂客」。換言之，地主只享有土地「所有權」；「所有權」可以買賣方式易手。佃戶則享有「使用權」；「使用權」也可以買賣方式易手。東佃雙方可各行其是，互不干涉。

「小和尚和我以前吃你的剩菜吃得太多了，也吃出你的口味來，」李蘭說，「這次小龍同志做一份『冬鱔』給你吃，也送何任一份。」這時李蘭放低聲音，輕輕地說，「——幾乎惹批評呢。」

「那時內戰正在瘋狂地進行中，大家組織性再堅強不過，」李蘭說，「我想那時連小瑩也不會信任你！」李又補充一句說，「那時連你那八歲的兒子，也不會信任你——三哥，我現在對你很信任，但是那時你如來了，小瑩和我都會建議把你抓起來……」

但是，據叔倫說，一切「制度」都是「階級」的產品。人類對自然事物自從發生了「私有觀念」之後，就產生了不同的「社會階級」。上面的階級便統治下面的階級。「統治階級」便壓迫「被統治階級」。壓迫的方式很多，最巧妙的方式便是把這「方式」化成「制度」——例如「封建制」、「地主制」、「資本主義制」、「宗法制」等等——和與這些「制度」有血緣關係的「風俗習慣」，例如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等等風俗。

「『二五減租』就是把地主原訂租額，減掉百分之二十五！」一位姑娘說。

所以趙婆婆的家人被林家大地主剝削了五代之久，她還對林家那樣忠心耿耿，甚至對一個十九歲的「三毛奶」也下跪，實在不是沒有原因的。

「他們捕風捉影——誰知道林文孫博士是田軍書記以前的愛人——沒人知道。」

「『三八式』老同志沒人露口風？」

抓基層組織，根據叔倫的指示，最好以林家原有的「佃農」為基礎。叔倫在他們林家賬房內，已找出他們全部名單和賬目。這些「佃戶」，不但與林家有「東佃」關係可以善加利用，有的甚至與林家有深厚感情——像趙婆婆的一家——他們可以林家名義去「減租減息」，充實義倉，爭取「秋收」。不要像國民黨鄉鎮幹部，那種「竭澤而漁」式地貪污自肥胡搞一泡。

「『二五減租』，甚至乾脆搞『耕者有其田』，實在非實行不可哎。」小瑩加重語氣說。

張指導員指出她們都說錯了。

這個中國「超級大地主」，四兄弟的個別土地生財，按歐美標準，既然只是四個「中小農」，那他們的下一代「文」字輩十餘人，按歐美標準，那就在「清寒線」之下了。

中古乃至近代歐洲的農業經濟時期，亦有其官僚地主（封建王公）和教會地主（各地的教堂），但是這些土地生財，在個人家庭則通行「獨子繼承製」，在教會則是教堂單線承繼，所以既集中的財產不會分散。等到「重商主義」一起來，繼之以「工業革命」，這些既已集中的財產，便很容易地轉化為工商業資本，而產生實業家、金融家、富商大賈和現代化自耕農莊——這些都是近代歐美「中產階級」的骨幹。中產階級興起之後，在政治上架空了封建貴族和教會內的神職霸主，就變成今日西歐北美的中產階級專政的局面了。中產階級的頭頭之間，為著共同的繁榮安定，乃不得不約法三章，相互妥協，這樣就產生了中產階級所自吹自擂的民主法治了。

叔倫說，林家有佃農九十余戶。他訪問過十來戶。他們對林家的惡感不大；同時還存著靠林家，送兒子到上海去的幻想。但是他們對小地主和鄉鎮幹部，卻深惡痛絕——他們最怕的是林家把田地賣給鄉鎮幹部或暴發戶小地主。所以他們有句話叫：「不怕水旱荒年，只怕林家賣田。」

「三哥，我們『三八式』老同志對你都不錯呢！」

中國沒有「長子繼承製」，據張叔倫這位受過西方現代經濟學訓練的專家看來，也是「資本」和「土地」不能過分「集中」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資本主義」在中國遲遲起不來的原因之一。

其實所謂「好人」、「壞人」都是相對的。如果不牽涉「本身的利益」，社會上人，絕大多數都是「公正」的——雖然「公正」的觀念和範疇，亦有其嚴重的階級性。

「你說得完全正確。」文孫若有所悟地接下去——二人還是談私事比較妥當；文孫說：「你知道我家，比我清楚得太多嘛。一切都不存在了。我倒很想多聽聽你的故事。將來我也可轉述給我的美國兒子們聽。」

「文孫這位『大地主的兒子』的家當也很有限，」叔倫說，「還抵不上戰前一位中學教員呢。」

中國的超級大地主的數目，實在很有限；有之——像「林放鶴堂」那樣的地主——也不能直接轉化為「工商業資本」，因為主人太多，資本分散。愈分愈小，就必然消滅無疑。

「指導員，」文梅建議說，「我們實在要幫政府搞『二五減租』。他們地主對佃農的剝削實在太厲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