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90分鐘的敘事長片並沒有消失，也許永遠也不會消失，但由於可以觀看移動影像的地點和設備種類越來越多——從3D高清數碼影院到筆記本電腦，從掌上電腦再到手機、iPod或者其他類似的工具，就連圖像變形的方式、90分鐘的片長等在過去80年裡使電影獨具特色的元素也將會改變。

資本，或者說資本過剩，是實現繁榮的關鍵所在。對我們而言，寬頻就是新的鐵路、新的高速公路系統、新的電網。電力的發明催生了一個新的行業——沒有電力公司當年裝在房屋裡的開關，消費者們就不會在家中塞滿各式各樣的電器。電話公司，其中許多雖然還只是小型的地方性經營企業，卻通過一捆又一捆的電話線把我們和整個國家，甚至整個世界的人們連接了起來。卡車和鐵路改變了運輸和交通業。即使是最近次貸危機和隨即引發的房地產泡沫破滅，也為我們在絕望的海洋中帶來了一些好消息。由於貨幣貶值，幾乎所有階層的美國人都能得到貸款用以購買房屋，繳納大學學費；而在以前，他們中間絕大多數人都會被銀行拒之門外。這種情況也體現在高速網路連接的發展上。經過數年光纖網路、DSL以及其他高速線路的鋪設，行業內已經積攢了大量資金，為各種創新設備的發明提供了有利條件。

病毒式策略：有機式

盈利方式：影院上映、DVD、在線收費下載等

當被問到是否願意以200萬美元的價格將《四眼怪物》出讓給發行商時，克拉姆利依然會回答：「不。」

克拉姆利的家在紐約布魯克林地區。他身材高挑，瘦弱的身板像極了多滋樂扭扭糖（Twizzler）。和許多同齡人一樣，21歲的克拉姆利想在網上給自己找個女朋友，於是便給休閑網站Time Out New York上志趣相投的100多位留有個人信息的女孩們發了郵件。不久之後，蘇珊·布伊斯（Susan Buice），一位年紀輕輕、自稱「外表是女招待、內心是藝術家」的女孩回復了他的郵件，寫道：「你為什麼會搬來紐約？你還有別的照片嗎？我覺得你長得挺帥的。」

在過去的100年裡，報紙數量一直在逐步下降。研究顯示，1910年美國一共有2600多家日報，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獨立報業。到了1990年時，全國報紙數量僅為1600家，其中大部分都為集團控制，並由15名首席行政官所監管。合併的浪潮絞殺了無數地方性報紙，《紐約時報》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紐約時報》全國版投入發行后，許多小型報業的貸款方和廣告商立即轉投《紐約時報》，迫使這些小報紙退出市場。如今，互聯網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紐約時報》當年對付本地小報的方法對付它。《紐約時報》主席阿瑟·蘇茲貝格一度以為自己的對手是《紐約郵報》《紐約每日新聞報》和《華盛頓郵報》，殊不知今天線上好奇的讀者們已經有了多得難以想象的選擇。

我們正在經歷一場相仿卻更為快速的變革，高速的網路連接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整個行業的格局，並打造出屬於自己的形象。 那些最擅長在自己的市場範圍內實現整體提升的企業必將在接下來的10年甚至更遠的時間里開枝散葉、繁榮發展。做不到這一點的公司則會像所有已滅絕的物種一樣走向死亡。亞馬遜的建立者傑夫·貝索斯（Jeff Bezos）曾把互聯網的影響比喻成寒武紀時期單細胞生物逐漸被多細胞生物替代的趨勢。這正是生命形式大繁榮的時期，也是物種高速滅絕的時期，正如達爾文主義中物競天擇理論所假設的那樣。

「變革」的春風早在寬頻網路對人們生活產生實質影響之前就已經吹遍了每一個角落。

這樣的營銷方式實在是太給力了，《四眼怪物》在布魯克林博物館的上映門票不僅全部售出，速度還快得驚人——470張門票5分鐘便售罄了。等布伊斯和克拉姆利最後一集上傳完畢后，全美各地的影迷們還自發為他們舉辦了上映派對。他們嘗試著在專門播放獨立片的藝術影院上映；預售票賣得越好，願意接受他們影片的電影院就越多。與此同時，他們還以在自己網站上在線收看、出售DVD（包括所有的播客視頻，一共15美元）、提供視頻下載等方式發布影片。最後，他們還爭取到了與獨立電影頻道（Independent Film Channel，IFC）的合作，將影片搬上了電視熒屏，並把DVD賣到了Borders書店。

這樣高效的表現部分歸功於拍攝前的準備工作。在此之前，卡爾就已經用創新軟體公司（Innovative Software）的可視化故事板軟體Frameldorge 3D Studio將整部電影的情節串聯成故事板做成了動畫。這樣一來，他就能夠把所有場景——包括每一個鏡頭角度、人物的細微差別，在拍攝之前展示給演員和工作人員。（未來，導演可以將整個製作過程動畫化，從而省去了與投資商會談時夾帶大量稿紙的麻煩。）由於所有的手握拍攝、過肩鏡頭和架拍鏡頭都是用同一種相機完成的，工作人員很容易就能理解導演的需要。此外，片場還有三台計算機：一台用來記載劇本，一台用來將故事板可視化，還有一台則用來從兩張4G的記憶卡里讀取數據。這便意味著他們可以在連續拍攝16分鐘后，將數據導入計算機，再將卡片裝回相機重新使用。

光AccessIT一家公司就在2010年內改造了1億面電影屏幕，而影院方面只需先支付首付即可。作為回報，每當新片在這塊熒幕上映時，製片廠都需要為每塊熒幕支付1000美元的費用。梅奧估計，通過這種方式，公司每年能從每塊熒幕上賺到15000美元。之後，AccessIT便能通過衛星或中心伺服器牽出的光纖向影院傳輸影片；而影院方面則可以隨意添加廣告或宣傳片、跟蹤影片許可，甚至遙控燈光。此外，他們還能在技術上調整海報內容、轉播3D搖滾演唱會、電子遊戲比賽、宗教儀式、世界盃比賽、播放中文或西班牙語配音影片或者像《四眼怪物》一樣的精品獨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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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們決定以自己拍攝電影的經歷作為藍本，打造一檔「真人秀」，並將在每個月貼出10集3到5分鐘的視頻播客節目。其中一集講述了他們的愛情萌生的經過；另一集有關斯拉姆當斯電影節的劇集，則細緻地描述了一位在影片中出鏡的表演系老師和他的學生們為了爭功而引發的一系列爭執。第三集探討了這部電影對兩人關係的影響，以及如何使他們差點兒走到了分手的邊緣。第一集節目一經面世就成了熱門視頻，隨後他們在iTunes、YouTube、Google Video和MySpaces上發布的每一集視頻都在極短的時間內便吸引了6.5萬次下載量。老觀眾帶來了新觀眾。前7集視頻的累計下載量已經達到了50萬次之多，許多網民紛紛扮演起了「推銷員」的角色，把他們的視頻貼在網路上、發給朋友們，或者放到iPod上播放。

最早的一批戰地坦克看上去像極了裝有大型加農炮的牽引機；早期的汽車之所以被稱作「無馬的馬車」，也並非沒有道理；第一台摩托車是以自行車為基礎創造而來的；第一批衛星電話和家裡的座機一樣笨重。10年前，當報紙業開始嘗試在網頁上提供報道的時候，其內容還都是照搬紙版報https://read.99csw.com紙而來。坦克、汽車、報紙三者的相同點在於，他們最後都經過演變，進化成了與自己早期大相徑庭的模樣。就好像拿著馬車的材料造汽車的工程師們不會想到要設計一輛超級賽車一樣，好萊塢或許會告別地方上的多功能影院，而屬於報業的筆墨時代也最終會落下帷幕。

今後幾年裡我們的生活會變得怎樣？它會忽然回歸到更緩慢、簡單的狀態呢，還是會因為我們被劈頭蓋臉的信息、重要工作、休閑、投資、友情、家庭壓得喘不過氣來，而將這種加速的勢頭延續下去呢？

「除非我們還擁有控制權。」克拉姆利堅持道。

如果想聽聽威爾·史密斯的饒舌「黑衣人」，你只需登陸「匿藏點」網站，用滑鼠輕輕一點，這首歌便會傳入你的硬碟。想家了怎麼辦？想不想伴著披頭士的歌聲踏上「潘尼小巷」（Penny Lane）？想試試雪瑞兒·可洛（Sheryl Crow）或是「珍珠醬」（Pearl Jam）的最新單曲？請來「匿藏點」——你的個人專屬音樂庫。由於總有熱門歌曲會被源源不斷地添加到網站上來，它一定能滿足你的一切需求。

沒抱任何獲獎期待的他向聖丹斯（Sundance）獨立電影節提交了自己的這部作品。由於該片的製作人員實在太少，他並不覺得電影節主辦方會給予它多大的重視。結果，《戰慄汪洋》不僅獲得了參展資格，更吸引了來自獅門集團（Lion's Gate）的發行邀請，並在年末全國近2700多家影院上線。成本僅為13萬美元的這部電影，獲得了3000萬美元的本土票房和近1億美元的海外票房（包括DVD銷售）。

信息的流動性為我們帶來了一個極為民主的行業，消費者在其中享有前所未有的權利。 從最基本的層面上來說，公司必須實現我們的期望、直面我們的憤怒。這些反應都會通過無數渠道放大（從博客到視頻文字搜索引擎，再到其他今後可能出現的方式；公司PR處理不當也有可能成為重要原因）。簡單的一條差評就可能招致其他顧客的反感。此外，報紙行業內部的瓦解也讓我們意識到，在向未知前進的過程中總會有人不幸犧牲。電力得到推廣后，美國人口總數在1910年到1920年間增長了15%，但私家傭人的數量卻下跌了25%，其中絕大部分都被各種家用電器所取代了。20世紀早期，給千家萬戶送冰的生意衍生了整整一個行業，然而隨著電冰箱和冷櫃的到來，整個行業便也土崩瓦解了。之前收集臟尿布、分發乾凈尿布的卡車也在紙尿褲上市后不見了蹤影。你還記得最近一次使用打字機，或者把文件存放在亂糟糟的書桌上是多久之前的事了嗎？

消費者們在迫使唱片業調整自己、適應改變的同時，又以同樣的方式改變了報業。對此，好萊塢應該提高警惕，因為他們很可能就是下一個目標。在充斥著YouTube、iPhone、電子郵件、即時信息和RSS收藏的寬頻時代，我們中的絕大部分人都在生活中以瘋狂的速度奔跑。我們被文字、圖片、廣告等數碼信息狂轟濫炸著。

泡沫后的發展就這樣開始了，所有的投資都將在此時收穫回報。美國寬頻利用率一度從2000年6月的6%一躍到2003年的30%以上。今天，我們中間絕大多數人都能在家裡或工作地點上網。很明顯，我們都是在網路泡沫破滅以後才選擇這項服務的。如今，我們無須再絞盡腦汁思索「寬頻到底意味著什麼」這樣一個理論性的命題，相反，我們用它服務於我們的生活。

「那如果對方不同意呢？」

有了數碼設備，他只需要3卷DV帶便完成了攝影。他也不需要人員冗雜的攝影組，攝像機這麼輕，就是連續扛上好幾個小時都不會覺得累。後來，他又跳上了一輛滿載邁赫迪軍武裝人員的皮卡車，記錄了包括他們在當地市場抓捕酒販、帶回薩德爾辦公室、審訊犯人的全部過程。「能夠拍到這些素材，很大一部分原因得益於器材的隱蔽性，」他說道，「這樣，攝像機的機身就幾乎消失了，我也無須為燈光、錄音、儲存膠片等工作費心了。」

各家報紙雖然也在線開闢了網店，但依然無法完全挽迴流失的利潤。在過去好幾年裡，報紙邊縫的面積已經縮小了40%，給報業帶來了巨大的收益。《紐約時報》能從自己近100萬名訂閱者身上每人賺取好幾百美元的利潤，但相比1500萬線上讀者，這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它的在線讀者每次登陸網站的時間不過幾分鐘——如果他們願意高抬貴手過來的話，平均算下來每月僅30分鐘而已。原因在哪裡？和報紙一樣，讀者們有無盡的選擇，網幅廣告的利潤也實在是太低了。這種「難言之隱綜合征」已經波及電影製片廠和電視製作公司，他們也在尋找可以替代目前利潤最為豐厚的盈利方式——DVD實體銷售的在線盈利模式。到目前為止，DVD銷售依然被視為好萊塢最大的救星。

「匿藏點」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隨著傳送速度的提高、寬頻容量的拓展、壓縮技術的進步以及第一個P2P網路Napster的誕生，盜版的規模也隨著普通用戶（如登錄強大的校園網的大學生們）對盜版現象的了解開始擴大。2004年時，盜版文化終於越過階層的藩籬，成為了一種主流追求。當時，P2P網路上的歌曲竟有130億首之多，遠超過唱片業每年8億張（約100億首歌）唱片的銷量。唱片公司對此毫無辦法，發現碟片銷售量受數碼下載量的增加而縮水后更是如此。換言之，雖然他們本質不過是過度狂熱的消費者，但像「匿藏點」一樣的盜版者們卻已經預示了音樂產業未來的轉變方向。

從實用性角度出發，數碼設備也給我們帶來了新的機會。它不僅經濟（35毫米膠片的價格是數碼磁帶的200多倍），而且輕巧、方便，更加細緻。 對於紀錄片製作人而言，數碼拍攝有時甚至是無可替代的。奧斯卡入圍電影《伊拉克碎片》（Iraq in Fragments）的導演詹姆斯·隆雷（James Longley）在拍攝中所用的，就是與克拉姆利和布伊斯所用相同的松下袖珍攝像機。

《綜藝》雜誌（Variety）誇《四眼怪物》「美妙絕倫」，是一部「努力將紀實文學和奇幻精神相融合」的電影。《波士頓鳳凰報》評價它「充滿活力、充滿智慧和無窮無盡的想象力」，是「25歲版的《安妮霍爾》（由伍迪·艾倫於1877年拍攝）」。還有人評價它「令人愉悅、技巧嫻熟、討人喜歡」，是一部「活力四射」且「對白有力」的影片。看似兩人就要過上錦衣玉食、如膠似漆的生活了。

最早讓人們意識到個人拍攝的電影也能賺取好萊塢式票房利潤的是2003年上映的心理恐怖劇《戰慄汪洋》（Open Water）。該片的劇組一共只有兩個主演、三個演職人員和一包假鯊魚。導演克里斯·肯迪斯（Chris Kentis）曾經是某製片廠的宣傳片剪輯員。他一個人琢磨出了劇本，選定了演員，買來了兩台數碼攝像機，又花了近兩年時間來拍攝這部電影。整個拍攝過程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廣闊的水面上完成的。「有時候我們會追著惡劣的天氣拍攝電影，有時候惡劣的天氣又把我們追得四處躲藏，」肯迪斯說道，「當夾雜著閃電的暴風雨向我們逼近的時候，船長卻告訴我們只有15分鐘來拍攝這個畫面。我們必須迅速反應九_九_藏_書，在水面上拍電影就跟打仗一樣。」

→《四眼怪物》

布伊斯則拿不定主意。

澤龍表示，好萊塢從未忽略過新興數碼製片及其對小規模獨立製片人的輔助作用。「每隔一陣子，都會有像《我盛大的希臘婚禮》和《女巫布萊爾》這樣優秀的獨立影片面世。但製片—營銷活動是不可或缺的。到頭來你還是需要明星，因為人們看到一部電影，肯定會先問：『這是誰演的？』」他說道，「沒有大規模的營銷就沒法抓住大眾的眼球，而互聯網並不具備吸引大眾眼球的能力。」

最後，和全世界所有年輕人一樣，他們決定讓自己的愛情永存。沒什麼能比一部完整的電影更能讓愛情永垂不朽的了。他們辭去了工作，取出了10萬美元全部存款，申請了一堆信用卡，從西海岸找來一位朋友負責操作他們最寶貴的財產——一台松下DVX100數碼攝像機。就這樣，由他們自導自演的電影《四眼怪物》（Four-eyed Monsters）所引發的傳奇故事便拉開了序幕。

布伊斯和克拉姆利為此陷入了沉思。此時，MySpace已經擁有了7500萬用戶。作為網路一代的布伊斯和克拉姆利明白，社交網站能夠創造利潤、打造影響。有一支由用戶組成的龐大軍隊，這種影響必將帶來免費的、可以自我實現的宣傳效應。 這些用戶大多不到30歲，他們可以通過寫博客、貼視頻片段的方式有效地為自己的電影做宣傳。正如任何廣告人都相信的那樣，這種堪比光速的口口相傳是最有效的營銷方式，而互聯網病毒式傳播的平原更將它帶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規模。

「你能想象頂著43攝氏度的高溫，在伊拉克南部正在進行周五佈道的庫法清真寺（Kufa）里，周圍有將近7000名什葉派領袖穆克塔達·薩德爾（Moqtada Sadr）追隨者的情況下，站立3個小時用16毫米膠片機拍片會出現什麼後果嗎？」他說道，「最起碼你得有一個攝像助理幫忙更換18個膠片暗盒、一個錄音師錄音。如果太陽下山了，你還得有人給你打燈。」

和克拉姆利心儀對象名單里的其他女孩不同，布伊斯打算給這小子一個機會，讓他來自己上晚班的餐廳碰面。克拉姆利如約而至了。為了給她一個驚喜，他特意帶上了墨鏡和棒球帽，扛來了一架攝像機對她進行偷|拍，並在她下班后一路尾隨到了地鐵站。「親愛的跟蹤者，」布伊斯收到偷|拍的視頻后寫信回復道，「我在這個世界的眼裡就是這個樣子吧。一個無辜的旁觀者，多麼普通的路人呀。一點也不像每天我心目中那個好似悲情英雄的自己呢。」她告訴他，普通的約會方式可配不上這樣一段「被跟蹤」的經歷。「我們應該想想更別具一格的場景，來點有挑戰性的吧。」喜愛啞劇的克拉姆利提議雙方以無聲的方式交流。

盈利方式：付費下載

「這種跟女孩出去約會，回來就拍成電影，再把它放到網上去的想法簡直就是胡鬧。電影怎麼能在電腦屏幕上看呢？互聯網唯一的作用就是誤導人們、傳播色情，它是對我們這個時代的膚淺解讀。」在接下來有關數碼技術的問題上，他談道：「它讓那些跟電影八竿子打不著的人也能拍電影。現在是個猴子都能拍電影了。光憑那些《答案在風中飄揚》（Blowing in the Wind）是拍不出《飄》（Gone with the Wind）的。」

克拉姆利將他們的銷售策略視作對好萊塢模式和新經濟主義的對抗：「如果我們能夠通過打造自己的觀眾群成功發行自己的電影，並把影片直接送到觀眾眼前，再利用他們的口碑吸引到更多觀眾，這就否定了發行商存在的必要性。這不比讓一群辦公室的人僅僅依據個人喜好就作出事關幾百萬美元的決定好得多麼？」

「我們不僅做出了樣片，」馬騰說，「更節省了大量時間。我們的電影畫質與一般電影幾乎一致，只有專業人士才能看出區別來。有些演員會擔心自己身上不完美的地方或皮膚上的一點缺陷都會被我們拍攝出來。」他笑稱今後明星經紀公司再接片時，就可能會在合同中寫入降級條款，讓導演減少給演員的特寫鏡頭了，這鏡頭實在是太清晰了。

曾經執導過《驚聲尖叫》和《猛鬼街》系列電影的恐怖片導演韋斯·克雷文（Wes Craven）是最早採用編輯軟體的用戶之一。在他眼中，計算機上不斷擴展的全球性網路是「讓整個地球產生意識的神經通路首端」，是一個「數碼中樞神經系統」。在他看來，這將產生「一個環繞在地球表面的大腦」。於是像布伊斯和克拉姆利一樣夢想成為電影製作者卻沒有資本參与舊式行業競爭的人們便來到了這裏，尋找新的模式。

今天的電影可以是每集3到5分鐘的系列短片，也可以是20分鐘一部的短劇。「野蠻男孩」（Beastie Boys）這個hip-hop樂團曾給觀看演出的粉絲們發放了50台租來的hi8電子攝像機用來拍攝自己在演唱會上的表演（樂隊後來將這些機器退還給了廠商並拿到了退款）。南非導演阿里安·卡干諾夫（Aryan Kaganof）花費16.4億美元，用手機拍攝了名為《SMS糖人》（SMS Sugar Man）的長篇電影。遠至伊朗、約旦、馬來西亞等國，獨立電影製作都在茁壯成長，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都可以歸結為器材價格的逐漸下降。

電影也許並不是這麼拍的，也許你覺得這種做法未免有些任意妄為或是異想天開，好吧，也確實如此。但面對這個瘋狂的想法，他們並非無計可施。在這之前，想要拍電影，要麼選擇低成本的超8毫米攝像機或者低像素家用攝像機；要麼放手一搏，動用近千萬美元的資金、上百名人手和最先進的技術人員參與制作。此外，你還得和電影公司製作人、掌握影院上線大權的發行商以及行業巨頭們明爭暗鬥。可作為新手的布伊斯和克拉姆利哪有這個本事？就算他們能夠進入這個圈子，被騙的概率也非常大：花巨款解除霸王條款，被剝奪對作品的控制權，最後再被一腳踹掉。現在，這一對換個年代根本沒法互相認識、今天卻打得火熱的年輕人也拿起攝像機輕輕鬆鬆地自學起了電影製作，準備拍一部影院級別的電影。他們說不定還能大有成就呢。

在《戰慄汪洋》面世后的歲月里，科學技術飛速發展，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電影製造業一貫的風險——成本越高，利潤風險也就越大。正是出於這樣的想法，星環圖片（Star Circle Picture）才製作了一部名為《撒瑪利亞人》（The Samaritan）的電影短片。該片講述了一位與武裝機器人對抗的、滿身謎團的陌生人和一位身後留下重重疑問的警局探員的故事。

這種交易聽起來頗像20世紀90年代的棒球卡交易風潮，但其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區別是：這是非法行為。如果你購買的音樂來自代表了絕大多數主流唱片公司利益的美國唱片協會聯盟（Recordin九-九-藏-書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RIAA），那麼「匿藏點」網站和成千上萬「以網為家」的非法音樂下載者們的行為便對唱片業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害」。要是以往，權力機構們還能大張旗鼓地對堆滿了盜版唱片、磁帶和CD的倉庫們進行突襲查封，但現在行業管理者們頭腦中嗡嗡作響、揮之不去的問題卻是：如果現在那個儲藏著幾百萬首盜版音樂的人變成了一台筆記本電腦和一個高速的網路連接，我們該怎麼辦？

音樂已經進入了一個壯麗的新領域：互聯網——歷史上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複印機。它同時也充斥著盜取音樂版權的游擊隊，和以強有力的電腦與高速網路為武器、熱衷於從同唱片業的貓鼠對抗中尋找刺|激的電腦奇才。由於很少有人會對一個利潤多達好幾十億美元的行業產生什麼同情心，唱片業一直（現在依然如此）無法依靠群眾的力量解決問題。無論買到的是假冒的勞力士還是非法複製的磁帶、唱片，甚至偽劣產品，只要能比正常零售價便宜，美國人都能欣然接受、喜不勝收，哪怕它是客觀意義上的違法行為。正如「匿藏點」本人所言：「當我告訴父母自己在做的事情是違法行為時，他們確實有些擔心。但只要我能給他們弄來一些披頭士和湯姆·瓊斯的歌，他們便再也不想這檔子事了。」

紙版文字的沒落是整個發展趨勢中可以預見的一部分。新科技在發展之初總是傾向於模仿已有的事物，只有在創新和消費者需求的驅使下，它才能夠擺脫模仿對象「加強版」的身份，進入更高級的階段。

產品：喜劇片

號稱擁有一個儲存了近2G音樂的2.1G硬碟和一個瀏覽量超過10萬人次的網站「匿藏點」並不會擔心遭受法律的制裁。「RIAA把我這樣的網站告上法庭就好比用大鎚敲釘子，」他說道，「他們只要一不小心，就會踩在釘子上，扎傷自己的腳。MP3格式經過改造后已經藏得更深了，現在你只要多學學怎麼改IP地址就行了。」各唱片公司曾嘗試過無數種保護版權的軟體，可無論是加密、水印還是其他方法，最後都以失敗告終。盜版者們在破解各種技術難題上總有著無與倫比的天賦，無論什麼困難，他們總能在48小時內解決。

然而，這一天並不會這麼快到來。影響它的原因有許多，光是要將全國36000多面熒幕換成數碼屏幕就需要3億美元，而這一轉變還遲遲未能拉開序幕。AccessIT是一家專門為有意將普通屏幕變成數碼屏幕的影院提供財政和技術支持的公司。正如其總裁巴德·梅奧（Bud Mayo）所闡述的那樣，推遲這種轉變的到來就等於放棄賺錢的良機。「就算電影本土票房達到了90億美元，影院的上座率也只有15%。」他表示，「如果影院能全面引入數碼電影，其上座率就有可能再上升5個百分點，多賺30億～40億美元。」

快速、高效的內容傳播方式為布伊斯和克拉姆利的夢想提供了重要條件，而這種傳播方式又源自一場深刻甚至冒進的突然性繁榮，以及種種塑造了我們今日生活的失敗經驗。這套模式以一項利弊兼備的新技術的面世為起點。過去兩個世紀的經驗告訴我們，偉大的創新發明——鐵路、電報、電話、電能、汽車、無線電、個人電腦，都是先打敗了批評、站穩腳跟后才慢慢開始進入一種可預測的發展循環：首先是企業家們慧眼識珠，發現新技術的潛力；隨後敢吃螃蟹的公司紛紛沖向市場，找來了風投資金，又吸引來更多企業和投資商的跟風。由於該階段股票的定價是以公司潛力而並非其實際收益和利潤為基礎，所以即便絕大多數公司都在虧本經營，但幾乎所有的持股人都得到了不錯的回報。靠著這種接近龐氏騙局的集資方式，一些公司確實取得了成功，股票價格一飛衝天，高得讓人害怕。

同時，布伊斯和克拉姆利也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好萊塢也是。

然而，近幾年來報業卻飽受打擊。報紙的發行量正在不斷下降——光從2004年到2008年就下降了10%。這種下降的勢頭並不是近幾年才出現的。根據美國報業聯盟的數據，這種趨勢已經持續25年了。互聯網雖然可能加大了問題的嚴重性，但卻並不是問題發生的原因。此外，廣告也開始向線上轉移，由於讀者們只要輕輕一點就能夠移步其他新聞來源，競爭不可謂不激烈。

優質報道給新聞業賦予了強大的公信力，但絕大多數記者和編輯都不是無償服務的。無論他們承認與否，新聞業都是一門生意。當讀者花2美元買來一份《紐約時報》或50美分買來一份當地報紙時，這些花銷都只夠報紙的紙墨錢而已。給大錢的另有其人——廣告。實際上，普通報紙50%的利潤都來自廣告。記者們並不販賣新聞。他們只負責吸引可以被出版社兜售給廣告商的讀者，然後從中賺些小錢。新聞只是吸引足夠多眼球的誘餌，有了足夠多的讀者，想賣東西的人自然會想方設法找上門來。這種制度已經存在了一百多年。記者寫文章，讀者花小錢讀報紙，剩下的大錢則由別人買單。

病毒式策略：有機式

兩位年輕的勇士在經歷了一年的拍攝製作、刷爆了7張信用卡后，《四眼怪物》終於被專門惡搞聖丹斯電影節的同類影展斯蘭姆當斯（Slamdance）電影節所接受，應邀前往猶他州的公園城參賽，也因此獲得了其他電影節共計18份邀請函，其中包括西南偏南電影節（South by Southwest）、索馬諾山谷電影節（Sonoma Valley Film Festival）和「藝術一代」電影節（Gen Art）等。一路下來，這對璧人披荊斬棘，收穫了好幾個獎項和如潮的好評。

→iTunes

到了最後，好萊塢自然需要對布伊斯、克蘭姆里以及其他方面發起的威脅作出回應。他們很有可能像對付20世紀90年代獨立電影人那樣，將其作為備用人才。整個互聯網就是一支預備隊，是發掘人才的好地方。好萊塢里肯定有人隨時盯著像Facebook、MySpace這樣的社交網路，尋找在電影、音樂甚至其他領域內的明日之星。即便如此，也足夠讓發行商們提心弔膽了。

網上充斥的視頻節目數量有10億之多，難怪新的商業機會會圍繞著這種數碼繁榮滾滾而來。YouTube上每天都會有數以百萬次的收看者和數以千計的視頻上傳。蘋果的iTunes音樂商城開放的最初幾個月內便以每個1.99美元的價格賣出了1200萬個視頻。這些擁有大量資源的網站正迅速成長為整個新型視頻市場的核心中樞和銷售系統，而好萊塢對此卻鞭長莫及。 作為應對，它們只給出了Hulu.com這唯一一家可以付費下載電影的網站。無論如何，大牌電影公司都將逐漸發現自己的競爭對手已變成了普通民眾。一方面，影片的製作與發行成本降低了；另一方面，由用戶創造的內容價格往往也更為低廉（通常免費）。它簡化了過程。這種略去中間人的做法雖然還只是初露端倪，但卻有可能打破已經挾制了電影業好幾十年的權力平衡。

然而，一圈影展參加下來，他們卻連半點好處都沒撈著。參加完18個電影節后，他們還是沒有找到願意把《四眼怪物》送進影院的發行商。他們的電影似乎反響不錯，可他們還是沒錢、沒有發行途徑。他們有的只是越來越堅信人們會喜歡這部電影的信念。「https://read.99csw.com我們有一部無人知曉、無人發行的電影，」克拉姆利說道，「發行公司跟我們說『這部片子的目標觀眾不好定義』，實際上，他們是指自己手裡還沒有針對這種電影的觀眾發行影片的必勝經驗，所以他們不願意冒這個險。」

實際上，每次你把星環圖片公司的一系列作品稱為「電影」的時候，你都該罰自己5毛錢——這家公司並不「拍攝」影片。他們連數碼攝像機都不用，這在他們看來都是老掉牙的玩意了。光靠一台松下AG-HVX200高清照相機和一摞記憶卡，他們就拍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微電影。製作人伊桑·馬滕（Ethan Marten）表示，他們想讓投資者們看到新的電影製作方式是多麼經濟和高效。普通導演一般一天只能拍五六幕戲。而《撒瑪利亞人》的導演金博爾·卡爾（Kimball Carr）卻能只用兩個晚上、帶著一幫10個人的劇組，懷著被他戲稱為「有節制的瘋狂」精神拍完81幕場景。

「那就免談。」

過去，當你在火車上買到一份報紙時，你會全神貫注地閱讀它。因為那時你只能選擇要麼讀報，要麼和邊上的人聊天。在讀報的時候你壓根都不會分心做別的事情，報紙壟斷了你的時間。由於地理原因，它們又壟斷了當地信息來源。75年前，美國幾乎每個社區都有至少一份報紙，比如賓夕法尼亞州的《蒂龍先驅報》（Tyrone Herald）、愛奧瓦州的《莫伯利郵報》（Moberly Mail）、密蘇里州的《莫伯利瞭望報》（Moberly Monitor-Index）。它們每張只要幾分錢，除了報道一些本地消息之外，還拼湊一些發自美聯社、合眾社和《紐約時報》的通訊稿作為新聞。

我們不閱讀新聞，我們消費新聞：我們從一個標題點擊到另一個標題，專門挑選能夠吸引我們眼球的信息。我們在藥店門口排隊的時候更新博客，在等交通燈的間隙隨手翻閱自己的蘋果或三星手機，也會在地鐵站台上檢查語音信箱，還會上谷歌搜索15分鐘后就要見到的銷售經理。

然而，即便人們能夠從以往失敗的經驗中吸取教訓，我們也無法阻止這些泡沫的出現。它們是科技進步所必須經歷的階段。當鐵路建設取代運河開鑿並成為19世紀早期最熱門的投資后，它的繁榮模式又何嘗不是步了後者的後塵？阿拉斯戴爾·奈恩（Alasdair Nairn）在《引擎：市場發展的動力》（Engines That Move Markests）一書中寫到，1825年至1826年間建設的鐵路數量相當於前20年的總和。於是當整個市場崩塌的時候，其影響之巨大可想而知。

在和克拉姆利製作這部電影的每一天里，他們都會發生爭執。一次她氣壞了，告訴他一旦這部狗屁玩意拍完了她就立馬走人。但他們的爭執卻激起了真理的火花，甚至揭露了問題的本質。正是這些原因，才使得兩人的故事如此富有戲劇性。

這並不意味著任何擁有數碼攝像機的人都有攝影的天賦。《數碼製片》（Digital Filmmaking）的執行編輯羅納德·斯坦曼（Ronald Steinman）說：「打字機並沒有造就更好的作家。你可以買一台數碼攝像機，在筆記本電腦上進行數碼編輯，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學會這些技術的人都知道畫面疊化需要多久、哪裡需要剪輯。有沒有設備是一回事，會不會用又是另外一回事。」

剛起步時，布伊斯和克拉姆利還沒有肯迪斯的技巧和星環圖片公司的技術。作為兩位新人，他們既不知道如何給場景構圖，也不知道基本的電影攝影知識。他們的攝像人員對相機也不甚了解。兩人沒有任何表演經驗。每個鏡頭開始前，他們都會把樣片釘在自己狹小的高層公寓的牆上，並在Mac G5的電腦上用Final Cut Pro軟體設計出走位的路線。「有時，我們得重拍四五次才能達到想要的效果。」克拉姆利回憶道。

即便澤龍和佐洛說得沒錯，這也並不意味著那些為網路而造、並通過網路實現推廣和發行的電影就這麼不足為道。畢竟，NBC、Fox和好幾家娛樂公司一起聯手推出了為觀眾提供電視節目和電影免費下載的網站Hulu.com。而且如果影院里總是有85%的閑置座位，那麼100部小型電影擰成一股繩就是一種力量，而1000場節目——電影也好，體育比賽也罷，甚至搖滾演唱會，就能帶來一場革命。面對這種趨勢，影院管理者們的坐視不管能持續多久？如果他們倒戈了，發行商們能堅持多久不發片？如果越來越多的影院都加入了數碼隊伍呢？最重要的是，如果製片商能夠在不到幾分鐘的時間里就把電影直接送到影院手中，節約出大筆資金，那麼他們在這場大戰中會替發行商挺多久？

布伊斯沉默了。

數碼設備的使用者並不局限於非主流電影人。梅爾·吉布森（Mel Gibson）用數碼攝像機拍攝了《啟示》（Apocalypto），邁克爾·曼（Micheal Mann）自打拍了《邁阿密風雲》之後也用上了數碼器材。至於電視方面，數碼技術早在數年前就已經成為主流技術了。

數碼模式的強大還表現在許多大牌電影製作公司本身也能從這場數碼變革中獲益。每當有大片問世時，為了將35毫米膠片的拷貝版運送到全美成千上萬家影院，片方往往需要花費多達1000萬美元的費用。平均下來，每份拷貝的費用為1500美元（如果只是一般的影片，也需要約500萬美元的發行費用）。如果改用數碼發行，每版電影的發行成本就能降低至200美元，而且只需輕輕一推按鈕，便能實現傳送。你家附近的影院也許已經擁有數碼功能（雖然為了迎合好萊塢電影導演的理念，膠片技術在一定時間內還不會徹底消失），整個電影行業的經濟模式即將天翻地覆。

除了布伊斯和克拉姆利這樣的「先行者」，還有數以百萬的人也將自己的作品投入了這套篩選機制。這樣的機制很可能會衍生出一些未曾預料的結果，其中就包括低成本電影製作人和影院擁有者之間的結盟。在此之前，這兩者之間往往存在著權力與影響力的巨大鴻溝。隨著數碼製作技術的興起，不難想象遲早有一天，影院經理在選片時除了考慮好萊塢的作品名單和其他文藝色彩不是太濃的影片之外，也會上網看看有什麼電影（或者短片集、動畫片以及其他適合在影院播放的內容）可選。不說遠的，眼下他們也開始引用下載率、點擊量等數據提前吊足觀眾的胃口，並在厭倦了對著空無一人的影廳播放爛片之後開始在晚間針對目標人群播放一些量體裁衣的內容。要知道，布伊斯和克拉姆利的在線公映給各個電影院帶來了成群的觀眾，賺足了真金白銀。

電影《烈血大風暴》（Mississippi Burning）的製片人佛瑞德·佐洛（Fred Zollo）在言談中毫不掩飾九九藏書對布伊斯和克拉姆利這類電影製作人的輕視。而他的反應或許恰好代表了許多好萊塢精英的思想。

19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40%的鐵路集團都陷入了負債的困境，大批公司因此破產。但泡沫的破滅並非只有消極影響。鐵路市場繁榮之前，全美鐵道總長度一共只有7.2萬公里；1900年時，美國國家鐵路網總長已經達到了32萬公里之多，保證了美國從東岸到西岸的全面繁榮和發展。此後興旺起來的汽車工業同樣也刺|激了美國高速公路系統的發展，它雖然吃掉了鐵路行業絕大部分的利潤，卻為整個國家的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然而再美的夢境都要回歸現實。在揮霍完手中所有的資金后，這些公司紛紛倒塌，投資者們也開始懷疑何時誰才能真正實現盈利。盲目的樂觀被消極所取代。股價開始狂跌、經濟也開始冷卻。久而久之，直到這項核心技術順利融入人們的生活后，市場才漸漸進入了穩定階段。這便是一場繁榮、消沉以及穩定增長（也有人稱其為黃金時間）的循環。之後，衰落便會接踵而來，直至新的投資陷阱出現。

克拉姆利穿著帶破洞的藍色牛仔褲和褪色的T恤，而金髮碧眼的布伊斯的著裝卻頗有個人風格：灰色的裙子、淺綠色的連體襪、黑色的披肩，再配上鑲有蕾絲的皮靴。這對情侶已經築起了4000美元的信用卡負債，困窘的生活迫使兩人常常以塗抹了杏仁醬的三明治作為晚餐果腹。

在《紐約時報》上投放了整版廣告的廣告商自己也不清楚能有多少人看見這則廣告，更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人會採取行動，開始消費。他只知道《紐約時報》的讀者平均年齡是42歲。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成長起來了，網路一代的時刻已經來臨。報業同時失去的不僅僅是廣告商；印刷版報紙的讀者也在迅速流失，而這也曾是他們所壟斷的資源之一。

信息化的巨浪正在席捲全球。與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不同，如今自我表達的工具更加無處不在。傻瓜相機——簡單而強大的技術幾乎給了所有人拍照、編輯、在互聯網上發布照片和視頻的機會。有了寬頻，網友們便能夠馬上瀏覽到這些信息。如果他們喜歡，便會寫郵件告訴身邊的朋友們，把網址貼在自己的Twitter上，或者去論壇發帖推薦。沒有了審查者的過濾，觀眾們就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權利——發生在視頻攝影師阿林·克拉姆利（Arin Crumley）身上的故事便是這樣一個例子。

對比新千年後浮華的生活方式，我們再來看看新千年前你每天收到的報紙都經過了怎樣一個漫長的旅程。人們先將樹木採伐出來，運至磨坊，磨成紙漿，平鋪成紙，再轉運到印刷廠。在那裡，大捆的紙張被印滿了文字、數字、圖片、填字遊戲和數獨，隨後被切割、堆壘、捆紮成形、塞進卡車。這些成捆的報紙被送到報亭和送報員手中，並由他們挨家挨戶投遞。不久之後，你打開家門，走進院子，拾起報紙，掃了一眼標題，卻發現所有內容都已經是一天前的事情了。你早就已經在網路上瀏覽過這些文章、在掌上電腦或手機里收到過含有鏈接的郵件、在RSS訂閱里知道了這些消息、在CNN裏面看過了報道、在廣播里聽到了介紹、在計程車頂上的即時新聞板上掃到過相關內容。當你再在報紙上讀到它們時，這則新聞早已發生了變化，而你也有了新看法。報紙的生產過程不僅需要複雜的供應鏈作為保證，它每頁只印這麼幾個字、幾幅圖的做法也是對稀少且昂貴的資源和能源的浪費。再者，它實在是太慢了。

數碼電影當然不是什麼新鮮事物。十幾年前曾有過一部名為《愛神》（Love God）的電影，現在也許已經淡出許多人的記憶了。實際上，如果算不上第一，該片也說得上是最早一批全部獨立採用數碼攝像機拍攝和編輯的影片之一了。那時，拍數碼電影還只是為了嘗鮮；如今，隨著優質數碼攝像機的質量穩步提高同時跌破3000美元，數碼技術和80年前出現的有聲電影一樣，正以相同的革命作用改變著娛樂業的面貌。就連「膠片」這個詞，如今也有了幾分古雅的趣味。

今時不同往日，20世紀90年代，由於企業家們沒有意識到互聯網的實用性以及網路本身尚未成熟等原因，許多創新性實驗都以失敗告終。但今天我們已對互聯網瞭若指掌。電力發明30年後就對美國經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直到1930年，才幾乎人人家中都通上了電，用起了冰箱、烤麵包機、電燈、無線電和其他電器。正如亨利·布羅杰特（Henry Blodget）所說，我們過剩的精力和不夠理智的思想導致了新行業的產生，反之亦然。

與此同時，電影製片人布伊斯和克拉姆利那諾拉·埃芙隆電影情節一般的生活終於要結束了。他們坐落在布魯克林布希維克區（Bushwick）42平方米的高層公寓原是由舊廠房改造而來的，如今裏面堆滿了數碼錄像帶。老舊的煤氣灶被挪到了大門口；所謂的「卧室」只不過是在房屋凹進去的部分塞了一張床墊而已，一張紅色的門帘就將它和客廳分隔開來。屋裡還有一張貼滿了各種便簽的白板，上面寫滿了永遠都做不完的任務。兩台蘋果電腦顯示屏透出的光照亮了整個房間。

於是，第一次約會，他們便一邊遞紙條、畫圖畫、互相聆聽對方iPod裏面的音樂，一邊默默地漫步于布魯克林碼頭。後來，在布伊斯前往佛蒙特州藝術集市期間，他們便開始互發視頻；6個月後，他們同居了（不許說話的禁令已經被廢除了）。交往以來，他們共同收集了大量被其他情侶或稱為「紀念品」的手工藝品，在布伊斯和克拉姆利看來，這些都是藝術的「副產品」。

20世紀90年代末，互聯網上非法下載音樂的人開始變得多了起來。一名自稱「匿藏點」（The Lair）的18歲小子成了這場地下活動中的明星。乍看之下，他和你我周圍身著T恤的小青年並無二致，該上課的時候他會去上課。可到了暑假，他便一覺睡到日上三竿，胡亂吃上兩口甜甜圈后便來到電腦前坐下。他會看看自己的網站是否一切正常，然後回復郵件，再去網上和人交換音樂。知道他網站的人會過來從他的個人音樂庫里免費「汲取」些歌曲——他這兒有好幾百首歌，都按表演者姓名排列得整整齊齊。

「製片方面非常擔心數碼技術會搶走他們的控制權。」聯美經典（Emerging Picture）的執行總裁艾拉·多伊奇曼（Ira Deutchman）表示。他們的影院已經全部換成了數碼屏幕。「一旦擁有了數碼設備，放映商就能在任何時間隨心所欲地放映電影。這便打破了放映商和好萊塢之間的權利平衡。」然而，作為影院和片廠中間人的發行商們卻依然擁有很大的影響力。「如果影院沒有經過合約就播放了某部電影，那可就惹了大麻煩了，」曼德拉影視娛樂集團（Mandalay Filmed Entertainment）製片部主管大衛·澤龍（David Zelon）說道，「你不僅會被起訴，更慘的是以後再也別想播大片了。」

從此，布伊斯和克拉姆利便開始了對電影發行商的衝擊，而互聯網也成了希望打破舊體制高牆的獨立電影人們可以利用的多變性載體。

想法最初源自這對情侶在西南偏南電影節的經歷——他們曾將自己的經歷做成視頻日記貼在網上，結果大受好評，並吸引了許多觀眾前來觀看他們的電影。在布伊斯和克拉姆利看來，自己為電影獲得認可所作出的努力（當然還有關於兩人之間鬥爭的花絮和嚴峻的財政狀況）或許能喚起許多同齡人的共鳴，這部有關自己電影的故事或許能夠幫助他們渡過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