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17日，海明威乘上了去往倫敦的飛機。一路上，他都在拿勞倫斯小姐為英國朋友們捎帶的新鮮雞蛋開玩笑，還說等飛機一降落，大家就一起吃煎蛋餅。他對飛機上的所有乘客表示，他的妻子瑪莎離開山莊時沒有向他的愛貓道別，而他一直因為這件事生她的氣。瑪莎於5月13日登上了輪船——那是一艘運送爆炸物的貨船，除了船員之外，全船只有她一名乘客。從北美到歐洲，這艘船在大西洋上經歷了恐怖的十二個晝夜。

海因里希·希姆萊一直都沒有放棄過對於納粹情報體系，乃至第三帝國當局中終極地位的競逐。戰略情報局的同事們都認為，希姆萊並不甘心只做納粹的二把手，而是希望在時機成熟之時取希特勒而代之。每次想到這一點，我們都會感到脊背發涼，從而不得不趴下身子努力工作。

當時，我看到赫雷拉·索托隆戈醫生贊同地點了點頭。但我並不認為他真的明白海明威的話中深意。

我的小隊被派遣到哈梅爾堡附近的一處戰俘營，營救被困的戰俘。當晚，年輕的海明威成功逃離了戰俘營，然而四天之後就被重新抓獲，送到了德國紐倫堡的第三戰俘營。邦比在行動中失蹤的消息讓海明威備感悲痛。直到1945年，海明威的長子才被解救出來——當時，他已經在戰俘營中待了超過半年時間。這是一個奇迹，沒有人能在那種缺衣少食的環境下生存如此之久。1945年6月，他乘飛機抵達古巴與父親團聚，同時也見到了他的兄弟們，以及他父親的新老婆，瑪麗·維爾什。

過去四十五年間一直擔任胡佛局長私人秘書的甘迪小姐，將一百六十四份秘密檔案封進了儲存箱，先是搬到了克萊德·托爾森的家中，後來藏到了賓夕法尼亞大道西北13號胡佛宅邸的地下室中。自那時起，這些檔案便不知所終了。

戰爭結束之後，杜蘭和布拉登大使都被控通共，遭到了反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偵訊。「海明威才是真正的左翼分子！」古斯塔沃·杜蘭在參議院如是說道，「我是在海明威家裡結識布拉登的！」

信的開頭是這樣寫的：「胡佛死訊剛剛傳來，克萊德·托爾森便從胡佛的住宅給聯邦調查局打了個電話，這電話很可能是打給J.P.摩爾的。托爾森指示將胡佛辦公室里保存的全部機密文檔取出。至上午11時許，這些文檔被全部轉移到了托爾森的住處。目前這些文檔是否還在那裡不得而知。問題的關鍵是，當J.P.摩爾告訴你這些謊言並不存在的時候，他其實就是在說謊的——這些東西都是存在的，只不過是被有計劃地藏起來不讓你知道罷了。」

儘管如此，當接到丈夫的電報之後，瑪莎還是飛赴華盛頓，到白宮與總統夫婦一起吃了頓飯。瑪莎與總統夫婦會面這件事，的確讓海明威從某種程度上避開了埃德加·胡佛局長的迫害。下列這些備忘錄證明了這一點——當然，當時我並未能看到這些備忘錄，直到大約五十年後，拜信息自由法案所賜，這些東西才得見天日。

「這些東西讀起來很有趣呢。」那一晚，他這樣說道，「如果我們將這些公之於眾，那麼華盛頓方面就要掀起一番驚天動地的波瀾了。」

巴蒂斯塔統治的最後時光，馬爾多納多因其權勢和殘暴而臭名昭著。他常常開著一輛威利斯吉普車穿街越巷，隨意開槍殺人。他最終站錯了隊。1959年，這匹「瘋馬」被古巴革命政府逮捕，成為最後一批被公審的巴蒂斯塔反動當局官員。所有人都認為這個身材高大的劊子手應當被處以絞刑。在被公審期間，馬爾多納多時常痛哭流涕，最後連他那面色蠟黃的同僚副手都忍無可忍地在法庭上對他說：「嗨，夠了，別他媽像個妓|女似的哭哭啼啼了！你的手上沾滿了鮮血，咱倆都是劊子手！」

「所有的都找到了，它們就存放在咱們約定的地方。」

所以，下面就算是我啰啰唆唆的後記吧。

「『那好吧，麥克斯，』我當時這麼對他說，『那就把後面兩章去掉吧。』」

整個1943年，希姆萊和他帝國中央保安總局六處的同僚們都在想盡一切辦法詆毀卡納里斯和他的軍事諜報局。1943年1月，希姆萊將恩斯特·卡爾滕布倫納任命為帝國中央保安總局負責人。卡爾滕布倫納上任之後的第一個行動，便是提拔了與希姆萊和海德里希共同策劃了「烏鴉行動」的瓦爾特·舒倫堡上校，將其指派為帝國中央保安總局六處頭目。卡爾滕布倫納和舒倫堡的首要目標，便是摧毀卡納里斯的軍事諜報局。

「這世間之事原本就無常啊。」

「手|淫？」赫雷拉醫生問道。

這件事情讓希特勒暴跳如雷。在針對希特勒的刺殺行動事敗之後，舒倫堡親自逮捕了卡納里斯將軍，罪名是後者「有可能事先得知刺殺計劃卻未曾向元首稟報」。卡納里斯，這個聲名顯赫的前德軍情報部門大佬，被押解到一座肉製品加工廠，雙手反剪，掛在一隻肉鉤子上絞死了。所有「陰謀參与者」的死刑場景都被拍成了電影膠片。每到夜間，阿道夫·希特勒本人都會一遍又一遍地觀看這些影片。

1944年下半年，瑪莎·蓋爾霍恩終於提出和海明威離婚。整個1943年加上1944年春天，當海明威忙於駕著「比拉」號追蹤潛艇之時，她時不時會回到山莊居住，也經常外出去別的地方。瑪莎人在倫敦的時候，海明威寫信向她抱怨說，空空如也的山莊比監獄強不到哪兒去。回到山莊之後，瑪莎和海明威之間的關係卻越來越糟糕，而和解的時候則越來越少。兩年間，瑪莎一直都在批評海明威，讓他「放棄戰爭遊戲」，走出去「報道戰爭」，但她的丈夫卻頑固地堅守著他的船、他的貓、他的山莊，堅守著古巴這個國家。終於，1944年3月，海明威「接受」了瑪莎那如嘲諷般的「建議」，卻是用了一種她無法釋懷或是原諒的方式。其實，當時美國的任何一家報刊，都非常願意將海明威聘為它們的撰稿人，然而海明威卻選擇了先前往歐洲。當瑪莎表示她願意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追隨丈夫之時，海明威卻撒了謊，稱軍用包機不允許女眷搭乘。後來瑪莎得知，在整個航程中，女演員格特魯德·勞倫斯一直坐在海明威身旁。

20世紀60年代，在被派駐柏林期間，我偶然聽聞了一個快四十歲的蘇聯女特工的故事——她曾經是萊因哈德·蓋倫當年創建的納粹情報網的成員。蓋倫的情報組織，是戰爭期間納粹德國在情報方面效率最高、能力最強的存在。

在隨後的歲月里，人們常常引述海明威的一句話：一部小說就像是一座冰山，十之七八的部分應當是藏在水下無法眼見的。我知道，這也是我記錄「騙子工廠」故事的最佳方式。但我也明白，我永遠無法成為這樣的小說高手。我不可能像古老東方的水墨畫家那樣，用寫意的筆觸描繪雄鷹矯健的身姿。我講述故事的方式，只能墨守海明威在羅馬海岬批評過的刻板成規，將一切事實和細節都簡單堆砌起來，讓讀者自己去分辨其中的關鍵重點。

海明威的預言果然成真了。在蘇利南河流探險途中，瑪莎的確感染了瘟疫。她的登革熱病情異常嚴重，以致無法正常站立。在帕拉馬里博的最後一天，她嘗試從椅子上站起身來，卻一下滑倒，摔斷了手腕。登革熱讓她的感覺變得遲鈍，她只是用膠帶對手腕做了簡單固定，便乘飛機逃離了那個叢林地獄。

我曾經在法國看過她的演出，但我敢說她並沒有注意到我，或者認出我來。當時觀看表演的有數百名士兵和當地百姓，而我是一身法國農民的典型裝束，還留著濃密的鬍子。

最有趣的是，1945年1月，我居然在德國哈梅爾堡見到了當初在古巴未曾謀面的海明威長子約翰——也就是「邦比」。

很快，接任局長的帕特里克·格雷寫了一封信，要求聯邦調查局實驗室對匿名信進行檢驗。而實驗室只得出了以下結論：信封上的文字使用的是史密斯科羅娜印表機，而正文的文字使用的是IBM印表機，但無論信封還是信箋上都沒有任何水印；信件本身也是二次影印件，使用的並非間接靜電式複印機，而是直接式複印機，也許是施樂的某個型號。

「唉，其實7月13日完成那部小說之後，我並沒有真正停筆，我生日那天還在繼續寫呢，就像是在寫它的後記。我寫了塞戈維亞失守之後卡爾科夫與格爾茨將軍的會面，寫了他們兩人驅車共同返回馬德里，還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寫了安德烈斯造訪『比拉』號和帕博羅廢棄營地的事。安德烈斯俯瞰了峽谷中的橋樑殘骸……諸如此類的廢話。」

馬爾多納多回到了古巴國家警察局，並未丟掉工作，只不過餘生都要與拐杖為伴。海明威永別古巴之前，馬爾多納多曾經到山莊附近巡視。據稱，那一次他殺死了海明威當時最愛的寵物「黑狗」——那條狗是被他用槍托活活砸死的。

1944年至1945年，她參加了海外的勞軍巡演，成了士兵們追捧的不二偶像。我想，士兵們最喜歡的莫過於她的大腿和歌聲。說來也怪，這個女人身上總是散發著濃烈的性感韻味。即便是在濃霧瀰漫的夜晚，即便距離五十碼開外，美國大兵只要是看到她的歌舞表演，都會把摟在懷裡的其他姑娘忘到九霄雲外。

「是啊，」赫雷拉醫生說道，「當時你頭髮很長，看上去糟透了。」

斯普盧伊爾·布拉登在為美國政府服務多年之後遭遇「叛國」指控，霎時間心如死灰。他親自指證海明威是藏身古巴的他國特工。後來，布拉登曾經親自飛赴哈瓦那，希冀求得海明威的原諒。「他說他對不起我——他那麼做只是為了保住工作——他一直在說抱歉，看上去還是蠻誠懇的。」後來提起這事，海明威對赫雷拉醫生如是說道，「所以我就原諒他了。」

「好的。」

「所有的都找到了？」我問道。

「我想我懂了……」醫生將信將疑地說道。

「回頭再聯繫你。」

當時，醫生問海明威，作為一名作家，他如何確定何時為一部作品畫下句號。

我沉默了片刻。過了這麼多年，我終於可以遂心返鄉了。

有關這位蘇聯女特工的傳說之中，最初引起我興趣的，是她的姓名——艾爾莎·海德爾。據說她是隆美爾元帥的遠親，卻完全沒有雅利安人的外貌特徵。她有著黝黑的發色和黑色的眼睛，沒有白皙的皮膚。幾乎整個20世紀30年代，她都生活在一個派駐西班牙的德國外交官家庭。最令我感興趣的，是她曾經在1936年柏林奧運會上為德國贏得了一枚游泳項目銅牌。她在長距離游泳方面尤其擅長。

1942年夏天，剛剛回到巴西的西奧多·施read.99csw.com萊格爾便被逮捕了。德爾加多和貝克攜手安排了針對德國軍事諜報局駐南美洲間諜網路的圍捕行動。不久之後，帝國中央保安總局的特工們便填補了軍事諜報局留下的空白。同年10月，施萊格爾及其六名關係人在巴西國家安全法庭受審。施萊格爾本人被判入獄十四年。

當日午夜，我從保密電話中得知了胡佛的死訊。接著，我拿起另外一部電話，打給了一位身在弗吉尼亞州蘭利市的老朋友。這位朋友喚醒了我們早先埋在聯邦調查局的一位眼線，而後者很快便向聯邦調查局新任局長帕特里克·格雷發去了一封信。為了避免被胡佛的舊臣們截獲，這封信是通過司法部長辦公室轉交的。信封上寫著「私人信件，呈遞到指定地點即可」。1972年5月4日，帕特里克·格雷讀到了信。

德爾加多在羅馬海岬幹掉那兩名德國人之後翌日，約翰·西格弗雷德·貝克便逃到了巴西。這名黨衛隊中隊長隱身遁形達兩年半之久，為帝國中央保安總局到處建立能夠取代軍事諜報局的間諜網路。但他的行動並未起到太多實際效果，只是在德國情報機關內部造成了諸多不和。1945年4月，就在第三帝國徹底崩潰、希特勒自殺幾周之前，貝克被捉拿歸案。

1944年1月，他們終於等來了機會。帝國保安局的特工們施展了一系列複雜的陰謀詭計，導致一個名叫艾里希·菲爾梅赫倫博士的軍事諜報局駐伊斯坦布爾特工投靠了英國方面。2月10日，在不列顛安全協調組織負責人威廉·史蒂芬森和軍情六處伊恩·弗萊明的指揮下，英國人接納了投誠的菲爾梅赫倫。

鮑勃·喬伊斯，也就是海明威與大使館之間的聯絡人，在我做出決定八個月後，也辭掉工作加入了戰略情報局。一年之後，我在歐洲見到過他一次。當時我們都坐在一架達科塔式飛機漆黑的后艙，等待著趁著午夜空降到東歐，臉上都塗著黑色的迷彩。我覺得他當時根本就沒認出我。

古巴革命之後，辛斯基拒絕追隨自己效力多年的商船公司遷走，而是回到了西班牙，做起了船舶物資補給生意，直到辭世。

海明威一邊摸著鬍子，一邊看著孩子們在水中嬉戲。「胡塞·路易斯，這和人生是一個道理，」他說道，「所謂人生，就是有一股力量一直推著你往前走，直到你死……不靠譜的事情一件接著一件。小說是有其自身架構的，它們的平衡和設計，恰恰是真實的人生所缺少的。小說情節是可以適可而止的。」

海明威當時還在古巴。他對一位朋友如是說道：「該死的，那傢伙又能苟延殘喘了。事情總是這樣。要是真為哈瓦那城乃至整個古巴著想，最好還是把他弄死埋了。」據說海明威甚至申請去做處決馬爾多納多的槍手。

「那你的西班牙語用得地道嗎？」赫雷拉醫生笑道。

黛德麗同海明威一同慶祝了巴黎的光復。她和作家先生到麗茲大飯店共進了一餐，享用了酒店酒窖里最棒的香檳。她一直毫不掩飾她對海明威的喜愛和仰慕。1961年海明威自殺的消息傳來，她頓時陷入了無盡的哀傷。

1972年5月2日，埃德加·胡佛去世。與其說他是一位民族英雄，倒不如說他是一個全民偶像。

我離開古巴后的數年間，幾乎沒怎麼聽到有關溫斯頓·蓋斯特的消息。1961年，也就是海明威離世的那一年，溫斯頓創辦了墨西哥蓋斯特航空公司——那是墨西哥規模最小的三家國際航空公司之一。整個20世紀60年代，聯邦調查局經常使用這家航空公司的航班來為任務作掩護。

古斯塔沃·杜蘭的確來到了古巴，接手了「騙子工廠」，直到1943年https://read.99csw.com該計劃經多方協調宣告終結為止。杜蘭夫婦與海明威夫婦有過多次爭吵，很快便搬出了山莊「客房」，搬到了「兩世界」酒店居住。至1943年中，古斯塔沃·杜蘭一直都作為布拉登大使的情報官員工作，他們夫妻倆儼然成為了哈瓦那的社會名流。

那一年我六十歲，在中央情報局駐印度加爾各答的一個辦事處擔任負責人。那時的我與其他同人一樣，不過是一個想要早些退休的老公僕。我已經遠離美國三十年了。

「那照這麼說，後記也不要了？」醫生問道。

「好吧，是有關他自|慰的描寫。」海明威咧著嘴，笑著說道，「是有關他『自娛自樂』的描寫，行了吧。可是麥克斯從未對那些毫無意義的『後記』發表任何意見。最後，當一切塵埃落定之時，我方才意識到出版社方面向我傳達的，正是他那些不便明說的信息。麥克斯告訴我：『歐內斯特，我真的喜歡最後幾章，因為我很想知道接下來的情節會怎樣發展，但是，從現實的角度來說，這本書應該以喬丹躺在滿是松針的地上等死結束，正如他在第一章開篇的時候躺在那裡。這是非常不錯的前後呼應。歐內斯特，這是一個完美的循環。』」

當我決定把這一切經歷用書面文字記錄下來的時候，我終於理解了，海明威當初在羅馬海岬所說的都是至理名言——他說，一個好的故事，應該像是潛望鏡的驚鴻一瞥。

約翰·H.海明威於1944年7月加入了戰略情報局。三個月後，他空降到法國，降落在蒙彼利埃北邊的勒博斯奎特，任務是為當地游擊隊員傳授敵後滲透戰術。10月下旬的一個白天，他、一位美軍上尉，還有一位法國游擊隊員，一同沿著羅納河谷執行偵察任務，其間遭到了一支奧地利部隊的襲擊。法國游擊隊員腹部中彈當場犧牲，而邦比和美軍上尉賈斯汀·格林受傷。在審訊他倆的過程中，奧地利部隊的軍官意識到，他曾經在1925年見過歐內斯特·海明威和當年還小的邦比。於是，這位軍官停止了審訊，派人將渾身是血的邦比送到了阿爾薩斯的一所醫院，讓他撿回了一條命。

我輕輕地掛斷了電話。

「這些玩意兒根本就沒必要寫出來，」海明威端起湯姆·柯林斯雞尾酒喝了一口，「不過我把手稿帶到了紐約，在巴克利旅館繼續往下寫來著，就像是流水線上一個木然做工的人。我雇了一個跑腿的，讓他幫我把手稿交給斯克裡布納出版社的人。古斯塔沃·杜蘭帶著他的新老婆邦迪去看望我，我給他念了其中一大段，就是為了確保其中的西班牙方言土語用得恰當地道，語法也沒有錯誤。」

和海明威關於寫作的寥寥幾次對話，我都一一記錄了下來。其中讓我記憶最深刻的，是在羅馬海岬埋伏等待德國滲透者上岸那個夜晚的交流。我最常想起的，是海明威四十三歲生日那天晚上，我們在「比拉」號上的對話。然而此刻我所想到的，卻是另外一番對白。其實那一次，海明威並不是在和我交談，而是在山莊的游泳池邊與赫雷拉醫生聊天。我只不過是恰好坐在旁邊，有機會聆聽到他們的對話內容罷了。

海明威夫婦從分手到正式離婚的消息傳來時，其實朋友們都並不十分驚訝。

格雷要求局長助理摩爾做出解釋。而後者卻再一次宣稱，沒有任何秘密或是機密文檔被隱瞞。格雷給摩爾寫了一張私人便條，內容是「我相信你」。

我未曾細查這個女人的底細和來歷，也未在隨後的行動中遭遇過她。

也許是因為出生在德國的緣故，瑪琳·黛德麗成了戰爭期間伺候美國大兵最積極的好萊塢明星。1943年，她在好萊塢開設了一家勞軍餐廳，專門為從海外歸來的軍人們服務。只有在這家餐廳，大兵們才能見到電影明星親自為他們磨製咖啡、烘reａｄ.9９cｓw.cｏm焙麵包圈，甚至是刷鍋洗碗。說到刷鍋洗碗，瑪琳·黛德麗總是親自上陣。

格雷戈里奧·富恩特斯於1997年在古巴度過了他的一百歲生日。

「我找到它們了。」我的這位朋友透過加密電話線路說道。

「該結束的時候就結束吧。」海明威答道，「要是不停寫下去的話，永遠都沒有盡頭。你不會願意和自己創造出的角色說再見的。你的腦海里一直在用著書中特有的語言風格進行思考，你不想結束這種狀態。這就像是與一位朋友生離死別一樣。」

「大多數用得還算可以。」海明威咧嘴一樂，「不過我要說的是，我的編輯麥克斯對我寫的那些玩意兒非常滿意，包括我從來沒想過要拿出來發表的『後記』部分。和平常一樣，他說他很喜歡我寫的東西，即便是在我從寫作的熱情中冷卻下來之後，他也沒有提出太多批評。不過，到了八月底，斯克裡布納出版社告訴我，要刪減掉有關羅伯特·喬丹手|淫的描寫……」

英格麗·褒曼和加里·庫珀出演了由《喪鐘為誰而鳴》改編的電影，該片於1943年7月10日公映。這部電影初看上去還算不錯，但影評家和觀眾們卻認為片子節奏太慢，情節拖沓。實際上，庫珀和褒曼之間並未產生真正的「化學反應」。順便一提，片中的褒曼以短髮示人。數年之後，英格麗·褒曼真正被世人牢記的，是她在猶豫是否接拍《喪鐘為誰而鳴》之前拍攝的那部編劇匆忙、情節錯亂的低成本爛片——《卡薩布蘭卡》。

1972年6月21日，我那位來自蘭利的朋友在加爾各答又一次找到了我。你們大概能猜到我說的是誰。此人以清除中央情報局內部的潛伏特務著稱，他對蘇聯特工恨之入骨，對聯邦調查局探員亦是嗤之以鼻。有人稱其為偏執狂。在過去戰略情報局風光無限的日子里，他曾經與威廉·多諾萬相交甚歡，也曾經和我一起，同英國和以色列同行打交道。在金·菲爾比遁往蘇聯之前，我倆都曾與其共同進餐。我和他曾經許下誓願，再也不提那些陳年舊事。

「你還記得嗎，兩年前，直到完成《喪鐘為誰而鳴》，我連頭髮都沒工夫去打理。」

「歐內斯特，你為什麼說那是廢話呢？」赫雷拉醫生說道，「這些東西不是很有趣嗎？」

我再也沒見到過格雷戈里和帕特里克。吉吉成了一名廣受尊崇的醫生，算是接過了他祖父的衣缽。帕特里克成了一名非洲獵手，然而當他回到美國之後，卻又搖身一變成了一名環保主義者。

馬爾多納多的副手被絞死了。令人費解的是，馬爾多納多本人卻只被判了三十年監禁。古巴當地人發起抗議，要求革命政府重新啟動審判，將馬爾多納多正法以平民憤。然而就在同一個星期，菲德爾·卡斯特羅下令，不再處決巴蒂斯塔反動當局中那些犯下過殺人重罪的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