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11月20日，利特爾收到一份蓋有「緊急」戳記的命令。當他讀到裡頭的指示時，他的心頓時狂跳起來。一位叫勒布克的法國將軍給了這些美國黑人士兵一個機會，他們有望成為第一支挺進萊茵河的部隊。命令上擬定的是「立即執行」。利特爾立刻行動起來。他從信任的部屬里挑選人員組成一支偵查隊，連晚飯都沒吃就跳上馬往附近的萊茵河小鎮南布桑飛馳而去。這一小支隊伍縱馬進入沿岸森林，直奔萊茵河——它很快就將重新成為法國的東部邊界。他們向一群阿爾薩斯的伐木工人問路，然而對方警告他們，現在萊茵河沿岸還有正搭乘渡船撤離的德國人。雙方很有可能爆發衝突。不過，利特爾可不願放棄現在的優勢。再說，命令要求的是「立即執行」。他強令部隊繼續前進。沒過多久，前方的樹林變得豁然開朗，「萊茵河景色壯觀的奔騰河水」就在眼前。他們跳下馬，紛紛握手祝賀。利特爾為這歷史性時刻而感到激動，當場發表了一小通即興演說。抵達萊茵河的感覺讓他回憶起那些偉大的地理髮現：這一刻的自己堪比德·索托、德雷克、弗羅比舍甚至哥倫布。他下令在此設置一個崗哨。

他們一同驅車前往朗格勒，給遠在美國的孩子母親發了電報。晚上兩人好好吃了一頓，看了場電影，然後便在一家基督教青年會的旅社過夜。年輕人是直接從前線戰場回來的，已經好幾個星期沒睡過床。他幾乎是頭剛一沾上枕頭便睡著了。第二天一早，亞瑟必須走了，卻怎麼都叫不醒兒子。於是他讓兒子繼續躺在床上，他明白，現在兒子可以好好睡了，不會再有什麼事來打擾他。那是1918年11月11日，而做父親的知道，他的兒子不用再去打仗。

一條坑坑窪窪的道路從阿拉斯通往城外的交戰之地，那裡舉目所及，皆為戰火破壞殆盡。鏽蝕的炮筒依然對準天空，植被在爛泥漿中腐爛，到處是廢棄的鋼鐵和糾纏的鐵絲網，上面爬滿了雜草。附近小山的芬芳原野直抵天邊，卻布滿製作粗糙、千篇一律的灰色十字架。在它們腳下展開的，是一片虞美人花組成的鮮紅花毯：紅得「像血？像旗幟？它們是激|情的號召，還是無聲的譴責？」路易絲感到，已成廢墟的阿拉斯、漫山遍野的墳墓還有觸目驚心的虞美人花，讓她比以往任何時刻都和她的祖國更加親近。面對這些景象，路易絲·韋斯，這位《新歐洲》創辦人、世界公民和民族解放人士，頓時發自內心地覺得自己仍是法國人。

自從那天他幾乎單槍匹馬挑翻一個德國機槍據點並俘虜上百人後，這個來自田納西的男人就更加堅信上帝在庇佑著他。他的戰友對於整件事匪夷所思的經過做了合理的解釋，讓他成為英雄。但對約克來說，唯一的可能是：在1918年10月8日那天，他得到了上帝的啟示！自從入伍以來，約克就一直對自己的決定有所懷疑。作為一個虔誠的教徒，他參軍殺人是正當的嗎？幸好上帝最終聽到了他的祈禱，在10月8日那天給予約克指引。從那以後，約克才卸下心頭沉重的負罪感。

12日早上9點，埃茨貝格爾回到斯帕的德軍總參謀部。那裡情況已大為改觀。這個被德軍佔領的比利時溫泉小鎮，現在成立了工人和士兵委員會，他們打算逮捕最高陸軍指揮部的將軍們。軍官們被扯下肩章，駐紮在此的士兵也不再向他們的長官敬禮。埃茨貝格爾很快就發現，他在貢比涅收到的荒唐消息原來是事實：11月12日的德國不再是他5天前離開時的那個國家。皇帝已流亡國外，革命一觸即發。抵達斯帕沒多久，埃茨貝格爾和軍需總監威廉·格勒納（Wilhelm Gröner）會了面。格勒納表揚他在貢比涅的談判成就。陸軍元帥馮·興登堡（von Hindenburg）也藉此機會，感謝埃茨貝格爾為祖國做了「價值非同尋常的貢獻」。

他們來到孚日山脈中部，此前這裡是法國和阿爾薩斯的邊界。這時父親要求停車。他走下車，彎腰撿起故鄉土地的石頭，往每個孩子手中都塞了一塊。然後他們圍成一圈，嚴肅地靜默著，同時跺著腳取暖。父親決定繞道翻過哈特瑪尼斯威爾庫夫山（Hartmannswillerkopf），當時為了爭奪這座山頭的控制權，有3萬名德法士兵在此喪生。當他們抵達那裡時，太陽已經落山。沉沉暮靄中，人們勉強還能辨識的只有被戰火摧毀的杉樹林，以及隨風飄零的殘餘帳篷和鐵絲網碎片落在了被掘開的地面上。

倫敦沸騰了，而在它地下深處——卡爾頓酒店的地下室里——阮必成（Nguyen Tat Thanh）已經洗了好幾個月堆積如山的盤子。在這家位於乾草市場的豪華酒店裡，身著制服的服務員把樓上餐廳用過的餐具放進通往地下廚房的電梯，由胡志明和他的夥伴接手。他們把吃剩的食物殘渣倒進垃圾桶，分開杯子和刀叉，放進圓木桶里仔細清洗，然後用棉布擦乾擦亮。

到了斯特拉斯堡，路易絲一家受到親友們的貼面禮歡迎。他們共同造訪了昔日的老地方：諾布魯大街上父親出生的房子，還有大教堂。像小時候一樣，路易絲把臉貼在這座古老哥特建築冰冷的石頭牆面上，隨著它向上延伸的線條望向塔頂，直到天邊。

在停戰之前，艾文·C. 約克就已離開炮火中的叢林。在不間斷地戰鬥數周后，他和幾個戰友獲得休假。他們搭上火車，前往阿爾卑斯山腳下的艾克斯萊班遊玩。和法國北部滿目瘡痍的景色截然相反，那裡有清澈的海水浴場，以及面朝布爾歇湖的白色房屋。約克和夥伴們住在舒適整潔、旗幟飄揚的阿爾比恩旅店，在山色倒映的光滑湖水中駕駛摩托艇，還被當地心懷感激的居民請去吃飯。

幾天後，路易絲·韋斯也來到斯特拉斯堡。她和家人一起進行了一次懷舊之旅。她父母都來自阿爾薩斯，「（阿爾薩斯—洛林的）回歸」可是這對夫婦的心頭大事。他們給阿爾薩斯的親戚帶了許多食物，還有肥皂、衣料和蠟燭，車上裝得滿滿的，幾乎都坐不下人。路易絲還穿上了阿爾薩斯的傳統服飾——襯衫、圍裙、寬腰帶和戴在頭上的大蝴蝶結——這些衣飾的主人是父親昔日的奶媽格雷特。1871年德國人圍攻斯特拉斯堡時，格雷特穿的就是這身衣服。當時路易絲的父親還是孩子，格雷特把他放到小籃子里穿過敵軍的包圍，才讓他免於餓死。

世界大戰開始時，路易絲·韋斯才21歲。她以出色的成績通過了畢業考試，然後和她的兄弟姐妹前往布列塔尼的寧靜小鎮聖凱波特里約盡情遊覽。那時，路易絲還覺得小鎮的夏日風光十分迷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美。直到她敬愛的哥哥乘上火車去參加對抗德國的戰爭，留下她在站台火車頭噴出的黑煙里迷失了方向時，她才意識到一個新的時代已經開始了。人們都要做出犧牲，她是否也準備好了呢？她覺得自己的回答是「不」。而她參軍的哥哥根本沒被問到這一問題。

不過最終，法國本土時鐘上的時針還是指向了「11」——這特定日子的特定時刻。它載於幾位軍事領導人和外交官員此前在巴黎附近的森林里所簽署的停戰協定，這些人憑藉自己的簽名，讓這一時刻具有國際性的約束效力。自此，一個罕見的全球性時刻開啟，它將為全世界成百上千萬人終生銘記——他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自己在1918年11月11日11點的所見所聞。

赫伯特的來訪不具有官方意義——在職教育部長拜訪知名女作家——它純粹是家人之間的感情聯繫。當赫伯特來到表妹伍爾夫身邊時，他已經九-九-藏-書把作為辦公室政治家的自己留在唐寧街10號。那裡掌握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最新消息，「軍事成敗或多或少就取決於在那裡運籌帷幄的兩三位老先生」。在與伍爾夫相處時，赫伯特顯得親切隨和，完全不拘禮節。儘管他的官方身份讓她印象深刻。對她來說，他是她聯結現實、通往真實生活的橋樑，甚至是她視為「起決定性作用」的大人物。在他滔滔不絕的論述里，世界大事是如此脈絡分明，彷彿就發生在眼前！比如停戰談判的準備工作，以及勸阻福煦的復讎欲和他「最後決戰」計劃的必要性。聽起來就像費希爾和法國元帥進行了親密的私人談話。他說德國人里「殘暴的人」要比其他民族多，因為他們所接受的就是一整套非人化的訓練，這也很有道理。通過費希爾，伍爾夫感到這天下午，自己和世界是如此接近。同時，她也不無痛苦地察覺到，生活安逸的里士滿讓她視野短淺，猶如井底之蛙。

英國畫家布里頓·里維爾（Briton Rivière）並沒有將勝利的美好賦予他的畫作《聖喬治與龍》（St. Georg und der Drache，1909）里的主人公：筋疲力盡的聖喬治癱倒在他死掉的坐騎旁，難道即使他戰勝了惡龍，卻仍為此耗盡了元神？這一身著閃亮鎧甲的疲倦英雄形象，儘管創作於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卻像是以一種迷人的手法預示了此時此刻。因為事實上，在這場波及全世界的戰爭里，無論是贏家還是輸家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就像是畫里所象徵的，1918年雖生猶死。1914年是各民族和帝國之間的相互競爭，是統治者的意氣用事，最後是同盟體系的僵化運作，讓整個世界陷入了戰爭。到了1918年，原先好高騖遠的戰爭目標，現在只剩下勝利者的自我安慰，他們指望用戰敗者的破產資產來補償自己無可彌補的損失。此外，聖喬治還可以被視為許多士兵在1918年11月11日11點那一刻狀態的化身。戰鬥折磨他們的肉體，戰爭的非人道和無處不在的死亡令他們的精神過度負荷，甚至連戰勝國都是苟延殘喘地獲勝。他們曾為將軍、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戰略浴血奮鬥，現在他們對什麼都不感興趣，只想回家獲得安全和保障，把過去的事拋諸腦後。有些人根本沒有心情來慶祝。

對亞瑟·利特爾（Arthur Little）來說，他的幸福時刻已在前一天，也就是1918年11月10日到來。這位隸屬美軍第369步兵團的軍官獲得一天探親假，做了一次特別的出遊。他借了一部車，開往駐紮在朗格勒小城約8公裡外的一支坦克分隊。一到那兒，他便和值班軍官取得聯繫。亞瑟向軍官解釋來意，後者邀請他一起吃午餐。接著，人們去叫另一位利特爾軍士。這位年輕人來了，他在亞瑟面前立正站好，敬禮，開始做報告。然而說到一半，年輕人就頓住了。他瞪大眼睛看著眼前這位長者，好半天才恢復理智能開口：「天啊，爸爸！見到你真是太高興了。別人告訴我你已經死了！」兩人緊緊擁抱。

那年伍爾夫36歲，她的處|女作小說雖然獲得好評，但尚未引起讀者的注意。她深恐自己不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業餘愛好者。她努力克服這樣的念頭，告訴自己除了寫作外的「其他工作」都是在「浪費生命」。她和丈夫倫納德住在倫敦西邊寧靜的小鎮里士滿，緊鄰泰晤士河。夫妻生活融洽，儘管伍爾夫從一開始就清楚地告訴丈夫，她不能滿足他的性需求。婚後沒多久，他們的關係就遭遇考驗，當時伍爾夫患上嚴重的精神疾病。她先是受到強烈的精神刺|激，不停說話，接著語無倫次，陷入幻想和幻聽。後來則是嚴重的抑鬱，既不能起身，也不能說話吃飯，甚至不願繼續活著。內心墜入黑暗深淵的她，曾吞服大量安眠藥，但自殺未遂。倫納德陪著她四處求醫，儘管所有醫生都幫不上忙。他巨細靡遺地為她安排日常起居，保證她能規律地工作，擁有良好飲食和充足睡眠，甚至還為她記錄月經的周期。

在抵達斯特拉斯堡的那天午後，路易絲·韋斯受邀參加阿爾薩斯解放的官方慶祝活動。她從事新聞出版后已擁有了一定知名度。看台設於共和國廣場，她的位置就在法國總統雷蒙·普恩加萊（Raymond Poincaré）和總理喬治·克里孟梭身後幾排。一場漫長的遊行慶祝就此展開。部隊「興奮得猶如醉酒般」，手持出鞘軍刀走過看台，「非常近，人們會以為他們想湊過來說話」。在士兵身後是來自阿爾薩斯各地的代表，他們穿著地方傳統服飾，高舉旗幟在號角聲中行進——不，他們不是齊步前進，而是跳著舞著，懷著滿心的自豪和喜悅。黑紅鑲邊的彩色大蝴蝶結和金色針織帽在陽光下分外耀眼。總統流下淚來，「老虎」則感慨萬分，不得不閉上眼睛。這場遊行持續了數小時，在路易絲看來，和巴黎的勝利慶祝完全不同，它充滿著力量，如「大河奔流」，如「滾滾熔岩」。然而，她捫心自問，這樣的勝利，值得用200萬法國人的性命來換取嗎？

1917年起，阮必成逗留在倫敦，加強他的英文能力。在卡爾頓值班前後的時間里，人們都能看到他坐在海德公園，翻閱書籍和小冊子。他從書中學到的不只是單詞，還有理念，有些甚至能夠轉化為現實。一天早上他決定，再也不丟掉客人盤子里剩下的食物了，他把它們收集起來，整整齊齊地重新擺好，再送回廚房去。當受人尊敬的法國主廚奧古斯特·埃斯科菲耶（Auguste Escoffier）質問他時，他回答說：「這些東西不該丟掉，可以把它們送給窮人。」埃斯科菲耶大笑：「聽著，年輕人，忘掉你這些不切實際的想法吧，讓我教你廚房的手藝。這樣你能掙更多的錢，如何？」於是從這天起，阮必成開始在糕點部上班，學習製作精美的蛋糕。

帶著這種美好的把握，亞瑟·利特爾回到他的部隊：獨一無二的第369步兵團。這些受法軍指揮的美國士兵來自紐約國民警衛隊，絕大多數是紐約哈萊姆區的非裔美國人。在美國，黑人想參軍可沒那麼容易，只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兵員緊缺，他們才來到大西洋彼岸服役。他們的新兵訓練完全比不上其他士兵：訓練地點不得不選在哈萊姆區的體育館、舞廳這樣的公共場所，手上拿的也不是真正的武器，而是鐵鏟和掃帚。只有少數人能晉陞為軍官。在這塊幾十年前才廢除奴隸制及種族歧視、各類衝突仍屢見不鮮的土地上，他們不得不忍受無數的輕蔑目光、貶低言論和侮辱性手勢。在一次對紐約州國民警衛隊「彩虹師」的閱兵中，黑人士兵不準參加。因為彩虹沒有黑色，這就是組織方的答覆。即使在大西洋的另一側，黑人士兵一開始也得不到信任。他們往往被派去卸載船隻，挖掘戰壕，在死傷慘重的交戰後去掩埋屍體。直到第369步兵團轉由法軍指揮，他們的處境才有所改變。法國人很早就從他們的非洲殖民地徵召士兵，因此經驗豐富。對於把黑人士兵徹底武裝起來並投入最前線，他們可不會有半點猶疑。很快，這些來自哈萊姆區的黑人士兵就表明他們一點也不比他們的白人戰友遜色。他們勇猛善斗，德國人聞之喪膽，不無敬意地稱他們為「哈萊姆地獄戰士」。其中好些人更是成了傳奇人物。

這就是和平？隔天，伍爾夫一家搭火車前往倫敦。這多少是由於這歷史性一刻所帶來的衝動，但很快他們就對這一決定感到後悔：「一位穿著破爛黑羽絨服的胖女士，帶著一口窮人的爛牙，非得和兩個士兵握手……她已經半醉，手上還拿著一大瓶啤酒，她一定喝了不少；然後她親吻他們。」首都滿大街都是這些看起來糟糕透頂、為勝利搖旗吶喊、還喝得爛醉的人物，而倫敦的天空則用秋天的瓢潑大雨報復恣意狂歡的人群。對於這一切，伍ｒeaｄ.９9ｃｓw.ｃoｍ爾夫在日記里寫道，她懷念那可以疏導群眾和情緒的「大人物」。「大人物」指的是她的表哥赫伯特·費希爾嗎？或許不是，儘管她之前有使用這個詞形容他。不過，伍爾夫抱怨說，政府根本沒有為這非同尋常的日子準備好體面的慶祝形式。她不無苦惱地強調，在這毫無禮法的宣洩下，可敬的市民根本沒有感到喜悅——比如她——而是被所有這些令人不舒服的事弄得掃興：擁擠的人群，不做生意的商店，還有大雨。

「嘿，」費洛茲喊道，「這個主意不錯！」路易絲接著對他細細展開了自己的想法，他說：「就這麼辦！」後來，他的確信守了諾言，這讓所有認識他的人都感到驚訝。就這樣，路易絲離開議員的接待室，搬進了由她一手策劃創立的《新歐洲》編輯部。她的職稱是「編輯部女秘書」，但其實她乾的是編輯的活，負責全部的內容。1918年1月，《新歐洲》創刊號出版。差不多也就在這時，路易絲·韋斯剪短了頭髮。現在，她留著齊顎長的淡黃色捲髮，襯托她那飽滿的臉龐和堅毅筆直的嘴唇。

1918年11月11日剛過11點，路易絲·韋斯（Louise Weiss）在她那間位於巴黎里爾大街、狹窄得轉不開身的辦公室里，被突如其來的喧嘩嚇了一跳。先是挪動椅子的吱嘎聲、推開門窗的砰砰聲，然後人們叫喊起來，還夾雜著歌聲與鐘聲。她那些《新歐洲》周刊（L'Europe nouvelle）的同事也紛紛穿過院子，涌到大街上。是時候了嗎？

這一疑問，在幾個月後路易絲一家前往法國北部的阿拉斯旅行時再次浮現。那裡是路易絲的出生地，對她父母來說，這也是一次朝聖之旅：他們將拜訪承載家族歷史之地，回溯以往的幸福記憶。然而這座景色秀麗的小鎮現已淪為廢墟。大教堂、火車站以及路易絲出生的房子都被夷為平地。路易絲從一堆碎石斷木中抽出一塊榴彈碎片。這裏原是她家，而這塊碎片就躺在她昔日搖籃所在的地方。

天涯共此時——由代表們在協約上所指定的停戰時間，在生效的一瞬間似乎同步了數百萬人的人生。然而他們的經歷是如此不同：有人相擁歡呼，有人對未來全然絕望。許多地方戰爭仍然持續，那裡的人甚至不知道一份歷史性的文件已經在貢比涅簽署。天涯共此時——驚人的共時性和多重視角促成了1918年11月11日的世界性一刻，在此之後，歷史又分裂成無數步調各異的個體敘述。

路易絲·韋斯躲到一間咖啡館里。一小群狂歡的人旋風般衝進來。他們簇擁著一位士兵，他被打碎的下顎和受傷的眼睛只是粗糙地包紮著。一個湊趣的人吹起獵號，香檳軟木塞砰砰作響。這讓路易絲·韋斯嘴裏的羊角麵包都咽不下去了。她感到孤獨，便興起了去找米蘭的念頭。

鑰匙插|進她牢房的門鎖，轉動，馬琳娜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你，角落的傢伙，你是誰？」一個聲音問。她的第一反應是，這不是俄羅斯口音。一個士兵走進來，他穿的也不是俄羅斯士兵的制服。「我是哥薩克人，」她用微弱的聲音說，「來自高加索。」「跟我來吧！」陌生人命令道。於是她走進監獄大院，沐浴在陽光中，那裡守候著更多的士兵，還有形容枯槁的男女犯人，剛從暗無天日的牢房步入尚未習慣的光明。那些士兵用不流利的俄語向他們解釋，讓馬琳娜弄明白了事情的經過：解放他們的是捷克人，之前與俄羅斯人一起對抗過奧匈帝國，現在則隸屬於效忠沙皇的「白軍」。他們在弗拉基米爾·卡普佩爾（Vladimir Kappel）的率領下佔領喀山，並解放了當地布爾什維克所關押的犯人。這一次，哥薩克人的身份對馬琳娜有利。「你們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捷克士兵說。曾經的階下囚不會等他們再說第二遍。他們匆匆湧向大門，消失在門口圍觀的群眾中。馬琳娜沒有走，站在那裡猶豫不決。「你想跟我們走嗎？」捷克人問。她點點頭，跟上他們。她還有哪裡可去？在布爾什維克的新俄羅斯里，她的祖國已不復存在。沒有什麼選擇的她，再次成為士兵，接受指揮官的分配去看守彈藥廠。夕陽的餘暉照射著喀山遠處的尖圓頂建築，馬琳娜躺在臨時營房的地板上，逐漸進入夢鄉。

同樣，當11月11日11點里士滿響起慶祝的禮炮聲時，伍爾夫夫婦也沒有滿懷期待。伍爾夫在她的日記里寫道：「烏鴉四處盤旋，看起來就像正在舉行一場半是感恩、半是與死者告別的儀式。烏雲密布的一天，沒有風，禮炮騰起的煙霧往東邊沉落；有那麼一瞬間，它顯得漂浮不定，彷彿在向我們招手，顯得疲憊不堪。」為了紀念這歷史性的一刻，一些地方還拉響了警報。

伍爾夫夫婦平常散步時，也會以一種旁觀者的態度聊到和平，以及重新經歷繁榮富足的人們很快就會忘了這場戰爭。夫婦倆都不怎麼相信，里士滿的居民會為英國人把德國人從專斷獨行的君主制中解放出來並給他們自由這事感到多高興。通過家裡訂的報紙，伍爾夫完全掌握了戰爭最後幾周的外交進展。但所有那些大字標題都沒有給平素思維活躍的她留下深刻印象。難道「整件事離得太遠，毫無意義」？

11月11日11點，就在西線停火的同一時刻，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與德國代表團重新登上向北駛去的火車。就在一個半小時以前，文件準備妥當的停戰協約剛剛交到他手中。車廂的窗戶遮上了。關於談判結果的消息傳得很快，人們聚集在火車站向他們歡呼，但也有謾罵。埃茨貝格爾一行人回到泰爾尼耶，他們將在此待到夜幕降臨，然後換乘德國專車。他們在凌晨2點抵達前線地區，那裡現在已經停火，可以毫髮無損地通過。

3個星期後的1918年12月13日，在米盧斯以北16公里的明希豪森的平原上舉行了一場盛大儀式。法美聯合部隊全員集結，共1萬名士兵傲然挺立在這個空氣清新的和煦冬日中。在低沉的陽光覆蓋平原之際，軍樂奏響，儀式開始。勒布克將軍身穿藍色軍裝，橫跨在一匹奶白色的駿馬上。他昂首望天，沿著排得整整齊齊的隊伍縱馬小跑，用法語「我親愛的朋友」向美國軍官們致意。他翻身下馬，讓人拿來所有隊伍的軍旗。利特爾也代表第369步兵團來到將軍面前。將軍給軍旗別上英勇十字勳章，並莊嚴地與出列的指揮官行貼面禮。稍後，部隊一一解散，給腳下的曼科桑平原帶來一片震顫。

1918年11月11日那天，不眠不休地戰鬥了191天的哈萊姆地獄戰士們正待在孚日的營地里修整。歐洲中部時間11點，戰爭正式結束了，亞瑟·利特爾形容道，那一刻他的內心洋溢著滿足感。一位法國譯員路過造訪美國戰友，帶來了兩瓶香檳。大伙兒舉杯祝酒，心情輕鬆，但沒有肆意放縱。正如利特爾在其回憶錄中提到的，這裏並沒有發生像紐約、倫敦和巴黎那樣突然爆發的「狂歡」。停戰來得更為平靜和清醒。作為指揮官，利特爾一直以來所承擔的重任一下子被卸下了。哈萊姆戰士們饒有興緻地觀賞阿爾薩斯的居民穿著民族服裝湧上街頭，痛飲雷司令葡萄酒來慶祝他們脫離德國的統治。海伍德上校準確地總結了每個人在此刻的感受：「基督誕生的那一天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日子；今天則僅次於它。」

睜開眼睛，馬琳娜·于洛娃看見的是灰色的牆壁。她花了很長時間才回憶起此前的場景：喀山，醫院，徵兵，吼叫的紅軍戰士。好消息是她還活著，但她顯然身陷囹圄。一張木板床，骯髒的秸稈，一個爐子，一扇極小的鐵柵欄窗和鐵門——這就是她在這個空氣污濁、幾乎不透光的牢房裡所能辨識出來的全部東西。又一次的暈厥讓她無需認清自己糟糕的處境。直到鑰匙插|進門鎖發出響聲，她才恢復了意識。一個面無血色的侏儒端著一盞石蠟燈進來ｈｔtｐs://ｒｅaｄ.99cｓｗ.cｏｍ。他命令她起立，把兩碗東西放在木板床上，什麼也沒說就關上了門。其中一碗是酸菜和烤過的土豆皮，上面長出的芽就像灰色的蠕蟲。另一碗裝滿臭烘烘的水。還有一塊硬邦邦的黑麵包。馬琳娜不知道自己多久沒吃東西了，但這些食物她連碰都不想碰。

離開昂西塞姆后，利特爾來到巴爾戈小鎮駐紮。隔天早上他醒來，發現一大群本地人在營地門口排起長隊。「他們想幹嘛？」他問勤務兵。「許可證，長官！」利特爾趕緊開闢一個辦公室來處理他們的需求。他驚訝地發現，阿爾薩斯人明顯已習慣於德國的行事方式。他們以為現在去放牧牛群、去隔壁鎮子趕集或去掃墓仍然需要官方的許可。利特爾這時是此地的最高長官，他讓小鎮的街頭宣告員在11月20日那天去傳達一份聲明，允諾與當地居民「保持友好關係」並「提供保護」。如此，大排長龍的情況才有所好轉。老百姓紛紛把在德國統治時期所藏匿起來的銀器和貨物重新拿出來。

大戰開始的頭一兩個月，法國在初期的邊境戰役中陷入苦戰，一大|波難民逃往戰火仍未波及的法國西部。對路易絲來說，向他們伸出援手是理所當然的事。她克服自己的靦腆，請求當地的牧師撥一塊空房給她，纏著她的伯父討資金，又拜託赫特爾修女——她是小鎮里「萬能搬家」公司的老闆——給她提供一輛卡車。有了這些，她在村子里繞上一圈，收集床墊床具、鍋碗瓢盆和木柴炭火。這些生活必需品剛剛湊齊，第一個需要幫助的家庭就上門了。

醒來時，她聽見槍聲。又開打了。布爾什維克發起了反攻。馬琳娜拿到槍，被分配了任務。她聽著敵人的動靜，開槍，對方也朝她開火。一顆子彈射進她的肩膀，她再次進了醫院。白軍在喀山的行動失敗了，在敵人到來之前，馬琳娜不得不儘快離開她的病床。數千名難民或步行或乘車逃離這座城市，馬琳娜加入他們，沿著主街朝看上去一望無際的平原涌去。紅軍從空中轟炸他們。據說車裡雅賓斯克有火車站，然而它幾乎遠在千里之外。馬琳娜的胳膊失去知覺，她隨身帶的口糧也早就吃完了。最後是一輛卡車把馬琳娜和一小群捷克士兵載到了車裡雅賓斯克，那裡是西伯利亞大鐵路的西邊起點。捷克人用槍托把一節行李車廂的普通乘客趕下車。距離列車開動似乎遙遙無期。但車輪終究還是滾動起來，一路向東，奔向西伯利亞。在他們前方，是超過7000公里的漫長軌道。

停戰協定簽署后沒多久，費迪南·福煦就離開了貢比涅附近那塊具有歷史意義的林中空地。他以莊嚴的口吻形容這個從戰爭跨入和平的時刻：「繼53周的激烈戰鬥以來第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平靜。」而在給協約國軍隊的通告里，福煦也充滿感情地讚美道：「（你們）贏得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並且捍衛了最神聖的東西：這個世界的自由！」他還補充道：「儘管自豪吧！你們為你們的戰旗覆上了永恆的驕傲！後代會因此感謝你們的。」回到巴黎，福煦首先去愛麗舍宮拜訪法國總統，然後趕往家中，他的妻子正等著他。但沿途到處都是向他歡呼祝賀的人，人們情緒激動，喜極而泣，元帥著實花了不少時間才應付過去。等到了家門口，福煦還得站在台階上發表一通即興演說。他的公寓里到處是琳琅滿目的花束，多半是各界知名人士贈送的，但也有些他完全不認識的人。整個午飯期間，福煦還不時在窗口露個面，向聚集在街上的人群致意。

身處這躁動不安的世界，她還怎麼寫作？女僕們風風火火地闖進來。「奈莉拿來了4種不同的旗子，她想掛在朝街的房間。洛蒂說我們應該做點什麼，我看到她都快哭出來了。她擦亮了門環，還穿過馬路去叫那些住在對面的老消防隊員。上帝啊！她們只是在製造噪音。」現在甚至更讓她覺得鬱悶，「所有的計程車把喇叭摁得震天響，小學生滿大街插旗。整個氣氛就像給臨死之人送終。就在此時，風琴奏起了國歌，一幅巨大的聯合傑克旗緩緩升起。」這就是和平。

在世界大戰爆發之前，阮必成就已經離開他的家鄉：當時的法國殖民地印度支那，今天的越南。此後他多半在不同的船上充當廚房幫工，游遍世界。他每天凌晨4點起床，打掃廚房，給爐灶生火。在波濤洶湧的海上，他必須從悶熱、充滿油煙的廚房下到冰冷的貯存艙，把當天要用的東西拿到廚房。扛煤和搬運食材的重活讓他以往羸弱的身體硬實起來，然而天庭飽滿、眼神深邃和嘴唇豐厚的他，看上去仍一臉秀氣，極富感染力。

戰士們步行數小時回到營地。然而在這漫長的一天里，沒有人抱怨雙腿的疲倦。利特爾知道原因：「將士們拚死為黑人種族爭取榮譽；現在他們的努力獲得了承認。」在法國人的指揮下，這些來自紐約哈萊姆區的士兵得以證明，他們能完成比卸船、挖戰壕和埋死人更好的工作。現在，從哈萊姆到萊茵的長徵結束，他們即將踏上歸途。美國會以他們被派往歐洲時所缺失的榮譽歡迎他們回家嗎？那些在戰爭中犧牲的黑人士兵，是否會在和平到來后獲得補償？

一段時間以後，處決的槍聲停止了。整座大樓一點聲音也沒有。難道她是這裏唯一的活人嗎？他們把她給忘了？隔著鐵窗，她能看見一小塊天空，現在應該剛過中午，這時突然又爆發了巨響。劇烈的爆炸使整棟房子都為之震動。濃煙從牢門的縫隙鑽進來，馬琳娜可以從那一小塊窗洞里瞥見火焰。威力如此之大，一定是受到了大炮的攻擊。它持續了好幾個小時，直到隔天早上左右，炮火的悶響才變為步槍的射擊。

杜魯門所在之處不是唯一繼續作戰的前線陣地。戰爭在最後時刻仍舊奪去不少人的性命。9點半，英國軍人、利茲礦工喬治·埃里森在巡邏中被射殺。離11點還有5分鐘時，在貢比涅西北幾百公里以外的阿登地區，法國軍人、洛澤爾省牧羊人奧古斯丁·特雷布雄死於德軍的子彈。正式停戰前2分鐘，加拿大軍人喬治·勞倫斯·普萊斯在比利時的中央運河附近倒下。

士兵亨利·約翰遜（Henry Johnson）就是第369步兵團最出名的鬥士。這個個頭矮小的男人戰前是紐約州奧爾巴尼火車站的一名搬運工。在新兵訓練期間以及投入戰場的第一個月里，約翰遜能引起別人注意的最多不過是他的碎嘴。然而後來的一個晚上，他的表現著實令人刮目相看。當時，他和另一位戰友負責把守的前線瞭望哨被一支德國突擊隊發現，並遭到猛攻。戰友在一開始就受了傷，於是約翰遜只能靠自己了。他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守住崗位，挽救同伴的性命。他先是用步槍和手榴彈，然後拔出了手槍，最後是刺刀肉搏。就這樣，他造成了超過20名德軍的傷亡，打得他們抱頭鼠竄。約翰遜為此遍體鱗傷，也因而成為美國的第一位黑人戰爭英雄，甚至連《星期六晚郵報》也報道了這位「黑色死神戰士」（Black Death）的英勇事迹。

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早就知道戰爭要結束了。1918年10月15日那天，赫伯特·費希爾（Herbert Fisher）來她家喝茶便帶來了這一令人振奮的消息：「今天我們贏了戰爭。」費希爾是她的表兄，擔任英國教育部長已有2年。他近水樓台，直接從英國戰時內閣獲得了消息，而且他已經知道——甚至比威廉二世本人要早——德國皇帝很快就會下台。

哈萊姆地獄戰士中，另一位享有盛名的士兵是軍樂隊的靈魂領隊，黑人軍官詹姆斯·里斯·歐羅巴（James Reese Europe）。戰前，他是紐約風靡一時的拉格泰姆樂團「社團樂隊」的首席領班。他改編進行曲、舞曲和流行歌曲，加入節奏激昂歡快的切分音。「社團樂隊」屬於當時率先使用薩克斯風的樂隊，他們演奏當時為清高的中產階級所蔑視的狐步舞曲，在哈萊姆區的夜總會引起轟動。作為首批湧現的黑人音樂家之一，詹姆斯·里斯·歐羅巴為唱片業巨頭美國無線電公司錄製了唱片。一戰時，這位樂團領隊應徵入伍，成為首批有中尉軍銜的黑人之一。他組成了成員超過40人的軍樂隊。剛抵達法國的布列斯特，他們便演奏了爵士版本的《馬賽曲》，碼頭上的法國聽眾聽得額頭都滲出了汗。在前線待了5個月，詹姆斯·里斯·歐羅巴見識了壕溝戰令人深惡痛絕的一面［他為此創作了拉格泰姆樂曲《無人區的巡邏》（On Patrol in No Man's Land）］，這時軍方領導做出結論，這40多位黑人和波多黎各士兵放在壕溝里太浪費了，爵士樂可以為戰爭做出更多的貢獻。於是，哈萊姆地獄戰士的軍樂隊前往巴黎。他們在劇院、音樂廳、公園和醫院的演奏持續數月，在法國人中間引起了巨大反響。此前，巴黎人從未聽過爵士樂。拉格泰姆樂曲的跳躍、弱拍節奏和切分音，藍調音階和滑奏，以及歡快的薩克斯風和重鼻音的小號，無不讓聽眾興奮異常。他們在黑暗中登場，開始不合節拍的演奏和即興獨奏；樂手的身體隨著節奏放鬆，眼睛半張半閉，手臂和大腿隨著節拍擺動，隨心所欲地扭動肩膀，所有這些都讓台下的聽眾心醉神迷。它是一種新生活方式的表達，是20世紀新時代開始的象徵，是除了機關槍、潛艇和坦克之外另一種振奮人心的現代發明。ｈｔｔpｓ://ｒeaｄ•９９ｃｓw•com

這對夫婦買下一台印刷機，希望憑藉這台袖珍的手動機器創立一家文學出版社。倫納德或許還指望，出版規律的校驗工作能夠摒除伍爾夫的心魔。1917年，他們首次出版的是一本收錄2篇短篇小說的小書，分別出自伍爾夫〔《牆上的斑點》（The Mark on the Wall）〕和倫納德之筆〔《三個猶太人》（Three Jews）〕。由於只有少量的鉛字可供使用，他們每次排版都只排2頁，印刷出來再排下2頁——幸虧它只用來印短篇小說。他們也審閱其他作家的文稿，拓展出版事業，不過他們的篩選標準十分苛刻。他們拒絕了一位叫詹姆斯·喬伊斯的不知名作者，他那份叫《尤利西斯》的書稿不僅遠遠超出他們那架小印刷機的工作能力，稿子里俯拾即是的髒話也讓他們作嘔。

仔細來說，其實世界大戰並沒有影響到里士滿。當然，物資供不應求，家庭保姆的數量也明顯缺乏。弗吉尼亞·伍爾夫去倫敦時還親歷了一次恐慌，那裡滿大街流傳著德國齊柏林飛艇要來轟炸的說法。然而，即便德國飛機就在頭頂來回飛行，里士滿人也很少為此感到驚恐。

電報抵達前線需要一些時間。那時杜魯門顯然還希望繼續戰鬥，直到德意志帝國豎起白旗：「我們不能去蹂躪德國的土地，不能去砍掉他們年輕人的手腳，剝掉他們老頭子的頭皮，這真是太可惜了；不過我猜，留下他們為法國和比利時做50年奴工，應該更好。」他得意揚揚地總結說，自己在最後的進攻中向敵人發射超過1萬發炮彈，「取得了一定成就」。他決定繼續轟炸敵人直到最後一刻。附近另一支炮兵分隊也盡情開炮，「彷彿他們想趁來得及的時候脫手剩餘的彈藥」。

時間一點一點過去。是幾個小時，還是幾天？意識模糊的她，被一陣密集的刺耳槍聲驚醒。然後她聽見大聲的命令，又一次齊射，還有臨死之人的哀號。毫無疑問，監獄的院子里正在處決犯人。難道在喀山這裏，終結的不只是戰爭，還包括她的人生？監獄看守沉默寡言且面無表情，她從他們臉上無法猜出自己的命運。無論如何，馬琳娜勉強安慰自己，他們總算還按時給她牢房送吃的，以及盛便溺的罐子。

1918年11月11日11點，在駐紮地，協約國軍官哈里·S. 杜魯門懶洋洋地靠坐在椅上，咧嘴笑著，吃著藍莓蛋糕。然而，當他的法國戰友互相遞著酒瓶、大聲歡唱的時候，杜魯門卻感到一絲惆悵，儘管他大可對這場戰爭的結果以及自己的表現感到滿意。他給他親愛的貝絲寫信說：「你知道，對我來說，我已實現了自戰爭開始以來的最大抱負：帶領我的部隊挺過戰爭，不失一人。」但他建立彪炳戰功的雄心遠未得到滿足。杜魯門打小便熟讀荷馬作品和拿破崙回憶錄。他一直夢想著去西點軍校就讀，然後憑藉自己的成就讓法國皇帝相形失色。僅憑這場戰爭中的成績，還遠稱不上實現他少年時的夢想：「我的成就到頭就只是個百夫長，這離愷撒的豐功偉業實在差得太遠了。現在的我就是個無名小卒。」杜魯門愈發清楚，戰爭結束了，自己再無晉陞希望，他有點自暴自棄：「同時，我大概能預感到未來的我既不會大富大貴，也不至於落魄到淪落街頭。但我相信這差不多也就是一個人所能達到的最令人滿意的狀態吧。」也許，他發著牢騷說，停戰後他至少能去某個德國城市充當佔領軍軍官。回到美國后，他或許還能在國會軍事事務委員會謀個差事。

1918年11月11日10點半，協約國軍官哈里·S. 杜魯門正在琢磨德國人對協約國提出的停戰條件會是什麼反應。這時他顯然還不知道，就在當天早上，停戰協定上的墨水尚未乾透之際，福煦元帥已給所有前線部隊發出一份電報：「從法國時間11月11日11點起，前線地區中止一切敵對行動。」此後前線不再推進，軍隊堅守此前所佔領的領土，禁止與敵方接觸。

11月17日凌晨4點，哈萊姆地獄戰士接到命令，要他們從孚日拔營，向東行軍。亞瑟·利特爾後來回憶道，撤出戰壕並朝德國前線行進是一種奇特的感覺：那裡真的不再有敵軍的炮火了嗎？利特爾來到集合地點，時間還早，他冷得瑟瑟發抖。一個聯絡官不得不提醒他，現在戰爭已經結束，可以生火了。於是他們沉默地等待著，雙手就著炭火，直到部隊開拔。他們先是穿過無人區，然後是被德軍拋棄的戰壕和陣地。「從哈萊姆到萊茵」的行軍，已經進入最後階段。

米蘭！他們倆第一次見面還是戰爭第一年的事了。在巴黎一位女友的晚宴上，她那桌已經坐滿了，這時又擠進一位肩膀壯實、已略顯禿頭的小個子男人。他說話帶一點口音，自我介紹是米蘭·什特凡尼克（Milan Štefánik）。最先吸引路易絲的，是他那雙保養良好的白凈雙手及其對餐具的運用自如。她在宴會結束時問他：「您在這兒是做什麼工作的？」他用他那雙清澈澄藍的眼睛看著她，回答說：「我的『工作』是波西米亞王國的獨立。」她有足夠的歷史和地理知識，知道他應是捷克人或斯洛伐克人。什特凡尼克本就讓人印象深刻，而當她知道他逗留在巴黎是為了爭取他的祖國脫離哈布斯堡帝國時，更是為他所吸引。她立馬愛上了米蘭以及他的事業。這是一段不尋常的戀愛關係，在她日後的回憶錄里，路易絲將它稱為「在一種非人道的禁欲主義氛圍中的完美精神契合」。路易絲在第一次見面時就知道，她會追隨這個男人，並全力支持他的鬥爭。

1918年11月11日，路易絲·韋斯隔了好一段時間才為好奇心所征服，這位出版人走下樓，想親自感受巴黎人的「勝利吶喊」。一來到街上，她就為那些「充滿喜悅和仇恨的喊叫」所吸引。目光所及，是高舉著成千上萬幅法國和美國國旗的人山人海。士兵們被人群扛在肩上穿行。這是由軍樂、繳獲的武器、親吻和歡愉之舞組成的極度狂喜，一旁還站著身穿喪服的女人。這一切讓路易絲覺得厭惡，不，應該是更糟糕的感覺：愚蠢。儘管她渴望勝利，但滿是敵意的狂歡，及奉屠殺為聖事的態度，在她看來是如此的野蠻。

1918年11月21日，協約國軍隊開進阿爾薩斯地區最大的城市，斯特拉斯堡。當時那裡爆發了多次遊行、打砸搶和革命騷動，而軍隊的到來結束了該地的混亂狀態。11月26日，費迪南·福煦視察斯特拉斯堡。他騎馬到來，向克萊貝爾將軍（Jean-Baptiste Kléber）的雕像行禮。福煦右手的佩劍正是這位法國大革命時期英雄的遺物之一。對法國人來說，這一天標志著自1871年敗於普魯士后就在他們心頭灼燒的屈辱終於一掃而空。當時德意志帝國吞併了阿爾薩斯和洛林，把它們變成了「帝國直轄領地」。現在，協約國的勝利讓這塊萊茵河西岸領地重回法國懷抱。

與此相反，在這「第二偉大的日子」里，待在柏林老家的凱綏·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獲知了貢比涅森林的談判結果，並在日記里記下了當時的情況。httｐs://ｒｅad.９9ｃｓw.ｃｏm珂勒惠支出生在柯尼斯堡，父親是一名石匠。身為著名雕塑家和畫家的她，當時已51歲，丈夫卡爾·珂勒惠支是一位醫生，夫婦倆住在柏林的普倫茨勞貝格區。她有著渾圓的臉頰，頭髮總梳得平整且綁著髮髻，這一天，她震驚地在報紙上讀到「糟糕透頂的停戰條件」。當天晚上，巴黎、紐約和倫敦的狂歡還不曾結束，柏林街頭卻是「死一般的寂靜」。憂心忡忡的人們閉門不出。空蕩蕩的街上迴響著此起彼伏的槍聲。

不過，在1918年11月11日那天，艾文·C. 約克並沒有縱情狂歡。他在海水浴場的田園風光中告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那裡，所有的「死亡和毀滅」離他是如此遙遠，近乎不真實。中午時分，消息從貢比涅森林的火車車廂傳到小鎮。「可怕的喧嘩，法國人都喝得爛醉如泥，扯著嗓子嘶吼。美國人也陪他們喝，所有人。我沒怎麼加入。我去了教會，給家裡寫信，還讀了點書。這晚我沒出門。畢竟我才來這裏沒多久，還是非常疲勞。當然我很高興他們簽署了停戰協定，很高興這一切都過去了。戰鬥和死亡真的夠多了。我和其他美國小夥子有一樣的感覺：都結束了。我們已經做好回家的準備。他們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時，他們就是在做正確的事。」艾克斯萊班的慶祝持續了好幾天，然而約克遠離這一切。他迫切需要把戰爭最後幾個星期的經歷和場景記錄下來，容不得自我放縱。

同樣在11月11日的倫敦，托馬斯·E. 勞倫斯正和帝國戰爭博物館館長查爾斯·福克斯（Charles Ffoulkes），以及他們共同的老友、現為英國秘密情報局工作的艾德華·瑟洛·利茲（Edward Thurlow Leeds）吃晚餐。三人靜靜地坐在聯合俱樂部的餐廳里。從他們的桌子望出去，可以眺望到特拉法加廣場一片黑壓壓的狂歡群眾。戰爭一打就是四年，三個老朋友有太多可聊的；在經歷了這場現代戰爭以後，他們此前對中世紀武器裝備的共同愛好，簡直就像一種不合時宜的怪癖。

晚些時候，埃茨貝格爾接待了2位工人委員會代表，他們來自漢諾威，正要前往布魯塞爾去「發起世界革命」。為此，2位革命人士特意徵用了一個火車頭。他們以為福煦元帥已被槍殺，戰爭結束了。埃茨貝格爾告訴他們，幾個小時前他才見過福煦，而革命者和保皇黨在布魯塞爾的衝突還在繼續。兩位革命代表很是失望。不過他們仍然感謝埃茨貝格爾，並和他達成協議，3人坐上徵收來的火車，一起前往德意志帝國的首都。起義者和談判代表共享一段旅程，最終的目標卻南轅北轍：兩位工人代表想要在柏林擁護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成為新總理，而埃茨貝格爾只是想近距離觀察柏林的局勢：他以德意志帝國的名義所達成的停戰，還有由他簽署的文件，是否還有價值？

經過一番曲折，路易絲回到巴黎，在一位議員的辦公室里擔任接待秘書。對這位天資聰穎、有著大學文憑的年輕女士來說，這並不是一份非常理想的工作，但她能在這裏認識一些有意思的人，還可以在不經意中把握許多最新消息。路易絲·韋斯對政治有興趣，她密切關注著急遽變化的局勢，也開始為報刊撰寫文章。為了跟蹤有價值的新聞，記者和出版人亞森特·費洛茲（Hyacinthe Philouze）經常出現在路易絲所在的接待室。他的名聲不大好，辦的幾份報紙不賺錢，政治上又搖擺不定。有一天，議員不見客，費洛茲便在接待室里和路易絲隨意聊天。他告訴這位辦公室女郎說，他有一個朋友，剛從死去的戰友那裡得到了一小筆錢，現在不知道要投資什麼好。他問她是否真的甘心一輩子給一位垂垂老矣的議員當秘書——關於這筆錢的用途，或許她有合理的想法？對此，路易絲毫不猶豫地回答說，她想要創辦一份政治性周刊，向世界倡導民主，並推動奧匈帝國內部的民族自決。它的名字可以叫「L'Europe nouvelle」——「新歐洲」。

然而，就在她逐字逐句地審核這篇文章時，屋子裡掀起了一陣騷動，路易絲馬上明白：停戰了！可早了4天！新一期的《新歐洲》要到11月15日才付印，現在編輯工作都還沒完成呢！同事的興奮之情沒能感染她，路易絲·韋斯關上了她辦公室的窗戶，把歡樂的鐘聲和人群的嘈雜一併拒之門外。

1918年11月11日這天，路易絲·韋斯正在籌劃《新歐洲》最新一期的內容，它的主題顯然是戰爭的結束。她是否正著手處理那封她給喬治·克里孟梭的公開信？在這封即將登出的信里，她會祝賀這位法國總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時，她也向他發出警告，戰爭結束后，便是各民族的關鍵時刻。現在擺在她面前的這一期《新歐洲》，將深入報道中東歐地區在傳統君主制瓦解后的處境。其中一篇文章詳細闡述了「民族國家聯盟」理念的實踐，為此，協約國巨頭的代表已齊聚倫敦展開討論。作者儒勒·萊斯（Jules Rais）提出，關鍵是要在舊歐洲的廢墟上火速為更好的未來打好基礎。戰爭結束后還彼此仇視會非常危險，它總是一再引發新的衝突。同樣迫在眉睫的危機，還包括歐洲國家之間的經濟競爭，這足以導致新一輪的緊張關係。必須通過各方面的努力來尋求解決辦法。首先，是對年輕人的教育。他們必須學習其他國家的語言，並通過交換項目探索異國的日常生活。接著，萊斯建議設立一套共有的國際貸款體系，讓大國能夠以平等互惠的條件給小國提供資助。這樣，在戰時許多國家都負債纍纍的情況下，可以協調各國利益，為一個穩定團結的新歐洲、一種可持久的和平奠定基礎。

地獄戰士們陸續經過一些人去樓空、受損較小的小鎮，它們在不久前還是德軍的駐紮地。夜裡短暫休息后，他們繼續向東前進。11月18日，部隊抵達昂西塞姆，那裡是他們在經歷了戰爭的非人待遇后首次回到人間的地方。居民為美軍的到來做了準備。房子插滿了旗幟，窗戶上貼著威爾遜總統的照片。少女們穿上綉有花紋的阿爾薩斯傳統服飾，扎著漂亮的辮子，往大街上撒花。美國大兵踩在花毯上進入這座城市，有些士兵得到了好幾個月來的第一個吻。大街上掛滿橫幅，上面寫著「共和國萬歲！」或「上帝賜福威爾遜總統！」。

物資供應一天比一天少，但路易絲總是有辦法找到無私的捐助者。沒過多久，一些貧苦無依的人以及馬恩河戰役的受傷士兵也紛紛前來求助，路易絲把他們安置在一位叫瓦雷的獨居女士的別墅里。有一些士兵是摩洛哥人和塞內加爾人，他們給這個布列塔尼的小鎮帶來一陣騷動。然而村民們終歸還是慷慨解囊，部隊也得以恢復元氣。他們表達衷心的感謝后，便繼續上路。

1918年11月，就在路易絲糾結地困坐在巴黎的咖啡館時，米蘭還在西伯利亞介於伊爾庫茨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間的某個地方，消磨在西伯利亞大鐵路沿線的戰鬥中。那時，約有5萬名捷克士兵正沿著西伯利亞大鐵路撤退，他們是由捷克僑民和戰俘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軍團，一開始屬於協約國陣營，主要為俄羅斯作戰。但十月革命和俄國退出戰爭改變了他們的處境。捷克軍團制訂了大胆的計劃，他們要橫穿亞洲大陸直抵中國，再橫跨太平洋和美國回到歐洲，以便與協約國部隊接頭。然而，西伯利亞天氣酷寒，又充滿無法預見的騷亂。日漸站在布爾什維克對立面的捷克人，從來不能確定他們碰上的俄羅斯軍隊是不是與自己同一陣營。捷克軍團各部彼此距離太遠，通信設備也失靈，許多費時數周才抵達太平洋沿岸的部隊，不得不掉頭回去協助他們仍然深陷內地的戰友。據說在載著捷克軍團的列車中，有好幾個車廂裝滿了從布爾什維克手上奪來的黃金。沿線的廝殺讓鮮血染紅了一個又一個車站。米蘭·什特凡尼克就在其中。她何時才能再見到他呢？

直到這時，這些美國人才注意到對岸仍有一些德國殘軍，正沿著萊茵河往德國方向撤離。幾個小時以後他們得知，另一支美軍黑人部隊已先於他們抵達萊茵河。因此，勒布克將軍後來所誇耀的「萊茵河畔的黑色崗哨」，表揚的是另一支黑人部隊的海伍德上校，而非利特爾少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