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那天，威廉皇儲親眼見證了新時代到來的徵兆。他去視察部隊，在路過濟韋附近時遇見一輛被士兵們徵用的火車。這是他頭一回看見革命的象徵：紅旗。破損的車廂窗戶傳出騷亂者的口號：「關燈！拔刀！」

威廉皇儲則回到他位於比利時維爾薩姆的司令部。他腦中一直盤旋著同樣的問題：他應該違背父親的決定背水一戰嗎？他仍是他部隊的指揮官，可以率領他們打回柏林。在他和舒倫堡商談之際，斯帕傳來了新的消息：興登堡元帥已經和新成立的臨時政府合作。連興登堡這位皇儲和許多德國人的共同偶像也決定站在共和國一邊，支持停戰，阻止進一步的流血衝突，拒絕一場德國人打德國人的戰爭，這讓皇儲下定了決心，他必須也願意站在興登堡這一邊。

不過，很快就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海軍士兵已從沮喪走向叛變。其誘因來自戰事：英美軍隊進攻了德國的黑爾戈蘭島；同時，協約國還透過國際媒體宣布說，德國一旦戰敗，必須將它所有戰艦交付協約國。為了避免任人宰割，德國海軍指揮部在1918年10月24日下了一道命令，要盡最後的一切努力反擊對手。他們計劃組織一場大決戰。但協約國的優勢如此明顯，這道命令等於讓全體海軍去送死。以成千上萬名士兵的性命為代價，所換回的除了少數官員僵化的榮譽感，還能有什麼？10月27日，當駐紮在波羅的海的部隊準備啟程時，基爾和威廉港發生了兵變。一開始，是幾艘船上的司爐兵擅離職守，或是把遠洋巨艦巨大的蒸汽鍋爐弄熄。其他船隻的士兵和工人也在岸上逗留，沒有服從命令準時登船。更糟糕的是，當時波羅的海為濃霧籠罩，所有的起錨命令都顯得愚蠢至極。

獲勝的英國也可能面臨混亂，作家絕不認為這一念頭是錯誤的。當和平到來，她以一種猶如地震儀般的精確態度，記下了里士滿及她周遭所發生的微小變化。她提到在沙夫茨伯里，她親眼看到一個小兵在大街上公然威脅軍官，說要給他當頭一槍。這樣的事預示著我們的未來，對此伍爾夫深信不疑。充斥街頭的醉酒士兵和群眾也意味著局勢正在起變化。然而未來會走向何方？她寫道，「恢復了正常生活，和平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里士滿居民轉移注意力的速度比預想中還快：「人們不再成天穿過漆黑的街道回家，所有人也不再自願或被迫地把精力集中在同一件事上；現在給人的感覺是，整個國家四分五裂，被一股強力驅使著往不同的方向作鳥獸散。我們又一次成為一個個人主義的國家。有些人喜歡足球，有些人喜歡賽馬，有些人喜歡跳舞，其他人則非常快活地跑來跑去，脫下制服，重新拾起自己的營生。」沒有了戰爭和共同的敵人，是否會激化英國社會的內在分歧？作家感到很難解釋清楚。和平「就像一塊小石子掉進了我的池塘，激蕩起直抵彼岸的漣漪」。

不過，他也痛苦地意識到，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對殖民地並不是很感興趣。為數不多的幾家左翼報紙中，唯一會報道印度支那的是《人民報》（Le Peuple）。它的總部設於布魯塞爾，一戰末期開始在法國擁有分社。報社巴黎辦公室的負責人是社會主義者讓·龍格（Jean Longuet），他是卡爾·馬克思的外孫，也是一名國會議員。

差不多與此同時，在印度的馬泰蘭，差點丟了命的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正從一場嚴重的痢疾中恢復過來。他的主治大夫達拉爾醫生保證一定會將他治好，但前提是，他必須放棄自己不喝牛奶的誓言。甘地的身體一直非常虛弱，「光是對食物的想象就讓他充滿恐懼」，且每次排泄都是折磨。然而違背自己的原則讓他內心深感不安。經過漫長的慎重考慮，他求生的本能才佔了上風，同時，他也希望能夠繼續推動印度已經開始的獨立鬥爭。聖雄依舊不接受牛奶或是水牛奶，不過他讓人給他拿來山羊奶。

威廉二世大為震動，但他只是默默聽完格勒納的報告。舒倫堡接著發言，試圖指出一個較為樂觀的解決辦法。他主張在前線拖延時間，好讓軍隊保持戰鬥力。革命的火苗需要相應的武裝力量來撲滅。但格勒納堅持己見。他補充了另一個令人震驚的最新事實：即使威廉二世命令軍隊開往柏林，他們也不會服從。德國軍隊，包括德國軍官團，已不再支持皇帝。威廉二世要求他拿出證據。除非軍官們白紙黑字地聲明不再效忠他，否則他絕不承認失敗。然而此時，從柏林發來的最新消息證實了格勒納所說的一切：街頭爆發流血事件，軍隊倒戈，面對革命的蔓延，人們已束手無策。

即使在西伯利亞這個人跡罕至、距離聖彼得堡和莫斯科數千里之遙的地方，也發生了布爾什維克和白軍之間的對抗。當列車在一個不過是一個簡陋小木屋的極小火車站停靠時，馬麗娜看到一群殺氣騰騰的人。他們有男有女，手拿步槍、鋤頭、鐵鏟和刀，抓住了兩名準備動身前往東部的布爾什維克宣傳員。「殺死布爾什維克佬！」人們大聲吆喝著。被俘虜的兩人中有一人是位身材魁梧的金髮水手，他似乎對周圍的叫囂完全無動於衷，只是兩手插在口袋裡，看著人們在火車站給他搭絞架。當處決他的吊索準備就緒，他不慌不忙地走過去查看，然後自己把繩索套在脖子上。人們安靜了下來。那些自告奮勇擔當劊子手的人也愣住了，水手朝他們喊道：「怎麼著？你們還不動手？」其中幾個回過神來，猛地拉起繩索。只見男人龐大的身軀吊在空中，雙腳在離地面只有幾厘米的地方抽搐，似乎想找一個著力點。他用手緊緊抓著脖子上的繩套，直到停止掙扎。至於另一個俘虜的表現，在馬琳娜看來，完全就是一個布爾什維克猶太人會有的反應：他跪倒在劊子手面前，抱住他們的腳乞求饒命。正如馬琳娜及當時許多反革命人士和反猶主義者慣有的偏見：他們堅信革命是猶太人的陰謀，在俄羅斯之後，這些猶太人還意圖染指全世界，而革命的種種惡行說到底就是猶太人的劣根性所致。就這點來說，馬琳娜一點也不同情他們，相反，當她看到這兩個男人很快就一動也不動地吊在繩索上，她說不定相當滿意。火車在這個小站停靠了一整天，兩具屍體在馬琳娜車廂窗外隨風搖蕩——它們象徵著內戰，象徵著俄羅斯革命后的反革命暴力。

在這一背景下，1月19日所舉行的國民議會選舉——抵制它是斯巴達克同盟起義的首要目標——只是差強人意的慰藉。那天珂勒惠支也去投票了，這可是她生平第一次參与選舉。臨時政府賦予德國婦女選舉權。「我曾經非常期待這一天，現在它到來了，我卻猶豫不決、三心二意起來。比起投票支持社會民主黨……其實我感覺自己更傾向左派。」

時至中午，參加遊行的人開始感到飢腸轆轆。這時，一位演講者當眾宣讀起海軍上將克羅西克（Günther von Krosigk）的公告，人們便一下子安靜下來。公告稱，基爾士兵委員會所爭取來的權利，威廉港也應享有，包括廢除對水兵的信件審查，保障水兵的言論自由，以及承諾全體士兵在值班以外的時間不再受長官管束。對此大伙兒報以熱烈的歡呼。接著一位造船工人發表講話，以高八度的聲音要求立刻成立蘇維埃共和國。他也得到稀稀落落的掌聲。最後，有人建議說，既然所有的要求都得到滿足，水兵們現在可以回到各自的崗位去了。現場一陣鬨笑！

每次列車在損毀的鐵軌上磕磕碰碰，馬琳娜·于洛娃就感到受傷的肩膀陣陣刺痛。疲憊的她和其他傷兵躺在車廂里，從烏拉爾山脈邊的車裡雅賓斯克駛向西伯利亞平原。窗外是延伸至地平線的大片針葉林，景色一成不變，彷彿列車不曾前進。最難捱的是夜裡，這個空氣污濁的車廂充滿受傷男人們的鼾聲和呻|吟，列車行駛的巨響，還有傷口滲血所造成的臟污和難聞氣味。她的新戰友是那些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他們把馬琳娜從喀山的牢房裡解救出來，還劫持了一輛擁有巨型牽引車頭和16個車廂的火車。車上所載的大多是平民，而捷克士兵有槍，所以他們有權決定誰能上車、誰必須下車，以及沒收任何人的隨身口糧。

回到家，餐桌旁漢斯的座位布滿鮮花。桌上還有紅酒佐餐。他們慶祝他的歸來，為「德國的生活和未來」乾杯。舉起酒杯，他們一起回憶漢斯的兄弟彼得，他的位子將會永遠空著了。凱綏·珂勒惠支心想：「很少像現在這樣，想起彼得時沒那麼難過。之前我以為事情可能會是另一個樣子。但它並沒有發生。」

在里士滿那個舒適、有壁爐供取暖的家裡，弗吉尼亞·伍爾夫正全神貫注地創作她的小說《夜與日》（Night and Day）。倫納德嚴格控制她的工作時間，因此她有足夠的閑暇閱讀報紙，它把世界正在發生的一切帶到里士滿。11月9日——當時人們已聽聞德國水兵起義，但還不知道德意志帝國就要完結——弗吉尼亞·伍爾夫在日記里寫道，德國皇帝「仍然是個影子皇帝」。「否則，就要爆發一場革命，人們可以把它看作德國人對所發生一切的部分覺醒。想象一下，若是我們英國人也有所醒悟，又會發生什麼呢？」

告別這些毀滅性武器本是德國人值得慶幸的日子，但理夏德·施通普夫覺得，自己像是在籌備一場葬禮。畢竟，要實現一場能在一天內給世界帶來和平的全面停戰，不該用德國人的尊嚴為代價。投降根本是一種出賣，這就是施通普夫對停戰協議內容的看法。他相信，這一刻的屈辱會給德國人造成未來好幾百年的負擔。總有一天，現在落入英國人手中的德國戰艦會被用來對付德國人。

與此同時，她腦海中閃過彼得的樣子。1914年時，她18歲的兒子滿懷激|情地入了伍。他在前線給她寫的信通篇都是英雄主義色彩的套話，如同一份官方公報。沒過幾周，一封鑲著黑邊的訃告來到她家的信箱。當時，她覺得地上彷彿出現了一個無底黑洞，把她一口吞噬。今天，在共和國成立的日子，她又想起了彼得：「我相信，如果今天他還活著，他也會這麼做的。他也會撕下他的帽徽。但是他已經不在了，而我最後一次看到他的時候，他帽上別著徽章，臉上閃著光芒，那是他有生以來最帥氣的時刻。」

柏林騷亂沒幾天，1918年11月12日，維也納也爆發了革命，阿爾瑪·馬勒—格羅皮烏斯在她的音樂沙龍里親眼見證了這一切。那「所謂的『革命』」在她看來「既滑稽又糟糕透頂。我們看到前往帝國議會的工人隊伍。醜陋的裝束……紅旗……惡劣的天氣……還有雨中的污泥，一切都死氣沉沉。然後從議會裡傳出據說是槍聲的聲響。登時一片混亂！那支令人提不起興趣的遊行隊伍之前還算有序，現在卻尖叫起來，不顧體面地往回跑。有些甚至跑到我這兒。我們都掏出了槍」。就在前一天，皇帝卡爾一世已宣布放棄政務，他於12日當晚離開維也納。繼德國之後，哈布斯堡的君主制也走向完結。

根據魯道夫·赫斯的自傳，他這時還在從前線戰場歸國的途中。他可不想困在巴勒斯坦，淪為英國人的戰俘。作為軍官，他問部屬是否願意追隨他千里跋涉回去。部隊單獨行動在軍中是明確禁止的，但所有士兵都表示服從他的領導，即便其中許多人的年紀顯然遠大於他。這將是一場充滿冒險的長征，他們要穿過安納托利亞、黑海和巴爾幹半島去到奧地利。「沒有地圖，只能依賴中學的地理知識，坐騎和士兵的口糧則向當地百姓徵收」，他們最終成功回到德國。「沒有人期待我們能活著回來。」他們沿途經過的是一個動蕩不安的世界：帝國紛紛傾覆，爆發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爭取民族獨立、反對殖民統治的鬥爭，舉目所及皆是饑饉、疫情和匱乏。

多麼幸運，我們的威廉，這位普魯士王國的末代王儲，不必親眼看見他父親和整個帝國引以為豪的海軍戰艦被解除武裝，開往英國——偏偏是去英國！威廉和他的隨從被安置在馬斯特里赫特當地政府的一個禮堂。外面廣場上站著群情激憤的民眾。好幾個小時過去，壁爐座鐘上的指針彷彿一點也沒動。他的一個部屬犯了胃痙攣，呻|吟著蜷縮在天鵝絨沙發上。而威廉的思緒圍繞著戰爭最後的日子，他回憶戰爭，想著留在波茨坦新宮的妻子塞西莉婭和孩子們。失去控制的柏林彷彿就在眼前。

等到信號彈花火燃盡，警報聲逐一平息，威廉港又恢復了沉寂。然而，理夏德·施通普夫心中悲憤難平。在他看來，用這樣的條款去奴役一個有能力、有骨氣的民族，簡直荒謬至極。他感覺就像被人往臉上吐了唾沫。為了結束戰爭，威廉港的水兵和造船工人冒著生命的危險，難道這就是給他們的回報？

人群把凱綏·珂勒惠支帶到了菩提樹下大街。在那裡，示威者的頭上飄揚著紅旗。士兵扯下他們的帽徽，開心地把它們扔到地上。「就是這樣。人們經歷了一切，卻完全沒有意識到發生了什麼。」這位藝術家十分驚訝。ｒｅaｄ.9９cｓw.ｃｏｍ

自從來到巴黎，阮必成對法國人有了另一個角度的認識。在他的家鄉印度支那，法國人僅僅是統治者，他們以傳播西方世界文明為名義，殘酷地壓迫和剝削當地人。而在他橫跨整個世界的漫長航行中，他發現，命運悲慘的人並不僅是他的同胞。回憶起自己在非洲塞內加爾達喀爾港口目睹的一幕，他仍心有餘悸。當時，他工作的那條船礙於一場暴風雨無法進港。巨浪滔天，他們根本沒有機會放下救生艇。為了和船上取得聯繫，港口的管理員命令一個非洲人游過去。這個不幸的傢伙知道自己不能抗命，只得從堤岸跳進港口的海里。最開始，他還能成功地浮在水面上。但一離開港口的保護，猛烈翻滾的大浪就讓他暈頭轉向，瞬間沉沒。在他之後，又有第二個、第三個甚至第四個人被打發下水。他們沒有一人抵達目的地，沒有一人倖存。它勾起了阮必成對童年類似經歷的回憶。此後，這一幕便深深地埋在了他的記憶中了。

遊行還算有序，但隊伍越往前移動，情緒就越亢奮。有人圈起手指吹口哨，還有人對婦女說些不乾不淨的話。第一面紅旗很快升起。不過，施通普夫可不覺得「跟在這塊抹布後面」遊行是什麼光彩的事。

隔天，威廉收到他父親的命令趕赴斯帕。在蒙蒙大霧中，他穿過了為戰火所毀滅的法國北部田野。11月9日中午之前，他抵達斯帕城外的福海訥斯別墅。它是在戰爭爆發前幾年，由一位工業家命人仿凡爾賽宮的小特里亞農宮所修建。在那裡，威廉遇見了他的「領導」馮·舒倫堡伯爵，後者「面無血色，明顯甚為不安」。伯爵三言兩語向皇儲做了簡單概述：當天一早在福海訥斯別墅舉行了會談，主要報告人是軍需總監威廉·格勒納，他進入總參謀部不久，是興登堡那邊的人。格勒納不是皇帝的嫡系大臣，他談及君主制時所用的口吻，也絕對不可能像他的前任埃里希·馮·魯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稍早，為停戰局勢所迫的魯登道夫已換裝逃亡至瑞典。格勒納毫無保留地指出當前德意志軍隊和帝國所面臨的嚴峻形勢，柏林的氣氛已是一觸即發，「隨時可能爆發衝突，讓這座城市血流成河」。不可能指望前線軍隊趕來鎮壓革命、保衛首都。格勒納沒直說，但他的闡述只能讓人得出一個結論：要防止革命蔓延，皇帝必須向來自國外和街頭的壓力屈服。

之後他們唯一的兒子回來了，情緒激動，虛脫，但沒有受傷。他大聲檢討自己，說他是否不該參加臨時政府的軍隊。「我問他指的是否是開槍這件事，他說沒錯。」那晚，卡爾又去了街頭，他看到警察局被左派人士包圍。1月11日傳來消息，《前進報》編輯部已被收復。珂勒惠支原本以為是臨時政府的軍隊解救了他們。但她很快就發現，臨時政府是藉助了「波茨坦自由軍團」（Freikorps Potsdam）的力量，它是一個由前線退伍士兵組成的准軍事團體，使用火焰噴射器、迫擊炮和機關槍等武器對付左派。那晚他們還替警察局解了圍。珂勒惠支越來越不安：「我很沮喪。儘管我贊成遏制斯巴達克同盟，但我感到很不安，自由軍團被招來是要付出代價的，反動勢力在蠢蠢欲動。野蠻的武力鎮壓、槍決革命同志，諸如此類的事實在駭人聽聞。」隔天，反革命勢力愈發猖狂。在布施馬戲場舉行的集會出現了黑白紅的帝國國旗。人們唱著《萬歲勝利者的桂冠》（Heil Dir im Siegerkranz）和《德意志高於一切》（Deutschland，Deutschland über alles）。斯巴達克同盟起義期間，超過150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威廉吩咐他的司機停下。他大聲命令這些士兵下車。於是，幾百名儀容不整的士兵在他身前列隊。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身材高大的巴伐利亞士官，態度隨便，雙手插在褲兜里，標準的不服從的典型」。威廉挺直了背，以一種他自青年時期就練熟的訓話口吻呵斥此人：「給我站好了！」他吼著，「拿出一個德國士兵該有的樣子。」出於一種習慣性的的條件反射，這位巴伐利亞軍士趕緊直視前方，雙手緊貼褲縫。隊伍瞬間恢復了紀律，一個擁有鐵十字勳章的年輕士兵甚至為夥伴們道歉。他說，路上他們已經3天沒吃沒喝了。「我們真的非常愛戴您……請您別怪罪我們。」深受感動的皇儲請這些差一點就叛變的士兵抽煙。

慢慢地，甘地的身體有了起色，然而這時，一條令人不安的消息出現在他面前。隨著一戰結束，戰時英國殖民政府在印度實施、用以遏制印度獨立運動勢頭的緊急狀態法也就不再適用。為了應對這一變化，以法官西德尼·羅拉特爵士（Sir Sidney Rowlatt）為首的委員會成立了。他們起草了一攬子法案，旨在為英國當局鎮壓印度的公眾騷亂提供依據。甘地隨即組織人們進行抵制。「昨晚在睡夢裡我有了一個想法，我們應該號召整個國家發起一場全面罷工。」所有印度人可以「在這一天停下手頭的工作，進行絕食和祈禱」。一旦印度人民在事實上予以響應，將會是他消極抵抗策略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演示，說不定能阻止法案通過，或至少削弱其影響。帶著這樣的希望，甘地著手聯繫全國各地的有志之士。

天無絕人之路，被派去附近偵查的士兵偶然發現一個蒙古族村落。他們和村民交涉了半天，細細說了自己的計劃，然後敲定報酬的價格。村民會給他們提供禦寒衣物，帶領他們穿過一條騎馬小徑去伊爾庫茨克。將近100名乘客同意參与這一行動。他們拿出自己的路費，湊齊了給蒙古嚮導的錢。沒多久，他們便排成一列長長的隊伍，在雪地里深一腳淺一腳地穿行。蒙古人在前面騎著馬，那些馬非常瘦小，騎手幾乎可說是腳不離地。滿是皺紋的臉上完全看不出來他們如何看待這些誤闖他們土地的陌生人，或他們接下來的意圖。那條小路他們就算打著瞌睡都認得，即便它有好些地方被雪掩蓋。他們也知道在附近哪裡藏有可供歇腳的住家。

威廉二世現在完全面無血色了。他把目光轉向興登堡，尋求他的支持，但後者只是靜靜望著地面。此時此刻，站在這座比利時花園裡的德意志皇帝——國家的象徵，法律的化身，軍隊的最高統帥，帝國海軍的創造者，想讓德國在陽光下有一席之地的君主，一切特權和權力的享有者——已經無力回天了。他讓那些將軍和參謀幹涉戰事太久了，那本是他的工作，現在在這緊要關頭，他已無力奪回身為皇帝的主動權。如果他還能做到這點，那奔著千秋萬載而去的德意志帝國和德意志雄師斷不會淪落到滅亡的地步。皇帝現在太虛弱、太疲憊、太混亂了，完全不同於他一生作為帝國統治者的偉大和輝煌形象。威廉二世以沙啞的聲音讓人給柏林的帝國首相馬克西米利安·馮·巴登（Maximilian Von Baden）打電話，告訴他皇帝已經準備好退位。他強調，他放棄的只是皇帝稱號。他仍是普魯士的國王，並將以此身份率軍返國。

很晚的時候傳來消息，臨時政府已解除皇儲的兵權。又一個不眠夜過去后，原本義憤填膺的威廉屈服了：他願意把一切拋諸腦後，避免流血，換取內心的平靜。他與隨從分乘兩輛汽車前往荷蘭邊境。在給自己部隊的最後一封信上，皇儲仍署名「最高指揮官威廉，德意志帝國皇儲兼普魯士王儲」。不過這最終也只是「詞語」罷了。同伴給他一頂士兵的帽子，好讓別人沒那麼容易認出他來。但威廉自己更願意戴上有骷髏標誌的驃騎兵黑色高帽，再當一回普魯士的軍官。他們沿著破損不堪的道路穿過前線後方，那裡的軍隊已作鳥獸散。在靠近荷蘭邊境的弗洛恩霍芬，鐵絲網擋住他們的去路。只差一點就到荷蘭了，威廉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邊界那邊的年輕荷蘭軍官大感意外。他該拿這地位尊貴的不速之客怎麼辦？威廉交出他的武器，等待了數小時，才獲得前往馬斯特里赫特的許可。途中他飽受仇視和辱罵。荷蘭政府可不覺得他們有義務保證他在荷蘭境內的安全。

在皇帝退位的隔天，珂勒惠支還盼望著社會主義能獲得勝利。但她並不想忽視這一刻的現實：斯巴達克同盟的行事方式令她無法忍受。她決定和他們保持距離，這也是因為，強行改變社會制度這種做法仍然遭到許多百姓的堅決反對。在珂勒惠支看來，違背大多數德國人的意願強制實行社會主義，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做法。她提醒自己要有耐心，遵循憲政民主的道路，並期待「社會主義的循序漸進。這多少是令人失望的，你覺得它已觸手可及，現在別人卻讓你再等等」。然而，那些「一心只想貫徹社會主義的人」願意慢慢來嗎？他們是否不曾全力以赴，現在只想利用時機？

自1918年3月起，施通普夫在威廉港的維特爾斯巴赫號戰艦上服役。這艘船停泊在港口，充當所謂的補給艦和浮動軍營已有一定時日。在維特爾斯巴赫號的生活相當無趣，操練毫無意義，時間多得用不完，士兵們干起各種各樣的手工活，比如製作膠鞋，這樣可以打發時間，還能掙點小錢。到了1918年秋天，施通普夫早已對勝利不抱希望，他的晨禱詞也相應改為：「請主今日賜給我們和平、麵包和好運氣！」10月初以來，關於海軍損失慘重的傳聞越來越多，還出現「潛艇戰我方折損利齒」的說法。

理夏德·施通普夫感到「非常悲哀，事情竟然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不過這悲傷中又混雜著幸災樂禍：「那些不可一世的船長和海軍工程師不是萬能的嗎？司爐和水手多年來被當作狗一樣羞辱，他們現在終於明白，沒有自己才是真正什麼也幹不了。」圖靈根號戰艦的水兵甚至拘捕了他們的軍官。沒人想要白白送死。艦隊指揮官下令包圍叛變船隻，威脅炮轟他們。300名叛變士兵被捕。但圖靈根號也因此沒能趕上最後的海戰。

麥克史威尼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是英格蘭東部的林肯監獄，那是一座氣勢宏偉的磚石建築，外表看著猶如中世紀的騎士城堡。此前他曾在那裡待過，現在的他對愛爾蘭和英格蘭的監獄都很熟悉。大戰爆發前夕，他在家鄉科克加入了地下組織愛爾蘭志願軍，他們的目標是領導愛爾蘭獨立。他相信，一小群時刻準備自我犧牲的先驅鬥士能夠喚醒愛爾蘭全體人民參与起義。此前麥克史威尼一直通過報紙文章、詩歌和著作倡導獨立，加入志願軍后他便轉入地下工作，暗中招募人員，籌措制服、武器和金錢，為時機成熟的起義做準備。

格羅皮烏斯夫婦的婚姻才維持了3年多一點。他們在1910年就認識了，當時阿爾瑪還和她第一任丈夫、作曲家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在一起。在托伯爾巴德進行溫泉療養時，她遇見了格羅皮烏斯。阿爾瑪自覺受到名聲在外的丈夫冷落，對格羅皮烏斯萌生情愫。但馬勒不遺餘力地挽回他年輕的妻子，讓這場婚姻沒有陷入進一步危機。1911年馬勒去世后，阿爾瑪並沒有馬上和格羅皮烏斯在一起，而是和青年畫家奧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墜入情網，後者感情熱烈，卻有著病態的嫉妒心。

鬧革命的韋爾弗被警察盯上了。到頭來，還是瓦爾特·格羅皮烏斯給韋爾弗提了個醒，說警方正在監視他，詩人才得以及時躲藏起來，等候風聲平息。格羅皮烏斯不是沒有想過利用這個大好機會，讓警察替他除去眼中釘。他之所以沒這麼做，並不只是出於君子風度，還是為了阿爾瑪。她的情人名聲岌岌可危，正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

這位愛爾蘭革命鬥士長期受到英國警方的盯梢。雖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證據證明他參与了更嚴重的非法活動，他也已成為法庭和監獄的常客。儘管麥克史威尼的老家科克並沒有參与1916年4月的復活節起義——直到去世他都把這視為遺憾——但這一事實並沒能改善他的處境。他的妻子穆麗爾來自科克一個富有的家庭，兩人聚少離多。對他來說，長時間待在同一個地方太過危險。當他坐牢時，穆麗爾至少能知道他具體在哪裡。1918年6月，他們第一個女兒瑪麗出生，穆麗爾把孩子抱到監獄會見室，好讓孩子的父親能夠親手抱抱她。兩人的通信總是充滿關懷和愛意。在信中，夫婦倆向彼此保證，愛爾蘭的事務必須永遠先於他們的個人幸福。麥克史威尼如此寫道：「沒有一個男人應該害怕讓他所愛的人去接受烈火的淬鍊，但他應該依據自己的能力向她們展示如何通過試驗，並相信真理的重要性。」

1918九_九_藏_書年11月10日是個星期天，當晚，數百枚信號彈在空中轟然綻放，閃光和紅綠白色的星體照亮了威廉港的夜空。港口的軍營也火炮齊響，伴隨著城裡震耳欲聾的警笛聲。水兵理夏德·施通普夫（Richard Stumpf）正在忙手頭的活，他嚇了一跳，下意識地尋求掩蔽，這不是空襲警報，就是英軍艦隊來襲的警訊，否則還會是什麼？隨後謠言四起，有人說煙火昭示著各國共產黨聯合組成了第三國際，世界革命由此開啟。直到很晚才證明這是子虛烏有的事。這座北海碼頭城市人心惶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最後解開老百姓和水兵們疑惑的是一份街頭傳單。施通普夫拿到了一張，他讀了上面的內容后愈發驚駭：這是停戰協定的條款。顯然，它的內容在簽署之前就已泄露給媒體。他怒氣沖沖地喊道：「這就是那該死的戰友情誼的回報！」然後，他帶著滿腔複雜的情緒，找了一個僻靜的角落待著。

阮必成前去拜訪讓·龍格，這位政治大腕的友好接待讓他大感意外。他稱阮必成是「親愛的同志」，還邀請他為《人民報》撰寫關於印度支那的文章。阮必成大受鼓舞，他也知道自己的法語水平還不夠，哪怕是一篇簡訊。但他可不能讓這個機會白白溜走，於是他請一位法語水平遠勝於他的老鄉來代筆。那人同意了，但拒絕以自己的名字發表。於是阮必成便簽上一個假名，即「阮愛國」（Nguyen Ai Quoc）。他對他的影子寫手並不總是感到滿意，終於鼓起勇氣自己動筆。一開始只是短短几行，還得讓編輯從頭到尾修改一遍。但阮必成會對改動的地方進行對比，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因此他的文章越寫越好，也越寫越長。

1月25日，李卜克內西和其他31名死者下葬。珂勒惠支要畫下這位左派著名人物的遺容，一大早便趕去殯儀館。「停屍房裡，他躺在靈柩中，和其他棺材放在一起。額頭上的傷口有紅色鮮花圍繞，神色傲然，嘴則微微張開，不無痛楚地扭曲著。一副略顯驚訝的表情。」與此同時，街頭聚集了一支龐大的遊行隊伍，朝著腓特烈海因的方向移動。在那裡，望不到盡頭的送殯群眾隨著李卜克內西的棺木前進。珂勒惠支待在家中，對李卜克內西的遺像素描進行加工。但卡爾和其他友人滔滔不絕地和她說起那些自發聚集起來的柏林人，抵達墓穴時還有那麼多人，還說起李卜克內西的妻子因激動而暈倒。但他們也提到，這次遊行沿途都有自由軍團在監視。「這種做法是多麼卑劣啊。柏林——絕大部分的柏林人——不過是讓它的死難者入土為安，這可不是革命。即使在戰爭中，人們也會為了安葬死者而停火。刁難李卜克內西的送殯隊伍是可恥的，真令人氣憤。這也顯示出臨時政府的軟弱，它不得不忍受這種事發生。」不過，凱綏·珂勒惠支也被迫認識到，如果沒有自由軍團的干預，她維持一個溫和共和國的願望就註定要落空。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她也參加了新生的德意志共和國和魔鬼簽訂的契約。

1918年11月的喬治·格羅茨（George Grosz）也在忙著搬家。他原名格奧爾格·格羅斯（Georg Groß），但為了和他那醉心於戰爭的祖國保持距離，遂於1916年改名。月初時，他還住在柏林南區出租公寓的工作室；在搬去威爾默斯多夫區的拿騷大街之前，這家工作室多年來都是他世界的中心：他在這裏給空木箱上色，用它們作傢具，並在這些彩色木箱的簇擁下進行工作。工作室的牆邊立著空瓶，牆上的裝飾是由瓶上撕下的標籤紙。燈下，一隻黑色的十字園蛛從網上垂下。遍布整個工作室的破碎鏡片散映出周圍牆上的大量照片，其中有亨利·福特的照片，上面還有這位汽車大亨給格羅茨的親筆題詞。格羅茨崇拜福特和一切來自美國的東西：拉格泰姆、淘金工人、美元、摩天大樓、拳擊、霓虹燈、波本威士忌、印第安戰斧。他當時的住處就像「一個嘉年華帳篷」，由一個自動燃氣灶供暖，它必須投入10芬尼硬幣才能啟動。

軍隊戰敗、皇帝悄然退位和帝國終結，這一切所留下的是一個真空地帶。發生執行機構、國家和社會一同衰退甚至崩潰的，不只是德國。各國的革命運動都利用了這意外出現的活動空間。一夕之間，無論是號召成千上萬人走上街頭，或是在陽台上宣布新政權成立，一切皆有可能。然而德國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面臨著如何恢復穩定、如何在全新的基礎上站穩腳跟的問題。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還有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現在都陷入一片混亂。在這樣的形勢下，要建立一個全新的、獲得普遍承認的中央政府，並通過像警察和軍隊這樣的國家機器賦予它真正的統治權，顯然是巨大的挑戰。

繼水兵起義和正式停戰以後，威廉港的全體船員又一次忙碌起來。這讓理夏德·施通普夫想起了1914年：現在和那時一樣充滿幹勁。只是這一次，碼頭起重機不是把彈藥搬上船，而是運往滿是潮濕煤灰的倉庫。不久以前，德國海軍還拿它們來「問候」英國。現在，按照停戰協議的規定，他們卻得把自己的戰艦拱手讓給英國人。

在格羅茨筆下，1918年11月的柏林活脫脫就是《大爆炸》里災難場景的翻版。昔日的帝國首都現在如同「一具灰色的石頭屍體。房子全是裂縫，外表的灰泥和顏料都剝落了，裸|露的窗洞猶如失去光澤的雙眼，人們曾在此等候他們再也沒能回來的家人，而今徒留凝結的淚痕」。

西線停戰的消息傳到柏林，格羅茨卻不覺得戰爭已經結束。「或許它從未真正結束？我們被宣示了和平，但並不是每個人都飄飄然地為此感到高興。從根本上來說，德國人還是德國人，只是有個別地方發生了變化：從前不可一世的德國軍隊被擊倒了，戰爭把他們搞得精疲力竭，就像那些用木漿製成的軍服和人造皮革的彈藥包一樣脆弱。我並不為輸了這場戰爭感到失望。然而，多年來人們為它所忍耐所承受的一切，少數人本著良心反對這場殘酷的廝殺，卻根本得不到支持——這些才是真正令我沮喪的事。」

德國君主制便在此刻走向完結。皇帝沒有成為悲劇英雄，也沒有發表華麗的演說或擺出崇高的姿態，他的家族曾擁有數百年的統治歷史，現在他自己卻只能任由命運統治。他無力回天，因為戰爭4年來已耗盡了帝國的元氣，使它瀕臨崩潰。他在統治上的無能暴露無遺。戰敗的現實讓皇帝一蹶不振，他的政權黯然失色，最後一點合法性也蕩然無存。頃刻之間，「國家的象徵」就成了一個疲倦的老人，再也沒人會在他面前顫抖。

晚些時候，皇儲的父親乘坐明黃色的御用列車前往荷蘭。他已接受荷蘭女王威廉明娜的庇護，他們有親戚關係。女王不想將他拒之門外，讓他淪落到和沙皇一家一樣腦後挨槍子兒的命運。然而她的子民對女王的慷慨頗有微詞。在抵達住處阿莫隆根城堡之前，「末代皇帝」威廉二世行經馬斯特里赫特、奈梅亨和阿納姆。在這些地方的火車站裡迎接他的是憤怒的人群，以及他們大聲的詛咒。在人們眼中，威廉二世要為長達4年的戰爭、他們家鄉的毀滅，還有相應的飢荒、物資緊缺、疾病和大規模的死亡負責。

對於作曲家、維也納的交際花和繆斯女神阿爾瑪·馬勒—格羅皮烏斯來說，瓦爾特·格羅皮烏斯的革命事業至少是她一次短暫的放鬆機會。此前，她的丈夫總在抱怨韋爾弗的存在——無論是寫信還是當面。他請求她停止這段婚外情，去柏林和他相聚。他還以相應的法律後果威脅她。但她追隨自己內心的感覺，它中意的一直是那位年輕、天賦異稟且成就日益顯著的詩人。經過11月4日那天的妥協后，格羅皮烏斯對這段感情的反對也就不了了之。沒過幾天，柏林爆發的革命讓人們暫時無暇顧及兒女情長。這給阿爾瑪和韋爾弗開啟了一道通往未來——只屬於他倆的未來——的門，使他們能夠無需遮掩地彼此廝守。幾周后，她在日記里寫道：「一個絕佳的晚上！韋爾弗和我在一起。我們彼此依偎，感到兩顆相愛的心親密無間。這是我人生中少有的如釋重負。」

不過，水兵還是和工人分開行動。前者沒有回去工作，而是涌到可以弄到午飯的地方。「這場革命沒有流血就取得勝利。」施通普夫用了一個德國人數十年來為之不安和恐懼的字眼：革命。當然，威廉港的革命並不是考茨基（Karl Kautsky）和倍倍爾（August Bebel）所預測的那種偉大勝利。事實上，這個北海港口也無法和充滿革命氣氛的聖彼得堡相提並論。施通普夫覺得取得勝利的並非無產階級，而是些細枝末節的不滿、愚蠢的行為、普遍的不確定性和擔憂。他所見證的這場革命並不令他感到愉快，但他無法否認的是，他沒有置身事外，它改變了他。他就像是一個不情願的革命者，違背自己的真實感受，如同形勢下的犧牲品，被時代潮流所裹挾：「這才兩天時間我就老了許多，在這期間，我內心深處起了我本來認為根本不可能發生的變化。從君主制的擁護者變為共和主義的信徒——不，我的心啊——我再也不能說我懂你。」德國革命需要的是意志更加堅定的支持者，他們不只要剝奪霍亨索倫家族的皇冠，還要有熱情和信念將一種新秩序付諸實現。

1918年11月4日，瓦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從柏林出發去維也納，去跟他妻子阿爾瑪·馬勒—格羅皮烏斯（Alma Mahler-Gropius）爭取女兒曼農的撫養權。他寫了一封信，解釋自己有權獲得曼農的理由：顯然阿爾瑪並不打算和她的情人弗蘭茨·韋爾弗（Franz Werfel）分手。再說，即使曼農去了他那兒，她身邊也還有第一任婚姻的女兒，以及剛出生的兒子馬丁。讀著這封信，阿爾瑪哭了，一整天都未能恢復平靜。

沿著西伯利亞大鐵路一路向東，馬琳娜·于洛娃繼續她的旅程。沿途景觀消失在厚厚的積雪下。從車窗望出去只見一片雪白，無邊無際；置身其中，連龐大的火車都顯得如此無助。在這片泛著白光、望不到盡頭的平面世界里，火車突然急剎車，在一個無名之地停下了。軍官質問司機這是怎麼回事，得到的答覆令人頗為不安。伊爾庫茨克，他們下一個要抵達的大站，已經落入布爾什維克手中。火車司機拒絕繼續前進。掉頭返回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身後的托木斯克應該也已不再安全。在一望無垠的白色莽原里，靜默的火車猶如一條僵死的黑色蠕蟲。

1918年11月20日那天，凱綏·珂勒惠支和其他數千名柏林人擠在波茨坦火車站的候車大廳里。她和丈夫卡爾望眼欲穿地等待著，火車延誤了。等它終於進站，還鄉的士兵從一個個打開的車門蜂擁而出，月台頓時水泄不通。凱綏·珂勒惠支爬上欄杆，帶著怦怦直跳的心在那些灰暗的面孔里搜尋。終於，她在人群中發現了漢斯。他也認出她來，揮舞著手。母子倆緊緊抱在一起。

凱綏·珂勒惠支讀著報，沿著勝利大道走到勃蘭登堡門。那裡已匯聚了數千人，共同朝著帝國議會的方向涌去。人群十分擁擠，珂勒惠支無法脫身，只能隨著人流前進。到了鑲有「為了德意志人民」字樣的議會大門前，可以看到這座雄偉建築物的西面陽台上站著一小群社會民主黨人士。「是謝德曼，」那些站在最前排的人小聲對身後的人說道。這位國務秘書站出來講話時，全場數千人保持著肅靜，他說：「老舊的腐朽制度已然崩潰，軍國主義結束了！」緊接著便是那歷史性的聲明：「請大家保護我們即將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國免受任何危害。德意志共和國萬歲！」歡呼聲不絕於耳。重新安靜下來時，一位士兵、一位水兵和一位年輕軍官在帝國議會的台階前輪番發言。年輕軍官向集會的人群呼籲：「比起與陳腐觀念和落後事物的鬥爭，這四年戰爭還不算太糟！」他揮舞他的帽子，高喊：「自由德意志萬歲！」

在絕望中，格羅皮烏斯認識到改弦更張的必要。他寫道，這一啟示就像「一束光擊中了他」。戰前，他雖是先鋒派建築的領軍人物，但政治上屬於保守派。到了1918年11月，他必須調整自己的立場：「戰爭結束，我逐漸意識到……一切舊事物都過時了。」前往維也納為曼農的事和阿爾瑪對質，是他為整頓生活所邁出的第一步。與此同時，他在柏林四處找工作，為自己的建築事務所尋求第一份訂單。

在路易絲·韋斯充滿激|情的關注下，這時米蘭的祖國捷克斯洛伐克所發生的一切，可以毫無疑問地稱之為革命。波西米亞的居民早就日益公開反對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遊行、集會和罷工屢見不鮮。米蘭·什特凡尼克在西伯利亞奮力率領捷克軍團殺出重圍，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國家需要這支軍隊，而他的同伴愛德華·貝奈斯（Edvard Beneš）則在巴黎為捷克斯洛伐克九*九*藏*書的獨立起草憲法——只是到目前為止，它仍是一紙空文。貝奈斯經常在《新歐洲》的編輯部一待就是好幾個小時，他的觀點對刊物的立場有重大影響。每次，當路易絲為費洛茲的胡鬧感到不勝其煩、準備辭職的時候，都是貝奈斯說服她留下。他知道自己不能沒有這份雜誌和路易絲。《新歐洲》可以讓公眾和許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對捷克斯洛伐克事務保持興趣。多虧路易絲·韋斯的努力，世界才知道貝奈斯在1918年9月于巴黎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臨時政府，10月18日它宣布獨立。11月維也納爆發革命后，路易絲·韋斯便向她的讀者闡明，奧匈帝國皇帝卡爾一世的下台將給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國家鋪平道路。

在政治上，戰爭結束究竟對不列顛帝國意味著什麼？在朋友那裡，伍爾夫聽到不同答案。一些人相信英國已經置身「革命邊緣」，如畫家羅傑·弗萊（Roger Fry）。「底層人民憤世嫉俗，毫無耐心，他們有力量，而且天生缺乏理性……頑固保守的中產階級從來不是堅不可摧的，扔幾個炸彈就可讓他們粉身碎骨。」

皇儲本人的最終命運還要懸置約莫2個星期。德國臨時政府要求引渡他，其他人則要求將他下獄。各國經過漫長的交涉后，最終決定，這個集德國君主制復辟希望於一身的人，應該被流放到荷蘭須德海的一個島上。在恩克赫伊森港口，閃光燈、記者和不絕於耳的辱罵聲為威廉送別。荷蘭老百姓向這位前皇儲揮舞著拳頭，表示他們應該當面狠狠賞他一記耳光。

隔天，1918年11月11日，第三集團軍與維爾薩姆的威廉總部取得電話聯繫。那裡再次向柏林發出詢問，但皇儲現在最關心的問題仍沒有任何迴音：共和國會保留他對皇儲集團軍的指揮權嗎？他擔心柏林的沉默意味著「不能」。早秋的夜晚來臨了，在司令部所在的城堡里，威廉站在窗口的暮光中，望著凋零的樹木，枝頭覆滿了雨雪。外面街上走過一支部隊，士兵們唱著：「回到家鄉，我要再一次……」原先一直極力克制的皇儲，在孤獨和黑夜的包圍中，失聲痛哭起來。

1916年10月，阿爾瑪·馬勒—格羅皮烏斯誕下了新生命，按格羅皮烏斯祖母的名字取名為曼農。戰爭最後一年的夏天，阿爾瑪懷了第二個孩子，當時格羅皮烏斯正在維也納的戰地醫院進行治療。此前協約國在小鎮蘇瓦松附近發動進攻，作為唯一的生還者，格羅皮烏斯被人從炸毀的房屋瓦礫里挖了出來。他身體幾乎毫髮無損，但遭受巨大的精神創傷。剛能下地，他便趕回家探望阿爾瑪。那天是1918年8月25日。他滿心期待見到妻子，卻撞見她以一種可疑的親密口吻和另一個男人通電話。在暴怒的格羅皮烏斯質問下，她這才承認：去年冬天，她再也無法忍受丈夫長期處於異地的狀態，便開始與維也納詩人弗蘭茨·韋爾弗私通。根據她的敘述，她肚子里孩子的父親也應該是韋爾弗。死裡逃生的格羅皮烏斯，現在覺得自己又「彷彿被雷劈倒在地」。

他的畫總在捕捉戰爭暴力給建築、自然、人類精神和肉體所施加的影響，表現炸彈轟炸及其毀滅性的後果，看上去令人反感，卻又不無吸引力，比如那些題為《襲擊》（Attentat）或《空襲》（Fliegerbombe）的畫作。1917年5月，在最終離開軍隊之後，他創作了油畫《大爆炸》（Explosion）。

在柏林，皇儲遇害的謠言傳得沸沸揚揚。凱綏·珂勒惠支在11月12日那天也聽說了，當時她正陪著女友康斯坦茨·哈丁—克賴爾到處找工作。革命發生后，柏林警察局搬到亞歷山大廣場，在那裡，兩位女士見識到新政府的辦事效率。裡頭的人什麼也不知道，一切概不負責，辦公室之間互相踢皮球，她們一無所獲。當她們沮喪地打算離開時，警察局正門的警衛卻不讓她們出去，因為她們沒有證件，只能從後門離開。這讓人想起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小說《臣僕》（Der Untertan）里的帝制時代。稍後，這部小說首次以德語出版，而它的俄語翻譯版早在1915年便已面世。

人們不約而同行動起來。為了讓隊伍維持起碼的秩序，軍樂隊開始演奏進行曲。音樂聲引來越來越多的水兵加入遊行。對他們來說，對長官的服從已經不復存在，現在他們服從的是「烏合之眾的本性」。海軍營門口站著一位上了年紀的上尉，他手裡拿著左輪手槍，槍口對準第一個想進門的水兵。但他的雙手很快被牢牢扭住，水兵奪走了他的武器，還扯下他的肩章。巨大的歡呼聲響起，施通普夫卻對這位盡忠職守的長官感到由衷敬佩。

一直以來施通普夫都盼望著退役。現在這一天已經到來，而他一點也不興奮。沒有音樂，沒有花束，沒有榮譽儀式。施通普夫為這場戰爭所冒的生命危險，人們為它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到頭來換得的是戰敗的羞辱，是戰艦被沒收的災難，是一個不公平的停戰協定和軟弱無能的新政府，而最可怕的是在這緊要關頭必然引發的混亂思緒。

不久后，格羅皮烏斯成為藝術工會的主席。他不僅懂得如何構思建築方案，還憑藉軍官的經歷學會了管理組織的藝術。他非常享受與那些思想獨特的人打交道，並愈發堅信戰爭是必要的，它使他獲得一種「內在的凈化」，還讓德國摧毀了舊事物的桎梏。格羅皮烏斯正躍躍欲試，準備興建那屬於未來的夢想城市。

1918年11月18日那天，施通普夫看著弗里德里希大帝號戰列艦駛離威廉港，這是它最後一次由德國人駕駛。與它一起的還有阿爾伯特國王號戰列艦，以及德國艦隊的其餘船隻。緊接著駛離的是U型潛艇。船員們站在堤岸上，手裡拿著自己的行李，眼睜睜地看著德國的海上堡壘從海平線上消失。

在這當口，施通普夫已經看到，經歷了4年單調乏味、沒有出路、又隨時可能喪命的戰爭后，他的許多戰友都變得尤其憤世嫉俗。「大多數同伴都顯得滿腹怨氣，布爾什維克的思想扭曲了一些年輕人的腦子。」他們有足夠的士氣打一場軍官們成天掛在嘴邊的大決戰嗎？這「絕望的氣氛」讓施通普夫喪失了信念，他越來越頻繁地想到毀滅——不只是海軍，而是整個德意志帝國。「難道我們就只有1870年到1914年這短短數十年的歷史？」

捷克斯洛伐克士兵在逐漸冷卻的火車頭旁搭了一個臨時營地。雪地里立起帳篷，升起熊熊的火堆，一些同乘這列火車的俄羅斯貴族婦女也在火堆旁取暖。接下來怎麼辦？就這麼耗著，等布爾什維克搭下一班火車過來收拾他們？眼看這天就要過去，一位軍官失去耐心。他打算換上農民的裝束，混過被敵人佔領的伊爾庫茨克。在伊爾庫茨克以東的滿洲里應該還是安全的。這個主意得到許多人贊同，但關鍵是，人們如何在西伯利亞的嚴冬里走到伊爾庫茨克？它距離此地可有數百公里之遙。

1918年10月，軍醫終於發現長達4年的兵役已讓格羅皮烏斯少尉處於崩潰邊緣，便給他批了長假。在返回柏林的路上，越來越多的徵兆都顯示戰爭就要結束，格羅皮烏斯這才意識到自己面臨困境。這4年來，他全部精力都用於和祖國的敵人作戰。他曾3次負傷，贏得鐵十字勳章。可現在，當他比任何時候都需要愛和關懷時，他的婚姻卻已支離破碎。作為職業建築師，他已經4年沒有工作，以前建立起的良好人脈也都擱置了。考慮到現在糟糕的經濟形勢，尤其是在柏林，生活無以為繼的恐懼折磨著他：「如果我現在回家——失去少尉的薪資——那我就什麼也沒有了——而我面對的是一個通貨膨脹的世界。」

戰爭的最後幾個月里，格羅茨已經感到有必要通過藝術以外的手段來改變這個社會。與此同時，柏林在停戰談判結束前幾天所發生的革命也對他產生了神奇的吸引力，現在似乎有將所有的怒氣和蔑視轉化為行動的可能性，彷彿他能夠參与一場轟炸，而他本人就是那顆炸彈。很快，格羅茨便成為斯巴達克同盟夢寐以求的演說者。在內心深處，他或許已感到自己同樣憎惡革命的主角和姿態。但他在外表上成為新時代的擁護者，這個積極和裝腔作勢的時代與他的本性不謀而合。尤其是在建立一個全新的教育體系這事上，他掌握了大量慷慨激昂的詞彙：高等教育再也不只是富人的特權！研究機構和大學應該向所有人開放！1918年除夕之夜，格羅茨和他幾位藝術家朋友一同加入了剛剛成立的德國共產黨。羅莎·盧森堡親自給他發放了黨員證。

他們回到屋裡用餐，氣氛猶如葬禮。甜點上過後，從柏林傳來更可怕的消息，簡直算是一件醜聞：首相馬克西米利安·馮·巴登沒有和斯帕方面做進一步的協商，便徑直宣布威廉二世放棄德意志皇帝和普魯士國王的稱號，甚至說皇儲也放棄了王位繼承。這一消息已由沃爾夫通訊社對外發布。此外柏林還成立了新政府。自下而上的革命通過自上而下的革命實現。威廉二世非常憤怒，但卻完全無能為力。

施通普夫仍然擁護現有的秩序。「這不是說我從小就被灌輸著要愛霍亨索倫王朝，」不過，他在戰爭結束前幾周仍然堅信，「我們的尊嚴和力量都來源於我們的帝國。」他心目中的敵人形象也是受戰爭宣傳的影響：「如果我們向海峽和大洋另一邊那些冷酷無情的財閥屈服，按照他們的心愿驅逐我們的皇帝，那我任何時候都不配做個德國人。」

11月13日，弗蘭茨·韋爾弗來到阿爾瑪住處門前。他穿著制服，請求她讓他去參与示威。但對她來說，這是一場「虛假的革命」；她可是「打從心底反對它」。韋爾弗求了她半天，直到最後，她雙手抱著他的頭吻他並同意了，猶如你不得不答允一個固執己見的年輕人。這位詩人深夜才回來，樣子非常狼狽。「他紅著眼睛，臉都腫了而且都是土，手上受了傷，制服被扯爛，身上還散發著劣酒和煙草的味道。」詩人不無得意地告訴她，他如何站在圓環路的長凳上向群眾發表講話，號召佔領銀行，他還和藝術家朋友成立了「紅色先鋒隊」。但阿爾瑪沒給他好臉色，她責備他：「你可真是幹了好事啊，現在你可美了。」她打發這位髒兮兮臭烘烘的革命家去朋友家睡。所以他壓根沒進她家門。

同時，她打從心底覺得對韋爾弗的愛並不妨礙她此前的愛情關係：「我同時愛著他們。哪一個也不用否定。古斯塔夫·馬勒，奧斯卡·柯克西卡，格羅皮烏斯……他們過去是、現在也是我的真愛！」她年輕時的情人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去世時，她甚至寫道：「以前我是多麼了解他啊！我從未停止對他的愛——不過是以一種非常扭曲的形式。」每一個她愛過的男人都在她心頭留下了痕迹與回憶。她不願意、也不可能否認或放棄任何一個。在昔日的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婦女行為得體與否攸關顏面，然而到了戰爭末期，阿爾瑪這種搖擺不定的曖昧關係已不再是社會譴責的對象。「我不信任婚姻這種需要國家批准的暴力結合，我選擇迴避它來尋求自由的關係。」阿爾瑪如此寫道。這可謂一次小型性解放。

11月7日，繼基爾發生流血事件后，威廉港的零星叛亂驟然演變成一場公開起義。水兵集體離開他們的船隻，上岸參加遊行示威。理夏德·施通普夫也穿上禮服，跟隨起義的戰友穿過舷梯進入港口。港口兵營的操場上已聚集了不少人，並搭起一個臨時講台。人越來越多，在他們掌聲的鼓舞下，台上的訴求也越來越激進。在施通普夫看來，現在如果有人高喊弔死皇帝，群眾也會歡呼：「萬歲！」

為了避免遭到干涉，威廉前往前線附近，那裡的軍隊仍維持著一定的紀律。途經一處新兵兵站時，皇儲受到熱烈的歡迎。「小夥子們壓根不想支持革命，他們請求我帶領他們返回故鄉。他們將對一切革命事物給予毀滅性的打擊！」車子在坑坑窪窪的道路上繼續開著，然而由於情報有誤，他們在一個「不見天日的無邊叢林」里徒勞打轉。最後，在一座設有軍官學校的城堡里，他們才打聽到通往第三集團軍的正確路線。在路過鐵路樞紐拉羅什昂阿登時，「我們眼前出現一片混亂，有一大群吵吵嚷嚷、毫無紀律的前線休假士兵」。由於一處鐵路隧道被兩排協約國列車相向堵死，他們的旅程再次中斷。汽車在雨水滲透的泥濘道路上越陷越深，直到午夜才抵達目的地。皇儲很快便上床休息，但他read.99csw.com仍然不得安眠。

世界大戰爆發后，瓦爾特·格羅皮烏斯隨即入伍。此後4年，他幾乎一直都在西線戰場和義大利服役。1915年2月，一次短暫的假期讓格羅皮烏斯得以和阿爾瑪再續前緣。這位35歲的寡婦不久前才重新與他取得聯繫。當兩人再度面對面，舊情立馬復燃。之後兩人幾乎每天都通信，前線與維也納之間飛鴻不斷。阿爾瑪的信情意綿綿，充滿「粗野」的情慾影射。1915年8月，格羅皮烏斯獲得一次較長的探親假，深墜愛河的兩人在柏林秘密結婚。婚後阿爾瑪的信卻變了調，不再滿懷愛意和思念，而是抱怨這漫長得不堪忍受的分離，抱怨他對她沒有「推心置腹」且「缺乏關心」。出於嫉妒，她懷疑他有外遇或是去了前線的妓院。而身為「日益萎縮、毫無起色的戰爭機器」的一分子，格羅皮烏斯每天都在前線冒著越來越致命的危險，但他在信里完全沒有提及。他不想讓她為現實煩心，再說她對戰爭也完全不感興趣。

不過隔天格羅皮烏斯便恢復了冷靜，他前去拜訪妻子的情人。韋爾弗完全是詩人的生活習慣，還沒起床的他壓根沒聽到格羅皮烏斯敲門。於是格羅皮烏斯留下一張充滿騎士精神的字條：「阿爾瑪就拜託您了。不幸的事可能發生。她情緒激動，恐怕會影響肚裏的孩子。」格羅皮烏斯懷著痛苦的心事回到醫院，他很快重返前線，重新投入到阿爾貢森林的生死激戰中。還沒有從嫉妒之火中痊癒，格羅皮烏斯便不得不轉身擁抱戰火。

1918年整個11月，特倫斯·麥克史威尼（Terence MacSwiney）和其他被捕的新芬黨人士都待在滿是污泥的輪船貨艙里。他們將從都柏林啟程前往大不列顛本島。船一駛出港口，洶湧的海浪就讓人感到不適。許多人很快暈船，萎靡不振地縮在位子上。麥克史威尼發現一個開著的小艙口，便盡量把頭探出去，好呼吸海上新鮮的空氣。浪花濺在他臉上，他並不在意被弄濕。誰知道他下次自由呼吸又是什麼時候呢？

抵達林肯監獄，麥克史威尼又回到他所熟悉的乏味獄中生活。只有來自家鄉的零星革命消息能給在牢房的他帶來刺|激。聖誕節前，特倫斯·麥克史威尼聽說他以新芬黨候選人的身份當選了英國下議院議員——儘管他還在坐牢。在1918年12月14日的下議院選舉中，支持獨立的新芬黨完勝溫和的愛爾蘭議會黨（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和聯合派人士。但新芬黨的議員代表並沒有去威斯敏斯特就職，而是選擇更為激進的舉措：他們單方面宣布愛爾蘭獨立，並成立獨立的愛爾蘭立法機構愛爾蘭議會。1919年1月21日，愛爾蘭議會舉行第一次集會，起草了憲法。然而關於這一消息，高牆內的麥克史威尼還是從別人口裡才得知的。他多麼希望自己當時能在場啊！

1918年11月9日，柏林市中心湧現了大量傳單。凱綏·珂勒惠支在動物園拿到《前進報》（Vorwärts）的一張傳單，上面用巨大的字體寫著「皇帝退位！」。

這幅畫以紅和黑之間的劇烈反差，給人們展示了一座被炸得四分五裂的城市。爆炸地點位於樓房高層，彷彿被飛機扔下的燃燒彈所擊中，其威力掀翻了整座城市。空間被傾覆，建築在搖晃，窗戶透出火紅，天空為黑色濃煙聚集成的烏雲所遮蔽。畫面底部用黑、綠、藍色繪製，暗示著一種深不可測的危險，從中可以感到試圖逃離這場災難的模糊身影，以及那些失敗而墜入無底深淵的殘骸。但這些人都只是用線條勾勒的剪影，若有似無，微不足道。

1月5日，漢斯從遊行中歸來，情緒激動的他氣喘吁吁地說，遊行結束時，社會民主黨黨報《前進報》的編輯部被佔領了。它所存放的國民議會宣傳材料被當街焚毀。社會民主黨和自由團體的其他報刊也被左派人士控制，「只剩下《自由報》（Freiheit）和《紅旗報》（Rote Fahne）」。臨時政府只能向柏林人民發放傳單，號召他們抵制左派人士。1月6日，珂勒惠支和丈夫卡爾參加保衛新生共和國的遊行。又一次，夫婦倆在人群中失散了。晚些時候，精疲力竭的卡爾回到家，帶來另一個令人吃驚的消息，「臨時政府沒有武器」，所有武器都被戰勝國沒收了。然而那晚響起了槍炮聲。如果臨時政府沒有武器，那麼是誰在開槍？漢斯現在又在哪裡？

跨過霧氣蒙蒙的海面，韋林根島出現在眼前，那裡就是威廉此後生活的地方。他坐上一輛嘎吱亂響、散發著陳年皮革霉味的老舊汽車。前皇儲的新官邸不過是濃霧籠罩下的幾間茅屋。車子在當地牧師的住宅前停下了。他眼前這兩個陳設簡陋的陰冷房間，便是他的流放家園。

馬琳娜覺得似乎永遠走不完這片冰封的單調景色。幾天之後，長途跋涉的隊伍來到一個居民死絕的俄羅斯村莊。200具凍得發黑的屍體散落在雪中。那景象在馬琳娜的腦海中揮之不去，甚至連做夢也夢見它。

阮必成在巴黎的房間，小到幾乎連一張狹窄的鐵架床、一套桌椅都放不下。這位倫敦的洗碗工搬來法國的首都，住進東部工人社區的一家便宜旅社。他會在一大早給自己煮一碗米飯和魚，只吃一半，另一半則留作晚餐。由於是冬天，每天早上出門工作前，他都特意把一塊磚放進旅館廚房的爐灶里。晚上回來，他把磚頭從爐里夾出來，用一塊報紙包著放在床下，這樣夜裡就不會挨凍。阮必成靠打零工為生。下班后他會去巴黎的圖書館讀書，提高自己的法語水平；他喜歡埃米爾·左拉和阿納托爾·法朗士的作品。如果晚上還有精力，他就參加一些政治集會。

馬車到來時，他們一躍而出，大聲命令押車的人放下武器。然而警察可不這麼想。他們把身體蜷縮在車座後面，子彈上膛，瞄準那些蒙面的進攻者。有那麼一瞬間，槍口對槍口，空氣中充滿一觸即潰的靜默。然後，在路堤的掩護下，9支左輪手槍開火了，2個警察被擊斃，栽倒在路上。槍聲驚動了附近居民。幾分鐘不到就會有好事者圍過來，然後警察就會成群結隊出動。他們匆忙跳上馬車，驅使那匹老馬用最快的速度疾奔。炸藥在他們身後的車上滾來滾去，不時傳來爆炸聲，可能是劇烈晃動引起的自我引爆。最後，他們終於趕到目的地，那裡已經事先挖好埋藏炸藥的地洞。這時恰好來了一場暴風雪，他們便在大雪的掩護下，消失得無影無蹤。

現在，凱綏·珂勒惠支在日記里寫道，人們可以感受到一種「可怕的分裂了」。柏林天天都有集會，天天都有遊行，天天都發生暴力。即便那些「傷殘士兵」也帶著傷，高舉他們的訴求走上街頭：「我們要的不是憐憫，而是正義！」社會民主黨瀕臨分裂。協約國拒絕讓一個革命政府參与戰後和談，甚至不願意在德國建立民選政府前向它輸送食物。在情感上，珂勒惠支是站在共產主義者這邊的，沒有他們，戰爭就不會結束，皇帝也不會下台。和那些激進的左派人士一樣，她希望革命能繼續發展而不是停滯。但她的理智告訴她，德國就要崩潰了：「現在必須壓制他們（斯巴達克同盟），以便擺脫這場騷亂，這麼做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這樣的想法讓她不好受，那些人面對著槍口的威脅，為了反對戰爭、反對飢荒而鬥爭，現在她竟然站在他們的對立面。

格羅茨在《大爆炸》這幅畫里——其實他所有作品都是——探究了人類本性的殘暴與毀滅。他認為，由資產階級和皇帝統治的德國表面上看似井井有條，本質卻是一個腐朽、嗜血和扭曲的社會。這一負面的判定可由他自己的戰時經歷來證實。他記得，在1917年春天的某一天，那時他已在軍人醫院待了好幾個月，一個醫生想要宣布他已經痊癒。格羅茨拒絕下床，他認為醫生的診斷是錯誤的，因而憤怒地攻擊一個醫護兵。後來他描述說，他「永遠不會忘記」，「其他7個生病的『戰友』，是抱著何等的喜悅甚至是快|感，在獲得允許后自願朝我猛撲過來。一個當兵之前是麵包師傅的傢伙，整個人一再朝我抽筋的大腿上跳，還歡快地咆哮著：『就踩大腿，不斷地踩，這小子就會安靜了。』」格羅茨把戰爭視為人類最大的醜惡。在《大爆炸》這幅作品中，他描繪了文明如何被其自身的破壞力量所摧毀——它墜入自己一手造就的深淵。

聖誕夜那晚，瓦斯彈和機關槍襲擊了柏林市中心。臨時政府的軍隊和擁護革命的「人民海軍師」（Volksmarinedivision）各有死傷，後者在前帝國皇宮和宮廷馬廄築起防禦工事，以社會民主黨人奧托·韋爾斯（Otto Wels）為人質。隨後幾天，斯巴達克同盟退出了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12月29日，斯巴達克同盟和社會民主黨同時舉行遊行，菩提樹下大街附近全都是人。在擁擠中，珂勒惠支和丈夫走散了；她好不容易才從這些互相推搡、殺氣騰騰的人群里脫身。

路易絲·韋斯待在她那間裝飾著藍色牆紙的狹小辦公室里，試圖跟上這個世界令人猝不及防的變化，而這時，《新歐洲》名義上的出版人亞森特·費洛茲正泡在《新歐洲》編輯部大樓華麗的前廳里忙著應酬。他打開酒瓶，抽著煙，向絡繹不絕的來賓致敬。一位毫無藝術才能的女藝術家給他重新裝潢了編輯部大樓的廚房，以便晚上在那裡舉行狂歡宴會。他們痛飲葡萄酒和香檳，還請來了一些名聲不太好的年輕女士，她們並不介意別人捏她們的屁股。宴會還因為太吵了而被鄰居投訴，他們就給管理員塞點小費打發他。

1919年1月初，這位畫家越來越擔憂地看到，革命團體的相互齟齬自去年11月以來愈演愈烈。「柏林這裏衝突四起」，珂勒惠支在她的日記里寫道，接著，「電燈不亮了。自來水供應也將中斷，因為自來水廠在舉行罷工。我們只好把整個浴缸都裝滿水。」就在城市基礎設施和人民日常生活供應均陷入癱瘓時，左派人士發動了進攻。他們要不惜一切代價阻止社會民主黨的統治，創立社會主義性質的蘇維埃共和國。

珂勒惠支接著搭乘有軌電車前往工作室。車上擠滿了人，尤其是那些返鄉的士兵，現在車站裡到處都是他們的身影。凱綏·珂勒惠支聽人說，那些載前線士兵回家的火車通常都擁擠到死人的程度。電車中間站著一位手提箱子的老婦人，箱子里有一隻貓在輕聲叫喚。老婦人解釋道，小東西被一場槍戰嚇到了，便躲到她家。現在她家附近的槍戰太多了。所以她躲去鄉下，順便把貓也帶上。她的聽眾都被逗樂了。

在1919年初出版的《夜與日》中，讀者可以發現戰爭對弗吉尼亞·伍爾夫拋出的問題。這部小說圍繞5個人相互交織的生活，描寫了戰前英國社會所面臨的困境，尤其是婦女如囚徒般的存在，她們被一張由習俗、法律和婚姻的屈從關係所織就的網牢牢束縛。這一不堪忍受的社會環境是引發戰爭的根源嗎？大不列顛的子民在戰爭中所捍衛的究竟是何種「自由」？這個社會真的值得那麼多的人為它犧牲性命嗎？

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11月13日抵達柏林，憤怒地看到他的公務車沒有經過他本人同意就被|插上了紅旗。他拿19世紀德國統一運動的黑紅金三色旗替換它。走在街上，他察覺到空氣中瀰漫著緊張的情緒。新的暴力衝突隨時都可能發生，持續發展的騷亂很可能會讓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和他的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為共產黨所取代。新上任的普魯士戰爭部長海因里希·朔伊希（Heinrich Schëuch）晚上穿著便服前來拜訪，他向埃茨貝格爾證實，柏林再也不可能指望軍隊提供保護來對抗革命力量。

柏林的局勢仍不穩定。到了晚上，菩提樹下大街槍聲處處可聞。而就在那天下午，在德意志帝國的皇宮裡，共和國又一次被宣布成立。與謝德曼的「德意志」共和國不同，李卜克內西「從一向是皇帝發表講話的窗台上」宣布了「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成立。這場共和國成立儀式的競爭，顯示了革命派內部充滿危險的對立，顯示了社會民主黨和分離出去的獨立社會民主黨之間的激烈鬥爭。這座城市已經陷入了危急的形勢：街頭子彈呼嘯，機槍聲響徹廣場上空，甚至還能聽到炮聲。一次又一次，驚慌失措的人群聚而復散、散而復聚。有傳言說，為了對付趁火打劫，革命后成立的工人委員會將會執行槍決。

在個人生活之外，格羅皮烏斯也謀求改變。他願意成為劇烈變革的一分子，和周遭的世界一起行動起來。他夥同其他一些藝術家和建築師成立「藝術工會」（Arbeitsrat für Kunst），並和德國建築師布魯諾·陶特（Bruno Taut）共同起草了關於新建築的宣言：「建築是……精神力量的直接載體，是知覺的創造者。只有精神上的徹底革命才能將其實現。」他們的夢想，是在人口密集區以外的開闊土地上建造大型的「民族建築」。至於不選擇大城市的原因，「是因為它會和舊勢力一樣日趨腐朽、走向消亡。未來屬於那些能夠自給自足的新辟之地。」這樣的模範聚居地應該具備城市的一切公共建築：街道、廣場、公園、商店、旅館、餐廳、文藝設施和教育機構。按照格羅皮烏斯及其夥伴的設想，這種新形式的市郊應該成為新社會的孵化器。它們有相應的農業基礎，並且有序整潔、規模適中、功能健全，能在多年的戰爭破壞后實現社會的重建，並成為新時代的建築背景——這種承諾和我們今天的保障性住房計劃十分相似。格羅皮烏斯和陶特想改變的是一個經歷了格羅茨畫中大爆炸的世界，他們將讓被戰火蹂躪殆盡的不毛之地和舊帝國舊社會的廢墟重獲新生。

同一天，麥克史威尼還聽說——後來他也在報上讀到——他的同伴，肖恩·特里西（Séan Treacy）、丹·布林（Dan Breen）和其他7位愛爾蘭志願軍人士，在通往索洛海德貝格採石場的路上發動了一次伏擊。他們的目標是一批由警察從附近的蒂珀雷里郡押送來的炸藥。不過比起炸藥，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戰爭：要讓這場意外成為新一輪武裝反抗英國統治的重要信號。他們苦苦守候多日後，偵查員終於遠遠發現了運輸車的身影。所有人各就各位，儘可能保持鎮靜。馬車越來越近，上面坐鎮的警察受過良好的訓練。相反，這些愛爾蘭自由戰士對他們手中的武器非常陌生。他們無從練習射擊，因為極其缺乏彈藥，同時也害怕響亮的槍聲會暴露自己。

格羅茨自己並沒有為這場世界大戰忍受或承受太多。嚴格說來，他是在與它平行的世界里度過的。他第一次入伍時患了鼻竇炎，第二次——也許是真的，也許是裝的——則是神經崩潰。那次他被發現時，整個人半失去意識，頭伸進了廁所的便坑裡。那時還叫格羅斯的他進了軍人醫院。之後他待在精神療養院里，享用戰爭時期的諸多替代食品，如「菜乾」「蕪菁咖啡」「灰色的小圓麵包」和「灰綠色的人造蜂蜜」。這位將其他人在1914年8月所表現出的戰爭狂熱視為「群魔亂舞」的畫家，兩次入伍都未曾目睹過前線的景象。但在大後方的他看到了戰爭所造成的毀滅與破壞，傷殘與死亡。他在筆記本里畫下所有那些令他不寒而慄的事物。後來他在自傳里寫道：「對我來說，藝術創作是一種解壓閥——讓那些鬱積的怒火得以釋放。只要我有空，我就在畫紙上發泄我的不滿。我在筆記本和信箋上所勾勒的，是我身邊那些令我感到不舒服的東西：戰友如野獸般的面孔，面目全非的傷殘士兵，狂妄自大的軍官，醫院里充滿色|欲的護士，等等。」他所畫下的一切，都只是為了「記錄我周遭世界那些如螻蟻般忙忙碌碌、死不足惜的人的荒誕與可笑」。

路易絲·韋斯對這些狂歡不感興趣。舉目所及，到處都在發生革命。以俄羅斯為首，彷彿掀起了一股席捲全球的革命浪潮。不只在歐洲和奧斯曼帝國的領地上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甚至連美國、日本和中國都受到動蕩的衝擊。崩解的舊世界里，一個新世界正在崛起。這一切路易絲·韋斯都不容錯過，她要將它們報道出來。《新歐洲》的論調變得越來越激進，違背了費洛茲拿它吸金和與大人物保持良好關係的初衷。路易絲·韋斯和她的同事們堅信，為了將浴火重生的世界引上正確的全新軌道，需要的不僅是一次俄羅斯革命，而是歐洲範圍內的多重革命。德國、奧匈帝國、東歐地區、巴爾幹半島、波羅的海諸國和烏克蘭，甚至日本和中國都在經歷變革。但在革命的起源地法國，情況又如何？難道贏了戰爭就能將革命的浪潮拒之門外？在她看來，即便法國是勝利者，也應做好準備進行根本的改變：她呼籲選舉新政府，給予工人更多的權利，對殖民地採取新的態度。最為必要的，是最終賦予法國婦女充分的政治權利——尤其是選舉權。

到了法國，阮必成發現殖民母國的人也不都有錢有勢。他在馬賽港剛剛踏上法國的土地時，就注意到那些向船員湧來的妓|女。他困惑地問另一個水手：「法國人在給我們灌輸他們的文明之前，為什麼不先開化自己的同胞？」後來在巴黎，他又發現，這座偉大城市的工人區顯得頹敗不堪，那裡的居民生活相當艱難。在法國，貧富差距不單單是事實，同時還是政治議題，這讓阮必成頗感興趣。他頻頻參加社會主義者的政治集會。開始還只是作為一名聽眾，很快他就站到台上，沉穩自信地發表講話。他總是懂得先從集會的主題切入，再聯繫到法國殖民地和印度支那的情況。由於大多數時候他都是唯一一個外籍發言者，人們總是會認真傾聽。總的來說，他感覺本土法國人要比印度支那的法國人更友好。或許這是因為阮必成在這裏生活，和他們越來越像，舉手投足益發禮貌拘謹。他在法國是客人、是外國人，他想要別人認真對待他，想要獲得別人的信任，就不能表現得像一個夸夸其談的革命分子。只有如此，他才能逐步實現越南獨立的夢想。

現在，他們應該掛出旗幟向返鄉士兵致意嗎？又該掛哪種旗幟呢？對此，凱綏·珂勒惠支和她丈夫商量了很久，最後決定掛德意志帝國的黑白紅三色旗，那面「令人感到親切的德意志旗」。不過在它的頂端，他們加掛了紅色的共和國三角旗，還有一個聖誕花圈，作為歡迎歸來的象徵——也為了所有那些「再也沒能回來的人」。不只是珂勒惠支，她的許多朋友都在戰爭中失去孩子。

在這年的最後一天，珂勒惠支認真地總結道：至少全家又團聚了，至少那些沒被戰爭奪走生命的親人都安然無恙。只是，「和平依然沒有到來。和平可能會變得很糟糕，但起碼不會再有戰爭。現在發生的根本就是一場內戰。」

船上的生活也徹底變了樣：紀律鬆弛，新成立的士兵委員會沒能維持住秩序，成天發生盜竊和鬥毆事件。好歹船員們現在不用挨餓了，甚至一周可以喝上三次潘趣酒。所有的好東西都來自軍官食堂。那裡甚至有足夠的威士忌，讓士兵委員會的幹部們為慶功好好醉上一回。他們在甲板上跑來跑去，大聲唱歌和自我吹噓。起義第二天，一位發言者曾宣布說：「我們起來反抗，是因為別人拿我們當孩子對待！」一點沒錯，施通普夫想道，這些軍人表現得就像孩子。

1月16日，眼看這次武裝衝突一發不可收拾，一個更為震驚的消息傳來：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雙雙遇害。對珂勒惠支來說，這不啻一場「卑鄙的謀殺」。臨時政府背後是否醞釀著不可告人的陰謀？

這年11月，威廉皇儲沒有一天睡個安穩覺。他腦海中思緒糾結，想著自己、霍亨索倫王朝以及德意志帝國的未來。皇儲從小就習慣別人為他規劃好一切，現在他有能力獨自拿主意嗎？是否他當家作主的時刻已然來臨？自少年時代以來，他所受的一切教育都是為此做準備，然而這一刻卻總是顯得遙不可及。

馬琳娜一行人又往前走了數天。附近忽地傳來一陣火車汽笛聲，打破了原本的寧靜。領頭的蒙古嚮導瞬間不見人影，彷彿為大地所吞沒。他們派人去偵查，幾小時后帶回了好消息：他們離伊爾庫茨克只有近50公里，再走幾個小時就能遇上一處俄羅斯村落。這還不算，最好的消息是，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已重新奪回伊爾庫茨克。沒過多久，馬琳娜就能望見遠處城裡的塔樓了。抵達伊爾庫茨克讓人如獲新生，儘管這還只是中途停靠站，儘管四肢痛得不行，但捱了多日酷寒的身體終於暖和過來。

儘管如此，埃茨貝格爾對他的新工作仍盡心儘力。除了監督停戰協議的執行，他還想召集至少數千名可以信賴的士兵來保衛柏林首要的政府大樓。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他的行為無疑表明，他痛恨那些想要繼續革命的人。和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主席艾伯特一樣，他堅信，必須儘快由德意志人民選出國民議會，制定憲法。他認為唯有如此，共和國才能獲得事實上的合法性，到目前為止，它還只是依靠革命騷亂、自發成立的工人和士兵委員會以及一場政變形式的政府更替。

和她丈夫不同，阿爾瑪·馬勒—格羅皮烏斯從一開始就痛恨革命，之後她也無法適應「紅色維也納」。儘管新時代的解放氛圍讓她的個人生活獲得不少好處，她卻尤其懷念那逝去的「美好年代」。過了幾個月，她還寫道，她希望皇帝能夠歸來，還有「那些最可敬、最能幹的大公，這個國家必須支持他們」。她想要的「只是恢復統治階級的榮譽，恢復被統治人民的安靜順從。群眾的喧嘩是一種來自地獄的雜音」。

聽完舒倫堡的報告，威廉皇儲走進別墅的花園。時值秋日，老樹灑下遍地枯黃，地底的甜菜也早已挖出。一群身著軍裝的將軍簇擁著皇帝，他們「弓著腰，心事重重，彷彿無處可去般圍在一起……氣氛僵滯沉默」。只有皇帝還在滔滔不絕地說著。他看到兒子，便向他招手。皇儲走近前來，注意到父親心煩意亂，「一張憔悴枯黃的臉不停顫抖」。一連串話語如洪水般從皇帝的口中噴薄而出。他心灰意冷地聲稱，自己身為皇帝，人們卻從未允許他親臨前線和他的軍隊同生共死，這可能給停戰談判帶來負面影響，其危害太大。此刻，皇儲不得不意識到，他父親已無法掌控形勢。皇儲向父親保證，霍亨索倫家族絕不放棄普魯士的王冠。他以顫抖的聲音邀請皇帝隨他前往德國皇儲集團軍那裡。德意志帝國的皇帝和皇位繼承人將共同領軍返回他們的國家。舒倫堡也為皇儲作擔保。他說大多數士兵會恪守他們入伍時的忠誠誓言——他們對皇帝和德意志祖國的莊嚴承諾，只要有必要，他們定會誓死追隨他們的最高統帥。而格勒納對這番慷慨陳詞只是聳一聳肩：「忠誠誓言？最高統帥？說到底這都是詞語而已——最終空口無憑。」這一刻，標志著兩種世界的碰撞：建立在忠誠和服從基礎上的古老帝國，撞上了見風使舵、講究實際的現代社會。

午飯後，威廉皇儲——他還是皇儲嗎？皇帝或皇儲這個稱呼還存在嗎？——很快離開斯帕。他將回到他的部隊去。臨別時，他的父親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柏林的聲明不合法，自己仍然是普魯士的國王，並會以這一身份統率軍隊。然而這一堅持是否比格勒納所說的「詞語」具有更多實際意義呢？為何他的父親和其他大臣完全沒想到，作為霍亨索倫家族長子的他有能力在這個危急關頭接手統治？作為王朝的繼承人，時刻準備好在皇權受到衝擊時挺身而出，這難道不是他與生俱來的使命嗎？有這麼一瞬間，這位做兒子的看上去將要首次掌握自己的人生了。他向自己的部隊駛去。

當天下午，格羅皮烏斯以及韋爾弗都來到她家。情緒激動的阿爾瑪宣布說，她已經決定同時離開他們倆。從現在起她要帶著三個孩子自力更生。在阿爾瑪的氣勢前，格羅皮烏斯不知所措，他一下子軟了下來，對自己的苛刻要求表示後悔，請求妻子的原諒。

前往貢比涅時，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還是皇帝的全權代表，再回到柏林時，前來迎接他的已是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的5位成員，他們屬於以社會民主黨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為首的德國臨時政府。埃茨貝格爾就談判內容和停戰協約的初步履行做了彙報。他們告訴他——正如之前他所聽說的——臨時政府承認由他率領的代表團「在最艱難的時候為德國人民的利益」做出了貢獻。這令他如釋重負。此前成立的停戰委員會應監督協議如約執行。因此臨時政府需要埃茨貝格爾，它和從前的帝國一樣，必須承擔無法規避的戰爭後果。對埃茨貝格爾個人來說，這場對話也為他設定了將來，確保曾經為皇帝服務的他現在將繼續為新政府效勞。這是一次對談話雙方都有利的妥協行動。社會民主黨政府藉此表示對資產階級力量的開放態度。而埃茨貝格爾保住了他的職業生涯，他所在的天主教中央黨將在共和國繼續存在，而且，至少有望能防止臨時政府的進一步左傾。自然，埃茨貝格爾和臨時政府合作並非出於對革命的信仰。對他來說，革命是一次根本的錯誤，是帝國統治失靈和崩潰所造成的後果。埃茨貝格爾曾當面對信奉和平主義的出版人兼藝術收藏家哈利·凱斯勒伯爵（Harry Graf Kessler）說，禁止士兵向起義人士開槍的近衛軍首領，應該自裁以謝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