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警察則陰魂不散，對麥克史威尼和他的夥伴跟得越來越緊。好幾次，麥克史威尼都遭遇搜身，所幸他足夠謹慎，沒有隨身攜帶任何可疑的材料。1919年下半年，麥克史威尼一家搬入新房，但他們的喬遷之喜只維持了很短的時間。「『老朋友』如影隨形，」他給一個朋友寫信說，「我們不得不在聖誕節前再次搬家。這些『老朋友』實在盛情難卻，他們好幾人跟蹤我到了以前的房子，還屢次請我去海峽另一邊『度假』。只是這5年來我已經享受太多次這種形式的『假期』了，這一次我恐怕得婉拒他們。」

他快步走回家，衝出來迎接的是他的獵犬。它們此起彼伏地跳著、吠著，歡快地搖著尾巴。再次看到約克，興奮的狗兒們幾乎把他撲倒在地。約克半跪著，拍拍這隻的肚子，摩挲那隻的頭，它們則親密地舔著他的手。他隨即領狗兒們走入森林，那裡還是老樣子：野豬在地上拱著橡子，不時傳來陣陣牛鈴，山茱萸開得花團錦簇，每年春天都是如此。但約克看待它們的眼光不同了。他已經變成另一個人。他見識了世界，經歷了生死搏鬥。他從前的經歷似乎離他很遙遠，就像屬於另一個時代。約克覺得自己充滿幹勁，為夢想及一些還看不清輪廓的憧憬而蠢蠢欲動。幾個月來的出生入死必須有其意義，不能白白浪費了。挺過世界大戰的他，該如何展開自己的人生？約克坐在山坡上，陷入沉思。

叔叔堅持必須實現父親的遺願，否則他是不會交出遺產的。但赫斯在戰時已對神職人員的工作有所懷疑，他決不屈從家人的意志。於是，他把自己的那份遺產讓給妹妹，由一位公證員記錄了這一決定。「我有能力在這個世界獨自求生。」

此次戰爭唯一的黑人戰爭英雄亨利·約翰遜，則搭乘一輛敞篷車參加遊行。由於在那場一夫當關的戰鬥里負傷累累，約翰遜的身體依然十分虛弱。他大腿和雙腳的骨頭嚴重受損，醫生都不能肯定他是否還有放下拐杖的一天。但約翰遜一再從車上撐起身來，和藹地向人群揮手，彷彿這場遊行是為他一人而設。他容光煥發，似乎想向歡欣鼓舞的群眾高呼：是誰打贏了戰爭？是我亨利·約翰遜打贏了戰爭！

弗吉尼亞·伍爾夫的1919年，是以下顎的劇烈陣痛開始的。她拔了一顆牙，之後便頭疼得厲害，提不起勁，不得不卧床休息了兩周，「一次漫長的折磨，反反覆復，就像1月里的霧」。到了1月底，她終於能夠起身了，倫納德也只允許她每天寫作一小時。但即使是這麼少的時間，她仍感到使用打字機很是吃力，因為她右手肌肉抽筋，僵硬得就像「傭人的手」。「奇怪的是，我在遣詞造句上也同樣生硬。」她自嘲地寫道。

1919年5月的第二周，阿爾瑪·馬勒和女兒曼農前往柏林和瓦爾特·格羅皮烏斯團聚。這對夫婦並沒有料到，這次團聚最終會演變為分手。從維也納穿過剛剛獨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前往柏林，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母女倆好不容易抵達柏林，卻收到一則噩耗：阿爾瑪·馬勒和弗蘭茨·韋爾弗私通所生的兒子馬丁在維也納的一家醫院去世了。由於先天的腦水腫，這個1918年8月出生的孩子從1919年2月起便住院治療。醫生早就預告馬丁沒剩多少日子，可這個才9個月大的小嬰孩臨終時，他的3個家長都沒有陪在他身邊。格羅皮烏斯告訴阿爾瑪這個不幸的消息，並輕聲說，他更希望死的是他自己。弗蘭茨·韋爾弗也自責說，是他與阿爾瑪一次過於激烈的性行為導致了馬丁早產。話雖如此，這些各有煩心事的大人顯然顧不上馬丁的早夭。

由於沒有任何生意經驗，莫伊娜·邁克爾要物色一個合作夥伴，最終她選擇了設計師李·基迪克（Lee Keedick）。雙方於1918年12月簽訂合同，其中，基迪克負責設計帶有虞美人花和火炬的徽章、飾針及旗幟，使其能夠批量生產並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基迪克認為保證其作品在其他國家的合法權益也很重要。莫伊娜·邁克爾必須付給他100美元的預付款，她從朋友那裡借到了這筆錢。按照合同規定，到1919年4月時，宣傳活動應已全面展開，同時他們要知會媒體，並給各地俱樂部、婦女協會、愛國組織、教會、大學及重要政治人物寄去各種樣品。

「那幾年很荒唐。」喬治·格羅茨如此概括戰後的柏林。一切禮法規矩似乎都消失了。「一股濁流席捲了這個國家，到處充斥著傷風敗俗的行為，色情和賣淫如同家常便飯。『我才不在乎呢，』有人會說，『我好不容易可以給自己找點樂子。』」但事實上，這個時代「欲振乏力，讓人一點也提不起勁」。只有浮華的夜生活和藝術看似更加燦爛奪目，底下暗中涌動的是饑饉、破壞和暴力。敏感的格羅茨記錄下他同時代人無所忌憚的侵略性。當薩克斯風和班卓琴進入柏林的夜總會，人們的肉體隨著「西迷舞」（Shimmy）充滿性暗示地扭動，政治兩極化的衝突也愈演愈烈：「外面有一群穿白襯衫的男人走過，他們一個勁兒地唱著：『德國覺醒！猶大沒命！』他們身後是另一批人，同樣是四個一排齊步走，喊著整齊的口號：『莫斯科萬歲！莫斯科萬歲！』之後地上總是躺滿受傷的人，頭被打破，腿被打斷，偶爾還有肚子上中槍的。」

倫納德並沒有把寫日記包括在她的一小時工作時間里，而且他也不是經常在家，因此伍爾夫不必總是一絲不苟地遵守他的規定。她進行文學創作和評論時使用打字機，寫日記就用鋼筆。因此日記毫不呆板和阻滯，行文以「大胆奔放」的風格一氣呵成。雖說行雲流水的字母造成了一些不恰當的表達，一如「鵝卵石路上令人不適的顛簸」，她也認為這是好事；有些東西，如果她稍有停頓或給予琢磨，絕對經不起她理智的推敲。對伍爾夫來說，這種不經審查的觀察正如「灰燼下的鑽石」，同樣具有無法衡量的未知價值。

在弗吉尼亞·伍爾夫看來，寫作最大的不合理之處，就是它如此依賴他人的稱讚。「如果沒得到表揚，我很難一早就起來寫作。」她渴望自己能擺脫別人翻來覆去的建議，擺脫那些標準可疑的恭維、隨意臧否她的文學主張和可能不太明顯的寫作意圖，擺脫對別人不置可否時的焦慮。這樣她才能專註于「事實的核心」，即「藝術賦予我自身的樂趣」！

剛回到觀景亭巷，勛伯格立即不眠不休地投入創作，無論是在生活還是藝術領域。妻子瑪蒂爾德看到他埋首寫字檯，忙於論述他關於「永久和平」的理念。3年來的戰爭讓他相信人類是「極其邪惡的」，然而一小群「像我們這樣」受過教育、有識別力的人，有能力在一星期內實現各國政府和外交家——儘管美國威爾遜總統早就提出了引起轟動的和平提議——都無法達成的和平。勛伯格認為，憑藉「多數人活躍的意志」能夠「避免未來的戰爭」。勛伯格提倡建立一個國際仲裁法庭，這遠超出他所擅長的音樂領域，按照他的看法，應由一支「國際部隊作為執行力量」來支持仲裁法庭做出的裁定。這恰恰預見了後來國際聯盟建立的基礎，可惜他的同時代人並沒有注意到。

事實上，在表面單調的生活底下正起著變化。戰後的這個冬天，伍爾夫踏上一條充滿未知的道路，她只能隱約預測未來的方向。1919年4月，她在《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上發表了文章《現代小說》（Modern Novels），其中便包括她對未來的思考。她尖銳地批評同時代的英國作家是「物質主義者」，他們注重對人物的外在描寫和一脈相承的敘事傳統。「生活不是一系列對稱的車燈，而是一圈光暈，一個半透明的罩子，它包圍著我們，從意識開始直到意識終結。表達這種變化多端的、未知的、不受限制的精神（無論它表現出何種反常或複雜性），儘可能少混雜外部的東西，這難道不是小說家的任務嗎？」她認為，作家應該服從他筆下人物的獨特意識，不必畏懼細膩的心理描寫。不久之前她還拒絕出版詹姆斯·喬伊斯的作品，現在她則將他視作英語文學里描繪人類意識的典範。

1919年，馬塞爾·杜尚（Marcel Duchamp）從紐約返回巴黎，通過他的「現成品」系列（Ready-mades）豐富了達達主義運動。裝瓶架、自行車輪、小便池，這些日常生活的現成物品構成了他的雕塑。在巴黎，正值列奧納多·達·芬奇逝世400周年之際，他重新製作了達·芬奇的經典名作《蒙娜麗莎》，給這位帶有謎一般微笑的女士加了一撇小鬍子和山羊胡。通過這種破壞式的惡搞，杜尚嘲弄藝術的教條和神聖，也讓人思考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這一難題。為此，他還化名羅絲·瑟拉薇（Rose Sélavy），諧音為「情慾就是人生」（Éros c'est la vie），並拍了一張男扮女裝的照片。「有鬍子的蒙娜麗莎」被他命名為《L.H.O.O.Q.》，讀音近似法語的「她屁股很熱」（Elle a chaud au cul）。在一次訪談中，杜尚親自解釋了標題的意思是「下面情慾焚燒」。不過，達達不只是對傳統和教條的嘲弄或對世俗道德的挑釁，它也是達達主義者對同時代革命運動的戲仿，即使他們肆無忌憚的行為也源於一股相似的解放衝動。達達主義者非常清楚read.99csw.com他們要擺脫什麼，但至於他們要爭取什麼，就很難說得清了：是藝術表達的自由，還是解放人類的慾望和混亂天性？這些或許不足以撐起一個新社會，然而對達達主義者來說，在戰爭強行壓制了個人主義多年後，能夠奪回自主權並有所消遣，已是值得奮鬥的目標。

停戰以來，紐約一刻不停地接待著如潮水般湧來的歸國士兵。整個冬天，在隔著哈德遜河與曼哈頓相望的霍博肯港口，莫伊娜·邁克爾看到有數不清的船隻停靠，並把一批又一批面色晦暗、疲倦不堪的男人帶到這座城市。1918年的聖誕節，莫伊娜就站在港口揮手示意的人群中，自豪地看著勝利歸來的美國軍艦排好隊形，沿著哈德遜河溯流而上。

晚上，約克被接去參加一場宴會。會上有一些高級軍官和政府官員致辭，他們的名字他一個也記不住。當人們開始用餐時，約克吃得尤其慢，如此他才能偷瞄鄰座的人，弄清楚那些讓人眼花繚亂的杯子、盤子和純銀餐具的使用順序。別人對他的吹捧弄得他頭暈。他更願意待在有新鮮空氣的地方，在路上溜達一圈。他可沒料到當個戰爭英雄原來是這樣的。

這位來自喬治亞州的女教師仍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校舍里為基督教女青年會工作。一批又一批的男女青年在此受訓，然後被送往大西洋對岸，支援軍隊遣返的後勤工作。但越來越多的士兵來了紐約，無論他們是在此中轉、等候複員安排還是在醫院滯留，大西洋這邊都需要更多的人手來應付。對莫伊娜·邁克爾來說，這場此前還發生在遠處的戰爭，現在就近在眼前。

杜魯門常常想象著他與貝絲手牽手來到聖壇前的那一刻——但醒來時，他還是待在凡爾登附近的泥沼里。一有空他就給貝絲寫信。他熱烈地追求她，討好她，纏著她給他寫信，只要她的回信不夠頻繁，他就抱怨連連。在戰後這段難以忍受的過渡階段里，她是他的精神支柱；在他左邊的上衣口袋裡，總是裝著她的照片。

身為喬治亞州公民和喬治亞同鄉會的成員，莫伊娜在聖誕節前夕著手照顧那些來自她南部家鄉的傷殘軍人。由於他們只能在遠離親人的地方獨自過節，同鄉會為他們準備了聖誕禮物。莫伊娜·邁克爾共給9家醫院帶去了45個聖誕包裹。她走訪的第一個病人叫湯姆·洛特，是一名來自喬治亞州梅斯維爾的黑人士兵。他髖部以下的一條腿完全截肢，但還能撐著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到房間門口。莫伊娜·邁克爾遞過禮物和鮮花，告訴湯姆喬治亞州為他感到驕傲。他臉上泛著光彩，把花別在衣服領子上，帶她參觀病房。這一刻很是幸福。但拜訪完單子上的所有人後，莫伊娜·邁克爾意識到，這些身體和精神嚴重受創的士兵——其中絕大部分都無望找到一份有薪水的工作——將很長時間甚至在餘下的生命里都需要援助。但經過戰時的齊心協力后，美國人現在又恢復到自顧自的小日子去了。她絕不能讓這些為國家賠上自己一生的人被拋下。

在1919年春天，不是所有人的夢想都能如此輕易地實現，有些人的生活並沒有出現一個更好、更和平的未來，反而像是一場噩夢。索格門·特赫里瑞安（Soghomon Tehlirian）便是如此，日後他在法庭上說，他無法擺脫腦海中那些一再湧現的駭人場景：在他那位於安納托利亞東部的家鄉埃爾津詹，難民們排成了長長的隊伍，在一陣陣槍聲和尖叫聲下，押送難民的土耳其士兵拖走他的姐妹，把他的母親推倒在地，還用斧頭劈開了他弟弟的腦袋，他自己頭上則挨了一記重擊並失去意識，再醒來時身上壓著哥哥的屍體。每逢這些景象出現在腦海中，他便全身痙攣，不省人事。1919年2月，特赫里瑞安從第比利斯前往奧斯曼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希望能在那裡找到其他一些家人。在這座由於戰爭而滿目瘡痍的城市裡，為了引起朋友和親屬的注意，他每天都在不同的報紙刊登尋人啟事。作為亞美尼亞人，索格門·特赫里瑞安自己算是從亞美尼亞大屠殺——當時有數十萬亞美尼亞人淪為土耳其軍民的暴力犧牲品——倖存下來了。可他的啟事無人回復：難道家人們都在1915年的那場大屠殺中喪生了嗎？

遊行結束3天後，亨利·約翰遜才回到軍營。那天，他不得不向那些興奮不已的記者一遍又一遍地講述自己的故事。當晚全體部隊返回營地，而約翰遜則不見了人影。現在他回來了，利特爾可要好好修理這個擅自開小差的傢伙。面對長官的質問，約翰遜解釋說，是一群優雅的紳士邀他出遊。他們非常慷慨，帶他去第五大道的酒吧和餐廳享受精美的食物和酒。紳士們還塞錢給他。痛快地慶祝一番后，他整個人累壞了，不得不在酒店柔軟的床上待上一段時間。他怎麼能拒絕人家如此好意的邀請呢？這豈不是破壞整個部隊的名聲？為了證實他所說的，他給利特爾出示了一大把鈔票，總計600多美元。做長官的閉上眼，打發這個逃兵返回自己的部隊。

不過，勛伯格用炮聲取代音樂的熱情只維持了很短的時間。他想憑藉在音樂上的卓越成就申請以軍官身份入伍，但沒能成功。領軍服時，他就嘗到了當新兵的滋味：軍需官扔給他一頂骯髒的平頂軍帽，上面還沾滿了前任主人的血污。大量飲酒和吸食雪茄造成的哮喘，再加上年事偏高，讓勛伯格沒有上前線做英雄的本錢。沒能為祖國爭光的他，在萊塔河畔布魯克的後備軍官學校里過著單調乏味的日子：「都42歲的人了，還是軍隊的菜鳥，任憑那些白痴對自己呼來喝去。」這樣的軍中生活不在他的意料之中。自詡「代表整個民族」的勛伯格，赫然發現自己原來處在指揮鏈的最末端。他的長官物盡其用，打發他去為軍樂隊編寫進行曲。

接下來的幾天，還有更多折騰人的事在等待著約克。在華盛頓，他獲得白宮和國會的接待。回到紐約，他又被招待去華爾街的證券交易所。在這樣一個嘈雜擁擠的環境里要如何工作，他實在無法想象。後來，一些穿著名貴西裝、抽著粗雪茄的人前來拜訪他，想把他的故事搬上大銀幕。他們在桌上放了大把大把的鈔票，約克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一部電影是很重要，他乾巴巴地說。是的，這會是一件好事，拍一部電影，讓人們看看美國年輕人可以有什麼樣的成就。不，那些抽著雪茄的人說，不是這樣的電影，我們要告訴觀眾的，是艾文·C. 約克在阿爾貢如何獨自破獲了一個德國機槍據點，並抓回了132名俘虜。但約克不想為這事拍電影，他寧願趕快忘掉它。同樣，他不會為報紙撰寫任何相關文章，也不想在北美做巡迴演出。「巡迴演出」這個詞，讓約克想起他有次在劇院看到的雜技演員，他問這些人：「穿著襯衫的我看起來難道不會很可笑嗎？」他不想再和他們耗下去了。如果他們真的想為他做些好事，就該儘快讓他回家。

艾文·C. 約克跪下了：1919年5月，他終於再次見到了帕墨村，那山腳下的排排小屋。約克從鬧哄哄的家人和鄰居的身邊走開，在沒有人看得見他的地方，為自己的平安歸來感謝上帝。蒙主庇佑，保護他在戰火中全身而退。他並沒有向造物主喋喋不休，只是用心領受這份感激。

退役后，理夏德·施通普夫回到家鄉紐倫堡。戰後的經濟形勢極為惡劣，他既不可能重新干回水管工的老本行，也找不到新的工作，於是從軍6年的施通普夫加入了人數不斷攀升的失業大軍。1919年4月7日，慕尼黑宣布成立蘇維埃共和國，施通普夫感到自己有義務抵制它。從一開始，他對德國發生的革命便充滿矛盾情緒：革命本身令他喪失了作為軍人的榮譽感，而對於像他這樣為祖國獻身的人，新政府所給予的回饋又實在太少。

1917年1月，由於參軍帶來的巨大刺|激，阿諾德·勛伯格返回他位於維也納觀景亭巷43號的住所。1914年8月大戰爆發時，他還覺得這是件「光榮和偉大的事」。動員令下達后，他滿心期待著「加入行伍，和其他成千上萬的人一起參加真正的戰鬥」。他志願參加奧匈帝國皇家和王家陸軍（königlichen und kaiserlichen Armee Österreich-Ungarns）。一接到入伍通知，這位音樂家隨即動身，心滿意足地把關於他藝術的一切「公開謾罵」、刺耳噓聲、不留情面的批評以及惡意評論統統置之腦後。當時有一群心懷敵意的藝術家，將他在繪畫上的開創性嘗試污衊為「不著調的綠眼睛水麵包」。

亞瑟·利特爾身邊的軍官很快察覺到，對勝利遊行的憧憬具有約束作用。任何人如果不服從指揮，就會遭到從遊行中除名的威脅。事實也證明這一威脅非常管用。不過話說回來，美國真的會讓這些黑人士兵享受到他們應得的待遇嗎？

取代喪子悲痛的，是格羅皮烏斯夫婦在魏瑪大受歡迎的待遇。瓦爾特剛成為他一手創建的國立包豪斯學院（Das Staatliche Bauhaus）的校長，有不少應酬在等著他們。然而，沒完沒了的社交活動讓他們意識到彼此的距離。阿爾瑪對包豪斯以及它那些打扮寒酸、在政治和藝術領域都相當激進的學生並不感興趣。包豪斯的建築師期待一個由他們開創的嶄新世界，但在阿爾瑪看來，這樣的夢想是很難令人信服的——就和其他一切革命事物一樣。

《夜與日》描述的是兩對生活在戰前九九藏書英國沉默和僵化社會氛圍中的情侶。倫納德認為她的書太過壓抑，她反駁說：「當你談論的是一般意義上的人時，你會想到什麼？人的憂愁是避免不了的。我不是說應該絕望——只是發生的一切太出乎意料；正因為不滿足已有的答案，才必須去探索新的解答；這個過程是悲傷的，人們拋棄舊有的一切，卻完全不確定取代它的會是什麼。」

1919年3月30日，甘地在印度發起全面罷工。先是德里的生產活動陷入癱瘓。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放下手頭的工作，來到市中心參加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這一切超過當局的容忍極限。遊行隊伍前往火車站時被警察攔截，後者開槍造成死傷。統治者展開全面鎮壓。」數日後，拉合爾和阿姆利則也爆發了大規模示威行動，後者情況尤其嚴重。當地的英國統治者認為群眾騷亂愈演愈烈，有必要殺一儆百。1919年4月13日，大批民眾在阿姆利則的札連瓦拉園集結。英國指揮官雷金納德·戴爾（Reginald Dyer）認為一場大規模騷亂就要爆發，遂命令部隊向人群掃射。由於該園四處設有圍牆，無路可逃，數百人死於英軍的槍口下。

在長達數月的等待中，他無時無刻不想著他的貝絲。只有和她在一起，他才願意去設想他在信中反覆描繪的那種未來：沒有大起大落的小康生活，那是一個男人最大的幸福。他會娶到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一切喜怒哀樂都能和她分享。他會駕駛一輛福特走遍美國，也許還有法國；此外，做一點和政治相關的工作，時不時去參加晚宴。他還計劃向軍隊買下一架他曾用來炮轟「匈人」的大炮。他會把它放在自己房子前面的花園裡，讓它在那裡靜靜生鏽。再也不對別人開火，這是他給自己許下的和平承諾。

與此同時，她給全國各地的朋友寫信，請求他們協助她推廣虞美人花的象徵意義。通過一個熟人，她甚至給美國國防部去信表達她的請求。她接到許多熱心的回復，其中有些人答應她，至少會在一些與戰爭有關的集會上使用紅色虞美人花。不過，要使這一全新主張真正成立，莫伊娜·邁克爾必須同時考慮它在物質層面的問題。當美國社會在事實上接受了這一象徵，那麼到時需要的就不僅是一次廣泛的宣傳，還必須製作出成千上萬甚至是數百萬朵的紅色虞美人花。而且，如果她想要幫助殘疾軍人，就必須找到一種具體的方法來籌集資金，譬如用「弗蘭德斯戰場上的紅色虞美人花」註冊商標。

1919年2月17日，疑問有了答案。哈萊姆地獄戰士在曼哈頓23街以北的麥迪遜大道集結。11點鐘時，消息傳來，紐約的名流們已經各就各位。於是部隊排成寬廣的四角隊形，這是他們從法國人那裡學來的方陣。軍官各自立於自己部隊前方。領頭的則是詹姆斯·里斯·歐羅巴率領的軍樂隊。當「前進！」的命令下達，樂隊便開始奏樂。歐羅巴的樂隊現在已擴充到90人，但即使如此，他們的演奏也不敵曼哈頓街頭的熱烈掌聲。紐約人給予他們盛情接待，甚至有慷慨的贊助者給每一位士兵都準備了點心。利特爾說，在1919年2月17日這一天，「紐約人眼裡沒有膚色之別」。

1919年2月6日本該是凱綏·珂勒惠支兒子彼得23歲的生日。前一晚，她已夢到這一天的來臨，回憶起許多往事。珂勒惠支取出一些戰爭期間的素描，打算把它們製成石版畫。其中有一幅是她抱著自己的孩子。母親用保護的姿態摟著彼得和漢斯。它的表現手法是樸素的，不加任何渲染，感情十分真摯。就在珂勒惠支製作石版畫時，柏林又爆發了流血事件，人們仍在失去他們的父親和兒子。

侵略性和暴力一直都是格羅茨藝術的主題。走向共和並不意味著新的開始，在這方面，周遭世界給他提供了大量例證。身處戰敗、動蕩、充滿憤恨情緒和普遍騷亂的德國，格羅茨和他的藝術家朋友頻頻聚在酒館和小劇場。觀眾付一些馬克作入場費，就可以讓演員告訴他們「何為真相」。所謂的「真相」通常都是一大串齷齪字眼，劈頭蓋臉地衝著觀眾而來：「坐在前排的這坨屎——就是您，坐在那裡拿著傘的那位，您這個沒腦子的蠢貨。」或是：「不要笑，您這個笨蛋……」這種打破禁忌的做法讓觀眾笑得直不起身。即使在台上，演員也毫不忸怩作態。當一些演員喝得爛醉時，現場就更是鬧翻了天。「我們是徹頭徹尾的虛無主義，我們的口號是無，是真空，是爛窟窿……我們嘲笑一切，對我們來說沒有什麼是神聖的，我們朝所有東西吐唾沫，這就是達達（Dada）。」

此前幾天，甘地在孟買目睹了局勢的升級。4月6日，孟買的示威群眾先是在海邊沐浴，然後結隊遊行到市中心的馬達夫巴格花園。甘地在附近的清真寺發表了演說。作為公民不服從的舉措，他印刷了兩本為殖民當局禁止出版的著作，現在公開發售。當晚甘地來到孟買街頭，親自兜售這兩本禁書。許多過路人慷慨解囊，付的錢遠高於甘地的定價，所有敢於購買的人都在那一刻戰勝了對被捕的恐懼。英國當局並沒有干預，但隔天晚上，甘地聽到傳言，說當局已經準備好要逮捕他。他在前往德里和阿姆利則的路上接到官方的書面通知，命令他不得進入旁遮普。警察在下一站逮捕了他，私下將他帶回孟買。剛回到那兒，甘地便看到南城有一大批人聚集。人們認出了甘地，向他大聲歡呼，卻被一排騎馬的警察攔住。他們縱馬闖入示威隊伍中，用手中的長矛鞭打人們。甘地勉強沒被打到，驚恐的人群則四散逃亡。「一些人被踐踏倒地，另一些人嚴重受傷」，但警察仍然繼續使用暴力在密集的人群里開路。本來以為可以實現和平抵制殖民統治的夢想，卻轉眼變成噩夢一場。這個世界真的會有不流血的非暴力革命嗎？

同時，杜魯門也擔心，貝絲可能會在這漫長分別的最後關頭失去耐心。或者更糟，在他挺過了無數死亡威脅后，現在不測風雲降臨到她頭上。杜魯門聽說，可怕的西班牙流感這時也給美國帶來災難性的影響。致命的病毒讓許多戰友失去了家人和摯愛。「看來戰爭和瘟疫總是結伴而行。如果不是黑死病，也會有其他相似的災難。在這裏，你會聽到成百上千的俄羅斯人死於物質匱乏，而那些該死的匈人一言不合就自相殘殺。看來還要等上很長一段時間，才能迎來像1914年之前10年那樣健全、和平、繁榮的黃金時代。」

從遠處看，霧蒙蒙的紐約市區就像他老家的山。1919年5月22日這天，艾文·C. 約克站在俄亥俄號戰艦的甲板上，一顆想家的心劇烈跳動著。船離哈德遜河河口越近，曼哈頓直矗藍天的高樓尖頂便越發清晰。他在一年多前離開，忍飢受凍，從炮火中倖存，回程又攤上一艘顛簸的大傢伙，在海上苦不堪言。現在，港口就在眼前，他再也不想離開家鄉的土地了。船經過自由島，約克綠色的眼睛里出現了自由女神像。「看看我吧，老姐姐，」他在心裏對她說，「把我好好瞧個夠，因為你下次再想看到我，就得自己轉個身了。」

與此同時，阿爾瑪·馬勒在感情上依然三心二意。韋爾弗，這個試圖說服她離婚的男人，仍然是她的最愛。阿爾瑪是她所有男人的繆斯女神，對韋爾弗來說更是如此。她盡一切努力來為他的藝術鋪平道路，包括改掉他手|淫的習慣。她堅持認為，手|淫消耗的不只是他的精力，還包括他創作的泉源，只會有損他的健康。而對於韋爾弗由於戰時經歷所產生的慕殘慾望，阿爾瑪倒是見怪不怪。「一個男人越是偉大，他的性幻想就越是病態。」她實事求是地寫道。韋爾弗的想法甚至感染了她。阿爾瑪做了一個情慾橫流的春夢，之後她開始考慮，是否找一個「一條腿的人」來滿足她和她情人的性幻想。戰爭對阿爾瑪和韋爾弗的私生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達達的演齣節目千奇百怪，比如它舉辦了一場「6台打字機和6台縫紉機的賽跑，還有說髒話大賽」，結果演變成混戰。達達主義的藝術家對「達達」是什麼進行了激烈的爭論。這一新藝術流派的主要骨幹都有著響亮的頭銜，比如「最高達達」（Oberdada），「宣傳達達」（Propagandada）或是「達達外交官」（Dada-Diplomat），他們花了不少精力來闡釋何為達達這一根本問題。「達達」是一種「垃圾桶的藝術（或說哲學）」，就像庫爾特·施維特斯（Kurt Schwitters）用廢棄物和廣告傳單創作的拼貼集合「梅爾茲藝術」（Merzkunst）所倡導的那樣？即便是《達達集》（Dadacon）這部由大量剪報組成、號稱達達運動《聖經》的巨作，也無法就這一問題給出最終答覆。斯巴達克同盟起義后沒幾天，一份名叫《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足球》（Jedermann sein eigener Fußball）的雜誌創刊，它可謂柏林達達的代表刊物。創刊號刊載了沃爾特·梅林斯（Walter Mehrings）的詩《三女之家的性|交》（Der Coitus im Dreimäderlhaus），其高潮是對愛國歌曲《守望萊茵河》（Die Wacht am Rhein）的戲仿：「一生怒吼如雷響/寶劍出鞘滔天浪/一個德意志女人，一個德意志醉鬼，/啊，夫君來脫我衣裳！」此詩刊出后，詩人不得不上法庭為自己辯護，這本剛成立的雜誌只出了一期就被停刊。

就在此前不到一周，1919年2月9日，「哈萊姆地獄戰士」也迎來凱旋的一刻。許多人的家屬得以搭船駛出紐約港口，好在他九_九_藏_書們抵達時離得更近。不過，士兵們不能馬上回到家人身邊，他們必須待在阿普頓安置營，為最終退役經歷一番漫長痛苦的等待。打從哈萊姆地獄戰士從萊茵河撤到布列斯特——他們的船將在那裡啟程開往美國——他們的主要話題便是勝利遊行。按照他們的想象，哈萊姆黑人士兵的偉大成就將在一場穿越紐約街頭的遊行中達到頂峰，畫上完美的句點。他們在戰爭中經歷的一切危險、辛勞、苦難和歧視，在這歡欣鼓舞的時刻都可以一筆勾銷了。1917年閱兵時，他們被排除在外；而今，恥辱必得洗刷。全新的生活即將開始，這是他們通過戰爭為自己爭取來的。

離開法國之前，在最後的駐紮地布列斯特，亞瑟·利特爾對此產生了懷疑。從美國憲兵在那裡對待他們的方式可以看出，並非所有美國人都為哈萊姆地獄戰士的成就以及法國授予他們的榮耀感到高興。利特爾聽說，一名憲兵野蠻地打傷了一名黑人士兵，只因後者向他問路。利特爾為此質問那名憲兵，對方說是那個黑人沒有耐心，問路時打斷了軍官們的對話。利特爾繼續追問，憲兵才承認這是上級的命令。人們早就聽說「黑鬼們」太過洋洋得意了，憲兵應該給他們「泄泄氣」，這樣以後就不會有麻煩。這一事件挑起的爭端還沒完。不久，憲兵隊的人來找利特爾投訴黑人士兵侮辱了憲兵，說他們扯著嗓子向憲兵挑釁道：「是誰打贏了戰爭？」亞瑟·利特爾沒理會他們。其實，這是哈萊姆地獄戰士自開進萊茵河以來的某種助威口號。但他們並非自我吹噓，而是在和所有對勝利做出貢獻的人慶祝勝利。碰到其他部隊時，他們會高喊：「是誰打贏了戰爭？」然後自問自答，把對方也包括進來：「是我們和××部隊打贏了戰爭！」

還在法國時，杜魯門就曾給他親愛的貝絲寫信說，戰爭結束可不利於他保持身材。開船前無所事事的漫長等待，還有在巴黎、尼斯和蒙特卡羅的短暫休假，都讓他此前由於戰事而消瘦的臀部膨脹得尤其明顯：「我越來越重了（其實我應該說越來越肥）。」體重多了40磅，他的制服緊得就像香腸的外衣。貝絲若是看到他肥胖的屁股和雙下巴，還會繼續愛著他嗎？

1919年聖靈降臨節，伍爾夫夫婦從阿希姆春遊回來，發現他們門廳的桌上堆滿了信件。夫妻倆非常詫異，他們把來信一封封拆開，全是對《邱園記事》的訂單。雪花般的信把沙發都淹沒了，在處理它們時，兩人不得不一再停下來喘口氣。《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上一篇充滿溢美之詞的書評引發了讀者的興趣。那晚，伍爾夫夫婦先是滿心歡喜，最後卻大吵一架。因為兩人「湧上心頭的是兩股彼此對立的激動」。大概是倫納德表現得有一點酸唧唧的，而「10天前」就已經準備好面對「徹底失敗」的伍爾夫現在躊躇滿志，容不得別人往她期待已久的成就上潑冷水。夫妻倆拌嘴的同時還要手工製作出90本《邱園記事》，這可不是件易事。他們要「裁剪封皮，印上書名，裝訂書脊，最後還要打包寄出」。不過，「這些天里成就感撲面而來！」這種美好的感覺如果能維持下去，定時定量地「來上一小口」就好了！因為「喜悅很快就會淡去」，也因為「成就不易長存」。她接下來出版的小說是會繼續啜飲成就的香檳，還是吞下失敗的苦酒？

在一封附上離婚表格的信里，瓦爾特·格羅皮烏斯給出了另外的解釋。想到韋爾弗，他寫道：「你美好的天性被猶太心靈腐化了。一旦你重新做回雅利安人，我們就能好好相處，你就能想起我們美好的過去。現在你我形同陌路，因為你已經被世界的另一極所吸引。」他明白自己這樣的想法會深深刺痛阿爾瑪，因為是她本人在這段婚外戀開始時嫌棄韋爾弗是「羅圈腿的猶太人」。

幾天後，利特爾坐在他的書桌旁處理堆積如山的文件時有人來敲門。又是約翰遜。這一次，他手裡抓著他的退伍令。「我要回家了，」約翰遜說，「還是做原來的工作。我這次來，是與您告別。」利特爾知道，部隊其他人已登上前往紐約的火車。約翰遜一定是悄悄開溜，靠他殘廢的腿，從離這裏還有好一段距離的火車站走回來見他。利特爾看著他，喉嚨里好像有什麼哽住了。他望望窗外空蕩蕩的營地，它在明媚的陽光下卻顯得如此寂涼。利特爾一下子意識到，約翰遜，這個奧爾巴尼火車站的搬運工，在這裏就何謂患難之情給他上了一課。約翰遜仍像以前那樣，在門口立正站著，利特爾起身走向他。做長官的眼眶濕了，嘴唇也顫抖著，他說：「珍重再見，亨利，別忘了我。」「您才會忘了我！」約翰遜回答說，「我怎麼能忘！是您讓我脫胎換骨，成為真正的男人。」

1919年2月，魯道夫·赫斯在數月的艱難跋涉后終於回到曼海姆。他還在軍中時，母親在父親身後也很快過世了。母親給他留了一封信，提醒他父親生前的願望，讓他務必成為一名神職人員。赫斯到家后，成為他監護人的叔叔以及其他親戚便催他立刻去神學院報到。父母建立的家已經被親戚瓜分，妹妹們被送去了修女學校。「現在我才真正感到失去母親的痛苦，我已經沒有家了！無依無靠，只有我自己。」

不過，1918到1919年的冬天實在乏善可陳，只有一些親友聚會，以及僱人的困難，和沒完沒了的罷工浪潮所造成的影響，在作家眼裡，後者讓英國人1919年的生活比戰時更為不便。「如果我是畫家，我只需要一支蘸著灰褐色顏料的畫筆就能描繪這11天里的色調。我會把它均勻地塗抹在整塊畫布上。但畫家的敏感沒有了；過去畫的表面下有光點和陰影，現在，它們大概再也找不到了。」

在維也納的住所——那棟他用別人贊助的錢租下的房子里——阿諾德·勛伯格找回了他對上帝的信仰。「人們曾經堅信不疑的一切事物都已摧毀」，這是他對抗它的唯一方法。《雅各的天梯》把毀滅和更新舊認知體系的希望譜寫在一起。此外，它的作曲里還隱含著他對十二音技法（Zwölftontechnik）的首次嘗試，它以一種數學的、抽象化的全新方式理解音樂。《雅各的天梯》的中心思想直指上帝，而非那些關於意識形態的美好許諾。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阿爾瑪·馬勒遲遲沒有和格羅皮烏斯脫離關係的時候，又有一位老情人出現了。那就是曾和阿爾瑪曾經有過一段熱戀的畫家奧斯卡·柯克西卡。現在，畫家託人告訴她，回到她身邊是他最大的渴望。她表面上憤憤回絕了，內心卻充滿掙扎：「自從再次聽到奧斯卡的消息，我就對他念念不忘，真希望能克服所有障礙——說到底問題都在我這邊——和他共度餘生。」但她也知道，即便重新開始，彼此的激|情還是會很快耗盡。此外有傳言說，柯克西卡已經為愛情喪失了理智。他如此傾慕阿爾瑪，渴望獲得她母親般的關懷和激勵，因此讓人縫製了一個以阿爾瑪為模型的真人尺寸人偶。儘管成品差強人意，但起碼這個阿爾瑪會好好坐在他的沙發上。他給「她」穿上昂貴的套裝和巴黎內衣，和「她」講上幾個小時的話。過了一陣子，他泄氣了，人偶畢竟不能代替真人。柯克西卡決心擺脫「她」。他舉辦了一場瘋狂的花園派對，在酒醉正酣時砍下了人偶的頭。隔天一早有警察上門，讓柯克西卡交代他花園裡的「屍體」是怎麼回事。最後，由收垃圾的人處理了「阿爾瑪」的殘骸。

地獄戰士行進到他們的哈萊姆區時，此次遊行最感人的部分這才開始。指揮官命令部隊由方陣改為縱隊，好讓每一位士兵都能接受自己親朋好友和鄰居的注目和祝福。樂隊奏起拉格泰姆樂曲《我老爹現在來了！》（Here comes my daddy now！），遊行隊伍在最後一英里的路上揮手歡笑，載歌載舞。當母親發現她們的兒子，妻子認出她們的丈夫，紛紛衝進隊伍擁抱他們時，軍隊的紀律為巨大的喜悅所折服。最終，歡呼、鮮花和擁吻消解了原本齊整的隊形，許多士兵懷裡都有佳人依偎。

車子來到華爾道夫—阿斯托里亞酒店，這裏單是大門讓人見過就忘不了。穿制服的侍者領著約克穿過富麗堂皇的走廊，坐電梯來到一個有著許多房間的套房。他應該讓自己好好休息一下，人們告訴他。他發現卧室里有一張巨大的雙人床。

這種懸而未決的狀態持續了好幾個月，在這期間，格羅皮烏斯為包豪斯打下了基礎。1919年4月，他得到他盼望已久的消息，他獲准將薩克斯大公創辦的工藝美術學校改組為一所嶄新的建築與設計學校，即國立包豪斯學院。當務之急是招募頂尖的教授來為首批入學的學生講課。課程的主要目標是「打破各門『藝術』之間的壁壘，在大型建築藝術的羽翼下重建它們的內在聯繫」。因此，每個學生要先在工坊學3年手藝，之後才能攻讀建築師學業。對於將理論和藝術實踐、培養年輕人和建立一個更好社會的願景相結合，格羅皮烏斯很是在行，但要讓包豪斯在魏瑪紮根，還有許多政治上的瑣事待解決。

抵達霍博肯碼頭時，田納西同鄉會的代表團已在那裡迎接他，還有成群的攝影記者等著捕捉他的一個眼神、一次微笑或一個勝利的姿勢。聚光九_九_藏_書燈又如轟炸般地來了，約克惱怒地想。還在法國時，他就不得不適應媒體的死纏爛打：畢竟福煦元帥可是親自給他頒發了英勇十字勳章啊。那之後，約克獲得前往巴黎的特別休假，觀光客尋常會去的有名景點他都去了。他覺得法國的首都「相當有秩序」。但那些寬敞的馬路走也走不完，而且看起來都一個樣，害他總是迷路。

在堪薩斯，哈里·S. 杜魯門再次見到他親愛的貝絲。起先他只能遠遠望著她，因為129野戰炮隊還有一場最後的閱兵式要舉行。3天之後的1919年5月6日，士兵們才正式退伍。

這一體會，讓莫伊娜·邁克爾更加致力於她對「國殤虞美人花」的傳播，它這時已佔去她相當一部分的工作時間。停戰當天，她約了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塔爾科特·威廉姆斯（Talcott Williams）見面。辦公室窗前，外頭慶祝人潮源源不斷地經過，這時莫伊娜向塔爾科特細細講述了自己的想法，那位銀髮老人立即產生興趣。當天他便聯絡了一些有影響力的人，並給報紙寫信，請他們採訪莫伊娜·邁克爾。她明白，要實現她的夢想，在全國範圍內發起對死者的追憶，並解決傷殘軍人的需求問題，沒有比媒體更重要的工具了。

施通普夫加入一支自由軍團，前往慕尼黑與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作戰。1919年5月的第一天，政府軍和從德國各地趕來的自由軍團就戰勝了蘇維埃共和國的擁護者。施通普夫親眼見到，勝利的反革命人士對付他們所認定的「斯巴達克同盟成員」是何等的殘酷。5月6日那天，慕尼黑聖約瑟夫教區的天主教青年工人協會成員在馬克斯城區的俱樂部聚會，因被懷疑與斯巴達克同盟有染而遭到自由軍團逮捕，並被迫在大街上罰站示眾。他們大喊無辜，但自由軍團的指揮官馮·阿爾特—施圖特海姆（von Alt-Stutterheim）不予理會，說他們破壞了禁止聚會的規定。其中7人未經任何審判便在卡洛琳廣場附近的一個後院里被槍決，其他人則被帶到一個地窖。在那裡，喝醉的士兵肆意虐待他們，造成14人死亡。死者身上的財物被劫掠一空，還有2個醉醺醺的士兵在面目全非的屍體旁邊跳起了印第安人的勝利舞蹈。這次事件后，施通普夫退出了自由軍團。

隔天，約克一大早就醒了，他偷偷溜出酒店走一走。軍中的習慣，要改可沒那麼快！新鮮的空氣和運動讓他很舒服。不過吃早餐的時候他又被人包圍。田納西同鄉會的代表來了，他們請他說說有什麼願望。他可以好好考慮一下，無論他要什麼，他們都可以實現。約克認真思考著，大家則目不轉睛地望著他，眼裡充滿期待。過了一會兒，他有了想法：他想和他的母親通電話！一個酒店侍者立馬衝去張羅，但帕默村老家那邊無人接聽。代表說，和母親通話可不算什麼願望。要知道整個紐約都在他腳下。任何他朝思暮想、最荒誕不經的夢想，現在都能實現。約克絞盡腦汁。他又開始有點頭暈，幸好最終他還是想到了：前些年開始，紐約成為世界最早興建地鐵的城市之一；任何人都會喜歡搭乘地鐵這樣的時髦交通工具，在城市的地底下穿行后再鑽出地面，而他自己很早以前就想這麼來一回了。代表們聽了捧腹大笑，不過這好歹是他的願望。他們給他要了一列專車，於是在這天剩下的時間里，約克就在曼哈頓的石子路面下漫遊。

在小說《牆上的斑點》以及1919年自出版的《邱園記事》（Kew Gardens）中，人們可以看到弗吉尼亞·伍爾夫這一理念的初步成形。不過，她的領悟會引起別人的興趣嗎？就算她能夠做到把真實生活付諸文字，又有什麼不同？她的小說就像一個精神分析學家對主人公在沙發上發散思緒的忠實記錄，讀者會注意到這樣的小說嗎？

1919年3月，特倫斯·麥克史威尼獲釋。他還沒有服完刑期，但當局發現他的妻子染上流感、性命垂危，這位抵抗人士方得以回家。坐牢令他廣受人們尊敬，至少在起義人士中間以及愛爾蘭議會裡都是如此。

3月，伍爾夫完成了她自1916年開始創作的小說《夜與日》。書稿寄給傑拉爾德·達克沃斯的出版社之前，還有「令人厭煩的瑣碎修改」。「不過我得說，儘管天空污濁得和人們洗過手的水一樣，窗邊仍然有鳥兒在熱情地唱著動人的歌。今天我們散步的路上有杏花盛開。離水仙花綻放的日子也不遠了。」在《夜與日》出版前的幾個月里，伍爾夫總是坐立不安。整整兩個早上和晚上，當倫納德通讀小說手稿的時候，焦慮的伍爾夫會溜到丈夫身邊，偷偷打量他，猜測他的反應。等他終於讀完並表示讚許，她心中的石頭才算落了地。直到這時，她才對這本書有所期待，認為它能夠從同時代其他泛泛的文學作品里脫穎而出。不過她也感到不能讓自己太樂觀：「我肯定不期待它能再版。」

哈里·S. 杜魯門直到1919年4月才抵達紐約，他搭乘的齊柏林號曾是德國的客輪，戰後被徵用為遣返美國軍隊的運兵船。當它駛入港口時，紐約市長親自坐著一艘小船前來迎接，船上還有樂隊演奏著樂曲《甜蜜的家》（Home Sweet Home）。熟悉的調子從水上飄送過來，再堅強的士兵也淚水盈眶。他們一下船就被前來慰問的慈善組織包圍：「猶太人送給我們手帕，基督教女青年會送巧克力，哥倫布騎士會送香煙，紅十字會是自己做的蛋糕，而救世軍——上帝保佑他們——提供了免費接收電報服務，還給我們用巧克力做的復活節彩蛋。」棧橋上另有給他們專設的餐點，在船上大部分時間都暈船的杜魯門足足吃了三人份的食物。他和部屬被領到米爾斯安置營，繼續享受熱情的款待：他們好好洗了個澡，人們送來新衣服，在食堂給他們備好了餐點。美味的果汁冰淇淋裝在巨大的桶子里，他們吃了一球又一球，把肚子塞得滿滿的。

有一次，貝絲較長時間沒來信，杜魯門開始胡思亂想。他未來生活的女主人是否沒有告訴他，她家已經發生流感病例？之後的幾封信給他帶來壞消息：貝絲髮燒了，卧病在床。即使後來他知道她的病情已有好轉，他的心情也難以平復。在那幾周，杜魯門感覺到他所期盼的一點小運氣有多麼脆弱。現在回到紐約，他的夢想看似就要實現。杜魯門相信，當大把的錢不再用於軍備而是湧向消費，戰後的美國經濟一定會繁榮起來。如此樂觀的預測便是他打造幸福生活的基礎。他怎會料到這一繁榮只是虛有其表？

基於先鋒藝術家眼中再正常不過的性幻想甚至春夢，喬治·格羅茨策劃了一次狂歡之夜。他的好友、攝影師歐文·布魯門菲爾德（Erwin Blumenfeld）從父母的地窖里偷了60瓶葡萄酒。格羅茨製作了一張海報，上面寫著：「歡迎社會上身材姣好、對電影擁有天賦的年輕女士前來參加畫家格羅茨的工作室聚會，晚上8點，奧利維爾廣場4號，請著晚禮服！」格羅茨和布魯門菲爾德把海報掛在身上，神氣活現地在選帝侯大街上當起「三明治人」。活動非常成功。那晚來了11位男士，全是格羅茨的藝術家朋友，還有50多位興奮的年輕女士——一個個都期待自己被發掘為電影明星。人實在太多，工作室的大門很快就不讓進了。格羅茨為了調動氣氛，讓所有客人脫掉他們的衣服。但男人們躲進廚房，決定什麼也不脫。等到廚房的門再度打開時，那些未來的女明星已經脫得一|絲|不|掛，於是「狂歡會」開始了。布魯門菲爾德後來寫道：「所有人都喝得酩酊大醉，空酒瓶穿過工作室的玻璃窗戶被扔到街上。東西被砸碎，人們大喊大叫，吵成一團。所有人都縱情狂歡，而格羅茨則和一位叫瑪薩·貝多芬的女士在工作室中間的躺椅上鬼混，最後染得一身性病。」兩天後，布魯門菲爾德才在格羅茨的浴缸里清醒過來，渾身凍僵，身上的藍色禮服不翼而飛，肯定是被人扒了。

加入羅斯巴赫的自由軍團后，赫斯的問題似乎一下子全解決了：他現在有工作，有薪餉，又有了一個值得他敬仰追隨的長官，一種幾乎和宗教信仰一樣堅定不移的政治信念，以及「一個家，由戰友之間相互支持而築成的庇護所。真是奇怪，像我這樣性格孤僻、必須獨自面對所有心事和煩惱的人，卻總是為這種兄弟情誼、這種在患難危急中人對人的絕對信賴關係所吸引」。

成了家，不再是士兵的杜魯門要自己把握未來了。他和戰友愛德華·雅各布森決定合夥創業。杜魯門賣了自家農場的牲畜，還借了一筆貸款。兩人計劃在堪薩斯城的市中心開一家男士時裝店。促使他們開店的想法很簡單：現在有這麼多小夥子脫下軍裝，他們需要給自己弄點行頭。「杜魯門和雅各布森」時裝店將開在繆勒巴赫酒店的商店區，位置相當不錯。這家新店會提供精美的男士時裝，包括高檔的襯衫、長襪、領帶、腰帶、內衣和帽子。同年，「杜魯門和雅各布森」便正式開張。店名以五彩繽紛的字體書寫于門上，十分引人注目，走進店裡，打了蠟的瓷磚地面光可鑒人，頭頂上還有巨大的電風扇送來輕風。店鋪早上8點開門，晚上9點才打烊。杜魯門和他的夥伴輪流顧店。昔日的戰友絡繹不絕地前來幫襯，像是在緬懷剛剛過去的戰爭，或至少是想念他們從前的指揮官了，他們曾送他一個刻有他名字九*九*藏*書的獎盃作紀念。看來，即使戰爭結束了，杜魯門的生活還是離不開「炮兵連D組」。他現在的理髮師，便是以前在法國聖米耶爾附近一棵樹下為他理過發的戰友。

特倫斯·麥克史威尼對參与議會討論相當熱心，不過他投入最多心血的還是愛爾蘭共和國——它還沒有成為事實上的獨立國家——的經濟事務。他與「財政部長」邁克爾·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共同組織了一次規模浩大的募捐活動，為未來的愛爾蘭共和國籌措資金。募捐活動不僅在愛爾蘭舉行，還應該包括北美大陸，那裡自19世紀以來就擁有許多愛爾蘭移民。在他所負責的科克，特倫斯·麥克史威尼組織得相當嚴密和謹慎。只有他和他最信任的同志知道當地5個主要行政區的負責人是誰，那5人彼此之間互不聯繫。再往下也以同樣的方法運作，好讓警方很難一舉破獲整個地下網路。都柏林將印製一本給潛在捐款者的小冊子，闡述這次捐款會用於哪些公共事業：國家機構的成立；能夠提供工作機會、阻止人口外流的地方建設；植樹造林，增加愛爾蘭森林的覆蓋率；促進愛爾蘭的工業和遠洋漁業。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增強愛爾蘭的物質和精神實力。有理有據地打好群眾基礎后，募捐人員這才挨家挨戶拜訪，徵集資金和貴重物品。

魯道夫·赫斯很快前往帝國東部，在那裡，格哈德·羅斯巴赫（Gerhard Roßbach）中尉成立了「志願機槍連」。這支自由軍團在1919年初歸屬於「臨時國防軍」（Vorläufigen Reichswehr），負責保衛德國東部邊界的安全。自由軍團的士兵認為德國戰敗是因為被出賣，他們只把臨時政府看作一種過渡，並繼續保持武裝，等待復讎的時刻到來。

作為阿爾瑪·馬勒的老朋友，作曲家阿諾德·勛伯格經常登門拜訪。有一次，他還帶上了妻子和女兒，以及一些跟他學鋼琴的學生。這位藝術家的生活顯然捉襟見肘，使得阿爾瑪為自己的富足感到不好意思。她送給勛伯格的女兒一對鑲鑽的白金手鐲，並表示「還想送給她更多的東西」。

儘管阻力重重，到1920年初，麥克史威尼已籌到價值超過5000鎊的紙幣和黃金，它們將被送往都柏林。這次行動總體來說非常成功，讓「財政部長」邁克爾·柯林斯開始醞釀在愛爾蘭成立一種地下的徵稅制度。如此，愛爾蘭共和國的雛形已然可見——只是一場無情的鬥爭就要展開，最血腥的時刻將很快來到。

直到目前，伍爾夫還只能靠寫文學評論來維持生活，一旦她能找到更好的掙錢方式，就可以擺脫這一工作了。通過一位朋友，她聯繫上了頗有聲望的文學雜誌《雅典娜》（The Athenaeum）。首次拜訪時，伍爾夫和文學編輯瑪麗·艾格尼絲·漢密爾頓（Mary Agnes Hamilton）一起喝茶，後者一定要伍爾夫稱她為「莫莉」。伍爾夫明顯感到自己各方面都和這位精力充沛的女士格格不入：「她能像男人一樣思考，擁有讓人信服的強大理智，還過著獨立自主的生活。」不過，看到編輯桌上堆滿文稿，聽著辦公室里的文學界八卦，被人細細追問寫作計劃，這多少讓自己有了「些許專業人士的感覺」。

2月14日，激動人心的一刻終於到來：李·基迪克所設計的作品——一個由虞美人花環繞的火炬——在紐約首次公開亮相。紐約航空協會（Aviation Society of New York）請到了加拿大的王牌飛行員、多倫多人威廉·畢曉普（William Bishop）來做演講，題目是「弗蘭德斯戰場的空戰」。講台和觀眾大廳都裝飾了紅色的虞美人花。圖片演示結束時，大廳後面的牆壁上掛出一幅巨大的橫幅，上面便是虞美人花的火炬。之後，加拿大詩人詹姆斯·赫倫（James Heron）解釋了這一圖標的意義，並朗誦他的同胞約翰·麥克雷的作品《在弗蘭德斯戰場上》——別忘了，就是這首詩激發了莫伊娜·邁克爾和她的詩歌《我們應該堅持信念》（We Shall Keep the Faith）。活動后的媒體反響相當不錯。不過，莫伊娜·邁克爾已在兩個多禮拜前回了老家，再次擔任一所女子學院的舍監。此外，她也重新展開她在喬治亞大學的教學工作。1919年夏天，她給數百名來到大學附屬醫院進行康復的退伍士兵開設了專題研討課。看來，她終於實現了讓鮮花在墳頭自由綻放的夢想。

哈萊姆地獄戰士的盛大遊行結束后，亞瑟·利特爾簡直迫不及待想脫去軍裝。為什麼離開軍隊要花這麼長的時間，比獲准入伍的時間還長？又是調查，又是報告。軍方要給每個人簽發一份服役證明，還有一份退伍令。此外，還伴隨著一連串沒完沒了的演講和儀式。

即使如此，阿爾瑪·馬勒仍然拿不定主意離婚，試圖妥協。絕望的現實折磨著她，讓她痛苦不堪，遲遲拿不定主意，她甚至想說服格羅皮烏斯接受她以後半年和韋爾弗在維也納、半年和他在柏林的解決方案。然而，格羅皮烏斯的態度非常堅決：「我們的婚姻已病入膏肓，必須來一場手術了。」

在這個戀人重聚的時刻，杜魯門和貝絲之間卻爆發了他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爭吵。起因是這個問題：正式舉行婚禮后，他們是否該搬去和貝絲的母親同住？後者可不怎麼待見哈里。哈里當然反對，但貝絲最終佔了上風。幾個星期後，這一對璧人盼望已久的時刻終於到來。就在1919年6月28日凡爾賽和約簽訂的這一天，哈里·S. 杜魯門和貝絲·華萊士攜手來到聖壇前。這天堪薩斯城的氣溫熱情如火，教堂的花兒都蔫了。照相時，杜魯門努力擺出嚴肅的表情，還是藏不住他一臉的幸福。

毫無心理準備的約克被塞進一輛黑色的豪華敞篷車，直接開進曼哈頓熙熙攘攘的城市街谷。交通是如此擁擠，車子只能以步行的速度前進，而且總是走走停停。無論到哪兒，人們都對約克報以熱烈的掌聲。似乎街上的每個人都認識他，拋給他數不盡的飛吻和鮮花。約克心想，難道每個士兵回到家鄉都有這樣的接待嗎？他不知道，美國有多麼需要他的故事，這個國家迫切渴望著一個像他這樣的士兵，好在眾多沒有名字、沒有面孔的死者里，打造出一個貨真價實的英雄。

戰火中的祖國境況艱難，這讓作曲家飽受困擾。儘管總是缺錢，但在1918年前後數年，勛伯格都致力於編寫《雅各的天梯》的劇本及音樂。這部清唱劇和那一年代少數其他作品一樣，反映了戰時和戰後歲月的感受和渴望。開頭是一段堅決的低音旋律。弦樂器生機勃勃、幾乎是橫衝直撞地大步向前，完全不受銅管樂和木管樂突兀的不和諧音影響。從充滿張力的序曲里，湧現出天使加百利清晰的男高音：「右或左/前或后/上坡或下坡——/人必須堅持走下去/無論/將來與過去。」這是戰時從軍的寫照，人們在黑暗的日子里咬牙堅持。然而這段結尾用的是過去時，象徵著不斷向前的狀態只是屬於過去。和《聖經》一樣，勛伯格的報喜天使也夾在天堂和人間之間。他指點人們拾級而上，去往更高的所在：一個更好的世界。放眼望去儘是希望、許諾和拯救。但願在塵世的苦難消解后，能夠沉浸在神聖的恩典之中。勛伯格在1912年就已明確宣布：「我要寫一部清唱劇，關於今天的人們，雖然在經歷了物質主義、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后，人們一度成了無神論者，但仍然想（在形式上）保留一點昔日的信仰；關於現代人和上帝的爭論不斷……但最終他們還是感覺到祂的存在，從而有了信仰。學會祈禱吧！」

兩人初遇時的火花早就變成冷漠的疏遠。「為什麼我和瓦爾特·格羅皮烏斯的婚姻這麼失敗？從任何方面來看他都是完美的，一個和我有著相同藝術血脈的天才藝術家……他深深把我吸引……我曾經熱戀著他……愛到無法自拔。」事實上，是否像阿爾瑪所猜測的，橫亘在他倆之間的深溝是他缺乏對音樂的理解？是她自己對建築沒有熱情？又或者，是戰爭的長久分離阻礙了兩人的結合？

戰後的第一個春天，約克似乎是少數沒有滿懷憧憬的人。和約克不同，1919年2月到6月的日記、信件和回憶錄大多瀰漫著一種非比尋常的幹勁。彷彿世界在經歷了思想、生活尤其是藝術領域的嚴冬后，重新迎來溫暖和光明，燃起了保羅·克利在畫里所描繪的那種耀眼無比、轉瞬即逝的彗星光芒。對許多士兵來說，這段日子是他們結束軍旅生活、和家人團聚的過程，他們和老百姓一樣，重拾對有序生活和衣食無憂的希望。儘管戰後的這個春天有著種種苦難、劇變和不確定性，許多人仍能大胆想象另一種可能，勾勒屬於自己的更好的未來。嘗遍了黑暗和挫折的滋味后，他們有權享有對光明和成功的美好幻想。普通人如此，大人物亦然：1919年1月，在巴黎這座盛大的政治舞台上展開了戰後和談。各國外交家齊聚於此，所探討的無非是一種新的世界秩序。所有與會者都感到，這一談判說不定要持續一整年。一切皆有可能。到最後，歐洲真的能重生嗎？世界真的會改頭換面嗎？

回科克沒多久，麥克史威尼便前往都柏林，參加4月1日愛爾蘭議會召開的會議。這是他作為議員代表首次與會。會議採取了最嚴格的安全戒備。儘管仍舊沒有獲得英國政府的承認，這些自由鬥士卻感到，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實現愛爾蘭獨立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