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約簽署之後沒多久，有位弗羅邁爾先生從瑞士的溫特圖爾往阿諾德·勛伯格在維也納默德林的家中寄了封信，邀請這位維也納音樂家參加一場活動。它以巴黎為起點，旨在重建知識界和藝術界由於戰爭動員而遭到破壞的「國際精神」。勛伯格寫了一封詳細的回信，語氣可說是相當刻薄。凡是遇上他看不順眼的事——事實上真不少——這位作曲家的文字就會變得如此。他看似友好地衷心為這場和解活動從巴黎開始感到高興，因為「從戰爭開始到戰爭結束，正是那裡在尤其積極甚至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摧毀這種國際精神，只要它與德國有關」。他還補充道，重建可不是件容易事。人們不能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過，簡單發份邀請，「看起來就像是進入國聯的光榮『許可』。因為有些事的確發生了！……聖桑（Camille Saint-Saens）和拉羅（Edouard Lalo）對德國音樂發表了怪裡怪氣的言論；有位叫克洛代爾（Claudel）的先生在停戰後還在使用『德國佬』（Boches）這樣的字眼」。勛伯格承認，德國是「犯了錯」，「但任何地方都從未像巴黎做得如此過分」。只有由那些能和過去的錯誤做法劃清界限的知識分子發起的活動，他才有興趣參加。其他的活動大可不必理會，「這個社會只容許一種戰爭，那就是反對卑鄙行為的戰爭，與其進行戰鬥的方法也只有一種，那就是不理它」。此後，阿諾德·勛伯格再也沒有收到過來自弗羅邁爾先生的消息。

過了一陣子，等馬琳娜再睜開眼睛，腳下還虛浮著，這時場面完全改觀。娜迪亞彈奏著一首探戈舞曲，男人們坐著軟墊，倚著牆，而卡蒂亞隨著音樂的節拍，正一件件地除去衣裳。她裹著粉紅色的襯裙，淫|盪地扭動著，腿上的長筒絲|襪已經滑到地上，披散開來的頭髮遮住了她由於舞動而泛紅的臉頰，在此期間，那些男人不斷向她撒錢。

威爾遜總統的反應著實讓法國人吃了一驚：他建議他們派一支委員會前往敘利亞，調查那裡阿拉伯居民的意願。對此，法國則想方設法加以阻止。勞倫斯便設法安排克里孟梭與費薩爾會面，希望消除雙方之間的分歧。他盡心儘力，甚至接到父親去世的電報后也沒有離開巴黎。直到確認這次會面將如期舉行，勞倫斯才請了一周的假去撫慰母親。

不只是甘地自己認為他對1919年的暴力騷亂有責任，他的對手也抱有同樣的想法。准將雷金納德·戴爾甚至對前來調查阿姆利則屠殺經過的亨特委員會聲稱，甘地是騷亂的主犯——儘管事件發生時，甘地遠在好幾百公里之外的地方。在調查中，戴爾這個下令軍隊向百姓開槍的人表現得毫無悔意。在他的回憶里，無論是他讓大火持續燃燒、直到群眾徹底被驅散的事實，還是在屠殺發生后對死傷者不採取任何救助的決定，似乎都再正當不過。他說，後者可不是他的責任，說到底應該由醫院來承擔。雖說戴爾最終被判定濫用職權，並被免去職務，但印度獨立人士對亨特委員會的調查結果並不滿意，因為犧牲者的聲音沒有被傾聽。對此，甘地發布了一份反對聲明。

伍爾夫收到的首份讀者回應使她燃起希望，她的姐夫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寫道：「毫無疑問是一部天賦之作。」「我承認這對我非常受用；我並不相信它有他說得那麼好。但總而言之，這讓我放下心來。」她開始在核心文學圈裡有了點名氣，但她也發覺，自己還是不能擺脫撰寫文學評論的工作。她成天打字，稿子按件計酬，有時候能做到每天給一本小說寫評論，這讓她的手疼得就像得了風濕。《夜與日》的首批書評出來了，不乏溢美之詞，但也有些嚴厲批評，指責她的作品並沒有達到她自身文學主張的高度。將來她是否真的能擺脫「為麵包而寫作」呢？

歐羅巴的制服領口血紅一片，人們匆忙給他的傷口綁上手帕，叫了救護車。這時，這位樂隊指揮還在安排工作：音樂會由西斯勒接手負責，他要確保接下來的演出順利進行。他保證，明天，最晚在舞台幕布拉開的時候，他就會回來了。

直到活動結束，才響起此前在演講大廳幾乎聽不到的另一種聲音。約翰遜在出口受到如雷般的喝彩和掌聲。許多雙手伸向他，把他舉到肩膀上，他就像一座獎盃，被人們抬著在這座城市裡遊行。婦女向他投去鮮花和飛吻。在演講大廳里他被罵做叛徒，然而來到聖路易斯的大街上，他又成了英雄。隔天，報紙上對約翰遜做出譴責，說他在聖路易斯引起了「種族騷亂」。

弗吉尼亞·伍爾夫遠離倫敦的慶祝活動。因此她只記下那些在儀式結束后扔到「城市邊緣的垃圾」。此外，她的女僕興奮地和她分享她們在沃克斯霍爾橋的經歷，那裡「將軍和士兵和坦克和護士和樂隊」一同遊行了足足2個小時。「她們說，這是她們人生中最盛大的場面。」而對伍爾夫來說，這就像是一場「僕人的狂歡，某種為了讓『人民』感到滿意和平靜的東西……這種慶祝和平的歡樂情緒多少有點是刻意的、政治的及不真誠的。而且它們的進行甚至沒有一刻是美的，更說不上有任何自發性行為。旗幟插得哪裡都是……昨天在倫敦，到處都是烏泱泱、黏糊糊的一大幫人，就像濕乎乎擠在一起的蜜蜂一樣狡猾而麻木，他們緩慢地朝著特拉法加廣場移動，在周邊街道的鋪石路上來來回回遊盪」。面對如此重要的歷史事件，女作家也對自己碎碎念個不停的吹毛求疵很不舒服。但難道要像參加別人的「生日派對」那樣，假裝一切都很美好嗎？

詹姆斯·里斯·歐羅巴的環美巡演音樂會，最後有一場是5月9日在波士頓舉行。當時東海岸下著雨，非常寒冷。波士頓歌劇院已經被預訂了，所以樂隊只好在力學音樂廳演出。這座音樂廳坐落在亨廷頓大道上，又老又舊，還有穿堂風。好幾天來，詹姆斯·里斯·歐羅巴都覺得自己有染上流感的跡象，但他決心要把這次成果豐碩的巡演貫徹到底。樂隊日場的演出表現不錯，歐羅巴還能有精力出席晚場。

此前，倫納德在錫蘭（現稱斯里蘭卡）染上了瘧疾，在他康復期間，伍爾夫又一次認識到，「我的成就是多麼依賴於他的支持。」帶著點嘲諷和不自信，她一點一點記錄下自己在文學上的進步。不久，在塞西爾子爵夫婦那裡，她「首次以一位知名人物亮相」。當天除了東道主的兒子，還有羅馬尼亞親王安東尼·比貝思科（Antoine Bibesco）及他的妻子伊麗莎白在場，後者是前任英國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的女兒。親王夫婦很高興有機會能結識這位作品流傳甚廣的女作家。席間，伊麗莎白和弗吉尼亞·伍爾夫退到一處凸窗旁閑聊，這位出身顯貴的親王夫人表現得相當局促。儘管伊麗莎白有著訓練有素的頭腦，而且她一位親戚也是作家，卻從未謀求對文學做出高人一等的見解。她不敢反駁伍爾夫，就好像她不願冒犯那些「知識分子」。伍爾夫沉浸在優越的滿足感中無法自拔。成功的感覺便是如此吧。

第二個消息，在埃茨貝格爾看來是毀滅性的，它來自柏林，並很快傳遍整個世界：作為對凡爾賽苛刻條款的回應，昔日的帝國首都公開焚毀了1870年至1871年普法戰爭所奪來的法國國旗。這使得戰勝國做出聲明，說現在已無任何周旋餘地。德國必須立刻承認這份和約，否則就再次開戰。

約克先是走訪了田納西州的道路建設部門，說服他們的負責人修築一條通往帕墨村的道路。此前他一直覺得，大山給山區居民提供了屏障，使其免受世界的危害。現在他逐漸意識到，大山也把鄉民排除在世界許多重要變革之外。很快就要開始興建的道路，應該成為村子拓廣見聞的契機。

在8月的一個溫暖夜晚，路易絲·韋斯在巴黎東站登上了前往布拉格的列車。列車一部分還是裝甲車廂。而除了「5000法郎的存款，26歲的年紀以及她的信仰」，這位女記者沒有任何武器。沒人送她去火車站，甚至她的父母也沒有前來祝福她一路平安。

在巴爾幹，羅斯巴赫自由軍團加入了由當地德裔部隊、俄羅斯士兵和德意志帝國殘餘部隊所組成的「西俄羅斯志願軍」（Westrussischen Befreiungsarmee），他們正與新成立的立陶宛共和國作戰，並準備前去鎮壓俄羅斯革命。這場戰事中對待平民的暴行，赫斯直到生命最後還記憶猶新。自然，對他而言，這些老百姓都是敵人。「（其）殘忍和無情之程度，是我在世界大戰和自由軍團後來的戰事里都未曾經歷過的。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前線，到處都是敵人。哪裡發生戰鬥，哪裡就有屠戮，甚至滅絕。」赫斯目睹過大火吞噬房屋，居民被活活燒死。焦土和屍體的景象伴隨了他一生。「那時，我能一邊祈禱，一邊做出這種事。」

世界大戰已經造成如此龐大的犧牲及無數沒能實現的許諾，而自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在塞納河畔的法國外交部鍾廳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以來，還產生了規模同樣龐大的期待。第一階段，參与和談的共有32個國家的代表，戰敗國被排除在外。在談判中起主導作用的，是由英法美意組成的「四巨頭會議」。為了強調美國在世界的新角色，伍德羅·威爾遜在1918年12月就動身前往巴黎；一支人數逾千的美國代表團跟隨他來到法國首都。憑藉1918年1月的「十四點原則」，它一直是這位美國總統的信條，威爾遜幾乎早在一年前就已定下國際政治的新標準：民族自決應該成為世界政治的基石，即便對那些殖民帝國來說也是如此。世界上所有國家應該聯合起來組成國際聯盟，未來它能以和平的手段調解國際糾紛。只有吸取一戰的教訓，它才能真正成為一場「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憑藉這樣的想法，「十四點原則」在全世界得到廣大媒體的大力宣傳，使威爾遜成為世界希望的焦點，他像是一個救世主。在1918年12月14日的一次私人會晤中，路易絲·韋斯見到了威爾遜總統及其夫人。這位美國救世主給她留下了複雜的印象。她在回憶錄里寫道，他就像一個「新教的教皇」，一個「沒有歷史包袱的薩沃納羅拉」。「他用來穿過人性熔岩的，是那些只在他個人信念里存在的準則，與此同時，那些包括英國人在內的不幸歐洲人，則在為自身的傳統、利益、庇護者和殖民地而糾纏不清，正努力想辦法解決生存問題。」不只是路易絲·韋斯，在談判進程中，整個法國都用務實的眼光看待威爾遜的主張；戰爭令法國耗盡元氣，對法國人來說，賠償比崇高的理念更重要。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還給了殖民地臣民以希望，這也是令法蘭西殖民帝國為之擔憂和憤怒的一個原因。read.99csw.com

不過，還是有其他方法能讓她振作起來。她的丈夫必須照顧越來越多的病人，其中很多人不是生病，而是沒東西吃。她也有她的使命。生活必須繼續。她開始清空死去兒子的房間，好讓她患有痴呆症的母親搬進去。「這是一件讓人非常不好受的工作。」她在紅色的柜子里發現了彼得的作畫工具，他的速寫本子，許許多多他曾經真實存在的證據，而且是有血有肉、多才多藝的存在。「他的房間曾神聖無比。」現在，它將變成一間普通的房間。

「或許吧，親愛的。」米蘭輕聲說，隨後便離開了她。沒過多久他便前往義大利。

1919年6月29日，報紙稱新成立的共和政府簽訂了和約。她一直期待這一天的到來，現在卻覺得痛苦。「之前我是多麼盼望這一天啊！所有人家的窗戶將一律掛出旗幟。我總是在想我會掛哪一面旗，後來決定應該掛白旗，上面是血紅的大字：和平。旗杆和桿頂還要裝飾著綵帶和花束。我曾想它會是一場促成諒解的和平，我會在和約簽署的當天大哭一場，那是因獲得和平而感到幸福的淚水。」現在，她也有想哭的感覺，但淚水卻是苦澀的。

這一承諾沒有實現。醫生沒能止住出血。西斯勒在演出結束后率隊趕到醫院，醫院請求他們獻血。然而幾分鐘后，事實便證明這也沒能幫上忙。詹姆斯·里斯·歐羅巴去世了。

阮愛國在這份表達越南人民訴求的請願書上籤了他的名字，他還打算親自把它送到它的接收人手上。於是，人們看到他在凡爾賽宮的走廊里敲開每一個與會代表的辦公室，親手遞上請願書。他甚至借了一套不錯的西服，想和伍德羅·威爾遜進行一次私人談話。但美國總統的接待室把他拒之門外。他所收到的書面回復表明，談判代表已經完全注意到印度支那人民爭取權益的訴求。1919年6月18日，阮愛國還在法國共產黨報刊《人道報》（L'Humanité）上刊出了請願內容，讓大量的法語讀者知悉。

什特凡尼克的經歷和想法讓路易絲·韋斯聽得津津有味，再小的細節她也不放過。她一直對這個男人以及他所代表的捷克斯洛伐克充滿強烈的感情。現在，她是否終於可以和他並肩作戰、協助他實現捷克斯洛伐克的獨立？在造訪米蘭位於勒克萊爾大街的住所時，路易絲·韋斯謹慎地把談話主題從政治引到他倆的未來，這時，米蘭卻臉色一暗，定定地看著她的眼睛。路易絲·韋斯感到，他有些事情要向她坦白。躊躇了一會兒后，他才告訴她一個毀滅性的事實：1918年4月，他在羅馬舉行的「奧匈帝國受壓迫民族大會」上遇見一位年輕的小姐，義大利的女侯爵朱莉安娜·本佐尼（Giuliana Benzoni），他愛上了她。沒過多久兩人見了第二次面。之後，她很快便成了他的未婚妻。

他視自己為英雄，但他不想成為那種白人夸夸其談的英雄，而且他不相信美國會感謝他所做出的犧牲。他向台下的聽眾說：「如果我是白人，那我現在早就當上紐約州州長了。」他說得越多，聽眾越是不安。人們先是竊竊私語，然後出現叫喊和噓聲。等到演講結束，台下強烈的不滿情緒頓時爆發。當地的顯要人士和神職人員試圖安撫群眾。他們為演說者道歉，想要緩和場面。

路易絲·韋斯的「同情」反映了和約的矛盾：戰勝國幾乎毫不掩飾地追求利益；而戰敗國驚恐無比，它們現在不得不意識到戰敗將帶給他們災難性的後果；至於所有曾經相信威爾遜的「民族自決權」的人們，他們的希望無疑是遭到了背叛。即便戰爭勝利的一方能獲得賠償，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但在某種意義上它們不也是失敗者嗎？畢竟在戰事完結后，人們本來有機會共同達成一種新的、有建設性的公平精神。在國家利益至上的神壇面前，世界正義與和平的夢想已經淪為犧牲品。凡爾賽和約沒有為和平提供強有力的捍衛機制，而是埋伏著逐漸升溫的衝突，它們總有一天會燃起新的戰爭之火。

不管以什麼方式，路易絲·韋斯都想親眼見證德國在凡爾賽宮簽署和約的那一刻。正是在同一個地方，不到50年前，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以一種羞辱法國的姿態宣布德意志帝國成立。1919年6月28日，路易絲·韋斯從巴黎搭火車，沿著塞納河駛向凡爾賽宮。當天的天氣不太穩定，雲朵、陽光和雨點交互掠過宮殿的上空。出於對戰敗國的尊敬，這座建於路易十四時期的宮殿沒有升起任何旗幟。

1919年6月19日，謝德曼解散了四分五裂的內閣，由勞工部長古斯塔夫·鮑爾組建新政府，埃茨貝格爾則成為財政部長。他明白，自己被提拔到了德國政府里最吃力不討好的部門。因為他必須從德國人的口袋裡掏錢，好支付賠款。直到最後，埃茨貝格爾還期待能對和約做出最起碼的改動，減輕它給德國人的衝擊——就像他在貢比涅最後關頭所爭取到的那樣。可就在這危急時刻，傳來兩條可怕的消息。

弗吉尼亞·伍爾夫饒有興緻地發現，在戰爭末期一度已銷聲匿跡的糖霜蛋糕、葡萄乾小麵包和各式各樣的甜食，在停戰後幾個月里重新出現。雖然和戰前相比，現有的供應仍是差強人意。現在和約締結了，是否標志著一切終於恢復正常？在日記里，伍爾夫稍晚才順帶提及凡爾賽的談判經過。這位女作家對慶祝和平也不怎麼感興趣，她懷疑是否有必要「為此浪費筆墨」。在她居住的小鎮里士滿，慶祝遊行那天正下著雨，伍爾夫只是在自家窗口觀望。她感到「孤獨，世界灰濛濛一片，對理想充滿幻滅」。直到晚餐后，她才振作起來，出門轉轉。這時雨也停了。街角的小酒館里，一對對喝醉酒、唱著歌的情侶擁抱著。伍爾夫夫婦在一座小山上觀賞煙火，還有更美的雨後潤澤景象。「紅色、綠色、黃色和藍色的球狀物冉冉升起，爆開，綻放呈橢圓形排列的光束，它們化成微小的光點下沉，逐漸熄滅……當這些花火升至泰晤士河上空，在枝頭閃爍，看起來是多麼美麗啊。」

同樣，紅地毯也向亨利·約翰遜展開。對於這位在法國戰場協助美國軍隊取得勝利的「黑色死神戰士」，整個美國迫不及待想一睹其風采。有位經紀人願意出1萬美元請他在美國做一次巡迴演講。約翰遜拒絕了。他不信任白人經紀人。

話說回來，他還是喜歡出名的。1919年3月，他陪昔日的長官海伍德上校去參加一次兜售「自由債券」的活動。之後沒多久，有人出1500美元請約翰遜前往聖路易斯，那裡要大肆慶祝美國黑人對戰爭的貢獻。登台前，約翰遜拿到了報酬。當時，台上還有另一位傳道士在演講。此人為黑人士兵的英雄事迹喝彩：整個美國不只是在戰時、更是在和平時期跨出了新的一步。他還向聽眾擔保，未來美國黑人和白人將能彼此承認，和平共處。

魏瑪宮裡的政治決策者所面臨的巨大壓力不只來自右翼媒體。那晚，在巴黎的德國代表到來前，魏瑪一所監獄的犯人越獄，想要闖進魏瑪宮。宮門在最後一刻守住了。逃犯轉而用槍往窗戶里射擊。他們闖入了國防部長諾斯克（Gustav Noske）和勞工部長鮑爾（Gustav Bauer）的卧室，樓上就是埃茨貝格爾的房間。暴徒還叫囂說，要把所有的部長都絞死。

路易絲·韋斯幾乎沒有存款，但這並不影響她的出遊計劃。她從事新聞工作期間廣受敬重，結識了不少人。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部長愛德華·貝奈斯曾介紹《小巴黎人報》（Le Petit Parisien）的主編埃利·約瑟夫·博伊斯（Élie Joseph Bois）給路易絲，她前去拜訪。這份報紙的日銷售量超過100萬份，它對一位政治家的支持與否足以左右選舉結果。面對路易絲，博伊斯從他那滿是文件的寫字檯抬起頭，不太高興地說：「有什麼我能為您效勞的嗎？」路易絲意識到他不會給自己太多時間，必須直奔主題：「請您任命我做布拉格的通訊記者吧，《小巴黎人報》在巴黎已是首屈一指，它也會成為布拉格最好的報紙。」博伊斯從椅子上站起來，在房間里踱步。然後，他拍拍她的肩膀：「這不合適！」他不能送一位穿裙子的女記者去還在打仗的地方。「但我有這個能力。」路易絲·韋斯堅持道。對於這點，主編不得不承認。以上帝的名義，那就讓她去吧。「但我給不了您任何承諾。您寄一些文章給我。如果領導喜歡，我就發表它們。」

每天的報紙上都有關於巴黎和會的最新進展，它令阮愛國和其他許多從英法殖民地來到巴黎的人陷入狂熱的情緒。這個越南人和不少殖民統治的反對者一樣，尤其認真地閱讀了威爾遜的和平綱領。世界的命運將在巴黎的凡爾賽宮被決定。如果現在就像威爾遜所宣布的那樣，民族自決的時刻已經到來，那麼他那淪為法國殖民地的家鄉印度支那也不該被排除在外。阮愛國將巴黎的這個春天視為一次歷史性機遇，絕不容錯過。

4月中旬，費薩爾和克里孟梭見了面，但勞倫斯和費薩爾的努力並沒有獲得應有的回報。克里孟梭做了一次表面上的妥協，他聲稱他會同意敘利亞獨立，只要費薩爾承認，獨九*九*藏*書立的敘利亞將接受法國的委任統治。委任統治如何稱得上是獨立呢？費薩爾的希望落空了。他搭乘法國空軍的一架飛機離開巴黎，走前都擬好了自己的遺囑。

但前皇儲的身份畢竟不同凡響，那些汲汲於搜羅紀念品的人很快慕名前來。一開始是一個美國人，他給鐵匠25鎊購買皇儲所製作、上面還有一個W字樣的馬蹄鐵。鐵匠馬上意識到這是一筆新的生意；很快，他就得在晚上秘密仿造威廉的馬蹄鐵，好應付日益增長的需求。對此，威廉只是聳聳肩：「即使我們乖乖待在一個周圍都是海草的小島上，遠離俗世，人們總是一如既往地想給我們這樣的人自以為是的機會。以前他們會撿起我扔掉的煙屁股，現在則來一個紳士派頭的傢伙，看似慷慨地給一筆錢，而它本來可以拿去救濟他家鄉困苦的同胞……很多人沉迷於這種對名人的崇拜不可自拔，對此我一點兒也不感到奇怪！」不過這門生意也引發人們的批評：這個嬌生慣養的霍亨索倫王子，一生都靠吸吮民脂民膏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難道在他退位后還能讓他以這種方式斂財？後來人們才知道，馬蹄鐵的收入一半落入鐵匠的口袋，一半則拿去救助韋林根島上的貧困人家。

在西伯利亞大鐵路前往遠東的火車上，馬琳娜·于洛娃認識了3位年輕的俄羅斯小姐。她們服飾高貴，領口開得很低，自稱是聖彼得堡斯莫爾尼學院的女學生。在車上，這些所謂的貴族學校女子完全沒有俄羅斯富人的嬌柔作風，而是一路堅持下來。來到哈爾濱后，她們也首先獲得當地紳士的青睞。

柏林藝術家柯特·赫爾曼（Curt Herrmann）在1917年畫了一隻有著淺粉色閃亮羽毛的火烈鳥。它倒斃在空空的食盆旁，脖子向後扭曲著，嘴邊有一攤黑紅色的血，再也無法為自己修長的雙腿而自豪。此時戰爭已打了3年，這幅《火烈鳥》（Flamingo）似乎意味著人們不再對一場輝煌勝利有所期待，進一步來說，它意味著美好年代的沒落，老一代精英和他們燦爛日子的結束。然而，拋開具體的歷史背景，如此美好造物的死去更象徵著那些美麗優雅事物的失敗，它們過於精緻，以至於無法在赤|裸裸的現實中生存。對於一些在1919年春夏精心織就的夢想來說，這便是它們的命運。

就在路易絲·韋斯輾轉難眠的某個晚上，一位氣質不凡、有著閃亮黑眼珠的人走進她的客廳。她鑽進路易絲的懷裡，輕聲說著不流暢的法語：「我是朱莉安娜。米蘭說如果我有麻煩，應該來找你。我是特地從羅馬來的。啊！我愛他。」路易絲立即反應過來面前的人是誰了。她本應把朱莉安娜打發走，但看著這位痛不欲生的年輕女士，她不禁心軟。路易絲·韋斯留她過夜，聽她傾訴；而她給路易絲展示了米蘭從日本帶給她的禮物。這位義大利女士一再說，她永遠也不可能從米蘭身亡的打擊中恢復過來。

這一期間，前德意志皇儲在荷蘭過著乏味的流亡生活，靠鐵匠工作打發時光。這位霍亨索倫先生已經在韋林根島待了大半年，指導他手藝的當地鐵匠揚·盧伊特（Jan Luijt）是他在島上最先認識的人之一。威廉被安置在牧師家裡，牧師一家人也成為他在這裏最早的朋友。平日，前皇儲也讀點書，寫些東西，在湖裡游個泳，時不時接待些訪客。島上居民對他的敵意也慢慢有所緩和。威廉表現得平易近人，他甚至穿著荷蘭的傳統木鞋（Klompjes），還懂得在進入房子時必須把它脫下留在門口。威廉最大的敵人是空虛，這隻有在他擔心協約國會成功說服荷蘭遣返他時，才稍有中斷。

這一時期，中東的形勢並不平靜。阿拉伯人民愈發意識到巴黎和會無視他們的利益。他們不像以往那樣只是攻擊駐紮此地的英國軍隊，還開始攻擊定居在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儘管費薩爾在巴黎時已明確表明他對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態度，甚至和其領袖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在1月達成協議，允諾讓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但是這份協議沒有得到阿拉伯人民的支持，也從未真正生效。費薩爾把他的許諾和國際社會對阿拉伯獨立的承認捆綁在了一起。

1919年7月14日，巴黎舉行勝利大遊行，這是即將動身的路易絲·韋斯對法國首都的最後印象。那天，協約國部隊從凱旋門出發，沿著香榭大道朝盧浮宮的方向前進。霞飛元帥（Marshal Joseph Joffre）和福煦元帥被尊奉為神一般。但對於那些來自殖民地的黑人士兵和印度士兵，路易絲·韋斯感到愧疚，他們響應歐洲的號召，為一場與他們無關的戰爭成為殺人機器，甚至犧牲了生命。她不知道如何改變這一切，但她明白改變必然得做出。她寫道，把戰爭用鐵絲網圍起來，「給它編製一整套命令口號，把它和正常世界隔離開來，然後說什麼照顧傷者、紀念死者、讓戰爭『符合人性』，這簡直是鬧劇！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容許發生戰爭，它必須被徹底廢除。」

埃茨貝格爾拿他全部的政治生命當賭注，他威脅說如果不在和約上簽字，他就辭職。在一份備忘錄中，他為自己為何主張簽字給出解釋：德國絕無能力再重啟戰事。埃茨貝格爾認為，簽了字后，德國的經濟處境便能得到改善，現有的飢荒也能得到控制。現在，德國在巴黎必須表現得通情達理，以後才能有談判空間，從而更好地處理賠款以及德國在世界的地位問題（比如說國際聯盟）。埃茨貝格爾和總理激烈爭執了許多天，一再強調他別無選擇：「如果有人捆住我的手，拿槍抵著我的胸，讓我在一張紙上簽字，上面說我必須承諾在48小時內登上月球，那麼任何能思考的人為了保命都會簽字，但坦白說，這一要求誰也做不到。」

自和約簽署后，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一如他的同時代人神學家、哲學家恩斯特·特洛爾奇（Ernst Troeltsch）所說的那樣，成了「所有德國政治家裡最可恨的人」。藝術收藏家哈利·凱斯勒伯爵曾寫到，有次他在火車上聽到一位年長紳士大聲地詛咒埃茨貝格爾，還說他會在這位財政部長的「座車下綁上一捆手榴彈」。不過令埃茨貝格爾最頭疼的攻擊是來自德國國家人民黨（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的議員卡爾·赫爾弗里奇（Karl Helfferich），他在保守派喉舌《十字報》（Kreuzzeitung）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赫爾弗里奇不只攻擊埃茨貝格爾近幾年所參与的政治決策，還指責他以國家高級官員的身份謀取私利。作為財政部長，埃茨貝格爾正把全副精力集中在財政改革，這也是德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他竭力反駁赫爾弗里奇的言論，後者把他視為「恥辱和平」的罪魁禍首、魏瑪共和國所有弊病的化身，還把他叫作「腐化國家者」，甚至是「社會的痼疾」。1919年8月，赫爾弗里奇在一本小冊子上發表了一篇裹腳布文章，題目是《埃茨貝格爾滾開！》。

索尼婭注意到馬琳娜，便以一種醉酒的人常有的姿態，使盡渾身力量向她走來。索尼婭拉起馬琳娜的手，把她帶到一個臃腫不堪的男人身邊，推她坐在他的膝上。鋼琴奏起了進行曲，這時男人的手開始在馬琳娜身上遊走，從肩至膝。另一個男人靠過來，笨手笨腳地想解開馬琳娜制服中間的紐扣。長期以來，她一直扮演著男人的角色，完全沒有想過自己會被男人當作女人來對待。此刻被迫做回女人，她的意識瞬間清醒過來。「我不想要你。」她大喊著跳起來。「帶我離開這裏吧。」她小聲地向她的同伴說道。「你這個小賤人真是不知好歹！」索尼婭啐她，不過還是設法把她弄到出口，在那裡她找到一輛人力車。她只想離開這裏，越遠越好。她搭上下一班開出的火車，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

路易絲不敢相信她所聽到的：「那我呢？」她問這個自己視為終身伴侶的人。「你？」這還是頭一回，他對她使用第二人稱單數的親近稱謂。「我希望你說我是自由的。我欠你很多，太多！但我永遠不可能成為你的丈夫。」米蘭給出的理由如此冷酷，就像一記重拳打在路易絲臉上，痛得讓她失去知覺：「再說，不像這顆我將送給未婚妻的珍珠，你並非完璧。」他打開一個小盒子，給她展示淡紫色的遠東首飾。米蘭看到路易絲流下淚來，但他不知道說什麼安慰她好。「你的政治經驗無人可比，令人讚歎，」他再次開口，「你表現得就像一個老道的政治家……你的思考從不間斷。但我想給我的人民展示的，是一個貞潔的少女，有著純潔的肉體，更重要的是有一顆未經世事的靈魂。靈魂！希望你理解。」沉默蔓延開來。路易絲感到，她所有的才能都不足以與天平上的另一個人抗衡。她甚至都不打算和對方競爭，因為她心裏明白，那位年輕的貴族小姐早就佔了上風，她比路易絲更能加強什特凡尼克的傳奇色彩，而對這位女報人來說，這一點非常重要，絕不亞於它對什特凡尼克本人的意義。但米蘭還沒有結束他對她的殘忍：「我會跟她介紹說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她任何時候有麻煩，我會讓她第一時間來找你。你會給她提供幫助。你可以向我保證嗎？」路易絲哭了。「我可不能沒有你啊。」什特凡尼克嘟噥著說。路易絲突然一股怒氣湧上：「你休想與朱莉安娜結婚，」她朝他劈頭便說，「她不行，我也不行，沒人跟你結婚。你只屬於你自己。」

穿過哈爾濱夜裡黑漆漆的街道，4位年輕女士來到一家大型餐廳。門童領她們進到一間環境優雅的包廂，裡頭的餐桌已經擺滿餐具，裝飾著鮮花。帘子掀開，進來了5位穿著考究的中國男子。他們厚重的軍人大衣讓馬琳娜不太舒服。服務員斟上烈酒，他們彼此以法語交談。晚宴隨即開始，中國和歐洲的特色食品裝在精巧的碟子里，一道接一道地端上來。馬琳娜不會說法語，肺里滿是二手煙，還被酒精弄得昏昏沉沉。慢慢地，她疲乏的腦袋垂了下來，伏在2個茶碗之間的桌面上。

威爾遜私人秘書的回信只有幾句感謝的話，外加一些無關痛癢的承諾。直到1919年11月返回印度時，提拉克都未能拿到能從倫敦前往巴黎的英國政府護照。不過，英印殖民政府派出的官方代表團讓印度加入國際聯盟的目標倒是圓滿達成。於是，結果非常荒謬：印度可以投票表決其他民族的獨立，自己卻不是一個獨立國家。

凡爾賽宮九-九-藏-書的談判代表如潮水般出入路易絲·韋斯的辦公室。顯然，這些國際政治的要員來此光顧並非為了私事。同樣為雜誌的大名及其出版者的名望所吸引，不少顧問、職員和專業人士也專程前來拜訪，打聽最新的消息，對雜誌輿論施加影響。人們給她展示地圖，透露對未來的大胆計劃，邀請她去各式各樣的餐廳參加晚宴。路易絲·韋斯無疑已是巴黎政治圈裡舉足輕重的人物，少數不容錯過的女士之一。她的母親卻不能接受女兒的出名，「母親總是出於被迫才對我的活躍表示支持，從來不是發自真心。她希望我這一生都安分守己，根本不能忍受我日益攀升的名氣對她的影響。」這出上演了一輩子的母女衝突戲碼，被一件突如其來卻顯然更為嚴重的事件蓋過了。路易絲·韋斯在報紙上讀到了可怕的消息。

「現在人們裝模作樣，要成立一個根本無法長期維持的世界政府（Weltregierung），而鏡廳里的鏡子一如既往，把稍縱即逝的片刻疊加成虛幻的永恆。」她為德國的代表感到遺憾，他們必須頭一個在和約上簽字。鑒於德國逐步增長的經濟勢力，本來無需戰爭，這些「笨蛋國家」以及歐洲的統治權日後也會落入他們手中。她也同情主持會議的法國總理克里孟梭。儘管他成就非凡，卻從未成為法國總統。她還為威爾遜感到擔憂。戰時人們需要他的士兵，那時他們還會聽他的。現在他連同他那不切實際的十四點都被英法扔在一邊。路易絲·韋斯甚至還憐憫堂堂的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他不是正讓他的島嶼和歐洲大陸漸行漸遠，沒能使它成為新歐洲的一分子嗎？

5月4日那天，米蘭從義大利飛往捷克斯洛伐克。飛機已經越過波西米亞的邊界，卻在著陸時失去控制，機毀人亡。儘管兩人之間有著不堪回首的過去，路易絲仍感到猶如世界毀滅般的打擊。從今往後，她還會為了誰完成那些做不完的工作，在印刷廠消磨時光，並在星期日還去參加那些沒完沒了的政治招待會呢？沒有這位朋友的思想——儘管他也曾讓她如此失望——她該如何生存？路易絲為米蘭而哭，也為她自己流淚。她的人生都是為了他，為了他的事業。現在她的存在還有什麼意義？像她同時代的許多女人一樣，她首先擔心的是自己的個人幸福。這些年來推動著她的一切激|情，似乎都煙消雲散了。忽然之間，她對政治失去了興趣。路易絲覺得自己被擊潰了。但是，難道她要永遠封閉在自己的痛苦裏，「不問世事，只糾結自己的小情緒」？如果是這樣，那她就會是另一個人了。還是繼續向前吧。但是要走去哪兒？又是為了什麼而前進？路易絲振作起來，給了自己一個理由：為了回憶！「決絕而悲傷地，我在心裏對自己做出這一承諾。」

等所有客人走了，艾文·C. 約克便開始工作。他已經考慮得足夠久，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他明白自己不是出於偶然才遠去參加戰爭，他能從那裡活著回來也不是全憑運氣。曾經是和平主義者的他，現在相信戰爭是有意義的。但它不是政治家和戰爭指揮官賦予的意義，而是對他個人：上帝拯救他脫離險難，是為了賦予他重任。他要見識死亡，好領會生命的價值。他要游遍更大的世界，方能認識到自己的出生地是多麼狹隘和封閉。他要明白自己懂得很少，並從中吸取教訓。

1919年秋天，魯道夫·赫斯隨著羅斯巴赫自由軍團的幾千名士兵一同前往巴爾幹。儘管魏瑪政府在1919年10月已明確表明，禁止編外的德國部隊參与波羅的海以南地區的戰事。國防部長諾斯克甚至威脅說，要把每個越過巴爾幹邊界的人槍斃。但自由軍團無視這一命令。他們來到帝國的東部邊界，用機槍對準邊界守衛，於是後者向他們敬禮，讓他們通過。這種擅自行動的做法令羅斯巴赫自由軍團很快遭到解散，此後它便轉入地下活動。

輪到約翰遜了。他戴著勳章，一瘸一拐地上了台，觀眾對他報以熱烈的掌聲。這一刻，他彷彿是一個嶄新美國的化身。他開始發言，然而在開頭幾句話后，所有聽眾都已意識到，約翰遜完全沒有附和傳道士所說的美好和諧。他坦率地談起戰爭，向聽眾敘述他從入伍以來的經歷：糟糕的新兵集訓，貧乏的裝備，還有白人士兵的歧視，他們在戰壕里不願意挨著黑人士兵坐。即便在前線，黑人與白人也沒有團結一致。來自哈萊姆的士兵低人一等，只配干雜活或充當炮灰，對白人士兵來說太過危險的戰役才輪到他們上場。他曾聽到一位白人軍官說：「把黑鬼送到前線，這樣紐約的黑鬼就會少一些。」在戰時所鬱積的憤怒、羞辱和創傷，現在他都一吐為快：「是的，我見過死人。我看過太多太多的屍體，以至於再見到活人時，都無法相信他是真人。」

更重要的，對艾文·C. 約克來說，是承認自己曾為離開家鄉的狹小天地感到失落。在戰爭中，約克認識到自己的無知，他想讓家鄉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為了興建新學校和招聘新老師，他四處籌錢。幾個月後，一棟全新的校舍拔地而起，老師和教材都一應俱全。艾文·C. 約克讓地方上許多不會讀寫的孩子來上學。他還想再蓋一所職業學校，建運動場、圖書館和醫療設施。孩子們要掌握知識，要學會如何靠技術工作自食其力。總有一天，他們會讓山裡的生活大變樣：那裡會有馬路、現代化住所、衛生設備和電力系統。他們要比他——這個見識了戰爭的規模，遇見過形形色|色的人，去過波士頓、巴黎和紐約等大城市，卻覺得自己既渺小又愚蠢的傢伙——活得更好。因此，他要把上帝在戰爭中給他的啟示付諸實踐。

埃茨貝格爾則主張用「難以忍受和無法實現」這樣的詞來形容和約條款。他擔心，「不可接受」一詞雖然能在德國獲得輿論上「強有力的初步支持」，但幾周后，當在政治上毫無迴旋餘地，他們終究還是得簽署這份和約時，德國便會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

「此時，好像全世界的人都來了這兒。」1919年1月，托馬斯·E. 勞倫斯寫信給他母親說。「這兒」指的是巴黎，舉行盛大和平談判的地方。各國代表團齊聚於此，甚至漢志國王海珊·伊本·阿里（Hussein ibn Ali）之子、與勞倫斯共同對抗土耳其人的費薩爾王子（Prinz Faisal）也來了。勞倫斯陪他在塞納河上划船，好避開一大群激動不已、把鏡頭對準王子和他白色的飄逸長袍猛拍的記者。這兩個在中東戰場上攜手同心度過諸多危難的男人，在早上6點就起了床，從里沃利街的大陸酒店出發，前往巴黎周邊的布洛涅森林，在那兒展開他們的水上之旅。

當晚發生的事，歌手諾布爾·西斯勒在一份打字稿中敘述了：直到中場休息前，音樂會都還是按計劃進行。但是樂隊退場后，兩位鼓手——雙胞胎兄弟史蒂夫和赫伯特·賴特——直接走進了詹姆斯·里斯·歐羅巴的更衣室。他們在鬧彆扭，歐羅巴試圖找到合適的言語安撫他們。一陣沉默后，赫伯特爆發了：「我為您可是拼了老命。您看看我的手，它們都腫了，因為我盡一切努力把握節奏。可是史蒂夫從頭到尾都在出錯，也不見您說他。」里斯好說歹說打發赫伯特出去，但過了不久他又進來，情緒完全失控。他把自己的鼓扔到歐羅巴更衣室的角落，喊：「我要幹掉所有對我不好的傢伙，吉姆·歐羅巴，我要幹掉你！」歐羅巴依然保持冷靜，他堅定地對這位惱羞成怒的鼓手說：「赫伯特，你現在給我出去！」可說時遲那時快，赫伯特跳到歐羅巴身上，拿匕首扎進了他的喉嚨。

甘地沉浸在痛苦中，他號召印度人以公民不服從的方式來抵制殖民統治，卻犯下「如同喜馬拉雅山般巨大的錯誤」。他對羅拉特法案的抵制運動造成了騷亂、警察鎮壓和暴力行為。對於死去的人及其家屬所承受的不幸，甘地感到自己是有責任的，並公開承認錯誤，這讓他在印度各大城市的追隨者大為驚訝和不滿。他呼籲追隨者們用非暴力的方式進行抗爭，可為何他們還要扔石頭、攔阻火車甚至傷人？他擔心，他讓印度人還沒學會走就學跑。在這次嚴重的暴力騷亂后，他愈發堅信，起義前必須要有一次心理上的成熟過程。只有當人們學會服從和自律，準備好遵循國家的法律和道德準則，他們才能實施一次目標明確、計劃周全的集體性公民不服從行動，來抵制當局一些有預謀的舉措。甘地現在相信，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抗議失去控制，給對手使用暴力的口實。甘地對殖民當局的批判態度很明確，但他同時也認識到，只有等他完善了他的不合作運動及其政治動員的能力，才能改變這個體制。要實現這一目標，得有一批成熟的活躍人士，他們能幫助他培養大眾「堅持真理」，進行非暴力抵制。同時，作為《青年印度》（Young India）周報的出版人，他也通過印刷和大眾傳媒的方式進行抗爭。

勞倫斯和費薩爾缺席期間，法國開始向英美的立場靠攏。一種暫時性的解決辦法出台，至少看上去像是阿拉伯人取得了一點成果：英國人撤到巴勒斯坦，法國繼續控制貝魯特和敘利亞沿岸地區，而阿拉伯人則控制敘利亞的內陸地區。在戰爭中為協約國攻佔的大馬士革，則成為新興阿拉伯國家的首都。當這一折中方案首次傳到勞倫斯那裡時，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給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寫了一封感謝信，坦率地表達了自己的驚訝：「我必須坦白告訴您，過去我一直打從內心認為您會把阿拉伯人拋棄，因此現在我不知如何向您表示感謝。這事與我有關，因為戰時我曾向他們保證我們會兌現承諾，無論它值多少分量，畢竟我給出了我的承諾。現在，您在您關於敘利亞的協約里遵守了我們所有的諾言，甚至比他們應得的還多，我得以毫無負擔地從此事抽身。」歷史上曾經有那麼一瞬間，阿拉伯的獨立顯得如此觸手可及。

和談期間，阮愛國仍然待在巴黎，努力以攝影為生。他在《工人生活》（Vie Ouvrière）雜誌的某一期上登了廣告：「如您想保留對父母的生動印象，請將他們的相ｈｔtpｓ://ｒeａｄ.９9ｃｓw•ｃｏｍ片交給阮愛國修整。完美的相片搭配好看的相框，只要45法郎。」不過上門的人很少。阮依然過著只夠勉強糊口的生活。

這是亨利·約翰遜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他在聖路易斯遭到噓聲后，再也沒人願意給他提供舞台。他靠打零工為生。飽受摧殘的身心痛苦不堪，他開始靠酒精來麻醉自己。1923年，他還和妻子離了婚。從那一天起，只剩下回憶和傷痛與這位曾經的「黑色死神戰士」為伴。

面對敵人武力進犯的威脅，魏瑪政府爆發了狂熱的激進情緒。協約國的首要進攻目標肯定是柏林和魏瑪嗎？同時，埃茨貝格爾收到來自軍官團的通知，他們表示如果和約簽署，軍隊便拒絕保衛政府。如何決定呢？只剩不到24小時的時間可以考慮。6月22日，德國國民議會最終通過了簽署和約的決議。在這之前，曾有人被誤以為往埃茨貝格爾卧室的房間扔了一顆手榴彈。為了人身安全，這位新財政部長被迫離開陷入騷亂的魏瑪。

飛機中途在羅馬停靠時，飛機駕駛員在跑道上沒能及時剎住。他被迫再次加速復飛，但在重新升起時被一棵樹的枝幹纏住，飛機砰的一聲墜毀於地。駕駛員當場死亡，副駕駛員幾天後也死於顱骨骨折。勞倫斯在冒煙的飛機殘骸中被人救出，奇迹般只有一邊肩胛骨骨折，以及其他幾處扭傷。幾天後，他繼續前往開羅。7月，他給那位拯救他性命的技|師弗雷德里克·道（Frederik Daw）寄了一封信，並附上一張10鎊的支票：「您能給自己買點小東西，回想一下我們那次在羅馬糟糕的著陸嗎？對我來說那實在不是什麼令人愉快的事。非常感謝您把我從死神手裡救出來！」

巴黎對德里顯得如此遠又如此近。印度國民大會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在1918年12月一次會議中做出決定，由甘地和其他印度民族運動代表參加巴黎和會。然而，向巴黎派出的代表團最終是由英印殖民政府決定的，它以印度事務大臣埃德溫·塞繆爾·蒙塔古（Edwin Samuel Montagu）為首，代表大英帝國的利益為印度爭取國聯的席位。代表團中也有一位國大黨的代表，雖說是溫和派人士，但他也堅持認為，在世界大戰中為帝國而戰的120萬印度人理應得到回報。

至於勞倫斯，他在5月時登上一架英國飛機，想私下在開羅搜索英國戰時情報機關阿拉伯局（Arab Bureau）的檔案。戰時他是該局的成員。他也同樣沮喪，在回憶錄里寫道：「年輕人可以取得勝利，但他們沒有學會如何保衛勝利；在那些老人面前，他們不堪一擊。我們還以為，自己在為一個新天堂、一個新世界奮鬥，而他們也會友好地感謝我們，彼此和平相處。」

幾個月後，在德里一次對穆斯林的講話中，甘地首次使用了「不合作運動」（Non-Cooperation）這個詞。他察覺到人群的憤怒和不安。他知道，他的聽眾失望的不只是印度的形勢，還有凡爾賽和約的進展，它沒有給印度穆斯林任何改善處境的希望。「不合作運動」的概念像是對人們的鼓舞。這個詞是甘地在演說中想到的，他對它的準確意義並沒有一個清楚的概念。但是，它讓聽眾為之一振。他一說出口，台下便響起了熱烈的掌聲。隨後，「不合作」這一概念才逐漸成形，實現了此前公民不服從運動所缺失的準確和紀律。其核心是印度人拒絕在殖民機構擔任公職，並以印度產品取代英國產品。此外，甘地還致力推廣織布機，他認為它能用簡單的方法生產印度所需的布料，還能讓底層人民獲得收入。這便是「土布」（Khadi）計劃的開始。

也就在這個時候，法國警察開始留意到這個住在地下室的外來人士。阮愛國不僅被安保人員趕出凡爾賽宮，也從此被法國情報部門盯上。一個密探混入法國越南反抗人士的圈子，還在阮的住處門口盯梢。然而，警方的擔心和舉措顯然有點小題大做了：印度支那的命運在凡爾賽宮的談判中根本無關緊要。作為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法國既沒有讓伍德羅·威爾遜冠冕堂皇的和平理念分散它嚴懲宿敵德國的主要心愿，也沒有改變它鞏固和擴大其殖民帝國的目標。而對伍德羅·威爾遜個人來說，殖民地問題完全不是重點。他甚至害怕獨立人士的活動會破壞他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努力。1919年2月14日，在威爾遜向大會提交的首份國聯盟約草案中，「自決」這個詞消失了。

1919年1月，提拉克寫信向勞合·喬治、克里孟梭以及最主要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求助，這幾位協約國領導人的承諾曾在印度引發廣泛的積極回應：「世界對和平與正義的希望就掌握在各位手中，是你們傳播了『民族自決』這一重大原則。」他隨信附上一份「印度自決」的傳單，上面有一幅諷刺畫：各大陸的人民陸續登上一隻巨大的遠洋班輪，準備來一場「從專制到自由」之旅。大副扛著勞合·喬治的行李。而印度被描繪成一位戴著紗麗的婦女，也準備一起去旅行，然而，船票沒有她的份。

費薩爾代表阿拉伯民族參加巴黎和會，這是勞倫斯向英國人爭取的成果。他在台前幕後為阿拉伯的事業積極奔走。1918年11月17日，他給《泰晤士報》發行人寫信說：「阿拉伯人為戰事做出了貢獻，儘管他們事先並沒有和我們簽訂協議，卻總是懂得抵制其他大國的拉攏。他們沒有替自己發聲的媒體，也未曾公開宣傳自己的訴求，但他們竭盡所能艱苦作戰（為此我可以打包票），在3次戰役中不屈不撓，還被迫犧牲了自己驍勇善戰的部隊。」他們付出的一切只為一個目的：獲得自由。

1919年10月21日，弗吉尼亞·伍爾夫在郵箱里發現了6本退回來的《夜與日》。「我是否為此感到不安？驚訝倒是有點；更多的是激動和自豪。首先，因為書已經印出來，就這樣了；然後，我讀了一點內容，覺得還不錯；再然後，我多少還有點信心，那些我看重他們意見的人應該會喜歡它；這事讓我更加確信的是，即使知道有些人不那麼喜歡，我依舊會繼續寫作，並且寫一個關於我的新故事。」

勞倫斯的這番話贏得英國人一定程度上的坦誠相待，唯獨法國人對費薩爾的到來抱著巨大的懷疑。這位阿拉伯王子不得不對一位法國談判代表解釋道：「我來巴黎並不是為了討價還價，而是想要向全世界表明，我們阿拉伯人可不是為了加入另一種新的奴隸制或為了被瓜分領土才脫離土耳其的。我要告訴您，我是為了自由和主權而戰，我們會為這些原則而死。我並不打算把任何一部分領土向英國拱手奉上！」但法國堅持英法於1916年秘密簽訂的《賽克斯—皮科協定》——它預謀由英國和法國瓜分對中東的統治權——無視阿拉伯人反抗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爭取獨立的鬥爭。勞倫斯和費薩爾希望獲得美國的支持，取得阿拉伯民族的獨立並成立敘利亞國。

珂勒惠支沒有參与這些公開表達意見的遊行。她想做的，是把這個時代發生的一切用藝術記錄下來。戰敗、死亡、悲痛和饑饉都是她的主題。但珂勒惠支工作起來頗不順利。從前她能夠一連好幾個小時沉浸於創作，現在卻煩躁不安，充滿顧慮，每件作品甚至還沒完成就被她徹底否定。

甘地沒有前往歐洲，可能是因為他意識到，在那裡他所能取得的成果遠比在家鄉進行的鬥爭要少。他不像其他一些印度民族解放人士，對威爾遜夸夸其談的「民族自決」全盤接受，而是努力形成自己的理念，這能讓他擺脫西方的價值體系，自成一體。除了這一策略性考量，甘地放棄歐洲之行的另一個原因，很可能是他的一個老戰友巴爾·甘加達爾·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已經在1918年10月抵達倫敦，從那兒對巴黎施加影響。62歲的提拉克是一個富有經驗的政治家，多年來對印度獨立運動的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

從軍隊退伍后，詹姆斯·里斯·歐羅巴忙得不可開交。他知道，必須在複員后的幾個月里把他的榮耀時刻利用起來。哈萊姆地獄戰士仍然是美國黑人和白人的偶像，它的軍樂隊也被視為勝利之聲。1919年3月，在紐約勝利遊行幾周后，第369步兵團的樂團在美國東海岸和中西部展開了一場為期10周的巡演。首演在漢默斯坦的曼哈頓歌劇院（Manhattan Opera House）氣派的舞台上舉行，著名歌手諾布爾·西斯勒（Noble Sissle）奉獻了好幾場獨唱。演奏會相當成功。現場聽眾情緒高漲，一再要求加演；而報紙對這一「軍中生活的回聲」也充滿興趣。從紐約到費城，從費城到波士頓，他們無論到哪裡都受到熱烈歡迎。之後，樂隊分乘2輛巴士前往西部，進入芝加哥、布法羅、克利夫蘭和聖路易斯。即使在爵士樂的故鄉，他們那花樣繁複的樂曲、銅管樂器的阻塞聲、純粹的技巧和爵士大樂團的熱鬧演奏也能引起轟動。他們演奏的曲目非常多，包括法國的軍隊進行曲、美國民歌和由里斯作曲的戰時流行歌曲《無人區的巡邏》，此曲還通過燈光和音效來表現戰場上炸彈的投放和機槍的鳴響。甚至，他們還當眾演奏爵士版的古典音樂，如《培爾·金特組曲》（Peer Gynt Suite）。《芝加哥衛報》歡呼道：「『地獄戰士』的演奏堪比一流的管弦樂隊。在許多方面他們遠遠超前：因為毫無疑問地，在對『藍調』『爵士』和『黑人民歌』的詮釋上，這個世界沒人能和他們相比。」然而，樂團在小城特雷霍特的一次演出卻給這次成就非凡的巡演添加了雜音。當地歌九*九*藏*書劇院的老闆堅持，按照他家裡的習慣，黑人和白人聽眾必須分開就座。這一安排激怒了公眾，它違背樂團想借音樂傳遞的訊息：美國黑人的解放。演出當晚，憤怒的婦女在歌劇院門口聚集，分發「種族隔離之恥」的傳單。最終，詹姆斯·里斯·歐羅巴和他的樂團為200名白人和2名黑人——他倆被媒體稱為「叛徒」——演奏。按照計劃，閉幕音樂會將在1919年5月10日于紐約哈萊姆區舉行。詹姆斯·里斯·歐羅巴可以期待一場巨大的成功。年僅39歲，這位作曲家和樂隊領班便登上他成就的頂峰，他在戰爭時期的迅速崛起勢頭還在繼續。只是，這個成就僅屬於黑人表演者，不屬於黑人士兵，更不屬於黑人公民。

1919年4月，米蘭·什特凡尼克回到巴黎。路易絲·韋斯經歷了多長的等待才盼來這一刻！心上人踏進她的編輯辦公室，「面色蒼白，宛若死人」，他跌坐在椅子上，開始傾訴過去幾個月的經歷。什特凡尼克成功逃出西伯利亞，挽救了自己和大部分部屬的性命。為此他獲頒法國榮譽軍團勳章，授勛儀式在零下35攝氏度的酷寒中舉行，法國將軍莫里斯·雅南（Maurice Janin）還凍傷了雙耳。之後，他們便展開橫渡太平洋的奧德賽之旅。什特凡尼克是在日本神戶得知停戰的。到東京時，他接到消息，告知他被任命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首屆政府的國防部長。這一切讓他尤其迫不及待想回到歐洲，在巴黎凡爾賽宮的和平談判上大展身手。和談也涉及國際社會對捷克斯洛伐克獨立的承認。然而，等什特凡尼克終於抵達巴黎時，談判早已順利展開，而捷克斯洛伐克的新總理卡雷爾·克羅默爾（Karel Kramář）和外交部長愛德華·貝奈斯已在談判桌上佔據了有利位置。什特凡尼克曾勸說福煦元帥援救身陷西伯利亞的捷克斯洛伐克殘軍，但一次也沒成功。而福煦在經歷了戰爭最後一年的巨大犧牲和艱險之後，也完全沒料到什特凡尼克能活著回來。在巴黎，人們對什特凡尼克的歸來毫無反應。因此才剛到巴黎沒多久，他就想儘快前往布拉格，起碼他在那裡能獲得一個戰爭英雄應得的接待。在什特凡尼克的憧憬里，如果他能坐飛機去，從天而降般駕臨他的祖國，那就再好不過了。

1919年的這個春天，夢起夢落。在巴黎和凡爾賽宮舉行和談的代表們尤其如此，他們各做各夢：戰勝國覺得自己無所不能，懷揣著民族自決的美夢，以為一個正義和平的世界就要到來；戰敗國則默默祈禱，希望戰爭的後果不會像他們所擔心的那樣嚴重。夏天來臨，接近和平談判的尾聲，到了決定戰後走向的關鍵時刻，那原本泛濫成災的未來設想也消耗得差不多了。這個時候，路越走越窄，人們就不得不面對現實。一旦和談結果被視作對夢想的背叛，絕望便轉為憤怒。和平條約本應調解各國糾紛，如今卻在世界各地引發新的衝突。

對路易絲·韋斯來說，和約最終沒有實現和解，而是以另一種方式繼續戰爭。這個人人掛在嘴上的世界新秩序，究竟新在哪裡？整個世界通行的不還是爭奪勢力範圍和殖民地這種老一套的利益政策？操控國際聯盟主要機構理事會的不還是那些老牌大國？這個行動遲緩、沒有設置執行機構的組織真的有能力來阻止戰爭嗎？

在這個北海島嶼夏日的平和里，關於凡爾賽和約的消息猶如一記驚雷。威廉對這一「凡爾賽強加的和平」相當失望，條約里的協議猶如一次「公開的懲戒」，「把我們捆起來進行盲目的報復……過分的要求，即使出於最好的合作意願也不可能履行，這是粗暴的威脅，對任何拒絕進行壓制。所有一切都是史無前例的愚蠢——這是一份把戰爭、仇恨和苦難化為永恆的文件。」如果說他還存有一絲希望，也只是希望凡爾賽和約可以提供條件，讓他最終返回德國。1918年11月，這位前皇儲是自願前往荷蘭的，然而現在他能不能回去，則要看荷蘭和魏瑪政府肯不肯高抬貴手。他要在這個島上待到什麼時候？在德國等著他的又會是什麼？現實地說，只有他放棄一切官方身份，才會被重新接納。

1919年5月，德國代表團在巴黎收到了擬定的和約條款。它判定德國要承擔全部的戰爭責任。代表們把文件帶到魏瑪，「這些苛刻的和談條款……傳開后，人們先是完全癱倒，然後便是一片憤慨，斥責其違背了威爾遜原則所鄭重承諾的法律和平（Rechtsfrieden）。」至於德國應該如何回應，魏瑪政府意見不一。包括總理謝德曼在內的一方打算宣布，這份條款對德國來說「不可接受」。總理在國民議會上更是直接詛咒：「帶上如此桎梏，我們的手怎能不幹枯？」

米蘭死後，路易絲·韋斯排遣傷痛的辦法便是努力工作。尤其是《新歐洲》對和約的專題報道，她傾注的心血最多。這一期應該有著米蘭夢寐以求的內容。新歐洲眼看就要誕生，而他曾是其中的先驅者。「我的文章會成為他最好的葬禮致辭，哪怕並沒人知道。也許將來有一天，這些文字甚至能治愈我的創傷？」不過，路易絲·韋斯並非全然天真。一方面她全心投入新歐洲的規劃，另一方面她也明白，那些最終敲定和約的紳士並非完人。他們各為其主，為了自己國家、自己政府的利益，他們會對一個更好世界的理想視而不見。路易絲·韋斯的報道捕捉到了從和談第一天起便愈演愈烈的內部分歧。

1919年5月，春天的到來讓凱綏·珂勒惠支很是歡喜，和平的到來卻令她很是失望：「燕子來了！一場學術會議結束后，我去了菩提樹下大街……周圍景色美極了，耀眼的天空，嫩綠一片，所有事物都煥發著光彩。這讓我覺得，柏林這座我所居住的城市又重新稱得上是首都了。我是什麼時候意識到這一切的呢……現在，有一場可怕的和平向我們逼來。（被破壞的）皇宮仍未修復，從前皇帝發表演說的陽台被摧毀大半，宮門也嚴重損壞。這都象徵著帝國昔日光輝的消逝。」從凡爾賽傳來的消息，讓才稍稍恢復生氣的柏林又產生新的騷亂。大批群眾於5月再次湧上街頭。遊行隊伍對協約國強加的和約條款存在分歧，既有主張接受的，也有堅決反對的。在這種對立嚴重和情緒化的形勢下，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衝突。

在德意志共和國政府的所在地魏瑪宮，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發現自己這時比起自簽署貢比涅停戰協定以來更不受人待見。1919年1月，他作為施瓦本選區的議員，進入菲利普·謝德曼的內閣擔任不管部部長。他對巴黎和約的務實態度引起德國政界和廣大民眾的強烈不滿。在他們中的一些人看來，埃茨貝格爾的做法實在讓人無法接受，而他本人還在和費迪南·福煦打交道時就已明白，德國不可能在和平談判中得到寬大對待。巴黎的美國權威人士給他透露的消息證實了他最擔憂的事。看來，德國將不得不接受戰勝國「永遠的奴役」，埃茨貝格爾在回憶錄中如是說。

第一條來自歐洲北部的奧克尼群島，準確地說，來自斯卡帕灣。那裡監管著1918年11月移交給協約國的德國戰艦。1919年6月21日11點，還是艦隊指揮官的德國海軍少將路德維希·馮·羅伊特（Ludwig von Reuter）下令艦隊自沉。船員破壞了通海閥和艙壁，把船留在淺水區擱淺，他們則划著救生艇登上臨近的海岸。羅伊特這一挑釁和武斷決定，是他在得知和約的苛刻內容以及簽署日期就要到來后所做出的反應。這樣一來，萬一戰爭再次爆發，英國人就不能使用德國的戰艦。但他真是選了個最糟糕的時機。

一天晚上，她們中名為卡蒂亞的喊道：「已經9點啦。」彷彿接到命令，3個人趕忙起身換衣服。馬琳娜這輩子從未見過如此精美的內衣。無需念什麼咒語，她們隨即成為魅力十足的上流社會女士。「一起去吧，」3人中的娜迪亞說，「我們被邀請去參加一個中國人的晚宴。這會很有意思的。」馬琳娜可沒興趣獨自待在她和3位新朋友合住的簡陋房子里打發漫漫長夜。於是，她也從床上一躍而起開始打扮，但她能穿的只有那身哥薩克制服。

費迪南·福煦沒有出席簽署儀式。他不滿意和約的核心內容。法國沒有讓萊茵河成為自己的東部國界，這對他來說無法原諒。在戰後獲得的無數榮譽，並沒有讓他改變對德國的敵對態度。因此作為抗議，這位領導協約國取得勝利的主角沒有出現，儘管和約並不缺乏針對頭號對手德國的苛刻規定。其中第231條清楚地載明，德意志帝國承擔發動戰爭的全部責任。它還規定阿爾薩斯和洛林歸還法國，西普魯士和波森歸屬波蘭；薩爾蘭及其煤礦開採權交由國際聯盟託管，萊茵蘭由協約國軍隊佔領；德國的軍隊限制在10萬人內；德國要為對手的損失支付賠款，數額待定。

與此同時，他和其他積極人士共同發起一次以「越南愛國者團體」為名義的請願活動。遵照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他們請願列出了八項主張，其中並沒有提到民族「自決」或是獨立，只是要求給予越南人更多的權利：公平的司法制度，出版、教育和集會的自由，並讓越南人能更加民主地參与法國國民議會。政治犯也應該被釋放。本來，所有這些要求對法國這個「人權發源地」來說都是理所當然的。然而自大革命以來，法國人所取得的成就，他們為之自豪和認同的權利主張，並沒有和受它統治的其他民族分享。現在，整個世界受到一次足以令諸多殖民帝國傾覆的巨大動蕩，新的獨立國家誕生，埃及、日本、印度、朝鮮和墨西哥這些彼此相距遙遠的國家陸續爆發騷亂。在這樣的時期，法蘭西殖民帝國也有可能受到衝擊，甚至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和約簽署結束后，路易絲·韋斯坐在空蕩蕩的鏡廳里，看著遺留下來的凌亂椅子，她感到不只在這個世界，還有她自己身上，有些東西已一去不返了。這個充滿希望的春天以如此令人失望的方式畫上了句號，她突然無法想象自己的餘生要坐在那間狹小的編輯室度過。她想要離開巴黎，對於歐洲這塊她已寫過不少相關文章的土地，她要去親眼見識。她想了解世界，為她信奉的和平、也為米蘭曾經信奉的和平做出貢獻。

在婚禮上，艾文·C. 約克發現，自己已成為山中老家某種意義上的大人物。出席婚禮的有上千人，其規模在帕默村可謂前所未有。宴席就設在山腳下，有烤山羊、烤豬肉、烤火雞，還有雞蛋、玉米麵包、果醬和甜點，讓這一地帶的鄉親們吃得直不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