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諾德·勛伯格看到這一告示時非常震驚。他決定立刻離開此地。馬特塞當地寄來一張書面要求，要求他證明自己不是猶太人，這更是讓他堅定了去意。勛伯格想要儘快動身，但他不想引起太多注意。不應讓輿論介入這一事故。作曲家之所以沒有立即走人，是因為他弟媳父親的介入暫時平息了這一風波。看起來，勛伯格似乎可以在這裏住到他原計劃離開的時間。然而，一份維也納的日報隨即就此事發表了文章，文中還說勛伯格很快就要離開。《新自由報》（Die Neue Freie Presse）則站在勛伯格這邊，它問區區一個度假勝地如何能破壞奧地利的法律。接著，右翼媒體也對這一事件大做文章。薩爾茨堡的《民聲》（Volksruf）刊載了一篇題為《馬特塞的猶太殖民》的文章，對此地的猶太遊客毫不掩飾地施以暴力威脅。其他出版刊物紛紛以類似的語調跟進。7月5日，勛伯格收到一張明信片，上面寫的收信人是「著名作曲家A. 勛伯格，目前很不幸待在馬特塞」。

勛伯格又回了信，更尖銳地指責這位藝術家同事：「一個像康定斯基這樣的人如何能……停止與以聖巴托羅繆之夜為目標的世界觀做鬥爭！」康定斯基怎麼敢提出這樣一個最蹩腳的理由，即，他拒絕把勛伯格視作猶太人，只是因為勛伯格是傑出的藝術家。「反猶主義如果不導致暴行，還能通向什麼？要想象這點有這麼難嗎？對您來說，也許剝奪猶太人的權利就足夠了。然而接著愛因斯坦、馬勒、我和許多其他人都會被解僱。」勛伯格不會去魏瑪。戰時和戰後的遭遇讓他重拾信仰，現在卻作為猶太人——一個他早就脫離了的宗教團體的假想成員——被排斥了。

不久，路易絲再度前往布拉格，並從那兒去了布達佩斯。之後她還走訪維也納和布加勒斯特。然而它們給她的印象都是一樣的：在巴黎時，她以為民族覺醒會迎來更美好的未來，現在走近一看，只覺荒唐，有的甚至是悲劇。這些新興國家的誕生過程一點也不光彩，反倒是危機四伏，脆弱無比。路易絲·韋斯的文章在剛停戰時還通篇激|情洋溢，自1919年秋天之後就變得務實，不無苦澀，有時幾乎是憤世嫉俗。

1920年10月17日，絕食66天後，人們告訴特倫斯·麥克史威尼，一位和他同時被捕且共同發動絕食抗爭的人死去了。在愛爾蘭，共和軍和警察之間的暴力衝突越來越多，雙方的死亡人數都在增長。

它猶如一座缺乏真實感的舞台造景，為一出同樣缺乏真實感的戲劇而設，每逢太陽升起便開演。突然之間，一群人把兩位藝術家乘坐的漁船包圍起來。人群中走出兩個穿著全新皮夾克和高筒靴、戴有鎚子與鐮刀標誌軍帽的男人。他們由一個目光兇狠的水兵陪同，後者拿著一把左輪手槍，對準了兩位新來的客人。

與此同時，包豪斯需要格羅皮烏斯全身心的投入。他在魏瑪共和國內四處奔走，為建校籌措款項。然而，這所新成立的工藝美術學校還在創始階段就有嚴重的內部矛盾。包豪斯的教授之一、瑞士畫家約翰·伊頓（Johannes Itten）在身邊聚集起一小群追隨者。伊頓是一位富含魅力的克里斯瑪型領袖，他將瑣羅亞斯德的理念引入藝術創作，要求他的學生過一種嚴格律己的生活，包括多吃大蒜、冥想和優律司美。他們剃光頭髮，穿伊頓所設計的一種長罩袍。憑藉年輕人的支持，伊頓試圖讓其他教授的威望掃地，成為包豪斯的偶像級人物。這引發了衝突，格羅皮烏斯不得不介入：「辛格—阿德勒這一猶太智識圈子太活躍了，遺憾的是連伊頓也牽扯進去。他們想利用他掌握整個包豪斯。於是雅利安人提出抗議，這可以理解。」「雅利安人」對抗「猶太人」——還是在前衛的包豪斯！這一次，格羅皮烏斯成功化解了糾紛。

在位於黑森林的巴特格里斯巴赫小鎮，埃茨貝格爾一家租住在一所天主教療養中心。他們經常從那裡出發，在周邊地區作長途散步。1921年8月26日，康斯坦茨的一位黨內友人卡爾·迪茨（Carl Diez）來訪。他進門時，埃茨貝格爾一家剛剛坐下來吃早餐。明天，這一家子就要離開了，埃茨貝格爾夫人開始打包行李，埃茨貝格爾和迪茨則決定出門散個步，儘管天氣不太好。來到鎮上通往克尼比斯的公路上時，迪茨發現他們身後有兩個衣著講究的年輕人尾隨。這兩人趕上來，也不打招呼，便徑直走到他們前面去了。

然而，這一天永遠不會到來了。1920年8月12日，軍隊出動數百名士兵包圍了科克市政廳，特倫斯·麥克史威尼的辦公室就在裡頭。他試圖從後門逃走，但一出大樓就遭到逮捕，被帶到維多利亞兵營。他身上的私人物品被搜走，據說當地警方在其中發現了一份密碼表，它被看作他進行非法活動的證據。之後沒多久，穆麗爾·麥克史威尼便目睹丈夫被一輛軍用卡車載走，送往軍事法庭接受審判。被釋放的愛爾蘭共和軍戰士告訴穆麗爾，麥克史威尼在被捕后立即發起了絕食，並呼籲獄友一起參与。她很了解自己的丈夫，知道他開始絕食后，不管別人是否響應，他自己會貫徹到底，拒絕任何食物。穆麗爾無法忍受自己看到他憔悴的面孔，卻無能為力。就算她親手給他遞過一塊麵包，他也不會吃的。「從我聽說我的丈夫在絕食的那天起，我就相信他不會活著出來了。」

麥克史威尼將成為新的科克市長。他明白，這會讓自己比以往更加暴露在危險中，他也明白，自己必須參加由愛爾蘭自由戰士所策劃、針對殺害麥柯廷兇手的復讎行動。正如邁克爾·柯林斯後來所強調的，它將是一種「惡性循環，一場死亡賽跑」的開始，因為愛爾蘭自由戰士現在不只是要對抗英國佬，還要與忠於英國的愛爾蘭人作戰。

1920年3月7日，費薩爾一世在大馬士革被擁為敘利亞國王，此前，敘利亞國民大會宣布成立獨立的阿拉伯王國。但一些消息靈通的旁觀者知道，在巴黎的折中方案出台後似乎就要為敘利亞獨立打開的那面希望之窗，此時已經重新關上了。

開張幾個月後，哈里·S. 杜魯門的男裝生意盈利頗為可觀。有人想收購他生意興隆的小店，被他謝絕了。然而，到了1920年1月，戰後短暫繁榮的美國經濟已露出頹勢。現在，派往歐洲戰場的壯勞力大規模迴流卻找不到工作，對戰時生產的需求量也急轉直下，其影響相當顯著。在長達一年半的混亂中，美利堅合眾國承受了猛烈的經濟危機。國民生產總值急遽萎縮。當歐洲各國在高通貨膨脹中掙扎時，美國則苦於貨幣持續升值，物價總水平下降了30%。對杜魯門這樣的零售商來說，這意味著他必須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他的貨物。昔日的戰友依然來他店裡閑聊，但沒有人買得起一件絲質襯衫或一條領帶。縱使他們買了，對杜魯門來說也是賠本。

1922年10月，《雅各的房間》在弗吉尼亞·伍爾夫自己經營的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出版。女作家忐忑不安地期待著第一批讀者反響：「我對《雅各的房間》銷量的預期是多少？我相信我們能賣出500本：然後它會繼續慢慢賣著，到6月時能達到800本。有些地方的讀者會充滿熱情地稱讚它的『美』；而那些想看到人性的則會貶低它……讓人看到我公開受辱，這我無法忍受……但當我說沒什麼能改變我堅持下去的決心或打擊我的興緻時，我是認真的；不管發生什麼事，即使外表遭受打擊，我的內心仍屹立不搖。」她低估了書的銷量，報紙評論卻比她所想的還要一邊倒：批判聲如雨點般落下，儘管文學圈的朋友全是一片好評。先鋒派人士讚揚她憑藉《雅各的房間》取得了突破，她也成了倫敦社交圈的香餑餑。

1922年2月8日，待在巴爾多利的甘地收到讓他身心俱碎的消息。在查理查拉，不合作運動的支持者舉行了一次示威遊行，抗議當局對活動人士的拘捕。大批群眾先是聚集在監獄門口，要求釋放政治犯，然後他們遊行穿過市中心，唱著歌表達對政府的抗議。失去冷靜的地方警察朝人群開槍。但遊行隊伍沒有退縮，他們迎著子彈繼續前進，把人數不多的警察逼回了警察局。這棟建築物隨即被縱火，23名警察葬身火窟。他的不合作策略引起如此災難性的後果，讓甘地非常失望。他再次懷疑印度人民究竟是否足夠成熟，可以運用這一有嚴格限制的反抗形式。對此，甘地絕食6天來懲罰自己。沒過多久，印度國民大會黨便宣布中止不合作運動。殖民當局宣布在查理查拉實行戒嚴，1個月後，甘地以煽動罪被捕，判處6年徒刑。他以和平方式推翻英國殖民統治的夢想，轉眼已不可企及。

迪茨順著公路爬回村子。途中他遇見一個女人，他和她說了剛剛發生的事並向她求助。但她拒絕了：「您怎麼能和埃茨貝格爾單獨散步？」他用盡最後的力氣，總算回到巴特格里斯巴赫。他先去找埃茨貝格爾家的一位朋友，讓後者委婉地通知死者妻子這一壞消息，然後才去醫生那裡接受治療。

在這種形勢下，阿諾德·勛伯格及其親屬自然沒法再在馬特塞這個他曾暫避塵囂的地方待下去了。他們原本計劃在這裏要停留好幾個月，因此有不少行李要收拾。7月14日，勛伯格一家和他的學生去了特勞恩克申。作曲家在那裡一直住到了秋天，努力從被馬特塞驅逐的震撼中恢復。

1922年夏天，喬治·格羅茨陪同丹麥作家馬丁·安德森·尼克索（Martin Andersen Nexø）前往蘇俄。尼克索要寫一本謳歌蘇維埃俄國的書，而以革命精神聞名的格羅茨自然是這本書插畫作者的不二人選。在西方世界和蘇俄最早的針鋒相對中，雙方的藝術領域並沒有置身事外。此前，美國上映了電影《新月》（The New Moon）。它以對俄羅斯的謠言為藍本，講述女大公瑪利亞·包洛夫娜（Maria Pavlovna）的故事。在一片混亂的革命中，瑪利亞為她的自由和成千上萬被註冊為「國家財產」、淪為黨內權貴階層玩物的rｅａｄ.9９cｓw•com俄羅斯婦女而戰。

在聖彼得堡，格羅茨還結識了蘇俄構成主義藝術的重要人物之一，弗拉基米爾·塔特林（Wladimir Tatlin）。塔特林給格羅茨展示他5米高的設計模型——《第三國際紀念塔》。它落成后的高度將與埃菲爾鐵塔相媲美，超過當時全世界最高的紐約伍爾沃斯大樓。而且作為革命的紀念，它還能自我旋轉，表達出變革的活力。唯獨托洛茨基，這位最受人愛戴的革命領袖，沒有為這一紀念塔的設計所折服。觀看模型時，他不僅不為所動，反倒提出叫人難以回答的問題：「為什麼這個東西會轉？它又為何總是在同一位置繞著自己轉圈？」按照托洛茨基的看法，這樣一座建築如何能象徵繼續發展的革命？於是，這一宏偉的設計，連同塔特林對蘇俄藝術的美好願景，都一併消失了。

康定斯基很快回了信，對勛伯格的說法表示「震驚」並試圖安撫他。但這封回信卻證實了勛伯格並沒有錯怪他。因為康定斯基在字裡行間提到了「猶太問題」，並把猶太人稱作被魔鬼「附身的民族」。「這是一種病，它也是可以治愈的。得了這病的人會慢慢露出兩種可怕的特徵：負面（毀滅性的）力量和同樣帶來毀滅性影響的謊言。」關於這方面，康定斯基說，他很願意和勛伯格談談。如果魏瑪有什麼「閑言閑語」傳到他耳中，他應該立刻寫信給他。除此之外，人們對猶太人的普遍看法並不適用於這位非凡的維也納作曲家，他的朋友阿諾德·勛伯格。

埃茨貝格爾的葬禮在他的家鄉比伯拉赫舉行。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紛紛發起活動，數以千計的人表示他們的哀悼，並譴責這一政治恐怖行為。儘管埃茨貝格爾飽受批評，還是有許多人承認，作為一位現實主義者、正直的政治家和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埃茨貝格爾確實努力在國際上為德國爭取利益。不過，比支持者的哀悼更響亮的，是埃茨貝格爾政治對手的叫囂，即使他是遇害身亡，他們也毫不掩飾自己的幸災樂禍。《奧萊茨科報》（Oletzkoer Zeitung）上說：「埃茨貝格爾，這個把凡爾賽的恥辱和約加諸德國的傢伙，受到了他作為賣國賊應有的報應。」

一天晚上，她去拜訪一位叫薇拉·B的女士，她們是在從里加開往莫斯科的火車上認識的。薇拉住在一個簡陋的房間里，有一道帘子從中隔開。帘子後面傳來一個孩子的抽泣聲。「可憐的小東西，」薇拉解釋道，「他不習慣莫斯科的食物。您瞧！」薇拉舉起一瓶尚有餘溫的液體，它聞起來像是白菜。

1923年6月，阮愛國抵達蘇俄。擺脫法國秘密警察的監視可不是件容易事。多虧左翼人士密布全球的網路，他才成功地潛逃出巴黎，搭上火車穿過德國，然後乘船橫渡波羅的海。他給巴黎的同志和朋友留了告別信，信中清楚表示他不打算再回來了。對一位朋友的孩子，他的「侄女」和「侄子」，他的心肝寶貝，他寫道：「你們會很久都見不到阮叔叔，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爬上我的膝蓋和背上，要過好久好久，我才會再次見到我的愛麗絲和我的保羅。等我們再聚時，我大概老了，而你們已經和你們的父母一般高了……等你們長大了，你們會像你們的父母，像阮叔叔和其他叔叔那樣，為你們的國家奮鬥。」

兩位幹部盤問漁夫一番后便離去了，留下水兵看守這兩個可疑的外國人。他們的入境許可被幹部拿走，只得等著，在「俄羅斯，人們辦什麼事總得等上很長一段時間」。過了很久才來了一個女翻譯，但讓他們失望的是，她說審核可能會持續好幾天。不過事實上，沒過幾小時就有人帶來消息，說當地蘇維埃組織要接見他們。

安娜·介朗讓虞美人花的宣傳獲得世界範圍內的成功：1921年，她派出法國婦女前往倫敦參加一次虞美人花的銷售活動。她還說服了英國皇家退伍軍人協會（The Royal British Legion）的主席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請他向英國人大力宣揚虞美人花。最後，通過派遣代表，她還成功在英聯邦地區——主要是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發起捐款活動。很快，至少在自1921年起每年11月舉行的國殤紀念日上，絕大多數的英語國家都統一使用虞美人花作為紀念象徵。莫伊娜·邁克爾實現了她1918年11月的理念，國殤虞美人花取得了屬於它的勝利。

1923年4月，阿諾德·勛伯格收到瓦西里·康定斯基的邀請，讓他申請魏瑪音樂學院即將空出的校長一職。但勛伯格已聽說——大概是從阿爾瑪·馬勒和他的學生厄爾溫·拉茨那裡——在那所實驗學校里存在著反猶情緒，甚至連康定斯基本人也表現出對猶太人的蔑視。自馬特塞事件以來，勛伯格從未把這段反猶主義的經歷付諸文字，現在他一股腦發泄出來了。1923年4月20日，他給康定斯基寫信說：「去年我被迫學到的，現在我終於明白並再也忘不了。那就是，我不是德國人，不是歐洲人，也許連人都算不上（歐洲人對他們種族裡最差的人都比對我好），那我是什麼？我是猶太人……我聽說，連像康定斯基這樣的人，對猶太人的舉止也只看壞的一面，他們所有的缺點都是所謂的猶太劣根性。於是我放棄了理解的希望，這曾是我的一個夢想。我們是兩種不同的人。絕對的！」

1920年10月11日，經過雙方律師數月以來的談判，多年來形同陌路的瓦爾特·格羅皮烏斯和阿爾瑪·馬勒終於正式辦了離婚。為了讓法庭有清楚的判決依據、儘快走完程序，他們捏造了一起和現實生活恰好相反的婚外情事件。一名特意雇來的私人偵探作證說，他當場逮到瓦爾特·格羅皮烏斯和情人在開房。法庭信以為真，結束了兩人這段締結于戰時、大多數時候形同空文的婚約。

1920年3月12日，埃茨貝格爾訴赫爾弗里奇的案子宣判結果。赫爾弗里奇因惡意誹謗被判罰300金馬克。但真正的敗訴者是埃茨貝格爾，因為法院認定，赫爾弗里奇對財政部長的攻擊絕大部分都屬實。於是在別人眼裡，現在埃茨貝格爾真成了一個利用職務之便、為自己及身邊人謀取好處的卑鄙政客。埃茨貝格爾決定暫時離開崗位一段時間，直到新的審判程序啟動，重新審核赫爾弗里奇對他的非議。右翼媒體為此大肆慶祝。即便連凱綏·珂勒惠支都相信了，「埃茨貝格爾看來原形畢露了，他就是一個投機倒把的傢伙。」

1920年12月初，索格門·特赫里瑞安在巴黎生活了一段時間后，經日內瓦來到柏林。正如日後他在法庭上所說，當時他寄宿於一個住在奧古斯堡大街51號的同鄉那裡，且有向當地警察局報備，說自己準備在柏林學習力學。

顯然，這一時期的人們不只是在大街上表達他們的想法。在包豪斯任教的俄羅斯藝術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對阿爾瑪·馬勒口出穢言，只因她愛上了猶太人弗蘭茨·韋爾弗。康定斯基和他的妻子「用『猶太人的奴僕』和其他類似的詞語稱呼我」。如此矛盾的事，偏偏就發生在她身上：一方面，阿爾瑪和瓦爾特·格羅皮烏斯一樣，從未掩飾自己對猶太人的厭惡，但另一方面，她不只與許多猶太人交好，還先後嫁給了兩個猶太人——古斯塔夫·馬勒和弗蘭茨·韋爾弗。

從大象旅館的窗戶里，阿爾瑪·馬勒還看到一位政府代表試圖在右翼的卡普黨人和左翼的反對示威者之間居中斡旋，但沒能成功。夜色瞬間籠罩城市，「一點光亮也沒有。黑暗中的群眾比白天時更叫人害怕。不時有人擦亮火柴點煙。害怕被搶劫的恐懼堵在我們的喉嚨里。我們幾乎不敢大聲說話。」

對前皇儲來說，卡普政變摧毀了他很快就能回國的希望。1920年初，德國的政治局勢似乎已有所緩和，本來可以容納他成為這個國家裡的一個普通公民。但政變讓這一夢想落了空。威廉非常失望，儘管他可以從更好的角度來理解這件事：對德國的右翼人士來說，他仍然是一個有其象徵意義的人物。否則如何解釋卡普政變背後的主事人在政變爆發前便聯繫了他？他們想看看他是否有意在政變成功后，作為復辟的君主登基。威廉曾經和這些意圖發動政變的人一樣，相信共和體制並不適合德國。他曾認為必須要有一個凌駕政黨紛爭、作為穩定性代表的中心人物，比如國王或者皇帝。他也曾認為，若要賦予君主制國家全新的政治面貌和合法性，他比他的父親更合適。然而，戰爭和革命的經歷也讓他認識到，一種新的君主制不能在違背人民意願的情況下強行成立。因此他給對方做出清楚的答覆，他或許私下裡還認為，他們謀划的事不會真的發生。

格羅茨在聖彼得堡受到較為熱情的接待。他準備加入一支由各國藝術家組成的團隊，這些人正打算創辦一份雜誌，向整個歐洲宣揚蘇俄藝術的優越性。在一次宴會上，格羅茨看到政府官員過著相當奢侈的生活，和他一路以來碰到的普通俄羅斯百姓有著根本的區別。

特倫斯·麥克史威尼頻繁出現譫妄癥狀，獄醫便趁他不省人事時給他餵食肉湯。1920年10月24日，絕食抗議第73天，當晚麥克史威尼的哥哥肖恩和神父被允許留在獄中過夜。隔天一早，他們來到麥克史威尼床前，發現他睜著眼睛，卻動也不動，毫無意識。神父在他耳邊輕聲祈禱，而醫生們試圖用一劑士的寧注射來挽回這個垂死之人。但他虛弱的身體毫無反應，幾分鐘后，微弱的呼吸便永遠停息了。根據記錄，麥克史威尼最後說的一句話是：「你們必須作證，我是作為愛爾蘭共和國的戰士死去的。上帝保佑愛爾蘭！」

從1919年夏天到1920年年初，我們離開了特勒爾奇所說的「停戰後的夢鄉」，離開了熾熱的彗核，那裡的高溫促生了種種不切實際的幻想，隨即便燃燒殆盡。在許多日記、信件和回憶錄里，人們的情緒在凡爾賽和約簽訂后發生了變化。生活逐漸恢復秩序。但在有些國家，戰爭的結束帶來天翻地覆的變動，人們的生活陷入了混亂，甚至是危險的境地。苦日子看來永無盡頭。

凱綏·珂勒惠支在柏林見證了卡普政變：「反革命現在開始行動了。今天早read.99csw.com上舉著黑白旗幟的保皇黨軍隊從德貝里茨開來。政府出逃，公共建築被佔領，《前進報》和《自由報》被封禁。街上人們一群一群地聚集著，每個人都像被罰站似的。現在接下來會怎樣？又是3月，這個令人不安的月份！」女藝術家生活在對新的「兄弟鬩牆」的恐懼中。「當我聽說這次事變時，我的胸中就像灌了鉛似的，異常沉重。」

於是路易絲·韋斯又搬回她飾有藍色牆紙的辦公室，她決定再也不讓任何人凌駕於她。她給編輯部來了場大整頓，把鋪天蓋地的零散文件歸類，她努力弄清楚《新歐洲》糟糕的財務情況，並規範財務人員，讓那些習慣懶散、不好好坐班的編輯守紀律。不久后她便發現，編輯部的資金去向不明。費洛茲在背後仍然試圖操縱一切。但這一次，路易絲·韋斯下定決心，絕不讓自己被他的小把戲扳倒。當兩人之間的摩擦再次升級，她失去了耐心。她完全明白，《新歐洲》的未來取決於它的投資人，這主要是她父親，費洛茲過去作為創始人一直壓制著她，可現在她是有辦法對付他的。這一次，她佔了上風，便戲劇化地把費洛茲掃地出門。

1921年5月31日那天晚上，魯道夫·赫斯正與同伴前往德國北部梅克倫堡的帕爾希姆。這些「羅斯巴赫小組」的人喝得醉醺醺的，滿懷怒氣。幾天前，他們的一個同伴，阿爾伯特·里奧·施拉格特，被萊茵蘭的法國佔領軍處死了，此人被控對佔領軍進行破壞活動，尤其是爆炸襲擊。而自由軍團的人相信，他們找到了那個把施拉格特出賣給法國人的傢伙：「小組」成員瓦爾特·卡多。他為人不受歡迎，才被認為是姦細。這些老戰士鄙視魏瑪共和國和它的軍隊，他們相信對法國人亦步亦趨的新政府不會對施拉格特事件的內幕感興趣。因此，他們將「按照德國慣例，動用私刑」。

她從布拉格發回的文章在巴黎成為熱門話題。費洛茲希望她無論如何都要回到《新歐洲》，他準備把過去的矛盾衝突都拋諸腦後。路易絲·韋斯也做出讓步，但是要有條件：費洛茲要把當初許諾她的薪資付清，在理事會裡她要擁有一票，她要使用「主編」的頭銜，並掌握《新歐洲》的訂閱和財務情況。此外，必須讓她的父親出任雜誌社的總顧問。費洛茲一開始臉色變得慘白，聽到最後一個條件后又振奮起來。她的父親保羅·路易斯·韋斯（Paul Louis Weiss）很富有，他的資金能夠幫助這本銷售疲軟的周刊擺脫困境。自從凡爾賽和談結束以來，《新歐洲》的讀者數量就明顯下降。

她們在茶壺旁坐下，薇拉說她在等朋友。已經很晚了，但薇拉確定他們會來；因為他們知道薇拉從拉脫維亞帶來了食物。很快，房間擠滿了人。「他們都是同志，」薇拉解釋道，他們都是好共產黨員，其中有一位女士是路易絲在巴黎就認識的朋友。

對布拉格和布達佩斯的造訪，讓路易絲·韋斯從一廂情願中清醒過來。她曾經如此堅信民族革命的未來，支持昔日哈布斯堡王朝領地上的民族解放和民族自決，現在，她不得不認清舉步維艱的現實。而在她1921年所走訪的地方里，莫斯科尤其使她幻滅。在這座人與人之間毫無信任感可言的「苦難城市」，她最終拋棄了她對革命曾有的堅定信念。從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使館那裡，這位來自巴黎的女記者試圖弄清楚這座城市的現況。儘管人們警告她，但她仍然相信那些秘密警察——也就是契卡（Tscheka）——不會對她感興趣。

1921年6月，阿諾德·勛伯格前往奧地利薩爾茨堡附近的馬特塞消夏。雖說作曲家偶爾會出門散步，在附近轉轉，但他主要還是想在此不受干擾地工作，畢竟這在維也納是不可能做到的。就像他的客人所說的，勛伯格非常享受他的避暑時光。

托馬斯·E. 勞倫斯給英國首相寄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但隨後他便逐漸認識到，自己的期待不過是種錯覺。離開巴黎后，他大部分時間待在牛津。同住的母親很擔心他。經歷了艱辛的戰爭和曲折的和平，勞倫斯的情緒越來越低落。他吃完早餐總是在同一個地方坐著，動也不動，神色木然。在萬靈學院，他反覆閱讀著查爾斯·蒙塔古·道蒂（Charles Montagu Doughty）的長詩《被逐出的亞當》（Adam Cast Forth）。這首詩的主題是亞當和夏娃被驅逐出伊甸園。

埃茨貝格爾和迪茨準備回去，正掉頭往回走時，那兩個年輕人又跟了上來，並再次經過他們身邊。接著，兩人猛地轉過身來，與兩位政治家面對面。其中一人從口袋裡掏出一把左輪手槍，照著埃茨貝格爾的額頭就是一槍。第二發子彈則打進他的前胸。身材高大的埃茨貝格爾縮成一團，倒在地上。迪茨用他的雨傘攻擊刺客，好讓他們手中的槍無法瞄準。但很快他也中槍倒地。躺在地上的迪茨聽見槍手繼續開槍，槍聲微弱，就像是槍口抵著衣服射擊。之後，周圍安靜下來了。迪茨上臂受傷，折斷了一根骨頭，還有一顆子彈卡在他脊椎附近的肺里。他好不容易抬起頭，卻看不見埃茨貝格爾。他使勁撐起身子，這才看到一道長長的血跡，約有30米，沿著公路側面向下直到一棵松樹前。埃茨貝格爾滿臉是血地躺在那裡。他已經永遠停止了呼吸。

「同志！」那位她在巴黎就認識的女人喊她。「我可不是您的同志，女士！」路易絲·韋斯尖刻地回答道，「請您像在巴黎那樣和我說話吧。」然後，路易絲轉向一位叫莫吉勒維斯基的先生，她在里加的俄羅斯領事館就認識他了：「請您告訴他們吧。您在里加看過我的護照。我們還爭論過我的工作。您知道我是誰。」莫吉勒維斯基先生請她自己作自我介紹。「既然您這麼說，好吧。女士們，先生們，站在你們面前的是一位資產階級人士，她還是一份著名資產階級報紙《小巴黎人報》的代表。你們既然都懂法語，肯定都聽說過這份報紙。」「那麼你就是我們的敵人！」一個女人嚴厲地說。「不管怎麼說，我對你們的意識形態和俄羅斯的苦難充滿敬意，所以才說謊。」路易絲·韋斯站起身來，像是示威似的，從她手提包里拿出一支鮮紅的口紅，往嘴唇上搽了起來。「說謊，女士，」路易絲再次轉向她認得的那位女士，「就像您一樣。」她說，這位女士剛剛才從巴黎回來，就在莫斯科這裏製造一種假象，彷彿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就要發生革命。為何她不提事實上資產階級在法國贏得了世界大戰，而且沒有任何徵兆表明，他們會拱手讓出這一勝利？在莫斯科做扭曲的宣傳，給人一種半個世界很快就要追隨俄羅斯的希望，這是危險的。

1922年5月1日，瓦爾特·格羅皮烏斯為卡普政變犧牲者所設計的「三月死難者紀念碑」（Denkmal für die »Märzgefallenen«）在魏瑪歷史公墓落成。它是為了紀念在魏瑪對抗自由軍團的戰鬥中死去的10位工人。「三月死難者」的概念讓人想起1848年革命，當時的3月起義者遭到國王軍隊的射殺。鋸齒狀的紀念碑讓不少觀眾聯想到閃電。但格羅皮烏斯解釋說，這一雄偉雕塑所指引的方向並非從上至下，而是由地面至天空。它是人類力爭向上的象徵。左翼人士想把它解讀為社會主義力量的代表，均被格羅皮烏斯否定。他希望它是作為人的紀念，而非意識形態的紀念。在1918年冬天時，格羅皮烏斯還曾為政治、社會、建築和藝術各領域的革命而熱血沸騰，但在個人感情、事業和政治方面均遭遇挫折后，他還留有希望的，僅在於人類對美好事物的渴望，以及為新社會尋求新的表達形式。

當法庭判他最少2年徒刑時，麥克史威尼再度提高了聲音：「不管你們的政府如何判決，我都會在1個月內獲得自由。」他說，通過5天前開始的絕食，他把囹圄里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同樣，他也會用這一手段自己爭取獲釋。

1920年3月20日，特倫斯·麥克史威尼聽說他最親密的夥伴之一、相交多年的老友托馬斯·麥柯廷（Tomás MacCurtain），被愛爾蘭保安隊的人殺害了。那天——當天還是麥柯廷36歲生日——清晨，一群塗黑了臉的男人闖進麥柯廷家。他們抓住麥柯廷夫人，同時朝他們的目標對象開火。身為科克市長的麥柯廷身中數槍，從樓梯上滾了下來，隨即死去。

現在，前景愈發黑暗——一個毀滅一切、充滿仇恨的世界，正通過不斷湧現的暴力成為現實。兩種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各據一端，以對方的滅絕互相要挾。接下來要到來的，是極端的年代。

1921年2月，特赫里瑞安剛從柏林動物園那邊過來，突然聽到身後有人在用土耳其語交談。「帕夏」這個詞傳入他的耳朵。特赫里瑞安轉過身，認出其中一人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前內政部長塔拉特·帕夏（Talât Pascha），他便是那個要為亞美尼亞大屠殺負責的傢伙。特赫里瑞安跟蹤這夥人到了一家電影院。當他走進電影院時，身體突然不太對勁，腦海中又浮現大屠殺的景象。他不得不離開。幸好這一次沒有像以前那樣全身痙攣不已，他還站得住。幾星期前他曾在大街上暈倒，之後他在卡西爾教授那裡接受治療。

途經威爾士和倫敦，特倫斯·麥克史威尼被押送到布里克斯頓監獄，作為編號6794號囚犯安置在醫院。對絕食整整一周、只喝了點水的他來說，這趟旅程可謂十分難熬。他剛抵達布里克斯頓，一份報紙就評論說，不確定麥克史威尼是否能活到隔天晚上。獄方工作人員不斷送些可口的食物到他床邊，但麥克史威尼碰也沒碰一下。為了節省體力，他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床上。他想儘可能久地堅持下去。一來英國政府可能為此讓步，另一方面，他希望這能讓媒體和公眾持續關注他的案子。

恰恰就在她被懷疑是間諜的時候，路易絲·韋斯戳中了這些共產主義者的要害。在場人士躁動起來，互相交換意味深長的眼神，然後便展開了爭論：俄羅斯能否推動一場世界革命？如果能，那又以何種方式推動革命？因為按照列寧的理論，只有無產階級在世界各地成功奪權，俄羅斯革命才能成功。路易絲·韋斯的先發制人雖說顯得無禮，但非常管用。她從被質問者變成了提問者，成功轉移了人們對她的注意力。最後，一位「同志」提出載她回家。回去路上，又發生一件讓她膽戰心驚的事：司機在一棟建築物前停下，對它，路易絲·韋斯可是熟得不能再熟了，那是契卡的總部。「我們的目的地到了。」司機冷笑著說，在充分享受嚇唬她的樂趣后，他才再次踩下油門離開。

1920年8月18日，莫伊娜·邁克爾看到《亞特蘭大憲政報》（The Atlanta Constitution）上的一條簡訊，它將改變她的人生。自她離開紐約和開始推廣虞美人花，已經18個月過去了。只是，雖然她不眠不休地努力，設計師李·基迪克也花了不少錢在全美做宣傳，虞美人花卻九_九_藏_書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莫伊娜·邁克爾快支持不住了，她眼看就要放棄對複員軍人的關注，退回到自己的教書事業中去。

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下，勞倫斯接到中東地區傳來的震驚消息。1920年4月舉行的聖雷莫會議確立了地中海以東地區未來的統治秩序，而敘利亞王國的命運也就此註定。它給出的解決方法是所謂的「委任統治」，由剛剛成立的國際聯盟賦予其合法性。最終，在威爾遜所提出（並引起世界許多民族共鳴）的民族自決主張和殖民強權的勢力擴張之間，與會者們達成了一種妥協：一方面，戰敗國的殖民地得以避免被勝利者用簡單殘暴的方式瓜分；另一方面，殖民地也沒有獲得獨立。更確切地說，它們將在國際聯盟的保護下，慢慢發展為一個「成熟」的獨立體。國際聯盟將其交由個別國家進行「託管」：敘利亞和黎巴嫩劃歸法國，巴勒斯坦和美索不達米亞（即後來的伊拉克）則交給大不列顛帝國接管。法國毫不掩飾地力圖擴大它在被委任地的統治權力。聖雷莫會議做出決定后沒多久，法國便干涉敘利亞內政，並出兵攻打這個新生的阿拉伯國家，其政權在國際社會看來是不合法的。法軍在麥塞隆一役取得決定性勝利。因此，加冕沒多久的費薩爾一世被罷免，流亡英國。對中東地區來說，這是一次關鍵性的轉折，它奠定了那裡一直持續到今天的衝突局勢。即使勞倫斯對實現阿拉伯獨立本來還存有些許幻想，這時它們也都灰飛煙滅。

作為此前捷克臨時政府支持者兼米蘭·什特凡尼克——他死後再也不礙著誰——的愛人，這位從巴黎來的通訊記者毫不費力地就敲開了新政府的大門。總統馬薩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在他的官邸、曾經的科洛傑耶宮接待她，官邸的牆是新粉刷的，除去了原有的哈布斯堡王朝裝飾。在路易絲·韋斯眼裡，這座昔日的宮殿現在就像一座「民主修道院」。而坐鎮其中、儼然成為捷克斯洛伐克崛起之化身的馬薩里克，看上去依然還是1916年那位在巴黎出沒的流亡教授。不過，治理一個新生國家完全不同於學術研究，馬薩里克以前從來沒想過那會是怎樣的規模。「他對他的捷克斯洛伐克只有理論上的認識。」因此，現在是儘快從數據和事實上整體把握這個國家的時候了。要設立新的公務員隊伍，要編製國家預算，要知道，整個捷克斯洛伐克是由不同的部分所組成，包括受德國影響很深的波西米亞、摩拉維亞、斯拉夫人的斯洛伐克，還有以前屬於匈牙利的羅塞尼亞。特別是在羅塞尼亞地區，那裡住著貧農、猶太人和「吉卜賽人」，他們要融入這個新生的共和國尤其不易。馬薩里克告訴路易絲·韋斯，停戰時期羅塞尼亞爆發了飢荒。他曾調撥火車載著補給前往救濟，裡頭有來自美國的可可粉。那裡的農民不知道可可粉是什麼，把這些棕色粉末拿去粉刷他們的木屋。此外，他處處都遭到那些舊官僚的掣肘，他們簡直就像是來自中世紀。這和路易絲·韋斯所設想的民族覺醒完全不同。

然而，這名愛爾蘭漢子比醫生認為的還要堅強。他在被捕的4周后仍然活著，每天都成為愛爾蘭、英國和北美報紙的頭條新聞。邁克爾·柯林斯已帶著愛爾蘭共和軍戰士從都柏林出發，渡過愛爾蘭海，準備進行一場解救行動。這時，目擊者帶來消息，說特倫斯·麥克史威尼的身體已經完全動不了了。他為了省力，只在最必要時才說話，每一天都是垂死掙扎。一份請願書送到了國王喬治五世手裡，它的起草人請求國王行使他的特赦權力。然而英國政府對此充耳不聞。這不是愛爾蘭解放人士的第一次絕食抗爭，如果做出讓步，那大不列顛就是在告訴世人誰都可以勒索它。因為麥克史威尼已經清楚地表示，他絕食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立刻將他從監獄釋放。不過，與其說英國政府擔心這個男人的健康，怕他在和帝國的鬥爭中死去，還不如說它更擔心愛爾蘭的局勢。麥克史威尼的死會導致愛爾蘭南部的公開叛亂，也會讓這位科克市長成為烈士。9月初，已經有4000名都柏林工人組織起來，準備參加為科克市長舉行的祈福彌撒。反過來說，如果放了麥克史威尼，那些親英的愛爾蘭統治階層恐怕會失去為陛下和帝國效勞的信心，甚至引發他們的強烈抗議。到了9月中旬，特倫斯·麥克史威尼的身體狀況如此糟糕，終於再也撐不下去了。為了保住他的性命，他被強行灌食，就像之前人們對其他絕食抗議者所做的那樣。

現在，拿這個渾身是血、半死不活的傢伙怎麼辦？要把他弄醒、送他去醫院嗎？赫斯另有主意，他指示大家把卡多埋在森林里。卡多被裝在後車廂上，罩著他的披風，車子往林中深處開去。到了合適的地方，他的身體被放到地上，幾個人拿刀割斷了他的頸動脈。卡多仍在掙扎時，魯道夫·赫斯往他頭上開了一槍。他們胡亂蓋住屍體，清理車子。隔天早上他們返回作案地點，把屍體埋到森林底下，把晚上的作案痕迹抹去。在1945年後于拘押期間所寫的回憶錄中，赫斯仍覺得自己的做法是對的，他解釋他的理由：「那時我——直到今天也還是——確信，這個叛徒死有應得。既然德國法庭不可能審判他，我們就按照一種由我們這些生於患難年代的人自我賦予的未成文法律來審判他。」

對瓦爾特·格羅皮烏斯來說，離婚除了意味著他從此失去對女兒曼農的撫養權，還在他心裏留下了烙印。儘管後來他與一位已婚的年輕女藝術家開始了異地戀，但格羅皮烏斯仍感到孤獨，併為自己劇烈的情緒波動所苦。在信里，他反覆把自己比作「流星」：「我又繞了宇宙一大圈，好幾億萬年過去了。我拿我的生命做賭注，它總是孤注一擲，熬過了這次爆炸就繼續。我已經爆炸過10次了，但靈魂的碎片還活著，是的，它們的力量實際還在增長。這期間我和我深愛的妻子離了婚……現在的我，更加是宇宙中的流浪之星，沒有異性的港灣讓我停靠。」

之後幾天，莫伊娜·邁克爾可說是坐立難安，度日如年。終於，從奧古斯塔傳來令人振奮的消息：喬治亞分部採納虞美人花作為它們紀念一戰犧牲士兵的象徵，並且還決定，要在接下來退伍軍人協會的年會上提議，讓虞美人花成為全國所有分部紀念活動的代表。與此同時，虞美人花還走向了世界。因為法國人安娜·介朗（Anna Guérin）也參与了會議，她是美法兒童協會的創始人。自戰爭結束以來，她便在美國各地為受到戰火波及的法國兒童募款。安娜·介朗看出虞美人花的潛力。她安排法國的戰爭遺孤製作紅色的虞美人花別針，然後銷售到美國，所得收入用來救濟法國的戰爭災民。

入境時的情況卻和這位自由鬥士想象的不一樣。布爾什維克逮捕了他，花了好幾個星期核實他的身份。直到獲得信任后，他才得以前往莫斯科。他以為自己只會在革命之都待短短几個月，然而實際上超過了一年。這一年多的日子里，他學會了在共產黨經常有致命威脅的冷酷鬥爭中生存，並鞏固了他的意識形態立場。他逐漸打入核心圈，對列寧有了更多的認識。阮愛國不厭其煩地提醒他的黨內同志，越南人民遭受著雙重壓迫：首先，作為勞動者，它就像世界其他勞動者那樣受苦；其次，他們還是白人眼裡的低等民族。對他來說，越南人民以及其他殖民地人民的獨立鬥爭，是國際共產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後者必然導致諸民族的革命。1924年，阮愛國終於成功說服黨將他派往中國執行任務。帶著西伯利亞大鐵路的車票和一些錢，他出發前往廣東。

然而，飢餓開始讓他付出代價。麥克史威尼皮膚過敏，並且好幾處開了口子。他腫脹的關節疼痛不堪，而他的身體為了獲取營養，分解了肌肉。一名神父被招來，準備進行臨終祈禱，為他虛弱不堪的身體塗油。

聽聞卡普政變的消息后，前皇儲看待流放寓所門口小花園的眼光也不同了。到目前為止，他從來沒關心過這一隅之地，任其生長。因此，早春的第一道陽光所到之處，是雜亂的灌木叢和未經修整的花圃。現在，既然知道自己可能還得在這裏捱上幾年的時間，威廉覺得有必要好好打理一下了。他抓起一把十字鋤，用力插|進地里，「直到把我的手弄痛」。

導致勞倫斯情緒不穩定的，還包括母親在父親去世後向他透露了家裡至今嚴守的秘密。他這才知道這個自己早就有所察覺的事實：父親使用了假名，而他自己的真名是托馬斯·羅伯特·泰伊·查普曼（Thomas Robert Tighe Chapman）。查普曼家族是英裔愛爾蘭貴族，在都柏林附近擁有大片土地。作為家族繼承人，父親年輕的時候便擁有無限美好的前途。他娶了同樣來自富裕家庭的伊迪絲·薩拉·漢密爾頓，和她生了4個女兒。然而他們的婚姻並不幸福。當妻子對宗教的熱情控制了這個家，查普曼開始酗酒。這位一家之主越來越悶悶不樂，只有踏進蘇格蘭保姆薩拉·勞倫斯的房間時，他臉上才會露出笑容。兩個人就這樣有了私情。1885年，薩拉懷孕了。查普曼竭力隱瞞，試圖在都柏林給薩拉母子租一個房間，這樣他可以經常去看望。但妻子發現了這段婚外戀和私生子的事，逼他做出選擇。這對查普曼來說不是件容易事。權衡再三，最後，他拋棄了顯貴的身家，和出身底層的薩拉過起了簡樸的生活。兩人從未結婚，隱姓埋名地輾轉于不同的地方安家。他們共生了9個孩子，其中6個長大成人。勞倫斯直到1919年才明白，為何父親很少工作，喜歡打獵，還能說一口流利的法語，各方面都受過良好的教育。現在勞倫斯看到自己性情多變的源頭：原來他既是貴族的後裔，也是為人所不齒的私生子。

1920年8月16日，對特倫斯·麥克史威尼的審判開庭，愛爾蘭和英國的媒體都對這位此時變得家喻戶曉的人物非常關注。庭審間隙，穆麗爾得以和丈夫用愛爾蘭語進行短暫交談。儘管5天來的絕食讓他的臉明顯消瘦，但他的意志仍顯得堅強無比。為了回應庭上對他的指控，麥克史威尼站起身來，面無懼色地走向他的審判者。他明確指出，這一切針對他的審判都是非法的。「愛爾蘭共和國已經誕生了」，他如此宣佈道，因此英國對愛爾蘭的統治已是過去式，它不應該妄自代表共和國對他進行審判。

兩位政治家沒有料到，這對分別叫做海因里希·蒂勒森和海因里希·舒爾茨的年輕人是右翼地下組織「政務官團」（Organisation Consul）的成員，他們立志於「打倒一切反民族主義和泛民族主義，打倒猶太人、社會民族黨和左翼激進黨派」，以及「打倒反民族的魏瑪憲法」。卡普政變后，他倆所屬的自由軍團解散了。像許多老兵一樣，兩人轉入右翼地下組織。此後，他們成為慕尼黑一家子虛烏有的「木材回收公司」的僱員。他們相信埃茨貝格爾不僅是「令人作嘔的叛國者」和「履行政治家」的代表，而且還為「猶太人所領導的共濟會」和「猶太金主」服務。一天，他們的長官、一位退伍的上尉交給他們一封信。據蒂勒森後來的回憶，信中原文是：「根據上級抽籤結果，你們……被指定去除掉前財政部長埃茨貝格爾。處決的方式由你們選擇。無需彙報任務執行結果……兄弟們，萬一事情敗露，組織自然會支援你們。」九-九-藏-書

這次德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工，在第二天就展現了它的影響。對此，阿爾瑪回憶道：「下水道沒人清理，大街上瀰漫著可怕的味道。人們必須去遠處打水。但最可怕的，是工人們不讓掩埋死人。屍體被隨便扔在墳地上，大學生夜裡偷偷摸去，卻被在那裡看守、人數上佔優勢的工人趕走。屍體就這麼暴露在空氣里好幾天。今天，是戰鬥中所犧牲的工人的葬禮。送殯隊伍從我窗前經過，他們舉著一眼望不到頭的標語：羅莎·盧森堡萬歲！李卜克內西萬歲！包豪斯學校的人都來了，瓦爾特·格羅皮烏斯還看見好幾位政府部長也在隊伍中，他為他之前讓我不要參加感到抱歉。我倒只希望他自己不要過多捲入政治。被打死的軍官被胡亂掩埋，如同得了疥癬的癩皮狗。他們不過是有薪酬的奴隸罷了。是的，世界充滿『正義』。」5天後，沃爾夫岡·卡普就逃到瑞典去了，政變以失敗告終。它不僅沒有民意基礎，更重要的是，它沒有得到國家機器的支持。不過，德國的這個3月表明，對革命抱有幻想的不只是左翼。革命所擁有的能量，它振奮人心的影響，精心組織運動所展現的威力，以及它對群眾的動員和顛覆一切的意願——所有這些因素都存在於政治光譜的兩端，一如雙方都相信，為了消滅對手可以使用無情的暴力。至少，魏瑪共和國又挺過了一次嚴峻的考驗，但這不是它的最後一次。

1921年的這個夏天，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也帶著妻子和女兒嘉貝莉出遊。在重返政壇之前，他想再好好放鬆一下。自他與赫爾弗里奇打了官司、不得不暫時辭去財政部長一職以來，他竭盡全力恢復自己的名譽。之後法院一系列的判決澄清了不少針對他的指控。現在，他相信自己有能力重新為德國政治事務擔負起重任。不過在此之前，他還想和家人過上幾周清凈的日子。

然而這時候，勛伯格似乎還不知道，馬特塞是奧地利那些大肆宣傳不歡迎猶太人的度假勝地之一。在1920年的旅遊旺季，它首次發布了招待限令，聲明當地今後只接待「德國雅利安」遊客。1921年7月的《薩爾茲堡編年報》（Die Salzburger Chronik）指出，這一規定讓馬特塞能夠保持「無猶」（judenrein），「儘管由於猶太人出了名的難纏，讓他們滾遠點得花不少工夫」。或許勛伯格也聽說了這一限令，但相信它不會牽扯到自己身上，因為他很早之前就改宗基督教了。再說，幫他租住處的是他弟媳，她父親曾短暫擔任過薩爾茨堡的市長。

對一些馬特塞當地的紳士名流來說，勛伯格的避暑小屋和裡頭的客人是對他們的一種侮辱。自然，他們缺乏合法的手段把這些來自維也納的不速之客趕走。因此他們便訴諸輿論壓力，張貼了一張告示，提及當地召開了一次以猶太遊客為主題的會議：「因此，已結束的地方代表會議向馬特塞全體居民提出這一迫切的請求和決定……（請各位）自願遵守，好讓我們美麗的馬特塞避免可能發生的猶太化，避免給德國雅利安房東或租客帶來種種不便。」

幾天後，她和一位年輕的朋友海倫娜聊天。珂勒惠支很少能如此透徹、如此坦誠地與比她年輕的人談起他們共同生活里的種種斷裂。海倫娜不是那種在德國爆發戰爭和革命時會滿腔熱血的年輕人。她為自己在亂世沒有丈夫和孩子感到遺憾，並以一種宿命論的態度看待這個世界，只想隨波逐流，也許去旅行，最終成為時代的附庸。「這一代的女孩很少像她那樣令我感到觸動。」珂勒惠支在日記里寫道。「每個人都要找到自己的路，穿過眼前這個複雜變形的世界。」作為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她的生活和別人沒什麼不同，但至少，她在心裏想，她擁有對一個更好生活的回憶。戰爭讓凱綏變成一位和平主義者，革命的爆發讓她燃起了對一個實行共和體制、更人道、更公平的社會主義德國的希望。然而現在這些都破滅了，留下的只有對過去的無限追思。

回到巴黎后，路易絲·韋斯和一位同事約在了拉丁維萊，那是聖奧古斯丁教堂附近一家非常有名的甜品店。她坐在她的熱巧克力前，回憶這一趟漫長的東歐之旅。它似乎是太沉重了，讓路易絲·韋斯哭了起來。其他客人以為有人傷了她的心，這其實也沒有錯：「我看到那些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人與巨大的困境做鬥爭，這個令人讚歎的民族，我愛它的勇氣和它的偉大，這一主義的理想引出了人類永遠無法治愈的懷古愁緒……」路易絲·韋斯為之流淚的，是她對革命的夢想，是她憧憬的新歐洲以及一個全新的世界——這個新世界擁有現實中已所剩無幾已的和平與自由。埃利·約瑟夫·博伊斯每天都把她寄來的文章放在《小巴黎人報》的頭版上，對她來說，這或許勉強算是個安慰吧。

夜裡漁船到了科拉灣。它在摩爾曼斯克漁港下碇，一開始，那裡完全沒有人注意到他們的到來。天亮時，兩人發現自己來到的是一座幽靈城市。新港口的建設剛完成一半便成了爛尾工程。「小船半沉在水裡，或乾脆船底朝天，半完工的防波堤非常醒目，四處散落著硬得和石頭一樣的水泥袋以及變形生鏽的鑄鐵零件。一座警鐘浮標傾倒著，連同那本來應該立於水中的水上起重機。再往後，我們看到一艘完全翻過來的深海潛艇，像一條大魚，全身覆滿貝類和海草，色彩剝落。平放著石塊的木船半沉在污濁的水裡；堆積如山的空石油桶；一整列的火車車廂，大部分沒有輪子，裡頭卻住著人。這裏就像是一個巨型垃圾堆。」

同年，就在他拒絕了來自魏瑪的邀請后，勛伯格出版了他劃時代的「用十二個彼此……相關音調組成的作曲法」。他創建了十二音技法，它在《雅各的天梯》里已初露苗頭，並在《五首鋼琴曲》（Fünf Klavierstücken）里使用得更為明顯。它是使無調音樂擺脫對其隨意性指責的嘗試。十二音序列和它在演奏中有規則的變化，通過每一個節拍都能分析和解釋的作曲理念，令勛伯格這一向耳朵提出挑戰的音樂得以確立。勛伯格相信，他完成了某種類似革命的舉措，給作曲奠定了新的基礎。早在1921年時，他便在給學生約瑟夫·魯費爾的信里提到十二音技法：「今天我有了新發現，它能在接下來數百年裡確保德國音樂所向披靡。」

抵達布拉格后，路易絲·韋斯在一位猶太舊書商那裡找到住處。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給她派來一位軍官，充當她的保護人和嚮導。他是來自美好年代的紳士，懂得行吻手禮，帶這位從巴黎來的女士親近他家鄉的自然風光。然而，在森林和狩獵行宮裡一連待了好幾個星期後，路易絲·韋斯終於受夠了這位家長製作風的紳士。她決定拾起她此行來布拉格的目的：報道捷克斯洛伐克的崛起。

如果說還有其他什麼搞砸了格羅茨對新生蘇俄的印象，那便是他作為外國客人在克里姆林宮受到的接待。當時列寧本人來了，向所有在場人士致以非正式的問候。他用德語發言，格羅茨注意到列寧身邊的人不斷在他耳邊低聲說話。他不明白髮生了什麼，直到有位記者向他解釋說，這位偉大的革命領袖在年輕時身體不太好，有點健忘。因此他身邊的人習慣在他說話忘詞時給他提示。

索格門·特赫里瑞安心裏有兩種聲音在撕扯：母親的責問和自己的良知。1921年3月15日這天，讀著書的他在房間里踱步，看見昔日的奧斯曼帝國內政部長在對街走出家門。那一瞬間，曾經發生的一切再次湧現：隊伍，處決，姐妹，斧頭，還有母親和她的警告，或說是威脅。1919年在第比利斯時，特赫里瑞安曾以防止土耳其人再次襲擊為由，買了一把左輪手槍。來到柏林時，他把它取出來，藏在行李箱的衣服堆里。現在，槍就在他的口袋裡。特赫里瑞安衝到街上，看到塔拉特·帕夏朝動物園的方向走遠了。於是他沿著哈登貝格大街在後面追著，剛經過克內澤貝克街，他便趕上了他的目標。他穿過馬路，從背後接近塔拉特·帕夏。他將槍口對準他的後腦勺，並扣了扳機。

這時，報紙上的簡訊讓她重新燃起希望。此前她並不知道，1919年3月，一些美國遠征軍士兵在法國的土地上籌建了美國退伍軍人協會（The American Legion）。報上說，退伍軍人協會的喬治亞分部將召開會議，地點就在離她家鄉阿森斯100多公里的奧古斯塔——這真是黑暗中的一絲曙光！她沒有半點遲疑，立刻拿上1箱人工製作的虞美人花，以及那本刊載約翰·麥克雷的詩並配有插圖的雜誌——當時就是它給了她啟發——驅車趕往亞特蘭大，那裡，3名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代表正準備動身前往奧古斯塔。她說服其中1位在即將召開的會議上提出她精心準備的方案。

伴隨著她在文學上的成功，不久之後，一次相識也改變了她的人生。「精神奕奕，粘著鬍子，鸚鵡般五顏六色，貴族裝扮，非常隨意，卻沒有藝術家的機智風趣」，她如此形容自己在一次晚餐認識的女作家維塔·薩克維爾—韋斯特（Vita Sackville-West），後者讓她「十分困惑」，「無法理解」。維塔就像「一個士兵；意志堅定；很英俊，男孩子氣；有點雙下巴」，相較之下，伍爾夫覺得自己「忸怩，靦腆，一股子女學生氣」。和維塔的相遇是另一種覺醒，伍爾夫來到了一個新天地，一種和她對倫納德的感覺完全不同的激|情。兩個女人的關係將經歷持續多年的大起大落，通過它，伍爾夫最終擺脫了社會認可給她的壓力，走出那間到那時為止仍封閉她生活的「房間」。

經濟危機最糟糕的時期已經過去。但「杜魯門和雅各布森」仍然在1922年9月結束營業。現在杜魯門成了一個背負1.2萬美元債務的戰爭英雄。他拒絕申請破產，而是月復一月地努力工作，給多位債主支付高額利息。如此持續了10年，直到償清債務。他的個人幸福，以及他組建家庭、開著自己的福特車四處旅行的夢想，目前看來是無法實現了。

射出的子彈掀開了這個被襲者的腦殼，他向前撲倒在地，滿臉鮮血。路人圍了過來，這時特赫里瑞安扔掉槍，恍恍惚惚地走開。但他沒能走遠。一個目擊者在法薩恩大街截住了他。他隨即被人群包圍並制服。其中有人拿鑰匙打他的頭，還有人搜他的口袋看有沒有其他武器。人們讓他解釋。他只說：「我（是）亞美尼亞人，那個（是九九藏書）土耳其人，德國沒有損失！」稍後，人們把他扭送動物園的派出所時，他點起一根煙。這下他恢復了理智。他記起自己剛剛做了什麼，感到「內心一陣滿足」。他曾經渴望著復讎，現在他做到了。

「我的蘇俄之行失敗了。」格羅茨如此總結。他不只是指尼克索和他計劃共同創作的那本書沒能完成。令他挫折更深的是他在蘇俄的經歷，說到底，是蘇俄自身的失敗。美國記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在1921年來到蘇俄時，曾興奮地報道說：「我看到了未來，這行得通。」格羅茨也看到了未來，但組成它的是廢棄的碼頭，是讓人害怕的幹部，是供富有的黨政幹部享用的餐廳，是沒有意義的自誇建築，以及一個病懨懨的獨裁者。對他來說，蘇俄的未來是行不通的；不只是蘇俄的未來，更寬泛地說，是一般意義上的未來。但作為一個達達主義者，人們還能盼望他怎麼說？他曾幾何時真的相信過革命？

「一場徹底變革——死人……喧嘩和恐懼。」1920年3月，阿爾瑪·馬勒去魏瑪拜訪仍是她丈夫的瓦爾特·格羅皮烏斯。她在大象旅館下榻，在3月13號那天，她從旅館窗戶看到讓人不安的一幕：「我眼前的市集廣場，黃昏時響起了巨大的騷動。工人們朝卡普政變那些戴釘盔的年輕士兵啐唾沫，後者動也不動。人們還咆哮起來。」在德國國民議會所在的魏瑪，阿爾瑪可以近距離關注卡普政變的進展，它試圖推翻新生的德意志共和國。除了魏瑪，自由軍團也控制了柏林。埃爾哈特海軍旅開進首都，許多士兵在頭盔上畫了白色的萬字標記。以艾伯特為首的魏瑪政府決定撤出柏林，同時號召工人舉行大罷工。作為此次政變的領導人之一，地方長官沃爾夫岡·卡普（Wolfgang Kapp）被他的同黨推選為新的總理。

與此同時，韋林根島入夏了。普魯士的威廉依舊是島上的囚犯，住在小木屋裡的遁世者。在熱得讓人提不起勁的日子里，從波茨坦又傳來一條更叫人難受的消息：威廉的弟弟，約阿希姆王子，在波茨坦無憂宮內的利格尼茨別墅自殺身亡。卡普政變失敗后，原本在戰後就陷入抑鬱的約阿希姆王子更是失去了對恢復霍亨索倫王朝統治的一切希望，他感到生無可戀。1920年6月18日，王子拿起他的左輪手槍朝自己射擊，傷勢嚴重，不久便去世了。然而，面對這一可怕的消息，威廉卻感到自己想要繼續活下去。即使在新時代里苟且偷生，也好過扔下一切、趕赴黃泉。何況雖然帝國成了共和國，霍亨索倫王朝也沒有失去昔日所擁有的一切。他們保住了大部分皇家財產，內心深處依然埋伏著對江山再起的期望。或許1918年的革命並不是最後一場革命呢？

1920年10月初，絕食抗議6周的特倫斯·麥克史威尼依然活著，他的支持者開始相信這是一個奇迹，而他的政治對手懷疑有人暗中給他塞食物。但他的便盆就像醫生所記錄的那樣，總是空空如也。儘管身體狀況非常糟糕，他還保持著生命跡象，可以稍微動一下身子，而且神志清醒。因此他能感受到自己的身體是如何和這個世界告別的。他的背部出現水腫，心跳也越來越微弱。他抱怨他的雙臂刺痛和發癢；此外，醫生還診斷出肺結核。

「我承認，」格羅茨在他的回憶錄里寫道，「那時候很難對俄羅斯有好的印象。1922年這個國家才剛剛結束一場漫長的內戰。凡是我們去到的地方，以西歐的標準來看都形同廢墟。」他們乘火車穿過一片長滿雲杉、冷杉和松樹的森林。

1920年4月10日，弗吉尼亞·伍爾夫在日記里寫道，她「準備開始寫作《雅各的房間》」。現在，這部符合她為「現代小說藝術」所設立的崇高標準——捕捉生活精髓——的小說，終於要被創作出來了。她在特意為此準備的另一本筆記本上提出：「核心是，我相信它必須不受拘束。」在這句話下面，她勾勒了小說的開頭，從主人公雅各的童年講起：雅各和他的母親及哥哥住在一處溫泉療養地，還是孩子的雅各溜去勘察沙灘和海洋，與貝殼和螃蟹玩耍，卻引起母親的不快，後者既擔心又生氣，便和雅各的哥哥一起去找他。即使是風景如畫的海邊，也有著種種可怕的東西：濺起的海浪，黑黢黢的岩石，死去綿羊白花花的頭蓋骨。隨著故事展開，我們看到雅各的人生便是由家庭、學校和軍隊所組成的無數圍場。1914年，這個年輕人——他姓「弗蘭德斯」並非偶然——最終在世界大戰中消失了。小說的最後，母親在兒子收拾完畢的空房間里兀自悲痛，那裡只剩下一雙鞋能證明雅各曾經來過這個世界。終其一生，雅各都缺乏自己的立足之地，缺乏自由呼吸的領域，他短短十余年所棲居的「房間」不過都是些逼仄的囚室。最終他走了，它們還在。

不知從何時起，氣氛突然變了。他們的對話不再圍繞著普通的話題，而是追問路易絲在莫斯科的停留。她突然有種受審的感覺，而且她發現，無論是她還是其他人，都不是偶然來到這裏。空氣中有某種火藥味，這是路易絲來到莫斯科后首次感覺到威脅，她有可能失去自由。

1920年8月，特倫斯·麥克史威尼身邊的人發現，這位新上任的科克市長快要累垮了。他既要為愛爾蘭議會奔走，同時又得分神處理家鄉的事務，還總是擔心被捕或遇刺，所有這一切讓他疲憊不堪。好幾個月以來，麥克史威尼沒有一天晚上是在自己的床上入睡的。愛爾蘭共和軍在他的辦公室派駐了防衛部隊。而對女兒瑪麗來說，父親就是電話里的聲音；每次電話一響，小女孩都高興地抓起聽筒。然而，威脅步步進逼。最後，關於他去世的謠言甚至傳到麥克史威尼自己耳中。他的醫生建議他去度個假，好好放鬆一下。

1921年3月的第一天，特赫里瑞安帶著某種不明所以的焦慮回憶起過去。他感覺自己的狀況比之前還要糟糕：「眼前總是浮現屠殺的景象。我看到我母親的屍體，她站起來，走近我並說道：你看到塔拉特在這兒了，你就一點反應都沒有嗎？你再也不是我的兒子了！」特赫里瑞安後來在法庭上說，就在那一刻，他下定決心要殺死塔拉特·帕夏，是這個男人害得他家破人亡。他搬進哈登貝格大街37號的一個房間，對面就是塔拉特·帕夏的住處。現在，他的目標對象就在他的眼皮底下，然而他卻遲疑起來：「我不確定；我問我自己：你憑什麼奪去一個人的性命？……我跟我自己說：你沒有能力殺人。」他打消行刺的念頭，重新忙於日常事務：在貝倫森小姐那裡上語言課，時不時上劇院和電影院，或讀讀報紙。

杜魯門試圖憑藉自己的關係和廣告留住顧客。此外，在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創立上，他也做出巨大貢獻。1921年11月，他協助在堪薩斯城組織了一次戰爭紀念碑落成的大型儀式。在出席的名人中，甚至有當時正在進行環美之旅的協約國聯軍總司令費迪南·福煦。數十萬人來到堪薩斯城觀看退伍軍人的遊行活動。而杜魯門則有幸給蒞臨現場的聯軍總司令獻旗。

阮愛國也為科克市長的死感到震驚，同時也十分欽佩他堅定的信念。同樣是為自己祖國的獨立而奮鬥，這時的阮愛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自凡爾賽的努力付諸流水，他越來越寄希望於他所信奉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宣稱——這時他還是法國社會黨的成員——殖民主義是資本主義剝削的一種形式。他在巴黎的活動範圍是有限的，因為法國情報機構持續對他進行跟蹤。他的護照被拿走，這樣他就不能離開這個國家。此外，越南反抗人士的圈子裡也混進不少密探。凡是出現了阮愛國及其同志姓名的革命出版物，有不少都被情報機構買去了。受到這樣的監控，再加上孤立無援，為之奮鬥的家鄉又遠在千里之外，阮愛國便把他全部的希望都寄託於一場世界革命。當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都起來反抗，他相信，越南也會為了它的解放而戰鬥。

協約國和威廉的東道主荷蘭並沒有低估這位前皇儲自身所代表的政治風險。他返回德國的希望被看作一種具體的威脅；外面關於他計劃出逃的謠言滿天飛，無論是乘船、坐潛艇還是搭飛機的版本都有。當卡普政變的消息在歐洲範圍傳開時，韋林根島岸邊甚至來了一艘魚雷艇駐紮。在政變期間，船上的士兵還真的炮轟了一架接近島上的飛機。但最後發現這是一架慘遭「自己人誤擊」的荷蘭飛機。這次回國希望的破滅，被皇儲看作「我人生中最艱難的一次考驗」。

身負謳歌革命使命的兩位藝術家在丹麥碰面，從那裡前往挪威遠北城市瓦爾德。本來尼克索和蘇俄政府約好了，有一艘機動船會來載他們去俄羅斯北部的摩爾曼斯克。然而兩個人在這塊旮旯之地等了好幾個禮拜，一艘俄羅斯船的影子也沒見著。實在等得不耐煩了，他們決定自己設法前往俄羅斯。兩人付錢給一位準備向東去的漁夫，他不僅答應帶上他們，還願意專程繞路把他們送到目的地。包里裝上了巧克力、玉米麵包和燒酒，他們便出發了。

那時，卡多和幾個好友正在帕爾希姆一家飯館里喝酒。赫斯和他的同伴認為，這是送這個不忠同志上西天的絕佳機會。當他們到達飯館時，卡多已經醉倒在沙發上。赫斯帶了一把左輪手槍，其他人則戴著指節銅套，拿著橡皮棍。他們抓住這個醉鬼，把他扔上他們的車。車子開過鄉間公路，進入叢林，卡多被推下車。他想跑，但赫斯開了一槍讓他站住。然後他們開始痛揍他。赫斯甚至折斷了一棵小樹，用它打卡多的頭。

1920年1月26日14點30分左右，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踏出了柏林莫阿比特區法院一號法庭，那裡正公開審理他控告卡爾·赫爾弗里奇誹謗一案。埃茨貝格爾坐進自己專車的後座，這時，一個年輕人猛地跳上車門踏板，近距離朝這位財政部長開了兩槍。一顆子彈打中埃茨貝格爾的肩膀，另一顆則為他的錶鏈所阻擋。一旁受到驚嚇的人們很快反應過來，他們把兇手打倒在地，並牢牢捉住了他。大失血的埃茨貝格爾被送往醫院。他挺了過來，但精神上的創傷揮之不去：這樣的襲擊防不勝防，自己完全無能為力。

這位科克市長的死震動了全世界。北美許多城市，還有巴黎和貝爾法斯特都為他舉行了紀念遊行。1920年11月1日，麥克史威尼在科克的聖芬巴爾公墓（Saint Finbarr's Cemetery）下葬，有大批支持者為他送行。他在科克的夥伴繼續發起絕食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