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個可能偉大的中國導演
我們是不是死了
他的片子只能在民間私下播放。有次在三里屯的一家小酒吧放《站台》，那天下雨，放映廳漏雨，只能改到走廊上去放，可走廊上又漏光，效果奇差，大家找布遮光折騰了一個多小時，仍舊失敗。賈在一段自述中說道：「突然我就難過起來，為什麼自己的電影要在這樣的條件里給大家看？為什麼就不能在一個有空調、椅子，也很舒服的電影院里放？對我來說，這才能真正享受到工作的價值和樂趣，畢竟你拍電影是給別人看的。」
《人物》為其拍攝封面照片的那個下午，賈樟柯剛剛從廣州參加完活動回到北京。他先是在辦公室里給自己在中央美院帶的研究生上了堂課，課上，他告誡學生們要珍惜自己的攝像機，就像田地里的農民必須珍惜鋤頭。然後他坐在已經搭好的白色布景前，一手撐地，眼睛眯縫著，半是造型，半是真心疲倦。
「你可以說他的前三部都是地下電影，但事實上都沒有涉九-九-藏-書及敏感題材。」影評人周黎明說。張獻民在文中記錄了賈拍攝第二部故事片《站台》前的準備：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文學策劃部門與賈樟柯一起修改劇本，賈樟柯本人一再找各種專家和朋友，請人提意見出主意。上影廠在多方努力后把他們認為非常清潔的劇本交到了上級部門，請求上級部門取消對賈樟柯的禁令。此間上級管理部門曾給賈樟柯來電話，他數次被叫去，都是讓他寫檢查、保證書一類的東西，沒有其他積極的結果。這個過程持續了大約兩年。而賈樟柯認為非拍不可，他就只好自己拍了。之後寫作《任逍遙》劇本時，他再也沒有任何幻想，再也沒有把劇本拿給有關部門審查。
幾乎與此同時，大批中國電影導演被禁，根據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張獻民的《中國大陸1990年後禁片史》一文，以1994年廣電部下文《關於不得支持、協助張元等人拍攝影視片及後期加工的通知》為標誌性|事件，從那時開始，被禁的中國導演包括第六代的張元、王小帥，第五代的王朔、張藝謀和個把「第四代」等等。就在電影院清一色放映巨輪的故事那段時間前後，王小帥的《扁擔姑娘》、陳凱歌的《風月》、路學長的《長大成人》、張藝謀的《活著》等均無法公映。
韓傑發現，並不是所有導演都願意公映，「不公映，自由啊，有幾萬塊拍幾萬塊的片子，也挺好玩的，才懶得鬆手，我誰也不用我自己拍，我誰的話也不聽。」但賈樟柯的性格卻非如此，「他是進取型的」。
賈樟柯於1999年1月13日被禁，起因是同行告密。賈8年後在《SOHO小報》上
九九藏書寫明當時的狀況，一位第五代大師的文學策劃在一張報道《小武》的台灣報紙上手寫了幾段話，將這張報紙寄給了電影局，上面說「請局領導關注此事，不能讓這樣的電影影響我國正常的對外文化交流」。「沒有，我們才剛剛開始。」
禁令並不能真正禁止拍攝，但卻可以給電影帶來很多遺憾。《站台》拍攝前，賈樟柯想弄一隻老虎來，上海的朋友幫他借到了一頭患了白內障的老虎，但因為禁令，他們辦不到運輸國家保護動物的許可證，只能放棄。在《站台》開頭，賈本來想拍許多幹部在春天的山坡上種樹，接下來黃昏時卡車又將一車車的幹部拉回縣城。「這些場景你最起碼要組織10卡車幹部，沒有公共資源幫助，我根本沒辦法。」賈說。
賈樟柯最初拍片所處的20世紀90年代，對於中國電影導演來說相當尷尬。1994年首部好萊塢進口分賬影片《亡命天涯》登陸中國電影市場，九-九-藏-書此後好萊塢電影大舉進入中國市場，其標誌性|事件是1998年《鐵達尼號》在中國上映后，江澤民發表講話稱：「我們不要以為資本主義就沒有思想交流的東西。最近要上演一部叫《鐵達尼號》……這部片子把金錢與愛情的關係，貧與富的關係，在危難當中每一種人的表現描繪得淋漓盡致。新中國成立以前，我在上海看了不少好萊塢的片子，好的片子有《亂世佳人》《一曲難忘》《魂斷藍橋》。這次我請政治局的同志也去看一看，不是說我們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切不可以為我們才會做思想工作。」這也被解讀為一個信號，中國官方對好萊塢電影的進口限制更加寬鬆。
有人提出幫他點根煙，他有些猶豫，然後同意了，「如果你們需要的話」。賈樟柯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抽煙，大刀牌，現在他偶爾克制地抽雪茄。「讓我表現得痞一點？」他笑起來，「我用了30多年克服這個狀態，現在又得演。ｈtｔpｓ://rｅaｄ.9９csｗ•ｃom」
導演和電影局的拉鋸戰，結果變得逐步清晰。韓傑回憶，《世界》拍攝中，上影廠打來電話，說劇本有希望，改一改就行了。那天賈樟柯喝醉了，椅子也不坐就靠著牆坐地上，大聲地跟大家說話。
從正式拍片起，他就標榜理性而並非叛逆。來自政治和商業上的雙重抑制，只是讓他更加確信遊戲規則。
其後，賈樟柯解禁，《世界》成為他第一部公映作品。結尾時，兩個人煤氣中毒，被抬到雪地里，天慢慢黑了，直到滿幕黑屏，只剩最後兩句台詞，坐在電影院黑暗裡的張陽覺得，那就是賈樟柯的心聲。
「我們是不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