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德太子的改革是有其社會基礎的，當時部民制逐漸崩潰，貴族們大量兼并田地，出租給百姓耕種，大量部民轉化為農奴或佃農。在這種經濟環境的變革過程中，蘇我氏始終站在貴族們的前列，因而也就擁有最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來保證家族的繼續掌權，並且保證社會變革的順利開展。經過太子的改革，蘇我氏不但權柄沒被削弱，反而更加烜赫，他們仍然一隻腳穩穩地踏在距離御座只有一步的位置上。

聖德太子的名言是：「重要的問題在於與大多數人商量。」很明顯，這一主張絕非真正的民主，他所要商量的對象只是氏族貴族而已，那麼倘若當時穩佔朝堂的蘇我氏公開表示反對，那是絕對不可能通過任何法案的。

唐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五月十七日，一支規模不小的大唐船隊駛到九州，使大和朝廷上下無不膽戰心驚。船團首領乃是唐朝的朝散大夫郭務悰，他奉大將劉仁願之命，攜帶牒書和禮物前來拜訪中大兄王子。郭務悰先後四次出訪倭國，第三次率領了四十七艦、兩千人的大船團，實在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估計是劉仁願派他前來偵查日軍的動向，同時施以高壓。

此後數年間，中大兄王子在九州北部、本州西部，以及統治中心的大和地區繼續到處整修城防，以備唐軍來攻。然而唐朝直到總章元年（公元668年）才終於滅亡高句麗，此後又陷入與新羅的戰爭，根本無暇顧及大和國——或許郭務悰在九州的所見所聞，也使得唐朝不願再渡海開闢新的戰場吧，中大兄王子白忙活了好幾年，把自己的家底都快掏光了，結果做的全是無用功。

據說，額田女王還有一個姐姐，稱為鏡王女（一說是舒明大王之女，是天智的同父異母姐妹），本是天智之妃，也生得國色天香，功臣中臣鐮足不遺餘力地加以追求，天智正仰賴著鐮足的輔佐，於是就把鏡王女賞賜給鐮足為妻。

白村江水戰對日本的深刻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方面大和王朝從此不敢再輕視中國，決心維持中日和平，並以中國為師，遣唐使派得越來越頻繁；另一方面，中大兄王子為了度過危機，被迫向舊氏族勢力妥協，甚至下詔在部分地區恢復了氏姓制和部民制，這無疑是一種倒退；第三個方面，有大量百濟遺民逃來日本，為島國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並補充了新鮮血液。

先說制定冠位。冠位分十二階，即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禮、小禮、大信、小信、大義、小義、大智和小智。這套花樣始創于推古女王十二年，最早只是授予貴族的榮譽頭銜，是想在臣、連等氏姓外，另造一種以才能、功績為重，而不以氏族高低為重的貴族體系，並逐漸將其轉化為官僚體系——所以冠位起初大多授予畿內及其周邊地區的中下等貴族。

輕王子就此登上御座，成為孝德大王。

眼看計劃就要破產，隱藏在暗處的中大兄王子一不做二不休，乾脆親自動手，大吼一聲跳將出來，一劍刺傷蘇我入鹿的肩膀。蘇我入鹿匆忙躲避，但受中大兄王子這一劍所鼓舞，佐伯連子麻呂等刺客也勇氣倍增，紛紛躥出，砍傷了蘇我入鹿的腿腳。

改朝換代的危機，逐漸逼近……

不過中國的儒家思想終究並不完全符合大和國的國情，此後屢經扭曲和利用，日本之儒和中國之儒早就大相徑庭了。況且儒家思想並不是那麼快就能深入人心的，聖德太子在思想領域對變革所作的準備，最成功的還是崇佛。尊崇佛教，為的是宣揚眾生平等和因果報應，一方面削弱人民的反抗意志，另一方面也藉此打破舊的等級制度，結束等級森嚴的氏姓奴隸制。

次年，扶余豐璋在周留城登基，而大和國方面也不斷增派兵馬前往支援，到了癸亥年（公元663年）的三月，更組建了兩萬七千人的大船團，浩浩蕩蕩渡海殺向朝鮮半島，百濟遺民更是受此鼓舞，到處掀起反旗。正在北方和高句麗惡戰的唐軍知道不能再坐視不理了，於是派大將劉仁軌率軍，併合新羅兵馬，南下救援，很快就攻克多座城池。

強敵壓境，百濟小朝廷不但不能同心抗敵，反而內訌不斷，眼看就要被唐軍徹底吃掉了。然而正當此時，李唐方面也出了紕漏，三十五萬大軍圍攻高句麗都城平壤，遭逢大雪，被迫盡數撤回國內。新羅軍一看形勢不妙，也打點行裝準備班師了。於是唐高宗下詔給劉仁軌，要他暫時退往新羅境內。

舒明大王十三年（公元641年），舒明大王在百濟宮去世，蘇我蝦夷學他老爹馬子的做法，不立大王之子，而立王后寶皇女（同時也是舒明大王的侄女）為大王——這就是日本歷史上的第二位女主，史稱皇極女帝（女王）。

蘇我入鹿自知無法逃脫，於是跪在皇極女王面前，口稱「臣不知罪」。皇極女王莫名所以，驚慌地詢問中大兄王子，中大兄王子伏地上奏說：「蘇我入鹿謀殺王子們，想要傾覆王位，以蘇我氏代替王統，罪不可赦！」皇極女王看到他儀態從容，料知必是有備而來，此事斷難善罷甘休，於是長嘆一聲，轉身退入內宮。女王才走，中大兄王子便一聲叱喝，眾人亂劍齊下，當場把蘇我入鹿斬成了肉醬。

新舊勢力連番惡鬥，中大兄王子雖然穩佔上風，也難免感覺左支右絀，加上老娘齊明女王又不修德，大興土木，加重百姓的負擔，搞得天怒人怨。中大兄王子遂想通過對外用兵來轉移國內矛盾，于齊明女王七年（公元661年）攜母同赴九州的筑紫地區，策劃介入朝鮮半島的戰爭——對東亞地區的政治格局、文化交流產生過重大影響的「白村江水戰」，就在這種背景下爆發了。

百濟素與大和國交好，據說公元5世紀或6世紀的時候，百濟曾一度為高句麗所滅，旋即復國，為了對抗高句麗，就曾多次向大和國求取救兵。因此，大和國派遣重臣監護百濟，並向百濟討取人質——如今王子扶余豐璋和扶余禪廣（善光）就在大和國內，這恐怕是僅有的沒有落在唐人手裡的在世王室成員了。因此鬼室福信就派使者前往大和國，請求送還扶余豐璋，作為他復國的大義名分。大和國東宮中大兄王子正愁沒仗可打，無從轉嫁國內矛盾，得知此信大喜過望，於是召集各地兵馬，準備渡海殺往朝鮮半島。他還真是一不做，二不休，把老娘齊明女王也裹挾在身邊，一起坐船來到北九州的筑紫地方。

劉仁軌上書高宗，說此時如果退兵，百濟勢必死灰復燃，再聯合高句麗，這就又回到了數年前的局面，唐軍勢必要被迫吐出所有佔領地，耗費無數人力物力卻勞而無功。高宗聽他說得有理，就命其固守百濟故地，並派孫仁師等將跨海支援。

想也能想到，當時中國的軍事實力正如日中天，而多年東征高句麗、百濟，也肯定鍛鍊出了一支戰鬥力異常頑強的水面部隊；相比之下，素質、器械均較低劣，多年未逢大戰又多為各地豪族私兵聯合的大和國軍，就算小心布陣也未必是唐軍的對手，何況還有勇無謀地貿然發起進攻呢？他們在海面上就真的能打贏嗎？

大和朝廷不願迎接郭務悰進京，又不敢武力驅逐，一直拖到十一月份，才由中臣鐮足獻計，派和尚智祥宴請郭務悰，轉贈中大兄王子的禮物，並暗示他儘快離開為好。郭務悰好整以暇，一直淹留到次年二月才率軍離開九州——中大兄王子肯定是大大鬆了一口氣。

我們必須明白，從傳說中的初代君主——神武天皇——到公元6世紀後期的推古女皇，其間的傳承大多荒誕不經，基本為後世偽造的。大王（后稱天皇）雖然很可能確實來自同一家族，但並未掌握家族內傳承的主要權力，而是由貴族們推舉產生的，大王的權力非常之小，甚至可以直接目之為貴族會議的主席。物部氏代表了維持這一模式的政治勢力，倘若ｒeａｄ•９9ｃsｗ•cｏm最終由他們掌握政權，日本很可能走上一條類西歐式的道路，徹底封建，諸國林立，大王只是名義上的最高領袖而已。

這一舉動，使得王子們人人自危，認定若不及早誅殺蘇我入鹿，自己的性命也會如同山背大兄王一般不保。於是中臣鐮足等人就與舒明大王和皇極女王所生的葛城皇子——又稱中大兄皇子——聯起手來，伺機剷除蘇我氏一門。

首先是大化改元的三個月後，古人大兄王子以出家為名逃往吉野，勾結蘇我入鹿的親族和舊臣策劃叛亂，因為消息泄露而被殺。然後到了大化五年（公元649年），蘇我馬子的另一個孫子蘇我日向誣告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意圖謀逆，中大兄王子沒經過縝密調查，就迫使老丈人、誅殺入鹿的功臣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自盡。據說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雖然反對蘇我蝦夷父子，可是本人並不贊成改革，在冠制改變后仍然堅持戴古冠上朝，中大兄王子應該早就對其有所不滿，所以才會藉此機會將其剷除的吧。

鐮足足智多謀，他首先想從內部分化瓦解蘇我家族，於是慫恿中大兄王子納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的長女為妃，把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也拉上了自己的戰車——此公本是蘇我馬子的孫子、入鹿的堂兄弟。不過這種政治聯姻本身不應該看得過重，因為當時倭國社會盛行的是「訪妻婚」。

中臣鐮足在爭取到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以後，通過縝密謀划和反覆遊說，還拉攏了很多不滿蘇我入鹿擅權的有力氏族。蘇我入鹿對此也有所察覺和警惕，加強了自己府邸的守備，中臣鐮足等人沒有辦法，這才專等蘇我入鹿離家到太極殿參与外交活動的時機，發動了突然政變。

額田女王可能是畿內（指都城周邊地區）的豪族之女，據說她美貌多才，最早和中大兄王子也即後來的天智大王相戀，但不久后就愛上了戀人的弟弟大海人王子也即後來的天武大王，還為其生下一女——十市王女。然而天智登基以後，強行把額田女王擄了過來，額田女王身在深宮，卻仍與天武藕斷絲連。等到壬申之亂爆發，天武戰敗大友王子登上寶座，老實不客氣地又把額田女王搶到身邊，可是此刻的額田女王反而思念起過世的天智來，終日以淚洗面。這種複雜的三角關係，催生出多篇美麗的詩歌，都記錄在日本古代和歌集《萬葉集》當中。

公元621年，聖德太子沒能戴上大王的桂冠，就病歿于斑鳩宮。五年後，蘇我馬子去世。又兩年，推古女王也去世了。繼蘇我馬子為大臣的是其子蘇我蝦夷，據說他曾經徵用了全國各地的百姓，甚至也包括大王的部民，來給自己和兒子蘇我入鹿建造墳墓，並稱之為「天皇（大王）墓」，自稱其宅為皇（王）宮，稱兒子為王子。

在部民制度的基礎上，氏姓制度逐漸建立起來。中國秦漢以前以姓來代表血緣，以氏來代表身份，日本的氏姓制度則恰好相反。氏原本是指由血緣為中心組成的氏族公社，兩極分化后，其首領即被稱為「氏上」，對內主持對氏神的祭祀，裁決氏族內部紛爭，對外則代表氏族與其他氏族或倭王朝廷接觸。姓原本是對氏上的尊稱，後來逐漸成為大和（倭）王朝賞賜給氏上以區別其尊卑高下的一種稱號。比如天皇（大王）的後裔往往賜姓臣、君，很多傳統氏上賜姓連，中國或朝鮮移民的氏上賜姓主、史，其他的還有別、公、直、造、村主、稻置等。最尊貴的姓是臣和連，其中在朝廷中身居高官者稱大臣和大連。

蘇我蝦夷想使蘇我氏的權勢代代烜赫，著力培養其子入鹿，自行授予他「大德」的紫冠，使其掌控朝政。蘇我祖孫父子，一個比一個張狂，入鹿執政時，出入儀仗等同於大王，儼然不是大臣，而是大和國真正的統治者。為了打擊反對勢力，更為了使有蘇我家血統的古人大兄王子可以順利成為下一任大王，入鹿還派兵襲擊山背大兄王，迫其自殺。

就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在公元4世紀前後出現了部民制度和氏姓制度。所謂部民，是指王室和貴族的私有民集團，身份介乎於農奴和奴隸之間。他們或集體在王室和貴族的田莊中勞作，或定期前往王室和貴族的家庭中、工坊中從事服務和生產工作。部民最初的來源是奴隸、戰俘、移民和罪犯，後來相當多的本土公社自由民也加入其中。

話說回來，聖德太子的改革，本是其後「大化改新」的濫觴和準備，他在物質領域基本上沒起到任何作用，但在精神領域卻開教化之先，為其後更進一步的改革奠定了理論基礎。而其後的改革者為了這個理論基礎，也把聖德太子捧得高高的，推崇為聖人。然而事實上，權臣當道的時代，哪有聖人立朝的可能？

聖德太子執政的時代，正是中國結束了南北朝長期分裂，建立起強大隋朝的年月。太子有感於此，派人西行考察隋朝的政治制度，開始著手進行一系列改革，試圖建立以大王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權制。他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制定冠位（官僚體制的濫觴）、制定憲法、提倡佛教、恢復中日邦交和編纂史書等等。

再說天智大王，既然已經登基，當然要立東宮，他選定的接班人乃是自己的兄弟、王族中最有魄力也最有勢力的大海人王子。為了拉攏大海人王子，天智大王竟然把自己的四個女兒全都嫁給了他（日本古代近親跨輩通婚本是常事），然而大海人王子仍然和哥哥兼老丈人不對付，屢屢在言行上刺|激大王，甚至於公然在宴會上「以長槍貫敷板」，以表示他的不滿。

中臣鐮足於兩年後去世。此人輔佐天智大王，不但從政治上、經濟上改革了大和國舊的制度，還對宗教事業做出極大的貢獻。據說他為了壓制從蘇我氏掌權以來就日益膨脹的佛教勢力，整合大和國各地的舊氏神信仰，再摻雜進部分佛教和儒教的要素，最終完善為本土的神道教。在他死前一日，天智大王賜予其最高冠位大織冠，並賜號藤原氏，稱為藤原朝臣鐮足——日本最大的神官家族就此產生，最終引發了統治日本兩百余年的藤原氏攝關政治，此乃后話，暫且不提。

聖德太子的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向中國學的，所以他多次遣使通好隋朝，恢復中日邦交，以從大陸學習更多的先進文化。隋大業三年（公元607年），他派遣小野妹子初次使隋，據說所攜帶的國書中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隋大業五年（公元609年）小野妹子二度使隋，國書中卻變了稱號，說「東天皇敬白西皇帝」——這是最早的日本君主稱「天皇」的記載。大概大和朝廷想要和隋朝平等建交，覺得中國君主稱「皇帝」，而大和君主才稱「大王」，實在丟面子。

如此，大家就可以理解額田女王的朝三暮四並非品格低下，天性淫|盪，而天智、天武先後娶額田女王為妻，也未必是採取純強迫的形式，更不因奪取兄弟之妻而遭到世俗輿論的譴責，至於鏡女王可能和天智本是同父異母的姐妹，也根本不影響他們之間締結婚姻關係。日本這種女方佔有主導權的婚姻形式，到了武家政權上台以後才正式改變和扭轉，變成男方佔有婚姻的主導權——但訪妻婚在皇室和朝廷公卿之間，仍繼續存在了數百年。

如此混亂的關係，偷情、通姦、奪妻，內中或許還摻雜有亂|倫的因素，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看起來，肯定是卑鄙齷齪到了極點，然而如果了解了日本當時獨特的婚姻制度，這一切卻都不足為奇了。

推古女王登基以後，根本不買親舅舅蘇我馬子的賬。據說蘇我馬子曾經請求受賜葛城的領地，但是女王推託說：「我是蘇我家的女子，舅舅提出的要求，從來晚上提出的不會等到天亮，白天提出的九*九*藏*書不會拖到天黑，總會儘快辦理。但這次舅舅的請求太過分了，如果今天無故割取縣邑下賜，後代國王必會罵我是愚痴婦人君臨天下！」就此直截了當地拒絕了蘇我馬子的無理要求。

齊明女王四年（公元658年），孝德大王之子有間王子勸齊明女王和中大兄王子前往紀伊的牟婁溫泉療養，想趁機在飛鳥發動叛亂，但隨即因為黨羽內訌而遭逮捕，被絞死於藤白坂。

蘇我蝦夷父子一朝覆滅，中臣鐮足等人彈冠相慶，等不及似的立刻就開始了全面的改革。孝德大王即位后，立中大兄王子為東宮，任中臣鐮足為內大臣，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為右大臣，阿倍內麻呂為左大臣，留學生僧旻和高向玄理為國博士（高級顧問）。就在這些革新派的推動下，誅殺蘇我父子和孝德大王即位的同月（大化元年六月），日本即學習中國建立年號，定元「大化」，並於大化元年十二月遷都難波。大化二年（公元646年）元旦，「改新之詔」下達——這就是著名的「大化改新」。

因為自然神式的日本本土氏神信仰各自代表不同的貴族利益，趨向于分裂，而佛教則超越于諸神之上，故而能夠成為統一的武器。

中臣鐮足成為南淵請安的高足以後，很快便聲名鵲起，甚至受到蘇我入鹿的注意和刻意延攬。然而鐮足看不慣蘇我氏的囂張跋扈，予以婉拒，甚至在皇極女王三年（公元644年）辭去官職，退至在攝津國三島地區的別墅隱居起來，待時而動——時機何在呢？他很快就瞄上了中大兄王子。

然而事到臨頭，佐伯連子麻呂等人卻膽怯了，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表文即將讀完，卻不見有人動手，以為陰謀敗露，不禁渾身打戰。蘇我入鹿並非蠢人，看到這種情形，心知有異，冷著臉詢問他：「何故發抖？」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支支吾吾地回答說：「因為站在大王面前，感覺十分緊張。」

大概蘇我馬子認為還是女人比較好控制一點兒，於是重提前議，擅自擁立炊屋姬為女王，即日本歷史上鼎鼎大名的推古女王。

這就是日本歷史上著名的「壬申之亂」。

欽明大王十三年（公元552年，一說538年）十月，百濟國的聖王向大和國贈送了一尊釋迦牟尼的鎏金佛像和若干經卷。在此佛像是否應由大和國王供奉的問題上，蘇我、物部兩氏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當時的大和國王為欽明大王，蘇我氏的首腦為大臣蘇我稻目，而物部氏的首腦則是大連物部尾輿。

日本雖然運用中國的文字，但因應其本土的需要，很多文字的含義與其在中國的本源已經截然不同了，必須加以區分，而不能望文生義。

推古女王三十六年（公元628年）三月，推古女王駕崩，大臣蘇我蝦夷和其叔父境部摩理勢聚會商量大王繼嗣問題，蝦夷主張立敏達大王的孫子田村王子，而摩理勢則主張立聖德太子的兒子山背大兄王。

權臣執國柄，等時間一到，自然可以水到渠成地改朝換代——尤其這時候中國正當隋朝，此前幾百年的南北朝時期，這種事例還少嗎？深受大陸文化影響的蘇我氏大可以有樣學樣。

經過這一番合縱連橫，首先遭難的是百濟。唐顯慶五年（公元660年）三月，唐高宗任命蘇定方為行軍總管，統率水陸聯軍十三萬進攻百濟國。在新羅五萬兵馬的配合下，唐軍一路勢如破竹，很快就包圍了百濟都城，百濟義慈王被俘送長安，百濟國滅亡了。

中臣鐮足，這位日本古代史上對後世影響力巨大的傳奇人物就此登上歷史舞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的影響力甚至要超過聖德太子。

白村江水戰結束后，百濟遺民因之膽落，周留城遂被唐羅聯軍順利攻克，扶余豐璋狼狽逃往高句麗，不久后被唐軍逮捕，被處以流放之刑。捷報傳至長安，唐高宗大喜，當即重賞了劉仁軌，授為帶方刺史，使其鎮守百濟故地。

女王即位的第二年，冊封用明大王的遺子廄戶為東宮（太子），同時授予他「攝政」的頭銜，用意大概是想分奪蘇我氏的權柄吧。這位廄戶王子素有賢名，既虔信佛教，也仰慕中國尊王大一統的思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的理想和蘇我馬子是殊途同歸的，因而傾注心血，打算從根本上改革舊制，建立全新的國家體系——後世尊稱廄戶王子為聖德太子。

到了公元6世紀中葉，部民制度因生產力的發展而走向沒落，逐漸崩潰，許多貴族被迫解放部民，使其成為擁有一定人身自由、繳納貢賦的農奴和小生產者，這就引發了大和朝廷中兩種思潮的強烈鬥爭，即是因應這種社會形勢進行改革，還是維持舊有的生產關係——前者以蘇我氏為領袖，後者的代表家族則是物部氏。

崇佛和排佛的第一階段鬥爭，以物部氏大獲全勝而告終。就在蘇我氏全族改變信仰后不久，大和國內突然暴發瘟疫，死者無數，物部尾輿趁機跳出來煽動貴族們，說這都是因為佛教傳入而招致國神的不滿，降下疾病來警告世人。因為蘇我稻目曾將兩個女兒都嫁給欽明大王，生下多位王子、王女，權勢頗大，物部氏無法將其一腳踢翻，所以只能奉旨出兵，查封佛寺，燒毀佛像——從此兩族仇深似海。

欽明大王三十二年（公元571年），欽明大王去世，傳位於敏達大王。敏達大王六年（公元577年）十一月，百濟國又來湊熱鬧，獻上經論及造佛像和建寺的技術工人，佛教就此在貴族當中再度流行開來。蘇我稻目之子蘇我馬子趁機重新掀起崇佛的輿論，在自己石川的宅邸內建造佛殿，卻也再度遭到物部氏的蠻橫破壞。也是趕巧，流行病又一次發揮作用，不過這次不是在毀佛之前，而發生在毀佛以後，大和國內流行瘡疥，連敏達大王也被感染到了，全身長滿了癩瘡。蘇我馬子於是進言說，這就是不尊佛教的結果，佛陀將召國王前往西方極樂世界去也。敏達大王一聽害怕了，只好同意蘇我一族繼續供佛。

大化改新以後，訪妻婚的形式也發生了部分變化，不固定的訪妻逐漸轉化為較為固定的招婿，但女方仍在婚姻生活中佔據著主導權。這種訪妻婚所產生的讓中國人難以理解的現象主要包含有以下幾點：一，丈夫不再前往妻家，或妻子拒絕丈夫上門，都表示婚姻終結，並非僅僅男方握有離婚權（中國古代絕大多數情況下則只有男方有權離婚，稱為「休妻」）；二，妻子居住在娘家，在維持婚姻狀況的前提下，仍能與多個男子交往，而男子更可以同時走訪多妻，因此日本社會毫無貞潔觀可言，婚外情非常普遍，併為社會所認同；三，因為夫妻並不組建單獨的小家庭，所以輩分混亂，近親結婚和跨輩結婚也是常事。

蘇我稻目認為，「西方各國大都信奉佛教，我國怎能故步自封，拒不接受呢？」而物部尾輿則反駁說：「我國從來祭拜國神（指各種本土氏神），如果改信外國神，恐怕會招致國神的憤怒，降下災禍來。」欽明大王無從抉擇，最終決定，咱先做個試驗吧，下令讓蘇我氏先嘗試單獨供奉佛像，看看效果如何，是最終外國神壓倒國神，保佑蘇我氏繁榮昌盛呢，還是國神壓倒外國神，會使蘇我氏遭逢災禍呢？

當時蘇我氏全族都在蘇我馬子的墳前建廬守喪，摩理勢自焚其廬，跑回家去，以示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絕不妥協。蘇我蝦夷派人勸他說：「大家說的都錯，就你說的對，我一定會遵照你的意見辦理；大家說的都對，就你不開竅，我當然要違背你的意見。你不要執迷不悟，咱們兩人若相爭鬥，國家必亂，後人也會說是你我二人敗國，徒留千載惡名，何苦呢？你別再和族人們對著幹了！」

六月十二日，皇極女王、古人大兄王子和群臣都來到太極殿，準備接見三國來使。中臣鐮足設計解除了蘇我入鹿須臾不肯離身的佩劍，而中大兄王子則命令禁軍鎖閉了十二道宮門，只等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宣讀表文時，佐伯連子麻呂等刺客就衝出去取了入鹿的性命。

其實傳統上認為中臣鐮足生於推古女王二十二年（公元614年），卒于天智大王八年（公元669年），去世時虛歲才五十六歲。考慮到日本自古以來便有後裔取與先祖相同名字的習慣，或許鐮足是前一位鐮子的直系血親吧。

中大兄王子最終接受了中臣鐮足的諫言，推戴輕王子繼位。輕王子一開始還想讓給古人大兄王子，古人大兄王子一想：當初支持我的是蘇我入鹿，如今入鹿已死，我若繼承王位，那不是兇險萬分嗎？中大兄會放過我嗎？於是堅辭不受，甚至削髮出家以明其志。

中臣氏是居住在今天京都市山科區附近的古老氏族，鐮足本名鐮子。然而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當佛教傳入之時，蘇我稻目說必須信奉，物部尾輿和中臣鐮子則堅決反對。如果鐮子即鐮足，那麼他此刻少說也有一百零五歲了，焉有是理！

簡單言之，物部氏在政治上主張地方分封，經濟上主張傳統的奴隸制，蘇我氏則在政治上主張中央集權，經濟上傾向於封建農奴制度。於是，以這兩個家族為代表，貴族階層分裂了，並且爆發了長時間的血腥鬥爭。

其實這種記載並不怎麼靠譜，更可信的是，日本君主自稱天皇，要在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以後。我們知道，唐高宗曾經自稱天皇，他的皇后武則天則稱天後，兩主共同臨朝執政。日本的所謂「天皇」，很可能是直接從唐高宗那裡抄去的。日本的部分史料記載中將此事提前到隋朝，乃是怕抄襲的馬腳被後人揭穿。

蘇我馬子最終擁戴用明大王的另一個弟弟泊瀨部為王，即崇峻大王，他自己則飛揚跋扈，獨霸朝綱。然而崇峻大王並非甘當傀儡的傻小子，他對蘇我馬子的專斷十分反感，某次藉著有人進獻野豬的機會感嘆說：「何時能斷朕所嫌惡之人，如同斬斷此畜生的脖子！」一語招禍，蘇我馬子聽聞此事覺得不妙，就派親信東漢直駒去刺殺了崇峻大王，然後他又把東漢直駒殺了滅口。

朝鮮半島的史書《三國史記》中描述道：「此時倭國船兵，來助百濟。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濟精騎九*九*藏*書，岸上守船。新羅驍騎，為漢前鋒，先破岸陣。」當時按總體軍力來說，唐與新羅佔優，但僅以水軍來說，日軍數量要大大超過劉仁軌所部。正因為如此，多年未逢強敵的日軍極為驕橫，氣焰囂張，以為只要爭先勇斗，唐軍將不戰自退。於是船列不整，混亂一片地就殺了過來。

中臣鐮足並沒有出國留過學，但他曾經拜在飛鳥時代著名學問僧南淵請安的門下，虛心學習中國的歷史、文化，尤其是儒學。咱們前面提到過，聖德太子曾經派遣親信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妹子的使團當中有高向玄理、僧旻等八人從此留在隋朝進修，南淵請安即是其中之一。請安在中國待了整整三十二年，目睹了隋朝的滅亡和唐朝的建立，直到公元640年，他才與高向玄理一起返回日本，就此把中國的先進知識傳播到了大和國內。

或許齊明女王年歲大了，經不起這番海上奔波，他們于齊明女王七年（公元661年）一月離開難波，三月到達筑紫，女王隨即就一病不起，熬到七月份終於咽了氣。大王駕崩，中大兄王子沒有立刻稱帝，他身穿喪服，仍以攝政之名整編軍隊（史稱「素服稱制」），于當年九月間發兵萬余，以安曇比羅夫、朴市秦造田來津等為將，乘坐船隻一百七十多艘，護送扶余豐璋渡海北歸。

拉回來說，中大兄王子日防夜防，然而唐軍就是不來。到了丁卯年（公元667年）三月，他終於徹底放下心來，於是就把都城從難波遷往近江大津宮，並於次年元旦正式登基，稱天智大王。同年，天智大王命中臣鐮足參照唐朝的《貞觀令》制定《近江令》，這份已經亡佚的法令是日本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

孝德大王去世后，中大兄王子並沒有登基稱王——大概他攝政王當得蠻有趣味的吧——也沒有立孝德大王的兒子繼位，反而再度扛出自己的老娘來，讓皇極女王在飛鳥的板蓋宮二度即位，改稱齊明女王。

經過蘇我氏的改革，新的大和王朝走向中央集權的趨勢，似乎已經無可逆轉了，唯一的變數，就是由舊王室來引領這一潮流呢，還是由蘇我氏來創建一個全新的王朝呢？必須承認，蘇我馬子在這個關鍵時刻走錯了一步棋，推古女王並非甘心給他做傀儡的無能女性。

且說從公元5世紀後半葉開始，中國分久必合的趨勢日趨明顯，而朝鮮半島也因新羅的崛起即將擺脫三國鼎立的局面，倭國也即大和王朝在半島南端的殖民勢力日漸萎縮。大和王朝還想挽狂瀾于既倒，不停地渡海派發援軍，但造成的結果只能是地方貴族和百姓此起彼伏地反抗。雄略大王二十三年（公元479年），五百名蝦夷族（本州島東北部和北海道的原住民，可能即今天所稱的阿伊努人）士兵在西部發動叛亂。繼體大王二十一年（公元527年），筑紫國造（「國」是行政區劃，「造」即其長官）盤井掀起反旗，又佔據「火、豐兩國」，叛亂持續了一年零三個月之久。

大化改新的主要內容是廢除舊的部民制，模仿中國唐朝的制度，創立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調製。也就是說，全大和國的田地、山澤名義上全都歸於大王，稱為「公田」，百姓也都名義上收歸國有，稱為「公民」，朝廷每隔六年授給公民口分田（班田），公民有按時繳納地租和服勞役的義務，受田人死後，口分田要重新歸還給國家——這就把大和國硬是從奴隸制社會全面扭轉向封建社會。大化六年（公元650年）改元白雉，白雉三年（公元652年）首次營造戶籍，開始班田。

日本歷史的發展是跳躍式的，曾經因為接受了來自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的新文化、新技術，日本社會快速由原始社會邁入奴隸制社會，但難免保留了很多原始社會甚至是母系社會的殘餘（訪妻婚就是表現之一）。經此大化改新，日本又突然跳入封建社會，於是封建為殼，奴隸為瓤，還夾著原始的秄粒，形成一種獨特的四不像的社會形態。

戰後，唐朝背棄與新羅的約定，盡收百濟故地，設熊津、馬韓等五個都督府以管轄之。新羅武烈王敢怒而不敢言，只得繼續配合唐軍北伐高句麗。然而徹底滅亡一個國家，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很快，百濟遺臣鬼室福信就在周留城樹旗舉兵，謀划復國大計——只是王室全被一鍋端了，老老少少盡數押往長安，他該以誰為號召才好呢？

所謂訪妻婚，是指男女雙方在結婚後並不組建新的家庭，而是各居母家，夫妻生活也多採取男性走訪女家的形式來實現。這種婚姻是相當脆弱的，並且不規定男性只能走訪一名女性（這是真正的一夫多妻制，沒有妻妾的區分），因此婚姻關係完全比不上血緣關係來得重要。正因如此，與其說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因為政治聯姻而倒向中大兄皇子，不如說他是不滿蘇我入鹿掌控整個蘇我家族，遂想要取而代之吧。

經此政變，皇極女王決意退位，讓位給中大兄王子。中大兄王子喜出望外，正打算接受，卻受到中臣鐮足的勸阻。鐮足的意思很明確：你發動政變，是為國除奸，不是為了個人的野心，如果就此繼位，後世將說你是逼宮篡位之君啊。當然他表面上沒這樣說，他編的說辭是：「古人大兄王子是您的兄長，輕王子是您的舅舅，如果越過他們繼承王位，有悖長幼之序，孝悌之禮。」天曉得，日本中世紀以前的繼承製度從來不講長幼，所謂孝悌等儒家禮法也是才剛輸入的舶來品……

同年，聖德太子還制定了十七條憲法，大肆宣揚中國的儒學思想，鼓吹三綱和五常。十七條憲法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法律文件，它更像一本思想品德教科書，給倭國人灌輸「國靡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的封建大一統思想。聖德太子知道改革是無法一蹴而就的，舊氏姓勢力依然龐大，無法一朝掃盡，只好先「教化」他們，先樹立擁王的道德準則，等時機成熟后再推出全新的制度。

大海人王子究竟有何不滿呢？主要有三個原因：一，天智大王雖然冊封大海人王子為東宮，卻不肯按慣例給予其攝政的權力，天智大王十年（公元671年）元月，更封親兒子大友王子為朝臣領袖的太政大臣，總攝朝政；二，傳說天智大王與大海人王子的愛妃、風流才女額田女王私通，並最終將其據為己有；三，大海人王子極端不滿天智大王向守舊勢力妥協的舉動，想要加快改革的步伐。

日本跳躍式的社會發展方式，使得即便在大化改新以後，也還殘留著大量原始社會甚至是母系社會的風俗傳統，比如婚姻制度就基本採取訪妻婚的形式。訪妻婚中，女子為婚姻的主體，首先由男子主動，或由女子暗示男子通過吟詩或唱歌的方式向心上人傾訴愛意，然後因女子的同意而最終確定婚姻關係（這一階段稱為「目合」），所以女子在婚姻中握有絕對的主動權——當然啦，在上流社會中，婚姻關係還必須得到女方家長的認同。婚約締結以後，妻子仍然居住在娘家，丈夫晚間到妻家與妻子同居，或者實行短期的「從妻居」。

就在如此重重矛盾之中，天智大王十年十二月，天智大王病歿，臨終前果然推翻前議，跳過大海人王子，傳位給親兒子大友王子，大海人王子為了避禍而主動出家，遁往吉野。當然啦，大海人王子是不會就此善罷甘休的，而大友王子也不會容許自己這個威名素著的叔父活在世上。當時的情形，彷彿中大兄與古人大兄之間奪權鬥爭的再現，只是結局全然不同而已。

倭國蓬勃發展，不但逐漸統一列島，甚至還有餘力發動對外侵略戰爭，在朝鮮半島建立任那殖民地。與此同時，朝鮮半島上三國鼎立，中國也正處於南北朝亂世，有大量的中國人和朝鮮人湧入日本，既有被擄去的戰俘，也有主動逃去的移民。日本史料中多次提到漢人（中國人）、read.99csw.com新羅人、高麗人（高句麗人）和韓人（任那人）、百濟人等等，他們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方式，使倭國的奴隸制社會進一步完善。

從公元6世紀中葉佛教傳入，一直到大化元年（公元645年）大化改新，這一百年間的日本文化被稱為「飛鳥文化」——因為當時大和朝廷建都於奈良盆地南部的飛鳥地區。飛鳥文化佛教味道非常濃厚，這是和掌權的蘇我氏族以及聖德太子的努力分不開的。這一時期，也是大和國從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轉型期。

舒明大王在位十三年，沒有多大的建樹，而蘇我蝦夷及其子蘇我入鹿則日益囂張跋扈，引發了因聖德太子改革而得以參与朝政的很多中小貴族的不滿。傳說為物部一黨殘裔的中臣鐮足是反蘇我勢力的首腦，而山背大兄王則是他們的精神領袖。

當時中大兄王子權勢熏天，根本不把孝德大王放在眼裡，對於各種改革措施也是獨斷專行，兩人間的矛盾日益激化。白雉四年（公元653年），中大兄王子奏請將都城遷回飛鳥地區，遭到拒絕後竟然裹挾群臣離開難波，自行回歸飛鳥。孝德大王受此沉重打擊，遂于次年憂憤病死。

朝鮮半島三國，北部是高句麗，南部西為百濟，東為新羅。原本高句麗的疆域最為廣大，國力最強，隋煬帝、唐太宗數次發兵前往征伐，都未能使其臣服。唐高宗繼位以後，採取遠交近攻之策，聯合新羅，共同對高句麗施壓。為了擺脫這種不利態勢，高句麗也和百濟聯起手來，他們不敢對唐朝動武，卻從北、西兩個方向齊攻新羅。

與此同時，大和國兩萬七千大軍已在朝鮮半島登陸（或說其後又增派了萬餘人，則總兵力達到近五萬），用圍魏救趙之策，不先救百濟，反而攻克了新羅數城。劉仁軌不去理他，會合諸路兵馬南下，直趨白村江口，準備合圍扶余豐璋所在的周留城。

當然，舊社會的殘餘終究會逐漸被歷史所遺棄，先是原始制度，然後是奴隸制度，日本終將邁入徹底的封建社會。但那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僅僅「大化改新」一場變革，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而且就在改新過程中，新舊勢力的鬥爭依然是無日止歇。

無疑，聖德太子的種種改革措施，即便沒能動搖舊氏的根基，也必須事先得到掌權的蘇我氏的首肯。我們甚至可以推測，是蘇我氏利用太子的名分和人望，推出這一系列政策，主導權本在蘇我氏手中，只是後世都把功勞記錄在太子身上而已。

這是唐高宗龍朔三年八月間的事情，當時唐將劉仁願、孫仁師所部與新羅文武王金法敏率陸軍包圍了周留城（兵數不詳），劉仁軌、杜爽並歸降的百濟王子扶余隆率戰船一百七十艘（兵力七千）列陣白村江口。大和國軍隊一看不妙，一旦周留城被攻克，扶余豐璋遭擒，自己就再沒有滯留在朝鮮半島的借口了，於是匆忙趕來救援。八月二十七日，日軍兩萬餘人，戰船近千艘，也開到了白村江口。

劉仁軌沉著應戰，《舊唐書》里是這樣描述的：「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大潰。」《日本書紀》中則記載道：「日本諸將與百濟王不觀氣象……更率日本亂伍中軍之卒進打大唐堅陣之軍。大唐便自左右夾船繞戰。須臾之際，官軍敗績，赴水溺死者眾，艫舳不得迴旋。朴市田來津仰天而誓，切齒而嗔殺數十人，於焉戰死。」

社會改革的首要表象是宗教改革。蘇我氏希望利用從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傳入的佛教構建全新的宗教體系，以此作為社會變革的思想依託。而與其針鋒相對，物部氏則頑固地堅持倭國原有的紛繁複雜的氏神信仰，蔑稱佛教為「蕃教」，不遺餘力地加以打壓。

這番話與其說是勸告，不如說是威脅，摩理勢當然不肯聽從，就逃去泊瀨王（聖德太子之子）府上藏了起來。不過他也真倒霉，沒過多久泊瀨王也去世了，摩理勢無從依靠，被迫和蘇我蝦夷兵戎相見，兵敗后被縊殺。於是蘇我蝦夷終於得以擁立田村王子繼位，也即舒明大王。

日本人現在的所謂姓，其實應該寫作「苗字」，除明治維新后新造的或附會的苗字外，主要來源是古代和中世紀為區別同氏異流而另起的稱謂，和最初氏姓制度之姓，已經完全是兩碼事了。

白村江水戰給了中大兄王子一記大耳光。他本想利用對外戰爭轉嫁國內矛盾，結果大敗虧輸不算，還把大和國在朝鮮半島最後一點點影響力也扔了個精光。不僅如此，當時國內輿論囂然，都傳說唐和新羅聯軍將要渡海殺來倭國，中大兄王子被迫一方面遣使前往唐朝重修舊好，一方面在對馬、壹岐、筑紫等地設置防人（戍守軍）和烽火台，還在筑紫修築了龐大的水城，以完善九州方面的防禦態勢。同時，他在都城難波附近也廣修城寨——萬一唐軍不打九州，而直接向本州島中部挺進呢？島嶼國家就是這點可憐啊，缺乏足夠的陸地縱深可供層層防禦。

中大兄王子隨即率部入駐法興寺，築城備戰，還把蘇我入鹿的屍體還給其父蘇我蝦夷，等於下了戰書。不滿蘇我氏專權的王族和貴族們紛紛前來投效，蘇我氏宏偉的大廈瞬間崩塌，蝦夷知道大勢已去，便於家宅內縱火，自焚而死——可惜的是，他當年奉聖德太子之命編纂的史書《天皇記》和《國記》，也就此化為灰燼。

至於那個還留在大和國當人質的扶余禪廣，後來被持統大王賜予「百濟王」的氏，家系一直傳承到平安時代中期。

蘇我氏和物部氏的鬥爭，並不是簡單的貴族之間的爭權奪勢，而是旗幟鮮明的路線鬥爭，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方向——古老的大和（倭）國，第一次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

大化元年（公元645年）六月，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個國家都派使節來到日本，與大和朝廷修好，按照禮儀，大臣蘇我入鹿必須出席，同時由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麻呂」舊為一字，寫作「麿」，乃是日本所獨創的漢字）宣讀表文。這位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也是中大兄王子一黨，遂建議趁此機會誅殺蘇我入鹿。

蘇我氏乃是葛城氏的分支，其先祖蘇我滿智宿彌據說曾經統轄過東漢、西文、秦等氏族——從這些氏族名稱便可得知，他們大多源自大陸移民。故此蘇我氏受到來自大陸的先進文化影響，希望壓制地方貴族勢力，建立一個中國式的中央集權的新國家。

說白了，古老的氏族為氏，有按地名而造的，比如出雲氏、吉備氏、葛城氏等等，也有按在朝廷中的職掌（品部）而造的，比如物部氏、大伴氏、日下部氏等等；天皇所賜的氏上稱號為姓；同氏的分家、異流的標稱，則為苗字。

敏達大王十四年（公元585年），敏達大王病逝，用明大王即位，這位大王傾向於蘇我氏的主張，崇敬佛法。用明大王在位僅兩年就死了，蘇我、物部兩族圍繞著王位繼承人問題展開激烈的衝突，甚至發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蘇我馬子原意立敏達大王的王后、自己的外甥女炊屋姬為女王，而物部尾輿之子物部守屋則打算擁立用明大王的異母弟穴穗部。用明大王二年（公元587年）七月，蘇我馬子奉炊屋姬之命處死穴穗部，隨即發兵包圍了物部守屋的住宅。經過頑強的抵抗，物部守屋寡不敵眾，終於全家被殺，從此大和朝廷呈現出蘇我氏一族獨大的局面——蘇我馬子可以說是日本歷史上的第一位權臣。

與經濟制度對應，朝廷也改革行政制度，在中央集權思想的指導下，學習唐朝的三省六部制，「置八省百官」，制定「冠位七色十三階」（隨即增為十九階），在地方上則設國、郡、里三級行政區劃，分別由朝廷委派國司、郡司和里長管轄。官僚制度就此略顯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