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便提一下這位保科正之，據說其母靜光院本是秀忠將軍乳母的侍女，跟將軍私通產下正之（幼名幸松），當時不敢公開，遂被寄養在武田氏舊臣、信濃國高遠藩主保科正光家中。正光去世后，正之以養子的身份得以繼位，隨即受到異母兄長德川家光的看重，先後轉封為出羽山形藩二十萬石和陸奧會津藩二十三萬石，成為國主級別的親藩大名。

就在老中酒井忠清將相關人等全都召往江戶，調查此事的過程中，因為伊達宗勝借口年老而不肯從行，派遣奉行原田甲斐（宗輔）代替自己前往，而甲斐竟然突入伊達安藝的宅邸，將之斬殺。如此惡行徹底觸怒了幕府，仙台藩亦陷入改易的危機。不過最終幕府還是把板子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只是放逐了伊達宗勝，並且勒令處死原田甲斐一門，龐大的仙台藩伊達家仍然得以存留。

繼承島津重年擔任薩摩藩主的，乃是其子島津重豪，重豪一繼任就致力於刷新政治，並且制定諸項改革措施以緩解財政危機。因為這個時候再不下決心搞改革，島津氏簡直就要活不下去了，全藩對外輸出糧食和物產，每年的收入是十五萬兩，可是所背負三都（大坂、京都、江戶）豪商的借款竟然高達五百萬兩，年息超過二十五萬兩！當真是寅吃卯糧也根本無法償還……

——這就好比「春秋五霸」其實不僅有五個候選者，不同的歸納記載引入不同的事件，故此所謂「三大」其實卻有四次，即「黑田騷動」、「伊達騷動」「加賀騷動」、和「仙石騷動」。

且說德川家齊將軍繼位的時候年齡尚幼，等他成年親政以後，開始對到處指手畫腳的松平定信產生了嚴重的信任危機。到了寬政五年（公元1793年），家齊將軍突然提出要給自己的親老子德川治濟上尊號，稱為「大御所」，然而這個尊號從來都只授予退位的將軍，所以松平定信堅決反對，於是德川治濟和家齊將軍父子聯手，迫使定信辭職歸藩。

德川光國非常重視朱子學中的「名分論」，在江戶城設立彰考館（彰往考來之意），編纂了《大日本史》一書。書中認為天皇是日本理論上的最高統治者，德川幕府受天皇的委派治理庶務，其權威來自於天皇朝廷，對於南北朝亂世，《大日本史》宣揚南朝正統論，指斥反抗天皇的足利幕府乃是叛逆、賊臣。光國的學術後來被稱為「水戶學」，乃是幕末尊王論的濫觴——不過水戶學最終被拿來作為推翻幕府的重要武器，這應該是德川光國所始料不及的吧。

田沼意次當權的時代被稱為「田沼時代」，而意次本人則被稱為是異端的政治家。異端在哪裡呢？原來此公改變了重農輕商的傳統政策，給予大商業資本特權，大力發展貿易，希望通過經商可以挽救幕府的財政危機。從後世的眼光來看，田沼意次的政策是具有一定進步性的，但這種政策也直接造成了豪商的越來越富和小民百姓尤其是農民的越來越窮，加上前面提到過的「天明大饑饉」的爆發，遂使得田沼政治搞得是天怒人怨。

東方有上杉，而西方則有島津。戰國末期，這一古老家族驟然膨脹，兵鋒所指，幾乎統一整個九州地區，但隨即就敗給了豐臣秀吉的西海遠征軍，被迫龜縮回薩摩、大隅兩國。島津惟新齋（義弘）時代，還想趁著東西對立混水摸魚，結果在關原大戰中損失慘重，恓恓惶惶逃回本城鹿兒島。德川家康勒令麾下諸侯討伐島津氏，惟新齋的兒子忠恆費盡心機才勉強保住領地不被改易。

總結「慶安之亂」的教訓后，保科正之等人認為天下已定，應當以文治取代武功，以整頓充實法律、制度和學術來提高幕府的權威。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將軍的權柄被削弱，重臣合議的官僚體制得到完善，同時對於各藩的控制也有所鬆動。

首先是「黑田騷動」，又名「栗山大膳事件」。且說黑田長政因為黨同德川家康，打贏了關原合戰，遂被授予以筑前福岡地區為中心的五十二萬三千余石領地，成為本國持大名家。元和九年（公元1623年），長政去世，傳位給長子黑田忠之。然而長政在世的時候，便對忠之深感不滿，認為他器量狹窄、性格粗暴，曾一度想要廢長立幼，只因遭到家臣們的普遍反對而被迫作罷。臨終之時，長政憂心忡忡，喚來忠之的「后見役」栗田大膳，要他好好地約束和教導忠之，避免家中生亂。

如前所述，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在位的時候爆發了「寬永大饑饉」，家光將軍一方面加緊搜刮各地大名，以維持天領的經濟不徹底崩潰，另一方面也因此而被迫放鬆了對諸侯的監視和鉗制。等到四代將軍德川家綱繼位以後，保科正之等輔弼重臣鑒於局勢動蕩、將軍年幼，而完善了重臣合議的統治架構，同時進一步放鬆對各藩的掌控。

黑田家就此陷入幾乎要被幕府改易的危機之中，黑田忠之急忙上書為自己辯解，稱栗山大膳得了瘋病，其言絕不可信。其實大膳倒未必真想毀掉黑田家，他只是想把忠之趕下台，換一個比較聽話的主子而已——從「黑田八虎」、「黑田二十四騎」之首將井上九郎右衛門之房也站在他一邊來看，這分明是譜代舊臣和新用側近之間爭奪權勢的鬥爭。

因此上杉鷹山就被稱為米澤藩的「中興之祖」，死後，在上杉神社中與始祖上杉謙信同享祭祀。

德川家齊擔任征夷大將軍，松平定信當首席老中的時候，幕府統治已經徹底腐朽，各地暴動和起義不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鹽平八郎領導的大坂「米騷動」。

如果把江戶幕府劃分階段的話，那麼前三代將軍的統治時期乃是奠基和開創期，從四代家綱開始，進入了平穩發展的時代。

平八郎起草了一份檄文，讓「洗心洞」的學生們送到城中賤民和近郊農民手中，說只要看到城內火起，便請立刻聚攏起來，一舉殺掉東町奉行跡部良弼、西町奉行堀利堅等人，奪取大坂城的控制權，只有這樣，大傢伙兒才有活路。

「元祿文化」帶有非常濃厚的市民（町人）文化特色，這是因為江戶、大坂等城市持續發展，越來越是繁華，町人勢力逐漸抬頭所致。這種文化在表現上一改幕府初期的簡樸風貌，變得非常奢華，根由是城市中出現了家財萬貫的豪商，由於「士農工商」的等級區分而使這些豪商不能擁有土地，鎖國令又使他們無法將財產投資海外，於是乾脆一擲千金，拚命消費，帶動了整個城市甚至整個社會的享樂之風。

據說德川綱吉是個畸形兒，身高還不到一米三零，不過這畸形兒卻頗為聰明，上台伊始便勒令酒井忠清隱居，剷除了酒井派的勢力，改以忠直勤勉的堀田正俊擔任大老。與其兄家綱不同，綱吉非常熱衷於權力，逐步扭轉了家綱以來重臣合議，將軍卻形同虛設的局面。他設置「勘定吟味役」一職以監督幕府財政，並且大力提拔有能力的低級幕臣（小身旗本），用以制約老中會議。

為了培養人才，革新政治，島津重豪設立藩學進士館和醫學館，瞞著幕府輸入和研究蘭學。他的努力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大群中下級武士成長起來並得到重用，為薩摩藩的復興盡心竭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其中最負盛名的乃是調所廣鄉。

朝廷內部的尊王派就此受到沉重打擊，並且據說正因為處此動蕩混亂局面當中，年輕的桃園天皇數年後即駕崩了，年僅二十二歲，其姐智子內親王繼位，是為後櫻町天皇，登基兩年後改元明和。明和四年（公元1767年），幕府又以大不敬的罪名，判處在江戶的尊王論者山縣大貳死刑，並將「寶曆事件」中的漏網之魚藤井右門（直明）處以磔刑——據說藤井右門前往投靠山縣大貳，兩人閑來無事，竟然謀划攻略江戶城、推翻幕府的統治……

對於這些逆潮流而行的老頑固，鷹山毫不手軟，當即回書加以駁斥，隨即便勒令須田、芋川二人切腹謝罪，其餘五人隱居或者蟄居（關禁閉），還把給這些人出主意的藩中儒生、醫士藁科立澤斬首示眾，並剝奪其武士身份。在橫掃了守舊勢力以後，改革得以繼續推行——當然啦，僅僅厲行儉約，終究是無法填補偌大的財政窟窿的，節流的同時還必須開源才行，可是鷹山要從哪裡去開源呢？

幕府財政急劇惡化，勘定吟味役荻原重秀遂建議改鑄貨幣——其實就是用劣質貨幣來聚斂財富。元祿金、元祿銀的品質因而大幅度下降，導致富裕階層紛紛收藏舊幣，造成了市場的極大混亂。可以說，這次貨幣改革是根本失敗的，幕府的權威從此江河日下，一步步走向滅亡……

「加賀騷動」發生在第八代幕府將軍德川吉宗在位之時。且說加賀前田藩百萬石的家業，在幕府的壓榨下只有比普通小藩生存得更為艱難，財政幾度瀕臨破產，因此第六代藩主前田吉德便任命出身低微的大槻傳藏為側用人，進行藩政改革，此舉觸怒了以前田直躬為首的守舊派，雙方爭鬥不休。延享二年（公元1745年），前田吉德病死，傳位給長子宗辰，從來一朝天子一朝臣，宗辰立刻找借口罷免了大槻傳藏。

再說回德川綱吉將軍，傳說他受其母桂昌院的影響，篤信佛教，還採納僧正隆光的建議，特別頒發了《生類憐憫令》，禁止百姓殺傷動物，尤其是要保護狗。綱吉把全江戶的野狗全都集中起來飼養，數量據說達到十萬頭，發現有百姓傷害到這些野狗的，輕則坐牢，重則流放。因此百姓們都在背地裡蔑稱綱吉為「犬公方」，也就是狗將軍。水戶黃門德川光國為了勸諫這種惡政，特意宰殺了十條狗，剝下狗皮來獻給綱吉，詭稱這是護身符。綱吉雖然不敢處罰光國，但他仍舊我行我素，行為並沒有絲毫的收斂。

諸藩的改革，一方面是受幕府壓榨，陸續陷入財政危機，面臨破產的窘境，受形勢所逼不得不加以改變，另方面也是吸收了幕府失敗改革的教訓，少走了很多彎路。而且不管怎麼說，船小好掉頭，這一優勢，是龐大而腐朽的德川氏幕府所無法比擬的。

故事開始於江戶中期的元祿十四年（公元1701年）三月，東山天皇的敕使來到江戶，第五代幕府將軍德川綱吉就派赤穗藩主淺野內匠頭長矩和吉田藩主伊達左京亮村豐擔當接待工作，為怕這兩名來自鄉下的大名失禮，幕府同時派遣吉良上野介義央前往指點。傳說吉良義央索賄不成，就百般刁難淺野長矩，甚至故意教導錯誤的禮節，使長矩在眾人面前丟了丑。十四日早晨，再也忍無可忍的淺野長矩突然拔出腰佩的短刀向吉良義央頭上砍去，幸虧被眾人及時按住，義央只是受了點輕傷。

米澤地處東北，土地尚算肥沃，但是氣候過於寒冷，即便再如何精耕細作，農作物產量終究有限。倘若鷹山跟隨幕府老中松平定信的改革腳步，光把視線投在農業上，下場定然非常凄慘。好在幕府的改革失敗，是曾長年留居江戶的鷹山親眼所見，他深切地體會到，僅靠發展農業生產是無法解決財政問題的。

以井原西鶴為代表，文學上出現了所謂的「浮世草子」，也就是描繪町人生活的小說；以近松門左衛門為代表，藝術上出現了市民意味濃厚的新的戲劇。對於這種町人文化，以及町人們浮華奢侈的生活，幕府和各藩多次發布禁令，但始終無法真正加以扭轉。

如此想當然並且悖逆時勢的改革措施，當然會以失敗而告終。首先，發布「檢約令」，提倡節儉的生活作風，就讓包括家慶將軍在內的很多特權人物感到不快，既得不到這些特權人物的支持，又得不到小民百姓的擁護，最終水野忠邦只好黯然下台，「天保改革」也徹底失敗了——這是江戶幕府想要挽救衰亡命運的最後一次大掙扎。

文政十三年（公元1830年）七月，京都地區爆發了大地震，淀川泛濫成災，就此引發了持續數年的大飢荒。到了天保七年（公元1836年），災情更為嚴重，連向來繁華的大坂城中也饑民遍九-九-藏-書地，幾乎每天都有人餓死。大坂町奉行雖然想盡方法賑濟饑民，穩定局勢，然而卻收效甚微，豪商們也趁此機會囤積居奇，不肯把糧食低價投放市場。

德川吉宗非常崇拜先祖家康，認為家康時代幕府行政效率最高，其後因為儒臣掌權才使得武士的面貌變得日漸柔弱。為此他整頓軍備，排除「家祿」（以俸祿來確定旗本家族的高低）因素，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才。「一切都照權現大人（指德川家康）在世時候的制度來辦」成為了德川吉宗的口頭禪。

然而朝廷內部的權力鬥爭，卻使得德大寺和竹內的努力最終化為了泡影。且說當時攝關家對外仰幕府之鼻息，對內進行高壓統治，引起了公卿百官的普遍不滿，矛盾和鬥爭日趨激烈。寶曆七年（公元1757年），關白一條道香悍然放逐了與之敵對的德大寺公城、正親町三條公積、烏丸光胤等七名天皇近習公卿，同時向京都所司代控告竹內式部。京都所司代一調查，啥，這票人竟然妄圖哄抬朝廷的權威，想要奪取幕府的權柄？於是擴大打擊範圍，下達了對十七名公卿的罷職、永蟄居（終身禁閉）、謹慎（歸家反省）等處罰決定，寶曆九年（公元1759年），正式放逐竹內式部——是為「寶曆事件」，又稱「竹內式部一件」。

比方說，起初幕府並不承認「臨終養子」一說，即當大名沒有子嗣和幕府確認的養子的情況下，直至臨終才指定養子和繼承人的做法，對於這種家族，一般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改易。四代將軍家綱以後，幕府開始承認五十歲以上的大名的「臨終養子」，使得遭到改易的諸侯數量大為減少。家綱時代一共改易大名二十二家，削封的也僅僅四家而已。

江戶幕府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繼位時年僅十一歲，由叔父保科正之和大老酒井忠勝、老中松平信綱等人輔佐，度過重重危機，終於迎來平和的治世。到了寬文年間（公元1661年至1673年），這些被稱為「寬文遺老」的重臣們去世的去世、退隱的退隱，陸續離開政治舞台，酒井忠清得以邁上了大老寶座。

除薩摩、長州兩藩外，土佐高知的山內藩、肥前佐賀的鍋島藩、常陸水戶的御三家之一等等很多諸侯也都進行了大同小異的改革措施。天保年間以前，改革大多是由上至下的，幕府怎麼改，各藩也就有樣學樣，幕府改革失敗，各藩只有輸得更慘。而在「寬政改革」之後，各藩看到幕府江河日下，於是另起爐灶，汲取教訓，在自己領內實行了一系列真正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相比這些藩的改革來說，幕府的「天保改革」就是一個大笑話。

文政七年（公元1824年），年僅二十八歲的藩主仙石政美去世，並無子嗣，於是由隱居在江戶的前代藩主仙石久道主持重臣會議，商討繼承人選，最終在造酒派的推舉下，決定由久道第十二子仙石利久繼位。造酒派就此徹底掌控了藩政，但他們保守的經濟政策根本無法緩解藩內財政危機，不僅如此，反倒因為內部的爭權奪勢而釀成了多次騷亂。仙石左京趁機捲土重來，以幕府筆頭老中松平康任為其後台（左京之子娶了康任的侄女為妻），開始大肆掃蕩造酒派。

且說秀忠、家光兩代的「武斷政治」，總共改易大名一百零五家，減封十六家，使得社會上產生了大量失去主家的流浪武士，被稱為浪人或者「牢人」。這些浪人極端仇視幕府，除了舞刀弄槍外又大多別無所長，成為社會一大不安定因素。他們在兵法家由比正雪、丸橋忠彌等人的煽動和組織下，打算趁著家光將軍去世，繼承人年幼（僅十一歲）之機發動暴亂，擁護紀伊藩主、被稱為賢侯和「南海之龍」的德川賴宣繼承征夷大將軍之位。

最終的勝利者是天英院，以及他所支持的德川吉宗。且說德川家繼在正德六年（公元1716年）四月三十日去世，德川吉宗裝模作樣地三次上書推辭，直到八月十三日才正式接任征夷大將軍之位。

事實上，在幕府統治下，經常有諸侯遭到改易，有很多武士變成浪人，凄慘度日，「忠臣藏」的故事只是比較鮮明的時代反映而已。

因此他力排眾議，在興修水利、開墾荒田的同時，卻並不擴大農作物耕作面積，反倒勒令百姓和武士們都要多種漆、桑、楮等經濟作物，進而引進先進的工藝技術，大規模組織人力生產漆器和絹麻織品。此外，鷹山還鼓勵生育、推廣教育，經過多年持之以恆的努力，不但解決了財政危機，還使得米澤盆地人口繁盛，再度輝煌起來。

天明六年（公元1786年），家治將軍去世，因為他的兩個兒子都已先後夭折，沒有後嗣，就按照祖父吉宗所定下來的規矩，收一橋家第二代當主德川治濟的長男豐千代為養子，傳以將軍之位。豐千代就是第十一代幕府將軍德川家齊，繼位時年僅十五歲。

此外，綱吉還非常愛好學問，尤其是儒學，因而深受儒家尊王思想的影響，他在歷代德川氏將軍當中，對公家的態度最為和善。他曾多次向天皇獻上「御料地」，並且斥巨資修繕了歷代天皇的陵寢，總計六十六座，據考察公家領在綱吉時代，範圍竟然擴大了一倍還不止（雖然那也還是寥寥無幾）。

相對於武士們的恐懼和擔憂，小民百姓卻始終尊敬和緬懷大鹽平八郎，「大鹽不死」的說法廣為流傳。很快的，民間就出現了歌頌平八郎事迹的戲劇，只不過把背景改為足利幕府統治時期，主人公的名字也換成「小鹽貞八」。小鹽貞八為民請命，搞得愚蠢的豪商和町奉行狼狽不堪，醜態百出——大鹽、小鹽，這影射再明顯不過了。

幫助家光將軍的繼承人、長子家綱安然渡過這兩次變亂，穩定局面的主要有三個人，即大老酒井忠勝、老中「智慧伊豆」松平信綱，以及家光的庶弟、賢侯保科正之。就在「慶安之變」收束的次月——「承應之變」尚未爆發，于江戶城中舉行了「將軍宣下」的儀式，正式確認年僅十一歲的德川家綱繼任為幕府將軍。原本冊封儀式應當是在京都舉行的，但保科正之等人認為大亂初定，家綱不宜離開江戶城，遂請下御旨，將儀式舉辦地點改在了江戶，就此成為慣例。

賴息賴賬的同時，調所廣鄉下令在薩摩南方地區大面積種植經濟作物，由藩廳壟斷砂糖的外賣，此外他還秘密增加通過琉球和中國的貿易額，逐步地重建了藩的財政。不過紙里終究是包不住火的，秘密貿易最終被幕府查知，幕府派人前來責問，為了避免連累藩主，廣鄉把責任全都攬在自己身上，慨然切腹自盡。

好在幕府最終並沒有改易黑田家，家光將軍裁定，將爭執雙方全都處以流放之刑——栗山大膳被趕去了陸奧國盛岡藩，最後就死在那裡；倉八正俊則被流放高野山，后因參加鎮壓「島原之亂」有功而獲得赦免，得以復歸。

天明四年（公元1784年），田沼意次的兒子、擔任若年寄的田沼意知在江戶城中被刺，兇手乃是和意知存有私怨的旗本佐野政言。百姓們聞知此事，無不歡聲雷動，頌揚政言為「世直大明神」，意為救世之神——田沼氏之不得民心，由此可見一斑。

間部詮房是甲州藩臣西田清貞之子，少年時代就拜在著名的猿樂師喜多七太夫門下，也就是說，出身是個「戲子」。然而這位戲子卻被家宣看中，編入幕臣行列，還授予從五位下越前守的官位，進而就任若年寄，加老中格。

各藩一方面終於得到了一定的喘息機會，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幕府影響，亦陸續展開了政治、經濟改革。首先是家臣的封地被紛紛收回，很多藩都凝聚為以藩主為中心的完全整體，家臣只領俸祿，逐漸轉化為封建官吏；其次，世代重臣的勢力受到削弱，藩主往往提拔中下級武士作為自己的輔佐者，無形中反而增強了藩中實力。

最成功的改革者，首先便是米澤藩第九代藩主上杉鷹山。且說上杉氏在關原之戰後，百余萬石的領地被削減為三十萬石，后又減為十五萬石，但忠勇的上杉武士們並沒有一鬨而散，大多選擇留下來與藩主共度時艱——其實這不是一件好事，米澤藩從一開始，就背上了這個沉重的大包袱。和平時期，一般情況下每萬石可召養武士、雜兵二百名，也就是說十五萬石撐死了三千人，但上杉家卻有六千家臣（還全是武士）需要養活……很快便負債達二十萬兩之巨！

村田清風曾在給毛利敬親的上書《流弊改正意見》中，闡述了「肅正綱紀」、「啟用人才」、「改革教育與兵制」、「刷新文武」、「振興產業」五條原則。他上台以後，聘請豪商中野半左衛門、白石正一郎等人參與對商品流通的管理，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其實類似手段田沼意知就曾經搞過，但在重商的同時深刻損害了中下級武士和平民的利益，村田清風又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呢？

上杉鷹山本是日向高鍋藩主秋月種美的次男，因為他的外祖母出身上杉家族，本人也迎娶了米澤藩第八代藩主上杉重定之女為妻，遂以婿養子的身份繼承了上杉家業，並受德川家治將軍賜以偏諱，改名上杉治憲——出家后法號「鷹山」。

「忠臣藏四十七義士」乃是日本家喻戶曉的復讎故事，江戶時期的竹田出雲曾根據真實事件創作了歌舞伎劇本《假名範本忠臣藏》，一直流傳至今，此外數百年來相關的文學和影視作品更是無可計數。人們普遍認為「四十七義士」為主家復讎乃是武士精神的鮮明體現，對他們無不抱持著深刻的崇敬和緬懷之情。那麼，事件的前因後果究竟是怎樣的呢？

要說吉宗接到手的，絕對是一個爛攤子，政局從五代綱吉統治後期開始腐朽，雖經新井白石等人東貼西補，卻依舊滿目瘡痍。在政治上，多年來依靠將軍的寵信而實際掌握幕權是一些「側用人」，他們本是幕府將軍用來制約老中的親信秘書，逐漸卻變成了凌駕于老中之上的實權人物，並且反過來限制將軍本身的權力。在經濟上，浮華奢侈的民風使得整個社會都消費過度，同時各地大量湧現因為投資農業工程而得以徵收佃租的「新田地主」，以及因向農民發放高利貸而得以控制部分土地的「典地地主」，幕府和各藩原本直接向本百姓（自耕農）徵收年貢，就此被這些新興地主從中間橫插了一刀，對於農民來說，負擔更為沉重，對於幕府和諸藩來說，賦稅越收越少，財政狀況捉襟見肘。

——「享保大饑饉」，和三代將軍家光時期的「寬永大饑饉」，十一代將軍家齊時期的「天明大饑饉」，以及家齊和十二代將軍家慶時期的「天保大饑饉」，並稱為江戶時代的「四大饑饉」。

所謂「蘭學」，就是傳自荷蘭的西洋學問，最早引進日本併為人們所重視的乃是西洋醫學。其後新井白石寫了《西洋紀聞》一書，開學習西洋之先河。德川吉宗將軍曾經指派銀匠出身的數學家、天文學家中根元圭修訂曆法，元圭在閱讀了一些被查沒的禁書以後，進諫吉宗將軍，說如果繼續禁止從中國輸入翻譯書籍，將使修歷工作無法完成。吉宗將軍接受了中根元圭的建議，宣布不管是從中國輸入的譯書，還是從荷蘭輸入的原作，只要不明著宣揚天主教義，全都允許傳播。這道政令促使「蘭學」正式形成。

酒井忠清擔任大老的時期，家綱將軍已經成年，開始插手政務。但問題這位將軍生來病弱，或許受此影響，正室、側室們多次懷孕，不是流產就是誕下死嬰，導致他喪失了生存的意義，開始肆意享樂，生活日益奢靡腐化。酒井忠清倒是兢兢業業地撐持著幕府基業，但他因為「寬永大饑饉」的教訓而過於重視農業卻忽視商業，同時繼續堅持鎖國政策，再加上將軍亂花錢，遂導九*九*藏*書致幕府的財政狀況逐年惡化。

松平定信還實行「寬政異學之禁」，稱朱子學為「正學」，把其他各門學派都打成「異學」，禁止在幕府的公立學問所中講授，其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乃是對「蘭學」的壓制。

老中會議果然因此而被削弱，綱吉將軍開始大肆重用側用人。側用人全稱為「御側御用人」，一般俸祿在一萬石以上，本是將軍秘書一般的角色，負責向老中會議傳達將軍的敕命。為了削弱相權而重用秘書班底，進而使得秘書班底成為新的朝廷中樞，這在中國歷史上不乏其例，綱吉將軍所為，其實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而就在此新舊交替之際，一種被稱為「御家騷動」的現象屢屢發生。所謂「御家騷動」，是指各藩因繼承人問題或內部的爭權奪利而引發的動亂，這一詞彙一直沿用到現代，用以指代企業或家族內部的紛爭。其實前文所述的大久保長安死後家中動亂，以及柳川調信狀告家主宗義成，就都屬於「御家騷動」的範疇，但在江戶時代，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還得算是「三大御家騷動」。

但是在元祿時代，民間出現了陽明學派和古學派，批判朱子學，前者要求按照日本的實際情況來改造儒學，不可照搬中國之儒，後者則要求刪去雜蕪，復歸於孔子之儒。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有中江藤樹、熊澤蕃山等，后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山鹿素行、荻生徂徠等，但在幕府的壓制下，這些人和他們的著作，全都沒有好下場。

表面上來看，這是一個感動人心的脈絡清晰的復讎故事，然而仔細研究，卻有很多不可解之處。首先就是淺野長矩為何要突然向吉良義央揮刀，真的是因為遭到了戲弄嗎？戰國時代已經結束很久了，各地藩主早都變成了匍匐在幕府腳下的溫順小貓，他為何還有這等血氣之勇，為何毫不考慮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呢？

或許正因如此，綱吉將軍才會大怒如狂，輕饒了義央，卻一定要嚴懲長矩。據說目付多門傳太郎就曾經進諫說，按照舊例，對義央的處分不該如此之輕，對長矩的懲罰也不該如此之重，然而掌權的側用人柳澤吉保卻以將軍之命不可更改為由拒絕了。柳澤吉保一慣豪奢受賄，傾軋同僚，或許他是從義央身上看了自己的影子，所以定要置長矩于死地而後快吧。

然後寬政三年（公元1791年）又發生了「尊號一件」，即指光格天皇欲圖為生父典仁親王加上天皇尊號，遭到幕府的強烈反對。這些事件都是幕府對朝廷中尊王派別的沉重打壓，只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其結果只能是導致朝廷更進一步地離心離德。而恰巧就在這個時候，西洋列強也殺入了日本國內——波瀾壯闊的幕末維新運動就此掀開了序幕。

然而德川吉宗雖然設置了「目安箱」，鼓勵平民直接向將軍上書言事，擺出一副親民的架式，其政策卻未必能給中下層民眾帶來什麼好處。在鼓勵生產的同時，他也多次加增年貢，為了充實幕府財政而拚命壓榨百姓。吉宗時代的勘定奉行（即勘定吟味役）神尾春央就曾說過：「農民像芝麻，越榨越出油。」在他們的壓榨下，享保十七年（公元1732年）關西地區鬧起了大飢荒，一揆紛起，由此引發的城市糧價變動，又使得江戶城內的貧民們也紛紛揭竿造反。德川吉宗為了賑濟災荒、穩定糧價而傷透了腦筋，遂被戲稱為「米之公方」。

為了提升經濟實力，長州藩很早就開始對紙、蠟、藍等特產品實行專賣制，因為藩吏經常強行低價收購農民的上述特產，並且控制商品流通，導致十九世紀初期藩內暴亂不斷，尤其是天保八年（公元1837年），爆發了六萬多農民參加，延續整整三個月的大暴動，農民們要求取消專賣權，降低年貢比例，並使商品流通自由化。長州藩主毛利敬親受此壓力，被迫起用俸祿五十石的中級武士村田清風主持藩政，展開全方位的改革。

朱子學的傳入，使得復興天皇朝廷以制約幕府統治的思潮開始泛濫，最終導致了「公武反目」——保暖思淫慾，公卿百官們在吃穿不愁以後，就該琢磨著從幕府手中奪回自己「應有」的權柄了。

德川家宣剛一上台，就對幕府人事進行了一場大清洗，罷免奸佞柳澤吉保，以及側用人松平輝貞和松平忠周，疏遠世代擔任大學頭、掌控幕府思想統治的林氏。但是家宣將軍並沒有把權柄交還給老中會議，他也有自家的親信要用，那就是從甲府帶過來的側用人間部詮房和儒者新井白石。

竹內式部大號敬持，乃是著名的朱子學者、神道家山崎暗齋的再傳弟子。所謂「神道」，本是根源於日本原始神話的、為了對抗外來佛教才逐漸得以完善的本土宗教，但在中世幾乎被佛教所徹底吞併。只是否極泰來，因為佛教勢力過於膨脹——看看「南都北嶺」和本願寺的所作所為，便可窺其一斑了——招致了公武雙方的不滿，神道因此得以復興。江戶幕府時期，儒臣林羅山著有《神祇寶典》，提出神道即堯舜之道，就此又嘗試著把儒教和神道結合為一。所以山崎暗齋既是朱子學者，又是神道家，那真是一點兒都不奇怪。暗齋提出「垂加神道」，稱天照大御神為神道基本信仰，而號稱天照子孫的天皇，則是全日本最尊貴的存在——說白了，他的思想核心就是「尊王」，故此德大寺公城才會希望接掌暗齋衣缽的竹內式部去好好教導小天皇。

天保十二年（公元1841年），「大御所」德川家齊去世，家慶將軍得以親政，重用老中水野忠邦，開始了「天保改革」。這位水野老中的思路和當年的松平定信幾乎毫無二致，所使用的手段也不外乎提倡節儉、鼓勵耕種，同時限制商業活動而已。唯一的新花樣是頒布「人返法」，禁止農村人口流入城市，甚至把城市貧民都往農村趕。

鷹山一直居住在江戶城下，繼位兩年後才第一次返回米澤。出現在他面前的是個超級大爛攤子：養父上杉重定退位后便徹底撒手，諸事不理；須田、長尾、色部等戰國時代遺留下來的譜代重臣們掌控藩政，橫行霸道；財政瀕臨破產，全年赤字高達三萬兩；農民大多跑散，全藩人口僅僅十余萬……當時米澤是全日本數一數二的窮藩，據說江戶市民為了辟除新鐵鍋上的所謂「金氣」，都要在鍋底上貼上寫有「米澤」二字的紙條，無他，因為米澤沒有金也。

天保九年（公元1838年），著名蘭學者、醫生緒方洪庵在大坂創辦了蘭學堂「適塾」，先後教授了三千多名弟子，這些弟子中有幾個人的名字將會響徹整個日本，比如福澤諭吉、橋本左內、大村益次郎、大鳥圭介等等。當然，這時候不會有人想到，在這批醫學生中，竟然會出現敲響德川幕府喪鐘的人物……

延寶八年（公元1680年），四十歲的家綱將軍終於走到了他人生的終點，因為沒有後嗣，據說酒井忠清打算沿用鎌倉幕府的舊例，迎接有德川家康次子結城秀康血脈的有栖川宮親王繼任為幕府將軍。此議遭到老中堀田正俊等人的堅決反對，他們主張讓家綱的四弟松平綱吉來當繼承人。五月八日，德川家綱讓位給綱吉，旋即去世。

最後是「仙石騷動」，發生在江戶幕府晚期，第十一代將軍德川家齊在位期間，騷動的主體乃是但馬國出石藩。出石藩初代藩主為小出秀政，其妻為豐臣秀吉生母大政所之妹，在「關原合戰」中歸屬西軍，曾經參加過對細川家田邊城的進攻，但其次子秀家卻黨同東軍，立下功勛，因而戰後所領六萬石得以安堵。元祿九年（公元1696年），出石小出氏因斷嗣而遭改易，翌年松平周忠被從武藏國岩槻城移封至此。寶永三年（公元1706年），周忠與信濃國上田藩主仙石政明所領交換，出石藩就此成為仙石家的領地。

然而當年七月，暴動陰謀即告敗露，丸橋忠利在江戶被捕，處以極刑，不久後由比正雪也在駿府切腹自殺，德川賴宣親往江戶城中謝罪，澄清謠言，局面才算逐漸穩定了下來——是為「慶安之變」。

綱吉將軍到了統治後期，也逐漸走上了他哥哥的老路，生活越來越奢靡，治政也不再清明。尤其在大老堀田正俊遇刺身亡以後，他更是一腳踢開老中會議，重用側近牧野成貞、柳澤吉保等人，使得幕府的統治開始走上了下坡路。可以說，德川綱吉統治時期是江戶幕府的鼎盛期，也是由強變弱的轉折期。

仙石家的始祖乃是豐臣秀吉愛將仙石秀久，三傳而至政明，入居出石，再五傳而至仙石政美，因為藩政拮据，而委託一門眾筆頭家老仙石左京（久壽）進行財政改革。左京主張開源，政策傾向於重商主義，與主張節流的仙石造酒（久恆）爆發激烈衝突，並最終被造酒派趕下了台。

說到了，德川吉宗的「享保改革」雖然使得江戶幕府暫時度過了財政危機，能夠繼續苟延殘喘下去，卻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政局下滑的態勢。

松平定信下台以後，幕府對於「異學」的鉗制有所放鬆，蘭學就此蓬勃發展起來。到了公元19世紀，蘭學逐漸分化為兩個派別，一派稱作「下町組」，只把目光限制在科技方面而忽視或者不如說故意迴避對西洋社會制度的研究，另一派稱為「山手組」，對於西方的科學技術、哲學思想、社會制度等等各方面都抱有極大的研究興趣。

家重將軍在寶曆十年（公元1760年）傳位給兒子德川家治，家治將軍格外寵信田沼意次，安永元年（公元1772年）竟然把他破格提拔為老中。從此田沼意次大權在握，開始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革幕政。

德川吉宗很可能是個私生子，身份並不高貴，然而巧在前面三個哥哥全都很年輕就去世了，吉宗因此一步登天，繼承了紀伊和歌山藩。據說此人身高超過一米八零，體格健壯，活潑好動，還在當藩主的時候，就非常關心百姓的生活，經常出入田間地頭，直接處理農民之間的矛盾和糾紛。在他節儉的生活、勤勉的理政和靈活的手腕統治下，原本財政瀕臨崩潰的紀伊藩經過整頓，逐漸重現勃勃生機。正因如此，德川吉宗在當時的幕府群藩中名聲最為響亮，所以天英院便以選賢為名義，扛出吉宗來與月光院爭權。

大坂「米騷動」並非「天保大饑饉」中平民百姓對幕府的唯一反抗舉動，就在大鹽平八郎自殺后不久，備后三原、越后柏崎，以及攝津能勢、川邊、豐島等地也先後爆發起義，首腦都自稱乃是「洗心洞」的學生，高舉著大鹽的旗號。就在如此風雨飄搖的局勢中，德川家齊將軍憂慮退位，把征夷大將軍的寶座讓給了兒子敏次郎，也就是第十二代幕府將軍德川家慶。

本來議定的起義時間是二月十九日下午四時，然而大鹽平八郎的弟子平山助次郎、吉見九部右衛門等人卻於十七日晚間突然向東町奉行所告密，迫使起義時間提前到十九日清晨。當時平八郎在自家院中樹起「救民」大旗，聚攏學生、城市貧民和近郊農民五六百人，搗毀了很多與力、同心（也是奉行下屬的小官吏）以及豪商的宅邸，所查抄出來的糧食全都沿途散發。然而因為事起倉促，大坂近郊農民中得到消息的人並不是很多，致使起義人數無法進一步擴充，終於在下午四時被奉行所的軍隊擊敗。起義群眾死傷慘重，大鹽平八郎在逃亡躲藏四十天後也終於被迫縱火自焚。

原來清風在支持豪商的同時，為了救濟貧困的中下級武士，宣布由藩廳分三十七年代其償還一切債務，同時鼓勵武士們勤修武藝和學問。對於城市貧民和農民，他放寬了對「長州四白」（米、鹽、蠟、紙）的專賣限制，並且允許棉花和棉布自由流通，同時免除新墾荒地的年貢，作出了一定的讓步。就這樣，僅僅花費了五年的時間，原本長州藩高達八萬五千貫的外債已經償還過半，而藩內局勢也逐漸穩定了下來。

退位六年後，吉宗去世。老子read.99csw.com一死，「尿床公方」開始徹底胡來，重新信用側用人，大岡忠光、田沼意次等人陸續當權。且說這位田沼意次，本來是紀州藩的下級武士，他跟隨德川吉宗來到江戶，一路攀升，俸祿從六百俵增加到一萬石，擔任世子家重的小姓，並在家重親政后成為側用人。

然而此議遭到了德川家宣的正室天英院的堅決反對，據說這兩個女人在內宮爭權奪利，矛盾很深，而既然月光院首先提出以德川繼友繼承將軍家，則天英院就反其道而行之，抬出來紀伊藩主、「南海之龍」德川賴宣的孫子德川吉宗。

酒井忠清乃是上野國廄橋藩第四代藩主，同時也是雅樂頭酒井氏宗家的第四代當主，其祖父酒井忠世曾經侍奉過從德川家康到德川家光的三代將軍，與土井利勝、青山忠俊併為家光將軍的三位師傅。

隨即又爆發了「承應之變」——慶安五年（公元1652年）九月十八日改元承應，而在此前的十三日，牢人別木庄左衛門、林戶右衛門、三宅平六等人密謀在德川秀忠夫人崇源院第二十七回忌日之時發動叛亂，在江戶城內縱火併刺殺老中，陰謀同樣敗露，幕府就此展開了大規模搜捕，將別木庄左衛門等人一網打盡，皆處以極刑。此外，各藩藩士甚至幕府旗本受此牽連的，也有很多被斬殺或勒令切腹。

基於這種社會現狀，德川吉宗一上台就立刻展開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上，他貶退了家宣、家繼時代掌權的側用人間部詮房，以及擔任顧問的新井白石，把權力收歸將軍本人。在經濟上，他提倡儉樸，斥責怠惰，推廣農業科技，重建了幕府的財政基礎。

調所廣鄉雖然死了，秘密貿易雖然暫時不能再搞了，但薩摩藩卻一直延續著廣鄉的諸多「殖產興業」的政策，不但徹底擺脫了財政危機，還大量引進西洋先進武器，開始整頓軍備，擴充實力，最終得以重新雄霸西海。

延享四年（公元1747年），櫻町天皇讓位給年僅七歲的太子遐仁親王，也即桃園天皇，翌年改元寬延。這位櫻町天皇，因為在幕府將軍德川吉宗的默許下恢復了很多古老的朝廷儀式、祭禮，竟被譽稱為「聖德太子再世」，朝廷也因此而似乎偷窺到了一線變天的曙光，中下級公卿開始互相串聯，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新繼位的桃園天皇身上。於是權大納言德大寺公城就把尊王論者竹內式部推薦到了年幼的天皇身邊，希望他能夠把天皇教導為一代英主。

德川家光共生五子，兩個夭折，活下來的是家綱、綱重和綱吉。據說德川綱重英武不凡，而又聰明睿智，但偏偏才活了三十五歲，比他哥家綱死得還早，於是幕府將軍的寶座，最終就落到了已經退居松平苗字的綱吉手中。

事件的第二個疑點，是從赤穗藩被改易到吉良義央被殺，中間相隔了整整一年半的時間，一個簡單的復讎計劃需要謀划那麼長時間嗎？事實上，大石良雄在離開赤穗以後，曾經到處拉人情，托關係，向幕府求情，要求恢復赤穗藩，但在柳澤吉保用事的背景下，他的種種努力全都化為了泡影，這才灰心失望，被迫鋌而走險的。

大鹽平八郎看到如此人間慘劇，心生憐憫之情，於是變賣了家中藏書，所得黃金六百二十兩全部分給貧民。然而他的這一義舉反而引起奉行所的警惕，指責平八郎違法賑濟，想要收買民心，意圖暴亂。平八郎憤怒之下，決定一不做，二不休，乾脆起而造反，推翻無能的大坂町奉行所。

從此，僻處日本最西南端的島津氏就開始了在和平時代的艱難掙扎，所面對的最大敵人不是外患而是內憂。薩摩國土地貧瘠，社會結構也比他藩落後，存在大量亦農亦兵的所謂「鄉士」（據說達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強），經過整個江戶時代都沒能真正完成兵農分離。那麼多武士，哪怕是下級武士也想要領俸祿吃飯，但島津氏除了打過一下琉球國外，又別無對外擴張的可能，就此搞得經濟拮据，財政數度瀕臨破產。當然啦，這裏面也有德川幕府的「功勞」，大名的「參覲交代」制度對距離江戶越近的藩損害越小，越遠的損害越大，最遠的島津氏當然吃的苦頭最多了。

在德川光國、保科正之、池田光正、前田綱紀等所謂「賢侯」的推動下，幕府確定了以朱子學為整個日本社會的指導思想，大力宣揚忠孝節義。尤其是德川光國，此人乃是「御三家」之一的水戶藩的藩主，官至權中納言，因為大納言或中納言的漢稱為「黃門」，故此俗稱為「水戶黃門」。這位水戶黃門大人易裝巡遊各地，懲治不法官吏、藩主的故事，在日本家喻戶曉，有如中國的包青天一般。

如前所述，堀田正俊迎娶了春日局之孫稻葉正則的女兒為妻，算是春日局的重孫婿，稻葉正則的堂弟正休，按輩分自然是正俊妻子的從叔父。然而正是這位擔任幕府若年寄，受封美濃國青野藩的從叔父，竟然在貞享元年（公元1684年）八月，在江戶城中突然向堀田正俊舉起了屠刀——正俊遇刺重傷，被抬回家不久后便咽了氣，享年五十一歲。根據幕府的記錄，此事根源是稻葉正休犯了瘋病……這當然很難取信於人，後人懷疑乃是綱吉將軍欲圖削弱老中會議的權柄，而刻意挑撥他們叔侄關係，最終不期然釀成了惡性|事件。

慶安四年（公元1651年）四月，三代將軍德川家光病歿，享年四十八歲。包括老中堀田正盛在內的很多家光親信都切腹自殺以殉主，幕府統治機制因此暫時陷於停頓，就此導致了「慶安、承應之變」的發生。

前面所述三次騷動，面對國持大名，幕府不能不慎重處理，雖然處罰了相關責任人，卻並沒有嚴懲藩族本身。對於小小的出石藩就沒那麼客氣了，五萬八千石的封地直接削減一大半，只剩下二萬八千石。

這所謂的「七家」，就是指七家藩中譜代重臣，包括奉行千坂對馬、色部修理，江戶家老須田伊豆，侍頭長尾權四郎、清野內膳、芋川縫殿和平林藏人。他們向上杉鷹山提起「強訴」，要求罷免竹俁當綱，停止新政，恢復所謂傳統的「越后風」政治制度。

大石良雄暗中聯絡有志復讎的同僚四十六人，最終在元祿十五年（公元1702年）率領這些人潛入江戶城。十二月十五日午夜，他們趁著大雪紛飛，城內各處防備鬆懈之機突入吉良義央的宅邸，連殺數人，並最終砍下了義央的首級，為主家報了仇。事後，四十七義士將仇人首級供奉在淺野長矩的墳頭，然後在幕府派來的追捕人馬面前束手就縛。經過審訊，到了第二年，幕府勒令他們集體切腹——據說只有一個叫寺坂右衛門的僥倖存活了下來。

造酒派先是通過仙石久道的正室夫人常真院，把狀告到了久道那兒，繼而常真院又跑回娘家——播磨姬路藩——向藩主酒井忠學求告（常真院是姬路藩酒井氏初代藩主忠恭之女，而忠學則是第五代藩主、忠恭的玄孫）。這位酒井忠學的背景可不一般，酒井家本就是幕府譜代重臣，忠學又迎娶了家齊將軍第二十五女喜代姬為正室夫人，於是在酒井忠學和覬覦首席地位的老中水野忠邦努力下，最終幕府直接插手出石藩的騷動，判處仙石左京「獄門」（梟首示眾）之刑——松平康任也被迫退位隱居。

要說蝸居京都的天皇朝廷，在江戶幕府時期的地位和基本狀態，與室町幕府時期截然不同。室町時代，尤其是進入戰國亂世以後，朝廷依舊主持著國家級的祭祀，權威有所殘存，但經濟來源幾近於無——天皇被迫賣畫為生，公卿到處依附諸侯做食客，宮女（多出公卿家庭）只好賣春……而在江戶時代，如前所述，幕府給朝廷保留了一定的御料地，使得天皇家族和上位公卿衣食無憂，但同時，幕府一步步地剝奪了朝廷所有的權力，包括封賞官職的權力、統轄僧侶的權力，甚至於國家級的祭祀權。到了江戶中後期，京都朝廷幾乎就等同於不必「參覲交待」的普通諸侯了，所能維持的，也僅僅只有天皇家的族祭而已。

德川吉宗在延享二年（公元1745年）九月號稱隱居，讓位給長子德川家重，一個身體孱弱、口齒不清，被百姓嘲笑為「尿床公方」的傢伙。為了讓紀伊家可以世代盤踞將軍寶座，吉宗還分封了兒子宗武、宗尹和孫子重好，成立田安、一橋和清水三個家族，並稱「御三卿」，規定御三卿雖然地位較御三家為低，將軍繼承順位卻在御三家之前。

由上可知，松平定信的統治對日本的損害更甚於田沼意次，當時民間就有這樣一首諷刺歌謠，說：「白河（指白河藩主松平定信）水清難養魚，田沼渾濁堪懷念。」這正是幕府執政者一代不如一代的真實寫照……

鷹山入藩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從自己做起，厲行節儉，把藩主一千五百兩的在江戶生活費用裁減到二百零九兩，把侍奉的女官從五十人減少至九人。以此為榜樣，要求全藩都勤儉為本，停止一切飲宴、酬酢，武士們每餐飲食只准一菜一湯。

最終推翻江戶幕府統治的，乃是號稱「四強藩」的西南諸侯，也即薩摩島津氏、長州毛利氏、土佐山內氏和肥前鍋島氏——如前所述，都是藩政改革比較成功的勢力。然而沒有一家勢力擁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取德川氏而自代之，也即新時代全日本的統治中心，不可能再是武家幕府，那麼，就只有嘗試著打起公家朝廷的旗號來了。

再說「伊達騷動」，又名「寬文事件」，源於仙台藩始祖伊達政宗之孫綱宗在繼位後行為放蕩、酗酒奢靡，導致老中酒井忠清提議分割仙台藩。惶急之下，仙台藩臣聯手逼迫綱宗下台，讓位給他年僅兩歲的幼子龜千代。因為龜千代年幼，家中權柄都操縱在一門眾伊達宗勝（伊達政宗的十男）手中，分支涌谷伊達氏的當主伊達安藝（宗重）深感不滿，於是向幕府提起訴訟。

且說寶曆三年（公元1753年），幕府下令島津氏出錢出工治理木曾川，家老平田靭負扛下了這個重擔，率領數千人前往濃尾地區去搞治水工程。在幕府所派遣的官吏的策劃和監督下，薩摩人辛苦勞作，終於圓滿地完成了任務，然而事後一算開銷，卻是個根本無法負擔的天文數字。於是平田靭負引咎自殺，藩主島津重年（久門）也于不久后憂憤而終。

調所廣鄉在文政十年（公元1827年）出任大目付一職，基本上掌握了藩中實權，他隨即就展開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廣鄉利用威逼的手段，迫使債權人同意取消年息，允許島津氏在二百五十年內分期償還五百萬兩的債務。其實這種賴息賴賬的手段幕府也多次搞過，莫不造成嚴重的金融危機，只是調所廣鄉沒有像幕府老中們那樣專橫霸道（以他的身份地位也專橫不起來），他承諾讓債權人中的三都豪商獲得薩摩特產品的專賣權，同時允許債權人中的藩內商人可以繼承武士的家業。這樣又打又拉，終於暫時把所背負的龐大債務包袱給卸了下來。

且說元祿乃是東山天皇的年號，元祿十七年改元寶永，寶永六年（公元1709年）元月，五代將軍德川綱吉去世，因為並無子嗣，乃收其侄德川綱豐（甲府藩主德川綱重長男）為養子，賜以將軍家世襲的「家」字，改名為德川家宣，繼任為第六代幕府將軍。

事件發生后，綱吉將軍怒發如狂，立即派人徹查此事。按照幕府的一貫規定，引發事端的雙方都應受到懲處，是為「喧嘩兩成敗」，然而最終幕府卻偏袒吉良義央，只是勒令其歸家「謹慎」，對於淺野長矩卻給予了切腹、改易的最嚴厲懲罰。

德川家繼的去世，使得二代將軍秀忠所傳下來的血統徹底斷絕。按照秀忠在世時的規定，將軍家一旦絕嗣，則由御三家之一入繼宗家，御三家的筆頭乃是尾張藩，因此德川家宣的側室、家繼將軍的生母月光院就推舉尾張藩主德川繼友為下任將軍的人選。

「蘭學」在「享保大饑饉」期間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蘭學家青木昆陽于小石川的葯園中試rｅad.99ｃsｗ•com種番薯，獲得成功，於是寫出了著名的《蕃薯考》一書，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災荒，遂被百姓尊稱為「甘薯（番薯）先生」。

成功的改革都有其共同點，那就是大力發展商業，重建藩廳的財政，同時提拔和重用中下級武士，靠攏豪商和富農，以這些人替代譜代重臣成為政府的核心力量。關西的很多諸侯因為重臣勢力在太平年代逐漸衰弱，而使得這種改革雖未必一帆風順，卻也水到渠成，而關東很多諸侯，尤其是幕府的親藩、譜代，卻因為守舊勢力過於強大而最終鎩羽而歸。比如前面提到過的水戶藩，藩主德川齊昭素有「賢君」之稱，但他力推的改革措施卻逐一失敗，毫無起色。

綱吉首先重用的側用人是牧野成貞，此人本是綱吉將軍繼位前，還在當上野館林藩主時代的家老，后受封下總關宿藩。然而牧野成貞的地位很快就被柳澤吉保所取代。柳澤氏源出甲斐國武田氏一門的一條氏，與土屋氏併為受到德川家重用而成為近世大名的武田遺臣代表。柳澤吉保本名房安、保明等，原本也是館林藩臣，綱吉繼承幕府將軍之位后成為幕臣，他人生的巔峰乃是受將軍賜予偏諱改名吉保，受封甲府城和駿河等地十五萬石封地，並獲賜大老格（身份等同於大老）。

德川綱吉的統治時代，是江戶幕府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幕府財政捉襟見肘，被迫加大壓榨百姓和諸侯的力度。本身淺野長矩等人所擔當的工作就不是一樁美差，相關費用全都攤在接待人頭上，幕府不出一分一毫，卻又諸般挑剔。淺野長矩應該是在幕府的重壓而非吉良義央的戲弄下才會精神失常，拔刀向人的吧。他之所以襲擊吉良義央，恐怕目標並非義央本人，而是義央在此接待過程中所代表的幕府的權威。

薩摩有改革家調所廣鄉，相對地，長州則有村田清風。所謂長州，指的就是戰國時代的安藝毛利氏，關原合戰後，毛利氏的領土遭到大幅度削減，只剩下了周防、長門兩國。然而因為此地扼守瀨戶內海的出海口，商品交易自古就很活躍，所以雖說是幕府歷來打壓的重要目標，雖說有大群家臣需要養活，過得多少還算比薩摩藩要富裕點兒。

民間傳說中，揭穿這一陰謀的正是忠臣前田直躬——不過此案疑點甚多，現在普遍認為，是前田直躬等守舊派設下圈套，才得以將大槻傳藏的革新勢力徹底掃清的。

田沼意次一副奸臣嘴臉，松平定信可是堂堂忠臣，又是八代將軍吉宗的嫡親孫子，然而兩人的政策前後對比，松平定信恐怕比田沼意次更為莫名其妙，更為不堪。且說定信恢復以農為本的傳統政治，大力壓制豪商，但所造成的結果是金融混亂，生活在城市中的旗本和御家人就連賒貸都找不到門路，很多直接破產淪落為城市貧民。

其實對於這種窮困潦倒的家族，歷代都會希望整頓藩政，緩解財政危機，就此必然產生革新派和保守派的對立——三大御家騷動，大多肇因於此。鷹山強力壓制保守派，起用革新派的竹俁當綱、蒞戶善政等人主持藩政，就此引發了保守派的反攻——史稱「七家騷動」。

民間到處都謠傳平八郎並沒有死，而是逃往了伊豆韮山或者別的什麼地方，甚至還有人說他途經九州，乘坐美國船逃到大陸去了。就連幕府中也出現了「三月末得於火中者，非真屍也」之類的說法，著名蘭學家、田原藩士渡邊華山還擔憂，如果大鹽真的逃往國外，則「外患」與「內亂」相結合，國家從此就不得太平了。

是為「明和事件」。受到牽連，竹內式部罪名加重，流放地改成了八丈島（即宇喜多秀家的埋骨之地），結果走到半道上就咽了氣。

家治將軍的去世，使得田沼意次失去了靠山，他很快就被保守派趕下了台。保守派的首腦乃是白河藩主松平越中守定信，定信擔任老中以後，全盤推翻田沼政治，進行了新一輪的改革，是為「寬政改革」。

然而，相對於幕府改革的失敗，很多藩卻從中汲取經驗教訓，開始一系列更符合實際情況的改革措施，獲得了部分成功，從而逐漸壯大起來，並最終成為幕府政權倒台的掘墓人。

同時期在思想方面，佔領導地位的朱子學開始有所動搖。朱子學很早以前就傳入了日本，還曾一度成為後醍醐天皇推翻鎌倉幕府的思想武器。然而這種學說長久把持在僧侶尤其是禪宗僧侶手中，直到戰國末期的藤原惺窩和林羅山才真正將其轉化為一門武士的學問。林羅山受到德川家康的器重，其孫林風岡被德川綱吉任命為大學頭，總管幕府的文教工作，並且世代承襲此職。通過林氏祖孫，以及德川光國等人的鼓吹，逐漸奠定了朱子學在幕府統治下的主導思想地位。

新井白石是朱子學者木下順庵的弟子，本身在幕府內部並無職位，算是將軍的高級顧問。這二位受到家宣將軍重用伊始，便慫恿將軍廢黜了怨聲載道的《生類憐憫令》，並且對幕政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朝野上下的面貌由此煥然一新，大家都希望家宣將軍可以迎來一個新的盛世，然而這位將軍在位僅僅三年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一歲。

綱吉將軍晚年耽於享樂，疏忽國事，而把政務全都委託給了柳澤吉保，因而幕府的種種惡政，最終全都被記在吉保頭上，他遂成為後世傳說中江戶幕府時期的第一大奸臣。

德川家康共有子十一名，前六子都得以成年，七、八兩個則夭折了，至其晚年，又生下了義直、賴宣、賴房三子，受封于尾張、紀州和水戶，被稱為「御三家」。「御三家」是除幕府將軍的本宗外，唯獨獲准使用「德川」苗字的三個分家——家康餘子及其子孫則恢復舊苗字「松平」——並在將軍家絕嗣之時，規定可從三家擇賢過繼，以繼大宗。所以德川賴宣理論上也是有當將軍的資格的。

到了德川家齊在位的時代，有一位名叫林子平的幕臣提出，世界的趨勢乃是發展海軍，鞏固國防進而向外擴張，他寫了《海國兵談》一書，請求幕府引進新式武器，重新整備軍隊。然而偏巧林子平就碰上了松平定信當政，定信嚴禁「異學」，下令沒收了《海國兵談》的雕版，還把林子平禁錮起來。林子平憤然作歌道：「無雙親，無妻子，無兒女，無木版，無錢，也無死的念頭……」從此自稱「六無齋」。

幕府兵馬隨即開到了赤穗藩，深為家主所受不公待遇而憤怒感慨的赤穗藩士紛起鼓噪，要和幕府軍開戰，然而筆頭家老大石內藏助良雄卻採取恭順態度，約束部下，檢點財物后便主動打開了城門。事後，包括大石良雄在內的赤穗藩士全都變成了浪人，被迫流亡各地。

在幕府和各藩都陷於嚴重財政危機的當時，除非名震天下的人物，浪人是沒有多少機會出仕的。原本都是靠俸祿吃飯的赤穗藩士，主家被改易后變為浪人，根本毫無謀生的手段。如大石良雄之輩還能靠著一點點積蓄過活，中下級藩士則只有死路一條。與其餓死，不如復讎而死，讓名聲傳遍天下——這才是所謂「四十七義士」最直接的想法吧，不必把他們過於高尚化。

前田宗辰在位僅僅一年半也去世了，把藩主之位傳給了異母兄弟前田重熙，重熙下令，將大槻傳藏流放去了越中五個山。時隔不久，據說便發生了重熙和凈珠院（前田宗辰的生母）險些遭到毒害的事件，經過調查，疑點集中在女官淺尾身上，並且通過審訊淺尾，供出了前田吉德的側室（宗辰和重熙的庶母）真如院與大槻傳藏私通，欲圖謀害藩主的陰謀。最終真如院和淺尾被處死，大槻傳藏則在流放地被迫自殺。

家宣將軍的繼承人德川家繼就任征夷大將軍的時候年僅四歲，在位四年而歿，他的統治時期，幕府大權仍然掌握在間部詮房和新井白石的手中。白石整頓幕府財政，改鑄成色好的新幣，改善天皇朝廷和幕府之間的關係，使幕府統治重新穩定下來——是為「正德之治」。但是白石雖然被守舊派恨之入骨，稱之為「鬼」，其實他的改革也並無新意可言，只是恪守于儒家的傳統道德，合理主義氣味過於濃厚，很多措施只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並不能從根本上緩解社會各階層的矛盾。

延寶之後是天和年號，故此德川綱吉將軍在位前期就被稱為「天和治世」。天和之後是貞享，貞享再后是元祿，這一時期的社會文化豐富多彩，在日本歷史上非常著名，遂被稱為「元祿文化」。

村田清風在重建長州藩財政的同時，還大力培養和提拔有才能的中下級武士，提倡蘭學，購入新式武器，強化了長州的軍事力量。天保十四年（公元1843年），毛利敬親在羽賀台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出動總兵力達一萬四千人，士氣高漲，裝備精良，引發了極大的轟動。

值得一提的是，協助德川吉宗完成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有一位名臣，名叫大岡榮五郎忠相，官至從五位越前守，通稱大岡越前。此公原為負責伊勢、志摩地區治安的山田奉行，其後被吉宗將軍提拔為普請奉行（主管工程建設），又升為江戶町奉行，也就相當於是首都的市長兼警察局長兼高院法官。大岡越前斷案如神，從不徇私枉法，他還協助吉宗將軍完成了法典《公事方御定書》，也被日本人看作是如同中國包青天一般的人物，關於他的民間傳說很多。

大鹽平八郎乃是江戶時代著名的陽明學者，他曾經繼承祖父的職位，當過大坂東町奉行所的與力（輔佐奉行的小官吏），後來退隱歸家，創辦名為「洗心洞」的學塾，開課授徒，影響很大。對於幕府的腐朽統治，平八郎深為痛心，希望通過教育來傳播愛民的思想，從而扭轉時局。他曾經作詩讚揚農民道：「女織男耕淳樸深，城中妖俗未相侵。若加文教溯三代，不可使知豈聖心。」

栗山大膳本名利章，其父栗山四郎右衛門利安乃是黑田如水時代的筆頭家老，民間傳說中被列為「黑田八虎」或「黑田二十四騎」之一。且說黑田忠之繼位以後，日益疏遠栗山大膳等老臣，卻寵愛小姓倉八十太夫正俊，引發了大膳對忠之和正俊的極大不滿。矛盾最終激化，栗山大膳向幕府密告，說黑田忠之整軍經武，似有不軌的企圖——距離黑田長政去世，僅僅只有幾個月的時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