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在許久以前已在宗教中完全摒棄邏輯那個方式，我相信是由於第二本能。如我們所已知，佛教禪宗的發展，是以不信任邏輯的分析為根據，而在笛卡兒推理方法之下受教育的西方人，覺得禪宗很難了解。基督教最令東方人震驚的是，差不多所有基督教神學，都對宗教作學院式的研究。那錯誤幾乎是難以相信的，但在一個以理性為首要多過以感情及人的全意識為首要的世界中，這種錯誤甚至不為人所發覺及被忽視。科學方法並沒有錯，但它完全不適用於宗教的範圍。人常想用有限的文字來為無限下定義，像談論物質的東西一樣談論靈性的東西，而不知道他所處理的題目的性質。

因為這種宗教信仰的混亂及教會的分門別派，我曾一度努力渡過可咒詛的地獄之火的西拉險攤及法利賽黨的女妖，而自稱為異教徒。我站在理性主義及人文主義的立場，想到各宗教互相投擲在別人頭上的形容詞，我相信「異教徒」一詞可避免信徒們的非難。因為很奇妙，異教徒一詞在英文的習慣上不能應用在基督教、猶太教，及回教等大宗教之上。

柏拉圖洞穴的比喻放在現代科學的眼光中來看，是超乎我們所能估計的適用和正確。愛丁絲說：「真正了解物質科學所談及的是一個影子的世界，是近代最有意義的進步之一。」而傑恩斯追求以太的量子及波長的時候說：「人們已開始覺得這個宇宙看來像一個偉大的思想，多過像一架偉大的機器。」量子的確成為物理學上的困惑。量子是我們首先看見物質及能力渡過不可見的邊界的地方，使我們確認對於物質的老概念已不再適用。當我們對物質作進一步的探究，到了把次原子的極小量充以一百萬伏特的電，我們簡直是失去了它。這是令天輿論的客觀趨勢。

但我喜歡西方的詭辯家不像神學家，把道德意識的全部反應稱為「直覺」而不稱「信仰」，不是較為適合嗎？我們可簡單地稱它為分辨是非的良心。叔本華的人類愛，同情心，是以直覺為根據，一種民吾同胞的直覺感。還有，康德稱它為「直覺」及「內心的微聲」，這是一種直接的、末經考慮的、不計利害的命令。（在康德，一切理性及直覺的形式都是先天的。）休謨稱它為「道德意識」。休謨首先想顯示善惡的分辨是看什麼對我們自己有益的自私的選擇，但在發現人雖然是宇宙中一點微塵，卻有一種對道德的善的無私選擇，不求自己的利益，且不希望有所得的驚人的事實之前拋棄了。我們在這裏面對著一種宇宙的奇怪的事實，即是人有純潔的、神聖的、想為善的願望，而人愛人及幫助別人是不需要解釋的決定的事實。人努力趨向善，而覺得內心有一種力量逼他去完成自己，差不多像鮭魚本能地要到上游產卵一樣。信仰的願望，能否也像叔本華求生及生殖的願望，是種族的基本衝動之一呢？

道家哲學家莊子和詭辯家惠子，曾有過一次辯論：

這種知識所不及的剩餘區域，學院派給它以「信仰」的名稱，實在是一種悲劇。它對推理的習慣方式沒有服從之責，而「信仰」一詞卻確實有某種已被接受的意義。因為「推理」是笛卡兒式及數學的，而那種不受這種推理管轄而排除狹隘及數學式推理的剩餘區域卻被稱為「信仰」。於是一種理性及信仰的反對論便立刻萌發。這種信仰及理性的反對論一被建立之後，經常有把它神秘主義化，及把許多難以相信的東西，例如一個不可知的自主的領域、全然地神秘的、神聖的及聖潔的等等放在其中的試誘。「信仰」一字即使不是理性的否定，也曾達到差不多是理性的降服的意義。信仰也有硬化的、密封的、不能更易的，及用永遠滅亡的可九*九*藏*書怕威脅來命令人相信的意義。信仰有強制人相信的味道，而在宗教裁判所的時代，它確是意指強制。那種曾和信仰聯結在一起的惡臭，尤其是基督教信仰的惡臭，因此發生。人們能了解福祿特爾憤怒的抗議：「一個隨便創設的機關有什麼權利能勉強別人像他自己一樣想法？」

但在影子之上，是日出與日落之間光線及顏色的奇妙變換，而我們甚至可描繪颱風及雷電摧毀一切的聲音。現在在這些被這樣鎖住以致無法周圍轉動他們頭的奴隸中，有些比別人更為不安的活潑的心，忙於思索風聲和大風雪聲的分別，及氣溫與光線變換的關係，日和夜的真確長短在連續季節上的意義。在那些這樣鎖著的奴隸中，一個有點關於視覺知識的如牛頓的心，可能思考一種光源的存在，太陽，且從晚上擴散的光推繹出月亮及星星的存在。但我們必須注意，這些都純粹是離開直接官感的智力活動。

今天在宗教上，方法的討論是最重要的。因為現代人心想到宗教時的迷惑，大部分是由於一種方法上的基本錯誤，且可歸因於笛卡兒方法的得勢，以致過度把重心放在以認識理性為首要這方面，這樣對直覺了解的重要性，便產生不適當的概念。巴斯加說：「我不能寬恕笛卡兒。」我也不能。因為在物質知識或事實的科學知識的範圍裏面，用時間、空間、活動及因果關係等種種工具，推理是最好及最沒有問題的。但在重大事情及道德價值的範圍——宗教、愛，及人與人的關係——裏面，這種方法奇怪地和目的不合，而事實上完全不相關。對這兩種不同知識範圍（事實的範圍及道德價值的範圍）的認識是最重要的。因為宗教是讚賞、驚異，及心的崇敬的一種基本態度。它是一種用個人的全意識直覺地了解的天賦才能；一種由於他道德的天性而對宇宙所作的全身反應；而這種直覺的讚賞及了解比數學的推理精妙得多，高尚得多，且屬於一種較高級的了解。科學氣質與宗教氣質的抵觸，就是由於這種方法的亂用，以致於道德知識的範圍被只適於探索自然範圍的方法壓抑。

這是為神性而辯爭的無用之一例。這些學者的大胆評論有什麼價值？一個徹頭徹尾的物質主義者，看見這三個宗教學生在咖啡廳里辯論，三個大抵是變形蟲後裔的小心靈辯爭上帝的性質及性格的情景，必然覺得是一種奇觀，十分有趣且可激發思想。但可注意的是上帝永不會來解救，而每一個有意識的人都知道這三個傢伙永遠得不到什麼結論。

海涅在他的「遊記」「Reisebilder」中，給關於上帝及宗教的爭辯畫了一幅有趣的漫畫。

我相信人的理性，相信如柏拉圖所提供的，人有把握環繞他世界的實在能力。它是一幅人類的心對於現象世界所能做及所不能做的描繪。由佛及柏拉圖至柏克里及康德以至最現代的自然科學家，那張想及人類意識所能知道現象世界背後真理能力的人類意識圖，真的是像一個人用他的背向著一個洞口。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這樣說：

重要的是，那三個宗教學生的情形，和主后四世紀辯論雅典信條時的情形，仍沒有什麼兩樣。當時沒有煙吹在別人的面上，但每一個都像范彼德或參孫一樣絕望地相信自己。他們所想做的是把三位一體的三個分子放入一種邏輯的關係，一個對於主教甚有價值的論題。九*九*藏*書他們同意的第一點是這三個上帝的成份是三個個體（Person）而只有一個「本質」，一句在談及上帝時是有點可笑，但我們必須承認是有哲學意義的話。甚至「Person」（個體）一字立刻牽涉到用人類的名詞來界說神。最大的辯論是三位一體三個分子之間的分別。那是一個多麼迷人的論題！所有三個分子都不是被造的。但是最困難的地方是分別三位一體中的兩個分子和父神之間的邏輯的關係，而它最後決定聖子不是被造的，是父所「生」的，而「聖靈」既不是被造的，也不是「生」的，只是從父而「出」的，用滅亡來威脅那些壞到不能同意此說的人。當大家同意「聖靈」只是「出」的時候，辯論便環繞著它究竟是直接從父而出，抑或透過子而出。就在這個學院式的針尖上，東方希臘正教會離開羅馬迦特力教會，而在十一世紀，羅馬教皇及希臘正教的大主教都為上帝的光榮而互相驅逐別人出教會。如果這不是不敬上帝，什麼才是？

真的，在流行的宗教形式中，一定有許多永遠會使有較清醒的心和曾受教育的近代人懷疑的宗教風頭主義；同時在人文主義及理性主義中，也一樣有許多東西令一個近代人起敬。近代人的確容易尊重及讚賞孔子適度的人文主義，或馬卡斯·奧里歐斯斯多亞派的沉思，甚至留克利希阿斯詩的唯物主義。現代人的確在下面那段馬卡斯·奧里歐斯的沉思錄中，找不出天然的可反駁之處，雖然他用呼籲宙斯之名來代替基督教的上帝。

當然還有耶穌所一再譴責的法利賽人的態度，一種認為宗教或基督教不過是一件虔誠外衣的態度。威廉大帝以波斯王子的身分第一次和俾士麥對話中，談到一個他所不喜歡的人像是一個虔誠者。俾士麥間：「什麼是一個虔誠者？」王子回答：「一個試圖在一種宗教的偽裝中，推進他自己私人利益的人。」海涅用他特有的諷刺天賦，用下面那首詩來描寫那些虔誠者：

笛卡兒在假定人類的存在必須透過認識的推理來尋求它的實在的證據上，造成了首要的錯誤。他完全信賴認識的理性，及這種今天仍是近代哲學的基礎方法的優越性，結果造成近代哲學差不多退化為數學的一支，與倫理及道德完全分家，且有點羞於承認上帝為不可思議、不可量度、超過他們的方法所及之領域。因為在科學範圍中，人必須設法避開一切不可量度的東西，而上帝及撒旦，善及惡，都確是不願受公尺的量度。在笛卡兒的方法中，還有較小的錯誤及缺點，因為甚至在科學中，對全局及對「物之適」合理的衡量，也是科學思想日常程序的主要部分。肉眼看不到的，必須用心眼來看，否則科學家不會有任何進步。而笛卡兒在完全不許可心物的分離上，造成第二種錯誤，成為當代科學中日益難以防守的理論。

但世俗的哲學家都不稱它為「信仰」，而稱它為「直覺」。值得注意及有幸的事實，是西方人經過三百年吉訶德式知識風磨的刺|激之後，當他一進入人的道德生活及道德行為時，即為普通常識在理性之外的剩餘地區留下一些餘地。最高級的事例是康德「實際理性的批判」及他著名的「最高命令」。（我的意見與康德相反，我以為稱這些與已知的官感無關的「最高命令」為「純理性」，稱與自然事物發|生|關|系的活動為「實際的理性」，較為清楚。）在西方哲學中的非常之事，是始自笛卡兒，他本身是一個數學家，為知識機構機械的切分內容的分析，建立一種新花樣，寫了許多卷其中上帝常有成為偉大的幾何學家之勢的，關於純理性及實際知識限制的書籍。此後，那些和他同一類的純理論哲學家們，一經進入道德知識的範圍后，便立刻慷慨地拋去他們分析的利器，而倚靠在像「直覺」及「最高命令」（例如不要說謊，不要偷竊）等名詞，及我們生而具有，從普通常識產生，我們知道但無法說明的直覺知識之上。這樣，那些後來的洛克、伯克里及休謨等，曾在佛后二十四百年，跟著做現象世界的分析而和佛表示同意，且在出盡了氣力來進入了形而上學的純化情境之後，跌在地上，除了兩點結論外，抓不著更可注意的東西。那兩點結論是：A，「合理」的信仰是以習慣、觀察及經驗的預料為基礎。（休謨確是比洛克或伯克里好）B，有一種「道德意識」和直覺，及未說明或不能說明的良心的命令。

我覺得似乎西方的詭辯家，永不會採取惠子的最後一步。這個難題由莊子回到實際經驗而打破。

柏拉圖說得對，我們所能看見及知道的，只是一個影子的世界。我們官感的知覺，只能給我們一個現象世界的圖：這是理性所能告訴我們的一切；在現象的背後是本體，物自身，我們永不能憑我們心的推理來知道的絕對真理。多麼可憐！這是對於人類缺陷的悲九*九*藏*書哀的宣告：它是以官覺的知識為根據，自然的東西的存在是知覺而已，我們所認為存在的不過是知覺，且可能是一種幻覺，我們的體質註定我們要隔著一張幕來看東西，而永不能和絕對真理面對面。盡我們所想做的來做，某些東西仍常留在後面：即是那些可知世界的剩餘區。這是對人的智力的侮辱。他心智絕境的悲哀的宣告。對此，人自覺無力反抗。佛曾宣講它。柏拉圖曾說明它，一群獻身於對機械及攻擊人類知識定律總歷世紀之久的哲學家，傷心地承認它，而新近的科學證實它。因此讓我們謙卑地接受它，且知道我們是站在什麼地位。

這是人及他靈性的發展及他尋求上帝的驚人事實。它不是信仰；它不是一種對理性的矛盾；它只是一種健全的本能，是天賦的道德意識。它是人透過他的道德性對宇宙的完全反應。它不是理性的對比；它是高級的理性。它是佛教禪宗的三昧，是看見真物自身睿智的一瞥。而這種知識所不及的剩餘區域，偶爾會成為人類知識及道德意識的最有意義的區域。上帝、靈魂、永生，及人的整個道身，都包孕在其中。

這是一千六百年來神學在學院派的影響之下對我們所做的事。我們只要記得三十年戰爭和聖托羅繆大屠殺，以及斯賓塞在他生前不敢印行他的「倫理學」的幾件事實就夠了。你看一個人念成為神學的，便同時成為更固執己見；反之愈不虔誠的，卻可以明白。這是為什麼耶穌對文士及他當時的神學家說：「稅吏，娼妓，比法利賽人先進天國。」沒有一個讀過四福音的人，不曾看見耶穌對祭司及摩西律法教師時常顯示出的強烈憎惡。

就全體而論，中國人與西方思想方法之間最特別的差異可用下表來表示：

這就是我想說的。讓我覺得反常而且不安的是，在基督教的國家裡，那些曾受教育的人，對理性主義及人文主義較對同宗教的人易於產生同情。在另一方面，一個自稱為異教徒而公開轉回宗教去的人，可能被懷疑為已背棄對理性力量的充分信賴，或甚至是一種智力的衰弱。我已觀望了多年，相信上帝，但覺得難於參加任何教會。我永不會十分滿意于這種情況，但在信仰、信條及教義的混亂中，很難表示一個人對上帝的信仰。

這就是我所謂知識所不及的剩餘區域。有些東西常被留在後面而避過了我們的哲學分析。當我們一進入倫理的範圍，就覺得人只能走得這麼遠而不能再走。知識的範圍，道德價值的範圍，永不能證實。我們只能作創作性的猜測及獲得暗示。對於這種人的道德性對宇宙的總反應，我們沒有適當可理解的名稱：有人稱它為直覺，有人稱它為信仰。

現在，我們將稱這些對真理創作性的猜測做什麼呢？他們不是我們實在知識的一部分，因為我們記得在柏拉圖的洞穴的喻言中，外面的世界代表本體，絕對真理，物自身，而在洞壁上的影子代表官感知識的世界、現象。而那些較為深思的心對真理作創作性的猜測的努力，及那種想了解最後原因，了解全體，及建立某種一致，而不以影子的連續進行為滿意的努力——我們將稱這些為什麼？它們是思考的努力；它們是心智的所見，不能有直接的證據，但可能屬於較高級的心力，一種比只觀察影子、聲音、臭味，及動作為大的了解力。我們將稱這些信念做什麼？它們是想象的無把握的奔放？知識分子雄辯的假設？抑或是人理性的較高表現呢？它們九九藏書可能就是人的整個存在對宇宙的總反應吧？可能這種情景是像人的眼和它所無法看見的紫外線及紅外線的關係。有些人可能被賦以一種對紅外光及紫外光超乎尋常人的廣闊視野，正像有些人是色盲一樣。這樣的人將有心的視力，而在我們看來，一定以為他是一個瘋子，定會被殺。在該亞法看來，耶穌顯然是瘋子，他甚至赦人之罪。這是為什麼耶穌要被釘十字架。

我常對那些硬拖科學來維護宗教的人懷疑。熱心宗教的人喜歡從自然科學找出一點點證據來支持他們的古代信仰。這是一種來自尊重科學威望的習慣，而這種威望是完全應得的威望。但熱心宗教者，不支持以人的全意識為首要，常喜歡竊取一點自然科學的碎屑，或自然科學家的承認。以為只要像賣藥品的人，用沙啞的聲音高喊：「四個醫生有三個推薦……」民眾就必然被感動，因此賣葯的必須高喊他的貨品。不，宗教不能屈膝去乞求科學的臨床證據，它應有更多的自尊心。科學的武器是顯微鏡；宗教知識的武器，是人心低沈輕柔的聲音及熱情。是一種用直覺的能力來猜測真理的微妙警覺。但近代人缺乏的剛好就是這種技巧及機警。

但在一個健全的社會中，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應比一個無宗教信仰的理性主義者，比一個只顧他的俗世責任及物質享受而以此自得，不再理會較高靈性渴望的人，及比一個自甘及故意限制人類知識和睿智的範圍，緊抱著人類冷淡態度，靠近火爐舒適角落的唯物主義者，保有較高的榮譽。

上面的引文顯示那些所謂異教徒是多麼常常接近上帝，正如我在上文所曾談及的中國人文主義者一樣。聖經說：「愚人眼中沒有上帝。」但在思想史上，愚人卻少的令人驚異。

這真是最奇怪的。上帝所能做的事情多過人的宗教所夢想的，但宗教中也有許多歸之於上帝的事情，上帝連作夢也沒有想到要去做。我說這句話，並沒有輕視朋友會創立者的意思，對於他們我是非常尊敬和讚賞的。但許多屬於這種類型的宗教，已招來，且應招來較有理性的人的恥笑。我們不必列舉一切被當作宗教的形形色|色的經驗，如精神病者的行為、幻覺、癲病病發作、滾地、說方言，以至宗教奮興的一切形態。

我們是背著洞口而坐，而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一行列的影子，投射在洞壁上的人、動物、用具，及植物的影于。我們可把被鎖在官感印象上的奴隸圖擴大，除了光及影子之外，加上聲音、臭味，及對熱和冷的感覺。我們可學習在一切東西在上升的路上走過的時候，把驢叫聲和驢，牛叫聲和牛，狗吠聲和狗，聯結起來；而我們可對我們自己說，那些長耳朵的動物作驢叫聲，那些有角的動物作牛鳴聲，而那些小而多毛的動物作狗吠聲。用同樣的方法，當一隻駱駝或一隻馬經過的時候，我們可以喚出一種不同的臭味，而在晴、陰、陣雨的比較間，感覺到熱和冷。我們可從經驗中學習把幕上活動驟雨的影子們聯想為雪，及把斷續的直線解釋為降雨。雖然我們可以做這一切，我們對外面真實世界的知識仍然是完全靠賴官感的印象被一個能推理的心所接受，造成聯想、認識，而成為我們所知的世界。

我們已經知道方法的混亂已經把我們導至什麼地方。我們可說一個接受上帝的人代表一個比單純理性主義者更高尚、更圓滿、更成熟的心智嗎？如果是，為什麼？或我們要說一個趨向上帝的人必須從理性走開嗎？人認為理性的意義是什麼？在理性和宗教的概念之間有必然的對立嗎？如果沒有，什麼是它們之間的關係？那一種是人類智力的較高狀態？一個純理性主義者的心，抑或是一個能接受較高直覺的宗教概念的心？什麼是理性？什麼是信仰？

事實上宗教思想的混亂，並非完全由於笛卡兒所推行的方法，而是原來就是學院式的。只有那些有太多時間、安全，及酒的修道士們，才能產生出這樣一個有腦筋的孩子。宗教對於無數人有無數意義，故宗教信仰現在的情形。是容許人在態度及意見上有廣泛的差異。威廉·詹姆士在他「宗教經驗的種種」的講學中，會給我們一幅各種不同宗教設施及信仰的複雜圖畫，其中包括某些很荒謬的。在所謂宗教信仰及意見的繁茂叢林中，一切謬見，弗朗西斯·培根的「四個偶像」，都被介紹了。一切偏見（種族的偶像），例如上帝必然是一種人性的存在，一個神人同性的上帝的觀念；一切和個人或國家的成見相符的信仰（洞穴的偶像），例如做一個基督徒和做一個白人，事實上有同樣意義的流行習慣；一切言辭的虛構及混亂（市場的偶像）；及一切以人造的哲學系統為根據的不合理的教條（舞台的偶像），例如加爾文的「完全九_九_藏_書墮落」的教義。

沒有人曾不憚煩勞去剖析那個稱為直感或道德意識的東西。它是上帝所賦給，是無條件的，是至高無上的，是一個命令。純理性哲學家立刻放下他們的工具而接納直覺及道德意識為真實、可信、不必分析的證據。我對此絕不反對。但如果他們曾前後一致，把普通常識的直覺那個角式，例如你和我是否存在，一塊兒回吃、同呼吸的問題，接納入絕對知識的範圍中，他們可能已使自己免於對所謂認識論知識的劫掠性追求。經過一切說和做之後，常識勝利了。笛卡兒實際地說：「我在這裏，且我正在想東西，因此我知道我必然是真實的。」照柏克里所說，我知道你也是真實的，因為你正在和我講話。而我知道上帝是真實的，因為上帝藉廣大的創造物對我們說話。但官感如果不過是一種幻覺，我又怎能真正知道你是對我講話呢？我們假定某些事情如何？一方面是無情的分析，一方面把一些未確定的事情視為當然，二者相輔相成。

聖經提供我們的一些耶穌同代人態度事例，今天仍然隨處可見。第一是希律王的女兒撒羅米的態度。她要施洗約翰的頭，這是今天共產主義的態度。這種撒羅米態度，她唯一的想望是看見宗教的被苛責和蹂躪。還有本丟彼拉多的態度，因尼赫魯而為人所歡迎的在任何善惡鬥爭中抱持中立主義的態度。客觀公正地說，我不以為本丟彼拉多的地位不尋常或不普遍，按照他特殊的「洞穴的偶像」（國家的立場）而論，它甚至是做得對的。他沒有理由淌入猶太人那盤混水。對於這件事他洗了他的手，且他曾說：「你們看這個人」，這是一句諷刺諺亞法的話，意思是「看，你的犯人在這裏！」本丟彼拉多的中立主義，最少比尼赫魯的更為真實。尼赫魯在蘇彝士危機的時候，發出反對白色帝國主義的尖叫；而在匈牙利危機的時候，譴責紅色帝國主義卻是勉強和敷衍的。亞基帕王及他的妻百尼基的態度，似有輕微的進步，當亞基帕對聖保羅說：「你想你稍微勸誘，就會使我作基督徒嗎？」他似乎較為虛心。問題是他也是正在執行他俗世的任務，他本來可能釋放保羅，但保羅卻已選擇上訴該撒，亞基帕不能再做什麼。我相信亞基帕王的態度是一種非常現代的、容忍異己的態度。他是太忙了，沒有進一步追問那個問題。

因此。在現代世界中，關於宗教的思想惶惑不安。因此假定有一種科學與宗教之間的鬥爭，而這種鬥爭其實只有意或無意地存在於曾受教育的人們心中，存在於笛卡兒信徒的心中，或存在於學院式的推理方法之中。

在任何宗教討論中，古代或現代，東方或西方，一種方法上的討論是必要的。人不能用一根鐵撬來撬開一個蚌，借用一句聖經的比喻，人也不能帶駱駝通過針孔。一個聰明的醫生不會用一把金鉸剪來切開冠狀動脈，這樣做是不成的。但現代的西方人已嘗試用笛卡兒的邏輯來接近上帝。

雖然「異教徒」常是一個表示輕蔑的名詞，但它有一隻典雅的古指環，因為奧林帕斯山全部神祇的後代，最少曾得過近代基督徒的敬愛。因為這個名稱和文藝復興及十八世紀理性主義的關係，及和典雅古代的關係，可能我所採取的立場，對許多理性主義者的心，暗示為某些人所羡慕的表示知識分子的解放，及人的理性時代來臨的立場。一個異教徒常是信仰上帝的，不過因為怕被誤會而不敢這樣說。

我們可在喬治·福克斯身上看出一個被當作宗教的特殊的事例。這個事例是極端的，但我不認為在現代基督徒中，是一種十分罕見的現象。一天，喬治·福克斯正到李吉斐爾特去。下面是他在日記中所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