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機說不答覆我的問題。我們把事情過分簡單化，創造一個字來回答一個問題，而沒有花每一種情形之下考驗過它，來證明它確是令人滿意。有一種小鳥，中國人稱為畫眉鳥。這種小鳥，在北美洲是黑及白旋木鳥的變種，眼上有一條白色的條紋，牠是由此得牠的中國名稱的。那畫眉鳥可使任何哲學家停下來想。因為這道眉的進化所牽涉入的事情，是極端難於作機械或化學解釋的。花的美，可被解釋為由於對稱，但它不是如此。這條白線條似乎像畫上去的線，但事實上是由於幾條分離的羽毛各自在某一點某一長度變了顏色，因此當它們集合在一起的時候構成了一條白色的直線。任何一根分離的羽毛，分開來看，顯示一條黑線中間被一段有一定長度的白色所間斷，被放在不同的方位，所以當鳥的羽毛生長的時候，它是黑的，然後在中間的某一段卻轉為白色，經過了那一段之後，又轉變為黑色，連在它經過的地方的一切小羽枝，都是如此。幾根這樣的羽毛看來如下面的圖樣：

達爾文主義把這個難題放進一種清明的光線中。我擁護達爾文及達爾文主義，正像現代一般人一樣。我想教皇也相信生物進化。繼續創造的程序當然是比在七日中創造世界的比喻說法更使人感動。大體上看來，適者生存的概念無法否認，但物種（常態的）由來，則比較是一種信仰的問題，一種直覺的猜測，易於招致質問，可能或也不可能是對。我不知道，沒有科學家可以確知。在這個「信仰」中有幾點概念的困難。在赫克爾的手上，這個信仰無疑地已成為一種美好的、差不多是詩的結構——生物的奇迹。但以一種學理而論，進化仍只像一個幸運之輪，被給以無限的時間盲目的碰機會來攪出對的號碼，簡直是充滿了漏洞。我喜歡看到一種可理解的學說。有一個有資格的人告訴我（他的資格並不差於長期流連在蒙地卡羅遊樂場的人），在他一生之中，曾看見過一次連續攪出五次零的號碼。我自己曾見過連續攪出三次零的號碼。在輪盤賭中仍未有人看見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號碼連續按次序出現。但在一百萬年中，這樣的情形也可能會發生。但把生命科學的理論建立在這種盲目碰機會的基礎之上，聽來卻令我震驚。盲目碰機會的意義是靠「幸運」，而一個有龐大形體的宇宙靠「幸運」而建立，聽來像盲信多過客觀的科學。如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號碼按序出現，外行人健全的反應，是懷疑賭場主人有意作弊。

它不是一個化學問題；它是當羽毛為同樣的成分所培養時，由黑轉白而又由自轉黑的問題。在任何一根單獨的羽毛在那準確之點轉白的決定，是非常難以用機械的或任何其它方法來解釋。

或者我能以列舉達到最適（the fittest）的諸多困難總括而言之。我不知道響尾蛇毒液的化學成分。我姑且說，一個化學家會稱用人工來複制這種毒液為一種高度複雜的過程來碰一碰運氣。幫助蛇生存的是這種毒液，雖然我希望它不必有這樣危險性。在瞎碰機會的理論上，蛇製成這種毒液，沒有經過思想，而靠賴在千萬分之一的機會中瞎碰機會。那為必要與有效注射毒液的鎗樣舌頭，及毒液囊純粹偶然的碰著，也只有萬萬分之一的機會。但憑偶然的僥倖，繼承這種能耐以使第二代的身上準確地形成這化合的混合物，將可能是十萬萬分之一的機會。一種這樣簡單的東西，有所有聖者及天上天使的幫助，發生的機會，以一次碰機會再加上跟著要碰的機會來並算，將是一之後跟著廿三個零分之一，或100,000,000,000,000,000,000,000/1。數學上的或然率是相當危險的。而這種機會必鬚髮生在我們能有一條毒的響尾蛇之前。生存是容易的，但得到這種機會都是難之又難。而這對於任何維持生命所必需的自然特性，例如臭鼬的放射物或墨魚的黑墨汁，都是如此。因此叔本華說得很對：「野牛並不是因為有角才觸，而是因為它想要觸才有角。」真的是科學嗎？它是完全形而上的。進化是好知識，而它甚至可能是顯然的，但它並非如人所想象的這般簡單。有許多人被迫以假定生機說的某種形式來說明如何達到最適，如化學家大仲馬（巴斯德的老師，當他想找出生命的原始時對巴斯德說：「我不勸任何人在這個題目上花太多的時間。」）所謂的「超機械的勢力」，許多人（包括蕭伯納在內）所謂的「生命力」，及赫克爾在「結晶體」中所說的「靈魂」。

酵素的介紹，即使它是存在，只是把未定問題暫時作為論據而已。而在一切鳥類、魚類及其它動物中，有線條、圓圈或某種圖案，是一種很普通的現象（例如有條紋的鱷魚，及孔雀的金圈等等）。

馬克思是侵略的唯物主義最奇怪的花朵之一。但人不要忘記馬克思及恩格爾的知識背景是在十九世紀的中葉，當時每一個人都仍然充滿希望，唯物主義與自然主義的觀點堅強地得勢。人文主義的學者也仿效自然科學家，試把自然主義及唯物主義的展望介紹入人文科學中，例如歷史的經濟解釋，好像兩腳動物的活動，不可免地要向著馬鈴薯供給的方向；或羅馬帝國之衰落，不是因為人道德品性的敗壞而是因為老鼠；拿破崙不是在滑鐵盧被惠靈頓的勇敢及戰略所擊敗，而是因為在法國得不到甜菜的供應等等。至於巴令頓，則不過是因為他有寫作的專長。

如果我是上帝，我會非常感興趣的看那些地上的化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家及生物學家，進而打開我的秘密。我當然保持緘默而不給予任何幫助，但我卻很有興味地看望著他們的科學發明，給他們以或者一世紀，或者兩世紀的時間來窺探及打開我的秘密，把它們想通。什麼東西都可以——一隻蟻，一隻蟋蟀，一隻蚯蚓，或簡單的一片草。用一隻蜘蛛為例，人類的科學家可能用一種純粹在機械基礎之上物理化學的解釋，來窮究蜘蛛的秘密。我可以告訴人，蜘蛛顯然是機械的，就是說蜘蛛是為物理化學的機構所發動。它當然是如此。他首先說明上顎的機構、消化系統，及自衛系統等等，除了黑寡婦的毒液，它們都是比較簡單的。那黑寡婦怎樣想到這種毒液的化學公式而用極其簡便的方法來製造它，可能令他感到困惑。但我猜他不會停止去想及它，直至他滿意的找到了這些毒液的化學公式。然後是那不會幹燥的粘絲的問題，因為如果它曝露在空氣中完全乾燥，對於蜘蛛會很不方便。一代將會過去，而杜邦公司會起來給我們一個答案。然後是反膠粘的問題，沒有它，蜘蛛的腳會被固定，而蜘蛛將不能在網上活動。這個問htｔｐs://ｒｅａｄ.９９ｃｓw.ｃom題並不新：胃裡的鹽酸消化肉，但不消化胃壁的本身，因為胃提供它自己消毒劑來抵抗酸。另一代將會過去，斯倫——克德林基金會在它對癌腫的研究中會偶然發現反膠粘劑的化學公式，且可能綜合地製造它。斯倫學院的教授甚至可能憑這種發明的功績而要求准許和上帝作一次會見，但他可能被謝絕進入。

特別在近數十年，由於科學所開闢的新遠景，靈性和物質曾移動得接近一點。而且奇怪的是，這種接近是由於物質讓她給靈性，多過靈性讓她給物質。物質常有消失之兆，以太及實體的舊見解不再適用。主張物質可靠的死硬而未成熟的唯物主義，似乎不冉可以維持，而這個時候，靈性不再是超自然的。靈性未曾變得較清楚，而物質或已較為半透明。最近四個世紀或五個世紀來思想的趨勢，大致如下圖。

我能為上帝及科學家之間發生的事情繪一張圖。那個仍然追尋蜘蛛秘密的科學家，可能現在面對著一個真正困難的問題。如果上帝准他進去，他和上帝的對話，就是討論這一點，他們全神貫注地討論那小蜘蛛沒有他們母親的教導，怎樣學習結網那個問題。那小蜘蛛必須知道怎樣結網，無論牠的母親支持與否。他們便沉迷在本能、遺傳因子、遺傳性，及後天習得特性的能否遺傳討論中。他們將沉迷於生物演化、生物化學的深的原理，且可能要處理精確的化學公式。如果為適應生存而在後天習得的特性不能遺傳，則它們對於蜘蛛的種族並無用處；如果它是可以遺傳的，那就應在某些地方有一個記憶的「貯藏所」來供應消息給那些小蜘蛛，準確地告訴牠怎樣做及在什麼時候做。約在七十年之後，在奧斯陸或柏林會有些科學家，能解決種族記憶的貯藏所的化學公式，以電報收報紙的形式藏在遺傳因子中。一英寸包含有大概十億電碼符號，對某種酵素的構成發出命令來使某種化學反應成為可能，然後從現場撤退而隱遁。根據此項發明，奧斯陸或柏林已獲得諾貝爾化學獎金的教授將被准許進到上帝的面前，且被給予許多稱讚及勉勵的話。這位教授大受感動地從和上帝對話后準備退出，且曾學習多一點複雜的化學方程式，這些方程式只對他顯示——無論如何比耶和華顯示給摩西的十誡複雜得多。在臨走的時候，上帝可能對那位教授說：

這是我們已達到的虛無，現代自由主義似乎已被虛無所吸引。自由主義自覺不自在，而我們知道大自然痛恨真空。在這個世界上，真空是最危險的一件事。不是在可怕的黑暗中的某些地方，有光來拯救人類了嗎？孔子說：「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我喜歡它；我完全為的是想有一個較進步、較好、較清楚、較明快，或者較真實的宇宙觀。我並不屏棄物質，如果物質成為能力，我也喜歡能力。簡言之，如果這是可能的話。我想了解那個我生活在其中的宇宙。開放的宇宙觀加深了它的神秘。達爾文只是加深了創造的神秘。一種對宇宙的機械的解釋，由宇宙光從四面八方射出開始，而最後發展成為人類的意識，也加深了神秘性。

讓我們記得，臨近一八五○年的時候，唯物主義方法的威望，每天往上爬，且侵入道德科學及人性的研究。所有學者都想在人的事情中找尋「生長」及「有機體」的基本定律。實證哲學家孔德，意欲用否定形而上學及啟示的宗教來把人文主義建立為一個人道教。孔德說社會像一個有機體。毛姆森在一八五○年寫他的羅馬史。泰恩在一八五六年在他的英國文學史的序言中說：「罪惡及美德是一種產品，正像硫酸及糖是一種產品一樣。」多麼動聽！於是道德變成了物理，而人類社會或人類個人的靈魂生長正像一株植物得病及腐化。泰恩不但有文學天賦，他還有建立一個由種族、環境、時機，及個人的天才四者合成的智力結構的高貴睿智。每一個知名文人都可以用這個種族、環境、時機，及個人天才的物質公式來解釋。泰恩給人以坦白仿效自然科學家方法的清楚印象。泰恩說：「自然科學家曾觀察……用同樣的方法，歷史家也可以建立……自然科學家顯示……用同樣的方法，歷史家也可以顯示……」

進化的基本概念是站得住的，但關於進化過程及它們怎樣發生的解釋，卻似乎很錯誤。它假定及推測太多的事情。一到九的繼續出現是很簡單的，它可以由機會發生。但長頸鹿頸的進化卻包含著複雜得多的過程。我們所見的是每一個想解釋自然變形的人都有形而上學的意味，那是說，我們一問到進化為什麼會發生的時候，除了瞎碰機會之外，便超出嚴格的「物理」範圍。我們問到「為什麼」那一瞬，我們便不得不假定許多事情。在「瞎碰機會」的理論中，確有許多矛盾。第一，當它假定一個有機體當它「適」于某種目的而存在，而這歸根結柢是適於沒有目的的目的。目的的存在或不存在純粹是形而上的，而所謂進化便成為為一種沒有目的的目的而改變，這甚至令人更難理解。其次，常態（物種）原來未為連接二者之間的形態所支持，甚至在百萬年的化石中也找不到。在理論上，我喜歡這種大胆假定說它們是這樣進化的，只是缺乏證據。於是人便被逼要說從一道沒有梯級的樓梯下來，或從有梯級而沒有連接東西支撐著它的樓梯下來。第三，叔本華在「自然的意志」中假定形態的進化常因為生存而適應生活環境，而推測有「適應的意志」，我同意這一說法。換句話說（而這也是形而上學），適應說假定有適應的意志，否則適應說將只是在一個盤子里，堆滿了五百張鋸形謎板，而希望在無限次中，就說一萬次吧，這些謎板終於各就各位一樣。這將是一種奇迹，而科學不能像奇迹。在理論上，我可以相信那兩塊首先相合的可能顯示適應性；在假定上，這樣的兩塊是堅固地聯結在一起。我們可能相信，像馬克思的資本家在消失中的理論一樣，小塊會逐漸減少而只剩下了那些大塊，而少數的大塊也會逐漸改變他自己來適應。這是一種或可能使我自己信服的美妙理論，但不能使別人信服。其四，無窮的變化是可厭的目的論。福祿特爾說鼻子是上帝造來戴眼鏡，而腿是造來穿長襪的，它們是多麼完全地互相適合，他以此來嘲弄目的論。但無論如何，人們不能否認一種便利，例如人類的鼻尖向下的事實，總有點「留存」的價值。正當的看法是有無限的機會使鼻子生向一切方向，向上，同左或右，機會都和向下一樣多，而終於有最後一種「保存」，只因為它較能「適應」生活的環境。一個向上的鼻子在下雨時顯然是非常不方便。如我所說，變化是可厭的目的論。一個鼻尖向下的鼻子，不過是萬種其它在人體里發生的物理化學事實中的一個較小的事實，甚至在身體能適當地作有效的活動之前。

當htｔｐs://rｅａｄ•9９ｃsw•ｃoｍ福祿特爾、狄德羅，及達朗拜開始編百科全書的時候，人的希望是高的。他容忍陳舊的「超自然」宗教，他靠賴人已解放的理性。人盼望有一個理性的、合理主義的、健全清醒的、真正啟明的新時代——一個讓黑暗時代留在後面的時代。

因此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十分重要的。無論我們是為物質或靈性，那種物質與靈性的二分法，是完全不健全的。信仰，靈性信仰的擁護者，當他們離開物質來建築他們靈性構造的時候，行走在不安全的地面上。他們是在沙上建築一間房子，它或遲或早，會被科學的潮流沖走。人類的生命及人類的意識是一種物質及靈性的事實、生理及心理的事實的互相依倚，以一種極端奇妙及非常複雜的方式混合起來——生理學家最能告訴我們它是如何的特殊和複雜。一天一個人可能像婆羅門一樣，用完全輕蔑的話談及衣食及一切屬於物質的東西。第二天他可能讀到鎮靜劑，或胰島素對糖尿症的處理有效，證明瘋狂是化學的，而那個婆羅門沒有地方躲。

跟著二十世紀的進步。這種趨勢逐漸形成道德的犬儒主義之一。人性的優美及光明已經過去。任何談及優美與光明的人，現在聽來是可憐的老樣式。除了藝術家之外，任何人都可以看見女人大腿的美；任何人若不讚賞畢加索畫里挺著大肚子和笨重大腿的懷孕婦人，就是毫無希望的反天才的無知者。於是毀滅的時代來了，畢加索用像一個把鍾錶拆開，把輪子、指針、螺旋釘及彈簧拋棄在他面前的頑皮孩子的歡欣心情，分切那個物質的世界，而稱它為「內視」。斯特拉文斯基嘲笑和諧，斯坦因破壞文法，康明斯破壞標點符號，而特里破壞心智健全。每一個人都撕破一些東西，而用這樣做來接受群眾的喝采。它是一個「勇敢的」新世界和對「勇敢」一字的側重。什麼東西被毀滅並不重要，重要的事情是撕破，因為只有藉撕破，人類才能表示他的「進步」。這些人是我們的領導者，是我們知識分子的精華，我們精神的先鋒。藝術家及作者如果想成烏進步的，便要著意找尋可以著手而尚未為別人所毀壞的東西來毀壞。我想發明一種用像變形蟲的污點來蓋滿畫布的新藝術派，但一個美國人已經偷去了我的鏡頭，新近用同樣型式的晝來暗示一個原子的世界，在巴黎大吹大擂。有一天將會有某些詩人發明一些詩句，顛倒放置其中的字母，想到一種幸好康明斯尚未有的形式。而那些附從者當然不會找不出話或公式來暗示這些顛倒的字母靈性上的意義。我可以為這一派想一個名字——超語意學派——意即一個字的功能，不是表達感覺，而是表達超感覺。

讓人文主義而沒有唯物主義的鬼魂跟著它是好的。反之，我們如果已能達到對於所有自然現象，都是適當機械解釋而沒有遺漏，而我們知道我們站在什麼地位，也是好的。但我們現在停留在懸疑及無知中。在普通人的眼中，我們關於物理的宇宙知道得很多；但科學家的見解是，我們最多只知道所應知東西的十分之一，及尚待研究東西的百分之一。

我懷疑近代思想和宗教的一般衝突，是從一種對宇宙唯物的解釋，認為整個宇宙可機械地用物理化學的公式來說明，而沒有剩餘的解釋滋長出來的。這不是直接把上帝趕出宇宙，但卻間接地導致這種想法。

第一類屬於萬物皆神論。第二類在宇宙及人類生命中，都為上帝留有餘地，一個完全無神的人文主義者是很少見的。第三類，唯物主義，不是懷疑上帝的存在（不可知論），就是坦白地斷定沒有神（無神論），後者在思想史上也是比較少的。孔子、蘇格拉底及福祿特爾都有點站在中間，不相信偶像或民間的神祇，也不否認一個較高概念中的神，而且有時十分願意參加某種宗教集會。在另一方面純無神主義，純粹是一個特殊時代的人造的產物，只限於一種思想的特殊方式。和普通的信仰相反，唯物主義甚少是一個把宇宙問題推到他的邏輯結論的思想家的立足點，毋寧是一個當事情開始顯得奇怪、不熟識或混亂的時候，在臨近邊界的地方止步之人的立足點。因為一百個說「我不能知道神」的唯物主義者中，大抵只有一個斷然地說「沒有神」，而他是勇敢的。

為支持上面那個圖，我只須引用英國大生物學家哈爾登的話。他在一九三二年所著的「唯物主義」序文中，想到他書中的論據時說：

㈡人文主義者——一種中間地位。

偶像崇拜→人文主義（十八世紀）→唯物主義（十九世紀廿世紀早期）→宗教（廿世紀後期）

佛洛伊德在一般的破壞中扮演一個奇怪的角色。他把圖書館設在廁所裏面，而可以分析關於人的許多事情。現在任何這樣做的人，都不能不盡量接近關於人的某些生物學的事實。佛洛伊德有某些事情要說，而他仍必須創造他自己的語言。他發現「靈魂」一字被濫用，而非常聰明地用「精神」一字來代替。於是他進而談及本能的衝動、本我、自找及超自我。最偉大的字當然是「下意識」。他開闢了人類知識的一條新戰線。大體說來，下意識的世界主要地是原始的「本能」的世界；但由於把它和意識世界及有意識的理性的活動相對立，他顯示出深藏不露的合理化、自衛機構、願望完成，及自卑的情結等等新景色。這樣，我們對於心智的進行，意識及下意識的知識，變得敏銳。當九_九_藏_書一個人發現一幅全新的世界時，結果並不單純。它們不能單純。直接的結果並不可愛——並不比解剖手術可愛多少。它發出惡臭，但仍很迷人。它是像做外科手術的助手，看見了人染滿了血的內臟。它顯出人在他本能力量下的情形，躺著打開他的自我欺騙，顯示出他是有一個很不完美的心的野蠻人。人的行為是絕非合理的。如果人是一個有思想的動物，他的思想則屬於十分低級。佛洛伊德派對於人類靈魂的報告，事實上剛好和一個公爵堡壘裏面的女幫廚的報告差不多。我在別的地方曾這樣寫：

由唯物主義到上帝及一種對宇宙的靈性解釋，是一條多麼奇怪的旅行路線！但事實似乎是如此。這當然是一個簡化圖。在啟明時代和今天失望時代之間發生過幾件事情。

但在一較廣泛的意義中，物質和心靈仍移動得較為接近。關於心靈，我們沒有發現什麼事情。但對於物質習慣的看法已不能再維持。它不是固定的，它事實上是空的，而它並非常常可見。物質已經改變了它的色彩及外觀。心靈又有什麼遭遇呢？心靈減少了它的超自然性，進入物質本身的組織；或至少我們可以說可見與不可見已有融合為一之勢勢。在這種意義中，現在最少已容易有一個對宇宙、人生，及關於它的一切較有學識的看法。曾成為「超自然」的不是心靈。毋寧說它是物質的本身。如果一杯水包含有足夠把一列火車由紐約開到華盛頓的核子能，便成為奇迹，而一切奇迹都是自然。我們現在已準備接受任何事情。我們已有一種奇迹的新意義。我在廣島事件前數年。讀李科克一篇在大西洋月刊論及原子的論文時，曾試把這種思想表現在下面的詩句中。

我們可以美妙地說：把靈性的東西歸給靈性，把物質的東西歸給物質。但不幸我們不能這樣斷言。當耶穌說：「把該撒的東西歸給該撒」的時候：暗示一個該撒的國及一個上帝的國，它只是用來回答惡意的問題。耶穌的意思並非以為該撒的國和上帝的國是有同等範圍甚或分離的，也並不意味它們不是互相重迭的。他的意思是，像在一個異邦征服者統治下的猶太人，應有一條可行行為的界線。猶太人為獨立而奮鬥的問題屬於政治的範圍，和耶穌所急於關切的上帝國相離很遠。

但經過長時間之後，佛洛伊德的發現所建立的趨勢，導向對人類靈魂（精神）較好及較深的了解；對於罪惡、對於內在的鬥爭及對於那個道德監察，達到充分的了解；而且由於瑞士心理學家容格對於生命較多「神秘」及較少物質主義的看法，使得對直覺那個角式及那共有的下意識——人的種族的慾望——有較大的評價。換句話說，任何對個人心理較深的理解，必然適用於人對他同伴的關係，及導致控制人心較深的勢力。下意識重要性的提高，自然會減少人對宇宙全部反應中理性的重要性。它領導人離開唯物主義（特別是藉容格），而向著對人生較為靈性及神秘的看法方面走。

㈢唯物主義者——神不夠。

事實上在第一類與第三類之間，大體說來，拜偶像者較唯物主義者近乎真理。野蠻的萬物皆神主義者相信每一株樹都是一個靈（則指到處充滿它自己的感情和能力），這是比較那個只關心觀察所得的正確事實表，及那些不問促成那株樹的最後原因的唯物主義者更近乎事實。對於一個愚蠢的唯物主義者，那株樹只是一根有厚皮的棕色樹榦。把根插到土裡去吸收下面的養料，而張開它的枝在空中呼吸空氣。他把自己造成一個記載樹生長的事實。及試圖了解影響樹在花、種、樹的循環中，或春、夏、秋、冬的循環中，生長或再繁殖的物理化學過程的紀錄者或一本書。一個知道到今天已經發現的一切關於樹的事實的植物學家，是一個好植物學家。但如果他以真正明白這一切現象背後的理由為滿足。他必是一個淺薄的科學書記及記帳員。你不能不認為這樣的一個人缺乏才智。這樣的植物學家當然大多數不是缺乏才智；他們有他私下對第一原因的看法，而且有許多相信上帝。當國際植物學家代表會開會的時候，它的會員顯然只像一個科學的書記及記帳員大會一樣集合，對正確的數據如數家珍，且嚴格地保持在他們能力所及的領域。他們沒有宣告他們對上帝的無知。也沒有宣告他們在試圖找出理由時的失望。

我猜想那個唯物主義者的難題是屬於頑固而無法解決的一種。在上文那個和上帝對話圖中，我指出一切物理化學的解釋只能顯示「怎樣」，而不能顯示「為什麼」。例如，想及一片草的神秘，我已經知道它有用葉綠素做工具來利用日光同化食物的化學特性。可能我們還未知道化學反應的精確細節，但我們知道它已經發生。它幫助我們對植物生活的知識。至於「為什麼」那片草能有「超自然」能力來執行這種化學反應，我們一無所知，且將永不能發現。於是我們事實上已發現葉綠素，但我們並不比已經知道一株植物需要陽光來幫助它生長的非洲野蠻人知道得多。而那個難題仍常繼續困擾我們。

我以為一切對宇宙的解釋，除了真正的宗教解釋之外，可作如下分類：

現在所有心理學家及社會學家學院式的術語，都顯示出一種類似科學的願望，一種想了解而不是想評判道德意義的願望。我可能是守舊，但我想，在你聽見一個教育心理學家敢於說一個孩子的行為是「對」或「錯」，是「自私」或「不自私」之前，將是一段長時間。說某種行為的型態是對或錯會暗示缺乏客觀性，一種譴責或讚美的趨勢，而非科學的事情。自私兩字暗示譴責，但「不善適應的個性」則不是。因此當一個人自私時，他不過是不適應而已。這樣我們繼續為行為造型，「戀母情結」，「情緒不穩」，「童年抑制」，「隔代遺傳」，一直到「健忘症」，「人格分裂」，「臨時瘋狂」，最後一項可以寬恕殺人兇手。重點常是趨向把咎責歸罪遺傳及環境，而永不曾歸於個人的意志及責任。如果報紙同意停止用「少年過失者」一字，而開始用「青年違法者」或「少年罪犯」來代替，我們可能減少一半少年罪案。顯然，沒有一個十余歲的少年會介意被稱為「少年過失者」的，這個字是屬於拉丁字源，可愛地毫無色彩而且很輕微，而他們之中每一個（我曾見過這些有六呎高的「少年過失者」站在曼哈坦島的馬路上），都憎惡被加上「少年罪犯」的招牌。心理學家的意思是想說他是環境不幸的犧牲，且是年少read.99csw.com一時的過失，他不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我想這些六呎高的傢伙清楚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而當他們殺人搶劫的時候，確實地知道他們是在做什麼。任何十二歲的亞洲兒童都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卻說一個十六歲或十七歲的美國兒童仍不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而因此對他的行動沒有道德責任，顯然是對美國人的諷刺，並暗示那些縱容的「社會科學家」尚未成熟。一個在社會上不善適應的個人，不只是一個不善適應社會的個人，用淺白的英文來說，他是一個壞蛋。人類的性情是這樣的：如果你稱壞蛋為壞蛋，壞蛋便消滅；但如果你稱一個行為鬼祟、躲避責任的壞蛋為情緒不能平衡的人格，他便會有點喜歡它，且引以為榮而留一種派頭的髮型及穿一種派頭的衣服來宣傳它。

但對頑強而有戀棧之勢的唯物主義有一個難題。如果在我有生之年，有任何科學家能幫助解決這個難題，我將十分感謝。我喜歡能理解的事。我不是一個科學家，但像任何曾受教育的近代人一樣，渴望知道，渴望找出某些滿意的解釋，而不願被帶到一道「關起來的門」。我想了解這個宇宙，它如何運行，及生命是如何發生的。

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化學的進步也有同樣的發展。唯物主義永遠不敢趕盡它的全程去追求這個題目到它「邏輯的結論」，因為怕物質會被「靈」走。以科學而論，這種態度是正確且甚至可讚美的，即是對於沒有物理的工具來知道的事不作最後斷言的態度。自然科學家像是一個忠實的嚮導，他把你帶到可知的最前面一道關閉的門前，坦白地告訴你：「此門以外我不知道，且不能告訴你。」

達爾文的「種原論」出現在極嚴重的一八五九年。當馬克思寫資本論時，它的第一卷是在一八六七年出版，思想的唯物主義傾向，用機械的科學定律來解釋一切，達到了它的最高峰。泰恩及雷南二者都有文學藝術家的天賦，也都想象自己為自然科學家，於是雷南也像達爾文寫種原學及像泰恩寫「當代法國的淵源」一樣，在一八六三年寫他的「基督教起源史」，從耶穌的生平開始，像醫生一樣的解剖它。雷南不是一個神學家，不是一個神學蛛網的編織者，他是一個東方通及考古學者，而他的耶穌生平是在腓尼基及耶路撒冷當地發掘古迹的具體表現。「劃時代的發明」是在一八六○年所作。巴斯德，斐爾科，及本生在反射鏡及細菌世界開闢了一條新前線。馬克思出版他的資本論的第一卷那一年是一八六七，佐拉創立自然主義小說的驗屍派也是在這一年。馬克思像他那時代的女狗神自然生下來的孩子一樣來為。這是為什麼他宣稱已首次找到了一個科學的烏托邦，在其中笛卡兒派及黑格爾派的邏輯和科學的自然主義，併合而產生「不可免的」人類發展的唯物主義定律。「唯物主義者的方言」那句話是一大諷刺。但馬克思想它成為對半科學的社會科學的大諷刺。這樣喚起了這個狹隘宗派學校孩子（馬克思）「絕無錯誤」的抱負，既沒有達爾文的謙虛與謹慎。又沒有泰恩及雷南藝術家的天賦及了解。馬克思主義者的唯物主義在當時是像厄塞尼女皇的妝扮一樣的毫無錯誤。這當然不可能是暗示厄塞尼女皇的高腰線。不是對女性美永久及沒有錯誤的處理。馬克思在同樣情形之下成為沒有錯誤。而達爾文的謹慎則使他免於許多與事實相反的論斷，馬克思的缺乏謹慎（這是池的偽科學姿態），曾使他在他的每一條教條，都被一千種事實所反駁。理由是達爾文嚴格地站在他自然科學的立場，但馬克思宣告這進化的嚴密經濟定律，當用在人類的活動及社會生活中時，有自然科學的「不可免性」和「客觀性」。史大林自己大抵是對於馬克思所確定的在歷史上，環境是一切。而人是等於無物的最好反駁。泰恩最少有法國精神的大穎悟，他為個人及環境各留地步。這個卡魯喬（Cologne）的狂熱理論家（馬克思）則沒有。他是被時代的風尚領到這個問題的面前。階級鬥爭必不能免。否則它便失去了它科學的性質。那是說機械化的性質。

我是守舊的，我不能欣賞藝術的頹廢或道德犬儒主義的美的魔力。我甚至喜歡在學校裏面的一個小巴掌，它不會使身體受傷，而在孩子們的心中深刻地銘記下一種錯誤及羞恥之感。公平地說，我以為英國以一個社會而論，在那裡不可見的標準仍然有效，在那裡某些被視為錯誤的事情，因為它「就是不能做」，因為它「不公正」。我以為在英國社會中，某些理想及價值仍然存在，不是在紙上，而是在人的實際行為中。沒有一個人類的社會是完美的，但在英國，「君子」一詞不是不只存在紙上而具體表現在一種真實的、一種生活的理想之上嗎？我們對於人還有什麼更大的期望呢？不是在此世的某些地方——或者在英國——人類的教養已經達到真正文化的階段，有一種始終一貫且可持久的明確的理想，而使那些幼小者可以瞻望著它來成長嗎？這不是真正教養的精華嗎？教養的精華不是在優良的形式中見到美嗎？而那些理想不存在的地方，受苦的不是整個社會嗎？

道德熱情的逐漸消失，以像是一種對甜美及光明矯揉造作的畏懼開始，可能或不可能歸因於兩次大戰。它們可能助成。因此，凡爾賽之後造成失望，波茨坦之後造成「被打垮」的一代。那「被打垮」的一代，自稱為「被打垮」，只是指出他們已發現一個道德的空隙，缺乏值得為它而活、為它而戰的可信、善良、新穎的東西。自由主義在美國的悲劇是，今天他們沒有為它而戰的東西。自由主義在卅年或四十年前並非如此。自由主義是一個孩子，必須有些東西來玩弄使它免於惡作劇。沒有為它而戰的東西，且發現時間沉重地壓在它手上。自由主義，甚至教會的自由主義，是正在為同情、原諒，及承認一個外國的政權及外國的暴君——紅色的中國而戰。道德的價值在那裡？一個善良的基督教竟不重視判定千萬人去受極權主義的奴役。似乎沒有任何道德原諒被涉及，即使有，他們也因被教要「客觀地」想而不覺得。但為什麼驚奇呢？道德原則當我們在打第二次大戰的時候已經消失了。沒有一個領袖試圖令我們覺得我們打仗是為使世界安於民主；我們嚴格地說是在為野蠻的生存而戰，為無條件投降而戰，而不是為以民族自決作為一種主義而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道德原則的模糊，和第一次大戰領袖們公開宣言的明朗比較，它的本身是道德犬儒主義逐漸增進的一個表徵。

近代原子及電子的發明，不只改變人對宗教或生命的看法，而是推翻了一切。當我說新近發明的結果是硬心靈和物質移動得較為接近，而這種移動得較為接近，是由於「物質讓步給心靈，而不是心靈讓步給物質」，似乎是在宗教方面的一種情形。但它並非完全如此。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把心靈等於能；當我們看到物質消滅在能中時，我們膚淺地以為它是對心靈的一種情況。我們真的只曾改變我們物質的概念；物質是百萬伏特無法說明的能量駕駛著無限小的電子顯顯藏藏，這種發現改變了我們對物質的觀念。但一個完全為能所組成的宇宙，確是一個機械化的宇宙，也就是物質的宇宙。因此我說心靈仍未比較清楚，只是物質已減少了不透明。也就是說，減少它的固定性。這樣的一種物質的啟示，不一定要推翻唯物主義。

這是我的窮巷。我不知道它的答案。我只是把難題指出，不再想它。我不準備超過這一點而進入神秘主義的氣氛。我簡單地說，牽涉到進化規律的程序，由一個嚴肅的學者來觀察，如果他不是膚淺地接受，常導向且終歸於形而上學，即是在物理定律之外的假定。

我以為道德的混亂是違背人的本能的。我認為人喜歡有一種強有力的生活理想。一個有清楚理想的社會，是比沒有理想的社會更易於生活的。它產生較少的神經衰弱者，較少的挫敗感，及較少的精神崩潰。我相信崇拜某些東西的本能是在每一個人之中，而沒有一個不崇拜任何東西的社會，甚至無神的社會也是有所崇拜的。蘇維埃在一個無神社會中的試驗，是唯一這種型態的大尺度的試驗，曾經不是一種愉快的試驗。在莫斯科及北平蘇維埃領袖們無所不在的畫像，宣告甚至在一個無神的社會中也有對某些神祇或其它東西崇拜的必要。唯一的分別是新的神祇、新的教條、新的異端，及新的連禱，已代替了那些舊的。由示威遊行時所抬過的畫像及偶像的數目，強迫向它們致敬及為讚美這些新神而唱的讚美詩，以及個人想及他自己權利的取消看來，我認為共產主義的國家是在近代國家中最卑鄙的偶像崇拜者，如「偶像崇拜」這個字的真正意義。不幸那個他們曾偶然向他崇拜了卅年之久的神，死後按照赫魯曉夫所說，轉變為一個殺人兇手及一個陰謀詭計的主謀，一個歹徒，而二萬萬人崇拜了他卅年之久，竟未能發現他的真相，但讓我們稱它為歷史上的偶發事件。雖然如此，但在一個無神的社會中，一神主義必然永遠繼續，這個宗教無誤的主是馬克思，它啟示的先知是列寧。如果這個啟示的宗教不穩固地被高舉，像神聖一樣被崇拜，整個無神的教會必然會粉碎。

為什麼不可以？中國人文主義已經繼續了將近二千年，沒有任何人對唯物主義的哲學讓步。中間只有過一個活在主后五百年左右的無神論者范縝。中國人始終整個是哲學的理想主義者，把較大的評價放在「道德」之上多過物質的財貨之上——至少在學者們的理論中是如此——而一般民眾，則寧願崇拜偶像及精靈，而不願意要一種死硬的、無神的唯物主義。主要的是因為這種無神論比一種健康豐富的異教精靈崇拜更沒有意義。在歐洲，改變了對人靈性的歷史路線的：是由自然科學提供的唯物主義者的展望，因為自然科學堅定而光榮的進步，逐漸侵犯人文科學及對人生的一般看法。結果人文主義的適當發展，被在後一世紀——十九世紀——唯物主義的進步所截短。

我不是莊子，但下面是莊子可能寫下的結論：「那個教授從睡覺中醒來，滿身大汗。他的妻發現他七日之久默默無言。到第七天他開始進食，但終身不敢出門再進入花園。他曾顯示一種醫生宣告無法醫治的蜘蛛恐懼症。」

我不以為今天道德信念的消失是因為自然科學的進步；倒不如說是因為社會科學在方法及展望上模仿自然科學的趨勢。任何科學家都可以告訴你自然科學只問真假，不問善惡或是非。科學方法必然是一種與道德無關的，超乎善與惡，且只問事實而不問價值，不問商業的價值或道德的價值。科學並不關心一顆金剛石的商業價值，而只關心它的重量、它的硬度，及它對於光線的吸收或反射。當孔德宣告他從事建立社會學的倫理，他的意思並非開始那種毀壞價值的姿態——相反的，反面才是他的意思。但他已經把社會說成一個「有機體」，假定它像一株植物或一個動物。一經採取這個立場，人文科學的研究——歷史、社會學、心理學等等——的趨勢，不免成為「客觀」及「超道德」的。經過長久時間，這種趨勢必然以信念、道德，及宗教的消滅為止境。在石頭的研究中沒有任何道德，但在人的研究中則有，且應有道德。一個科學家可以隱在他客觀性的堡壘的後面，而當他研究那些石頭時，於世無害。但當一個研究人類社會及人類心理的學者躲在這種客觀性的堡壘的後面，認為讚美和譴責不是他所關心的事，無論他願意與否，他不免把路帶到價值的虛無上去。且當這種思想的態度成為一般或甚至時髦時，社會必然逐漸更加傾向於失去一切信念。

當歐洲知識界的毛病以笛卡兒把宇宙切分為心與物兩個方便的部分開始時，它沒有清楚地說這種演繹的方法也應用於人類生命及人類意識範圍，像應用於自然世界的考查一樣。但趨勢是如此。這種趨勢達到了上帝的「靈」及人的「靈」必須服從笛卡兒方法的程度，它是知識的一部分，但情形剛好相反。人的注意由精神的轉移到物質的，而精神的逐漸和超自然的相聯合且被貶斥。如我們所知，這種趨勢終於逐漸變成十九世紀的唯物主義。上帝及道德價值在這個世紀中確定地失勢。但充分的後果還未出現，因為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仍然完整。女孩們仍命名為「信仰」及「忍耐」。但尼生爵士仍然歌唱，「藍童」（一張名畫）的優美仍未為藝術家所鄙視。前拉斐爾派的分子表面上是「靈性的」，而羅斯金實際地「宣講」真、善、美，喀萊爾仍雷鳴著人類精神的偉大。維多利亞皇室仍未崩潰，而人們仍未被失望之骨所鯁。最後在一千九百年左右寫了一本書談及失望在來臨中及世紀末的犬儒主義的，是麥克思·諾多。

㈠拜偶像者——太多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