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覺得這故事特別吸引人之處，在於那個男人的名字和他兒子的一模一樣。

「一切都足夠順利。然而，孩子出生時臍帶緊緊地環繞著頭頸，他幾乎無法呼吸。他臉色鐵青……

「那是夜晚，」奧特舒勒醫生最近寫道，「1月的最後一天，1925年……雪正在下，可怕的風暴把一切都蓋上了雪。一個捷克男孩從村莊跑來找我，那是茨維塔耶娃和她的家人居住的村莊，儘管那時她的丈夫不在她身邊。她女兒同樣跟隨父親出了門。瑪琳娜隻身一人。

《記憶之書》。第三冊。

步行穿過醫院走廊並聽見那個大腿截肢的男人正用他的最高音喊著：痛啊，痛。那年夏天（1979年），一個多月里的每一天，他穿越整個城市去醫院，冒著難以忍受的酷暑。幫助他的祖父戴假牙。用電動剃鬚刀為老人刮臉。為他讀《紐約郵報》上的棒球比分。

1974年，當A和他的妻子回到紐約時，他們搬進了河畔大道上的一套公寓。在大樓的鄰居中，有一位俄羅斯老醫生格里高利·奧特舒勒，一個已經八十多歲的男人，他仍在一間市政醫院做研究工作，他和他的妻子都對文學很感興趣。奧特舒勒醫生的父親曾是托爾斯泰的私人醫生，在河畔大道公寓的桌上，擺著一張作家的巨大的留須照，認真地簽了名，以同樣巨大的筆跡寫著：給我的醫生朋友。在和小奧特舒勒醫生的談話中，A知道了一些令他著迷的特別的事。在布拉格郊外的一個小村莊，1925年的隆冬，這個男人曾為瑪琳娜·茨維塔耶娃的兒子接生：就是這個兒子，後來成長為S家牆上照片里的那個男孩。不僅如此：在整個醫生職業生涯中，這是他唯一接生過的寶寶。

《伊斯拉埃爾·利希滕施泰因的遺言》。華沙；1942年7月31日。

「懷著熱忱和熱情，我投入了幫助搜集檔案材料的工作。我受託成為保管員。我把材料藏起來。除了我，沒有人知道。我只告訴了我的朋友赫什·瓦塞爾，我的監管人……藏得很好。上帝請保佑它被保存好。在如今這駭人聽聞的時代，這是我們能做得最細緻和最好的了。我知道我們熬不過去。在如此可怕的謀殺和屠殺后想繼續活下去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寫了這份遺言。也許我不值得被記得，但就為了我在與安息日聚會協會一起工作時表現出的勇氣，就為了曾是那個最危險的人，因為是我把整個材料藏起來。我自身的自由會是一件小事。我在用我親愛的妻子吉勒·塞克施泰因、我的寶貝小女兒瑪格麗特的生命冒險……我不想要任何感激、紀念碑或讚揚。我只想要一個紀念儀式，那樣我的家人、在國外的兄妹就會知道我的遺體的下落……我希望人們記得我的妻子。吉勒·塞克施泰因，藝術家，發表過很多作品，有才華，未能成功做展覽，無法展示給大眾看。在三年戰爭期間，她為孩子們工作，作為教育家、老師，為孩子們的作品製作舞台布景和戲裝，曾接受獎項。如今和我在一起，我們正準備接受死亡……我希望人們記得我的小女兒。瑪格麗特，到今天二十個月大。已經完美地掌握了意第緒語。九個月大的時候她開始清晰地講意第緒語。在智力上，她和三四歲的孩子們一樣聰明。我不想吹噓她。告訴我這個的證人，是學校的教員，六十八歲的瑙沃利普基……我並不遺憾我和妻子的生命。但我對不起這個有天賦的小女孩。她應該也被記得……願我們成為世上所有其他猶太人的救贖者。我相信我們的人民會活下去。猶太人不會被滅絕。我們，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脫維亞的猶太人，是所有其他土地上的所有以色列人的代罪羊。」

他口吃，他是個熱愛紅酒的孩子氣的男人，他如此不懂詭計，對世界的惡意如此無知，以至於他甚至無法在那些匿名控告者前為自己辯護。他只是退縮，躲藏在古怪的面具下。他任命自己為東正教牧師（他過去是俄國人），留長鬍子，穿著神職人員穿的黑色長袍，並把名字改成了修道院·德·災難的力量，並還在——斷斷續續地，在一次次醉得不省ｈｔｔpｓ://reａd.99cｓw.cｏm人事之間——延續他一生的工作：一支需要三個管弦樂團、四個合唱團用十二天時間演奏的曲子。在他苦惱的時候，在他生活絕望無助的時候，他會到A那兒傾訴，結結巴巴地，灰色的雙眼閃爍：「一切都是奇迹般的。沒有一個時代比這個更精彩。」

記憶作為一間房間，一個身體，一個骷髏頭，它圍住了這間身體坐于其中的房間。一如在這幅圖景中：「一個人單獨坐在他房間里。」

太陽沒有穿透他在比內勒廣場的房間。他用厚厚的黑布把窗遮住，細微的光線來自一些擺放得很有技巧的、微暗的燈。這房間不比二等座火車車廂大多少，而且它們或多或少有著相同的形狀：狹窄，天花板很高，遠端有一單扇窗。S在這小小的地方塞滿了各種東西，整整一生的殘骸：書、照片、手稿、私人圖騰——對他而言重要的一切。架子上密密地堆著這些聚集物，沿著每堵牆一直堆到天花板，每個架子都搖搖欲墜，略略向內傾斜，就好像只要稍稍碰一下，這結構就會瓦解，所有這一大堆東西就會倒向他。S在床上生活、工作、吃飯、睡覺。在他的正左方，緊貼在牆上的是一組小小的、鴿籠式的架子，裏面好像裝著他一天里需要的所有東西：鋼筆、鉛筆、墨水、樂譜、煙灰缸、收音機、削筆刀、幾瓶紅酒、麵包、書、放大鏡。在他右手邊是一個金屬架，架頂上有一個盤，他可以將之轉進或轉出，使它在床的上方或離開床，他可以同時將之用作工作台和飯桌。這便是克魯索或許會過的生活：在城市中心的海難。因為沒有東西S想不到。在貧瘠中，他成功地比許多百萬富翁更有效率地自給自足。儘管有證據，但他仍是個現實主義者，即使在他古怪的時候。他足夠徹底地檢視自己，以便知道什麼是他生存所必需的，而他將這些曲折視為活下去的先決條件。他的態度既不怯懦也不虔誠，沒有隱士棄世的跡象。他以激|情和快樂的熱情欣然接受他的生活狀況，如今當A回首往事，他意識到自己從未看見任何人笑得如此劇烈如此經常。

1971年2月，A回到巴黎，在那兒他度過了此後的三年半時光。儘管在那兒他不再是個訪客，也就是說他有了更多時間，但他仍然常常拜訪S，大概是每月一次。聯結還在，但隨著時間流逝，A開始懷疑，這實際上是不是對另一段聯結的記憶，六年前形成的聯結，到現在還維持著。因為事實證明當A搬回紐約之後（1974年7月），他不再寫信給S。這並不是說他沒有繼續想到他。而是，相較於任何以後與S繼續聯繫的需要，如今A似乎更關心對於他的記憶。就這樣他開始感覺到時間的流逝，彷彿切膚之覺。記得便能使他滿足。而這一點，以其本身而言，是個令人震驚的發現。

每次A帶著飯菜到來（通常是烤雞，從義大利廣場的一間熟食鋪買來的），這頓飯就變成了一頓假盛宴，一個慶祝的借口。「啊，雞，」S會喊道，一直啃到雞腿尖端。然後又一次，咀嚼的時候，汁水流到了鬍鬚上：「啊，雞。」帶著頑童般的、自貶式的大笑，彷彿覺察到了慾望的荒謬和食物給予他的無法否認的愉悅。在那笑聲里，一切變得荒謬而清晰。世界被從裡到外翻轉，被沖走，然而又作為一種形而上學的笑話重生。對自身的荒謬性不自知的人在那個世界沒有立足之地。

與女人在一起時最糟糕，尤其是年輕美麗的女人。他會不由得看穿她臉上的皮膚，想象它後面的匿名的頭蓋骨。而面孔的皮膚越美麗，他就越熱切地試圖在其中尋找未來侵蝕的跡象：剛出現的皺紋，以後會變得鬆弛的下巴，眼神中淡淡的失望。他會將一張臉放在另一張之上：四十歲時的這個女人；六十歲時的這個女人；八十歲時的這個女人；就好像，雖然他處於現在，他卻被迫尋找未來，追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都有的死亡。

那個賽季，他只再度光臨過保羅球場一次，那是為了看一場對道奇隊的節假日一日雙賽（陣亡戰士紀念日：紀念的日子，逝者的日子）：體育場里有超過五萬名觀眾，陽光燦爛，一下午賽場瘋狂：一次三殺、數次場內全壘打和雙偷壘。那天他和同一個朋友在一起，他們坐在體育場的遙遠一角，不像前一場比賽中他們成功溜進的那些好座位。他們一度離開自己的位置去熱狗攤，在那兒，就在水泥台階往下幾排的地方，坐著那個他們曾在4月遇見的男孩，這一次坐在他旁邊的是他母親。他們彼此認出了對方並熱情地招呼，兩人都驚奇于這再度偶遇的巧合。別弄錯了：這次相遇的幾率是微乎其微的。如同這兩個朋友，A和D，這個現在和母親坐在一起的男孩自4月份那個潮濕的日https://read.99csw.com子后也同樣沒有看過一場別的比賽。

對偶然性的進一步評述。

這是這些主題的最初表述。且待下幾回分解。

在阿姆斯特丹的整整三天里，他迷路了。城市的輪廓是環形的（一系列同心圓，被運河切分，帶陰影的相交線表示數百座小橋，每一座橋都連著另一座，然後又一座，彷彿無窮無盡），你無法像在其他城市裡一樣僅僅「沿著」一條街走。想去某處的話，你得事先知道你要去哪裡。A不知道，因為他是個陌生人，此外他發現自己不知為何不願查詢地圖。雨下了三天，他繞圈走了三天。他意識到與紐約相比（或新阿姆斯特丹，如同他回來后喜歡自言自語的那般），阿姆斯特丹是個小地方，一個很可能可以在十天內記住其街道的城市。然而，就算他迷路了，他難道不可以向某位過路人問一下路么？從理論上講，是的，但實際上，他無法說服自己那樣做。並不是他害怕陌生人，也不是他在生理上不願講話。原因更微妙，他發現自己不願對一個荷蘭人說英文。在阿姆斯特丹，幾乎每個人都能說一口流利的英文。然而這種交流的便利卻令他不安，彷彿這會使此地變得不像外國似的。並不是說他在尋找異域風情，而是說這地方將不再是它自己——就好像在荷蘭，假如說英文，就會被否認他們的荷蘭性一樣。假如他能夠肯定沒人會理解他，那麼他或許會毫不遲疑地衝到一個陌生人面前講英文，以一種喜劇性的努力使對方明白他：用詞語、手勢或怪腔等。實際上，他覺得自己不願侵犯荷蘭人民的荷蘭性，即使他們自己在很早以前已經允許它被侵犯。於是他保持安靜。他四處遊盪。他繞著圈步行。他允許自己迷路。有時候，他後來發現，他離他的目的地僅幾步之遙，但因為不知道在那兒轉彎，他會轉向錯誤的方向，那樣他就離他自己以為要去的地方越來越遠。他想或許他是在地獄的循環中遊盪，根據地獄的某種經典描繪，這城市已被設計為地下世界的模型。隨後，他記起了地獄的各種圖表曾被十六世紀的一些作家用來說明記憶系統。（比如說，柯斯摩斯·羅西柳斯寫的Thesaurus Artificiosae Memoriae，威尼斯，1579年。）而如果阿姆斯特丹是地獄，如果地獄是記憶，那麼他知道或許他的迷失存在某種目的。與所有熟悉的東西斷開，無法發現哪怕一個小小的參考點，他意識到自己的腳步，通過將他帶往不知名的地方，正將他帶向他自己。他正在自己的內部遊盪，而他迷路了。這並不使他困擾，這種迷失的狀態反而成了快樂和興奮的來源。他將之吸入骨髓。彷彿此前隱藏的知識即將到來，他將之吸入骨髓，並幾乎得意洋洋地對自己說：我迷路了。

1965年的那個夏天，在一個多月里，A每周去看S兩三次。在這城市，他不認識其他人，於是S成了他在此地的精神支柱。他總能指望S在家，熱情地迎接他（俄羅斯風格；在臉頰上吻三下：左，右，左），非常樂意說話。多年之後，在一段非常苦惱的時光里，他意識到當時這樣不間斷地與S會面是因為這使他首次得ｈtｔｐｓ://rｅａd•9９ｃｓｗ•com以體驗擁有一個父親是怎樣的感覺。

S曾是樊尚·丹第的學生，他一度被視為極有前途的青年作曲家。然而二十多年來，他的曲子從未在公眾場合被演奏過。他在所有事情上都很天真，尤其在政治上，他犯下錯誤允許自己的兩支交響樂作品在戰時巴黎演奏——《火之交響曲》和《向儒勒·凡爾納致敬》，每一首都需要超過一百三十名音樂家。那是在1943年，納粹仍舊牢牢佔領著巴黎。當戰爭結束后，人們斷定S是一個通敵者，儘管這與事實大相徑庭，他依然被法國音樂界排斥——以暗示和默許的方式，而非直接面對。仍有同行記得他的唯一跡象，是每年聖誕節來自娜迪亞·布朗熱的聖誕卡。

對偶然性的第二次評述。

「這男孩衝進房間說：『潘尼·茨維塔耶娃要你馬上去她家，因為她已經要生啦！你最好快點，已經要出來了。』我能說什麼呢？我迅速穿好衣服，穿過樹林，在肆虐的風暴中大雪及膝。我打開門走了進去。在荒涼的燈泡的黯淡光線中，我看見房間的一個角落裡成堆的書；它們幾乎堆到了屋頂。每天累積的垃圾被扔到房間的另一個角落。而瑪琳娜在那兒，在床上一根根地抽著煙，孩子已然在生產途中。她歡快地招呼我：『你幾乎遲到了！』我環顧房間，想找一樣乾淨的東西和一塊肥皂。但沒有，沒有一塊乾淨的手帕，沒有一樣乾淨的東西。她躺在床上，抽著煙微笑著，她說：『我叫你來為我的孩子接生。你來了——現在就是你的事了，我不管』……

他的生活好像不再處於現時。每次他看見一個小孩，他都會試圖想象他長大后的樣子。每次他看見一個老人，他都會試圖想象這個人在孩子時是怎樣的模樣。

「戰爭仍在繼續。年輕的喬治·埃弗榮還在前線。『再見文學，音樂，學校。』他寫信給姐姐。他在信上籤下『穆爾』。作為一名戰士，他證明了自己是勇敢無畏的鬥士，參加了多場戰役，1944年7月在督伊卡村附近進行的西部前線戰役中去世，他是數百名遇難人之一。那時他只有二十歲。」

「這孩子長得很快，成為他母親和母親的朋友們寵愛的健康兒童。我最後一次去看他時，他還不到一歲。那時候，瑪琳娜搬去了法國，在那兒度過了此後的十四年。喬治（穆爾的正式名字）上了學，很快成了一名熱愛文學、音樂和藝術的學生。1936年，他剛剛二十齣頭的姐姐阿里雅離開了家庭，離開了法國，回到蘇維埃俄國，追隨她的父親。瑪琳娜如今和她最小的兒子一起，單獨住在法國……生活極度艱難，無論是經濟上還是精神上。1939年，她申請了一張蘇聯護照和她兒子一起返回了莫斯科。兩年後，1941年8月，她的生命以悲劇告終……

「記憶的力量真是偉大，」聖奧古斯丁評論道，「真是一所廣大無邊的庭宇！誰曾進入堂奧？但這不過是我與性俱生的精神能力之一，而對於整個的我更無從捉摸了。那麼，我心靈的居處是否太狹隘呢？不能收容的部分將安插到哪裡去？是否不容於身內，便安插於身外？身內為何不能容納？」

「我不顧一切地試圖恢復孩子的呼吸，終於他開始呼吸了；他從青色變成了粉色。整段時間里，瑪琳娜都在抽煙，沉默著，一言不發，堅定地看著孩子，看著我……

站立並注視著。坐下。躺在床上。步行穿過大街。在廣場餐廳進餐，獨自一人坐在火車座里，一張報紙展開在面前的桌上。打開他的郵件。寫信。站立並注視著。步行穿過大街。從一位英國老朋友T那兒知道，他們兩個家庭原來都來自東歐的同一個城市（斯坦尼斯拉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它曾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在兩場戰爭之間，它曾是波蘭的一部分；而如今，自「二戰」結束后，它屬於蘇read.99csw.com聯。在T的第一封信中，他推測他們或許最終是遠親。然而，第二封信提出了澄清。T從一位年長的舅媽那兒獲知，在斯坦尼斯拉夫他的家族甚為富裕；而A的家庭（這與他所知的一切頗為一致）則很窮。故事說，A的一位親戚（一個舅舅或堂兄什麼的）住在一間鄉村小屋裡，那小屋是T家的財產。他愛上了那戶人家的一位年輕女士，求婚，遭到拒絕。從那時候起，他永遠離開了斯坦尼斯拉夫。

不久之後，他碰巧在一封福樓拜寫給露易絲·柯蕾的信（1846年8月）中看見類似的想法，他被這巧合所打動：「……我總是感覺到未來，所有東西的對立面總是在我眼前。我看見一個孩子就會想到他會變老，我看見搖籃就會想到墳墓。看見裸體女人令我想象她的骨骼。」

「第二天，我回來看這孩子，然後一連數周每個星期天我都來看他。在一封信中（1925年5月10日），瑪琳娜寫道：『奧特舒勒以自豪和愛包辦了穆爾的一切。吃飯前，穆爾總會吃一茶匙不加糖的檸檬汁。他按照切尼教授的理論體系餵養，戰爭期間切尼教授在德國拯救了數千名新生兒的生命。奧特舒勒每周日來看穆爾。叩診、聽診，再做某種數據計算。然後，他會給我寫下周如何餵養穆爾，給他吃什麼，加多少黃油、多少檸檬、多少牛奶，如何逐漸加量。每次他來，他都記得上次給的配方，並不帶任何筆記……有時我有一種瘋狂的慾望，想拿起他的手，吻它』……

如今當他端詳這張照片時（聖誕夜，1979年），他憶起了曾在S房間里的牆上看見過的另一張照片：年輕時的S，十八九歲的樣子，和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站在一起。同樣是友情的再現，同樣的笑容，同樣勾肩搭背的姿勢。這男孩，S曾告訴他，是瑪琳娜·茨維塔耶娃的兒子。瑪琳娜·茨維塔耶娃，在A的心目中是與曼德爾施塔姆齊名的最偉大的俄羅斯詩人。對他而言，看著這張1974年的照片就等於在想象她不可能的生活，1941年她自縊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內戰到她去世間的許多年裡，她生活在法國的俄羅斯移民圈中，那也是S長大成人的社區，他曾與她結識，並曾是她兒子「穆爾」·瑪琳娜·茨維塔耶娃的朋友，她兒子曾經寫道：「那或許是條更好的路/去征服時間和這世界/要雁過不留痕/要經過不留影/在牆上……」他寫下了：「我不想要這個，不要/這個（但聽著，悄悄地/索取是身體的作為/而如今我們只是鬼魂）……」他寫下了：「在這最信基督教的世界里/所有的詩人都是猶太人。」

後來又數次遇見S。在巴黎和紐約間互通書信，交換照片，如今所有這些都不見了。在1967年：又一次歷時數月的逗留。那時候S已經脫下牧師袍，並用回了他自己的名字。但他在街區道路上做小小遠足時穿的衣服一樣有型。貝雷帽、絲綢襯衫、圍巾、燈芯絨厚長褲、皮製馬靴、帶銀把手的烏木製手杖：取自二十年代好萊塢電影的巴黎想象。也許，S的小兒子後來成為電影製作人並非偶然。

他自己的父親是一個疏離的、幾乎缺席的角色，他和父親的共同點非常少。至於S，他有兩個已成人的孩子，他們都無視他的榜樣，而對世界採取一種咄咄逼人的、講究實際的態度。S和A在一起，超越存在於他們之間的自然聯繫，而是出於一種一致的願望：一個做可以按他原本樣子接受他的兒子，另一個做可以按他原本樣子接受他的父親。生辰的巧合進一步強調了這點：S和A的父親在同一年出生；而A和S的小兒子在同一年出生。對A而言，S通過慷慨和需要的一種有趣組合，滿足了他的父愛饑渴。他認真地聽他說話，把他意欲成為一名作家的野心視為一個年輕人想去做的最自然的事情。如果說A的父親，以他存在於世的奇怪的自我封閉的態度使A感覺自己對於他的生活是多餘的，彷彿他做的任何事都不能對他產生影響；那麼S，以他的脆弱和缺乏，使A成為了他的必需品。A帶食物給他吃，為他提供煙酒，確保他不挨餓——那是一種真正的危險。因為那就是S的特點：他從不向任何人要求任何東西。他會等待世界向他而來，將自己的解脫託付給偶然性。或早或晚，某人註定會出現：他的前妻，兒子中的一個，朋友。即使那時，他也不會要求。但他同樣不會拒絕。

自從他最後一次拜訪S，當那段巴黎歲月告終時（1974年），一張照片被保存下來。A和S坐在戶外，在S家房子的門口。他們勾肩搭背，友情之熱烈毋庸置疑，臉上洋溢著兄弟之情。這張照片是A隨身帶到瓦里克街他房間里的少數幾樣個人紀念品之一。

記憶：一件事第二次發生的地方。

數周之後，他在《猶太百科全書》上讀hｔｔps://ｒeａd•9９cｓｗ•coｍ到了以下條目：

《記憶之書》。第二冊。

他記得1962年4月下著細雨的一天，他和朋友D一起曠課去保羅球場看紐約大都會隊的最初幾場比賽之一。體育場幾乎是空的（約有八九千名觀眾），大都會隊完敗於匹茲堡海盜隊。這兩位朋友坐在一個從哈萊姆區來的男孩邊，A記得在比賽期間三人談話時輕鬆愉快的氣氛。

S所居住的第十三區的比內勒廣場，是一個工人階級街區，即使在那時，它仍是古老巴黎僅存的遺迹之一——人們依舊談論著這個巴黎，但它已經不在那兒了。S住在一個如此狹小的空間，以至於它看起來像在藐視你，阻止你的進入。一個人可以使這房間顯得擁擠，兩個人便可以塞滿它。你不可能在其中移動，除非你把身體蜷縮成最小的尺寸，除非你把你的心縮成某個無限微小的點。只有那樣，你才能開始呼吸，才能感覺到房間在擴張，才能看著你的心探索那空間最深最廣的領域。因為在那間房間里，有一整個宇宙，有一個包含著最廣闊、最遙遠、最不可知的一切的微型宇宙。這是一所聖祠，不比身體大多少，頌揚著超越身體存在的一切：它是一個人內心世界的代表，甚至最小的細節。S確實成功地用那些內心事物把自己包圍起來。他居住的這間房間是一個夢幻之地，它的牆如同在他周圍的第二身體的皮膚，彷彿他自己的身體已被轉化成一顆心，一種純思想的呼吸工具。這是子宮，是鯨魚腹，是想象的原初之地。通過把自己置於那種黑暗裡，S創造了一種睜眼做夢的方式。

S用最後十五年創作的宏偉的音樂作品最後遠未完成。S把它稱為他的「在建工程」，有意回應了他非常崇拜的喬伊斯，又或者像十二個詞，他可以將之描述為「在做的過程中完成的有待完成的工作」。他不可能想象過他會完成這支曲子。他似乎接受了這不可避免的失敗，幾乎將之作為理論前提，對他人而言可能導致難以克服的絕望的東西，對他而言卻是無限的、堂吉訶德式的希望源泉。在先前的某個時刻，也許是在他最黑暗的時光，他把生活和工作畫上了等號，如今他已不再能夠區分兩者。每個想法都影響他的工作，而工作上的想法又賦予了生活意義。在可能的領域構想出一些東西——一項可能可以完成的工作，因此可與他自身分離——或許會使這事業受損。要點在於要功虧一簣，但又必須通過嘗試他能為自己召喚的最稀奇古怪的事來做到這點。悖論的是，最終結果是謙遜，一種測定自身與上帝相比之渺小的途徑。因為只有在上帝的心中，像S的這種夢想才是可能的。但通過以S的方式夢想著，S找到了一種途徑參与他力所不能及的一切，使自己離無限的核心又近了幾英寸。

那是在巴黎，1965年，他第一次體驗到有限空間的無限可能。通過在咖啡館與一位陌生人的偶遇，他與S相識了。那時A剛滿十八歲，正處於高中與大學之間的那個暑假，此前他從未去過巴黎。這些是他對那個城市的最初記憶，此後他生命的許多時光將在那兒度過，而這些記憶無可避免地與一間房間聯繫在一起。

他特別注意到，安妮·弗蘭克的生日和他兒子一模一樣。6月12日。雙子座。一幅孿生的圖景。一個萬物雙倍的世界，在那裡同樣的事總發生兩遍。

然而令他更震驚的，是當他時隔五年多之後最終回到巴黎（1979年11月），他竟沒有去找S。儘管他完全有打算那樣去做。在他逗留的幾周里，每天早上醒來他都會對自己說，今天我必須找個時間去看看S，然後，當這天漸漸過去，他會想出一個借口不去看他。這種遲疑，他開始意識到，是害怕的產物。但害怕什麼呢？害怕回到他自己的過去么？害怕找到一個現在，會與過去違背，會改變過去，然後反過來摧毀他願意保存的過去的記憶？不，他覺得，不會那麼簡單。那又是什麼？當時間流逝，一切漸漸開始變得清晰。他害怕S死了。這不理性，他知道。但既然A的父親一年不到之前已經去世，既然與他父親相比，S對他來說變得愈加重要，他覺得一個人的死不知怎麼就會自動帶來另一個人的死。不管他如何試圖告訴自己，他真的相信這點。而且他想：如果我去看S，那麼我就會知道他死了；但如果我離得遠遠的，這就意味著他還活著。於是通過保持缺席，A覺得他正幫助S活在這個世界上。日復一日，他想著S的樣子在巴黎閑逛。每天無數次，他想象自己走進比內勒廣場的那間小房間。但仍然，他無法說服自己去那兒。正是那時，他意識到他正生活在一種極端無奈的狀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