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頁留白。隨後是大量插畫。家庭舊照，有他的每個家庭成員，追溯到儘可能多的世代。極細心地看著這些。

A的外公慢慢地開始死亡。距離在A兒子的周歲派對上表演魔術只有一年，然而如今，八十五歲高齡，他如此虛弱，沒有幫助就不再能站立，沒有巨大意志力就無法移動，以至於僅僅想到要動一動就足以讓他精疲力竭。在醫生辦公室里曾有一次家庭會議，決定將他送到東端大道和第88街街口的醫師醫院（在同一家醫院里，他的妻子十一年前死於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盧·賈里格氏症）。A參加了那次會議，他母親和他母親的姐姐，他外公的兩個孩子都參加了會議。因為她們中的任何一位都無法留在紐約，於是大家同意由A來負責一切。A的母親不得不回到加利福尼亞家中照料她那重病的丈夫，而A的姨媽即將去巴黎探望她的第一個孫女，她的獨子新近剛剛生下的女兒。看起來，一切變成了字面意義上的關乎生死的事。在那一刻，A突然發現自己想起了（也許是因為外公總令他想起W.C.菲爾茨）菲爾茨1932年的電影《百萬美元大腿》中的一幕場景：傑克·歐凱一路狂奔追趕一輛正離站的驛站馬車並哀求司機停車；「這是生死問題！」他大叫道。而司機則平靜而諷刺地答道：「有什麼不是呢？」

然而，諸如此類的猜測，實在讓A覺得厭煩。他覺得接受荷爾德林在這房間里並無困難。他甚至可以進一步說，荷爾德林在其他任何地方或許都活不下去。要不是齊默爾的慷慨和善良，荷爾德林的生命有可能會早早告終。退守到一間房間並不意味著他缺乏眼光。發瘋並不意味著他變得愚鈍。很有可能，正是這房間使荷爾德林重獲生機，正是這房間交還給他尚存的餘生。一如傑羅姆評論《約拿書》時，對約拿在鯨魚肚中那段所做的註解：「你會注意到，你想到的約拿最好的下場，便是他的安全。」

在那些年裡，據說荷爾德林很少外出。當他真的離開房間時，只是為了在鄉間漫無目的地散步，在口袋裡裝滿石頭，採摘花朵，隨後又將之撕成碎片。在鎮上，學生們嘲笑他，每當他接近孩子們、向他們打招呼時，他們總害怕得四散而逃。最後，他的腦子變得如此糊塗，開始叫自己不同的名字——斯伽迪內利，基雅呂西梅諾——有一次，一位訪客慢慢離開他房間時，他指給他看門的方向，並舉起一個手指警告道：「我是主耶和華。」

A決定在外公住院期間待在這位老人的公寓里。這個地方不能空著（得有人交賬單，收信件，給植物澆水），而這裏也肯定比瓦里克街的房間更舒服。最主要的是，必須保持一種老人會回來的假象。在死亡來臨前，總存在著一種死亡不會來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無論多麼小，都必須被相信。

同時，這嗓音在A聽來很陌生。這孩子似乎接不上氣來，他用斷斷續續的分割音節說出每個詞。A覺得肯定是哪裡出了問題。他要求大家馬上全部離開沙灘，回屋子裡去。儘管孩子精神不錯，但這古怪的、幾乎機械般的嗓音仍然繼續通過他發出，彷彿他是腹語術藝人的九-九-藏-書傀儡。他的呼吸非常快速：愈來愈重的軀體，呼、吸，呼、吸，好像一隻小鳥。在一小時里，A和妻子查找當地兒科醫生的名單，試圖找到一個當班的。（剛好是周五晚飯時間。）試了五六次之後，他們找到了一位年輕的女醫生，她新近剛在這城裡執業。很偶然地，那時她碰巧還在辦公室里，她讓他們立刻過去。要麼因為她是個新手，或因為她的性格容易激動，她對小男孩的檢查令A和妻子陷入了恐慌。她讓男孩坐在桌上，聽他的胸腔，計算他每分鐘的呼吸次數，觀察他擴張的鼻孔，以及臉部皮膚上微藍的底色。然後在辦公室里一陣狂奔，試圖把一個複雜的呼吸機裝配起來：一個蓋著罩子的蒸汽機，令人想起十九世紀的照相機。但男孩不願把頭放在罩子底下，冰冷的蒸汽發出的嘶嘶聲嚇到了他。醫生隨後試了一針腎上腺素。「我們來試試這個，」她說，「假如這個也沒用我們會再給他一針。」她等了幾分鐘，又測算了一次呼吸率，隨後又給了他第二針。仍然沒用。「只有這樣了，」她說，「我們必須把他送到醫院去。」她打了個必要的電話，並以一種集聚了她小小身體里所有力量的憤怒口氣告訴A和他妻子怎樣跟她去醫院，到哪裡去，做什麼，然後把他們帶到了外面，在那兒他們各自開車出發。她的診斷結論是肺炎和哮喘併發症——在醫院經過X光檢查和更複雜的測試后，證明確實如此。

此後的六七周里，A待在那間公寓里。自從童年初期他就經常來這兒：那幢既高大又顯得矮寬的形狀奇特的房子，就在中央公園南側和哥倫布轉盤的轉角處。他想著還是孩子的時候他每天會花多少時間看著窗外的車輛駛過克利斯朵夫·哥倫布的雕像。同樣通過六樓窗戶，他觀看了感恩節遊行，見證了圓形劇場的建造，花費了好多個下午數著在樓下街道走過的人。如今他再一次來到這裏，旁邊是中式電話桌、他外婆的玻璃動物模型和古舊的保濕盒。他直接走進了童年。

在荷爾德林彌留的日子里，一位到塔樓來的訪客提及了蘇賽特的名字。詩人回答道：「哦，我的第奧逖瑪。別對我說起我的第奧逖瑪。她為我生養了十三個兒子。一個是教皇，另一個是蘇丹，第三個是沙皇……」然後他說：「你知道她怎麼了嗎？她瘋了，真的，瘋了，瘋了，瘋了。」

隨後是掛在倫敦國家肖像館里的1602年沃爾特·雷利爵士和他八歲兒子沃特的肖像畫（藝術家未知）。要注意：他們倆姿勢的詭異的相似性。父親和兒子都面向前方，左手叉腰，右腳以四十五度的角度伸出，左腳向前，男孩臉上嚴肅的堅定和父親自信而傲慢的神情如出一轍。要記得：當雷利在倫敦塔（1618年）被監禁了十三年後獲釋、踏上赴蓋亞那命定的旅程清洗聲名之時，沃特和他在一起。要記得沃特領導了一次不計後果的針對西班牙人的軍事進攻，並死於叢林。雷利對他的妻子說：「現在我才知道了悲傷是什麼意思。」就這樣，他回到英格蘭，讓國王砍下了他的頭。

《記憶之書》。第四冊。

他繼續獨自住在外公的公寓里。每一天成為前一天的重複。與醫生交談，去醫院，僱用和解僱私人護理，聽外公抱怨，擺正他腦袋下的枕頭。每次瞥見老人的肉體，都會有一種恐懼穿過他。消瘦的肢體，萎縮的睾丸，已然縮至不足一百磅的身體。他曾是個肥胖的人，他驕傲而飽滿的肚子曾領先他在世上的每一步，而如今他已經幾乎不在了。如果說一年之前A已經經歷過一種死亡，一種如此突然的死亡，以至於即使當他陷入死亡時他也被剝奪了對那種死亡的了解，那麼如今他是在體驗另一種死亡，而正是這緩慢的、致命的衰竭、這在生命的核心對生命的放手，最終教會了他那些他一直了解的事。

「親愛的朋友……我好久沒有給你寫信了，在這段時間里我去了法https://read.99csw.com國，看見了悲傷孤獨的人間；法國南部的牧羊男女和特別的美人兒，男人和女人，在政治的不確定性和飢餓的恐懼下成長……強有力的元素，天堂之火和人民的沉默，他們的自然生活，他們的局限性和他們的滿足，不斷令我感動，就像人們談論英雄時說的那樣，我也可以說阿波羅打動了我。」

隨後是更多照片，或許要幾打：馬拉美的兒子，阿納托爾；安妮·弗蘭克（「這張照片里的我就像我平常的樣子。當然，我本會有機會去好萊塢。但現在，偏巧我看起來總是不一樣」）；穆爾；柬埔寨的孩子們；亞特蘭大的孩子們。死去的孩子們。會消失的孩子們，死去的孩子們。希姆萊說：「我決定消滅地球表面的每一個猶太兒童。」只有照片。因為，在某個點，詞語會教人斷定不再可能說話。因為這些照片是無法形容的。

「人的影像生有雙目，」在那房間生活的第一年裡，荷爾德林寫道，「明月秉有輝光。俄狄浦斯王擁有一目或已逾分。他的人之苦難，無法描繪，無以言表。一旦戲劇表現這樣一個人物，苦難油然而生。當此刻我懷念著你，苦難於我意味著什麼？當溪流將我裹挾至亞細亞般綿延的某處盡頭。無疑，俄狄浦斯飽受著這苦難。無疑事實如此。是否赫拉克勒斯也曾苦難？毫無疑問……赫拉克勒斯同諸神干戈相向，就是苦難。分享這些被生命嫉妒的不朽，也是一種苦難。而當一個人被太陽斑所覆蓋，被些許斑點徹底覆蓋，更是一種苦難！這是艷陽的作為：太陽升舉萬物。光芒的魅力猶如玫瑰般引領著少年人的道路。俄狄浦斯承受的苦難，看上去恰如一個窮人悲嘆他丟失了什麼。哦，拉伊俄斯之子，希臘大地上窮困的異鄉人！生即是死，死亦是一種生。」

在這次家庭會議上，A可以從他外公的臉上看見恐懼。曾有一刻，這位老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朝醫師桌邊的牆壁打著手勢，那桌上滿是一層層的匾額，框起來的證書、獎狀、學位和證明，隨後心照不宣地點了點頭，彷彿在說：「真厲害，對嗎？這傢伙會照料我的。」這位老人總是很吃這種炫耀。「我剛剛收到一封來自大通曼哈頓銀行總裁的信，」他會說，可實際上這不過是一封統一格式的列印信。然而那天在醫生辦公室，A痛苦地看到這一幕：老人拒絕承認真相。「我覺得這一切都很好，醫生，」他的外公說道，「我知道你會再一次令我康復的。」然而，幾乎違心地，A發現自己羡慕這種盲目的能力。那天晚些時候，他幫助外公裝好一小背包的東西帶去醫院。老人在包里扔了三四樣魔術用具。「為什麼你還要帶這些？」A問道。「那樣我才好娛樂一下護士們啊，」他的外公答道，「否則會無聊。」

然而，他的妻子開始緊張。她一度走出房間到A所在的成人休息室里說：「我放棄了，我再也搞不定他了」——而她的語氣中有一種對這孩子的怨恨，是那樣一種惱怒，A身體里的一些東西碎裂了。愚蠢地，殘酷地，他想懲罰妻子如此自私，而在那一刻，過去一個月里在他們之間剛剛建立的和諧消失了：他們在一起的那麼多年裡，他第一次反對她。他暴風雨一般衝出房間，到了兒子的床邊。

到達斯圖加特后，「死一般慘白，極度消瘦，眼神空洞渙散，長ｒｅａｄ.９9csw.cｏm發留須，穿得像個乞丐」，他站在他的朋友馬蒂生面前，只說出了一個詞：「荷爾德林。」六個月後，他心愛的蘇賽特死了。1806年，精神分裂，在此後的三十六年，他的大半生中，他獨自一人住在齊默爾為他建造的塔樓里，圖賓根木匠齊默爾——zimmer，在德文里的意思是房間。

在他父親去世后兩個月（1979年1月），A的婚姻崩潰了。問題已然存在一段時間，而最終他們決定分開。如果說對他而言接受這分居、為此痛苦、並理解這無可避免是一回事，那麼對他而言，吞下此後的苦果——與他的兒子分離——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想到這點，他就覺得無法忍受。

要喚醒這些記憶：那趟神秘的三個月的徒步旅行，獨自一人翻越中央高原的群山，手指緊扣著口袋裡的手槍；從波爾多到斯圖加特（數百英里）的旅程，就在1802年他第一次精神崩潰之後。

幾乎每一天，外公的前秘書都會打電話來，她在這間辦公室工作了二十多年。自從外婆去世后，她成了外公最穩定的女性|伴|侶，在各種正式場合，他會讓這位令人尊敬的女性走進眾人的視線：家庭聚會、婚禮、葬禮。每次她打電話來，都會問一大堆關於外公健康的問題，然後要求A安排她去醫院看望。問題在於她自己身體也不好。儘管年紀並不大（最多七十歲不到），但她患有帕金森症，並曾一度住在布朗克斯區的一間私人療養院里。在無數次對話之後（她在電話里的聲音是如此微弱，以至於A即使全神貫注也只能夠聽出隻言片語），他最終同意在大都會博物館門前和她碰頭，那兒有輛巴士專線每周從療養院運送那些不需卧床的病人來曼哈頓度過一個下午。在那特別的日子，差不多一個月里第一次下起了雨。A在約定時間之前就到了，然後，在博物館台階上坐了一個多小時，他在頭上遮了張報紙擋雨，等著這位女士前來。最後，決定放棄之時，他最後一次逛了一圈這地區。正是那時候，他找到了她：在第五大道前的一兩個路口，站在一棵可憐巴巴的小樹底下，似乎是為了躲雨，頭上戴著個乾淨的塑料帽，倚靠著她的手杖，身體前傾，整個人僵硬著，往下盯著潮濕的人行道，不敢再走一步。微弱的聲音又一次傳來，A幾乎把耳朵貼在她的嘴上才聽見了她——只是斷斷續續地收集到一些瑣碎乏味的言語：巴士司機忘了刮鬍子，報紙沒有送來。A一直被這女人弄得很煩，即使她身體還好，他也害怕與她相處超過五分鐘。現在他覺得自己幾乎要對她發火了，他討厭那種她期待憐憫的方式。他在心裏猛烈抨擊了她，這凄慘的只顧自己的生物。

他把成年生活中的大部分時間用來在城市遊走，其中不少在國外。他曾用成年生活中的更多時間俯身於一小塊長方形的木頭之上，全神貫注於一張更小的長方形白紙。他曾用成年生活中的更多時間站起、坐下、來回地走。這些是已知世界的界限。他聽著。當他聽見一些什麼，他就開始再次聽。然後他等待著。他觀察並等待著。然後當他開始看見一些什麼，他就再次觀察和等待。這些是已知世界的界限。

數周之後，夏季之初。一個燦爛的紐約6月：光線清澈地落在磚上；湛藍、透明的天空，近乎馬拉美也會動心的碧空。

二十多分鐘后他才叫到計程車。然後是陪她走到路緣、把她塞進計程車的漫長折磨。她在人行道上步履維艱：一英寸一停，又一英寸一停；一英寸又一英寸。他挽著她的手臂，一路儘力鼓勵她。當他們到達醫院，他最終成功地將她從計程車後座解脫出來后，他們又開始了朝向入口的緩慢旅程。就在門前面，就在A想著他們終於成功的那一刻，她不動了。她突然被一種恐懼攫住，無法再移動，於是她真的動不了了。不管A對她說什麼，不管他九_九_藏_書如何溫柔地試圖誘哄她向前，她就是紋絲不動。人來人往——醫生、護士、訪客——而他們就在那兒站著，A和這無助的女人，定格在移動的人群中。A讓她等在原地（彷彿她能做別的似的），他走進大堂，在那兒找到一輛空的輪椅，從一個像是管理員的女人眼皮底下把車搶了出來。然後他讓這無助的同伴坐進推車，忙亂地推著她穿過大堂走向電梯，不理管理員的嚷嚷：「她是病人嗎？這女人是病人嗎？病人才能坐輪椅。」

每天下午，A會乘兩部公車去醫院，花一兩個小時陪外公，然後循著同樣的線路回家。大約十天里一直如此。然後天氣變化了。酷暑降臨紐約，城市變成了一場由汗水、疲憊和噪音組成的噩夢。這對小男孩有百害而無一利（被監禁在空調噼啪作響的公寓里，或者和母親遊盪在暴熱的街上），考慮到天氣始終未變（一連數周創下了濕度的歷史紀錄），A和妻子決定讓她帶著孩子一起返回鄉下。

在他搬進瓦里克街的房間后不久，六歲大的伊坦·帕茨從同一街區的馬路上消失了。A去任何地方，都會看見一張男孩的照片（燈柱上，商店櫥窗里，空白的磚牆上），上面有大字標題：失蹤兒童。因為這孩子的臉和他自己孩子的臉並無明顯差別（甚至即使有差別，也並不要緊），每次他看見照片上的臉，都會讓他想起自己的兒子——和同樣的措辭：失蹤兒童。一天早晨，伊坦·帕茨由母親送下樓等校車（漫長的公車司機罷工后的第一天，而這男孩渴望自己完成這件小事，以做出小小的獨立的姿態），然後就此不見了。不管在他身上發生了什麼，沒有任何痕迹。他也許被綁架了，也許被謀殺了，或者他只是自己走開了，在一個沒有人能看見的地方死去。唯一可以確信的是他消失了——彷彿從地球表面蒸發。報紙對這個故事大肆報道（採訪父母，採訪負責此案的偵探，關於這男孩性格的文章：他喜歡玩什麼遊戲，他喜歡吃什麼東西），而A開始意識到災難的存在——加諸其自身的、公認小得多的災難——無可避免。在他眼前的每一樣東西，都好像只是他身體內部事物的鏡像。一天天過去，每一天身體里的痛苦被一點點拉出來。一種失落感攫住了他，並且不願放手。而有些時候這失落感如此巨大、如此令人窒息，以至於他以為它永遠不會過去。

7月下旬，A決定在城外度一個周末。他想看兒子，他需要離開炎熱和醫院一段時間。他妻子到了紐約，把孩子留在她父母那兒。那天在城裡他們做了什麼他不記得了，但那天傍晚，他們到了康涅狄格州的海灘上，在那兒男孩一整天都和外祖父母在一起。A發現他兒子坐在鞦韆上，從他嘴裏發出的最初的那些詞（整個下午外婆都在教他）驚人地清晰。「我非常高興見到你，爸爸。」他說。

男孩的父母精疲力竭，因為滴進男孩血管里的純粹是腎上腺素。這使他充滿了額外的能量——遠遠超過一個兩歲兒童的能量——他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試圖使他平靜，以免他從帳篷里摔出來。對A而言，這毫無意義。孩子生病而他們沒有及時帶他去看醫生、他或許可能會死去這一事實（以及當他思索時，那漫過全身的恐懼：假如他和妻子決定留在城裡過那個夜晚，而把孩子託付給他的外公外婆，那結果會怎樣？——高齡的外公外婆不會注意到那些細節，實際上，他們當時沒有注意到在沙灘上孩子奇怪的呼吸，甚至當A第一次提及這點時，九-九-藏-書他們還嘲笑他），所有這些事情使A覺得，試圖使這孩子平靜下來的努力根本算不上什麼。僅僅思索一下這孩子可能死去，單單想到他的死可能在醫生辦公室撲面而來，就足以令他把孩子的康復視為一種復活，一個由偶然性的紙牌操縱的奇迹。

當他把她推進外公的房間時，老人正在打瞌睡，半夢半醒，蟄伏遊盪在意識邊緣。他在他們進門的動靜聲中蘇醒過來，意識到了他們的存在，然後，最終理解了所發生的事，好幾個星期里他第一次微笑。他的眼中突然充滿淚水。他握住這女人的手，好像在對整個世界發言似的對A說（但無力地，一直如此無力地）：「雪莉是我的心肝寶貝。雪莉是我愛的人。」

這間房間。簡略提及這間房間，以及/或者潛藏其中的危險。一如在這畫面中：荷爾德林在他的房間里。

早春，他搬進了在瓦里克街的房間。此後的幾個月，他往返于那房間和達奇斯郡他與妻子曾共度此前三年的房子之間。周中，隻身在城裡；周末，去一百多英裡外的鄉村，在那兒，他睡在如今是他前工作室的那間房間里，和兩歲不到的兒子玩耍，讀給他聽那個年代的寶書：《我們走，卡車》《賣帽子》《鵝媽媽》。

A依然希望與妻子和解。當她同意帶著兒子來城裡住在這公寓里時，他覺得或許會有真正的改變。離開他們自身生活的物件和關注點，他們似乎巧妙地融入了這中性的環境。但在那一刻，他們之中沒有人樂意承認這不是幻覺，不是一次盲目抱有希望的記憶行為。

近年來，人們對荷爾德林在那房間里的生活有了新的猜測。有人主張荷爾德林的瘋癲是假裝的，是為了回應法國大革命后瀰漫在德國的可笑的政治反應，詩人選擇了避世。可以說，他是在塔樓里過著一種地下生活。根據這種理論，所有荷爾德林瘋癲的寫作（1806年至1843年）實際上都是以一種秘密的、革命性的編碼構成的。甚至還有一出從這個想法發展而來的戲劇。在那齣戲的最後一幕，年輕的馬克思去塔樓看望荷爾德林。從這次相遇我們可以推定，正是這位年長垂死的詩人啟發馬克思寫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假如真的如此，那麼荷爾德林將不僅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德國詩人，而且是政治思想史的中心人物：在黑格爾和馬克思之間的聯繫。因為有記錄表明年輕時代的荷爾德林和黑格爾是朋友。在圖賓根的神學院，他們曾是同學。

男孩被安排住進兒童病房的一間特別房間，被護士們又刺又戳，當藥水注入他喉嚨時他尖叫著被壓在床上，並被勾到一根I.V.線上，最後被放進一張當時裹著乾淨塑料帳篷的小卧床——凍氧噴霧通過壁上的閥門注入帳篷。男孩在這個帳篷里待了三天三夜。父母被允許一直陪著他，他們輪流坐在男孩的小床邊，頭和手臂伸進帳篷，為他讀書，給他講故事，玩遊戲，而另一個則坐在為大人們而設的小閱讀室里，看著其他家長的臉，他們的孩子也在醫院里：這些陌生人沒有一個敢互相交談，因為他們全都只想著一件事，而談論它只會把事情弄得更糟。

這間房間。對如上所述的反駁。或者：在這房間里的理由。

《記憶之書》。第五冊。

隨後，幾組複製品，從倫勃朗畫自己的兒子提圖斯開始。要包括所有這些：從1650年小男孩的樣子（金髮，紅色皮帽）到1655年提圖斯「在上課時苦思」（在書桌前沉思，圓規從左手垂下，右手拇指撐著下巴）到1658年的提圖斯（十七歲，奇特的紅帽，以及，如一位評論家所言，「這位藝術家以一種通常只在畫自畫像時才有的洞察力畫了他的兒子」。）到最後一張現存的提圖斯油畫，出自十七世紀六十年代早期：「這張臉如同被疾病所毀壞的柔弱老者的臉。當然，我們帶著後知之明看著它——我們知道提圖斯會比他的父親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