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覺得這麼多年來我一直保密有什麼錯，我也不覺得如今我把它們講出來有什麼不對。情況變了，我的想法也會隨之改變。他們在11月中旬把我從醫院送回了家，一月初我寫下了這本書的頭幾頁。現在是10月底，就在我快要完成這一寫作計劃的時候，懷著某種殘忍的快意，我發覺我們也正在向這個世紀的最後幾周逼近——這個海克特的世紀，這個在他出生前十八天開始的世紀，沒有一個頭腦正常的人會為看到它結束而難受。仿效夏多布里昂的做法，我不打算讓我寫的東西現在就出版。我已經給我的律師留了一封指示信，他會知道在我死後應該到哪兒去找我的手稿以及如何處理它。我的目標是活到一百歲，但萬一我活不了那麼久的話，所有必要的安排我都已經做好了。如果這本書出版了，親愛的讀者，那麼你便可以認定，寫它的那個人已經早就死了。

我認識阿爾瑪才不過八天時間。其中有五天我們是分開的，我計算過我們在另外三天里一起度過的時間，結果總共只有五十四個小時。其中十八個小時睡覺睡掉了，還有七個小時因為這樣那樣的事情我們被隔開了：我一個人在小屋裡待了六個小時，我跟海克特一起待了五到十分鐘，我看電影看了四十一分鐘。那樣剩下只有二十九個小時我能真正看到她，摸到她，能把自己封閉在只有她的世界里。我們做了五次愛。我們一起吃了六頓飯。我給她洗了一次澡。阿爾瑪是如此快速地走進又走出了我的人生，我有時甚至都覺得她不過是我的幻想。面對她的死，那種感覺是最糟糕的。沒有足夠的東西讓我去記住，所以我只有一次又一次地不停溫習著同樣的問題，不停疊加著同樣的數字，得出同樣的、毫無價值的總和。兩次汽車，一次噴氣式飛機，六杯龍舌蘭酒。三個不同的晚上在三棟不同房子里的三張不同的床。四通電話。我是如此迷惘，我不知道除了讓自己繼續活著以外還能怎麼悼念她。幾個月後，當我完成翻譯從佛蒙特搬走的時候，我領悟到阿爾瑪是為了我才那樣做的。在短短的八天時間里，她把我從死神手裡救了回來。

1998年3月我過了五十一歲生日。六個月後，秋天降臨的第一天，就在我剛參加完華盛頓美國電影學會舉行的關於無聲電影的小組討論之後的一個星期，我經歷了第一次心臟病發作。第二次是在11月26日，在巴爾的摩我妹妹家的感恩節晚餐的半中央。第一次發作還算溫柔，一種所謂的輕度心肌梗塞，相當於一次沒有樂隊的簡短獨奏。而第二次則像一部有兩百名歌手和整套銅管管弦樂隊的合唱交響曲，把我全身都撕裂開來，我差一點就送了命。在那之前，我從來不覺得五十一歲算老。也許不能說特別年輕，但也read.99csw.com沒到要準備後事，要同這個世界言歸於好的年紀。他們讓我住了好幾個星期的醫院，從醫生那兒傳來的消息十分不利，我不得不糾正我的觀點。用一句我很喜歡的話說，我發覺自己現在活一天就是賺一天。

我回到家裡發現酒櫃是空的，出去買瓶新的時間已經太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救了我，我忘了在那兒的最後一晚我已經把那瓶龍舌蘭酒給喝光了，開車去三十英裡外西T鎮的希望也破滅了，我只好頭腦清醒地上床睡覺。第二天早上，我喝了兩杯咖啡，然後重新回到工作上。我本來已經做好了精神崩潰的打算，打算再度滑到悲傷失落和酗酒沉淪的老路上，但在佛蒙特那個夏日清晨的晨光里，我心裏的某種東西抵擋住了那股自毀的慾望。夏多布里昂對拿破崙人生的漫長思考剛剛進入尾聲，我重新開始翻譯的地方是在回憶錄的第二十四部，那位被廢黜的國王在聖赫勒拿島上。他已經在流放中度過了六年，當年他征服歐洲也沒有用這麼多時間。他現在難得離開屋子，他整天都在讀切薩諾帝翻譯的義大利版的《奧西恩》……當波拿巴出門時，便沿著兩旁長著蘆薈和有香味的金雀花的崎嶇小路散步……或是把自己隱身於貼著地面漫卷的厚厚雲霧中……在眼前這個時代，一切事物一天就會老去；活太久的人，無異於行屍走肉。當我們穿越生命時，我們會在身後留下三四個自己的形象，每一個都不一樣。我們看著它們穿過時光的塵霧，就像看著我們不同年紀的肖像。

我想最後再去一次農場，可是當我把車停在農場大門前，我卻沒有心情再開進去。我一直希望能找些阿爾瑪的照片，能在小屋裡找些零碎物品帶回佛蒙特，但警方已經用禁止入內的黃色膠帶把現場圍了起來，於是我突然失去了勇氣。並沒有警察站在那兒攔著我，溜過圍欄走進去也不會有任何麻煩——但我不行，我不行——因此我掉轉車頭離開了那兒。我用待在阿爾博科奇的最後幾個小時為阿爾瑪的墓穴訂了一塊墓碑。一開始，我覺得要讓碑上的銘文極簡化：阿爾瑪·格蘭德1950—1988。但接著，在我簽了合同付了錢之後，我又返回店裡對那個男人說我改主意了。我想再加一個詞，我說。銘文應該寫成：阿爾瑪·格蘭德1950—1988 作家。除了她在生命最後一夜發給我的那二十頁自殺留言之外，我從未讀過她寫的一個字。但阿爾瑪是因為一本書而死的，出於公平，她應該作為那本書的作者而被紀念。

根據芙芮達的遺囑指示，她的遺體由她的律師處理。儀式在藍石農場的一塊樹蔭下舉行——就在主屋的後面，在海克特那些柳樹和白楊的小森林里——但我特意沒有參加。我現在對芙芮達恨之入骨，想到要去參加她的葬禮都覺得反胃。我沒跟那個律師碰過面，但古茨曼跟他說起過我，當他打電話到我的汽車旅館邀請我參加芙芮達的葬禮時，我只是簡單地告訴他我很忙。之後他又東扯西拉了幾分鐘，說到可憐的斯貝林夫人和可憐的阿爾瑪，說到整件事情是多麼可怕，接著，這是最高機密，幾乎毫不停頓地，他告訴我遺產價值高達九億多美元。遺囑一旦驗證生效，農場就會被上市拍賣，他說，拍賣的收入，連同斯貝林夫人擁有的股票債券清算后的全部所得，都將捐給一個紐約的非營利組織。哪個組織？我問。現代藝術博物館，他說。整個九億都將用來建立一個保護老電影的無名基金。很奇怪，他說，你不覺得？不，我說，不奇怪。也許可以說殘酷，令人作嘔，但不奇怪。要是你喜歡聽蹩腳的笑話，這個可以讓你笑上好幾年。九九藏書

那之後我身上發生了什麼並不重要。這是一本碎片之書，一本悲傷和記不太清的夢的彙編，為了講述這個故事，我必須將自己限定在這個故事的事件本身。我只能說我現在住在一個大城市，在波士頓和華盛頓特區之間的某個地方。這是我自從《海克特·曼的默片世界》以來寫過的第一本東西。我又教了一陣子書，然後找到了另一份更滿意的工作，便永遠離開了講台。我還要說（為了那些關心這類事情的人），我不再是一個人生活。

此外，還有一些令人頭痛的想法。那些想法是如此強烈而醜陋，只要你一開始去想它們，它們就會腐蝕掉你。那些想法讓我感到害怕，我害怕會陷入到那些恐怖的想法中去，因此我始終沒有將其形成文字，直到一切都已經太晚了，文字已經不能對我產生任何影響了。我沒有可以提供的事實，沒有可以在法庭上呈現的具體證據，但在過去的十一年裡，經過對那天晚上發生的事情一次又一次的回味，我幾乎可以確定：海克特的死並非自然死亡。我見到他時他很虛弱，沒錯，是很虛弱，而且毫無疑問已經活不了幾天了，但他的思路還很清晰，在我們對話的結尾，當他抓住我手臂的時候，他的手指按進了我的皮膚。一個人有那樣的握力，意味著那個人會活下去。他想讓自己活下去，直到我們做完我們要做的事情為止。在芙芮達叫我離開房間之後，在我下樓時，我滿心期待著第二天早上能再見到他。想想時機上的選擇——想想那之後災難堆積的速度有多麼快。阿爾瑪和我上了床，我們一睡著，芙芮達就偷偷摸摸地穿過走廊，走進海克特的房間，用一隻枕頭悶死九*九*藏*書了他。我確信她那樣做是出於愛。她的心裏沒有憤怒，沒有背叛或仇恨的感覺——僅僅是一個狂熱的信徒為了一個公正而神聖的理由而做出的獻身。海克特不可能進行太多的抵抗。她比他要強壯，只要把他的生命縮短几天，她就可以把她從邀請我來農場的愚蠢行為中拯救出來。在經過多年毫不動搖的堅守之後，海克特讓步了，他變得疑慮重重，優柔寡斷，並最終對他在新墨西哥所做的一切產生了懷疑，一旦等我到了蘇埃諾，他和芙芮達共同創造的美好事物就會蕩然無存。直到我踏上農場，這出瘋狂的悲劇才真正開始。我是我在那兒時發生的所有事情的催化劑，我是引發毀滅性爆炸的決定因素。芙芮達必須除掉我，而那樣做的唯一途徑就是先除掉海克特。

我不能確定，是我在自欺欺人地相信我堅強得足以繼續工作呢——還是僅僅因為我變麻木了。那個夏天剩下的時間我感覺自己就像生活在一個不同的時空里，能清醒地感受到周圍的事物，但同時又遊離於它們之外，彷彿我的身體被裹在一層透明紗布里。我長時間地撲在夏多布里昂上，早起晚睡，隨著一禮拜一禮拜地過去，我在穩步前進，並逐漸把自己每天的翻譯定額從三頁提高到了四頁。這看上去像是進步，感覺上像是進步，但也正是那一階段，我的注意力莫名其妙地變得越來越分散，只要一離開書桌，便會有一陣恍惚感襲來。我連續三個月忘了繳電話費，對信箱里的一份份催繳通知視而不見，直到有一天一個男人出現在我的院子里要切斷電話線，我才把欠費付清。兩周后，在一次去布萊特爾博羅的購物之旅中（我也去了郵局和銀行），我把錢包扔進了郵箱，以為那是一沓信。這些事件讓我很難堪，但我一次也沒想到過要停下來想想它們為什麼會發生。問那個問題就意味著要跪下來打開地毯下的活動門，而我無法面對那個地方的黑暗。很多個晚上，在結束工作吃完晚飯之後，我都會在廚房裡待到很晚，整理我在看《馬丁·弗羅斯特的內心生活》時所做的筆記。

阿爾瑪自殺的那天晚上，我從佛蒙特的家裡給警長辦公室打了電話。一個名叫維克托·古茨曼的副警長被派去農場調查，雖然他早上六點不到就到了農場，但胡安和肯奇塔已經不見了。阿爾瑪和芙芮達都死了，發給我的那封信還在傳真機里，但兩個小人不知去向。五天後我離開新墨西哥的時候，古茨曼和其他警察還在找他們。

抱著那樣的希望，我繼續活著。

我經常會想起接下來那天發生的事。那些沒有說出口的話，那些小小的停頓和沉默，那些阿爾瑪在危急關頭隱約表露出的古怪的被動。那天早上當我醒來的時候，她正坐在我的床邊，用手撫摸著我的臉。那時已經十點鐘——九九藏書早就過了我們應該在放映室里觀看海克特電影的時間——而她卻還是沒有催我。我喝了她放在床頭柜上的咖啡，我們聊了一會兒，我們雙臂環繞著接了吻。再後來，當她在那些電影被毀之後回到小屋的時候，她似乎並沒有對她剛才目睹的那一幕感到有多傷心。我沒忘記她痛哭了，但她的反應比我以為的要平靜得多。她沒有大喊大叫，沒有發脾氣，沒有咒罵芙芮達在海克特遺囑規定的最後期限到來之前就點了火。我們在過去的兩天里已經聊過很多，我知道阿爾瑪反對燒掉那些電影。我覺得，海克特對自我的放棄如此絕對，這讓她感到敬畏，但她也相信那是錯的，她告訴我這些年她曾就這件事跟他爭論過很多次。如果真是那樣的話，為什麼當那些電影終於被毀掉的時候她沒有變得更難受呢？她的母親在那些電影里，她的父親親手拍了那些電影，而她在火滅之後卻幾乎對它們隻字未提。對於她的沉默，我想了很多年，我覺得唯一講得通的解釋，唯一能真正說明她那晚為什麼表現冷漠的，就是她知道那些電影並沒有被毀掉。阿爾瑪是個十分聰明和機敏的人。她先前已經將海克特的早期電影做了拷貝，並把它們寄到了位於世界各地的六家檔案館。她為什麼不能把他的後期電影也做一份拷貝呢？她在寫那本書時出去旅行過不少次。有什麼能阻止她每次離開農場時偷偷帶上幾盤底片，拿到哪裡的洗印間洗一份新的拷貝呢？儲藏室無人看管，她有所有門的鑰匙，她可以毫不費勁地把那些東西拿進拿出而又不被人察覺。如果她真是那樣乾的，那麼她就會把拷貝藏在某處，等到芙芮達死了再把它們公之於世。那也許要等上很多年，但阿爾瑪很有耐心，她又哪裡知道自己的生命會和芙芮達在同一天結束？有人也許會爭辯說她不可能不讓我知道那個秘密，她不可能把這樣一件事藏在心裏不說，但有可能她是打算等她來了佛蒙特再告訴我。她在她那封雜亂無章的自殺長信里也沒有提到那些電影，但那天晚上阿爾瑪正處於一種極度痛苦的狀態，她瑟瑟發抖，陷入了一種可怕的精神錯亂，她自己對自己進行了末日審判。我覺得，當她坐下來給我寫那封信的時候，她其實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了。她忘了告訴我。她想告訴我，但後來她忘了。如果真是那樣，那麼海克特的電影便沒有丟失。它們只是不見了，遲早有一天，會出現一個人，他偶然打開了阿爾瑪藏放它們的房間，於是所有故事又將重新開始。

我踏上了回家的路。飛回波士頓的途中什麼事也沒發生。飛機在中西部上空遇到了氣流，我吃了雞塊，喝了杯酒，我看著窗外——但什麼事也沒發生。白色的雲朵，銀色的機翼，藍色的天空。什麼也沒有。

那個禮拜的晚些時候，我把她ｒeaｄ.９９ｃsｗ•cｏm葬在了她父母旁邊，蘇埃諾鎮北邊二十五英里處的天主教公墓。阿爾瑪從未跟我提過有什麼親戚，既然沒有格蘭德家或莫尼森家的人出來認領屍體，我便自己支付了葬禮的費用。圍繞著是塗上防腐劑土葬好還是火葬好、不同棺木的耐久性、棺材的價格等種種相關問題，要做出許多可怕的決定和怪異的選擇。接著，在選擇了土葬之後，還有許多進一步的問題：服裝、口紅顏色的深淺、指甲上光、髮型。我不知道我是怎麼應付完那些事情的，但我猜我的做法和所有其他人一樣，都是處於一種半夢半醒、半在半不在的狀態。所有我能記得的就是對火葬的提議說不。不要火，我說，不要灰。他們為了屍檢已經把她切得支離破碎，我不想再讓他們把她燒了。

我從新墨西哥回來已經有十一年了，在這十一年裡我從未對任何人說過在那兒發生的事情。關於阿爾瑪，關於海克特和芙芮達，關於藍石農場，我一個字也沒提起過。即使我想說，這樣一個故事，又有誰會相信？我沒有證物，也沒有證據來支持我的說法。海克特的電影已經被毀了，阿爾瑪的書已經被毀了，而我所能展示給他人的唯一東西就是我那一點可憐的筆記，我的沙漠筆記三部曲：《馬丁·弗羅斯特的內心生活》的概要，海克特日記的摘錄，以及一份和什麼都沒關係的天外植物的清單。我決定最好還是不說為妙，讓海克特之謎繼續存在下去。現在已經有別人在研究他的作品了，當那些喜劇默片1992年被製作成錄像帶發行后（一套三盤的盒裝合輯），這個穿白外套的男人開始慢慢有了一批擁戴者。這是個小小的復出，當然，在這個娛樂工業化和充滿億萬大製作的電影國度里，它不過是個極小的事件，但已經很令人滿意了。我很高興能偶爾看到一些提及海克特的文章，他們把他稱為類型片的二級大師（摘自《視覺與音響》雜誌中斯坦利·烏貝爾的文章）或者滑稽默片藝術上最後一位重要的電影人。或許那就已經夠了。當一個影迷俱樂部在1994年成立的時候，我應邀成為一名榮譽會員。作為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研究海克特作品的長篇論文的作者，我被視為是這一組織的創始人，他們希望我能給予他們祝福。最後的統計表明，「海克特·曼國際影迷會」擁有三百多名付費會員，其中有些甚至住在瑞典和日本那樣遙遠的地方。每一年，會長都會邀請我參加他們在芝加哥舉行的年會，我終於在1997年接受了邀請，在我的講話結尾，我受到了聽眾起立鼓掌的待遇。在隨後回答提問的階段，有人問我在為寫書做調研時是否找到過任何與海克特失蹤有關的消息。沒有，我說，很遺憾，沒有。我找了好幾個月，但沒有發現一點新的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