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似乎是鮑里斯唯一一次放下戒備，向我敞開心扉，所以也是我記憶中最清楚的一次，現在回想起來依然歷歷在目。那天下午下著雨——淅淅瀝瀝地下了一整天——我特別不想離開他溫暖的公寓回沃本之家，所以比往常多磨蹭了一會兒。鮑里斯有些奇怪，心情似乎很憂鬱，在那裡做客的大部分時間里都是我在說話。當我最終鼓足勇氣穿上大衣，準備告辭時（我仍舊記得羊毛潮濕的氣味、蠟燭在窗戶上的倒影，當時的房間給人的感覺就像個山洞），鮑里斯伸出手，緊緊握住我的手，抬頭看著我，臉上掛著嚴肅又神秘的微笑。

大部分情況下，他會講些自己的人生經歷來逗我開心，但有的時候，我們也會看看房間里的各種東西，聊聊它們——比如裝古玩的盒子、稀奇的小玩意、上千次「買賣遠征」的瑣碎戰利品。鮑里斯尤其為他收集到的帽子感到自豪，把它們全都放在了靠窗的一個大木箱里。我不知道裏面有多少頂，但感覺至少應該有二三十，或許更多。我們喝茶時，他偶爾會拿出幾頂，和我一起戴上。他覺得這個遊戲很好玩，我承認自己也很喜歡，雖然我說不清是為什麼。牛仔帽、圓頂禮帽、土耳其氈帽、遮陽帽、學士帽、貝雷帽——你能想到的帽子都有。每次我問鮑里斯為什麼要收集帽子，他都會給我一個不同的答案。有一次，他說戴帽子同他的宗教信仰有關。另一次，他卻解釋說，每頂帽子都曾屬於他的某個親戚，戴著它們是為了同祖先的亡靈交流。他說，只要戴上某頂帽子，他就獲得了那位前主人的精神品質。實際上，他還給每頂帽子取了名字，但在我看來，這更像是他對那些帽子的私人感情的投射，而非那些真正活過的人。例如，土耳其氈帽叫阿卜杜勒叔叔。圓頂禮帽叫查爾斯爵士。學士帽叫所羅門教授。不過，還有一次，我再次提到這個話題時，鮑里斯又解釋說，他喜歡戴帽子，因為它們可以阻止他的想法從腦袋裡飛走。如果我們喝茶時戴著帽子，那麼聊天肯定會有智慧和情趣。他拽起了法語：Le chapeau influence le cerveau, Si on protège la tête, la pensée n』est plus bête.

「『一段時間』是多長時間？」

我認為，其中的訣竅在於他簡直能把死物說活。鮑里斯·斯捷潘諾維奇會把復活代理人的注意力從東西本身上轉移開，誘使他們來到一片新天地，在那裡，售賣的不再是茶杯本身，而是奧勃洛莫夫伯爵夫人。故事真實與否並不重要。一旦鮑里斯開始講話，就足以完全把水攪渾。聲音可能是他最強大的武器。他有著極佳的語調和音色，講話時總是交替使用硬音和軟音，一連串精心排列的音節密集地傾瀉而出，聽起來抑揚頓挫。鮑里斯過分偏愛引經據典的成語和文縐縐的辭藻，不免有些死板，但故事卻異常生動。風格就是一切，而鮑里斯不吝使用哪怕是最拙劣的伎倆。如有必要，他甚至會擠出點真的眼淚。如果情況需要，他甚至會把東西摔到地板上。有一次，為了證明他對一套看起來非常易碎的玻璃杯很有信心，他竟然拿著它們在空中拋接了五分多鍾。這類表演總會讓我有點尷尬，但毫無疑問，它們是有效的。畢竟，價值取決於供需關係，而人們對珍奇古董的需求並不大。只有富人、黑市奸商、垃圾經銷商和復活代理人自己買得起——鮑里斯要是一個勁兒說它有多大用處，那就搞錯重點了。關鍵在於把它們說成奢侈品，是可以珍藏的物件，因為它們象徵著財富和權力。這就是他要編造奧勃洛莫夫伯爵夫人和十八世紀法國公爵的故事的原因。當你從鮑里斯·斯捷潘諾維奇那裡買到一個古董花瓶時，得到的不僅僅是花瓶本身，還有與之相關的整個世界。

每一位居民——我們會這麼稱呼他們——在獲准住進沃本之家前，必須先同意一些條件。例如，不能打架或偷東西，願意幫忙做雜務：整理自己的床鋪，飯後把盤子送到廚房，等等。作為交換，沃本之家會為居民提供食宿、一套新衣服、每天洗澡的機會，以及無限次使用的各種設施，包括樓下的客廳——裏面有很多沙發和安樂椅、一間藏書豐富的書房和各種娛樂用具（紙牌、賓戈、雙陸棋）——以及宅子的後院，天氣好的時候，在那裡待著特別舒服。在遠處的一角，有一個槌球場、一張羽毛球網，還有一大堆草坪躺椅。不管以什麼標準來看，沃本之家都是一片樂土，一處恬靜怡人的避難所，痛苦和骯髒全被隔在了牆外。你可能會覺得，如果有機會在這樣的地方待幾天，人們會盡情享受每一刻，但事實似乎並非總是如此。當然，大多數人都很感激他們獲得的一切，但也有不少人過得很艱難。居民吵架拌嘴時常發生，而且似乎什麼事情都有可能激怒他們：看不慣某個人吃東西或者摳鼻子的樣子，或者這個人和那個人的意見不合，或者其他人睡覺時有人咳嗽或打鼾了——總之就是人們突然被扔到同一個屋檐下時會發生的那類爭吵。這些事確實沒什麼不尋常的，但我總是覺得它們很可悲，就像一場悲傷又荒誕的小鬧劇，一次又一次地反覆上演。幾乎所有的沃本之家的居民都曾長期流落街頭。或許那種生活與現在的生活之間的對比，對他們來說太過強烈了。你本來已經習慣了自己照顧自己，只為自己謀福利，但突然間，有人卻告訴你，你必須要和一群陌生人——一群你學會了不再去信任的人——合作。既然你知道過不了幾天自己又要回到街頭，那有必要因此而改掉自己的個性嗎？

鮑里斯·斯捷潘諾維奇是個體態豐|滿的中年人，以這座城市的標準來衡量的話幾乎可以算是胖子。他喜歡把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皮帽、手杖、胸花），他那粗糙的圓餅臉，則讓我想起了印第安酋長或東方君主。他無論做什麼事都有一套自己的風格，就連抽煙也一樣——把煙緊緊捏在拇指和食指間，煙頭衝上，優雅又淡然地吸上一口，再把煙從他那大鼻孔里呼出來，就像水壺燒開后往外噴蒸汽一樣。不過，你很難跟得上他在講什麼，我和他熟起來后，才慢慢習慣他那種一張嘴就讓人困惑不已的說話風格。他很喜歡講那種生僻觀點和晦澀典故，連最簡單的話都要用華麗造作的意象來包裝一下，你很快便懶得再去搞懂他要表達什麼意思。鮑里斯討厭受約束，所以把語言當成了一種運動工具——不斷地移動，跑來跑去，聲東擊西，盤旋九*九*藏*書，消失，接著又出現在另一個地方。有一段時間，他前前後後跟我講過很多他自己的事，各種相互矛盾的人生經歷，以至於到後來，他說什麼我都不信了。比如前一天，他會信誓旦旦向我保證，他出生於這座城市，而且從小到大都生活在這裏。可第二天，他就像忘了之前講的故事一樣，又說他出生在巴黎，父母是俄羅斯僑民，他是家中的長子。然後，他會再次改口，承認鮑里斯·斯捷潘諾維奇不是真名。由於年輕時和土耳其警察的齟齬，他只好改名換姓。自那以後，他又改過無數次名字，搞得他甚至都想不起來自己真名叫什麼了。沒關係啦，他說，人必須活在當下，只要你知道自己現在是誰，誰在乎你上個月是什麼樣呢？本來，他說，他是印第安阿耳岡昆族人，但他父親死後，母親改嫁給了一位俄國伯爵。他自己從沒結婚，或者結過三次婚——取決於哪個版本符合他當下的目的。每當鮑里斯·斯捷潘諾維奇講起一段個人經歷，都是為了證明某個觀點——好像訴諸個人經驗就能讓他在任何主題上擁有終極權威似的。出於這個原因，他也干過所有你能想到的工作，從最卑微的體力勞動到最顯貴的行政職位。他曾經做過洗碗工、雜耍演員、汽車銷售、文學教授、扒手、房地產經紀人、報社編輯，以及專營女裝的大型百貨公司的經理。我顯然忘了其他一些，不過你明白我的意思就行。鮑里斯·斯捷潘諾維奇從未真的期待過你會相信他的話，但同時，他也從沒把自己編造的種種當成謊言。對他而言，這些幾乎是某種他有意識地創造出來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一部分——這個世界可以隨著他的想法而變，不必受制於那些約束著其他人的法則或者令人絕望但又不得不做的事務。就算他算不上一個最嚴格意義上的現實主義者的話，那他也絕不是一個自欺欺人的人。鮑里斯·斯捷潘諾維奇並不像表面看起來那樣，是個玩弄心機的牛皮大王，在他的虛張聲勢和熱情友好之下，總是暗藏著一些別的東西——或許是一種洞察，某種更深層次的理解。我倒不至於說他是個好人（至少不是伊莎貝爾和維多利亞那種意義上的好人），但鮑里斯擁有並且堅持著自己的一套原則。和我在這裏遇到的其他人不同，他似乎做到了超然物外。飢餓、謀殺、最殘暴的經歷——都被他躲過甚至挺過了，但他卻總是一副毫髮無損的樣子。就好像他已經事先想到了所有的可能性，因此對於後來發生的事都不感到驚訝。這種態度中包含了一種如此根深蒂固、極具毀滅性而又完全符合事實的悲觀主義情緒，反而讓他變得樂觀起來。

「你覺得維多利亞會贊同嗎？」

我從沒參与過鮑里斯的採購之旅（他會給沃本之家搞來食物，搜羅到我們訂購的各種物件），但他去賣維多利亞決定拿來變現的那些物品時，我倒是經常觀察他。他會在這類交易中抽取百分之十的傭金，但你看他賣東西的樣子，真會以為他完全是在為自己工作。鮑里斯有一條規矩，那就是同一個復活代理人，一個月至多去找一次。因此，我們會在城裡到處跑，每次都向著不同的方向出發，經常會跑到我以前從沒見過的地方。鮑里斯以前有輛車——據他說是一輛斯圖茲勇士——但他覺得道路狀況太不可靠了，所以現在去哪裡都是靠兩隻腳。他會把維多利亞給的東西夾在胳膊底下，邊和我走路，邊臨時選擇前進路線，總能小心地避開人群。他會帶著我穿過偏僻的小巷和廢棄的小路，熟練地走在坑坑窪窪的人行道上，避開無數的危險和陷阱，時而向左轉，時而向右拐，一次都沒打亂過步調。相對於他的體型而言，鮑里斯的行動敏捷得驚人，連我都經常跟不上他的步伐。他會一邊自顧自地哼著歌，或者絮絮叨叨地講著各種事，一邊緊張而愉悅地手舞足蹈著往前走，而我則跟在他後面一路小跑。他似乎認識所有的復活代理人，而且對待每個人都有一套不同的方法：對於某些人，他會破門而入直接摟住；對於另一些，他則會悄悄溜進去。每個人都有他的弱點，鮑里斯總會投其所好。如果某個代理人喜歡被人奉承，鮑里斯就會奉承他；如果某個代理人喜歡藍色，鮑里斯就會給他藍色的東西。有些人喜歡舉止高雅，有些人樂於稱兄道弟，還有的人則習慣公事公辦。鮑里斯會滿足他們所有人，見風使舵，不會有一絲良心上的刺痛。不過，這都是遊戲的一部分，而鮑里斯沒有一刻不把它當成遊戲來玩。他的故事全都荒謬至極，可他編得那麼快，想得那麼詳盡，說得那麼言之鑿鑿，你實在很難不被他騙到。「這位仁兄」，比如他會說，「你仔細看看這個茶杯。如果願意，你可以拿在手上試試。閉上眼睛，把它放到唇邊，想象你正在喝茶——就像三十一年前，我在奧勃洛莫夫伯爵夫人的客廳里那樣喝著茶。那時我還很年輕，在大學念文學專業，而且很瘦，如果你能相信的話，又瘦又帥，長著一頭漂亮的鬈髮。伯爵夫人是明斯克當時最迷人的女人，一位傾國傾城的年輕寡婦。她的丈夫繼承了奧勃洛莫夫家族的偌大家業，結果卻在一次決鬥中被殺死了——事關榮譽，我就不細說了——你可以想象一下，這對她那個圈子的男人造成了多大的影響。她的追求者甚眾，她的客廳讓所有明斯克人都羡慕。真是個大美人啊，兄弟，她的美貌讓我至今都念念不忘：那一頭火紅的秀髮；一起一伏的白|嫩酥|胸；還有閃爍著智慧的雙眸——啊，是的，其中總是流露出一絲難以捉摸的頑皮。誰見了都會為之瘋狂。我們爭相博取她的注意，我們崇拜她，我們給她寫詩，我們都愛她愛得無法自拔。但是，只有我，年輕的鮑里斯·斯捷潘諾維奇，成功贏得了這位絕代佳人的芳心。我跟你講的這些，絲毫沒有誇張。如果你當年見過我的話，就會明白她為何傾心於我了。我們跑到城市偏遠的角落約會，或者在深夜裡幽會，或者她會偷偷跑去我的閣樓（她會喬裝打扮后再上街），我還曾在她鄉下的莊園度過了一個令人如痴如醉的漫長夏天。伯爵夫人慷慨地寵幸著我——不光是用她本人，雖然這已經夠了，我向你保證，遠遠不止！她還給我各種各樣的禮物，無窮無盡的恩惠。一套皮革裝訂的普希金。一個銀質的茶壺。一塊金錶。太多東西，恕我無法一一列舉。其中有一套精緻的茶具，曾經屬於一位法國廷臣（我記得是方托馬斯公爵），我平時都捨不得用，只有當她來看我時，當激|情讓她穿過明斯克白雪皚皚的街道撲到我懷裡來時，才會拿出來。唉，時間太殘酷了。這套茶具這些年來也是命運多舛：碟子裂了，杯子碎了，一個世界消失了。可儘管如此，還是有一個杯子，同過去的最九_九_藏_書後一段聯繫，倖存了下來。請溫柔些，我的朋友。你手中捧著的，可是我的記憶啊。」

樓下一共有六個房間，每間有三四張床。二樓有兩個單人間，專門留給重症病人，我在沃本之家的前幾個星期就住在其中一間里。開始上班后，我被安排住在四樓的一間獨立卧室。維多利亞的房間離我的不遠，都在同一條走廊上，弗里克和威利則住在她正上方的一個大房間里。僅有的另一名員工，也就是又聾又啞的瑪吉·瓦因，住在樓下廚房旁邊的房間，具體年齡不清楚，擔任廚師和洗衣工。她的個頭很矮，大腿粗短，長著一頭亂蓬蓬的紅頭髮。除了跟維多利亞打手語外，她不和任何人交流。工作時，她總是一副悶悶不樂的恍惚狀態，執拗而又高效地完成每一項分配給她的任務，而且她每天都要工作很長時間，我都懷疑她是不是根本不睡覺。她很少跟我打招呼或者理會我，但偶爾只有我們倆的時候，她會拍拍我的肩膀，臉上湧起一個大大的微笑，然後精心表演一段啞劇，模仿歌劇演員吟唱詠嘆調——包括誇張的姿勢和顫抖的喉嚨。接著，她會鞠個躬，優雅地向正在歡呼的假想觀眾致謝，然後又突然回到她的工作上來，中間完全沒有停頓或過渡。真是叫人發瘋。類似的情況至少發生過六七次，但我永遠都分不清她是在逗我還是在嚇我。維多利亞說，在這裏的這麼多年來，瑪吉還從沒為別人唱過。

「你到底想說什麼呢？」

「那很可怕嗎？一切都會結束，鮑里斯。我不知道沃本之家為何就要有所不同。」

「我們只是朋友。」

「沃本之家。只是空中樓閣。」

「不一定。但如果你能站在我這邊，我們至少還有機會。」

不過，對我最感興趣的人還是維多利亞。我之前說過，我的恢復對她而言特別重要，但依我看，還有比這更重要的原因。她渴望與人交流，我的體力逐漸恢復后，她上樓來看我的次數也多了起來。她父親去世后，便只剩下她和弗里克、威利來經營收容所和處理日常事務，連一個能和她互訴衷腸的人都沒有。慢慢地，我似乎成了那個人。我們兩個交流起來沒什麼困難，隨著友誼的加深，我逐漸意識到我們其實有很多共同點。誠然，我沒有生在維多利亞那種富貴人家，但我的童年也算衣食無憂，享受過中產階級的種種好處與便利，而且從小到大，一直認為我想要的一切都唾手可得。我上的是好學校，討論起書來也頭頭是道。我知道博若萊葡萄酒和波爾多葡萄酒的區別，我明白舒伯特為什麼比舒曼偉大。考慮到維多利亞生於沃本家族那種世界，我可能是她多年以來遇到的最接近她那個階層的人了。我並不是在暗示維多利亞是個勢利小人。金錢本身引不起她的興趣，而且很久以前，她就已經把金錢所代表的那些東西都拋棄了。只是我們之間有一定的共同語言，當她和我說起自己的經歷時，無須過多解釋，我就能明白她在說什麼。

「是，也不是。我答應過她父親要照顧她，我不想食言。要是你見過她年輕時的樣子就明白了——幾年前，在社會崩潰之前，那麼漂亮，充滿了生氣。一想到她可能會有不好的遭遇，我就覺得痛苦。」

「維多利亞又不傻。我敢肯定她自己也想過這些。」

我們總會小心提醒人們，在沃本之家的最後一天會很艱難，但我不覺得這些建議能有什麼用處。這種事你是沒辦法提前做準備的，我們也不可能預料到誰會在關鍵時刻猶豫迴避、誰又不會。有些人離開時毫無痛苦，有些人卻無法面對。一想又要回到街上，他們就痛苦至極——尤其是那些性情溫柔和善，對我們提供的幫助最心懷感激的人——所以有時候，我會嚴重懷疑這麼做是否真的值得，是不是事實上，袖手旁觀要比送出禮物后又很快搶回來更好呢？整個過程極其殘酷，看著成年男女突然跪在地上，乞求你再讓他們多待一天，目睹他們痛哭流涕、大聲嚎叫，呼天搶地，我常常感到無法忍受。有些人會裝病——假裝暈死過去，或者突然癱瘓——另一些人甚至不惜自殘：割腕，用剪刀剜腿上的肉，砍掉手指或腳趾。最極端的還有自殺，我記憶中至少就有三四起。在沃本之家，我們本應幫助人們，但有時候，我們實際上卻是在摧毀他們。

沃本之家是一座五層的宅子，共有二十多個房間——遠離街道，周圍環繞著一座私家小花園——由沃本醫生的爺爺修建，有近百年的歷史了，被認為是城裡最典雅的私人住宅之一。動亂時期開始后，無家可歸者越來越多，沃本醫生是最先呼籲關注這個問題的人之一。作為一位備受尊敬的醫生，又出身於名門望族，他的呼籲得到了廣泛響應。很快，支持他的事業就成了富人圈裡的新時尚。通過舉辦募捐晚宴、慈善舞會等社會活動，人們最終把城裡的一些建築改造成了收容所。沃本醫生關掉了自己的私人診所，專門來管理這些所謂的「中途之家」。每天早上，他會讓專職司機開車載他去探訪，和住在那裡的人交談，竭盡所能地給他們提供醫療援助。他成了這座城裡的傳奇人物，人人皆知他的宅心仁厚和理想主義，每當人們說起時代的野蠻時，都會提到他的名字，以此來證明世間仍有高尚的行為。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還沒有人能料到情況最後會崩潰到這種地步。隨著局勢不斷惡化，沃本醫生的項目取得的成功也逐漸遭到了動搖。無家可歸者越來越多，數量幾乎呈幾何級增長，而捐給收容所的資金卻在以同樣的速度減少。富人紛紛帶著自己的黃金和鑽石潛逃出國，留下來的人也沒有多餘的錢來慷慨解囊了。沃本醫生只好把自己的大部分錢都投了進來，但這也未能阻止失敗的到來。最終，這些收容所一家接一家地關上了大門。換作別人可能早已放棄了，但他卻拒絕就這麼不了了之。救不了千人，他說，救百人也行，百人還救不了，那救二三十個總可以吧。數量已經不重要了。當時已經發生了太多事，他很清楚自己能提供的幫助只能是象徵性的——一種拒絕徹底毀滅的姿態。那是六七年前的事，沃本醫生已經六十多歲了。在女兒的支持下，他決定向陌生人敞開自家的大門，把家宅的底下兩層改造成醫院兼收容所。他們買了床鋪和廚房用品，為了維持救助活動，一點點耗盡了家裡剩下的財產。現金花光后，他們又開始變賣祖傳的遺物和古董，慢慢把樓上的房間也騰空了。通過長期的艱苦努力，他們現在隨時都有能力同時收容十八到二十四個人。窮人被允許待十天；病重者則可以待久些。每個人都能獲得一張乾淨的床，一天還可以吃上兩頓熱飯。當然，這解決不了實質問題，但人們至少可以在困境里暫時喘口氣，九九藏書有個機會養精蓄銳，然後再繼續前進。「我們能做的不多，」醫生說，「但我們會盡己所能。」

這位老人瘦骨嶙峋、腰板挺直，鬆弛下垂的面頰跟象牙一樣白，渾身上下透著一種冷靜淡然的氣質。他對沃本醫生始終忠心耿耿，到現在還在繼續保養那輛醫生當年坐過的車——一輛很老的十六缸皮爾斯箭頭牌汽車，兩側都有腳踏板，裏面的座位是真皮的。這輛五十年前製造的黑色轎車是醫生唯一的愛好，每個星期二晚上，不管還有多少別的工作要做，弗里克都會到宅子後面的車庫裡，花上至少兩個小時給車做拋光和清洗，讓它以最好的狀態迎接星期三下午的巡邏。他把發動機改造成了甲烷驅動，這雙巧手絕對是沃本之家至今屹立不倒的主要原因。他修理了水管，安裝了淋浴，還新挖了一口井。這些以及其他各種改進，讓這個地方在最艱難的時期也一直運轉正常。他的孫子威利在所有這些項目中一直都是他的助手，這個身材矮小、性格孤僻的孩子，總是穿著一件綠色的連帽衛衣，默默跟在爺爺後面，做完一項又去做下一項。弗里克的計劃是，教給孫子足夠的本事，這樣等自己去世后，他就能接班了，但威利似乎並不是一個學東西特別快的孩子。「不用擔心，」有一天，弗里克跟我說起了這個問題，「我們正在慢慢教威利。這事沒那麼著急。等到我準備好蹬腿的時候，那孩子估計也長成老頭了。」

弗里克先生相信我真的是死而復生的。他給沃本醫生當了很久的專職司機（他告訴我有四十一年），曾近距離地見證過許多生死關頭，比大多數人一輩子見過的都多。但是聽他說，還從來沒見過像我這樣的。「從來沒有，先生，我是說小姐（No sir, miss），」他說，「你已經去了另一個世界。我親眼所見。你死了，然後又活了過來。（You was already in the other world. I seed it with my own eyes. You was dead, and then you come back to life.）」弗里克先生講話有點奇怪，不太符合語法，所以經常會把他試圖表達的想法搞得一團糟。我覺得這和他的智商沒關係——就是字詞本身給他製造了麻煩。他的舌頭無法靈活地操控語言，有時會被卡住，就像那些字詞是實實在在的物體，或者說就像他的嘴巴里真的含著石子似的。因此，他似乎對於字詞本身的內在屬性特別敏感：它們那彷彿已經脫離了語義的發音、它們的對稱性和矛盾性。「語言是告訴我如何知道的東西，」他有一次跟我解釋說，「這就是我能活到這麼老的原因。我叫奧托（Otto）。正著讀是Otto，反過來也是。它不會在某個地方戛然而止，而是會重新開始。所以我就能活兩次，是其他人的兩倍。你也一樣，小姐。你的名字和我的一樣。A-n-n-a。正反都一樣，就像我的名字奧托。這就是你可以重生的原因。好福氣啊，安娜小姐。你死了，然後我親眼看到你重生。真是好福氣。」

他的公寓是個簡陋的三居室，到處都堆著多年積攢下來的東西——陶器、衣服、手提箱、毯子、布料，以及各種小擺設。一回到家，鮑里斯便會回到卧室脫掉西裝，小心地掛進衣櫥里，然後換上舊褲子、拖鞋和浴袍。最後這樣東西絕對是一件來自過去的怪誕紀念品——一件紅色天鵝絨質地的長浴袍，領子和袖口上裝飾著貂皮，不過現在已經破爛不堪了，袖子上滿是蟲子蛀的洞，後背的料子也快磨破了——但鮑里斯還是會以慣常的做派穿著它。他把那稀疏的幾綹頭髮往後一捋，再往脖子上噴點古龍水，然後大步走到擁擠不堪、落滿灰塵的客廳里，開始準備茶點。

鮑里斯的公寓位於綠松石大道上的一座小樓里，距沃本之家不超過十分鐘。和復活代理人做完生意后，我們經常會去那邊喝杯茶。鮑里斯很喜歡喝茶，通常還會搭配茶點——溫莎大道上的蛋糕房裡那些各種貴得不像話的點心：奶油泡芙、肉桂麵包、巧克力手指餅，全都是花了大價錢買來的。不過，鮑里斯無法抗拒這些小嗜好，所以他會慢慢地享用它們，他嚼東西時，喉嚨里會咕嚕作響，有如一段微弱的音樂，一種穩定的聲音暗流，介於笑聲與長嘆之間。我也很享受這些茶會，但與其說是因為那些吃的，不如說是因為鮑里斯堅持要和我一起喝茶。我年輕的寡婦朋友太憔悴啦，他會說，我們必須讓她的骨頭上多長點肉，讓她的臉頰紅潤起來，讓安娜·布盧姆小姐的眼中重煥光彩。我很難不喜歡這樣的待遇，有時候，我甚至感覺，鮑里斯的興高采烈不過是為了我好而裝出來的假象。他接連扮起了小丑、無賴和哲學家的角色，但我越了解他，就越覺得這些都是他同一種人格的不同面向罷了——他在使盡渾身解數想讓我重新活過來。我們成了摯友，我很感激鮑里斯，感激他對我的同情，感激他狡猾而又執著地向我的悲傷堡壘發起攻擊。

其他一些居民來到沃本之家后，似乎有些失望。這些人等待了很長時間才被收進去，所以他們的期待早已膨脹到了不合理的程度——將沃本之家想成了人間天堂，覺得他們所有的渴望都能在這裏變成現實。獲准入住的信念支撐著他們度過了一天又一天，可真的進去之後，他們必然會感到失望。畢竟，他們並不是真的來到了魔法王國。沃本之家確實是個好地方，可它仍然存在於現實世界里，你能在那裡找到的只有更多的人間生活——或許是更好的生活，但仍然和你一直了解的生活沒什麼兩樣。值得注意的是，每個人都會迅速適應那裡提供的物質享受——床鋪和淋浴、可口的食物和乾淨的衣服，以及無所事事的機會。在沃本之家住上兩三天後，之前還從垃圾桶里翻找東西吃的男男女女們就可以像臃腫的中產階級市民一樣，泰然自若地圍坐在一張擺著很多誘人食物的桌子旁大快朵頤。或許這並不像看起來那麼奇怪。習慣成自然。具體到食物和住房這樣的基本需求，這些或許稱得上是「天賦權利」的需求上時，我們很快就會把它們視為自身不可分割的部分。只有失去時，我們才會注意到那些曾經擁有的東西，可一旦重新得到了，我們便又不再注意它們了。一些人對沃本之家感到失望，問題就出在這裏。長期以來，他們一直貧困交加，顧不上去想別的，但一旦找回失去的東西后，他們卻驚訝地發現，原來自己身上並沒有發生什ｈｔtps://ｒeaｄ•９９ｃsw•ｃoｍ麼重大的變化。世界還是老樣子。他們的肚子現在已經填飽了，可其他一切卻根本沒有改變。

「我覺得還挺牢固的啊。我每天都在那裡，你知道的，那房子從沒移動過。甚至都沒搖晃過。」

「那是她自己的事吧？」

「恐怕，我們都在講自己的鬼語吧。我看過牆上的那些字跡，沒有一句能給我任何信心。沃本之家的資金終會耗盡。當然，我這間公寓里的東西倒是能再維持一陣，」——鮑里斯大手一揮，指了指在房間里的所有東西——「但這些很快也會耗盡。除非開始向前看，否則我們大家就都要完蛋了。」

我提到這些，是為了讓你明白我和她的經歷有多麼相似，正是這些聯繫讓我們成為了朋友。她所愛的人從她的生活中消失了，而我也失去了我所愛的人。我們的丈夫和孩子，她父親和我哥哥——不是死亡，就是失蹤。因此，等我恢復到可以離開時（但說真的，我又能去哪裡呢？），她邀請我繼續留在沃本之家工作，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這雖然不是我希望的解決辦法，但從目前的情況看，我似乎也沒有別的選擇。這個地方的行善哲學——幫助陌生人、為某項事業犧牲自己的理念——讓我有點不舒服。這種原則對我來說太抽象、太熱切、太無私了。我一直相信薩姆的書，但那是因為他是我的愛人、我的生命，要把自己奉獻給陌生人的話，我很懷疑我能否做到這一點。維多利亞看出我不太情願，但她沒有跟我爭論，也沒有試圖改變我的想法。我想，正是因為她的克制，反倒促使我接受了她的邀請。她沒有慷慨陳詞，也沒有試圖說服我，讓我相信這能拯救我的靈魂。她只是說：「這裏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安娜，多得我們都做不完。我不知道你將來會怎麼樣，但是破碎的心有時可以通過工作來修復。」

「制定計劃。考察可能性。行動。」

「你憑什麼覺得我能影響她？」

我到那裡時，沃本醫生剛剛去世四個月。少了他以後，維多利亞和其他人仍在盡最大努力維持沃本之家的運營，但也不得不做出一些改變——特別是在醫療方面，因為這裏沒有一個人能做得了醫生的工作。維多利亞和弗里克先生都是很稱職的護士，但護理同看病、開藥實在是差了十萬八千里。我認為，這可以解釋我為什麼會受到他們的特別關照。因為自從醫生死後，在所有被收容進來的人里，我是第一個在他們的護理下有所好轉的人，也是第一個出現了康復跡象的人。在這種意義上，我為他們下定決心把沃本之家繼續辦下去提供了理由。我是他們的成功故事，是他們仍然能有所成就的光輝例證，因此，只要我看起來還需要護理，他們就會悉心照料我，縱容我的壞情緒，包容我的一切。

日常工作太多、太累。與其說是療傷，倒不如說是分散注意力，不過，任何能減輕痛苦的事，我都求之不得。畢竟，我從沒期待過會有奇迹發生。這類期待早被我用光了，而且我也明白，從現在起，一切都將是「餘波」——一種活死人的可怕生活，我的生活已經結束了，但我還會繼續活著。因此，痛苦並沒有消失。但漸漸地，我開始注意到自己哭的次數變少了，晚上入睡前也不一定會把枕頭哭濕，有一次，我甚至發現自己已經連續三個小時沒去想薩姆了。我承認，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勝利，但考慮到我當時的狀態，我實在沒資格去嘲笑它們。

不過，這其中的困境也著實巨大。你一旦接受了沃本之家這種地方或許不無益處的觀點，就會陷入一片矛盾的沼澤。只是主張應該允許居民待久一點，實際上遠遠不夠——尤其是考慮到公平問題。比如，那些站在外面、正等著進來的人怎麼辦？沃本之家每有一個佔了一張床的人，外面相應就有幾十個懇求被收容的人。哪個更好——給一大群人提供少量幫助還是給一小群人提供大量幫助？我覺得這個問題沒有答案。沃本醫生創辦這裏時有一套特定的規矩，維多利亞決心奉行到底。這麼做不一定對，但也沒有錯。問題不在於方法本身，而是問題本身的性質。有太多人需要幫助，但沒有足夠的人來幫助他們。這種比例造成的災難是不可抵擋的。不管你工作得有多賣力，都免不了失敗。長話短說，整個情況就是這樣。除非你願意承認這份工作的徒勞無益，否則根本沒必要繼續做下去。

「我長著眼睛。我看得出發生了什麼，安娜。維多利亞從來沒有像對你這樣對待過別人。她簡直迷上你了。」

她結過兩次婚——第一次很短，被她嘲諷為一場「特別門當戶對的結合」，第二次，她嫁給了一個叫湯米的人，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姓什麼。很顯然，他以前是個律師，他們兩人一共生了兩個孩子，一女一男。動亂開始后，他逐漸被捲入了政治當中，先是擔任了綠黨的副書記（這裏的政治黨派一度都以顏色命名），後來綠黨與藍黨達成戰略聯盟、前者成員被後者吸收后，他又擔任了藍黨的城市協調員，負責城市西部的事務。十一二年前，第一次反收費站起義發生時，他被困在「尼祿景色」附近的暴亂中，被一名警察的子彈打死了。湯米死後，她父親勸她帶著孩子們離開這個國家（當時孩子們分別只有三歲和四歲），但維多利亞拒絕了。相反，她讓湯米的父母帶著孩子們去了英國。她說，她不想和別人一樣放棄抵抗、一走了之，但也不想讓孩子們遭受那些必將到來的災難。我覺得，有些抉擇是一個人永遠不該被迫去做出的，因為它們只會給心靈帶來巨大的負擔。不管怎麼選都會後悔，而且只要你還活著，就會一直後悔下去。孩子們去了英格蘭之後的一兩年裡，維多利亞還能寫信和他們保持聯繫。但隨著郵政系統的逐漸癱瘓，來信開始變得時斷時續、難以預料——總是在焦灼地等待，寄出去的信彷彿石沉大海——直至最終完全停止。那已經是八年前的事了。自那之後再無音訊，維多利亞也早已放棄了再次收到他們來信的希望。

這就是我在沃本之家的第一個月中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對我來說，那是一段黑暗時期，比我以前經歷過的任何時期都要黑暗。剛開始時，我住在樓上的房間。每天會有人來探視我三次——兩次是送飯，一次是倒夜壺。樓下的人總是鬧哄哄的（說話聲、腳步聲、呻|吟聲和大笑聲、號叫聲，以及夜裡的鼾聲），但我身體太虛弱，情緒也太消沉，根本懶得下床。我整天唉聲嘆氣，蓋著毯子悶悶不樂，莫名其妙地淚流滿面。那時ｒｅａｄ.９9ｃsｗ•ｃoｍ候，春天已經來了，大部分的時間里，我都在望著窗外的雲，觀察牆壁上方的裝飾線條，盯著天花板上的裂縫。在最初的十到十二天里，我想我連門外的走廊都沒去過。

「但維多利亞也很固執。她會堅持到最後一格拉特也花光為止。在那之後，她和那些她一直想幫助的人們就沒什麼差別了。」

「目前是這樣。但再過一段時間，你就明白我在說什麼了。」

「你太讓我意外了，鮑里斯。你這副樣子太多愁善感了。」

我的傷過了很久才好。臉上的傷痊癒后沒留下多少永久性損傷（額頭和太陽穴附近各有一個疤），肋骨也如期愈合了。不過，那條骨折的胳膊接合得不太順利，至今仍然會帶給我相當多的麻煩：每次移動得太快或者方向不對就會很痛，而且也沒法再伸直了。繃帶在我頭上纏了近一個月，腫塊和擦傷都消下去了，但從那以後，我便留下了頭痛的後遺症：時不時會犯刀割一樣的偏頭痛，後腦勺偶爾也會隱隱抽痛。至於其他的創痛，我不太想談。我的子宮就像個謎，我根本沒法估量裏面發生的災難。

每個星期有一兩次，維多利亞會叫我陪著鮑里斯·斯捷潘諾維奇到城市各處轉轉——他稱之為「買賣遠征」。倒不是說我能幫上他多少忙，但有機會不用上班，哪怕只是幾個小時，我也很開心。我覺得，維多利亞理解這一點，她很小心地不給我太大壓力。我的情緒仍然低落，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我的心理狀態依舊很脆弱——莫名其妙就容易心煩、發脾氣或者不想說話。鮑里斯·斯捷潘諾維奇對我來說可能是一劑良藥，而我也開始期待我們的短途旅行，可以藉此拋開那些單調的念頭，暫時休息一下。

沃本之家的供貨人名叫鮑里斯·斯捷潘諾維奇。他會給我們送來所需的食物、香皂、毛巾，以及其他零散的用具。他一般每周來四五次，把我們要的東西送來，再帶走一件沃本家的寶貝：一個瓷茶壺，一套椅罩、一隻小提琴或一個相框——都是存放在五樓各個房間里的物品，持續為沃本之家的運營提供現金流。維多利亞告訴我，他們和鮑里斯·斯捷潘諾維奇打交道已經很久了，從沃本醫生最初開辦收容所的時候就開始了。據說兩人很多年前就認識了，但就我對醫生的了解，他和鮑里斯·斯捷潘諾維奇這種不可靠的人結成朋友著實讓我有些意外。我想可能是因為醫生曾救過鮑里斯的命，但也有可能正好相反。我聽到過幾個不同的版本，從來沒搞清楚過哪一個是真的。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但是，身體的傷還只是問題的一部分。和維多利亞的第一次談話過去幾個小時后，我又收到了更多的壞消息。那一刻我差點就要放棄，差點就不想活了。當天傍晚，她端著一盤食物再次回到我的房間時，我告訴她，得趕緊派個人去國家圖書館找薩姆。他肯定擔心死了，我說，我現在需要和他在一起。現在！我尖叫著，我現在必須和他在一起。我突然像發了瘋一樣，痛哭不止。威利——一個十五歲的男孩——被派去辦這件事，但是他帶回來的消息卻是毀滅性的。當天下午，圖書館突然失火了，他說，屋頂都已經塌了。沒人知道火是怎麼燒起來的，但現在大樓已經完全被火焰吞沒了。有消息說，樓里困著一百多人。至於有沒有人逃出來，目前還不清楚，什麼說法都有。但就算薩姆是倖存者之一，不管是威利還是別人，肯定也找不到他；要是他和其他人都已經遇難了，那我就失去了一切。我看不出還能有什麼別的結局。如果他死了，那我也無權繼續活著；如果他還活著，那我也幾乎可以肯定再也見不到他了。

「你一定要明白，一切都是幻象，親愛的。」他說。

「你會知道的。遲早有一天，你會明白我說的每一句話。我敢保證。」

我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面試申請者、填寫等待名單、整理入住日程等事務上。面試時間是早上九點到下午一點，我平均每天要接待二十到二十五個人，在宅子的前廳一個接一個地單獨接見他們。據說以前發生過一些惡性|事件——暴力襲擊、結群硬闖——因此在面試時，都得有一名荷槍實彈的警衛值勤。弗里克會端著一把步槍站在前門台階上監督，確保隊伍井然有序，避免情況失控。宅子外的人數可能會多到嚇人，尤其是在天氣溫暖的幾個月里。不管什麼時候，街上都有五十到七十五個人在排隊，這都是很平常的事。這意味著，我每天要見的大部分人都已經等了三到六天不等——睡在人行道上，隨著隊伍一點點往前挪，固執地堅持著，直到最後輪到自己——只求獲得一個面試的機會。一個接一個地，他們跌跌撞撞地進來見我，人流沒完沒了，永不停息。他們會在桌子對面的一張紅皮椅上坐下，我會詢問他們所有必要的問題。姓名、年齡、婚姻狀況、曾經的職業、最後一處永久住址，等等。這些基本上用不了幾分鐘就問完了，但面試很少會在那一刻終止。他們都想跟我傾訴自己的經歷，而我別無選擇，只能聽他們講。每個人的故事都不一樣，但到最後，每個故事又總是殊途同歸。一連串的霉運，錯誤的判斷，越來越嚴重的情勢。我們的人生不過是各種偶然事件的總和，無論細節如何千差萬別，本質上都少不了隨機性：這個，然後那個；因為那個，所以這個。有一天，我醒來后看見了。我的腿受了傷，所以跑得不夠快。我妻子說了，我母親摔了，我丈夫忘了。類似的故事我已經聽了上百遍，有時候我覺得自己都快受不了了。我必須抱著同情的態度，在所有該點頭的地方點頭，但我試圖保持的那種冷靜、專業的態度實在敵不過我聽到的那些事。我不適合聽那種女孩子在安樂死診所當妓|女的故事，也受不了那些母親講述的孩子死掉的經過。這一切都太殘忍、太冷酷了，我能做的，只有躲到工作的面具後面。我會把某個人的名字寫在名單上，然後告訴他一個期限——兩個、三個甚至四個月後。我會說，那時候我們應該能給你一個名額。等輪到他們來沃本之家時，我會給他們登記入住。這是我下午的主要工作：帶新人熟悉環境，向他們交代規矩，幫他們安頓下來。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能按照我在幾周前為他們預約的時間來報到，但也有一些人會失約。個中緣由不難猜測。按照規定，我們會為那個人保留一天的床位。如果第二天他還是沒來的話，我就會把他的名字從名單上劃去。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鮑里斯。」

「可不止呢，親愛的。遠遠不止。」

「你當然可以這樣說。但可憐的維多利亞呢？」

「該過多長時間，就是多長時間。五樓房間里的東西有限，你明白吧，遲早會賣光。現在已經越來越少了——某樣東西一旦沒了，就再也找不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