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想對任何事情都喋喋不休一番。然而，命由天定，生命的嬗變過程實在令人莫測，似乎只有等一個人死了才能對他蓋棺論定。死亡不僅是幸福與否的仲裁者（梭倫語），也是我們唯一可以用來評判人生本身的度量衡。我曾認識一個流浪漢，他說起話來就像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演員，一個飽經風霜的中年酒鬼，滿面傷痕，衣衫襤褸，在街上睡覺，不斷從我手裡討錢，但他曾是麥迪遜大街一家美術館的老闆。我還認識一個傢伙，曾被認為是全美國最有前途的年輕小說家。我遇到他的時候，他剛從他父親那裡繼承了一萬五千美元的遺產，於是就站在紐約街角向路人分發百元大鈔。他向我解釋說，這是摧毀美國經濟體制的計劃的一部分。想想發生的事情吧。想想生命是怎樣土崩瓦解的。就拿高夫和華萊來說吧，他們兩人都是把查理一世送上斷頭台的法官中的一員，王政復辟后便跑到康涅狄格，在一處地窖里度過餘生。還有溫切斯特夫人，那位來福槍製造商的遺孀，她害怕那些被她丈夫的來福槍殺害的鬼魂前來索命——便不停地擴建自己的住宅，打造出一個曲曲折折、格局複雜的巨大迷宮，這樣每天晚上她可以在不同的房間里睡覺以躲避那些鬼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時，她被困在其中一個房間里差點餓死，因為僕人們找不到她了。還有那個蘇俄文藝批評家M. M.巴赫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入侵蘇俄時，他把自己的一部手稿的唯一版本拿來捲煙抽，那是他花了幾年工夫寫成的一部研究德國小說的著作。他把手稿一張一張扯下來捲煙，每天抽煙用去幾張，直到全部用光。這些都是真實的故事。或許，它們也是寓言，但其教益所在，恰恰是因為它們是真實的。

我一頭扎進了當下。幾個月過去了，漸漸地，我似乎覺得自己挺過來了。這是一種在散兵坑裡的生活，但索菲和本一直和我在一起，而這就是我真正需要的。只要我記住別抬頭看，危險就不會降臨到我們身上。

「也許吧。至少這也是個主意。可是我不大理解你怎麼會這麼淡定。」

「我不能不寫到你和范肖那一段。也許會有點不自在的感覺。」

「有那麼幾頁就夠了。只要你來寫，我就一點也不擔心。」

「也許吧，」我說，不知道怎麼說下去，「難題在於，我拿不準，我要不要這樣把自己深深地牽扯進范肖的事情里。也許現在該讓他淡出我們的視線了。」

「那就該放棄了？」我問道。

「從另一方面來說，」他很富有哲理地說，「政府想要填好的表格。他們拿到的表格越多，感覺就越好。我知道你是個聰明的小夥子，我也知道二加二不等於五。你去敲一扇門，那門不開，可那並不等於裏面沒人。你可以運用自己的想象力，我的朋友。畢竟，我們可不想讓政府掃興，不是嗎？」

「我看過彼得·弗洛欽的一本書，」范肖寫道，「那位著名的北極圈探險者描寫了自己陷於格陵蘭島的大風雪中的情形。孤獨中，給養日漸告罄，他決定給自己搭建一個冰屋以躲避暴風雪。許多天過去了。他最害怕的是遭受狼群的攻擊——因為聽到狼群在他小屋的拱頂上發出飢餓的嚎叫——他需要定期出去，扯開嗓子唱歌來嚇退它們。但狂風一直刮個不停，不管他唱得多麼響，他能夠聽見的只有風聲。可是，如果說還有什麼問題更要命的話，那就是他的拱頂小屋了。因為弗洛欽開始注意到，這逼仄的藏身之處的牆壁在日益向他逼近。由於外部特殊的天氣，他呼出的氣息一點一點都凍在牆上了，隨著他的每一次呼吸，牆壁變得越來越厚，冰屋變得越來越小，直至最後，都幾乎容不下他的身軀了。這當然是一件可怕的事，想想吧，你自己的呼吸把自己封進了一口冰棺材，可在我心裏還有比這更刺|激的，比如說，愛倫·坡的小說《陷阱與鐘擺》。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那個人就是自己的毀滅者，而且，毀滅他的正是他賴以求生的東西。因為如果一個人不呼吸，肯定活不成，但與此同時，如果一直呼吸下去，他也難以存活。奇怪的是，我記不起弗洛欽最後是怎麼逃離絕境的了。但不九*九*藏*書必說，他確實是逃出生天了。那書名如果我沒記錯，叫《北極歷險記》。已絕版多年了。」

我們在2月份搬到了河濱大道的一幢公寓里。在搬家和隨後安頓的過程中，我們忙亂地度過了仲春，我幾乎沒有機會去想到范肖。如果說那封信還沒有徹底從我腦子裡消失，那也不再有什麼威脅了。我現在安安穩穩地和索菲待在一起，我想沒有什麼力量能夠把我們分開——連范肖也不能，連范肖親自現身也做不到。或者可以說，每當我想起這件事，這樣的信念就會出現在腦海中。我現在明白我是在多麼愚蠢地哄騙自己，但我要到很久以後才能知道真相。就定義而言，思考是某種你意識到的東西。事實上，我從來就沒有停止去想范肖，那幾個月里，他日日夜夜都在我內心蟄伏著，只是當時我沒有察覺。如果你沒有意識到自己在思考，那麼可以說你是在真正地思考嗎？也許，我是被魂靈附身了，甚至是著了魔——但問題是沒有任何徵兆，沒有跡象告訴我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這不會讓你感到煩心嗎？」

我反覆琢磨了幾個星期，尋思著怎麼開頭。每個生命都是無法被理解的，我一直這樣告訴自己。不管有多少材料，不管有多少細節，其本質的東西是不可言述的。講講他出生在這裏然後去了那裡，他做了這個又做那個，他娶了一個女人生了一些孩子，他活著，他死了，他留下了一些著作或者打過仗或者造過橋——都告訴不了我們什麼。我們都想聽故事，而且我們聽故事的方式都和年幼時一樣。我們想象著語言之中有真實的故事，為此我們把自己代入了故事里的人物，假裝我們能夠理解他，因為我們能夠理解自己。這是一個騙局。也許，人生在世只是為了我們自己，有時我們甚至有一絲對於自己是誰的明悟，但到頭來我們都無法自我確證，隨著生活的繼續，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就會變得越來越晦澀難解，越來越意識到我們自己的不自洽。沒有人能越過界限抵達他人——原因很簡單，沒有人能夠抵達他自己。

這完全是一種幼稚的把戲，但我干這事沒有一點良心不安。為自己開脫也很容易。那管事的不會在乎這個；那些真正住在表格地址欄里的人們也不在乎這個（他們不想被打擾，尤其不想被一個白小子探聽他們的個人信息）；政府也不會有什麼意見，因為它不知道的事情不會給它惹事，再說它自己已經惹了那麼多事了。我甚至為維護自己對編造大家庭的偏好找到了政治理由：貧窮人口越多，政府就越覺得有責任在這方面多投入資金。這是美國特色的死魂靈騙局，我問心無愧。

人生毫無道理可言，我認為。一個人活著，然後他死了，其間的經歷都沒有什麼道理可講。我想起拉雪荷的故事，他是最早來美洲的法國探險隊的一名士兵。1562年，讓·里保把一部分探險隊員留在羅亞爾港（靠近南卡羅萊納州的希爾頓海德島），由一個名叫阿爾伯特·德·皮埃拉的人指揮，那是一個濫施淫|威的瘋子。「他親手弔死了一個他不喜歡的鼓手，」弗朗西斯·帕克曼寫道，「並把一個名叫拉雪荷的士兵流放到一座孤島上，離堡壘有三里格之遙，要活活餓死他。」阿爾伯特最後被手下起義的士兵幹掉了。那奄奄一息的拉雪荷被從孤島上救出來了。也許有人會以為拉雪荷現在總算平安了，在經受了那麼可怕的磨難后，此後他不會再有災禍了。但事情根本沒有那麼簡單，壞運氣從來都是無法被戰勝、也不受規則限制的，每一刻都在重新開始，都像前一刻那樣隨時會迎來一個下勾拳的襲擊。定居點的情況糟透了。他們沒有能力對付茫茫荒野，飢餓和思鄉病蔓延開來。他們用幾件湊合的工具，想盡辦法建造了一艘「可媲美魯濱遜之舟」的帆船搭載他們返回法國。在大西洋上，又一場災禍降臨了：海上一點風都沒有，食物和淡水都耗盡了。這些人開始吃自己的鞋子和皮上衣，在絕望之下喝了海水，連著有人死去。九_九_藏_書隨後就不可避免地開始了人吃人。「他們抽籤決定誰死，」帕克曼寫道，「這命運落到了拉雪荷頭上，這個曾被阿爾伯特扔在荒島上差點餓死的人又橫遭厄運。他們殺了他，貪婪地把他的肉切了下來。這場駭人聽聞的人肉宴使他們一直維持到望見陸地的那一刻，據說，那時他們極度興奮，無法再把握自己的船舵，任由它順流漂浮。一艘英國小型三桅船逼近了他們，把他們帶上了船，在放下最虛弱的人之後，把其餘的囚犯帶到了伊麗莎白女王面前。」

在作品里，范肖表現出了對此類故事的偏愛。尤其是在他的筆記中，不斷地複述著那些軼事，其出現的頻率之高——越接近末尾越高——讓人懷疑范肖是不是在藉助這些故事來解讀自己。其中很靠後的一則（記於1976年2月，他失蹤前的兩個月）給我留下的印象最為深刻。

我有可能走出這個低谷期。我還不確定這是永久性的狀態還是臨時性的階段。我的直覺是，我確實一度完全找不到方向，內心絕望地掙扎著，但我不認為這就意味著自己已陷入絕境。我身上正在發生某些事情。我正在經歷很大的改變，現在要說出這些變化會導致什麼結果還為時過早。這時候，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一個解決的方案自己出現了。如果說「解決方案」這個說法過於堂皇，我可以把它稱之為「折中方案」。不管那是怎麼回事，我都幾乎不加抵制地接受了。我正處於一個非常脆弱的階段，完全失去了應有的判斷力。這是我犯下的第二個致命錯誤，緊跟在第一個錯誤之後。

我回想起自己八年前經歷的某些事情，那是1970年6月。那陣子經濟拮据，那個夏天看起來也沒什麼希望，便在哈萊姆找了一份人口調查員的臨時工作。我們組大約有二十個人，作為社會調查特別分隊受雇去調查那些沒有回復郵寄去的問卷的人。我們在阿波羅劇院對面一處積滿塵垢的倉庫二樓接受了幾天訓練，掌握了各種複雜的表格和人口調查員的基本禮儀規範，然後就背著紅白藍色的專用背包去附近街區挨家挨戶地敲門，找人做問卷，把數據帶回來。我去的第一個地方聚集了多家公司總部。門拉開一道縫，一個腦袋探出來（我看見他身後那個毫無裝飾的房間里有十幾個人在長條桌上處理文件），他們對我彬彬有禮地提出的問題絲毫不感興趣。這個開頭似乎給我的工作定下了調子。在一間公寓房裡，我和一個父母曾經是奴隸的半瞎女人聊了起來。聊了二十分鐘后，她才終於明白我不是黑人，她嘎嘎大笑起來。她心裏一直在犯嘀咕，他說，因為我的口音有點不對勁，但她很難相信。這是第一次有白人走進她的家裡。在另一套房子里，我找上的那戶人家有十一口人，全家人沒有一個年紀大於二十二歲。但大多數情況是家裡沒人。就算他們在家，也不想跟我說話或者讓我進去。夏天來了，馬路上變得悶熱潮濕，只有紐約才會有這麼讓人受不了的天氣。我會很早就開始工作，跌跌撞撞地從這家走到那家，越來越覺得自己像是從月亮上來的人。最後我跟管事的那個人（一個打真絲領帶、戴藍寶石戒指、能說會道的黑人）談了談，向他解釋了我遇到的問題。這時我才真正明白自己該做的是什麼。他團隊里的成員每上交一份表格，他就能領到一份錢。我們的調查做得越多，他口袋裡的錢就越多。「我不會告訴你該怎麼做，」他說，「不過在我看來，如果你勤勤懇懇地做了，感覺不應該那麼糟。」

「不。至少我不這麼想。我早就知道，遲早會有一本寫他的書。如果註定會有這樣一本書，那麼你寫總比別人寫要好些。」

「你自己決定，」她說，「如果你想寫的話，那就寫好了。」

當我坐在桌前敘寫范肖的人生時，所有這些往事都回到我腦海里來了。那時，我賦予了上千個臆想的靈魂以生命。現在，事隔八年之後，我卻要把一個活生生的人送進墳墓。我是這場虛擬葬禮上的主祭者和主事牧師，我的職事是說一些得體的言辭，說出每個人都想聽的話。這兩種行為既對立又統一，是彼此的鏡像。但這不能讓我聊以自|慰。第一個騙局是reａd•9９cｓw.ｃoｍ個玩笑，只是一個年輕人的胡鬧，而這第二個騙局卻是動真格的，是一件陰暗可怕的事。畢竟，我是在挖掘墳墓，有時候，我會懷疑在挖掘的是不是自己的墳墓。

我只是把拉雪荷作為一個例子。這就是命中注定，他的命並不見得特別奇特——也許比起許多人還顯得平淡些呢。至少他走的是一條直線，這類情況本身還挺少見的，甚至要算是上蒼賜福的結果。就一般情況而言，生活似乎總是一下子從這邊轉向那邊，總是推推搡搡、磕磕碰碰、曲曲折折。一個人朝著一個方向行進，中途突然轉向，稍作停留，再滑移開去，重新發動。沒有什麼能預先知悉的事情，我們所到之處總是難免要與初衷大相徑庭。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大一時，每天去教室時都要走過洛倫佐·達·彭特的那座半身雕像。我模模糊糊知道他是莫扎特的歌劇劇本作者，但後來我才知道他也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第一位義大利語教授。這件事與那件事似乎並不相干，所以我決定探個究竟，好奇地想弄明白這人怎麼會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兩種生活。結果發現，達·彭特曾經歷過五六種不同的生活。他1749年出生時名叫艾瑪奴勒·科利尼亞諾，是一個猶太皮貨商人的兒子。母親去世后，他父親又娶了一個天主教徒，並讓自己和孩子們都去接受洗禮。年輕的艾瑪奴勒早早地顯示出日後作為一名學者的潛質，他十四歲時，切那達主教（達·彭特閣下）把這男孩置於自己的庇護之下，為他支付了所有日後作為神職人員的教育費用。根據當時的風俗，他改從自己恩主的姓氏。達·彭特在1773年獲得牧師職位，成為一名神學院教師，興味盎然地研習拉丁文、義大利語和法語文學。他除了加入啟蒙運動追隨者的行列，還與一位威尼斯貴婦過從甚密，他們秘密生下了一個孩子。1776年，他在特雷維索神學院發起了一場公開辯論，提出了「文明進程能否使人類更加幸福」的問題。因為這公開冒犯了教會誡律，他不得不逃走——先是到了威尼斯，後來到了戈里齊亞，再又是德累斯頓，在那裡開始了自己作為劇作家的新生活。1782年，他帶著一封介紹信去維也納找薩利埃里，最後被聘為「宮廷戲劇詩人」，他在這個職位上幹了將近十年。在這期間，他遇上了莫扎特，與他合作了三部歌劇，從而使他的名字成為不朽。可是在1790年，利奧波德二世因土耳其戰爭而削減了維也納的音樂活動，達·彭特發現自己失業了。他去了里雅斯特，愛上了一位名叫南茜·格瑞哈爾或者是克瑞哈爾（這個名字至今仍有爭議）的英國女人。他們兩個人一起去了巴黎，然後又去了倫敦，在那裡生活了十三年。那些年達·彭特的音樂創作僅限於為一些不知名的作曲家寫少量劇本。1805年，他和南茜移民到美國，在那裡度過了他人生中最後的三十三年，曾有一度，他先後在新澤西和賓夕法尼亞當店主。八十九歲那年，他死了——是第一批埋葬在新大陸的義大利人之一。一點一點地，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改變了。從年輕時衣冠楚楚的奶油小生，到沉浸於教會與宮廷陰謀的機會主義者，再成為普通的紐約公民，1805年的紐約在他眼裡一定就像是世界末日。他從此前種種變成了一個勤奮工作的教授，一個盡責的丈夫，四個孩子的父親。當他的一個孩子夭折時，據說他悲痛欲絕，一年都沒走出過自己家門，這也就是說，到最後，每一個生命都無法被簡化成任何東西，除了他自己。也就是說：人生毫無道理可言。

「比如說？」

「你決定吧。但事實上，你來寫這本書肯定要比別人好。這本傳記不必全都照實寫，你知道。你不妨寫一些更有趣的事。」

「我說不上，或許有什麼更私人、更引人入勝的東西。你倆之間友情的故事。其中落在你自己身上的筆墨也可以跟他一樣多嘛。」

一天，斯圖爾特和我一起在他位於上城東區的寫字樓附近吃午飯。吃到一半，他又提起了有關范肖的傳聞，我立刻意識到這回他是真起了疑心。這個話題太吸引他了，他簡直沒法繞開它。他一臉狡黠，有種已經看穿似的嘲弄，但https://read.99csw.com是我開始懷疑他是想用這架勢引誘我向他袒露一切。我跟他兜了一會兒圈子，然後就對這遊戲感到厭煩了，就說解釋這個問題的最簡單的方法是寫一本范肖的傳記。我說這話時完全不走心（作為一種合乎情理的建議，並非要暗示什麼），但斯圖爾特竟覺得這點子太棒了。他開始滔滔不絕地說開了：當然，當然，范肖之謎的解釋，當然，顯而易見，當然，最後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幾分鐘內，他就把整個事情都想好了。我會寫出這本書。等范肖所有的作品都出版之後再推出，我想花多長時間來寫都可以——兩年，三年，不管多長時間。那必須是一本不同凡響的書，斯圖爾特說，一本可以與范肖自己的作品媲美的書，不過他對我很有信心，他知道我能勝任這項工作。這個建議讓我有些措手不及，我只把它看作一個玩笑。但斯圖爾特是認真的，不容拒絕。考慮一下吧，他說，然後再告訴我你的決定。我依然心存疑慮，但出於禮貌我只能告訴他我會考慮的。我們商定到月底給他最後的答覆。

時不時的，索菲會說起要找個工作，但是我倆都不覺得那是一件緊迫的事。我們的錢足以維持生活，甚至還可以攢下不少來。范肖的下一本書《奇迹》已經在編了，根據合同拿到的預付款比上次《永無之鄉》的還多。按照斯圖爾特和我的安排，他的詩集將在《奇迹》出版六個月以後推出，然後出版范肖最早寫成的那本小說《黑暗降臨》，再以後是所有的劇作。從3月份《永無之鄉》的版稅開始，隨著支票一張接一張到來，所有的經濟問題一掃而光。就像其他似乎正在進行的事情一樣，這對我來說也是一種全新的體驗。在過去的八九年裡，我的生活一直是在艱難中倉促對付，手忙腳亂地一篇接一篇炮製那些毫無價值的文章，如果之後一兩個月的日子能有著落，就已經要暗自慶幸了。煩惱已經根植於我的內心，融入了我的血液、我的細胞，我幾乎不知道不用為煤氣賬單發愁的日子是什麼滋味了。現在，搬出自己的房子后，我第一次意識到不用再為這些事情操心了。一天早上，當我坐在寫字檯前苦苦思索著一篇文章的結尾，搜腸刮肚地尋找詞句時，漸漸意識到我已經有了重新選擇的機會。我可以放棄這樣的生活重新開始。我不必再寫那路文章了。我可以改行做點別的，去做那些我一直想做的事情。這是拯救自己的機會，我想，除非我是個傻瓜才不去抓住這個機會呢。

從那以後，這份活計就變得容易多了，但這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工作了。我的社會調查變成了案頭工作，由調查者搖身一變，成了創造者。每過一兩天，我就去辦公室領出一大疊新表格，交上我做完的表格，但除此之外我不需要踏出自己的房間一步。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創造出了多少人——肯定有好幾百，也許有好幾千。我坐在房間里，風扇吹在臉上，涼涼的毛巾搭在脖子上，以最快的手速填寫著答卷。我編造著人口眾多的大家庭——有六個、八個、十個孩子——洋洋得意地編造那些奇怪而複雜的家庭關係網，採用所有可能的組合方案：父母，子女，堂（表）兄弟姐妹，叔伯，舅舅，七姑八姨，祖父母，養父母，繼子女，同父異母或是同母異父的兄弟姐妹，以及朋友。所有這一切里讓我玩得最開心的，是編造名字。我還得不時地約束自己胡編亂造的衝動——那些帶著強烈喜劇意味的字眼、那些雙關語、那些髒字——但多數情況下我會滿足於把自己約束在現實主義的範圍內。當我的想象力衰退時，我會求助於某個系列的機械排列：如顏色（布朗、懷特、格林、格瑞、布盧），如總統的名字（華盛頓、亞當斯、傑弗遜、菲爾莫爾、皮爾斯），如小說中的人物（費恩、史塔巴克、狄姆斯代爾、巴德）。我喜歡與天空有關的人名（奧維爾·萊特、阿米莉亞·埃爾哈特），還想到啞劇演員（基頓、蘭登、勞埃德），還有一大串棒球名人（基勒伯魯、曼特爾、梅斯），還有音樂家（舒伯特、艾甫斯、阿姆斯特朗）。偶爾，我也會挖掘出一些遠房親戚或是老同學的名字，有一次，我甚至把自己的名字顛倒過來用上了。

「因為我已經https://read.99csw.com嫁給了你，而且我愛你，這就是原因。你想做什麼事情我都會支持的。畢竟，我不是瞎子。我知道你一直在為自己的寫作而苦惱，有時候我感到這好像是我的錯。也許這事可以讓你重新起步。」

講出真相是不可能的。范肖必須死，否則這本書就沒什麼意義了。我不僅要把那封信撇一邊去，而且還得裝著從來沒有那回事。我對自己要做的事情心知肚明。我從一開始就清楚，我還自欺欺人地投入其中。這本書將是一部虛構的作品。雖然以種種事實為基礎，但除了謊言什麼都沒有。我簽了合同，事後我覺得就像是出賣了自己的靈魂。

現在，我的日常生活非常充實。幾乎沒有察覺到我的寫作比以前少了。每天早上我不必起來就去工作，由於索菲和本在這套房子里與我一起生活，要找個借口避開寫字檯並非難事。我的工作安排越來越懈怠了。不再是每天九點整就準時開工，有時候我一直磨蹭到十一點或是十一點半才到自己的小房間去。另外，索菲就在家裡，對我也是一個持續的誘惑。本白天還要小睡一兩次，在他睡覺的那段安靜時間里，我很難不想到她的身體。通常我們會在那段時間里做|愛。索菲對這事和我一樣饑渴，在過去的幾個星期里，房子被慢慢地色情化了，成了一個隨時可能發生性|愛的領地。底下的世界翻騰到上面來了。每個房間都留下了自己的記憶，每個角落都在召喚著不同的瞬間，即便是在平靜的日常生活里，比如說，地毯上某塊特別的地方，或者某扇門的門口，也能發現性|愛的蹤影，確切說都不再是原來那樣東西了，而是成了某種感覺，成了我們色情生活的一種回聲。我們陷入了一種情慾悖論。我們對彼此的需求是無窮無盡的，越是得到了滿足，需求也就越多。

這是事情的一個層面。但根本原因是一個簡單的事實，這也是我的快樂所在。它給了我一種憑空捏造名字、臆造那些從來沒有存在過的生命的樂趣。這和編造故事角色的做法並不完全一樣，這裡有著某種更為莊嚴宏大、更令人不安的東西。每個人都知道故事是虛構的。不管它們對我們有怎樣的影響，我們都知道它不是真的，即便它們透露的真相比我們從別處得知的更為重要。與故事作者相反，我的想象直接作用於現實世界，因此在我看來，它們似乎能以真實的方式來影響這個真實的世界，最後它們可能會成為真實世界的一部分。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實在別無所求了。

我一直暗自指望著索菲替我拿主意，以為她會反對，以為這事我們談過一次之後就到此為止了。可是結果恰恰相反。我把自己逼到了死角里，突然失去了勇氣。晃悠了幾天之後，我給斯圖爾特打了個電話，告訴他我答應寫這本書。這又給我帶來了一頓免費午餐，此後我就要靠自己了。

又過了幾個星期，我每天早上走進自己的小房間里，但什麼都做不成。理論上說，我覺得自己是有靈氣的，每當我不工作的時候，腦子裡就會充滿想法。可是一旦坐下來，鋪上稿紙，那些想法似乎就不見了。一提起筆，語言就消失了。我開始了計劃中的一些寫作項目，但沒有一個是成立的，我一個接一個地把它們撇開了。我為自己不能繼續工作尋找可以解釋的理由。那倒不成問題，很快我就把全部原因都羅列出來了：婚姻生活的調整，父親的責任，新的寫作間還不太適應（似乎太狹窄了），扣著截稿期限寫作的舊習慣，索菲的胴體，突然飛來的橫財——所有的一切。就這樣耗了幾天，我甚至冒出了寫一部偵探小說玩玩的念頭，但後來我的情節推進不下去了，也沒辦法把所有的細節圓起來。我由著自己的思緒漫無目標地跑起了野馬，希望說服自己，無所事事是正在積蓄力量的證明，正是要做成某種事情的徵兆。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從書上抄錄了幾段文字。其中有一段是斯賓諾莎的，我把那段話貼在牆上：當他夢到自己不想寫作時，他沒有能力夢到自己想寫作；當他夢到自己想要寫作時，他沒有能力夢到自己不想寫作。

晚上我和索菲商量這事，但因為我不能跟她實話實說，這場談話對我來說沒多大用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