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兩個月里音訊全無。然後，第三個月里，只有幾張明信片。草草地寫了幾句，明信片背面是那些常見的旅遊景點：聖心教堂，埃菲爾鐵塔，巴黎裁判所附屬監獄。再來信時，也是斷斷續續地，也沒寫什麼重要的事情。我們知道，這時范肖已沉迷於寫作了（大量早期的詩歌，《黑暗降臨》的初稿），但信中沒有提及他的生活狀態。這些信讓人感到他處於掙扎與矛盾中，拿不準該怎麼對待艾倫，既不想失去與艾倫的聯繫，又不能確定該對她說到什麼份上。（事實上，這些信多半都沒有被艾倫讀到，信寄到新澤西的家裡，范肖太太當然會先拆閱了，這些信她得先過濾一遍才能拿給女兒——多半的信，艾倫見都沒見過。我想，范肖一定知道這情況，至少會有所懷疑。於是事情變得更為複雜了——因為在某種程度上，那些信其實根本不是寫給艾倫的了。最後，艾倫只不過是一種文學手法，是范肖經和母親聯繫的媒介。這讓她很憤怒。因為即使是在對她說話，他也裝出無視她的樣子。）大約有一年時間，來信基本集中在客體上（描繪巴黎的見聞，建築、街道什麼的），事無巨細地一一列述其所見所聞，但范肖本人幾乎完全不在場。接下來，我們漸漸開始能看到他的一些熟人了，意識到話題在慢慢地轉向奇聞軼事——但，這些故事仍然是不具備任何語境的，這使得它們有了一種飄飄忽忽、脫離現實的特質。例如，我們眼前出現了一位名叫伊萬·維斯納格拉迪斯基的俄羅斯老作曲家，現年將近八十歲了——窮困潦倒，是個鰥夫，獨自住在小姐街一處破敗不堪的房子里。「我覺得此人比其他任何人都要了不起。」范肖斷言。接下來沒有一個字說到兩人之間的友情，一點都沒有提及他們有過什麼交談。而是筆鋒一轉，大談起房間里的那架四分音鋼琴，它多排的琴鍵和龐大的體量（這是五十年前維斯納格拉迪斯基在布拉格定做的，是歐洲僅有的三架四分音鋼琴中的一架），然後，並沒有進一步講述老作曲家的職業生涯，故事轉到范肖如何送給老頭一台冰箱上邊。「上個月，我搬到了另一間公寓，」范肖寫道，「因為這邊有一個新的冰箱，所以我決定把原來那台作為禮物送給老伊萬。就像巴黎的許多人一樣，他從來沒用過冰箱——多年來他一直把自己的食物儲存在廚房的一個小壁櫥里。他對這份饋贈似乎相當高興，我想方設法才把冰箱弄到他家裡——請人開卡車幫忙送過去，再一起抬上樓。伊萬把這台機器的到來看作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像個孩子似的興高采烈——但又有些擔心，我看得出，好像有點膽怯，不知道該怎麼對付這個陌生的傢伙。『這太大了，』他老是這麼說。我們把冰箱抬到合適的位置上，插上電源，機器啟動了——『噪音太大了。』我一再向他保證他會慢慢習慣的，指出這個現代化設備的一切好處，他的生活將會得到的全部改善。我覺得自己彷彿是個佈道者：無所不知的神父，要向他宣示真正的宗教，以救贖這個石器時代的人的生活。在接下來一周左右的時間里，伊萬幾乎每天都給我打電話，告訴我這冰箱給他的生活帶來了多大幸福，向我描述他新買來儲存在家裡的所有食物。接著就開始壞事了。『我想它可能壞了，』有一天他對我說，聲音顯得非常懊喪。最上面那個冷凍室顯然積滿了冰霜，不知道怎樣才能把它去掉，他用鎚子去敲，不僅敲掉了冰，還把壁內的線圈也給砸壞了。『我親愛的朋友，』他說，『我非常抱歉。』我告訴他不必煩惱——我會找個修理工來修好的。電話那頭停頓良久。『哦，』他最後說，『我想這樣也許更好。那些噪音，你知道的。弄得人都沒法集中精神了。我跟那個小壁櫥都一起生活那麼久了，我覺得很捨不得它。我親愛的朋友，別生氣。恐怕像我這樣一個老頭子已經改不了了。等你到了某個年紀，要改變就已經太晚了。』」

「然後呢？」

和寫作一樣，在鄉間居住時他寫的信也遠遠超過了其他任何時候的。到這時，范肖的眼睛已經變得異常敏銳，可以感覺到他心裏有一種新的運用語言的可能性，就好像觀察與描述之間的距離被縮小了，兩種動作幾乎可以等同了，合而為一，不可分割。范肖沉醉於鄉間的景色，他不斷回到這裏，沒完沒了地觀賞，沒完沒了地記錄著它的變化。他在這些事物面前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耐心，那些信和筆記本上描述大自然的段落，比起我以前讀過的任何篇章都毫不遜色。他居住的那座石頭房子（牆壁有兩英尺厚）建於法國大革命的年代：一邊是一個小葡萄園，另一邊是羊群吃草的牧場；屋後有一片樹林（喜鵲、白嘴鴉、野豬），房子前面，穿過那條路是一道懸崖，通往一處村莊（人口四十人）。懸崖上，一座傾頹的教堂掩映在灌木和樹蔭之中，那裡曾是聖殿騎士團的領地。金雀花，百里香，矮櫟樹，紅土地，白陶土，密斯托拉風——范肖在其間住了一年多，這地方似乎一點一點地改變了他，把他打磨得更深沉了。我不太想談論宗教或是神秘主義（那些術語在我看來毫無意義），但從所有這些證據來看，范肖似乎一直獨居，很少能見到別的人，甚至很少開口說話。這種苦行僧似的生活在磨練他。獨處成了進入自身的通道，一種發現的手段。雖然當時他還很年輕，但我認為這段時期標志著他開始成為一個成熟的作家了。從那以後，他的作品不再只是有潛力的——而是成熟的，富有成就的，毫無疑問獨具一格的。從一連串寫于鄉間的詩歌（《地基》）開始，然後是劇本和reaｄ•９9cｓw•ｃｏm《永無之鄉》（這些都寫于紐約），范肖達到了全盛狀態。我曾在那些字裡行間尋找瘋狂的痕迹，尋找那些最終自相矛盾的思想——但那裡面找不出一絲這樣的跡象。范肖無疑是一個不同尋常的人物，但表面上看，他仍是一個心智健全的人，當他1972年秋天回到美國時，似乎完全能夠控制自己。

「我不會去的。在這種情況下不會去的。你自己去吧。至少，如果你回來的話，那就是因為你想要回來。」

「已經不再是這樣了，如果你再這麼弄下去的話。」

「這你可以放心。」

最壞的情況出現了。有太多的事情要瞞著索菲，我簡直沒辦法面對她。我變得緊張易怒，孤僻冷漠，整天把自己關在寫作間里，只想獨自待著。很長一段時間里，索菲以我意想不到的耐心容忍著我，但最後她也承受不下去了，夏天過去一半的時候，我們開始爭吵，互相指責，為了毫無意義的事情鬧個沒完。一天，我走進家裡，發現她在床上哭泣，我知道自己的生活已經處在毀滅的邊緣了。

傑弗瑞·布朗，現在是休斯敦一家餐館的大廚，曾在船上做廚師助手。他記憶中的范肖是一個對他相當友善的白人船員。「那可真不容易，」布朗說，「那艘船上儘是一些紅脖子，他們都一見我就朝我吐口水。但范肖不管別人怎麼想，就是跟我好。到了貝敦或者其他類似的地方，我們就一起上岸喝酒泡妞什麼的。我比范肖更熟悉那些城鎮，我告訴他，要是想跟我一起去，我們就不能去那些普通水手的酒吧。我知道去那種地方會遭什麼罪，我可不想惹麻煩。沒問題，范肖說，我們一下船就去黑人區，完全沒問題。大多數時候，船上的日子過得挺平靜——沒有什麼我對付不了的。可是突然來了個刁鑽的傢伙，他在船上只待了幾個星期。那傢伙名叫卡特伯斯，不知道你信不信，他叫羅伊·卡特伯斯。是個加油工，一個愚蠢的白鬼子，最後被輪機長給炒了，因為發現他壓根兒不懂發動機。為了獲得這份工作，他在加油工資格考試里作弊了——如果你想讓船爆炸就請這傢伙留下好了。卡特伯斯是個笨蛋，又賤又笨。他手指關節上文了字——右手四個指頭各文了一個字母：L-O-V-E；左手再文四個：H-A-T-E。你一見這種瘋瘋顛顛的玩意兒就想離它遠遠的。這傢伙有一次跟范肖吹牛說他是怎麼度過星期六晚上在亞拉巴馬老家的周末的——坐在兩州交界的坡道上，朝汽車開槍射擊。這傢伙還挺逗的吧，不管怎麼說。那時他一隻眼睛就有點毛病，老是充滿血絲看不清東西。可他還要吹個沒完。說是有天飛進去了一塊碎玻璃搞的。在塞爾馬，他說，一個扔向馬丁·路德·金的瓶子。不用說，這個卡特伯斯可不是我的哥們兒。他總是瞪我，一邊叨叨咕咕，一邊還在那點頭，但我沒搭理他。這樣過了一陣子。然後他又跟范肖來這套，那嗓門實在太大，范肖不能不注意了。他停下手裡的活，轉向卡特伯斯，問，『你說什麼？』那卡特伯斯狂妄自大地說什麼，『我正琢磨著你跟這黑鬼什麼時候結婚呢，甜心。』嗬，范肖從來都是和和氣氣的一副斯文的樣子，是個真正的紳士，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壓根兒沒想到會有那樣的結果。就像電視上的綠巨人一樣，范肖突然變成了一頭野獸。突然他就發火了，我是說他勃然大怒，像是要發瘋了。他一把揪起卡特伯斯的襯衫把他頂到牆上，始終把他抵在那裡不鬆手，嘴裏呼出的氣直往他臉上噴。『不準再說這種話，』范肖說著，眼睛里冒出火來了，『不準再說這樣的話，不然我就殺了你。』該死的，不管你相不相信，他就是這麼說的。他真會殺了那傢伙的，卡特伯斯也心知肚明。『開個玩笑嘛，』他說，『不過是個小玩笑。』事情就這樣了結——快得不得了。整個事情不超過一眨眼的工夫。兩天後，卡特伯斯就被炒掉了。也算是他走運吧。要是他再待下去，還不知道會出什麼事呢。」

「別這麼說，索菲。」

但並不是每一件事都那麼讓范肖開心。他提到一次鬥毆事件（沒有具體描述），似乎讓他很不安，還有幾個他在岸上目睹的醜陋場景。比如說，在坦帕的酒吧里羞辱黑人的例子：一群喝醉了酒的傢伙合夥對付一個帶著一面大幅美國國旗走進來的黑人老頭——他想兜售那面旗幟——這時第一個醉鬼上前去扯開旗幟，說那上面的星星少了幾顆——「這旗是假貨」——黑人老頭不承認是假貨，幾乎是以哀求的口氣，這麼一來其他幾個醉鬼就都罵罵咧咧地上來幫腔了——後來，那老人被推出門外，倒在人行道上，那些醉鬼還點頭叫好，扯了一通讓世界變得更安全而不是更民主的事。「我感到恥辱，」范肖寫道，「我對自己置身此地而感到羞愧。」

我打算星期五啟程。星期二，索菲和我一起去買電唱機。她的一個妹妹要搬來紐約，我們想把自己那台舊的電唱機作為禮物送給她。我們想了好幾個月要換一台電唱機了，這回總算找到一個合適的借口可以買一台新的了。所以我們星期二去了市中心，買了東西，然後打了輛計程車弄回家了。我們把新機子擱在原來老機子的位置上，把老機子塞進新機子的包裝盒裡。我們覺得這是一個聰明辦法。凱倫預計5月來紐約，眼下我們可以把這玩意擱到什麼看不見的地方。這時我們碰到了一個問題。

大學期間的信件有幾分枯燥，卻充滿誠摯的語調——列述他看過的書，和朋友們的討論，對宿捨生活的描述——但這些信是在艾倫發病之前寫的，他們之間那種親密無間的語氣在後面的信里就不見了。比如寫到在船上的生活時，范肖就很少說到他自己——除非他覺得適合作為趣聞軼事來講述。我們看見他試著適應新環境。他跟一位從路易斯安那來的油泵工在休息室里打牌（還贏了他），在岸上的各種下等酒吧里跟人玩檯球（也都贏了），隨之又解釋說這隻是僥倖：「我是因為作好了充分準備唯恐丟臉，所以似乎超常發揮了，我想，是腎上腺素激增的緣故吧。」他還描述了在輪機室加班的勞作：「一百四十度啊，如果你願相信的話——我鞋子里浸透了汗水，我覺得自己就像是踩在水窪里似的。」還有在得克薩斯的貝敦拔牙的經歷，那回碰上一個喝得爛醉的牙醫：「血流得到處都是，牙根的殘茬在我牙齦上的窟窿里又待了一個星期。」作為一個沒有資歷的新手，范肖總是被從一個職位換到另一個職位。每次船回到自己的港口時，都有船員離船回家，於是就有另外的人來填補他們的空缺，如果這些新來的夥計先挑了范肖的差事而不是那些空缺，這小子（他們都這麼叫他）就該被人擠到別處去了。所以范肖總是不停地換崗，做一個普通海員（刷洗和油漆甲板），做勤雜工（拖地板，鋪床，清洗廁所），在餐廳值勤（端送食物，刷盤子）。最後一份活計最累人，卻也最有趣，因為船上的生活主要就是圍著食物轉：單調乏味的生活養成的好胃口，從這一頓吃到下一頓的人，其中一些人對飲食的講究程度（這幫肥壯的粗人對食物的挑剔堪比十八世紀的法國公爵）簡直驚人。但是，范肖一開始接手這活時就從一個老手那裡得到了很管用的忠告。「誰的氣也不用受，」那人說，「要是哪個傢伙抱怨飯菜不好，叫他別吃就是了。要是他還抱怨個沒完，就當沒聽見，最後一個給他上飯。如果這樣還不行，你就告訴他下回要把冰水兌進他的湯里。更好的辦法是，告訴他你要把尿撒進他的湯里。你得讓他清楚誰才是管事的。」ｈｔtｐｓ://ｒｅad•9９ｃsｗ•cｏｍ

「你可以和我一起去。」

「你在說什麼呀？他當然是死了。」

「不止是這樣。我知道的，我能感覺到。如果我們兩個想要繼續下去，他就必須得死。難道你不明白嗎？就算他活著，他也得去死。」

最初的一些反饋來自范肖在哈佛的舊識。傳記這個詞似乎為我打開了許多門徑，我在約見大多數人時都沒遇到什麼麻煩。我見到了他大一時的室友；我還拜訪了他的一些朋友；我找到了他曾約會過的兩三個拉德克利夫學院的女孩子。但並沒有太多收穫。所有我見過的人中間，只有一個人提供的情況有點意思。那人叫保羅·希夫，就是他的父親介紹范肖去油輪打工的。希夫現在是韋斯特切斯特縣的兒科醫生，我們在他的辦公室里聊到很晚。我喜歡他所表現出來的真誠（此人短小精悍，頭髮稀薄，眼神堅定，嗓音柔和悠揚），他滔滔不絕地說著，不必提示他說什麼。范肖曾是他生活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他非常懷念他們的友誼。「我是一個用功的男孩，」他說，「我很努力、聽話，沒有太多的想象力。范肖不像我們其他人這樣被哈佛嚇倒了，我對此感到嘆服。他比我們所有人讀的書都多——更像是詩人、哲學家、小說家——但學校那些事似乎讓他很厭倦。他不在乎成績，缺課很多，一貫我行我素。一年級時，我們住在同一個寢室，不知怎麼地，他選了我做他的朋友。從那以後，我就一直就跟在他後邊。范肖對每件事情都有許多想法，我覺得我從他那裡學到的要比從任何課堂上學到的都要多。這是一起嚴重的個人崇拜，我想——但是范肖幫過我，我不會忘記這一點。是他教會了我獨立思考，作出自己的選擇。如果不是他，我可能永遠不會成為一個醫生。我轉到了醫學院讀預科，是因為他勸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至今仍對此感激不盡。

這是我得到的最明晰的說法。油輪上的海員們也說到一些事，但基本上沒有我用得上的。比如說，奧蒂斯·斯瑪特，記得范肖替他寫的情書。我在巴吞魯日和他通上電話后，他就開始大談特談那些情書，甚至還引用了范肖編的一些詞句（「我親愛的光芒閃爍的小腳趾」「我的扁南瓜女人」「我那迷得七顛八倒的淘氣包」，等等），一邊說一邊笑。最該死的是，他說，那名叫蘇-安妮的女人在跟他魚雁往來的那段時間里，一直在跟別人鬼混，他返鄉那天，她就對他宣布說她要嫁人了。「就像，」斯瑪特又說，「我去年在老家偶然碰見蘇-安妮時一樣，她現在得有三百磅了。看上去完全是一個肥嘟嘟的卡通女人——穿著橘黃色緊身褲在街上大搖大擺地走，一大堆半大小子跟在她後邊起鬨。我見了這樣子就大笑起來，真的——想想那些信吧。范肖那小子真是把我玩慘了。一想起他就會想起他給我編的這種詞，笑得我像只猴子似地直打滾。這事情可真是太糟糕了。真不想承認那小夥子這麼年輕就咽氣了。」

在索菲看來，問題出在要寫的這本書上。只要我停止寫作，生活就會變得正常起來。她認為，我太草率了。接下這個項目是個錯誤，我不必拒不承認這一點。當然，她是對的，但我卻一直在反駁她：我已經承諾要寫這本書了，我都簽過合同了，這時候撒手不幹太不光彩了。我沒有告訴她的是，我早就不想寫這本書了。現在對我來說，這本書的存在價值就是幫我接近范肖而已，除此之外都與本書無關。這事已經變成了私事，跟寫作毫無關係。為這部傳記所做的一切調查，我從他的經歷中挖掘出來的一切事實，這些看似是為了寫這本書而做的一切工作——所有這一切，都只是我用來尋找他的手段。可憐的索菲。她對我要做的事一無所知——因為我嘴上說的跟我實際著手做的事情並無二致。我在把一個人一生的故事拼湊起來。我採集各種信息，收集相關的姓名、地址、日期，製作一份生平大事年表。我為什麼非要這麼做，這一點至今仍讓我感到困惑。每一件事情都被簡化成了一種衝九_九_藏_書動：找到范肖，和他對話，最後一次與他當面對質。但我永遠也沒法想象比這更進一步的事情了，永遠不可能想象我期望通過見這一面實現什麼。范肖在信上說他會殺了我，但這個威脅嚇不倒我。我知道我必須找到他——在找到他之前，什麼都無法解決。這是既定的事實，第一準則，神秘的信念：我承認這一點，只是懶得去多想。

「現在就打電話。趁我們還沒有改變主意。」

索菲一臉疑惑地看著我。「你什麼都不明白，是不是？」她說。然後，她站了起來，眼淚終於流下來了——孩童般的眼淚，直刷刷地從她臉頰上淌下來，她好像沒有意識到似的，「我沒法再和你對話了。你總是聽不明白我說的是什麼。」

說到底，我想自己並不是真的想殺死他。范肖太太帶給我的那種謀殺的幻象沒有持續多久，至少沒有停留在有意識的層面。時不時會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鏡頭在我腦子裡閃過——我扭住范肖，刺中了他，開槍擊中了他的心臟——但多年來，也有別人在我心裏被這麼幹掉了，只是我沒怎麼留意他們。奇怪的也許不是我想幹掉范肖，而是有時我會想象是他希望我去殺了他。這樣的情形只出現過一兩次——是在神志極為清醒的時刻出現的——我可以確信，這才是他寫那封信的真實意圖。范肖在等著我。他挑選了我來做他的劊子手，他知道他大可放心地讓我來完成這份差事。可這恰好是我不想這麼做的原因。必須瓦解范肖的力量，而非任其擺布。關鍵是要向他證明，我不再在乎了——這就是問題的根本所在：把他當作一個死人，即使他還活著。但在我向范肖證明之前，我得先向自己證明，但我需要去證實這件事的這一事實，恰好證明了我依然相當在乎他。對我來說，順其自然還不夠。我必須攪動局勢，將事情引入絕境。因為我仍在懷疑自己，所以我需要鋌而走險，用最大的危險來考驗自己。幹掉范肖毫無意義。關鍵是要找到活的他——然後，把他活生生地甩開。

「我忍不住要這樣說。你好像已經消失了。我有時覺得我能看到你正在從我眼皮底下消失。」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親愛的。我太害怕會失去你了。真要這樣，我可受不了。」

接下來的那些信也是這一路的，間接提到一堆人名和各種各樣的職業。我估計范肖在船上掙的錢供他花了大約一年，之後他就又得努力賺錢了。有一個時期，他似乎翻譯了一系列藝術類著作；還有一段時間，有證據表明他在給幾個中學生教英語；有一個夏天，他在《紐約時報》駐巴黎辦事處當大夜班的總機接線生（別的不說，那至少表明他的法語已經很流利了）；然後進入了一個有點古怪的階段，其間他斷斷續續地給一個電影製片人打工——修改電影腳本、翻譯資料、草擬劇本梗概。雖說范肖的作品中幾乎沒有留下任何自傳性的指涉，但我相信，他在那部《永無之鄉》里所描寫的某些事情也許可以追溯到最後這段經歷（第七章中蒙太格的家；第三十章里弗萊德的夢）。「這個人的古怪之處在於，」范肖寫道（那封信中他說起這個電影製片人），「跟有錢人做生意時近乎犯罪（心狠手辣，連蒙帶騙），但同時，對那些時運不濟的倒霉蛋倒挺和善。欠他錢的人不但很少被起訴或是送上法庭——還有機會為他干點活抵消債務。比如說，他那個司機，是個窮困潦倒的侯爵，開著一輛白色賓士車到處跑。還有一個老男爵，除了複印文件什麼也不用干。每次我去他那幢房子里交稿，總有某個新來的男侍站在牆角，某個衰老的貴族躲在窗帘後面，某個優雅的金融家充當信童。什麼都不會浪費。上個月，住在六樓女僕房間的那位前導演自殺了，我繼承了他那件大衣——後來就一直穿在身上。那件黑色的長大衣幾乎拖到我的腳踝，看著像一個間諜。」

「這些東西你打算怎麼處理？」我坐到床上，等她回答，但她什麼也沒說。「你想怎麼處理這些東西，索菲？」

「可你也贊成我做這事。是你要我寫這本書的。」

「你想怎麼處理？我們今天就打電話叫救世軍來好了。」我說。

歸根結底，我想，是方法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范肖的事我該知道的都知道了。但所有這些並沒有給我帶來任何突破性的啟示，也沒有推翻我對范肖固有的了解。或者不妨換個說法：這個我了解的范肖並不是我要尋找的那個范肖。肯定是在什麼地方發生了一種斷裂，一種突然的、難以理解的斷裂——我從各種不同的訪談對象那裡得到的回答都不能說明這個問題。到最後，他們那些說法只不過是在證實已發生的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范肖如何友善啦，范肖如何殘忍啦——那些陳年舊事我早已爛熟於心。我要找尋的是某種不同的東西，甚至我都不可能想象得到的東西：完全非理性的行為，根本不符合個性的事情，與范肖失蹤前的每一件事情都矛盾的東西。我一直試圖躍入那個未知之境，可是每一次著陸時，都發現自己仍是落在本土，四周環繞著最熟悉的事物。

我又問。

「所有這一切，」她說著兩手還在衣服堆里扒拉著，「范肖和他那些盒子。」

除了去愛爾蘭（都柏林、科克、利默里克、斯萊戈）那三個星期的旅行，范肖似乎總是待在同一個地方。《黑暗降臨》的最後一稿是他到巴黎后的第二年裡完成的；《奇迹》寫于第三年，其間還寫了四五十首短詩。所有這一切都很容易確定——因為范肖在這期間養成了註明寫作日期的習慣。他離開巴黎搬到鄉下的確切時間尚未弄清，但我相信那應該是1971年6月到9月間的某個日子。那段ｒead.９9ｃｓｗ•ｃｏｍ時間里來信漸漸變少了，甚至筆記本上也只是草草列出了他正在閱讀的書籍（雷利的《世界史》和《卡韋薩·德巴卡歷險記》）。但是，等到他在鄉間別墅安頓下來以後，倒是相當詳盡地記述了他是怎麼去的那裡。那些細節本身並不重要，但非常關鍵的一件事情浮現了出來：住在法國時，范肖沒有隱藏他是一個作家的事實。他的朋友都知道他是幹什麼的，如果有什麼秘密的話，那也只是對他的家庭而言。他這回肯定是疏忽了——在所有這些信件中僅有這一次他泄露了自己的蹤跡。「戴德蒙夫婦是我在巴黎認識的一對美國夫婦，」他寫道，「他們明年不能去自己家的鄉間別墅住了（他們要去日本）。因為那地方曾被小偷光顧過一兩次，所以他們不想讓那房子空著——於是給了我一份看管房子的差事。不僅免房租，我還可以使用他們的汽車，而且還能拿點薪水（如果我省著點花就足以維生了）。真是走運了。他們說寧願付我薪水讓我在這房子里寫一年東西，也不願意租給一個陌生人。」也許，這不過是小小的一個細節，可我偶然在信里看到這一段時，精神大為振奮。范肖短暫地放鬆了警惕——如果這種事情發生過一次，就沒理由覺得它不會再次發生。

「你說『如果』是什麼意思？」

「我盡了最大的努力，索菲。」

「什麼夠了？」我問。我站在床那一頭，看著她的背脊。

「我會打的。不過，我們先得把盒子打開來，整理一下裏面的東西。」

就像紐約所有的公寓樓一樣，房間里能擱東西的地方實在有限，我們好像已經把所有的角落都塞得滿滿當當了。卧室里那個壁櫥也許還能有點指望，但裡邊地上早已堆滿了紙盒——三個深的，兩個高的，四個寬的——上邊的擱架也沒有空地方了。這些紙箱里裝的都是范肖的物品（衣服、書和其他一些零碎東西），從我們搬進來起就一直擱在那裡。當索菲清理她的舊房子時，我倆都不知該怎麼處理這些東西才好。我們不想讓自己的新生活困在對范肖的回憶中，可是把這些玩意扔掉似乎又不妥。裝進紙盒裡算是一種折中辦法，後來我們似乎把這些東西給忘了。它們成了家庭景觀的一部分——就像是起居室地毯下開裂的地板，就像是我們床頭上方牆上的裂紋——在日常生活的流動中是不可見的。現在，當索菲打開壁櫥門朝裏面一看，她的心情陡然大變。

「去巴黎？」

至於范肖的私人生活，只有一點最模糊不清的線索。他偶然提到過一次晚宴聚會，描述過一個畫家工作室，不經意地提到過一兩次一個叫安妮的名字——但它們之間是什麼性質的關係卻讓人一頭霧水。然而，這些正是我用得著的東西。通過展開必要的查訪，四處問足夠多的問題，我想自己最終總能把那些人找到。

「這正是我擔心的。」

「不，你沒有。你以為你是這樣，可其實沒有。你難道沒看清嗎？你在讓他起死回生。」

「我在寫書啊。僅此而已——不過是一本書。但如果我不認真對待這事，怎麼能夠完成它呢？」

但總的來說，這些信件基本上用的都是比較詼諧的語氣（「叫我雷德本」，有一封信是這樣開頭的），看到最後讓人有一種感覺，那就是范肖成功地向自己證明了某些事情。這條船不過是一個擋箭牌，一個隨機選取的異鄉，一種測試自己應對未知事物能力的方式。就像所有的入會儀式一樣，生存下來本身就是勝利。他的起步條件也許並非有利——哈佛教育，中產家庭背景——到頭來他卻把這些都轉化成了自己的優勢，到了航程的最後，他已經成了船員們眼裡的智者，不再是「小子」，而是「教授」，成了船上仲裁紛爭的權威（誰是第二十三屆美國總統，佛羅里達的人口是多少，誰是1947年「巨人隊」左路的外野手），而且大家經常向他諮詢一些頗費腦筋的事情。船員們請他幫著填寫那些官方印發的表格（稅務報表、保險問卷、事故報告），甚至有人還請他代寫家信（其中一個叫奧蒂斯·斯瑪特的傢伙，他替他寫過十七封情書，寄給住在路易斯安那州迪多的女朋友蘇-安妮）。關鍵不在於范肖成了眾人矚目的中心，而是他想辦法融入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畢竟，真正的考驗是要成為和其他人一樣的人。一旦做到了這一點，他就不必再把自己的與眾不同當成一個問題了。他解脫了——不僅擺脫了別人，也擺脫了他自己。最終可以證實的一點是，我想，離開那艘船時，他沒有向任何一個人道別。一天夜裡，他在查爾斯頓結束了這一切，從船長那裡把工錢結了，然後就消失了。兩星期後，他到了巴黎。

「事情就快結束了，我保證。這趟旅程是最後一步了。」

「但我還是不放心。如果事情這樣發展下去。我就要失去你了。」

「二年級讀到一半，范肖告訴我他要退學。我一點也不吃驚。坎布里奇對范肖來說不是一個合適的地方，我知道他一直焦慮不安，一心想要離開。我跟我父親說了這事，他和海員工會有些關係，便為范肖在船上找了個工作。整個安排非常周密，范肖很快辦妥了所有的證明，幾個星期後就離開了。我只接到過幾次他的消息——各地的明信片。嗨，你好嗎，諸如此類的話。這並沒有讓我不開心，我很高興能為他做些事情。但後來，所有的好感都成了對我的迎頭痛擊。大約四年前的一天，我在市區走過第五大道時，遇見了范肖，就在那條街上。看見他我真是高興壞了，簡直是又驚又喜，可他幾乎連話都不肯和我說。好像他已經忘了我這個人。非常生硬，近乎粗魯。我只好把自己的地址和電話硬塞到他手裡。他答應會來電話，但當然根本就ｈtｔｐs://reａd.９9csｗ.cｏｍ沒打過。我可以告訴你，我很受傷。這狗娘養的，我對自己說，他以為他是誰啊？他甚至都沒告訴我他在幹什麼——避開了我的問話就匆匆走開了。大學時代到此為止了，我想。友誼到此為止了。我的嘴巴苦澀得要命。去年，我妻子買了他的一本書作為生日禮物送給我。我知道這很幼稚，但我根本沒有勇氣打開它。就擺在書架上積灰。很奇怪，不是嗎？每個人都說那是一部傑作，但我一眼都不想看。」

她轉過身面對我，我看見她眼睛里噙著淚花。「如果這壁櫥不能用的話那要它幹嗎？」她問道，她的聲音在顫抖，有點失控了，「我是說他已經死了，不是嗎？如果他已經死了，為什麼我們還要留著這些東西……這些」——她打著手勢在找合適的詞——「垃圾。這就像是跟一具屍體生活在一起。」

「到時候就知道了。我不知道會怎麼樣，直到結果出現才知道。」

「去巴黎。我們三個一起去。」

「就是這意思。『如果』就是『如果你回來的話』。」

「衣服可以這麼處理，」我說，「可那些書籍我想留一下。我一直想列出一個書單，我還得看看那些書上的批註。給我半個小時就行了。」

「你錯了。我們就要走到頭了，親愛的，你甚至都不知道。你就要消失了，我再也見不到你了。」

「夠了！」她說著，蹲倒在壁櫥前。她一把推開掛在那些紙盒上方的衣服，撥開衣架，惱火地挪走窩成一團的衣物。這陣猝然的怒火，似乎是沖她自己而不是朝我而來的。

「胡思亂想。」

我走得越遠，可能性就越小。這也許不是壞事，我說不上來。至少我知道，每失敗一次，要探尋的地方就減少了一處。幾個月過去了，我都不願意承認有那麼長時間了。2月和3月的大部分時間，我都在尋找奎因，就是曾為索菲工作過的那個私家偵探。奇怪的是，我一點都找不到他的蹤影。他好像不在這一行里混了——不在紐約，也不在其他任何地方。有一陣我查驗了一些無主屍體的報告，問過一些在市政停屍所幹活的人，還試圖找過他的家人——但一無所獲。萬不得已，我都想僱用另外一個私家偵探去找他了，但想想還是拉倒了。眼下這一個失蹤者已經夠我忙活的了，我想。後來，一點一點地，我把所有可能的地方都找遍了。到了4月中旬，只剩下最後一處了。我等了幾天，期望著會有好運降臨，但什麼也沒有發生。於是在21日早上，我終於走進了一家旅行社，訂了一張去巴黎的機票。

寫給艾倫的信都很有用。這些信不像那些充滿玄思卻毫無細節的筆記本，一封封都寫得非常具體。我感到范肖竭力要使妹妹開心，他講了各種有趣的事來娛樂她，所以其中的筆墨也遠比其他文稿更個人化。比如，這裏經常提到的人名——大學里的朋友，船上的同事，還有他在法國認識的人。而且雖然信封上沒有回信地址，但信中還是提及了許多地名：貝敦、科珀斯克里斯蒂、查爾斯頓、巴吞魯日、坦帕，乃至巴黎周邊的一些地名，還有法國南部的一個村莊。這些信息足夠讓我邁出第一步了，我待在房間里，花了幾個星期列出了路線圖，人名與地名、地名與時間、時間與人名，都逐一對應起來，畫出地圖和日程表，查詢地址，寫信。我搜尋著線索，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希望也絕不放過。我的假設是，范肖在其活動路線中肯定有過疏漏——有人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有過去認識的人後來見過他。這種想法還不能確證是否有效，但這似乎是我著手調查的唯一路徑。

我收到了幾十份類似的陳述——不管是來信，電話里的交談，還是面對面的採訪。搞了幾個月，手裡的材料每一天都在增加，簡直是在以幾何級數增加，衍生出越來越多的交際網，一連串的交互關係最後竟成了獨立的生命。這是一個渴望無限膨脹的有機體，最後我發現沒有什麼能阻止它擴張成世界本身。一個生命和另一個相關，然後反過來又跟其他的生命有聯繫，很快這種鏈接就成了剪不斷理還亂的無窮無盡的關聯。我聽說了路易斯安那州一個小鎮上的胖女人；我聽說了一個手指上紋了字母、名字狗屁不通的瘋狂的種族主義者；我聽說了幾十個以前從沒聽說過的人，而每一個人都是范肖生活的一部分。那當然也好，也許，你可以說這麼多材料證明我已達到了某種成功。畢竟，我是一個偵探，我的工作就是要找出線索。面對成千上萬隨機的信息，指向的成千上萬條錯誤的路徑，我必須找出一條能夠引領我直抵目標的路徑。到目前為止，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我還沒有找到。他們這些年都沒有見過范肖，也沒有聽說過他的消息，沒法懷疑他們告訴我的每一件事情，也沒有對他們每個人進行調查，我只能假定他們說的都是真話。

我們看到，那次在哈特勒斯角經過一夜風暴折騰后，第二天早上范肖是怎麼伺候船長那頓早餐的：范肖斟上葡萄汁，端上炒雞蛋，往盤子里擺了烤麵包，把盤子包在錫紙里，然後再用毛巾裹上，希望走到通往駕駛台的艦橋上時這盤子別被刮進水裡（因為風速保持在每小時七十英里）；范肖爬上舷梯，剛跨出第一步，突然一陣狂風襲來，颳得他腳尖打轉——這股強勁的風從盤子底下吹過來，把他兩條胳膊向上托起，一直扯過頭頂，當時那架勢就像是抓著一架原始的飛行器，正要把自己投放到水面上；范肖使出吃奶的勁兒才端住盤子，最後好不容易把它扳回來穩穩地端在胸口，盤子倒是奇迹般的沒有滑落，然後他繼續費力地一步步往上攀去，走到艦橋那塊地方，在四周呼嘯的狂風中就像是一個不起眼的侏儒；也不知過了多長時間，他才走到艦橋那頭，走進駕駛室，瞧見胖胖的船長正站在舵輪後面，他說：「船長，你的早餐來了。」那舵手轉過腦袋，賞識地瞟了他一眼，心不在焉地說：「謝謝，小夥子，就擱在桌上吧。」

「不，我希望馬上把所有的東西都清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