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愁苦的心緒附著在飄忽不定的形象（雨、煙圈……）上，在作者營造的詩意濃厚的氛圍里「纏」得我們難受。第二，引進詩的節奏。第四章的寫「憶」和第六章的寫「夢」，雖然前者標點分明，後者乾脆連標點也省去，但它們一樣使我們想起詩，想起卞之琳的《還鄉》，想起屈原、李白雄奇的詩句……車轆滾滾、想象駸駸的節奏，彷彿把我們帶到動蕩的時空、超凡的景象里。第三，引進詩的遣詞造句。適當的例子俯拾皆是，姑且引列兩句如下：

「文字之於小說，一若顏色之於繪畫。如果小說家不能像詩人那樣駕馭文字的話，小說不但會喪失『藝術之王』的地位，而且會縮短小說藝術的生命。」在論文《小說會不會死亡？》中，劉先生曾做出如許忠告，而他自己，原來早就在創作實踐中這樣去做了。他真不愧是小說藝術先行的九_九_藏_書革新家。

《酒徒》是意識流小說。技巧有所借鑒，自在所難免，關於這一點，已有不少評論提及，茲不贅述；筆者要說的是，劉先生在借重意識流這一敘述語言時，那具體的寫法卻是他自己的。上文提到的情節的單線發展以及人物圍繞著「我」逐一牽出又交叉活動的靈活布局固是本書特點，但更重要的特點在於：把詩引進了小說。劉先生在接受某報記者訪問時，提到小說與詩結合的問題，他說：「詩體小說不是新的東西，不過，這條道路仍可開闊，仍可伸展。……小說和詩結合可以產生一些優美的作品。……詩和小說結合起來，可以使小說獲得新的力量。小說家走這條路子，說不定會到達新境界。」《酒徒》在這方面的表現，我以為主要是下列三方面：第一，引進詩的意境。例如：全書開頭，這樣寫下了「我」的百無聊賴和失意：

長篇名作《酒徒》是一個明顯的例證。這是作者「娛樂自己」的作品較早結集的一部。它寫的是「一個因處於這個苦悶時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識分子怎樣用自我虐待的方式去求取繼續生存」的故事。小說沒有離奇曲折的情節，也不設令人血脈賁張的高潮，作者通過書中的「我」——這個戒不了酒的酒徒在醉與醒之間的浮沉，在一步一步淪落為不可救藥的「多餘者」過程中的掙扎，一個個帶出了我們這個拜金社會滋生出來的那些「特定人物」。這當中有勢利女人張麗麗、早熟放蕩的少女司馬莉、被侮辱與被損害者楊露、渴望愛情的包租婆、卑鄙的文化騙子莫雨、熱情很高能力不足的文藝「傻子」麥荷門……這些人物的交叉活動，都帶著他們各自身份的特色，增加了作品背景的繁複和立體感，使故事的單線進行照樣吸引了讀者的興趣。「我」對他們或厭或同情的態度，恰好反映了作者的憎與愛、絕望與理想。這樣說，最主要的依據是：酒徒身上借有作者較多經驗，特rｅａｄ•99ｃｓｗ•com別是在對價值的判斷上，這一點尤為明顯。但這絕不意味著筆者同意有些論者的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酒徒就是作者本人的寫照。因為正如劉先生在接受訪問時所指出的：「一個寫得成功的小說人物，絕不是因為他是作者自己，而是因為很多人都可以從中找到他們的影子。」質言之，酒徒是一個典型，一個商品社會裡除卻編寫旁無專長、善心未泯但意志薄弱，因而始終逃不脫「謀求稻粱身不由己」這一悲慘命運的職業作家的典型。他的出現，從本質上映現了銅臭熏天的社會對正派文學藝術排斥、摧殘的事實。《酒徒》在這個意義上講，不啻是了解社會的一面鏡子。評論界所以將它看作是香港文學代表作之一，我以為這是一大原因。作為作者直接表達一己對某些問題深思熟慮的意見的宣洩口，和一切成功作品一樣，《酒徒》還完成了作者賦予的另一個使命，這就是：想了解劉先生對一系列文藝問題的見解，從而把握他的文藝觀的讀者，不應忽視這本書的重要性。以往的評論對此似乎注意得不夠，然而，我們清楚地看到：一方面是「我」主觀堅守著自己正派的文藝主張；另一方面，現實屢次表明它遠非ｒeａｄ.99cｓw•com發展正派文藝事業的沃土，生活一再地迫使「我」屈服，寫些不願意寫的東西。這一輪廓，和劉先生的經歷頗為相似。不僅輪廓，小說中「我」對許多文藝問題的論述，也幾乎都是作者一貫的看法。最為人熟知的如：對「五四」以來小說創作的估價，對這個時代不能產生偉大作品原因的探究（以上見第五章），對充斥新聞報紙上的武俠小說的反感（書中流露多次），對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生命力的懷疑（見第十二章），對今後文藝工作者應走路向的建議（見第二十三章）等。現實和理想不可調和的矛盾，致使「我」將醉鄉當作逋逃藪，在那裡尋找短暫的「超脫」。作者以「酒後失言」的方式減輕「我」的苦悶，卻暗示讀者，那「失言」句句是「真言」。我們在讀《酒徒》時，對此，不能不加以特別的注意。劉先生在設計這個方式時，我相信心情一定相當沉重，唯其如此，上述那悲劇性的無法諧調的矛盾才一樣沉重地壓在我們心上，《酒徒》所以被公認為嚴肅的傑作，不是偶然的。

英國作家亨利·詹姆斯認為：「小說必須嚴肅地對待自己，才能讓公眾嚴肅對待它。」劉先生一九六二年十月寫《酒徒》初版序時，所以要ｈtｔｐｓ://ｒｅad.９9csｗ.coｍ在文末意味深長地申明：「這些年來，為了生活，我一直在『娛樂別人』；如今也想『娛樂自己』了」，我想，那主導思想除了「寫『行貨』寫到膩煩時，總想寫些嚴肅的東西作為對自己的一種補償」外，更重要的也許就是他與詹姆斯有相似的見識。實際上，劉先生決定排除萬難、用筆來「娛樂自己」時，公道的文藝之神已經和公眾一道，感受到了他正直的藝術良心散放的馨香、閃射的光熱，欣然將一席真正的作家的座位標上了他的名字。並非所有寫慣「行貨」的人都能夠這樣來自我補償的，這裡有一個最基本的條件，就是：作家要有對他所「心嚮往之」的崇高藝術目標的執著，對他美學理想的責任感；當然，他也斷不能缺少才具。劉先生用自己的辛勤創作，一再證明：他具備了上述所有條件，因而，他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是實至名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