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開創「新紅學」
他們當年為此曾有頻繁的書信往來,後由趙肖甫輯為《考證紅樓夢三家書簡》,連載於1943年至1944年上海淪陷時期文化界印行的《學術界》雜誌。分2編:上編為胡適與顧頡剛的通信,共27封;下編為胡適與俞平伯的通信,共登出17封,似未完。1943年8月《學術界》開始刊登這些書信時,有編者的按語,錄如下:
②「脂硯齋」是何人?與曹雪芹是什麼關係?近人看法頗多歧異。胡適的說法也前後不一,拿不定把握。最初,他認為:脂硯齋是同雪芹很親近的「同族的親屬」,或「親信朋友」;後來又說,「脂硯齋即是那位愛吃胭脂的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到了晚年,胡適又回到了原先的看法,說脂硯齋是曹雪芹的「最親信的朋友」。
敬亭(按,清宗室敦誠字)……嘗為《琵琶亭傳奇》一折,曹雪芹()題句有雲:「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雪芹為楝亭通政孫,平生為詩,大概如此,竟坎坷以終。敬亭挽雪芹詩有「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之句。⑩
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開創「新紅學」(1)
魏紹昌的《紅樓夢版本小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列有「《紅樓夢》版本簡表」,共三表,表一為「脂本」,列至今所發現的脂本共12種。讀者可以參看。
壬子是乾隆五十八年(1792)年,百廿回的《紅樓夢》已有刻本。可以肯定高鶚續作《紅樓夢》是在他中進士之前。胡適當時並未見到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但他自藏的《紅樓夢》程乙本,有高鶚的一篇序,寫于乾隆辛亥(1791)年。據此,胡適斷定他續補《紅樓夢》「工既竣」的時候,尚未中進士,處在「閑且憊矣」的境況。正因為如此,他才與曹雪芹的蕭條之感大致相通,續作的后40回也就能基本上貫徹曹雪芹的創作意圖,寫成了一個大悲劇的結束。胡適對此大加讚賞,說:
⑥袁枚《隨園詩話》卷二,有一條記雲:
張問陶(船山)的《贈高蘭墅鶚同年》一詩,作于嘉慶六年(辛酉,1801)九月,題下有注云:「傳奇《紅樓夢》80回以後,俱蘭墅所補。」詩云:
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開創「新紅學」(4)
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遂出了重價把此書買了。
無疑了。至於別的人們,則早在冊子里一一註定,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是問題的結束,不是問題的開頭。讀者即小有不安,也終於奈何不得。然而後來或續或改,非借屍還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當場團圓」,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癮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騙局,還不甘心,定須閉眼胡說一通而後快。赫克爾(E.Haeckel)說過:人和人之差,有時比類人猿和原人之差還遠。我們將《紅樓夢》的續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較,就會承認這話大概是確實的。(《魯迅全集》第1卷第239頁)
其補《紅樓夢》當在乾隆辛亥時,未成進士,「閑且憊矣」,故於雪芹蕭條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則與所謂「暮年之人,貧病交攻,漸漸的露出那下世光景來」(戚本第一回)者又絕異。是以續書雖亦悲涼,而賈氏終於「蘭桂齊芳」
⑤《紅樓夢考證》1921年3月初稿,載同年5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初排本《紅樓夢》。同年11月改定稿,載1922年5月亞東初排本《紅樓夢》再版;並收入《胡適文存》,亞東圖書館1921年12月出版。引文據1926年8月9版,卷三,第185頁。
魯迅的這些看法,與胡適的觀點可以相參看。
這條材料實在重要,由此得知曹雪芹名,是曹寅的孫子。胡適查得此條,否定了袁枚的誤記,也推翻了自己原來的許多假設,卻使他感到「狂喜」不已。
1921年3月,他作《紅樓夢考證》初稿時,對曹氏的家世也知之甚少。他也相信袁枚的話,以曹寅為曹雪芹之父。4月間,他在學生顧頡剛、俞平伯的幫助下,⑦查得了《江南通志》、《八旗氏族通譜》、《曹楝亭全集》等許多材料,得知曹家祖孫三代四人,相繼都九-九-藏-書做「江寧織造」,長達58年,在任上辦過四次接駕(招待皇帝)的闊差事,正是「天恩祖德,錦衣紈」,榮華富貴極了,與《紅樓夢》描寫的賈府頗相符合。而對袁枚的話也開始有所懷疑,但仍疑信,以為曹寅是「老年得子」,故對雪芹「寵愛之極」,取名字也搞點特殊化。⑧
俞平伯《讀紅樓夢隨筆》,原載香港《大公報》,1954年1月1日至4月25日;轉引自華東作家協會資料室編《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1954年12月印行)第1輯,第27頁。
《胡適口述自傳》關於「新紅學的誕生」一節,有唐德剛先生的一段按語,說「適之先生始終認為『脂硯齋』是作者曹雪芹本人」(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頁)。這話自然是未曾細檢胡適論《紅樓夢》諸文所致。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里,說到高鶚續書,也說:
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
轉引自郭豫適《紅樓夢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45頁。
據乾隆年間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記述關於《紅樓夢》流傳的情況:
但是,另一方面,「自敘傳」說,在「底本」與「影子」說法的基礎上,又將真理往前跨了半步,把藝術典型等同於生活原型,將作品中的人物與曹家一一比附,說:
在過去20餘年考證《紅樓夢》的工作中,胡適之顧頡剛俞平伯三位先生,自居於極重要的地位。這三個人,于考證工作進行之際,相互討論商榷,極為密切。其間書翰往還,數不在少。我們可在這些書翰中,見出三家治學論證的方法,其重要性,有過於考證之結果者。茲由趙肖甫先生搜集三家討論《紅樓夢》書札,檢付本刊,以饗讀者,實深欣幸。(《學術界》第1卷第1期。)
①從1921年的《紅樓夢考證》始,到1962年2月逝世前四日寫的《紅樓夢問題最後一信》止,胡適一生共寫有關《紅樓夢》的考證研究文章書信,共約15篇,計10萬余字,差不多佔了他的小說考證文字的四分之一。他所開創的新紅學派在紅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更是客觀存在的不可抹煞的事實。
④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中,說到他的「三法推求」:
而在《紅樓夢》版本史上,甲戌本更佔有一個重要的位置。胡適對此本作了一番整理和研究之後,發表了《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篇長文。其他研究者也相繼運用甲戌本的材料獲得新成果。從此,研究《紅樓夢》的人都漸漸看到了舊抄本的重要,也開始懂得怎樣識別舊抄「原本」了。後來,又陸續發現了「庚辰本」
他寫司棋之死,寫鴛鴦之死,寫妙玉的遭劫,寫鳳姐的死,寫襲人的嫁,都是很有精彩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這些人都寫作悲劇的下場。還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鶚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寶玉出家,作一個大悲劇的結束,打破中國小說的團圓迷信。這一點悲劇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
去年(1927)我從海外歸來,便接著一封信,說有一部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願讓給我。我以為「重評」的《石頭記》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當時竟沒有回信。不久,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藏書的人把此書送到店裡來,轉交給我看。
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明我齋讀而羡之。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艷。我齋題雲: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
這個「自敘傳」說,是新紅學派的一個根本性觀念。初提出來的時候,讀者囿於舊說,多不大信服。經過胡適與顧頡剛、俞平伯諸人艱苦深入的考證,搜集了大量實際可靠的材料,考定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確與書中的賈府寶玉「絕似」,也符合《紅樓夢》開卷的「作者自雲」及「石頭」所說的一番話;而書中所描寫的生活和人物,也確有曹雪芹及其家庭的影子。因此,對於索隱派牽強附會九*九*藏*書的各種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魯迅當年在北京大學講「中國小說史」,便屢引胡適的考證,來批駁索隱派的謬說,並充分肯定胡適的「自敘傳」說,指出:
,家業復起,殊不類茫茫白地,真成乾淨者矣。(《魯迅全集》第9卷第237頁)
在《論睜了眼看》一文中,又說道:
乾隆庚戌秋,楊畹耕語余雲:「雁隅以重價購抄本兩部,一為《石頭記》80回,一為《紅樓夢》百廿回,微有異同,愛不釋手,監臨省試,必攜帶入闈,閩中傳為佳話。」時始聞《紅樓夢》之名,而未得見也。壬子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茲苕估以新刻本來,方閱其全。
《紅樓夢》原名《石頭記》。從清朝乾隆中葉(18世紀60年代)《石頭記》抄本問世開始,便有與曹雪芹同時的「脂硯齋」②評閱批點;到本世紀20年代初,約一百六七十年間,許多人喜愛評點和考證《紅樓夢》,以致形成了一種專門的所謂「紅學」,後來一般人稱之為「舊紅學」,以區別於胡適一派的「新紅學」。這種舊紅學,有的保存了著者曹雪芹及《紅樓夢》創作情況的一些重要材料或線索,有的包含著很有見地的評論與賞析;但大多是主觀的臆想與附會。例如,舊紅學中影響很大的索隱派,以穿鑿附會、煩瑣考證的方法,探索《紅樓夢》所「隱」的是何人何事:有的說是寫清世祖與董鄂妃的故事;有的說是寫納蘭成德家事;有的說是「康熙朝的政治小說」。雖然具體說法不一,卻都陷入了主觀唯心主義的迷宮。試以蔡元培先生的《石頭記索隱》③為例,開卷即說:
《紅樓夢》里的賈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襲爵,也是員外郎。這三層都與曹相合。故我們可以認賈政即是曹;因此,賈寶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之子,這一層更容易明白了。(《胡適文存》卷三,第224頁)
胡適關於《紅樓夢》是作者的「自敘傳」說,多年來影響很大,或讚揚、吹噓,或批判、打倒,各走極端,都不符合實際,都不公允。我們應該作一點歷史的分析。一方面,胡適在考得曹雪芹「半生經歷,絕似石頭」(魯迅語)以後,才得出結論說:
(三版注)
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開創「新紅學」(5)
這些書簡多作於1921年4月至9月間,充分說明在用新方法考證《紅樓夢》的初期,他們師生是通力合作的,胡適得到顧頡剛的幫助尤多。
《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見《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年6月3版,卷五,第565頁。
但是,從《紅樓夢》的內容和文字來考察,后40回又有許多地方不符合曹雪芹原定的想法。俞平伯曾舉出幾條,如第31回的回目「因麒麟伏白首雙星」,確是可疑,史湘雲後來似乎應該與賈寶玉做夫婦,但后40回全無照應。胡適很讚賞俞平伯的見解。他自己也舉出小紅的無結果,香菱的好結果,鳳姐的下場,都與前80回里曹雪芹所暗示的創作意圖不相符合。最突出的是賈寶玉的結果,本書開篇明說「一技無成,半生潦倒」,又說「蓬牖茅椽,繩床瓦灶」,豈有「蘭桂齊芳」
然謂《紅樓夢》乃作者自敘,與本書開篇契合者,其說之出實最先,而確定反最後。……迨胡適作考證,乃較然彰明,知曹雪芹實生於榮華,終於苓落,半生經歷,絕似「石頭」,著書西郊,未就而沒;晚出全書,乃高鶚續成之者矣。
近年考證《紅樓夢》的改從作者的生平家世等等客觀方面來研究,自比以前所謂紅學著實得多,無奈又犯了一點過於拘滯的毛病,我從前也犯過的。他們把假的賈府跟真的曹氏並了家,把書中主角寶玉和作者合為一人;這樣,賈氏的世系等於曹氏的家譜,而《石頭記》便等於雪芹的自傳了。這很明顯,有三種的不妥當。第一,失卻小說所以為小說的意義。第二,像這樣處處粘合真人真事,小說恐怕不好寫,更不能寫得read.99csw•com這樣好。第三,作者明說真事隱去,若處處都是真的,即無所謂「真事隱」,不過把真事搬了個家而把真人給換上姓名罷了。
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里的情節。他們並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⑤要真正了解《紅樓夢》,就必須首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而第一個來打破這種《紅樓夢》謎學的,就是胡適。
在尋找作者身世這項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許多學生的幫助。這些學生後來在「紅學」研究上都頗有名氣。其中之一便是後來成名的史學家顧頡剛;另一位便是俞平伯。平伯後來成為文學教授。這些學生——尤其是顧頡剛——他們幫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胡適口述自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243頁)
、「賈家延世澤」等庸陋之見,分析頗有見地;而且與那時魯迅等一些人士的看法,簡直是不謀而合,或者竟是相謀而合了。
對高鶚的續書,胡適既肯定其核心部分保存的悲劇結局,又批評其「蘭桂齊芳」
所謂「自敘傳」,也就基本上是這「底本」與「影子」的說法,與今天所說的「模特兒」及「生活原型」的意義大致相同,是對生活和藝術關係的正確理解。因為有紮實的事實材料作根據,所以「自敘傳」說便絕非索隱派毫無事實根據的隨意附會所可比擬;而且對批判舊紅學各種牽強附會的謬說,起到了摧陷廓清的作用。
《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敢於實寫的,而那結果也並不壞。無論賈氏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自己,也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這樣闊斗篷的能有幾個,已經是「入聖超凡」
於是,他根據這個假設,比擬引申,以為「紅」影「朱」姓,「石頭」指金陵,以「賈」斥偽朝,以「金陵十二釵」影指仕清的江南名士:林黛玉影朱彝尊,因為絳珠仙子的「珠」與「朱」諧音,黛玉所住瀟湘館比附朱彝尊的號「竹」;王熙鳳影余國柱,因為「王」為「柱」字偏旁之省,「」字俗作「國」,故熙鳳之夫曰「璉」,即二「王」字相連也;史湘雲影陳維崧,因為陳字其年,號迦陵,史湘雲所佩的金麒麟,當是「其」「陵」二字之借音;……諸如此類。蔡先生說,他用的是「三法推求」,「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④其實也完全如胡適所說的是猜笨謎,只不過是很認真的猜笨謎,很認真的煩瑣考證與附會罷了。
這首詩見《船山詩草》卷十六辛癸集。曾由顧頡剛抄出寄給胡適,即《考證紅樓夢三家書簡》上編「三答查得關於高鶚及曹寅的材料書」(1921年4月4日),載上海《學術界》第1卷第1期,1943年8月出版。
《紅樓夢》明明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敘的書。若作者是曹雪芹,那麼,曹雪芹即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即是書里甄賈(真假)兩個寶玉的底本!懂得這個道理,便知書中的賈府與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胡適文存》卷三,第219頁)
無花無酒耐深秋,洒掃雲房且唱酬。
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據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9月2版)
這部乾隆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雖然是只存16回的殘本,卻是至今發現的《紅樓夢》最早的抄本。其中硃筆細評,許多評語是其他本子所沒有的,對於考證曹雪芹的身世和逝世時間,「脂硯齋」與作者的關係,《紅樓夢》成書與修改的經過,及80回以後預定的結構或殘稿情形等,都有較重要的參考價值。
《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至於這種新紅學,是否「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得由紅學專家們來評論。剛好著名紅學家又是新紅學大將的俞平伯先生,曾經有一段評read•99csw.com論,他說:
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
⑦胡適考證《紅樓夢》,曾得顧頡剛俞平伯的幫助。他在口述自傳時也曾說到:
此文原載上海《新月》雜誌第1卷第1號,1928年3月10日出版;后收入《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9月初版。
③《石頭記索隱》,原載1916年《小說月報》第7卷第1至6期,後於1917年9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24篇,清之人情小說」,見《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235至236頁。
之理?而「懸岩撒手」難道就是出家成仙?胡適把這些版本文字上的問題,同續作者高鶚的身世境遇聯繫起來考察,指出:
後來他又得到《八旗詩鈔》(即《熙朝雅頌集》)和《八旗文經》,從敦誠敦敏的贈詩中,得知雪芹晚年貧窮潦倒、縱酒狂歌的境況,及其他許多材料。這年的11月,胡適便寫成《紅樓夢考證》的改定稿,考定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之孫,曹之子,生於極富貴的家庭,身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但後來「大概因虧空得罪」,家被抄沒;《紅樓夢》是他在破產傾家之後的貧困境況下做的,止80回。據此,胡適便得出了《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這一結論,他說:
以探春之名與探花有關,而推為健庵;以寶琴之名,與孔子學琴于師襄之故事有關而推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舉一人,率兼用三法或兩法,有可推證,始質言之。其他若元春之疑為徐元文,寶蟾之疑為翁寶林;則以近於孤證,姑不列入。自以為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9月1版,第69頁)
⑧1921年5月,胡適在天津圖書館查閱《楝亭全集》,于《文鈔》卷中得許多重要材料,可考定曹寅生平、曹家祿田所在及康熙南巡等事,與《紅樓夢》所敘相符。又見《詩別集》卷中,《辛卯三月二十六日聞珍兒殤,書此忍慟,兼示四侄寄東軒詩友》三首之二有「承家望猶子」詩句,以為「曹寅當時年老無子,故曹承繼為後;曹已立為嗣之後,曹寅又生子,此子疑即是雪芹,因為老年得子,寵愛之極,故打破侄輩從『頁』的單名例,而取名『天佑』」。參看《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月1版,上冊,第29~34頁。按,曹是寅之子,非嗣子;其嗣子為曹,是曹寅去世後過繼的,即雪芹的父親。而「天佑」,應為曹之子,非寅子,亦非雪芹。(三版改注)
這就混淆了藝術與生活的界限,否定了藝術典型化的意義,因此也就否定了藝術本身。胡適晚年對《紅樓夢》的思想藝術價值說了一些很不理解的話,恐怕與這一點也是分不開的。
俞先生說的很在理。所謂「自敘傳」說確有它「著實得多」的一面,它是從生平家世等客觀方面考證所得出的結論,基本上符合《紅樓夢》的實際情況,也大致符合文學創造的規律。因此,它與舊紅學索隱派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但是,「自敘傳」說又有偏向,也即「過於拘滯」,以致把藝術與生活混為一談,抹煞了藝術典型化的特點和意義。因而新紅學派雖然搗毀了舊紅學索隱附會的迷宮,後來卻也陷入了以《紅樓夢》附會曹家人事的新迷宮;從舊的主觀唯心主義煩瑣考證的泥淖里爬出來,有時又往往栽進新的主觀唯心主義煩瑣考證的泥坑。胡適後來甚至還把《儒林外史》杜少卿兄弟家世的材料,當作吳敬梓及其家世的材料,塞進了他所撰的《吳敬梓傳》和《吳敬梓年譜》,這就完全混淆了藝術典型與真人真事的界限,「自敘傳」說大約也發展到極至了。
彈指十三年已去,朱衣簾外亦回頭。
俠氣君能空紫塞,艷情人自說紅樓。逶遲把臂如今雨,得失關心此舊遊。
對於續作者高鶚,胡適也結合《紅樓夢》的續書及版本問題,進行了考證。起初,他從俞樾的《小浮梅閑話》里,看到張問陶的《船山詩草》中《贈高蘭墅鶚同年》一詩,有「艷情人自說紅樓」的話,詩題下有注云:「《紅樓夢》80回以後俱蘭墅所補」。又從《郎潛紀聞二筆》得知高鶚後來中了進士。他便去查高鶚的read.99csw•com履歷。那時,他還不知道有歷科《進士題名碑錄》一類的書,便托顧頡剛到國子監去,在那高大如林的許多「進士題名碑」里,居然查找到了:高鶚是鑲黃旗漢軍人,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科進士,殿試第三甲第一名。後來又為「侍讀」、「御史」、「刑科給事中」等官,算是爬上去了的。
康熙間,曹練亭(按,當作楝亭)為江寧織造,每出,擁八騶,必攜書一本,觀玩不輟。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中。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
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存16回,線裝四冊,第1回有「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的話。甲戌是清乾隆十九年(1754)。此本為大興劉銓福舊藏,1927年歸胡適。1949年4月,胡適逃亡美國,便把甲戌本帶到美國去了。1951年,胡適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攝成三套顯微膠捲;1961年5月,胡適在台北「中央印製廠」自印,用朱墨兩色影印,裝四冊,卷首有胡適所撰的「影印緣起」和跋。
……知其所寄託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徵者;三,姓名相關者。於是以湘雲之豪放而推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為蓀友;用第一法也。以寶玉逢魔魘而推為允;以鳳姐哭向金陵而推為余國柱;用第二法也。
因為不識貨,後來,他幾乎錯過了收買脂硯齋甲戌本的好機會。胡適自記這件事的經過說:
胡適曾經宣稱,他考證《紅樓夢》,要「把將來的《紅樓夢》研究引上正當的軌道去: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1921年,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發表,亞東圖書館的新式標點本《紅樓夢》問世,便標志著「新紅學」的正式成立。1923年,又有俞平伯的《紅樓夢辨》一部著作出版,更加強了新紅學的陣勢。於是,新紅學派以注重實際材料的新方法,「作者自敘傳」的新觀點,和「整理過的」《紅樓夢》亞東新版本,對舊紅學發動了全面總攻擊,打破了各種穿鑿附會的《紅樓夢》謎學。從此,胡適派的新紅學便取代了舊紅學的地位,左右《紅樓夢》研究達30餘年,至今在海內外猶有相當影響。
⑨參看《胡適的日記》上冊,第40頁。
《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裏面甄賈兩個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
5月的一天,胡適在京師圖書館翻查《楝亭書目》。有位張中孚先生告訴他,說楊鍾羲的《雪橋詩話》里有關於曹雪芹的事迹。⑨胡適於是向單不廣先生借到《雪橋詩話》及《續集》,果然查得:
、「甲辰本」、「靖藏本」、「楊藏本」等許多種抄本,使《紅樓夢》的版本研究,開了一個新局面。
胡適考證《紅樓夢》,首先向舊紅學挑戰,指出他們都走錯了道路:
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開創「新紅學」(3)
我們平心而論,高鶚補的40回,雖然比不上前80回,也確然有不可埋沒的好處。
對《紅樓夢》的版本,胡適也作過一些考證。他對80回本與百二十回本的分析,對程偉元二次排印本的評斷,都比較中肯。但對《紅樓夢》的各種原抄本,他那時還缺乏感性認識。因此,當看到上海有正書局石印的「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即戚本),「已有總評,有夾評,有韻文的評贊」,他就誤以為是「很晚的抄本,決不是原本了」。他根本沒有想到,《紅樓夢》的原本,竟是有評註的。
⑩此條材料,原見楊鍾羲《雪橋詩話續集》卷六,第23頁。胡適曾摘抄在1912年5月20日的日記里。見《胡適的日記》上冊,第59頁;后又引用在《紅樓夢考證》的改定稿里,見《胡適文存》上海亞東9版,卷三,第212頁。
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開創「新紅學」(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