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書記
「那也看有沒有反動的！」這位生怕革命派的肛|門受到精神污染的紅色老太太，義正詞嚴地說。
如果說，五十年代賣書，只是為了割一條小資產階級的尾巴，屬於外科手術。那麼，到了「文革」期間，不得不賣掉所有可能涉嫌的書籍，完全是為了保全性命，是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了。因為來抄家的狂熱至極的紅衛兵，要比「秀才遇到兵」的「兵」，更加「有理也說不清」。特別對你這種板上釘釘的所謂分子之類，你若敢辯解一聲，輕則呵斥，重則棍棒，然後高帽一頂，遊街示眾，那還不是家常便飯。
他說：「我參加過這部書的部分編纂工作，不過，現在……」他反過來問我，「這種書還用得著嗎？」
其實，我不是藏書家，只不過自己悔不該做了不該做的知識分子，而且還是更不該做的作家，不能不有那麼幾本書而已。當然，你是個臭知識分子，你是個臭作家，你就不可能沒有喜歡書籍的臭毛病。有時候讀到黃裳先生的購書札記，也是很神往的。如果口袋裡的鈔票除了買燒餅外，尚有餘裕，未嘗不想到琉璃廠去轉轉的。找到一本你一直在找而找不到的書，那種快樂，也只有同此癖好的人才能體會。然而一想到有一天你很可能還要賣掉或者扔掉這些書的話，也就興味索然了。儘管如此，買書之心不死，見書店而不進去，總覺得若有所失地不安，這大概就叫作毛病了。
現在重新回過頭去，想一想當時賣書的往事，說不好是喜劇呢還是悲劇？
五十年代，我把我怎麼也割捨不下的一些書，帶到了北京。單身漢，住集體宿舍，屬於你的空間，必然是有限的。你的書塞在你的床底下，尚不至影響別人革命，一旦超越這個範圍，別的革命的同志就會以革命的眼神示意你要自覺了。若是說：「你都看些什麼書呀？」那還算是客氣的。如果說：「你怎麼凈看這些小資產階級情調的書呀？」那恐怕就要有些小麻煩了。也許中國人從孔夫子開始，就生就一種誨人不倦的好習性，特別願意幫助人，挽救人，給人指點迷津。於是我只能誠惶誠恐地使我的書籍體積縮小，免生枝節。
於是除去我妻子的鋼琴樂譜外，我們倆基本上將大部分書都送到廢品站，賣了破爛。
當時，我賣掉這些書，倒也並不怎麼心疼。
但願從此不賣不想賣的書，那該多好多好！
第三次賣書，便是七十年代那轟轟烈烈歲月里的事了。
我真感謝中國書店的收購部，當時能以六折的價錢
九-九-藏-書收購完整的不脫不缺的期刊報紙，真是起到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作用。捨得也好，不捨得也好，我和我的妻子，為了糊這張口，將保存了好多年的雜誌，用車推到現在的西單購物中心的原來商場里的中國書店，全部賣掉了。「不是最後都漚爛了做手紙嗎？」我妻子有點不耐煩。
八十年代初，在大連棒槌島遇到這位前輩作家，我差一點就想請教她寫的這篇刻畫性心理的作品了。話到嘴邊，我遲疑了，這本書我三十年前就賣了，讀這本書更早，是四十年前當中學生時的事了，萬一記憶出了差錯，豈不是惹得老前輩不愉快嗎？好像這篇作品，也未再印行過，不能不說是遺憾。一篇作品能給人留下這樣久遠的印象，我想一定是有它的自身價值的。
雖然有的篇目，如郁達夫的《遲桂花》，總算在很后的後來重新問世，但像葉靈鳳、邵洵美、洪靈菲，甚至張資平那些也曾盛極一時的作品，就湮沒在歷史的積淀里，很不容易看到了。我還記得似乎是沈從文的一篇把妻子典租給別人，去給人家生兒育女的凄凄苦苦的小說，嗣後再出他的集子時，也沒有被收進。還有一篇丁玲的短篇小說，題名忘了，描寫一個三十年代年輕的文化人去狎妓的故事，似乎在骯髒的亭子間里，頗委瑣的場所，似乎是一個非職業性的妓|女，只求快些了事。誰知這個男人對女性胴體及有關部位的崇拜，卻是非常弗洛伊德的。那些赤|裸裸的描寫，應該說夠大胆，夠不讓後人的。
雖然負責審查，大權在握，哪本要，哪本不要，她說了算。但識字不多的這位審查大員，還需要我一一報上書名，才決定取捨。那套二十七冊的《契訶夫文集》遞了過去，她問：「哪國的？」
收購的老太太吆喝他：「老頭，快推過來！快推過來！」
當時，最凄愴的莫過於那套《譯文》了，也就是現在的《世界文學》，當我從小車往書店櫃檯上裝的時候，心裏說不出是什麼滋味。我把朋友的一份友情也變賣了，這是我直到今天也還不能釋然於懷的憾事。
同樣的理由，朱生豪譯的《莎士比亞全集》和一套線裝本的《元曲選》，我倆又原封不動地拉了回來。這三套書，正好封、資、修，全齊了。現在這些劫後餘生的書還在我的書架上擺著，沒有變成擦屁股的手紙，真得感謝那位老太太的「大義凜然」和保衛紅色屁股的積極性。
賣，凡能變成食物的，都可以出手。
談起ｒｅａd•９９cｓw•ｃoｍ賣書，話就更長了。先後，我一共有過三次說來痛楚的賣書體驗。如果按時間劃分，恰巧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
1957年，由於我寫了一篇《改選》，有位作家（後來證明不過是個作家混子而已，這大概也是個規律，一個作家倘寫不出作品，或壓根兒也不會寫作品，便只好像天津三不管、北京天橋那種地痞加流氓似的靠耍嘴把式來霸佔地盤。過去這樣，現在也還是這樣，古今同此一理）恨不能把我送去勞改，他好立功受獎。這位寫不出作品，卻想靠吃蘸人血饅頭髮跡的老兄，一面假惺惺地如何如何對我表示知己，一面到處搜集材料，欲置我于死地。就是那位曾經將他自己的《譯文》前幾期讓給我的老同學，在這位小丑作家前去向他調查我的時候，很說了幾句公道話，惹得這個反右英雄回機關來破口大罵，聲言凡與我有來往者，皆可打成右派云云。這樣，我的老同學受了我一點政治上的牽連，在那時的中國，自是意料中事。
他說：「既然你喜歡……」他就是這樣一位敢把心掏給你的人。
「俄國的。」
說來，買書不容易，賣書更難。
「為什麼？」
「是嗎？」好像他剛明白《辭海》原來是工具書似的。
如果她還健在，她能看到這篇《賣書記》，也許她會做出一個正確的答覆。
買書，常常為買不到好書懊惱，為失之交臂而遺憾，為掏不出那麼多錢而詛咒書價之暴漲、出版社之黑心。然後羡慕魯迅先生每年的書賬，都是好幾百大洋地花，而且能買到那許多有價值的書籍。現在，哪個以文字為生的作家，敢這樣大手大腳地買書呢？也許有錢的個體戶能一擲千金，可他們又並不需要書。於是，只好一作王小二過年之嘆，二作阿Q式的自|慰，與其現在買了將來保不準還會賣，那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呢？」我看他書架上整整齊齊地排列著從復刊第一期起的《譯文》，有些不忍心。
原諒我吧！老同學！我太需要錢了，因為我太餓了。
當時，我不知該怎麼回答。
第二次賣書，是六十年代餓肚子的結果了，不但賣書，說來也無所謂丟人的，甚至連並不多餘的衣物也變賣了，有什麼辦法，餓啊！轆轆飢腸光靠醬油沖湯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越喝越浮腫。夜半餓醒了，就得琢磨家中還有什麼可以賣的。救命要緊，壓倒一切，人到了危殆的時候，求生的慾望也益發強烈。
「還有工夫去研究怎樣寫情書？這九*九*藏*書種小資產階級的尾巴怎麼下不了狠心一刀兩斷呢？」一位穿列寧服的神色嚴肅的女小組長語重心長地教導我，「我真難以理解你們這些知識分子，怎麼感情總是不對頭呢？看起來，對你們的思想改造可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啊！」她那搖頭的樣子，使我明白，如果我不想不可救藥，只好忍痛把書當破爛賣給敲小鼓的了。但我納悶，這是一定要割掉的尾巴嗎？後來，我們各奔前程了，這位女同志雖然憎惡《擬情書》，但她能使兩個老同志為她犯了男女關係的錯誤，受到處分，我就有點不甚理解了。反正我相信，不是前面的她，就是後面的她，有一個不是她，這是毫無疑問的。
住宅區的廢品收購站的老太太，胳膊上戴著革命造反派的紅袖箍，煞有介事地一本一本地過。
她不收，撥拉到一邊。
我一點也沒有怪罪那些過分熱情幫助別人的人的意思，他們（也包括她們，女同志要偏激起來，絕對不怕矯枉過正的）在小組會上，在生活會上，在學習會上，在支部會上，就有人對於我下不了狠心與過去決裂，表示痛心疾首的。那時候開會是生活的主要內容，比賽誰更加革命些，則更是主要內容的內容。而革命，對某些積極分子來說，很大程度上是革別人的命。
後來，我從外地又回到北京來，他卻由北京到外地去了，難得見面一次，話題也不免太多。但這件絕非小事的細節，我總是忘了告訴他一聲。當然，他那豪爽任俠的性格，即使知道，至多也是一笑而已，才不會放在心上。去年，他因病辭世，我收到訃告，馬上想到了那幾本被我賣掉的《譯文》，未能使他了解此事，成了我永遠的遺憾。其實，六十年代那最餓的日子里，他和我一樣，也浮腫來著，也衝過醬油湯喝來著，想到這裏，除了遺憾，更有不能釋然於懷的歉意了。
以後，我再沒有看到這本書的出版，所有的外國文學家辭典里，也找不到這位作家的一點線索，真不該賣掉那本書。
記得有一本三十年代編的當時名家小說，沉甸甸的，很有些分量，論斤約了，實在對不起那些前輩。至今我還後悔不迭，要留在手邊就好了，可以看到一些作家早期作品中的離經叛道精神。這和他們晚期為人為文不知是真是假的那種皈依正統的心態，兩者之間所產生的難以置信的差距，很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
因為茅盾先生在解放后將《譯文》復刊時，適我在朝鮮前線，沒能及時買到，等我回國后訂了這份刊九-九-藏-書物，總是以未有最初的幾期為憾，像王爾德的《朵連格連的畫像》就在復刊的前兩期上。於是我好一陣子滿北京城地找，希望補成全璧。人世間的許多事情就是這樣彆扭，想得的得不到，想推的推不掉，人際關係也是這個道理，你把他當作至交，他卻在背後干出賣你的勾當，而且令人厭惡的是，這類人言必馬列，正襟危坐，其實肚子里裝的齷齪，比墨鬥魚還要黑，絕對可以做到吃人不吐骨頭地心毒手辣。相反，也有血性漢子，或許說些話，做些事，並不盡合你意，但在關鍵時刻，他的肩膀決不脫滑，使你覺得這個世界尚有好人在、真情在，否則，也著實讓人絕望的了。
放明白些，除規規矩矩地不亂說亂動外，要緊的是不能給抄家的小將們，留下任何口實，這時候，你才體會到書籍的危害性了。古籍多了，說你厚古薄今，外國書多了，說你崇洋媚外，即使你把毛著放在極恭敬的位置，那也不行，為什麼你有那麼多的非馬列的書？是何居心之類的話，必然跟著批過來的。上帝保佑，最佳之計，就是把所有印成漢字的東西統統肅清，「人生識字糊塗始」，如今，連字都沒有了，肯定萬事大吉了。
那時東安市場內，即現在一進門的公廁方位，有一條買賣舊書的小衚衕，鱗次櫛比地排滿了書攤。我那些書自然是不值錢的，三文兩文便賣掉了。我始終遺憾，有一本外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書名是什麼，我記不得了，作者叫什麼，我也忘掉了，但那是一位南歐作家，大抵是不會錯的。該書文筆之幽默，讓我至今還有深刻的印象。還能想起其中一篇的內容，描寫人們在知道了彗星要和地球相撞以後，面臨大毀滅時，怎麼恣意享受人生最後一刻的形神狀態，豬宰了，牛殺了，酒喝光了，房子也給點燃了，本不相愛的男女也匆忙結合了。等到那恐懼的一刻過去，人們發現自己還活著，才知道那該死的世紀末是怎樣把大家坑了！人們傻不唧唧地集體受騙和集體上當，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那份笑不出來的幽默，真是極上乘的。可書像那彗星一樣，杳無蹤影了。
她眼睛一瞪：「別當我不明白，俄國就是蘇聯，老修的東西不收。」
可是賣書，特別是賣自己不想賣、不捨得賣的書，那種心痛，雖比不上賣兒賣女，但看到自己珍藏的書、報、刊，被撕碎了包鹹菜，被送進造紙廠，扔進水池子里漚泡，那滋味實在是扯心揪肝的。
「不該賣的，不該賣的！」我勸他。
但他老hｔtｐｓ://rｅad•99ｃｓw•ｃｏｍ人家那張疑問的臉，時隔多年，我仍舊記得清清楚楚。尤其他那意味深長的話，我更是忘懷不了。他說：「印刷術是中國的四大發明之一，聞名於世。但是，秦始皇焚書呢？怎麼算？」
所以，當我站在中國書店的櫃檯前，由於生計所迫，不得不賣掉這套《譯文》的時候，我猶豫了。這其中的幾本雜誌包含著朋友的一份心意啊！也許我應該留下來，以便將來使他那一套《譯文》得以完整地保存。可是，中國書店的收購條件，必須是不缺期的才能六折，否則，就要你把書往磅秤上堆了。
排在我們後邊等候賣書的，是一位古稀老人。那種竹制的童車裡，裝得滿滿的，全是大部頭，趁著我妻子和收購的人在算賬的那一會兒，我問老先生：「你老人家這些分冊徵求意見本的《辭海》，幹嗎也賣掉呢？那是工具書呀！」
共和國最初幾年，真是一個充滿了革命羅曼蒂克的時期，誤以為美麗的幻想和憧憬，會在明天一早打開門時呈現在眼前。雖然我並不樂意精簡我那可憐巴巴的百十本書，但相信這隻是暫時的失去，等到那盼著的一天，甚至會得到更多。那是我一個永遠的夢，能擁有琳琅滿目的幾架我心愛的書籍，此生足矣！於是我把好不容易背到北京來的，解放前在上海讀中學時逛四馬路舊書攤上買的，在南京讀大學時轉四牌樓或夫子廟的小書店裡買的——一個窮學生當然不可能買到什麼珍、善本書，不過也是愛不釋手的——幾本破書，以革命的名義淘汰了一批。
也許從這一刻起，我才真正懂得買書不容易，賣書更難的道理。
問題在於《擬情書》《查拉圖斯如是說》和其他幾本《世界文庫》，一定要我棄之若敝屣，實在難以取捨。尤其那本《擬情書》，是用草紙印刷，估計是抗日戰爭期間在大後方紙張匱乏情況下出版的，若保存到今天，倒不失為作家、翻譯家、出版家為傳播文化所做出的努力的佐證。我是在上海當時叫作呂班路的生活書店裡買的，那是抗戰勝利后不久的事。時至今日，這兩書也見不到，尼採的書不出，尚可理解，不知為什麼，《擬情書》似乎至今未被出版社看中，或許嫌那種表達愛情的方式陳舊了些？難道愛情還有古老和現代的區分嗎？
老人動作緩慢地把那一車書推進屋裡去，那模樣，真的不像是賣書，而像是賣他的親生骨肉一樣。
就是那位老同學，知道我在找《譯文》，便說：「你要哪一期，你拿走好了！」
無論如何，買不到書，頂多是惱火罵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