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公元513年，卒于公元581年的庾信，早年在南朝時，與徐陵齊名，時人稱為「徐庾體」。後來，經歷了侯景之亂，險幾喪命；江陵之亂，家人散失。飽嘗戰爭之災難，亂世之痛苦，流落北國，有家難歸。他的挫折困頓，他的顛沛流離，才使得他晚年在文學上達到一個出神入化的境界。其代表作為《哀江南賦》，為世所公認的南北朝辭賦的壓卷之作。據唐人張鷟筆記《朝野僉載》卷六，公元545年（梁大同十一年），「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余驢鳴犬吠，聒耳而已。』」

看來，這種南北逆轉的形勢，便成為時代的主流。過去南人在北，備受白眼，如今北人款待南人，儼若上賓。據《南史》卷二六，公元548年（梁太清二年），南朝的文人徐陵，被蕭衍派往北魏為特命全權大使，竟成了香餑餑。「魏人設館宴賓，是日熱甚，主客魏收（應該算得上是北魏的「國家一級作家」）嘲之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曰：『昔日王肅初至，為魏始制朝儀，今我來聘，卿復知寒暑。』收大慚。文宣（帝）以收失言，因囚之。」

據《北史》，庾信在北方的影響之大，「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乃至北朝的帝王宗室，王公大臣，都成了徐、庾的粉絲。所以，當南朝向北朝發出外交文書，要求將這些流寓北地的文人，特點名庾信九_九_藏_書、王褒等十餘人，回歸本土時。北朝哪裡捨得，魏「武帝但放王克、殷不害等，如信與褒，俱惜而不遣」。這與陳琳、陸機當年的遭遇，簡直天壤之別。

東晉政權的精神領袖王導，為了籠絡南人，有一次特地請江東士族的代表人物陸玩家宴，席上端出來北人視為佳品的羊酪。可是，南人看不上這東西，也吃不慣這東西，客拘主面，不得不強咽下一小碗，結果回家后拉了一夜肚子。第二天，他寫了一紙便箋給王導：「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在玩笑中，竟將南人詈稱北人的「傖」，信筆寫下。放在二十年前，陸玩絕不敢這樣放肆，肯定會被視為大不敬的行為。

「因此當時南人，頗有北方人政治上待遇較優，南方人經濟上負擔較重之感。而在北人眼中，則南人在政治上勢力日擴，似乎大非國家前途之福。以中國疆域之廣大，南北兩方因地形、氣候、物產等等之差異，影響及於社會之風習，以及人民之性情，雙方驟然接觸，不免於思想態度及言論風格上，均有不同，易生牴牾。」

從南北朝起，北人的文化優勢不再，一直到唐、宋，一直到明、清，一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文藝繁榮，中國文化的歷史天平開始向南傾斜，還並非如俗話所說「六十年風水輪迴轉」的鐘擺效應，而是一擺過去，就不再擺回。陳寅恪在《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中談道：「永嘉之亂，中州士族南遷，魏晉新學如王弼的《易》注，杜預的《左傳》注，均移到了南方，江左學術文化思想從而發達起來。《隋hｔｔps://rｅａｄ.９９ｃsw•ｃom書》七五《儒林傳序》雲：『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所以，陳的結論是：「南北相較，南學勝於北學。」

所以，在中國文人的地圖上，北主南賓的格局，遂成過去，而南人唱主角，挑大樑的南盛北微的現象，便是歷久不衰的趨勢。

李慈銘在《越縵堂日記》中指出：「盛氏所舉，雖多漏略，如禇亮、許敬宗，皆杭州人；沈千運、周朴，皆吳興人；駱賓王，婺州人；舒元輿，睦州人；崔國輔、殷堯藩，皆蘇州人；許棠，宣州人；張籍，和州人；蕭穎士，常州人；劉駕，江東人；綦毋潛、戎昱，荊南人；李中，九江人；張九齡，韶州人；孟賓于，連州人；曹鄴，桂州人。即以吾越言之，如虞世南，……亦人所皆知者……然其言可謂深知古今之變，自宋以後，東南人才益盛，文事敦槃，幾不齒及西北矣。」

在文學這個領域，一等文人是不慌不忙坐等讀者找他，二等文人則是慌慌忙忙地去找讀者。所以，一等文人，不必太在意知名度，也能知名於世，二等文人，不擴大知名度，還就真是難以知名。魏收，在北方，算得上是一等文人，若在魏晉時，北方的一等，就是全國的一等。而到了南北朝，南方的一等，才是大家公認的一等。魏收便託付回到南方去的徐陵，將他的作品，文章、評論，以及其他學問方面的著述，總有若干部吧，親自送到徐陵的船上，連連作揖，再三致意，求他散發於江左同行，為之揚名，為之宣傳。結果，徐陵在過江的時候，將魏收的著作，通通扔進江水，由其順流而下。這就是《國史傳九*九*藏*書記》中所載：「梁常侍徐陵聘于齊，時魏收有文學，北士之秀，錄其文集與陵，令南傳之。陵還，即沉之於水，從者或以為問，曰：『吾為魏公藏拙也！』」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里提到王安石：「他新法之招人反對，根本上似乎還含有一個新舊思想的衝突。所謂新舊思想之衝突，亦可說是兩種態度之衝突。此兩種態度，隱約表現在南北地域的區分上，新黨大率為南方人，反對派則大率是北方人。」他進而分析：「宋室相傳有『不相南人』的教戒。無論其說確否，要之宋初南方人不為相則系事實。然而南方人的勢力，卻一步一步地侵逼到北方人上面去。真宗時的王欽若，仁宗時的晏殊，都打破了南人不為相的先例。而南方人在當時，顯然是站在開新風氣之最前線。在野學校之提倡，在朝風節之振厲，文章之盛，朋黨之起，皆由南士。」

不過，公元317年（東晉建武元年），陳琳死後的九十九年，陸機死後的十四年，南北形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西晉沒了，大批北方人士南遷，紛紛逃到江東來苟延殘喘。遂定都建康，是為東晉。在南人的地盤上，北人的牛皮、架勢、尊榮、驕寵，便大打折扣。不得不諸事求人，不得不看人眼色，連晉元帝司馬睿都說：「寄人籬下，心常懷慚。」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南人也仰起臉來，不怎麼買賬來自北方的豪門貴族。雖說平起平坐，一時還做不到，因為政權、軍權仍被北人掌控，但佔一席之地，有發言之權，那是當仁不讓的了。最主要的，是南人在精神上不再仰人鼻息，不再遭人歧視，其理直，其氣壯，確也是陳琳、九*九*藏*書陸機之流想得而不得的。

魯迅在《北人與南人》中說：「我想，那大原因，是在歷來的侵入者多從北方來，先征服中國之北部，又攜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二陸入晉，北方人士在歡欣之中，分明帶著輕薄，舉證太煩，姑且不談罷。容易看的是，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中，就常詆南人，並不視為同類。」在此文的註釋里，舉了羊衒之書中一個例證：南齊王肅投北后，不食羊肉、酪漿，而酷嗜茗汁，一飲一斗，人稱漏卮。北人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北魏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內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宴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惟江表殘民遠來降者好之。由此可見，僅茶飲一端，就受到當時北人的訾議，想到廣陵郡人陳琳，能擠進基本皆為北人的「建安七子」之中，若不是曹操拍板，曹丕、曹植定調，早就把這個南人排擠出局了。

文壇的星轉斗移，由北而南，至唐宋而不可逆轉，《庶齋老學叢談》有過詳盡的統計：「漢唐盛時，文章之秀，萃于中原其次淮漢，其次偏方。且如廣陵。建安七子，始有陳琳。晉五俊，始有閔鴻，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唐有李邕、章彝，宋有秦觀、孫覺、孫洙，皆昭昭然人之耳目。南渡后，專尚時文，稱閩越東甌之士，山川之氣，隨時而為衰盛，談風水者，烏能知此。唐詩人，江南為多，今列於後：陶翰、許渾、儲光羲、皇甫冉、皇甫曾、沈頌、沈如筠、殷遙（潤州人），三包：融、何、佶，戴叔倫（九-九-藏-書金壇人），陸龜蒙、于公異、丘為、丘丹、顧況、非熊父子、沈傳之、誠之父子（蘇州人），三羅：虯、鄴、隱，章孝標、章碣（蘇州人），孟郊、錢起、沈亞之（湖州人），施肩吾、章八元、徐凝、李頻、方干（睦州人），賀德仁、吳融、秦系、嚴維（越州人），張志和（婺人），吳武陵、王貞白（信州人），王昌齡、劉慎虛、陳羽、項斯（江東人），鄭谷、王轂（宜春人），張喬、杜荀鶴（池州人），吉中孚（饒州人），劉太真、顧蒙、汪遵（宣州人），任濤、來鵬（豫章人），李群玉（澧州人），李濤、胡曾（長沙人），皆有詩名。」

其實，豈止經學，在文學這個領域里，也是南人要多佔優勢。魯迅在他這篇名文中，也做出過類似的看法：「據我所見，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愚，機靈之弊也狡」。話雖然說得刻薄，但「愚」和「狡」，這兩種精神狀態的分野，對於文人而言，其創造性，其想象力，其美學考量，其思想天空，必然會發生著很大的差別。現在，回過頭去看五四以來中國文壇上的那些頂尖人物，如胡適、陳獨秀、魯迅、郭沫若、茅盾、冰心、徐志摩、葉聖陶、俞平伯、林語堂、沈從文、丁玲……無一不是南人的現狀，也證實了這一點。

而到了宋朝，南人勢盛，則已定局。晁以道指出：「本朝文物之盛，自國初至昭陵（仁宗）時，並從江南來。二徐兄弟（鉉、鍇）以儒學，二楊叔侄（億、紘）以詞章，刁衍、杜鎬以明習典故，而晏丞相（殊）、歐陽少師（修）巍乎為一世之門。紀綱法度，號令文章，燦然具備，慶曆間人材彬彬，皆出於大江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