潔身自好，不義之財分文不取，維護私德的高尚，司馬光能夠做到，但他卻無法說服當政者改變政策，緩解財政危機。英宗不是仁宗的親生兒子，所以要特別標榜孝道，這一點，他能夠理解，但無法接受。孝道的關鍵是真誠，錢堆不出孝道來。皇帝要做孝子，只須正心誠意，侍奉太后、愛護百姓，看顧好先帝和列祖列宗留下來的江山社稷，就都有了。如此鋪張浪費，揮霍無度，又豈是孝順之道？！

「是嗎？」司馬光直視著韓琦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說：「我還是不敢信，不但我不敢信，只怕相公也不能自信吧？」

司馬光認為「國家之治亂本于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禮是禮義，上下尊卑等級秩序；習就是社會風氣，它決定了人們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以何為是，以何為非。社會風氣與禮義秩序相一致，國家就是和諧的、穩定的；社會風氣背離了禮義秩序，國家就會陷入混亂。儘管社會風氣最終體現在街頭巷尾、匹夫匹婦，但是，影響、塑造社會風氣的力量卻來自上層，來自皇帝，所謂「上行下效」。

在司馬池墓前，司馬光親手擦拭著父親的墓碣，泣不成聲—他已經有十年沒能為父親掃墓了。嘉祐元年（1056），司馬光做并州通判的時候，曾經有一次因公出差到夏縣附近。涑水故園近在咫尺，可是按照制度規定，因公出差者不得私自還鄉。所以，司馬光並未還家，也沒有通知涑水父老，只抽空拜祭了父母的墳墓。如今將近十年過去，他這才又得著機會再次為父親斟一杯水酒，坐下來跟母親說說心裡話；下一次再來，又會是什麼時候呢？自己也已經四十七歲了，還有下一次嗎？這樣的念頭，想起來真是讓人感傷。

官員喪失操守、社會風氣衰壞、禮義秩序面臨土崩瓦解，便是讓司馬光感到不安的第三件事。對於司馬光來說，這才是宋朝統治的致命傷。如果說大宋王朝會重蹈歷史上那些王朝的衰敗命運，那隻能是因為秩序崩壞。

第一樁讓司馬光感到不安的，是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

司馬光懷疑，雖然朝廷有承諾，但是早晚還是會讓這些「義勇」充軍戍邊，離開家鄉。當著司馬光的面，韓琦拍著胸脯保證：「只要我在宰相府，你就不必擔心朝廷不守承諾。」

去年十一月，朝廷下令在陝西強制徵發「義勇」。「義勇」簡單地說就是民兵。宋朝實行的是職業兵制度，軍人與普通老百姓完全分離。軍人（禁軍和廂軍）在臉上刺字，完全脫離農業生產，終身服役，由國家財政養活。跟軍人相比，義勇仍然保留農民身份，只在手背上刺字，不脫離農業生產，無須國家財政撥款，每年十月集中訓練一個月，其餘時間仍然在家中務農。宋朝打仗靠的是職業兵，原則上老百姓對國家並無服兵役的責任。「義勇」是特殊地區的特殊做法，之前只存在於河北、河東兩個與契丹、西夏接壤的前線路。宋朝與契丹、西夏接壤的是三路，河北、河東之外，還有陝西，而陝西此前並無「義勇」。韓琦提出在陝西徵發「義勇」的理由就是：「河北、河東、陝西三路，都是宋朝抵禦西北強敵的邊防前線，事當一體。」那麼，既然事當一體，為何遲至今日方有此議？

韓琦是領兵打過仗的人，司馬光所言，句句是實。他不吱聲了。

首都開封以外的大宋王朝，狀況遠比他想象的更為嚴重。中央官出京，不管公差還是私事，地方上迎來送往是免不了的。司馬光是皇帝侍從、諫官，又是中生代政治家中的代表人物，儼然未來宰輔，想要結交他的人多如過江之鯽，各種遊山玩水、宴會雅集的邀請紛至沓來，對此，司馬光一概謝絕，毫無商量。可是，不接受招待不等於自命清高、閉門自鎖，相反，司馬光抓住一reａｄ•9９ｃｓw•ｃｏm切可能的機會密集走訪、密切接觸沿途官民，因為他深知，開封不等於大宋王朝，各種文書報告里的地方也不可能是真實的地方，只有親身探訪才能深入了解地方政情、民情，了解宋朝的實情。這一路探訪下來，司馬光「式微」歌的調子越發沉重而嚴峻了。

司馬光認為，西周是典型的禮義政治，「自魏晉以降，賤守節、薄儒術，唯利是從，不顧名節，下坡路一滑到底至五代，莫知禮義為何物矣」。本朝建立之後的最大成就是恢復了禮義政治，重建了上下尊卑的等級秩序。司馬光的認識，與現代學者對宋朝文化的觀察是吻合的。宋代文化的一大進步就是試圖擺脫強權政治的影響，重建儒家禮義。

原因很簡單，西北邊境又不安生了。仁宗中期，原本臣服於宋朝的党項人在宋朝西北崛起，謀求獨立，宋夏戰爭爆發，從1038年到1045年，經過長期戰爭之後，雙方簽訂和議，西夏向宋稱臣，宋給西夏歲賜（經濟上的好處）。此後，西北邊境基本無戰事，直到英宗即位。仁宗晚年的不甘心，與英宗即位之後的突然發病、遷延不愈，使得宋朝高層政治出現了諸多不穩定因素。情報傳入西夏，國主李諒祚以為有機可乘，擴張野心死灰復燃，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公開招納宋朝的叛逆，攻打堡寨，掠奪宋朝邊民，殺害歸附宋朝的少數民族，不斷製造邊境摩擦。西夏方面的挑釁導致了宋朝中央對於西北局勢的高度緊張。韓琦的主張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提出的。

錢都到哪兒去了呢？被中央拿去了。中央的錢又都到哪兒去了呢？養兵，養官，還有賞賜。大宋朝什麼多？官多，兵多。真宗皇帝的時候，在冊官員總數是9,785，現在是多少？ 24,000多，五十多年凈增14,215人。太祖的時候全國總兵力20萬，現在是116.2萬，八十年凈增96.2萬人。官多不辦事，兵多要吃飯。再加上1038～1044年間，宋和西夏開了一戰，耗費巨大，契丹又趁機勒索，到仁宗晚年，國家財政已經是不堪重負。而英宗上台之後，在仁宗的喪事上大肆鋪張，更是把家底兒都折了進去。

如今，十五年過去，一切都發生了改變—「青松弊廬在，白首故人稀。外飾服章改，流光顏貌非。」院子里親手栽下的松樹已經亭亭如蓋，當年寬敞明亮的書房卻透著老舊寒磣。身上的官服更加高級，鏡中的容顏卻日漸衰老。故友凋零，黑髮斑白，牙齒脫落，身體不再結實，生命的活力就像是岸邊的沙，被歲月的流水悄悄帶走—除了遠處巫咸山的輪廓，一切都不復從前。

沒有人能永遠做宰相，也沒有人能保證朝廷政策永遠不變。而仁宗中期以來朝政的一大弊端便是朝令夕改，朝廷信譽掃地。司馬光說的都是實情，韓琦沉默了。

第二件讓司馬光感九九藏書到不安的，是強制徵發「義勇」對老百姓正常生產和生活的干擾。

變化最大的，是司馬光的心境。

這番道理，司馬光曾經向宰相、向皇帝反覆陳說，可是，英宗半病半裝，韓琦一意孤行，高層根本不予理會。一個小小的諫官又有何能為？每念及此，司馬光憂心如焚。現在看來，地方的狀況如此惡劣，竟然連工資都發不出來了，再這樣下去，只怕真的要天怒人怨、傷及根本了。這樣想來，司馬光如何能不悚然心驚？！

司馬光把歷史上的國家治理分為兩種形態：一種是禮義政治，一種是強權政治。禮義政治的基礎是共同的信仰，對責任、權力邊界的遵守。在禮義政治中，上下尊卑，等級分明，各守其本分，所以可以長治久安。強權政治的基礎是武力，最典型的強權政治話語就是「天子，兵強馬壯者得為之」，強權政治之下的社會風氣，「叛君不以為恥，犯上不以為非，唯利是從，不顧名節」，「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攘奪），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你爭我奪，成王敗寇，「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無復長治久安可言。

司馬光連上六道札子，反對強征陝西「義勇」，而首相韓琦態度強硬，絲毫不肯動搖。最後，司馬光直接跑到中書，求見韓琦，當面理論。

高層辦理仁宗喪事的揮霍態度，讓司馬光感到憂心忡忡。事實上，仁宗剛剛去世，定陵工程還沒有動工，高層大手大腳的作風就已經開始暴露。按照傳統，新皇帝上台之後，會以分享先帝「遺愛」的名義賞賜高官近臣。遺愛賞賜的內容應當以先帝遺物為主，重要的不是財物，而是感情。可是，仁宗的遺愛賞賜顯然偏離了這一主旨，「所賜群臣之物，比舊例過多幾倍」。司馬光一個諫官，所得賞賜絕非最高，可是所得黃金、珍珠加起來也值一千貫。司馬光是個窮官兒，一生清貧，這些錢足夠他置個宅子、買上一個小花園的了。然而，這些錢卻讓司馬光感到恐懼：遺愛賞賜，首都是直接從宮裡、庫里拿，外地卻是只有政策沒有撥款的，有的地方，倉庫里根本沒錢，沒錢也要賞，怎麼辦？向有錢人借！拿不出怎麼辦？你有錢財，我有權力！官府借錢，誰敢不借，誰敢拖延？！司馬光擔心，遺愛厚賜，再加上後續的定陵工程，以及向契丹報喪的禮儀往來費用，最終會導致財政狀況極度惡化。到那個時候，國庫里沒錢，必然要從重搜刮老百姓。老百姓的日子已經夠苦的了，拿什麼來應付？萬一再遭遇水旱災害，那就只有鋌而走險，去當強盜了！

這是什麼話來！韓琦怒了：「你就這樣輕視我嗎？」

可是，司馬光悲哀地發現，本朝政治也開始出現了秩序瓦解、風氣敗壞的先兆，而這其中最大的問題就出在了皇帝的身上。「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可是，皇帝的病又如何治得？

仁宗的陵墓規格，完全是比照著真宗的定陵來做的，而定陵的豪華程度遠超太祖的昌陵和太宗的熙陵。可是，修定陵那時候宋朝什麼家底兒？「帑藏充積，財力有餘」。如今又是什麼家底兒？「國用空乏，財賦不給，近者賞軍，已見橫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很多官員上疏反對，禮院編修蘇洵（1009～1066）給韓琦寫信，甚至引用了「華元不臣」的典故來責備宰相。春秋時候，宋國大臣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韓琦的臉都氣白了，但是卻固執地堅持厚葬仁宗。

司馬光的老家陝州，按現在的行政區劃屬於山西，但在當時屬於陝西路。此番還鄉，司馬九*九*藏*書光的耳朵里灌滿了家鄉父老的哭訴與抱怨。十五萬「義勇」簡直是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軍人的模樣，遠遠望去，旌旗招展，服裝整齊。可是，招兵過程之中又有多少敲詐勒索、心酸血淚！而這些「義勇」和他們的家庭未來如何，又有誰能預料？

這一場激烈的衝突，並未改變陝西人的命運。事實上，就在司馬光提出反對之時，強征「義勇」的命令早已下達，而中央的督辦大員也到了陝西。上面的命令，又與邊防有關，自然是急於星火。一個月之間，156,870名二十五至五十歲的陝西青壯年被刺上手背，變成了「義勇」民兵。

此番重回，司馬光的心情只能用「沉重」來形容。「十六載重歸，順途歌式微」，在司馬光的心中回蕩著的，是「式微」的歌。

治平二年（1065）三月，司馬光終於再次踏上了涑水故園的土地。此番重來，距離上次還鄉，中間隔了整整十五年！

對於國家的財政狀況，司馬光早有擔憂。三年以前，他上疏仁宗皇帝，就說：「我擔心國家未來最大的災患，不是別的，而是財力屈竭。」可是，地方的實際狀況竟然如此糟糕，卻是他始料不及的。那麼，陝州的情況究竟是個別，還是一般？一路看來，州州如此！

為了修築仁宗的陵墓，一共動用了46,780名軍人，調動錢、糧50萬貫、石。雖然英宗下詔說：「山陵所用錢物，並從官給，毋以擾民。」可實際情況卻是，「詔雖下，然調役未嘗捐也」。三司使蔡襄親自充當定陵工程的財物主管，按照他的預算，整個工程需要耗費錢、糧50萬。可是，國庫里明明是不夠的。怎麼辦？有人給出聰明主意，挪用陝西緣邊的入中鹽—那是軍需物資，這樣的歪腦筋竟然也有人敢動！陝西的財政主管—轉運副使薛向極力反對挪用，但他同時保證獻出同樣數額的錢和糧。薛向的錢糧哪裡來？當然還是陝西的戰備物資！ 蔡襄要求，定陵的石材、木料都要用最好的。在蔡襄的調度下，運抵工地的物料，超出實際需要量的幾倍。而這些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千難萬險運抵鞏縣的物料，後來很多都沒有用上，又得耗費人力、物力、財力把它們運走。「累歲備邊，一日費之」，為了埋葬一個死去皇帝的屍體，整個國家多年積累的戰備物資，一時間消耗殆盡！

司馬光毫不領情：「等敵人知道了實情，先聲奪人這招就不好用了。即使我們今天增兵二十萬，可這些兵根本就不可用，十天之後，西夏人就明白了，您以為他們還會害怕嗎？」

「因公家之禍，為私室之利」，這樣的事，司馬光斷不肯為。他上疏請求朝廷允許侍從之臣自願捐款，「以助山陵之費」。如此一來，先帝得展其遺愛，近臣得效其忠心。這個法子是司馬光反覆斟酌，想了又想才提出來的，他以為兩全其美了。可是，皇帝、宰相卻並不領情。司馬光又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台諫官專程跑到有關部門去捐款，結果當然是遭到拒絕。於是，司馬光乾脆把珍珠留在諫院充作辦公經費，把黃金送給了岳父張存，以示「義不藏於家」。https://read.99csw.com

「式微」，語出《詩經·邶風·式微》：「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說的是臣子為國事奔忙，不得與妻子團聚。「式微」歌中隱藏的，是一個歸隱田園的夢。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說：「田園將蕪，胡不歸！」儒家講究「學而優則仕」，以修身、齊家為立身根本，以治國、平天下為至高理想，歸根結底，是要出來服務社會的。然而，又有哪一個讀書人的心底不藏著歸隱田園的夢？哪怕是春風得意之時，聽到漁歌互答，也不免有「式微」之嘆。十五年前返鄉，到硤石山中拜會隱士魏閑，看到老大哥那麼悠閑自在的山居生活，司馬光也羡慕過，讚歎過，腦海里閃過「式微」的歌。只是，這一次，司馬光歌「式微」的心情顯然不同。他歌「式微」，更多的不是要歸去，而是嘆凋敝。

真實情況的了解是從面對面的交流開始的。本州的光榮—司馬諫官賞光屈臨官舍共進晚餐，讓陝州知州感到既榮幸又局促。按照司馬光的要求，知州大人為司馬諫官準備的是一葷三素，最簡單的面飯，酒還是有的，是當地官府酒務里自釀的酒，味道雖然不壞，可是籍籍無名，哪裡比得上開封府的瑤泉佳釀、羊羔美酒！聞道司馬諫官為人樸素，可是拿這樣的席面來招待尊客，知州大人還是心中不安。

司馬光為陝西鄉親心痛，更為大宋王朝心痛。強征「義勇」，很多地方官在私底下也認為除擾民外別無一用，可是，他們又能怎麼辦？只要在地方官的位置上，就得勉力完成中央交下來的任務。要不然，遭殃的就是他們自己了。遠的不說，看看河北就明晰了。陝西是新征「義勇」，河北則是補招，要填滿舊額。誰願意當兵呢？哪怕是只刺手背的「義勇」民兵。老百姓逃的逃，跑的跑。地方官完不成任務，幾乎被全員罷免。大宋朝最不缺的是什麼？官員！舊的撤了，新的換上來接著招兵，效果仍然不理想。朝廷以為辦事不力，下令河北都轉運使趙抃審查治罪，結果怎樣？應當處以兩年徒刑的就有八百多人！還要再換一撥人上來嗎？幸好，趙抃明智，頂住壓力向中央求情，這八百多人才得以留用並最終完成了任務。任務是怎樣完成的，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在這種時候，是非對錯不重要，重要的是績效，是要上峰滿意！大宋朝官僚隊伍的良心和操守就這樣一點一點在半推半就中流失了。

司馬光得知消息，立即上疏表示強烈反對，理由如下：第一，陝西路雖然沒有「義勇」，但是，1038～1044年宋夏戰爭期間，陝西曾經三丁選一徵召「鄉弓手」（民兵），後來這些鄉弓手又直接刺面、轉成了士兵。而當時河北、河東兩地形勢相對緩和，所以，當地的鄉弓手只刺手背，充作「義勇」。也就是說，陝西人為國防所做的犧牲，比河北人、河東人更大、更慘烈。第二，宋夏戰爭期間，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曾經臨時強征民兵幾十萬，可是哪裡有一個是能打仗的呢？實踐已經證明，民兵唯一的作用就是虛張聲勢。第三，按本朝制度，兵民分離，朝廷已經徵收了農民的糧食布帛來贍養軍人，現在又要強征他們本人來當兵，那麼，一戶農民就要承擔兩戶的責任了。如此一來，農民的財力怎麼能不打折扣？農業生產如何能不受干擾？ 強征「義勇」，有百害而無一利。第四，司馬光擔心，朝廷早晚會背信棄義，就像當年對待「鄉弓手」一樣，把這些「義勇」刺面為兵。九*九*藏*書

一開始，韓琦還試圖解釋：「兵貴先聲，現在李諒祚驕狂桀驁，他聽說陝西突然增加了二十萬軍隊，肯定會受到震懾。」

見過了毫無架子、一言一行透著真誠的司馬諫官本人，三五杯入肚，寒暄的套話說過，知州的狀態鬆弛下來。說到本州財政，他的臉色頓時從恭敬客氣轉成了焦慮愁苦：「倉庫都是空的，沒錢，也沒有糧食。官員工資怎麼發？軍人的糧餉怎麼發？只能臨時現湊。一個月一個月地湊。軍糧是不敢拖欠的，湊足了先發軍人的，再發官員的。實在湊不出，就只好欠著……」

讓司馬光歌「式微」、嘆凋敝的是三件事。

司馬光搖搖頭，繼續直視著韓琦的眼睛說：「我絕不敢輕視相公。如果相公能永遠在這個位子上，我信。可是萬一別人上來，就著相公現成的兵士，派他們運糧、戍邊，那是易如反掌啊！」

此番還鄉，司馬光請的是「事假」，事由是「焚黃」。由於司馬光的地位，皇帝給他父母追贈了更高級別的榮譽頭銜，發放了告身，焚黃就是把用黃紙抄好的告身副本，到墳前去燒送給先人。焚黃假期很短，只有十幾天，所以，此番還鄉，他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去，一路奔波，備極辛苦。

上一次探家，是在皇祐二年（1050）。那一年，司馬光三十二歲，初入「館職」，剛剛進入大宋王朝的高級人才儲備庫，身體充滿活力，內心充滿希望。在贈給同鄉後輩的詩里，他寫道：「況今有道世，谷祿正可干。勖哉二三子，及時張羽翰。力學致顯位，拖玉簪華冠。」司馬光認為他所處的是一個有道之世，是值得大幹一場的時代，他是樂觀的，向上的。那個假期很長，時間寬裕，司馬光優哉游哉，從春天一直住到夏天，甚至有時間親自督造了一座新宅。在新居寬敞的書齋里，他讀經閱史，神交古人，養精蓄銳，憧憬著新的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