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激烈的言辭，在以溫和理性著稱的司馬氏奏疏中，實屬罕見。司馬光心中的憤怒，可以想見。

八月十七日，司馬光的錐心之問，問得「皇考派」無言以對。面對巨大的輿論壓力，英宗採取了拖延戰術，濮王的父親名義爭奪戰進入靜默相持狀態。然而，誰都知道，眼下的沉默只是暫時的，英宗對濮王究竟該稱呼什麼，如何待遇，這是大宋王朝無法迴避的禮義問題。如果英宗一意孤行，如果宰相們堅持濮王的「父親」名義，那麼，禮官侍從，特別是台諫官就必須做出最後的選擇，要麼屈從權勢，要麼準備為心中的正義犧牲個人前程。暴風驟雨必將到來。可是就在這個時候，身為「皇伯派」主筆的司馬光卻離開了諫官崗位。

第二天早晨，按照儀式要求，文武百官都穿著祭服，在殿庭里列隊肅立，準備侍奉皇帝親虞。然而，時辰已過，英宗卻仍然不見蹤影。最終，宮中還是傳來了令人沮喪的消息：「皇帝病情突然加劇，出不來了。今日虞祭，仍命宗正卿代行！」

侍從、禮官再度會議，很快達成一致，按照本朝崇奉尊屬的「故事」（先例），英宗是仁宗的兒子，濮王是仁宗的兄長，所以英宗對濮王「合稱皇伯而不名」，稱皇伯，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在正式落筆之前，有人提出來，是不是在「皇伯」的後面加一個「考」字，好歹安慰一下皇帝那顆渴望舒展的私心。考，指死去的父親。這個提議，讓天章閣待制、判太常寺呂公著（1018～1089）一句話就給堵回去了。呂公著說：「皇伯考這個稱呼是真宗用來稱呼太祖的，不能加在濮王的頭上！」—濮王有什麼資格跟開創了本朝帝業的太祖皇帝相比？！

可是，結果又怎樣呢？

歐陽修的論證，老實說，很不經學，也很不歷史，但是符合他的性格。歐陽修是樂於創造的，並且為自己的創造性思維而驕傲。後來，他對老部下蘇頌（1020～1101）說：「我這一輩子，哪兒讀過《儀禮》啊，偶然有一天散步到孩子們的書院中，看見桌子上正好放著一本《儀禮》，拿起來一看，就看到了『為人後者為其父齊衰杖期』這句話，跟我的想法不謀而合，因此才打破了種種不同意見。我自己覺得這個收穫是很大的。」

不管有過怎樣的前情往事，對於皇太后和仁宗，英宗實在是孝道有缺的。

消息傳開，所有人都呆住了，很多人在搖頭，發出無聲的嘆息。司馬光則簡直要怒髮上沖冠。皇帝究竟意欲何為？！勉強跟隨宗正卿行了虞祭之禮，司馬光回到諫院，憤然上疏，質問英宗：「如果說之前有關部門沒有為陛下設置親祭之禮，那還可以說是有關部門的錯。可是今天的事情，您已經答應親祭了，有關部門也按照親祭準備儀仗了，那又該誰來承擔責任呢？這都是因為我愚蠢，非要建議陛下親祭，結果反而彰顯了陛下的過失，我的罪過太大了，請陛下裁處！」

司馬光一直懸著的擔心終於重重地落到了實處，他不幸言中了。作為一個過繼子，英宗有兩重父母，生父母濮王和他的夫人們，過繼父母仁宗和曹太后。按照禮制，旁支既已入繼大統，就是嫡系長房的兒子，應當用侍奉父母的禮儀侍奉過繼父母，對於親生父母，就要降低崇奉規格—這是大義、公道，是儒家所主張的倫理秩序。然而，誰不愛自己的親生父母？旁支之子，一旦登上帝位，大權在握，則難免想要尊崇親生父母—這是私心。人人都有私心，唯有克制私心，服從大義，秩序才能得到維護。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然而克己復禮，談何容易？！想當年，仁宗無子，克己復禮，為天下安危https://read.99csw.com計，選立宗室是唯一的出路。可是，在私心與公義之間，仁宗硬是掙扎了七年多，到死都不肯給英宗皇太子的名義。如今英宗歷盡委屈，「備胎皇子」終於獲得了最高權力，原本極度壓抑的私心獲得了舒展、伸張、膨脹的機會，克己復禮，只怕是更大的難題。

討論的中心議題是，應當給皇帝的生父濮王怎樣的名分和禮遇。問題是宰相韓琦提出來的，韓琦說：「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根據韓琦的提議，英宗下令，禮官、文學侍從集體討論，以便達成共識，為濮王尋求合乎禮義與感情的名分待遇。

治平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大祥。第二天，司馬光就和諫院同事傅堯俞（1024～1091）一起前往中書，面見韓琦、曾公亮、歐陽修、趙概等四位宰相，申明「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意」（過繼子不得過度尊崇親生父母）。四位宰相當時不置可否。一個月之後，韓琦還是再度拋出了這個問題，而英宗也順水推舟，隨即下令侍從、禮官集議，討論濮王的尊崇問題，於是，就有了本章開頭所描述那一場討論。

讓司馬光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尊崇英宗生父的提議竟然來自他素來尊敬的老一輩政治家韓琦；更讓他想不到的是，韓琦首建此議的時間竟然是在治平元年（1064）五月太後撤簾之後。這便等於是前腳用詐計逼迫曹太後撤簾，後腳便教唆皇帝倚仗權勢敗壞禮義，對先帝的皇後步步緊逼，對在位的皇帝阿諛諂媚，韓琦是何居心？！司馬光當時的憤怒是難以言表的。幸好，英宗不算太糊塗，把韓琦的提議壓了下來，批示說：「等過了仁宗的大祥再討論。」大祥，也就是兩周年祭典。

呂誨（1014～1071）明確指出皇帝的意思「就是想給濮安懿王加上『皇考』的名號，與仁宗皇帝使用同樣的稱呼。倘若如此，那就是一個人有兩個父親，服兩次斬衰之服，于禮文、律文，都是相違背的！」治平二年（1065）八月十七日，司馬光以個人的名義再度上奏，重申前議，複發新問：

不願意承認過繼父親，則必然過度尊崇生父。思前想後，司馬光憂心殷殷。他擔心，一旦皇太後撤簾，英宗完全掌握最高權力之後，會越過禮法的束縛，做出違背禮法的事情。他更擔心，朝中會有諂媚之臣拿此事做文章，慫恿英宗。果真如此，權勢壓倒禮義，必然人心大壞，實非江山社稷之福。所以，一有機會，司馬光就勸說英宗、提醒英宗。他提醒英宗「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對於英宗而言，做仁宗和曹太后的孝子，既是修身之道，也是治國之要，是公義；而過度尊崇親生父母則是私愛，有悖公義。

子曰：「當仁不讓于師。」關鍵時刻，司馬光毅然提筆，略加思索，便成就了一篇辭明理暢、言簡意賅的奏議。眾人讀罷，均表佩服，王珪隨即命令書吏謄抄，以討論組的名義上報。這場討論，王珪是召集人，奏議簽名，王珪領銜，所以，這篇奏議也收在王珪的文集當中。但是，毫無疑問，它出自司馬光的手筆。九*九*藏*書

追隨正義，還是屈從權勢？這是一個問題。

當然，即使是在傳統中國，名不正，或者不太正的時候還是比名正的時候多。而有能力破壞名義秩序的，總是那些高高在上、手握權勢的人。比如說，「妻子」和「母親」的這一對稱呼，中國的傳統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丈夫的妻子是家庭中所有子女的母親，妾可以生孩子，但卻不能獲得母親的稱號。這就是秩序，是事情應有的樣子。而唐代後期的實際情況卻是，庶出的皇子當上皇帝之後就可以把自己的生母尊奉為皇太后，並且把她送進太廟裡去做先帝的皇后—也就是說，兒子可以憑藉權勢為死去的父親指定妻子。這就是對名義秩序的破壞。類似的情況到宋代就行不通了。與唐代相比，宋朝思想文化的一大特徵就是對於名義秩序的特別能堅持，主張用禮義來抵禦權勢，使在上者屈服，克己復禮。比如，在宋朝，只有先帝的皇后才有資格做太后，生了皇帝的那一位，不管從前受寵與否，都沒這資格。

聞知此事，司馬光震驚之餘，當即上疏，提醒英宗「虞者孝子之事」，是不能找別人代替的。從初四到初六，還有三虞，「慾望自來日以後，陛下親行其禮」。英宗收到奏疏，立即下令禮官準備皇帝親虞的儀仗。這讓司馬光感到十分安慰。

司馬光寫文章從來不以「思如泉湧」著稱，而這一篇奏議卻是倚馬立就，一氣呵成。

什麼叫虞祭？就是對死者木主也就是牌位的祭祀儀式。「虞，安也」，通過對木主的祭祀來安慰死者的靈魂。《禮記》說：「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按照華夏族的葬禮，將死者遺體送到墓地安葬之後，還要將死者的靈魂迎回家中。承載著死者靈魂的木主在墓地製作，運回家中供奉。一路之上，「孝子為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需要每天祭祀，以安其神。宋朝皇室的墓地在河南府永安縣（鞏縣），從鞏縣到開封，路途遙遠，再加上皇家禮儀以繁複為高貴，所以，從木主離開墓地到進入太廟，一共要舉行九次虞祭。

濮王的稱呼問題真的有這麼重要，值得大宋王朝精英中的精英如此連篇累牘、大動干戈地論戰？

對自己的親爹竟然要稱伯，英宗如何能忍得？英宗一紙內降，中書再度發文，一代文宗歐陽修親自執筆，引經典，據法令，提出英宗應當稱濮王為父，要求召開中央中級以上官員集議，擴大討論範圍，以便爭取支持。

英宗對濮王的稱呼問題，關係社會正義、現實權勢與個人hｔtｐs://ｒeａｄ•99ｃｓｗ•ｃｏｍ情感。長期「備胎皇子」所鬱積的委屈，讓英宗在情感上本能地抵觸仁宗，疏離太后，從而更傾向於濮王—濮王生前必定是極重視這個兒子的。濮王對英宗的愛重，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感謝仁宗—若不曾被仁宗接進宮裡養過，老十三不過是普普通通的濮王庶子，在二十八個兒子當中，濮王未必會多看他一眼。可是，在仁宗那裡遭受冷遇之後，此中細節，英宗哪裡還會在意？在他的內心深處，濮王才是他的父親，是真正給了他關懷、器重和愛的父親。不錯，他繼承的是仁宗的皇位，他的皇位繼承權與統治合法性均來自「仁宗之子」這一身份。但是，賦予他生命的是濮王，沒有濮王就沒有他。那麼現在，當他已經牢牢地掌握了皇權，憑什麼不可以順從自己的心愿，稱呼那個賦予自己生命的男人一聲「父親」？給予濮王「父親」的稱呼，不符合通常的禮義秩序，但是，如果歐陽修能夠論證它的合理性，英宗當然樂見。

治平二年（1065）四月九日，一場討論在太常禮院舉行。主持討論的是翰林學士王珪，參与討論的二十幾位，除了太常禮院的禮官，就是皇帝的文學侍從官，都是飽學之士。討論進行得很順利，一番引經據典的論證之後，很快便就中心議題達成一致。按照事先約定，討論結果將會形成報告，以文字形式呈送給皇帝，以供決策參考。照理，起草報告的責任屬於翰林學士，輪不到旁人。書吏磨好了墨，鋪開了紙。寬敞的大廳里漸漸安靜下來，眾人的目光集中到幾位翰林學士的身上。然而，翰林學士王珪、范鎮等人卻是面面相覷，無人開口，更無人動筆。大廳里的氣氛迅速降到冰點，跟討論時的熱火朝天形成了鮮明對照。就在這個時候，司馬光奮然起立，穩步急行，走向桌前，拿起了那桿無人敢動的千鈞之筆。他走過的時候，在旁的人分明感到了一陣凜然之氣。

濮王的尊崇問題，史稱「濮議」。濮議最核心的議題就是英宗該怎樣稱呼他的生父濮王，具體說來，便是英宗究竟應當稱呼濮王「父親」，還是「皇伯」。

這一問如高手出招，直擊要害。如果仁宗和濮王都在世，那麼，毫無疑問，英宗必須稱仁宗為父親，稱濮王為皇伯。而如今仁宗沒了，英宗卻稱呼濮王為父，那豈不是小人之行、反覆無常了嗎？「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為此行也」。這一問，即使歐陽修在對面，只怕也是啞口無言。

兩年以前，嘉祐八年（1063）四月二十七日，英宗第一次病休剛剛結束，司馬光就曾經上疏討論此事。他為皇帝列舉了歷史上從旁支入繼大統的兩種做法：一種，比如在漢昭帝之後即位的漢宣帝，是漢武帝的曾孫，但是，他的祖父衛太子、父親史皇孫都沒有當過皇帝，宣帝雖然愛自己的祖父和父親，卻始終不敢為他們加上任何過分的尊號。另一種，比如兩漢的哀、安、桓、靈四帝，也是自旁支入繼大統的，卻都給自己明明沒有當過皇帝的父親加上了「某某皇」的頭銜。這兩種做法，司馬光說，前一種符合大義和公道，「當時歸美，後世頌聖」，后一種侵禮犯義，「取譏當時，見非後世」。他希望英宗以後者為鑒，杜絕過度追尊親生父母的想法。在那封奏疏的最後，司馬光表達了深切的擔憂：

對於這樣的結論，英宗和宰相們當然不滿意。只是，作為直接當事人的英宗卻不方便出面言說。於是，英宗以「內降」（皇帝親筆批示而非正式詔書）的形式把這一結果「轉發」了中書，而宰相們很快發公文給討論組，要求他們明確英宗對於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也就是說，英宗在任何場合提到他的生父濮王允讓的時候，究竟該用什麼樣的親屬稱謂，能不能直呼其名。

濮王的父親名義爭奪戰，從表面上看是九*九*藏*書有關禮義的學術爭論。論辯雙方所持的依據不外乎三類：一是儒家經典的論述，二是現行的法令條文，三是歷史上前代帝王的做法。文人打仗，武器是文章，拼的是學問。雙方你來我往，一篇篇宏文橫空出世，引經據典、論議皇皇，至今讀來仍然是字句鏗鏘、文采飛揚。但「濮議」絕不是學術研討會，而是政治事件，是權力鬥爭。皇帝想要打破禮義秩序、尊崇自己的親生父親，這心思誰不明白？既然明白，那麼，每一個局中人都要權衡，是站在禮義秩序這邊違拗皇帝，堅持濮王只能是「皇伯」？還是站在皇帝這邊幫助他打破禮義束縛，為濮王爭取「皇考」的父親名義？一邊是「皇考派」，一邊是「皇伯派」，對立已經形成，每個人都得「選邊兒站」了。宰相府高舉著「皇考派」的大旗，歐陽修大力鼓噪、韓琦堅定支持，慶曆一代的政治家，除富弼以外，多半站在了這邊。選擇皇考派，就等於和最高權力站在了一起，榮華富貴，滾滾而來。而站在「皇伯派」這邊，違背皇帝的心意和宰相的意願，跟掌握著自己前途命運的最高權力公開叫板，簡直是在拿著自己的政治前途開玩笑。

圍繞著英宗對濮王的稱呼問題，宋朝中央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論戰，一場有關皇帝父親名義的爭奪戰。論戰的一方是歐陽修、韓琦等宰相大臣，另一方則是以司馬光為首，以台諫官為核心的禮官、侍從群體。歐陽修派主張英宗對濮王應當保留父親的稱呼和名義，司馬光派則主張英宗應當稱呼濮王「皇伯」。雙方各持己見、相持不下。

那麼，歐陽修是怎樣論證的呢？歐陽修的主要理論依據是《儀禮》當中的那句「為人後者為其父齊衰杖期」。這句話說的是出繼子為生父服喪的規定，直譯過來，就是「出繼子為其生父服齊衰杖期之服」—正常情況下，子為父服最高級別的斬衰三年喪，出繼子已經成為了別人的兒子，所以降等，為生父服齊衰一年之喪。此處「父」的確切含義，無疑指「生父」。古漢語行文崇尚簡單，確切含義通過上下文達成；一旦拋開上下文，隨心所欲地加以解釋，是很容易被歪曲的。歐陽修所做的，正是拋開上下文，斷章取義。他從這句話中推出了如下結論—儒家經典贊成「為人後者」對生父保留「父親」的稱呼。更進一步，歐陽修指出，出繼子保留對生父母的「父母」稱呼，符合天性，是一種誠實的行為，因而是高尚的，是值得推許的。他在《新五代史》的修訂中反覆重申了自己的看法，比如這一段：

對於當時的人來說，「濮議」當然重要，論戰必須進行，勝負關乎國運。在傳統中國，稱呼即名義，每一個稱呼之中都蘊含著相應的權力、義務和責任。父親應當嚴肅而慈愛，儘可能關照子女的利益；子女應當孝順，但卻不必事事盲從；兄長擁有權威，愛護弟妹，弟妹對兄長恭敬，兄弟姐妹團結友愛。臣子要忠誠地侍奉君主，而君主也必須按照禮義來對待臣子，一旦君主荒淫無道，臣子可以選擇拋棄他……所有這些稱呼聯結在一起，構成一張秩序之網，每個稱呼都是其中的一個結點，不能孤立存在。儒家相信，只要每個人都遵循稱呼的要求，踐行稱呼所規定的責任和義務，社會就會和諧、穩定，國家就能長治久安。這就是稱呼在傳ｒeaｄ•9９csｗ•com統中國的意義。曾經有學生問孔子：「如果你有機會得到治理國家的權力，你會先做什麼？」孔子說：「必也正名乎！」「正名」就是「使名正」，讓所有人的行為符合稱謂的規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主公正，臣子忠誠。

奏議首先引經據典，指出按照禮法制度，一個人不能同時為兩個父親服最高級別的斬衰之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這是原則；而歷史上，那些自旁支入繼之後尊親生父母為帝為後的皇帝，都受到了當時和後世的嘲笑，不足為法。接下來，奏議指出，前世的旁支入繼，多半發生在皇帝死後，由別人選定；而仁宗之選定英宗，是在生前，所以，仁宗之於英宗有超乎一般的大恩大德，不可辜負。最後，奏議提出，對於英宗的生父濮王「宜一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期親」，也就是需要服一年喪期的親屬，包括祖父母、伯父、叔父、兄弟等等。

誰可以做皇帝的母親很重要，那麼，誰可以被稱為皇帝的父親就更重要了—這是從傳統名義秩序的角度理解濮王的稱呼問題。即使對於現代人來說，這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利益問題。

他們討論的究竟是什麼問題，又達成了怎樣的一致？既然意見一致，卻又為何無人敢執筆立議？

仁宗是十月二十七日在鞏縣的永昭陵下葬的，五天之後，也就是十一月初二，他的木主抵達開封。在此之前的五次虞祭，因為是在路上，所以都是由官員代行其禮。十一月初三，「木主已達京師，近在內殿」，明明就已經跟皇帝的居所近在咫尺了，可是，英宗竟然還是沒有親行其禮，仍然派宗正卿代勞！

只可惜，司馬光的憤怒對於英宗並不奏效。英宗「竟以疾故，迄九虞不能出也」。

英宗不虞的本質，就是拒絕履行一個孝子應盡的義務。明眼人都看得出，正如從前仁宗在內心深處拒絕承認英宗這個兒子一樣，英宗在內心深處也拒絕承認仁宗這個父親。這一對幽冥永隔的過繼父子，積怨太深了。

消息一經傳出，開封政壇議論嘩然，支持中書的意見顯然不佔上風。若再舉行大規模集議，只能是自取其辱。這個時候，皇太后也發出手詔，詰責執政，質問中書。無奈何，英宗只得親自出面，取消擬議中的大規模集議，將問題發還禮官重審。表面上看，皇帝和中書證據不足，又缺乏輿論支持，已呈敗象。於是乎，侍從、禮官乘勝追擊，紛紛上奏，希望皇帝發布詔書，明確支持稱濮王為皇伯的意見。眾人所持論據，基本不出司馬光當初所奏。

讓司馬光最感痛心的一件事，是英宗拒絕親自主持仁宗的虞祭典禮。

自從英宗即位以來，司馬光就把防止皇帝以私害公作為自己的責任，時刻盯防，一毫也不肯放鬆。

英宗與諸位宰相的意圖，是不言自明的。他們當然希望這場討論能達成對英宗的生父濮王更為有利的結論。可是，在司馬光等人的主導下，二十幾位侍從、禮官幾乎沒費什麼周折，就達成了一致：維護仁宗的宗法地位，反對過度尊崇濮王。這種意見合乎禮制的精神，有利於秩序的穩定，然而，它不符合英宗的私心，也悖逆了宰相的意思。如何措辭，煞是為難。臨到落筆，眾人面面相覷，無人敢動。這中間甚至包括了司馬光最為尊重的老同年、當時主管禮院的翰林學士范鎮。

司馬光的擔心，就當時的形勢而言，為時尚早，其時，太后尚在垂簾，皇帝立足未穩，縱有其心，亦無其力。然而，此後英宗的表現卻讓司馬光的心始終無法放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