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諫院之後，司馬光被安排到經筵專職擔任皇帝的侍講。經筵是皇帝的御用讀書班，這項制度是宋代的創造，其目的就是要通過讀書幫助皇帝提高理論修養、學習治國方略。經筵設有侍講和侍讀兩種職位，但通常都是兼職，皇帝日理萬機，真正能用來讀書的時間不會太長，除非是尚未親政的小皇帝，否則並不需要專職的侍講。司馬光被罷免了諫官職位之後，成了專任侍講，其實就等於被體面地「掛」了起來。英宗對司馬光還是手下留了情的。

治平二年（1065）十月初四，朝廷發布任命，把司馬光的級別從天章閣待制升到龍圖閣直學士，他的職位則仍然是知諫院—專門負責批評的官。

這艘朽畫船的致命傷，在司馬光看來，是社會風氣的頹壞與禮義秩序的鬆動。在這個社會中，是非對錯已經變得不再重要，人們背棄禮義，崇尚權勢，荒廢責任，唯利是圖。而造成這種風氣的根本原因是上行下效。君主對風氣具有示範、引領的作用，想要一掃頹風、重振士氣，必須靠皇帝以身作則。而英宗本來是有機會表率群倫的—他是養子即位，這是他的劣勢，但也可以成為他的優勢—如果他遵守禮義、妥善處理對生父濮王的尊崇問題，那麼，他就給天下人做了一個好榜樣。從此之後，官員人等，誰敢不遵禮義，違反原則，朝廷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按照法令加以懲處，人們也可以按照道德加以譴責。這就是司馬光堅持濮王只能稱皇伯的原因。

接到龍圖閣直學士的敕告（任命文書）之後，司馬光於十月六日上了第一狀，表示不能接受，請求皇帝收回成命，「所有除龍圖閣學士敕告，不敢祗受」。在這封奏狀之中，司馬光表示，自己不是一個合格的諫官，「曾無絲毫裨益聖德」，他為自己的失職表示不安，並請求外任。這是什麼意思？我做諫官，就要盡職，裨益聖德，勸說皇帝克己復禮；陛下可以把我調走，我不怕外任。換句話說，只要我在這裏，在諫官的位置上，濮王就只能是「皇伯」，沒商量。

十月四日，朝廷發布了給司馬光龍圖閣直學士的任命，同時得到龍圖閣直學士頭銜的還有同為天章閣待制的判太常寺（禮官）呂公著。這兩位都是皇伯派的核心人物。呂公著的態度和司馬光一樣強硬，有人想在濮王的「皇伯」後面加個「考」，把「皇伯」變成「皇伯父」，呂公著一句話就給徹底否決了。恩典突如其來，卻非毫無鋪墊，肯定有人私底下找司馬光和呂公著吹過風—當然，這類秘密遊說在文字上不會留下任何痕迹。英宗和宰相的意圖實在不難猜，他們想要用更高級的侍從頭銜來收買司馬光和呂公著。如果這兩位最強硬的皇伯派改變了態度，那麼，剩下的人就好辦了。

當然，這隻是一句玩笑話。司馬光轉向史學不代表他要退出政治，這跟魯迅從醫學轉向文學的性質完全不同。魯迅轉向文學就拋棄了醫學，司馬轉向史學，卻還在宋朝hｔtｐｓ://reａd.99ｃｓｗ•ｃom政治的核心區，他的史學是對政治更深層次的介入，他仍然保有皇帝侍從的名義，有侍講經筵、常常可以見到皇帝的便利。他仍然密切關注著大宋政壇高層的一舉一動，這個「烏鴉嘴」的預警人，從未打算放棄說話的權力。

這封奏狀，讓英宗領教了司馬光的強硬。然而，他仍然不死心。對於司馬光不接受任命文書的做法，英宗乾脆採取了不予理睬的態度。於是，司馬光又上了第二狀，這一狀引用了真宗時候一則有關諫官職責的詔書，詔書規定：「諫官任職滿三年，如果公認不能稱職，則要予以降級處分，調任地方基層小官。」司馬光說：「我從嘉祐六年七月進入諫院供職，到現在已進入第五個年頭……（我幹得極不好）現在給我處分都算晚的了，沒想到陛下竟然還要提拔我，讓我帶著更崇高的侍從頭銜繼續做諫官。我自己想想都慚愧，更不要說別人怎麼看了。所以，如果朝廷寬大，不肯依據真宗年間的規定處罰我，那麼，就請讓我去外地當個知州吧。」這第二狀的結尾，仍然是那句「所有除龍圖閣學士敕告，不敢祗受」。

話說到這個份上，司馬光堅持不退，英宗就只能自己退了，不能讓諫官司馬光改變立場為自己代言，那就只能把司馬光調離諫官的崗位！這才是司馬光離開諫官崗位的真相。司馬諫官沒有逃跑，是他的皇帝把他推開了。

司馬光不是英宗罷免的第一個言官。第一個被拿掉的，是同知諫院蔡抗（1008～1067）。蔡抗當過宗室學堂的老師（睦親、廣親宅講書），跟英宗有故交。治平二年（1065）五月，英宗親自提拔蔡抗同知諫院，本來是希望他在濮王的稱呼問題上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是，沒想到蔡抗卻態度堅決地站在了禮義一邊，反對過度尊崇濮王。八月間開封發大水，蔡抗又上疏痛陳濮王尊崇不當導致天譴，結果被罷免了諫職，成了第一個因為濮王稱呼問題遭罷的諫官。到十月，司馬光又免諫職。整個諫院就剩下了傅堯俞一員諫官，而傅堯俞又被朝廷派了外交差使，正在出使契丹的路上—這一去一回，真正回到諫院來上班恐怕是明年春天的事了。御史台的情況也沒有好到哪裡去。長官御史中丞的位置已經空了好幾個月，朝廷一點兒也沒有任命新人的意思，存心讓這個引領輿論導向的重要位置空著。當時在職的五名御史，有三位被派了長差，出門在外。整個御史台，就剩下副長官知雜侍御史呂誨和兩名御史苦苦支撐。宋朝政治體制中一度與皇帝、宰相鼎足而立的輿論監督機構—台諫變成了一個空架子。為了給自己的生父濮王贏得父親的名義，英宗可謂是費盡了心機，甚至不惜破壞體制與傳統。「皇伯派」與「皇考派」未來必有一場惡戰。皇考派的陣勢已經排開，他們利用權勢，造成了「皇伯派」的嚴重減員。「皇伯派」還能有何作為？他們是否會偃旗息鼓？退出了諫官隊伍的司馬光又將作何反應？ｒｅaｄ•99ｃｓw.ｃｏm

臨別之際，面對題名碑，司馬光肅立良久，他默念著每一個名字，直到最後一行，這是他自己：「司馬光，嘉祐六年七月，同知諫院。」現在，這後面可以加上一行了：「治平二年十月，離職。」

在這封奏狀的最後，司馬光請求皇帝收回成命，讓自己離開首都，到老家附近去做一個地方官。英宗接到奏狀之後，並沒有收回龍圖閣直學士的頭銜，而是免去了司馬光的諫官職務。所以，我們最後看到的結果就是，在濮王的父親名義爭奪戰決戰之前的關鍵時刻，「皇伯派」的主筆、議論最有力、聲音最響亮的司馬光離開了諫官職位，退出了爭論！而且，辭諫官是司馬光的主動行為，他主動放棄了言職，放棄了高舉「皇伯派」旗幟，沖在最前面引領輿論的位置。若事實果真如此，那麼，司馬光就背棄了和他一起對抗皇帝私慾、宰相權勢的禮官侍從群體，這是中道變節、背信棄義！司馬光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這不像是司馬光的作風。但不是嗎？他自己說的，做諫官已經得罪了太多的人，再做下去只怕會招致殺身之禍，所以他寧願到外地去做一個知州！這難道不是在主動請辭嗎？司馬光卸任諫官，真相究竟如何？

做諫官的人，應當抓大事，先急務，一切行為以國家利益為指歸，不計個人得失。汲汲於求名，與汲汲於求利，二者看似不同，其實並無本質區別。這就是司馬光對諫官職責的理解。諫官肩負著發現問題的責任，所以，一個諫官必須時刻保持清醒和敏銳，堅持國家利益至上，諫官應當審慎地對待名聲，「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這段話，司馬光絕對是有感而發的。在進入諫院以前，他耳聞目睹了某些台諫官員為了自己出名、專攻宰相大臣隱私的做法，他的恩師龐籍（988～1063）就是因為此類攻訐跌下宰相高位的。對於受過良好儒家教育、有著崇高理想的士大夫而言，安貧樂道、拒絕金錢的誘惑也許並不難，難的是拒絕名聲的誘惑。好名聲，本身就透著清高，比金錢美女「高級」多了。但是，如果把名聲本身作為對象，不擇手段地追逐它，那麼，求名跟求利也就沒有什麼區別了，都是慾望的泛濫。

常言說，「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其實眼睛所見的，也未必都是事實。真實往往蘊含在細節之中，歷史必須細讀。與司馬光離開諫官崗位相關的，有三通文書，也就是他拒絕接受龍圖閣直學士恩寵的三通奏狀。反覆誦讀這三通奏狀，仔細玩味司馬光的文中真意，司馬光離開諫官職位的全過程豁然展現。

「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成。」這是司馬光十七歲時寫下的文字。沒有皇帝的支持，臣下想做什麼都不可能。關於君臣關係，司馬光早已勘破。當然，作為臣子，卻還可以有最後一招—轉身離去。只是，英宗皇帝畢竟還沒到昏庸暴虐的地步，合作是可行的，也是必須的。除此之外，作為諫官，司馬光還有一個秘密武器—豁出去在朝堂上公開叫板，跟皇帝和宰相當面理論。這樣的諫官，宋朝不是沒有先例的。祖宗家法，不殺大臣不殺言事官，提意見再尖銳也不犯死罪，而那些敢於當面頂撞皇帝、公開跟宰相叫板的言官，往往會贏得不畏強權、勇於堅持真理的美名，為自己積攢下豐厚的政治資本，縱然當時遭到貶黜，後來卻往往官至高位。只是這樣的公開叫板卻並不真正解決問題，一個或者一群言官站出來高調挑戰皇帝、宰相的權威，老鼠要跟大象比賽拳擊，這場面本身就極富刺|激性，它會轉移人們的注意力，讓人們忘記言官是為了什麼站起來的，忘記真正的問題，轉而看起熱鬧來。然而熱鬧和看熱鬧都於事無補。這樣的做法不符合司馬光的理想。所以，他寧可冒著被誤解的危險，默默接受升任龍圖閣直學士的命令，離開了諫院。https://reaｄ•99ｃsw•ｃｏm

連著兩狀上去，再不理睬，未免說不過去。英宗只好授意中書，讓宰相出面，下了一道札子（文書）通知司馬光，「聖上有旨，龍圖閣直學士任命不許辭免，相關文書，即命接收」。皇帝都說了「不許」，司馬光還能怎樣？照辭不誤！司馬光又上了第三狀。這第三狀同樣以「所有除龍圖閣學士敕告，不敢祗受」結尾。第三狀最核心的內容，前面已經引過，讓我們把它回放到司馬光當時的心境當中，再看一遍，細心體味其中真意。司馬光寫道：

題名碑就是公示牌，名字刻入石頭，就是要讓為官者知道公道自在人心，忠誠正直、盡忠職守的好官不會被人忘記，狡詐姦邪、瀆職腐敗的官場敗類也無法逃脫道德的審判，官員必須對自己的職務行為及其後果負責。宋代最有名的題名碑是《開封知府題名碑》，上面刻著183人次歷任知府的名字。其中，應當刻著第93任知府名字的地方是一個光滑的凹坑，那個消失的名字，就是大名鼎鼎的包拯。包拯的名字到哪裡去了？被人們的手指撫平了、又摸沒了，刻到人們的心裏去了。當刻入石頭的名字深入人心，不朽才得以實現。

這是什麼意思？司馬光想要傳達給皇帝的，究竟是怎樣的信息？「只要我在諫官的位置上，就一定不會退縮，即使陛下要治我的罪、砍我的頭，我的立場絕不改變，濮王只能是『皇伯』！」

如今，司馬光自天章閣待制遷龍圖閣直學士，在文學侍從的行列中排行更前了。他的天章閣待制是先帝給的，而龍圖閣直學士則是當今皇帝的恩典。既蒙先帝恩寵，又得今上眷顧，端的是前途無量！然而，司馬光對這個龍圖閣直學士的反應卻是相當冷淡，他上奏給英宗說：

在這段文字的後面，是歷任諫官的名字和任職時間，這是題名碑最核心的內容。為歷任長官樹立題名碑，是中國傳統。為什麼要把長官的名字刻在石頭上？有一句詩，家喻戶曉，「把名字刻入石頭的，名字比屍首爛得更早」，意思是說，刻石的目的是想追求徒勞的不朽。其實，古人把名字刻入石頭，在追求不朽之外，還有一重更現實，也更重要的意圖。司馬光說：「這些名字刻在這裏，後來的人會一個一個指著這些名字議論說：這個人忠誠，這個人狡詐，這個人正直，這個人姦邪。嗚呼，這怎麼能不讓人感到恐懼呢？！」

《通志》是一部編年體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秦二世三年（前403～前207）。不用說，大家都知道，這就是史學巨著《資治通鑒》的開頭八卷。但是，當司馬光進獻《通志》的時候，他本人也還不清楚這部書未來的樣子和命運，司馬光唯一肯定的，是他一定要寫一部書來呈現宋朝建立以前政權興衰的脈絡，作為本朝統治的借鑒。之前擔任諫官，公務繁忙，正愁沒時間專心寫作；如今專任侍講，正好有大把的時間可以投入到自己所喜愛的史學寫作當中。司馬光終日伏案，讀書寫作，直到夫人把蠟燭點上，這才抬起頭來，伸個懶腰。看著這一整天讀過的書、做過的筆記，他的幸福感隨著燭光蔓延開去。在那一瞬間，司馬光簡直要感謝英宗把他的諫官職位拿掉了。

享受著龍圖閣直學士的優厚待遇，卻又沒有什麼具體職責，司馬光成了開封政壇的富貴閑人。當然，一貫勤奮的司馬光才不會讓自己真閑著，他開始把大部分精力投注到史學上。他想要寫一部貫穿古今的大通史，為皇帝、為大宋王朝提供一部有價值的歷史教科書。這個念頭在他心裏放了很久了。在司馬光的眼裡，「治亂之原，古今同體」，從古到今，導致政治穩定或者混亂的原因都是類似的。所以，古代可以作為今天的鏡子；了解古代的治亂得失，方可「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讓皇帝建立憂患意識，避免重蹈覆轍。這就是治國者學習歷史的意義。可是，現有的歷史著作顯然不能滿足這一需要：篇幅浩大、內容繁雜、主題分散，一般讀書人成年累月地讀，都很難抓住要領，更何況是公務繁忙的皇帝了！司馬光想要做的，就是寫一部主題明確、內容集中、篇幅適當的歷史教科書。這個想法，司馬光在仁宗晚期就已經產生，並且開始付諸實踐。公務之餘，他完成了一部八卷本的《通志》，並且在英宗初開經筵之時，進獻御覽。https://read.99csw.com

司馬光離開諫官崗位的起因，是一道提級命令。

在司馬光的眼裡，大宋王朝就像是一艘朽畫船，它的「船板是用膠粘起來的，槳是用土捏成的，帆是破布做的，纜繩已經腐朽，可是卻畫著五彩的紋飾，陳設著繡花的帳幔」。華麗得不能再華麗，破敗得不能再破敗，外表與實質嚴重分離。「這樣的船，讓木偶人駕駛著它，在平地上放著，是會讓人眼前一亮，道一聲好看的！可是，要想用它來渡江過河，對付風浪，那豈不是岌岌可危了嗎？」

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都是榮譽頭銜，沒有實際職權，但是無比榮耀，帶上這類頭銜就意味著成為皇帝的文學侍從，進入了高級文官的行列。這類頭銜只要帶上，除非犯嚴重錯誤，終身不摘，而大宋朝廷的很多重要職位，不帶這類頭銜，是沒有資格染指的。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生前就是天章閣待制。嘉祐七年（1062），司馬光初除天章閣待制，進入皇帝侍從的行列，獲得了與父親同樣的職名，「名參侍從，身踐世職」，悲欣交集。而他當時的職務已經是諫官，不能請假還鄉，所以只得在開封寓所的小院里灑淚遙祭，面向涑水故園的方向，告慰父親的在天之靈：「甘旨之養，已無所展。忠直之風，庶幾不墜！」

聲震朝野的諫院，其實規模很小，小小的院子，樸素的辦公室，當時只有兩名諫官—司馬光、傅堯俞，以及一塊石頭。這塊石頭就是「諫院題名碑」。碑是四年多之前司馬光初任諫官時親自主持樹立的。碑文的最前面是司馬光親手寫下的一段文字：

從嘉祐六年（1061）七月到治平二年（1065）十月，司馬光在諫院供職四年零三個月，是宋朝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諫官。按照他自己立定的標準，一個諫官應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后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司馬光對照自省，問心無愧。此刻，即將離開諫院之際，他的心中更多的是擔憂，對國家的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