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角度攻擊韓琦，的確是非常有力的。韓琦于嘉祐六年（1061）接替富弼擔任首相，至今已經五年。仁宗晚年中風，不能親理朝政。一應朝廷大事，皆由韓琦主張。英宗的即位本就得益於韓琦力挺，即位之後旋即發病，諸事不理，其皇位又曾遭遇質疑和危機，若非韓琦掌舵，英宗只怕自身都未必能夠保全。逼迫皇太後撤簾，扶植英宗重掌大寶，韓琦的功勞是第一位的。然而，正因如此，韓琦的權勢和作風也越來越遭到質疑。韓琦逼迫太後撤簾的霸道做法，讓司馬光齒冷。他曾經上疏提醒英宗，要防止大臣專權，要保護本朝以台諫監督朝政的優良傳統。儘管如此，對於呂誨的做法，司馬光還是感到了一絲擔憂。

呂誨的滿腔怒火燒向了宰相，他把矛頭對準了首相韓琦，彈劾他專權擅政，「在重要崗位上安插自己的黨羽，破壞、紊亂朝廷法度」。呂誨說：「朝廷每提拔一個官員，人們都說這人必是韓琦的親朋故舊，朝廷每罷免一個官員，人們都說這人肯定是韓琦的冤家仇敵。」長此以往，「天下只知琦之恩仇，而不知陛下之威福也。」陛下如此信任韓琦，殊不知韓琦卻在偷偷盜竊、轉移陛下的權柄！至於濮王尊崇事件，呂誨認為，是韓琦把皇帝引導上了一條越禮非法的路，「仁宗永昭陵土未乾，玉幾遺音猶在，而韓琦的忠心已改，以為上天是可以欺騙的，搞得皇帝、皇太后兩宮嫌隙日生，引惹天下人怨怒，讓皇帝遭受不仁不義的指責……我們還能說韓琦忠誠嗎？」結黨營私、專權不忠，這是對一個宰相最致命的攻擊。呂誨在啟發、誘導英宗對韓琦的憤怒。

在所有的應詔上疏之中，司馬光最是直言不諱，他批評英宗在萬眾歡呼中登上帝位，即位之後的所作所為卻不斷地喪失人心，「不意數月之後，道途之議，稍異於前，頗有謗言，不專稱美。逮乎周歲之外，則頌者益寡，謗者益多」。司馬光說，英宗有三件事令天下人大失所望：第一，身為過繼之子，對先帝留下的皇太后和幾位長公主失於照顧，「疏母棄妹，使之愁憤怨嘆」，「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第二，置國家大事于不顧，凡事不肯拿主意，「凡百奏請，不肯與奪」，導致「大臣專權」，「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第三，聽不進不同意見，把台諫官的批評意見完全交給大臣去處置，使天下忠誠之士喪氣結舌，失去了批評的動力，「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司馬光還建議取消原定於十一月舉行的南郊典禮，改為皇帝在宮內恭謝天地，以節約開支，昭示畏天之志，安撫大災之後動蕩的人心。

問題是，誰來打破僵局？

想到這裏，司馬光坐不住了，他雖然已經不是諫官，但還是皇帝侍從，此事關係綱常倫理，是國家的「大得失」，他無法保持沉默。司馬光上疏，質問英宗：「我實在不明白陛下的心意，這麼固執地堅持尊崇濮王，究竟是為了榮譽呢，還是為了利益？又或者是認為這樣對濮王有益處？」接下來，他正告英宗，以旁支入繼而尊生父為皇帝，是漢代昏君的做法，實在談不上榮譽；仁宗的恩澤深入人心，百姓之所以愛戴英宗，是因為他是仁宗的兒子、繼承仁宗的大統，過分地尊崇濮王，只會傷害百姓的感情，實在無利可圖；而把非禮的「皇帝」虛名強加到濮王頭上，對濮王又有什麼好處？！無榮、無利又無益於濮王，可是陛下卻偏偏要這麼做，為什麼？無非是宰相大臣們文過飾非，一意孤行。對於中書的行徑，司馬光表示了強烈的憤怒。他說，就算他們搬出皇太後來，縱然百般巧飾，卻終歸辜負了先帝深恩，陷陛下於不義，違背禮制，喪失民心。「政府之臣，只能自欺，安得欺皇天上帝與天下之人乎？」九-九-藏-書

不管觸因如何，司馬光的好朋友、老同年，「皇伯派」的一員大將范鎮被趕出了開封。皇伯派出師不利。這是治平三年（1066）正月初的事情。

一切看起來都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即位四年，英宗先是被生理和心理的病痛糾纏，而後被尊崇生父的心結所佔據，現在，他終於可以集中精力做一個好皇帝了，一個新時代即將開始。

司馬光感到振奮，他仍然是專任經筵侍講，英宗沒有委派他任何重要職務，卻給了他一項具體工作，編修「歷代君臣事迹」，也就是接著他那八卷《通志》往下繼續修通史。皇帝特批，允許司馬光自選助手，朝廷開支俸祿，司馬光的修史事業得到了皇帝支持，正式立項了！

宰相府當然是毫不相讓。台諫與宰相，「皇伯派」與「皇考派」劍拔弩張，雙方已經擺出了勢不兩立的態勢，雙方都等待著英宗的最後決定。

到了三月，三位出使契丹的台諫官同知諫院傅堯俞和侍御史趙鼎、趙瞻（1019～1090）回到開封，立即採取了與呂誨共進退的立場，居家待罪。最終，這三個人也遭到了罷職出京的處分。

進入八月，開封遭遇了罕見的水災。大雨從八月三日開始下，四日早朝，連宰相在內才來了十幾個人。宮裡邊積滿了水，只好打開西華門放水，大水奔涌而出，瞬間吞沒了西華門前的殿前侍衛營房。根據官方統計，水災導致萬余間軍營和民房倒塌，「死而可知者，凡千五百八十八人」。而這場水災只是離皇帝最近的，卻不是最慘的。去年夏秋，開封東南的十幾個州已經被大水淹了一次，「妻兒之價，賤于犬豕」，冬季氣溫異常偏高，又颳起了黑風。到得今夏，瘟疫大起，數千里之間，家家有垂死之人，送葬的隊伍在道路上哭得有氣無力。幸好地里的莊稼長勢還不錯，人人都以為秋天應當來一場大豐收，以補償人們所受到的折磨。卻沒想到，八月的這一場大雨最終衝垮了房屋，淹沒了田地，也破滅了人們的希望。

呂誨率領著他只剩了三個人的可憐的御史台，首先站出來高聲質疑，皇太后的行為前後矛盾：想當初，濮王的尊崇問題剛剛提出來的時候，中書想要擴大影響，提出要舉行中央官大討論，皇太后都不願意，親下手書斥責宰相，如今才過了半年，卻忽然提出這樣的建議來，「與初衷如此背離，實在讓人感到震驚駭怕，疑惑重重」。

這樣的分析不無道理。但是，宰相與台諫兩敗俱傷之後，皇帝真的能成為贏家嗎？宋朝政治中最寶貴的傳統，就是台諫對宰相、對皇帝的監督批評糾錯機制，這種機制的存在可以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避免社會矛盾激化，從而保證宋朝統治的長治久安。這種機制其實是相當脆弱的：台諫與皇帝有君臣之分，不可逾越；台諫跟宰相相比，是小官且無實權；台諫敢於抗衡皇帝、宰相的力量完全是精神性的，他們的武器是社會正義。正常情況下，皇帝對台諫必須儘力扶植，才能維持這個脆弱的糾錯機制。而濮王名義一戰，英宗默許、宰相赤膊上陣，破壞社會正義，驅趕台諫，台諫機構為之一空，糾錯機制暫時癱瘓，縱然重建，又如何能恢復元氣？沒有了台諫的監督批評，宋朝的統治很容易陷入一邊倒的危險境地。這對於皇帝來說，又有何好處可言？！

這樣的建議，英宗當然不會聽從。十一月初四，英宗舉行了即位以來的第一次南郊大典。南郊祭天，每三年舉行一次，是最高規格的常規祭祀。南郊之後，例行大赦，普天同慶，官民人等，雨露均沾。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南郊赦書長長的恩賜名單上，唯獨漏了英宗的生父濮王。難道說英宗已經幡然悔悟，決心謙抑自持，要以仁宗的皇統為重，放棄過度尊崇濮王了嗎？聽到這樣的猜測，司馬光只是苦笑。如果英宗決定謙抑，那就應該遵從禮義，接受侍從禮官的提議，大大方方地給濮王「皇伯」的稱呼和大國的封號。如今南郊赦典竟然避濮王而不談，顯然英宗還是要打破禮義，過度尊崇濮王。「皇伯派」和「皇考派」必將有一場決戰。九九藏書

這樣的「好主意」，究竟是誰想出來呢？韓琦，還是歐陽修？曹太後會配合嗎？不配合又能怎樣？英宗的皇位已經穩固，大權在握的宰相們支持他。而曹太后，撤簾之後，退居深宮，無權無勢，真就成了「無夫孤孀婦人」了，還能怎樣？再說，以韓琦逼迫曹太後撤簾的絕決、霸道，他必然有辦法逼迫老太太配合行動。這簡直是欺人太甚！這般行為，將置英宗與曹太后的母子恩義於何地？仁宗皇帝的在天之靈又怎能安生？這是陷英宗于大不義！

「皇伯派」決定主動出擊。南郊大典之後，御史台的副長官知雜侍御史呂誨上疏，「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禮」。也就是說，按照侍從禮官議定、司馬光起草的意見：第一，尊濮王為皇伯，以明確英宗作為仁宗過繼之子與濮王之間的宗法關係；第二，給濮王贈高官封大國，以表達英宗對濮王生育之恩的感激之情。相同訴求的奏疏，呂誨前前後後一共上了七道，而這七道奏章，全如泥牛入海。英宗方面，毫無反應。沒奈何，呂誨祭出了言官的殺手鐧—辭職，然而他的四道辭職奏章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宰相犯了嚴重錯誤，台諫官也不是沒有問題的。他們太極端，太容易激動。在濮王名義的問題上無法說服宰相，便轉而攻擊宰相，對韓琦，對歐陽修，台諫官的攻擊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這樣的攻擊，已經偏離了討論的初衷，嚴重跑偏。對於這場濮王名義爭奪戰，南宋學者呂中的看法值得重視。他說，這本來是一場「不為苟同」的「君子之爭」，「然台諫爭之不得，氣激詞憤，遂詆為小人；而歐陽修不堪其忿，亦以群邪詆之。即一時之禮議，而遂誣其終身之大節」。台諫據理力爭而不得，就把宰相詆毀為小人；宰相不勝其憤，就辱罵台諫官是姦邪。為了一時的禮義之爭，就污衊對方的終身名節！呂中認為，宰相與台諫之間相互攻擊的惡習，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它直接影響了後來王安石變法時期的政治生態。

司馬光把奏狀送到閤門的時候，正當正午時分，太陽高掛在天頂，卻並不讓人覺得暖和。就在同一時間，太后的使者抵達中書，奉上密函一封。兩名參政，歐陽修看看趙概，趙概看看歐陽修，二人相視而笑—太后終歸是女中俊傑，識時務！

所有這些彈劾、批評宰相的奏章，英宗閱后，都轉給了中書。別的奏章倒也罷了，范純仁的這封卻讓韓琦感到了無比的心寒。范純仁是誰？范仲淹（989～1052）的兒子！韓琦又是誰？范仲淹的同僚、戰友加兄弟。他們曾經一起在陝西抗擊党項人的侵擾，又曾經一起主持慶曆新政。韓琦拿著范純仁的奏章，對曾公亮、歐陽修、趙概說：「我跟希文，恩如兄弟，我一向把純仁當自己的親侄子，沒想到，他竟然如此惡毒地攻擊我！沒想到啊！」

除此之外，侍御史范純仁還單獨上了一奏。這一奏與司馬光諫書風格相類，語言平實、態度冷靜，然而卻鞭辟入裡、直指要害。范純仁說什麼？「皇太后自從撤簾之後，深居九重，不再干預外廷事務，又怎麼會再度降下詔令？而權臣想要做不同尋常的事情，往往會假稱htｔpｓ://ｒｅａｄ•99ｃsw.cｏm母后的詔令，威逼脅迫，用母後來掩飾自己的私慾。陛下是成年君主，應當自行處理政務。對皇太后孝順就可以了，不必再煩勞皇太后操心外朝事務。今天濮王的事情由皇太后出面解決了。這個口子一開，麻煩就大了。以後萬一有權臣假託皇太后的命令行其非常之事，恐怕會對皇帝不利。」這分明是在暗指宰相操弄權柄，威脅皇權了。

數日之後，呂誨集結了在京的所有台諫官員，再度上疏，言辭犀利，對中書全體宰相、副宰相提出彈劾。彈章的措辭可以說是刀光劍影、殺氣騰騰，對於宰相府的總體狀況，用了「豺狼當路」「姦邪在朝」八個字。四名宰相、副宰相，每一個都罪責難逃：參知政事歐陽修，「首開邪議」，「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將陷陛下於過舉之譏」，罪在「不赦」，人神共棄。首相韓琦，明知故犯，文過飾非。次相曾公亮、參政趙概，苟且依違，不負責任。彈章的最後放出了狠話：「議論既然不能統一，照理難以同朝並立。我們和歐陽修，怎麼可以都留在朝堂之上呢？！」

這篇氣勢洶洶的彈章，背後的力量其實很弱小。所謂的全體台諫官員，一共多少人？只有三個：知雜侍御史呂誨、侍御史范純仁（1027～1101）、監察御史里行呂大防（1027～1097）。這就是當時在京的台諫官員總數。宋朝諫院定額六員，御史台官的人數最高曾達到二十人，一般情況下也要維持在十人以上。而當時的諫院實任諫官二員，「司馬光遷領他職，傅堯俞出使敵廷」，只剩了一間空房子。御史台長官御史中丞出缺數月，空置不補；連同副長官知雜侍御史呂誨在內，在任御史共計六員，三員奉旨外出公幹，在台供職的只有三員。不由得呂誨不感嘆：「言論官只差沒有徹底取消了，自古以來，言路的壅塞，沒有像今天這樣嚴重的！」而這種情況，正是皇帝和宰相喜聞樂見，一手造成的。他們想要的是幫助皇帝實現尊崇生父的意願，至於言路是否堵塞，在他們眼裡，都是不重要的，或者說是可以暫時放下的。

在宰相和台諫官的對立中，英宗做出了選擇，站在了宰相一邊，宰相的態度更趨強硬。按照制度，御史台副長官解職，在詔書之外，還應當有正式的官誥，這封解職文書應由知制誥起草。而值班的知制誥韓維（1017～1098）與呂誨政見相同，宰相們擔心韓維會拒絕起草呂誨的罷官文書，乾脆違反制度，取消了解職文書這一環節，直接讓人把罷官外任的敕書送到了呂誨家裡。韓維強烈抗議，而宰相不予理睬。

按照當時流行的政治思想，災害是上天示警，其根源是人間統治不當。英宗慌忙下詔，罪己求言。「皇伯派」以此為契機，指責英宗過度尊崇生父、背棄禮義，喪失民心人望；宰相專權惑主，堵塞言路。大災當前，皇帝和宰相只好偃旗息鼓，將濮王的尊崇議題暫時押后。

濮王名義之戰，宰相與台諫官兩敗俱傷，宋朝政治風氣嚴重受損。那麼，這場戰鬥究竟有沒有贏家呢？

當年一起上疏反對濮王稱親的七位台諫官員，六位罷官離京，唯一沒有受到處分的就剩下了司馬光一個。司馬光奮起營救傅堯俞等人，連上四狀，英宗均不予理會。這讓司馬光感到了一種似曾相識的孤單與憤懣。九年之前，屈野河西地事件爆發，恩師龐籍以藏匿文書為代價保全了司馬光，讓他成為所有當事人中唯一沒有受到處分的幸運兒。而司馬光卻覺得自己背棄了恩師和同僚，獨自苟活，那種無以名狀的道德恥辱感曾經折磨了司馬光很久。如今九年過去，司馬光更加成熟，而且這一次，他沒有遭受處分只是因為偶然—英宗提前免去了他的諫官職位。所以，對司馬來說，孤單與憤懣都不難克服。

除此之外，濮王名義之爭還導致了英宗的自我膨脹，他看透了宰相大臣的真實面貌，漸漸生出輕視之心來。英宗說：「我從前沒當皇帝的時候，望著侍從大臣們，覺得他們都是天下之選，百里挑一。現在才知道不是這樣的。」一個皇帝能自立當然是好事，但是如果這個皇帝在骨子裡輕視他賴以統治的宰相大臣，那絕不是社稷之福。rｅaｄ.９９ｃsw.cｏｍ

不管怎麼說，英宗心情不錯，他決心徹底結束濮王名義之爭所帶來的紛擾，「洗心自新」，從新開始，做一個負責任的好皇帝。三月，英宗發布詔書，「四海之內，獄訟冤煩，調役頻冗，與夫鰥寡孤獨死亡貧苦，甚可傷也。轉運使、提點刑獄分行省察而矜恤之，利病大者悉以聞」。英宗的注意力終於從家事轉向了國事。此時，距離他的親政第一問「積弊甚眾，何以裁救？」已經過去了將近兩年。近兩年的寶貴時光都浪費在了濮王名義這樣的事情上。但是不管怎麼說，英宗畢竟還是要「洗心自新」，裁救積弊了。進入五月，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開始推行：五月十五日，英宗下令中書將那些有章可循的常規瑣細政務交由相關部門處理，只保留審批權，中書從此成為更加純粹的議政兼決策機構，集中力量抓大事。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講，此舉也可以理解為皇帝在削弱中書事權。十七日，英宗再下詔旨，規定每月初一、十五，中書、樞密院在南廳合署辦公。六月十一日，宋朝出現了第一例因為績效考評劣等降職的官員，論資排輩混年頭升級的制度雖然沒有取消，但考核變得更加嚴格。

遭到呂誨的彈劾后，韓琦立即上表，請求罷相離京。英宗當然不答應，於是命令翰林學士范鎮代筆批示。范鎮寫了一句話：「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據說，這句話讓英宗很不高興。周公的封地在魯，可是周公沒有到魯地去，而是留在王都輔佐成王，維護大周天下的一統。把韓琦比作周公是什麼意思？難道說，他老人家走了，天下人的讚美謳歌、國家的司法行政也要跟著走嗎？你的眼裡還有沒有朕？！英宗一時著惱，范鎮因此罷職。也有人說英宗本來沒那麼敏銳，是歐陽修挑撥離間，過度闡釋，撥動了英宗敏感的神經。歐陽修說：「范鎮用周公來比擬韓琦，那麼就是用小孩子成王來比擬陛下呀！」

司馬光上疏英宗，為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申辯，祈求英宗收回成命，同樣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以司馬光對英宗的認識，他絲毫不懷疑英宗會站在宰相府一邊。但問題是，皇帝將怎樣突破禮義的束縛、破解眼前的僵局？

韓琦覺得匪夷所思的，從范純仁的角度看來卻很正常。范純仁比司馬光小八歲，正當四十，血氣方剛，敢於堅持原則。想當年，他做知縣的時候，境內有一塊屬於軍方的牧地，士兵放馬常常踐踏老百姓的田地。宋朝軍民分治，縣太爺不敢惹當兵的，此類事件，之前時有發生，而知縣大人通常都撒手閉眼，聽之任之。范純仁可不管這一套，立刻抓來為首的士兵按律懲處，結結實實打了一頓棍子。事情鬧到中央，范純仁據理力爭，提出「募兵必須依靠農民來養活，體恤軍人應當首先體恤農民」。最終，范純仁贏了，這塊牧地也劃歸地方政府管理。作為范仲淹的兒子，范https://read.99csw.com純仁在乎的是正義和真理。所以，當他上疏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在跟父親的朋友韓琦作對，在他看來，自己只是在糾正皇帝的過失、提醒皇帝警惕權臣亂政，儘管他所說的這個權臣的的確確指向了父親的朋友韓琦。

我的同行冀小斌先生認為，英宗還是有所收穫的。首先，他成功地為自己的父親取得了「父親」的稱號，滿足了私人感情的需要。第二，他在這場政爭中練習了做皇帝的權術。本來，爭論的標的是他父親的稱呼問題，但是，英宗卻自始至終立於「仲裁人」的不敗之地。他高高在上，看著宰相欺壓台諫，台諫攻擊宰相；他順著宰相的意思，尊崇了父親、罷免了台諫，又把台諫攻擊宰相的奏札批轉給宰相，警告他們切勿專權營私。最終，台諫被轟了出去，宰相雖然還在位，但是聲望大損，變得容易控制。英宗的皇位便愈加牢靠。而司馬光在英宗的帝王養成術中起到了引導教練的作用。

到這個時候，濮王的父親名義爭奪戰已經演變成了台諫官與宰相之間、或者說兩代政治人之間的對峙。台諫官彈劾宰相姦邪，要求罷免宰相，呂誨、范純仁、呂大防交出了御史台官的任命狀，居家待罪，表示「甘與罪人同誅，恥與奸臣並進」。宰相則針鋒相對，毫不退讓，歐陽修說：「如果陛下認為我們有罪，那就應當挽留御史；如果認為我們無罪，那麼，請陛下自行決定。」最終，英宗做出決定，免去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的御史職務，呂誨出知蘄州，范純仁出知安州，呂大防出知休寧縣。

這天上午，剛剛散朝，一個消息就傳到了司馬光的耳朵里。據說，宰相們要請皇太后親自出面來化解僵局。首先，皇太後會親筆寫一封信來表達善意，提出尊濮王為皇，濮王夫人為後，建議皇帝稱呼濮王為父親。然後，皇帝會表示謙讓，拒絕給濮王及其夫人皇、后的尊號，但接受稱濮王為父親的建議。如此一來，英宗稱生父濮王為父親，則是奉了皇太后的慈命，不但不是越禮非法，反而是孝道行為了！真真的兩全其美！

第二天，兩道敕書幾乎同時降下。第一道敕書的主要內容是宣布皇太后的親筆手書：「我聽說群臣建議皇帝尊崇封贈濮王，至今還沒有結論。我再次翻閱前代史書，才知道這本來是有前例可循的。濮王和三位夫人，可令皇帝稱『親』。另請尊濮王為『皇』，三位夫人為『后』。」第二道敕書，則是皇帝在接獲皇太後手書之後的手詔批示：「朕剛剛繼承（仁宗的）大統，唯恐德行與地位不能相稱。稱『親』之禮，謹遵皇太后慈訓。至於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的禮典，就難以從命了。」

兩道敕書一經頒布，宰相們自以為圓滿地解決了濮王稱呼的難題，可以舒一口氣了。然而，在「皇伯派」看來，這兩道敕書雖然看上去十分美滿，卻無法自圓其說。正如司馬光所說，這就是欺騙，赤|裸裸的欺詐！上欺天，下欺人！

果然，呂誨的重炮不僅沒有擊落韓琦，反而傷到了同屬「皇伯派」的翰林學士范鎮。范鎮被免去了翰林學士之職，外放陳州知州。皇伯派又少了一員大將。為什麼會這樣呢？

最讓司馬光感到難過的，是朝廷風氣、制度的隳壞。宰相用詐計逼迫太后出面促成濮王稱親，權勢用卑鄙的手段戰勝了正義。老一輩政治家在濮王名義問題上表現出極端的固執、蠻橫與破壞性，他們親手破壞了自己參与建立的台諫制度和諫諍傳統：所有敢於唱反調的台諫統統被趕出了首都，而台諫的作用本來就是挑毛病、找問題，「唱反調」是台諫的本分。呂誨、傅堯俞他們被趕出去之後，在濮王名義上有過「正確」表態的人進入了台諫，而這樣只會跟風的台諫官，你怎麼能指望他們發現問題呢？！